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向暴政讨债索赔

有一些当年的右派或他们的子女早已成为中共内部的当权派，但是他们只要一跟权力沾边，就立刻站队到“加害人”——政府的阵营里去，再也不从历史的公正角度来看问题。对于中共权力核心来说，不论是法理上或是道义上都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正与邪的问题，唯一算数的是权力的有与无。因为“拥有”还是“失去”对于这些深谙厚黑学的贪官污吏来说就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民主社会里，一位政治家下台以后，还可以继续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可用其他的方式贡献于社会，然而，专制政体的高官一旦失势，身败名裂不说，有时甚至人头落地。显然，胡温等党政军的头头们认为，一承认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上的错误，他们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严重的反弹意味着自己身家性命皆不保。因此老耄右派在发出了维权争抗的呼声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善意回应，相反地，多半立刻就被警察公安盯上，被警告要噤声、住笔、禁足。许多人被警告不得出国参加相应的研讨会。

然而历史的面貌总会还原的，在中外的历史上，国家暴力是罪孽最深、为害最烈，也最不可原谅的，犯了罪的政府应当接受审判，它的政权继承者必须向人民道歉赔偿，这是绝不能姑息、逃避、掩盖或推诿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时间。下面以韩国的光州事件、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德国对二战受害者的赔偿为例，看几个政府如何审判旧政权并且背负起历史的道义和经济责任。

光州事件还原了历史真相

韩国的光州事件發生於1980年5月18日，混乱持续约十天。这是一次光州市民响应汉城及全国各地的和平抗议活动，他们要求民主、抵制军人政变、抗议戒严令。握有軍權的全斗煥將軍出动军队和坦克鎮壓這次運動，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死亡和受傷。反对派的领袖金大中被起诉，判了死刑。数千名市民遭逮捕。这次运动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景象：市民，包括妓女们，为受伤者捐钱捐血；坦克碾过抗议学生的躯体；5月21日一名青年爬上坦克挥舞国旗，遭到枪杀。凡此种种跟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有很多令人感动的雷同之处。

在往后几年内，人们一直试图纪念受难者，却总遭到打压。1987年新总统卢泰愚上任后，开始变调，承认光州事件是民主爱国运动。九十年代以降，开始关于赔偿受害者的讨论。1996年事件的罪魁全斗焕和卢泰愚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刑狱17年。1997年五一八终于被定为国家纪念日。同年年底金大中当选为新的总统，他赦免了全斗焕和卢泰愚，一切的赔偿、医疗保险、平反复职的事宜得以开展。在事件中死亡和失踪的人约六百多名，负伤的五千多名，他们都分别得到政府的总计大约十亿美元的赔偿， 所有受害者获得国家所封的荣誉称号。

二二八事件的索赔

1947年2月27日在当时台北街头，因政府查缉私烟造成血案，触发了台湾本地人的示威、罢工罢市的运动。由于士兵开枪击杀请愿民众，爆发的军民冲突遂转变为省籍冲突，蔓延全省。政府除了当即的镇压，随后接着是清乡，大肆逮捕台湾的社会精英分子，台湾从此进入戒严状态的白色恐怖时期。在事件中罹难的人从数千到数万，各方显示的资料有极大出入。

省籍情结毕竟还是得台湾人自己来解开，台湾虽在1987年就解除了戒严和党禁、报禁，逐渐步入民主化，二二八事件也開始啟动了正名和平反，次年“二二八事件调查委员会”成立。但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的处理上，还是到了台湾籍的李登辉当总统的1995年，才正式代表政府向受难者家属道歉。1996年台湾籍的台北市长陈水扁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行政院也将每年二月二十八日订为国定纪念日。2003年和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和馬英九代表国民党再度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

1995年 “財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会”设立了，事件中傷亡的遺属，可向基金会报备和申请賠偿，整个赔偿的过程为时十年，直至2004年10月6日才屆滿。据称，受理申请的案件为2756宗，核准2241宗，其中死亡681、失蹤177、其他1383。最高賠偿金額600萬新台幣，賠偿总額达71.6亿元。台灣政府还将平反范围扩大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期间的7000多宗冤假錯案，受害者得到了政府的賠礼道歉。台湾各地树有纪念碑、纪念馆，每年逢忌日都有纪念活动。今年二二八六十周年之际，一座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行了落成典礼。至此，可以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得以还原，受难者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尊严。惟其这样，长期困扰台湾的省籍情结才有可能逐渐化解，社会的公义和正气才能树立。

