我们还可以通过寻找喜欢阅读罗莎·卢森堡的人，寻找我们的朋友吗？几年前林贤治主编《沉钟译丛》，其中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正好弥补我当时只有1990年版、只印了800册的《卢森堡文选》下卷的遗憾；现在的《花城译丛》又有一册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我感到生活中仍有人需要了解那位革命的女性，“红色罗莎”。
时代中的罗莎·卢森堡
现在这本《狱中书简》只收有97封信，还少于《论俄国革命·书信集》，但是两者之间有不同，“书简”全部发自狱中，有些就是“书信”所无。书后的附录收入汉娜·阿伦特撰写的论卢森堡和评述J.P.奈特撰写的卢森堡传记的专文，更是一篇很有思想价值的文章(可惜译文有不少地方读来不甚流畅，可同时参考收入阿伦特的论文集《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另一译文)。读阿伦特此文会使我们头脑中那个单纯的、诗意的、美好的形象变得真实、复杂起来，会使我们把“红色罗莎”放置于那个充满了复杂、混乱、暧昧和矛盾的激进运动的漩涡中进行考量。
如果从世界近现代史著作中检索罗莎·卢森堡出现的频率，可能会使我们失望；甚至在德国史(我不知道在波兰史著述中情况如何)专著中，她都不如我们可能想像的那样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位属于波兰和德国的政治活动家的确为她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她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有值得我们珍视的理由。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被害事件，当然是与发生于1919年1月6日至15日的柏林斯巴达克联盟起义有直接联系。有历史学家指出，在6日的街头群众集会中，卢森堡曾发表演说劝告斯巴达克同盟的同志不要夺取政权，因为运动还没有获得足够群众的支持(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下，第593页，陕西师大，2001)。但是起义一旦成为现实，她又成为了坚定、勇敢的号手。卢森堡在发表于1月7日的文章中呼吁党的领导人要勇敢地负起领导起义的责任，要“行动起来！”；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不要谈判！要行动”；在这些文章中卢森堡关于革命党的领导人必须坚决地、勇敢地领导行动、全力推进街头战斗以夺取政权的呼吁，正是她在1918年撰写的著名的《论俄国革命》一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之一：她据此而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起义中的部分工人和士兵遭到军队的残暴杀害的时候，卢森堡于14日发表了饱含着悲愤激情的文章，怒斥“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均见于《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二天她本人也遭到残忍的杀害。她的勇敢无畏与充满道义激情的品质使她的形象超越出政治斗争的漩涡和泥淖，成为正义反抗者的红色象征。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对比卢森堡与列宁，认为前者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要比后者的自由得多，也更富自发性(休斯《欧洲现代史》，第135页，商务，1984)。的确，卢森堡与列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把缺乏公开监督与言论自由的少数人专制的危害性异常尖锐地揭示出来。早在1918年十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她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
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见《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3～504页，人民出版社，1990)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特地引述了这段话，并认为“她这些预言般的话语，今天读来(该书写于1963年——引者注)就像是对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的现实描述”。
卢森堡对于自由的珍重还可能与她对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启蒙、首创精神的憧憬与信任有内在关联：她尊崇工人阶级的自发力量与首创精神，容许试验与失败，因此容不得任何人以政党或真理的名义垄断言论、扼杀自由；她强调人民可以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学校(在1906年她的《群众性罢工、政党和工会》中有详尽阐述)。也可以说，她的自由观所表达的理性与情感都是从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生发起来的。
监狱里的罗莎·卢森堡
