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有过数面之缘。二零零六年六月，在柏林召开的国际笔会的年会上，我聆听了他精彩的演讲，独立中文笔会的同仁还在一家中餐馆中宴请了他。格鲁沙非常关心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共当局打压下的艰难处境，还特意询问了师涛等被关押在狱中的会员的情况。二零零七年二月，在香港召开的亚太作家会议上，独立中文笔会举办了自由写作奖和林昭纪念奖的颁奖典礼，自由写作奖的得主为《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作者、“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由于丁子霖受到中共当局的阻挠，无法赴香港领奖，所以她的受奖词由我代为宣读，并由我代她领奖，颁奖者正是格鲁沙。我注意到，在颁奖的时候，格鲁沙流下了眼泪。
后来，当我读到由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廖天琪女士翻译、并由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快乐的异乡人——格鲁沙诗文选》一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在那一瞬间，格鲁沙为何会留下眼泪。这位与哈维尔齐名的捷克作家，也是与之并肩在共产独裁统治下为思想、言论和写作自由而抗争的异议知识分子，在书中这样写道：“在北京出动坦克屠杀学生的那个星期，我的儿子被人发现死在布拉格。整个事情情况不明，当局匆忙地就结了案，这令我至今心中悲愤不已。”格鲁沙二十三岁的儿子马丁，一名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青年，在曙光即将到来的前夕，被无名的黑手所杀害，至今真相不明。而丁子霖女士的儿子蒋捷连，一名年仅十七岁的少年，也在天安门屠杀中死于专制者罪恶的子弹。格鲁沙在给儿子的短诗《马丁》中写道：“喂，马丁／哒哒的马蹄声／穿过布拉格／马丁，你呀／冬日的骑士／我控诉／在这样的日子里／空手／我抓／你的／坐骑蹄下的／火花。”共同的民族苦难和个人命运，将捷克与中国、格鲁沙与丁子霖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诗人到囚徒
在我与格鲁沙有限的几次接触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作为诗人的浪漫、幽默与从容。格鲁沙如今身兼国际笔会主席、维也纳国际外交学院院长等要职，在捷克民主化之后的九十年代，还曾加入哈维尔任命的内阁，先后出任教育部长和捷克驻德国大使、驻奥地利大使等显赫职务。但在本性上而言，格鲁沙不是一名循规蹈矩的官员，亦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政治家。他成为异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本人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不是因为渴求分享和获得权力，而是因为他那诗人的身份。
格鲁沙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其文学创作，虽然后来兼有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记者、编辑、翻译家等多重身份，但在文坛崭露头角还是以诗歌的创作。按照中国文坛的“常识”，诗人是离政治最远的一群人，诗人似乎不必关注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单单封闭在个人的想像世界里，便可以写诗了。格鲁沙却发现，诗歌与帝国、诗歌与坦克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诗歌的本质便是赋予作者和读者以自由，而独裁政权最恐惧的便是“自由”这个词汇。
诗人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这种独特的语言必将带来独特的人性，带来多元化的世界，正如格鲁沙所说：“人们生活在恳请式和命令式的语境当中，这种语言又是建立在不受公共舆论监督的概念之上的。谁要有自己的语言，他就会被独夫们没完没了地盯上了。”他认为：“一名诗人跟独裁者的区别在于，诗人不作独家言，他拥有自己的语言。荷尔德林说得好：对谈。诗人不像画家或者音乐家那样，诗人不能脱离他创作的原材料。他的材料——语言，不可能只就事论事。”也就是说，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作为真理载体的诗歌，本身便是对独裁者所要维持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诗人不能成为鸵鸟和蜗牛。一旦你开始写诗，你便成为独裁者的敌人。一个对于独裁者来说无害的诗人，不配戴上“诗人”的桂冠。格鲁沙创办过多份地下文学杂志，先后被当局查禁。后来，他遭到官方的“职业取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到建筑公司当工人。一九七八年，他因为出版小说《问卷调查》而被逮捕，由于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的抗议，才获得释放。
