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在北京，住处相距不远。有一日黄送沈回家，经过羊宜宾胡同口时，胡同口公共厕所内传来一阵悦耳笛声，奏的是当时流行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高万丈”。“表叔听了，停步抚掌曰：‘弦歌之声，不绝于耳啊！’”
老顽童黄永玉为林行止先生的《说来话儿长》写了一个可爱的序言。厕所里不见得就没有好的演奏家，在厕所里下棋的也不都是“臭棋篓子”。我无此福分，只听见有人在如厕时调试手机铃声的。
有关下三路行为的新闻总能成为热点，因为下三路涉及个人之最私，其趣味非淫即恶。相比林行止说“那话儿”的淫，我更爱看他说“恶”的部分，看东西方没有厕所、手纸或抽水马桶的年代人怎么方便，看人对屎尿之事的反应的流变。林行止说：“庄子虽说‘道在屎溺’，惟对于传媒工作者来说，担心的不是‘道不道’而是‘雅不雅’，有关粪便的‘不雅’信息可能不受家庭观众欢迎，因此可免则免，将简就简；不难想象，如果在家庭进餐时电视播放有关公厕的新闻，转台或熄机是必然的。”这令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诗联：上联是“天上下雨不下水，下到地上变成水。下雨变水多费事，不如当初就下水。”下联是“老爷吃饭不吃屎，吃到肚里变成屎。吃饭变屎多费事，不如当初就吃屎。”上联是统治阶级的挑衅和刁难，下联是被统治阶级的反唇相讥。地主老财被长工这么一臊，自然干瞪眼说不出话。然而后来听上海独角戏第一经典《祝枝山大闹明仁堂》，民间故事中的“吃饭变屎”在祝枝山口里成了“喝水变汗”，同样是戏耍权贵，却蒸发掉了一半喜剧效果。这说明“屎”这个字有种杀伤力，杀伤的是人的五感，所以不但有碍观瞻，甚至都有碍耳闻。沪版祝枝山可以说“棺材”，可以说“殡仪馆”，却断断不能说出“大便”，权贵文人讽得，才子斯文则不能辱没。
但是人又怎么能离得开这劳什子，毕竟它是人自身的产品。看过畅销小说《香水》的人都会对巴黎这个集“香水之城”和“臭都”于一身的古怪城市印象深刻，林行止也提到了，尽管在1395年议会就立法禁止当街倾倒粪便，但由于卫生设施跟不上，又无法收集来作为田料：“直至十八世纪仍有人‘贪方便’这样做”。更多的住户则趁着月黑风高，从窗口往下泼屎泼尿，敢情向来以文明社会自居的西方人，他们的故事里也是“屎”不绝书。
书中的很多幽默的记述，其实都来自这话题的禁忌性。全体谋求进步的人类都需要面对“便便”的考验——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赋予“屎”以一百种能指，终究不能抹去其给人恶心感的所指。一个人未必会“谈虎色变”，却一定会“谈屎色变”，于是人们把它列入禁忌。所以，遇到偏偏不懂这一套的人，比如著名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里赵丽蓉饰演的“英雄母亲”，一说她清早起来第一件要干的事是“上厕所”，观众立时哄堂大笑。“耆言无忌”让人醒悟到人生活在何其可笑而无奈的禁忌之中。
裴启《语林》载：“刘实诣石崇，如厕，见两婢持锦囊，实遽退，笑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崇曰：‘厕耳。’……”关于厕所的轶事让人忍俊不禁。正因为屎是不可说、不可描述、所指不可直陈的禁忌，它和它有关的器物场所才会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引出许多笑话。昔日英国有“流动厕所业”——身着黑大衣手持便器“为民服务”的小贩；我国明末清初有人霸占“路厕”收费，干这些工作的人，发财都发得让人嗤之以鼻。更不能不提的是传统相声《学四省》里的情节：甲穷困潦倒，乙则是一个靠开“大粪场子”、管了十几个厕所而发迹的土财主。甲先是狠命恭维乙的阔绰，最后抖底“有了这十几个厕所啊，你这一家子都吃不了啊！”话音刚落，乙就“噗啊”的一声吐了个跟头。相声中最痛快也是最狠的挖苦莫过于这个情节了：狠就狠在绕开“屎”字骂你，让你自己想象，自己恶心自己。
记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第一天的央视广告里，接在“肯德基”后面的是“荣昌肛泰”，次日这两段广告便销声匿迹，似乎表明在水厕技术精良，有关“文明”的共识越来越深的情况下，多数人还是不能抛弃固有的心理禁忌。到了这个地步，想来也不能怪罪屎尿本身不招人待见——好像是人自己在有意无意地焕发它们恶心人的潜力；是人们自己臧否人物、褒贬社会时持有了不好的趣味和动机。《易经》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庄子看得更通透，“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说“道”每下愈况，茅坑里的东西都位列其中了。既如此，是把“道”当作“器”使唤，还是把“器”当作“道”慎以待之？《说来话儿长》触不到更深的问题了；屎溺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也。
□延伸阅读
《清洁与高雅——浴室和水厕趣史》，(英)劳伦斯·赖特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2月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