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探望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其颁发了杰出贡献国家奖。我注意到，这一消息引起国内媒体关注，评论界人士还为此发表了看法。
对于索尔仁尼琴，许多人并不陌生。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生中的许多岁月，是在监狱和漂泊中度过。直到1994年回国前，他一直被前苏联视作“异议作家”，作品不能出版，个人被开除作协会籍，直至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登门拜访，作品被收入地方行政官员必读书目。个人境遇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格外引起关注。
国内有媒体解读，这表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后，88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彻头彻尾错了。
作为一名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作家，说他“如愿得到了国家赋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显然并不符合他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正如普京所言：“即使到今天你还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自己的事业，绝不妥协，自始至终在自己的生命中坚守这些原则。”由索尔仁尼琴的一生经历也不难看到，索尔仁尼一切遭遇皆因“绝不妥协”而来，怎么可能因获奖而感到“如愿以偿”。
再者，早在1989年，苏联就撤销了当年加在索尔仁尼琴头上的一系列不公正“决议”，其作品得以在国内陆续公开出版。后来，时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还想颁给索尔仁尼琴一项国家大奖，但被他拒绝了。因此，应该说是索尔仁尼琴一直拒绝接受来自国家主义的“追认”，而并非官方迟至今天才“肯定”这位伟大作家。
事实上，俄罗斯人民也不可能直到今天才认同索尔仁尼琴。因为，一位伟大作家的背后，一定站着千千万万个伟大的读者。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关于“伟大读者”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尚未成为大思想家的以赛亚。伯林，以外交人员身份前往苏联。期间，他造访了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作家。在那个年代，阿赫玛托娃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朋友面前悄声读完她写的诗歌，然后就着烟灰缸将一页页纸烧成灰烬。临别时，阿赫玛托娃赠送伯林几本（经过严格审查后允许出版的）诗作，每本都亲手题写献词。
伯林带着这些书，忐忑不安地进入边境检查站。一位女官员仔细翻查他随身携带的物品。这时候，让人讶异和感动的一幕发生了：当这位官员看到这些女诗人题赠的诗作后，庄重地朝着伯林鞠了一躬，然后让他通过了检查站。
正是有这样的“伟大读者”，所以我才坚信，当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漂泊异国之时，他所时刻牵挂的祖国，一定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心里默默地关注着他。以赛亚。伯林造访前苏联，差不多也是索尔仁尼琴因在致朋友信中批评斯大林而被捕之时。就是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可见，那个年代的异常气氛，并不能阻止作家的“道义力量”，更不可能使人们的灵魂衰败枯萎。
也因如此，当看到普京探望索尔仁尼琴的场景，我脑海里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位前克格勃，当年会不会也是索尔仁尼琴的读者？这个问题，当然只有普京自己心里清楚。不过，普京颁奖的时候，还对索尔仁尼琴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把你和你的作品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相连。”也许，在这成千上万的“伟大读者”当中，也包括了普京自己。
这更多不应是一种想象。比如在一部反映东德时期的影片《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中，就可以找到某种关联与诠释。
2007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