那段时间，格鲁沙最担心的便是不是人身的安全，而是手稿的安全。俄国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将丈夫的诗稿藏在一支锈迹斑斑的铁锅中，而格鲁沙则将诗稿埋藏在地下——“由于不知道政府派的警察何时会来，我把部分稿子藏在我在巴比伦森林所拥有的那所农舍的沙坑里。我把完稿藏在一个铁盒子里，上面用几铲土掩盖着。天知道，那些稿子对我有多么珍贵。最要紧的是，思路不可断掉。我用手写作，因此没有复印本，连复写纸都没有，一被搜到就一网打尽，所以我才用这种特殊的格鲁沙式的稿子安全保护措施。可是一个星期之后，纸都湿透了，字迹斑驳……”这是一个苦涩的黑色幽默。可是，无论独裁者有多少警察、耳目，这些诗文最终还是如泉水般流淌过一颗又一颗的心灵。诗歌是不能被囚禁的。
一个“没有故乡真快乐”的波希米亚人
一九八零年，格鲁沙被“许可”出国访问。在此期间，捷克当局剥夺了他的国籍，并禁止他回国。一无所有的流亡生涯开始了。与所有流亡者一样，格鲁沙经历了一段换一种语言写作的、痛苦的蜕变期。他写道：“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什么是比夺走他的语言更严重的呢？我被赶出国门，来到了德国。在那儿我有许多朋友，但没有我的语言，这是极为痛苦的。我决定开始蹒跚学步——使用新的语言。事情就这么发展开来。”当然，流亡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亲切的母语，还意味着“失去了与之息息相关的切肤感和他写作的内涵目标”。
那么，格鲁沙如何战胜流亡带来的失落、疏离和孤独呢？与之相比，中国人是世界上乡愁感最强烈的一群人。日暮穷途，乡关何处，琵琶声声，孤雁南飞，断肠人在天涯。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于生活在一个以血缘、乡土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当中，人生中最大的悲剧便是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归。这也造成了中国文化中缺少对“异乡人”这一身份的正面阐释，中国的文化流亡者群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旺盛的创造力、文化的自信力及他信力。我在人们为刘宾雁编辑的纪念文集《不死的流亡者》中读到的更多的是悲情，而不是格鲁沙所说的“快乐”。
我个人认为，这种区别的背后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在身处国内时，格鲁沙便自觉地以“少数派”和“边缘人”自居。欧洲的知识分子从中世纪开始，便可以依托于市民社会，而不必“学而优则仕”、不必“卖与帝王家”。与某些念念不忘在国内曾经拥有过“帝王师”身份的中国流亡者不同，格鲁沙们从未居于“中心”的位置，也就不会有驱之不去的失落感了。有一次，格鲁沙被警察审讯，警察突然询问说：“你是犹太人吗？”对此，格鲁沙反问道：“到底为什么他和许多其他的审讯者都不认为我是个货真价实、土生土长的捷克人呢？到底我是怎样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异乡人呢？”他的脑际闪过一个斯拉夫语的句子：“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在警察而言，“犹太人”包含了种族意义上的贬义；在格鲁沙
而言，“犹太人”则是文化意义上的褒义。换言之，在其心目中，真理高于民族身份的认同，为了捍卫真理，他宁愿在自己的国家变成“异乡人”。这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坚守。
其次，格鲁沙是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他像苏东坡那样做到了“吾心安处是吾家”。格鲁沙还是以民族主义为标榜的各种极权主义的批判者，正如译者廖天琪所指出的那样：“格鲁沙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极权主义的大灾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二者所犯的反人类罪都是假借‘祖国’和‘人民’的名义。为破解这种虚伪的民族主义，他提出了‘没有故乡真快乐’。这也是他散文集的书名。他认为只有摆脱那种滥情并被误导的国家民族感情，才能成为自由人。他自己就是在流亡中获得新生，感到没有任何界限、边境的自由。”与之相反，中国许多流亡海外的异议分子，虽然口口声声说反对共产党，却深受共产党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深陷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泥潭之中。比如，他们一涉及西藏、台湾问题，便疯狂地喊打喊杀，将“祖国统一”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来供奉。同时，他们对于当下所生活的“异乡”的文化，也不愿了解、学习、消化和融汇。他们在异乡过着紧张的、敏感的、孤臣孽子式的生活。因此，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像格鲁沙这样的“快乐的异乡人”。
