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的某些师生似乎比较偏爱后现代思潮，兴许是受“后学”之新历史主义领军人物海登。怀特的影响至深，又或许是狂迷语言的强大功能，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历史是叙述的，所以真实永远不可靠近。对这种试图以文学语言与文学修辞一统人文天下的虚妄看法，我深不以为然，历史叙事与历史本来就是两回事，一个是方法、看法，一个是事实存在，二者有别，但又并非你灭了我、我盖了你的关系。
语言固然可以去篡改历史，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是人写的，但历史记忆的线索绝非仅仅来自语言，历史有非物质记忆，更有物质记忆，语言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串连记忆的手段而已。举个例子，对于中国古代女子的生存境况，《列女传》是一种记忆，安徽等地的贞节石牌坊、各性博物馆收藏的春宫图当然也是一种记忆，以各种呈堂证物作证，历史又能被语言蛊惑到哪里去呢？！对于历史而言，考证出基本事实远比文学修辞更为重要。
当然，语言乃至权力有强大的篡改功能，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几乎都在蒙受这种耻辱与灾难（其它历史书写姑且不谈），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语言如果能够自觉承担起恢复历史基本事实的功能，尤其可贵。《万象》、《书屋》、《随笔》、《读书》等人文杂志，一直在有意收入力图恢复历史基本事实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着眼点不大，从细节入手，探寻历史拐点的人为、非人为因素，很是耐读。
2007年第6期《万象》收入胡文辉的《张之洞与嗜眠症》一文，该文所考，乃影响晚清政局的一大公案——张之洞与袁世凯的交恶：事端大致是张为袁饯行时，酒未半，张竟然睡着了，袁项城拂袖而去，张醒来后，“急命排队请袁回”。因此事，时人以为张故意怠慢袁，项城也为此耿耿于怀。但胡文辉据黄秋岳、徐珂等人的记载，考出张之洞“动辄入梦，实属病态”，此结论应属合情合理。张袁交恶是事实，但何以交恶，更须考证。
王彬彬的《一九三六年的“双簧戏”》一文（2007年第3期《随笔》）也点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对于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起人及中间转折，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通常语焉不详，高中生只负责背诵该宣言的时间、发起党、八字口号以及感受那热气腾腾的民族主义情怀就够了，但实际上，《八一宣言》的出笼，自有其曲折过程，王彬彬在文中指出《八一宣言》由王明于8月1日起草，经共产国际审议批准之后，于1935年10月1日发表于法国巴黎的《救国报》，这份宣言回到国内之后，诸多波折，文章都有涉及，可作参考，而至于王彬彬提到的有关西安事变之若干细节，未必真确，但真相究竟如何，唯有待史家的进一步解码了。
夏侯叙五所写的《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系列文章（《书屋》2007年第6期等），也由一些细节带出不少历史公案：傅斯年出了名的火大，当他听说高宗武夫妇到了美国受到胡适大使的关怀之后，致函胡适，痛骂高宗武，但经夏侯叙五参考各种资料文献，发现高宗武早于去美之前已与胡适有交情，而高在30年代于中日外交努力中的种种尴尬也随之披露。
我们不妨再把眼光放到域外。程小牧撰文《青年就业法案、效区骚乱、革命或其他》，发表于2007年第6期的《书城》，该文从首次雇佣合同、巴黎郊区的居民构成入手，以反思法国过去两年的行政危机，因为作者从一些基本事实出发，巴黎近年发生的“骚乱”之成因也变得相对清晰，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巴黎的前景并不明朗。
这类考究历史细节的文章，为数不算多，但断断续续的，总会有一些。辨认是阅读的重要姿态，也许一两个被纠正的细节，就能改变你我的看法。
对历史细节尽可能慎重地斟酌，可以有效地避免今人情绪化地想象历史、盲目地反对普世价值，可以减少今人从道德、正义、威权等层面利用历史的机会，也可以稍稍缓解一下那些狂迷语言功能之士的激情。
学者叶秀山当年在论及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时候，认为今人不应该妄自去推翻前人所设下的所有假设或论断（大意）。换言之，在怀疑主义意图颠倒一切的年代，我们还是应该预留一点位置给那个“信”字，这样一来，我们的今生前世不至于全部被推倒，我们未来的人生也不至于完全陷入虚无。
那么，这个“信”字又从何而来？坊间流传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被人“嫁祸”给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为此蒙冤近百年，在这里，且借这句极具新历史主义色彩的话来收尾——我的看法是，历史怎么打扮不重要，重要的是考证并确认这个小姑娘的“在”，“信”字该由基本事实出发，基本事实的尊严里面，隐含的是人的最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