回到她的书简中来吧。读她的《狱中书简》，除了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她所面临的形势、所参与的政治活动，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她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充盈着她的情感、天性、品质，有许多关于艺术、历史、哲学甚至植物学、动物学的思考。随便翻开一封信吧，她在给汉斯·狄芬巴赫的信中提到了女人天性中应该具有的两项基本要素是善良和自尊；提到了德国文学中的一个欠缺：缺少文史体散文，并指出它不能是精神阳痿者的避难所；谈到了在情感的冲突中，“如果我遥遥感到哪个人不喜欢我，那么我的心，就会像一只受惊的小鸟那样，立刻离他而去。”仅此一函，那里面的情感与品质、才华与思想已然把这位革命女性的人性、温柔与智慧的另一面展示无遗。
阿伦特说，当她的两小册书信集出版时，便足以打破那个宣传中嗜杀的“红色罗莎”的形象。她还谈到卢森堡的传奇形象成为了“对于这场运动逝去的美好时代的怀念之象征”。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不也是曾经怀着对激进运动的怀念而寻觅心中的传奇形象么？
监狱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特殊的写作室，就像流亡可以成为一所学校。
在我们的思想资源中，对我们影响更大的、写于监狱中的左翼著述应首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是一部对当代生活仍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著作。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则较少涉及理论问题，不是她缺乏那种兴趣和思辩能力——她的《资本积累论》被称为自马克思死后的无可匹敌的成就，而是因为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存有比理论、斗争、政治运动更使她感到亲切和着迷的事物，比如知更鸟、青山雀、鲜花、土蜂。她说在她的心灵深处，山雀要比“同志们”更亲近些。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狱中书信提供了另一种维度。“借着写信的机会”，“发展出我看待自身的新眼光，也可以借此审视自己是如何看待人生的基本事情的。”于是他在须经过审查才能送出去的给妻子奥尔嘉的信中讨论了信仰、人生的意义、行为的准则、必须坚持的立场等问题。他的狱中书简是后极权时代中人类良知的自我质询的哲学文献。
在我们的文学阅读中，也还有一位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令人感动，她的书信是“一束寄给亲朋好友的勿忘我花，是充满苦难和悲伤的心灵哀歌”。卢森堡与她比起来却是一只翱翔在天空的鹰，时而会发出“革命和革命带来的一切事物万岁！”的叫唤。总之，“红色罗莎”的狱中书简是她个人独具强大的精神魅力的明证。
快读
全译本
伏尔泰《论宽容》
《花城译丛》还收入了第一次全文译出的伏尔泰的著作《论宽容》，这本著作是启蒙运动中关于宽容问题的重要经典之一。宽容(Toleration)原来是天主教国家里对于非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的具有法律意味的承认，以后逐步延伸到社会和政治观念、生活习惯和个人行为。从较为严格的定义看，宽容指的是有权力者或有知识者对于自己所不赞同的行为和思想的一种不干涉的审慎选择。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对于人作为自由人和理性人的尊重必然引伸到对其自我选择行为的尊重。宽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文明程度的一项指标，但对于许多仍生活于后极权状态中的人们来说，仍必须为之奋斗。
前有洛克的《论宗教宽容》(1689)，后有J·S·穆勒的《论自由》(1859)，从思想史上看，伏尔泰不一定是为实现宽容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但肯定是属于最积极的争取宽容者之列。在本书中，伏尔泰以发生于1762年的卡拉斯冤案为起点，由此引发出“向公众阐述关于宽容、宽和、同情的几点感想”(第一章)。面对宗教迫害所造成的流血灾难，伏尔泰的愤怒质疑是：“有些人断言，人道、宽容和信仰自由都是可怕的东西；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造成过上面说的那些灾难吗？”(第三章)然后，他反复地讨论了宽容是否有害、哪些民族容许宽容、为什么要反对不宽容、什么是普遍的宽容等问题。他甚至还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广州的故事。伏尔泰以他对中华文明的敬仰而杜撰出一位广州官员关于宽容的高见：“如果现在你们要别人容忍你们的看法，首先你们自己就不要是不能容忍异己的人，也不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人。”(第十九章)在全书的结尾，伏尔泰说：“如果没有宽容，狂热就会蹂躏大地，或者至少使世界陷于痛苦之中！”(增补编)这里所讲的狂热与蹂躏，不正是我们曾痛苦地经历过的岁月吗？
有人或许会问，提倡宽容的伏尔泰自己是否真的很宽容呢？据说他曾养过几只猴子，却是以与他论战者的名字来命名。即使是真的，我们只能说他的内心没有气量，这不也正是应该宽容对待的一种个人性格么？伏尔泰此书中有一名言：“我们指责罗马人进行迫害，难道我们自己也要成为迫害者吗？”不幸的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许多曾受过迫害的人却会变得更不宽容。
■ 李公明
□ 延伸阅读
《狱中书简》，(意)葛兰西著，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43.00元。
本书收集葛兰西写给亲友的456封书信，是葛兰西思想及活动的“档案”，是《狱中札记》的“导言”及“指南”。这个译本从意大利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