反抗者的谦卑与失明者的看见
在香港亚太地区作家会议上，独立中文笔会专门为《快乐的异乡人》一书的中译本举办了首发式。许多笔会会友簇拥着格鲁沙，请求获得签名。个子矮小、头发稀疏的格鲁沙，淹没在人群之中。他羞涩地微笑着，有求必应。格鲁沙从来就不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战士和领袖，而是一名谦卑的反抗者、一名持之以恒地说出真相的先知。
在长篇回忆文章《我的手杖抽芽开花了》中，格鲁沙用极端平静的语气描述了捷克共产政权垮台后，他回到阔别九年的祖国时的情形：“政权易手后，我回到故乡，并不喜悦，反而心情低沉。我不情急，也不像别人那样充满希望。当我等在边境的时刻，就在同时，国安局的碎纸机正在嘎嘎作响，把我的全部档案灰飞烟灭。反正这是他们到目前位置所作的表态。”他早已料定那一刻会到来，他不慌不忙，恬淡从容。他已经流泪播种过，是否去欢呼收割却不重要了。他丝毫没有回国去“论功行赏”、接受群众顶礼膜拜的心态。这种“平常心”是何等可贵。
我个人认为，《快乐的异乡人》一书应当与哈维尔、米奇尼克、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苏联东欧异见知识分子的著作一起，成为中国文化人的“必读书目”。让我们从中学习谦卑、学习宽容、学习如何认识自己。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异见作家刘晓波在题为《反抗者的谦卑》的序言中感叹说，面对前苏联和东欧的异见人士，无论是知识的结构还是写作的成就，无论是视野的开阔还是思想的深度，无论是反抗的良知还是人格的健全，都是我们难以企及的。中国的民间反对派要避免变成“只会唱高调的狂妄者和弱智者”，最需要的质素乃是“反抗者的谦卑”。刘晓波写道：“作为体制外的民间反对派的一员，不仅需要面对独裁政权的勇气，更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如果对这样的道义优越感缺乏反躬自问的意识和勇气，就会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高峰，似乎无论怎么反只要反独裁就是英雄好汉。”近年来，类似的“孤胆英雄”屡屡如流星般出现并坠落，此种现象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害无益。
在出狱后的第七年、被放逐后的第四年，格鲁沙因视力模糊而入院。医生诊断，他的眼睛因为受过外力撞击而内出血，为此他几乎失明，疗养多时方才恢复。从这件事上，可以推断格鲁沙在狱中受到过暴力虐待，虽然他在这方面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由诗人而为囚徒，由诗人而为异乡者，由诗人而为失明者，格鲁沙坦陈，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他没有因此而成为祥林嫂般喋喋不休的诉苦者。他也从来没有将这些经历当作指责其他人“软弱”的道德资本。如果陷入到“比谁坐牢坐得长”的“勇敢者游戏”当中，异议运动与他们反对的政权便“殊途同归”了。
格鲁沙在书中多次提及丧失视力时候的感受，乃是从一种哲学的高度上来考察。失明意味着被隔绝和被孤立，意味着残缺与不完全。失明源于身体遭到暴力侵犯，更源于精神遭受蔑视和羞辱，这样的体验对于诗人和作家是必不可少的。我的朋友、也是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的作家余世存，曾这样写道：“我记得卡夫卡晚年看自己写的《饥饿的艺术家》时，潸然泪下。但正如本雅明所说过的，‘如果我们要公正地评价卡夫卡，我们不能忘记一样东西：它是失败的纯粹性，失败的美。’我也记起了，卡内蒂的‘上帝的吃者与饿者’，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是饥饿的事业’，波齐亚的‘我的贫困还没有完成：它需要我’……我们都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孤独。我们蒙受着时代的羞辱，但是，我们无意加恨于世界，因为‘贫穷’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个人的道路，没有掌声，也没有诗意，但我们自得其乐。正如格鲁沙所说：“一九八九年，人们惊喜地看到许多作家竟然魔术一般变成政治家，往往就忘记了，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的那个荒芜国度里，拥有‘异见’，是绝无诗意的。”在今天中国这个毫无诗意的时代与国度里，我们要成为谦卑的反抗者和黑暗中的看见者，我们要忍受一切的屈辱与冷漠，我们尤其要克服自我内心的焦虑与狂妄，而挺住便意味着一切。
谨以此文向格鲁沙及所有从苦难中挣扎着破茧而出的捷克知识分子表达我诚挚的敬意。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弗吉尼亚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