德国对纳粹受害人的赔偿持续了半个世纪

众所周知，战后有24名纳粹的最高统领人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审，其中12名被判了绞刑。同时盟军在二战胜利之后，立刻在“四强”占领区推行“非納粹化”运动（Entnazifizierung）。這是根據波茨坦協定的精神，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政治、经济、司法、社會、文化、出版等领域內進行清除残余的納粹分子。大约有20多万德国平民被逮捕，受到审查，并且按罪行的轻重定罪从死刑到无罪发落不等。

在经济赔偿方面，一分为二的东西德各自承担了责任。西德方面主要向以色列和其他自由地区的受害人和国家，东德则向前苏联和波兰进行赔偿。总的说来德国从1952年开始进行的赔偿直到2007年夏季才结束，整整延续了55年，总共的款项是个天文数字的632240亿欧元（根据德国财政部的数字）。

根据 “德国赔偿政策” (Deutsche Wiedergutmachungspolitik)，尚处于废墟状态的德国于1952年就通过“以色列索赔会议”（Jewish Claim Conference）这个机构开始向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发放赔款。赔偿的对象是个人、团体或国家。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政治的原因而在生命、财产、健康、劳力受到剥夺和侵犯的人，都拥有索赔的权利。战后以色列建国，这些巨额的赔款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建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德国的这项“联邦赔偿法令”（Bundesentschaedigungsgesetz）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扩大，连间接受害者，如艺术家、学者由于不同意纳粹的理念而失去职务或经济利益受损，也可以获得补偿。

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继续进行并扩大赔偿的对象，将原来关在铁幕后的那些东欧国家里的纳粹受害者也囊括进来。“和解基金会”于1990年建立，由政府和民间投入了18亿马克（相当于9亿欧元，向波兰、白俄、乌克兰、捷克等
前共产国家的受害人开放，对每个被纳粹关进劳改营的受害者赔偿一千马克。后来施罗德总理和克林顿总统共同创建“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会”，再次由德国政府和企业存入十亿马克，接受世界各地最后一批的二战受害人或其后人的赔偿申请。

长达半世纪的对纳粹罪责的谴责并没有因为2007年夏季终於收尾的赔偿行为而告终。德国社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以为赔了金钱，就能洗掉罪责。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由于德国人对于自己历史责任的反思和忏悔比较深刻和真诚，所以现在虽然又成为欧洲的大国和最强的经济实体，却并没有遭受到邻国的猜忌。最近德国刚刚结束欧盟轮值主席任务，担任主席的女总理莫克尔委屈求全、顾全大局，终于让27个参与国在欧盟基本条约上达成共识和协议，她克尽职守，谦虚低调的态度得到一致的赞誉。相反地，波兰的双胞胎首相和总统在会议期间百般刁难，摆出苦主的态势，甚至提出波兰二战期间（被德国人杀）死的人数今天也应当算进去，这样波兰的人口就有66万，因此应当分得更多的权力。对波兰的缪论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和同情。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物质和金钱的赔偿虽然并不能清洗罪责，但是却是必要的。以色列、俄国、波兰和其他一些曾被纳粹荼毒的国家和个人都得到了德国的物质赔偿。这对彼此在跨越历史鸿沟、治愈伤疤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反观中日之间的恩怨，由于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以德报怨”，周恩来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毛泽东感谢日本，说对中国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么一来，本来就缺乏忏悔意识的日本，就更加拒不认罪，既不赔礼道歉，又不进行经济赔偿。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仇恨情结始终无法解开。现在中共政权更是利用中日之间的积怨作为政治资本，随时见风使舵，一放一收，这其实是极为愚蠢而危险的。情感如洪水，宜疏导，不宜围堵。日本这个岛国毕竟没有大的眼光和气度，而且受了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也是个缺乏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的民族。但是只要日本政府和民间不公开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对亚洲人民道歉并进行一定的、哪怕是象征性的赔偿，那么日本今后依然得承受亚洲邻国的敌意和防范，开诚布公的友谊永远无法建立。

中共建政以来，对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罄竹难书，比日本军国主义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现政府向受害者赔礼道歉、给予物质和金钱赔偿的问题了。东欧的共产阵营垮了之后，近年来开始有了向共产政权讨回公道的组织：“前共产主义政治犯和受难者国际协会”（Die Internationale Assoziation ehemaliger politischer Gefangener und Opfer des Kommunismus e.V.）这个组织遍布东欧各国和波罗地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等地。它们向现政府要求发放被没收的土地和房产，赔偿健康损失和被强制劳改所失去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收集资料文献，把共产主义在各国的暴行、残害的生命全都记录下来。兴许中国人民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盼到这一天。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为历史作见证和记录，中国的老“右派分子”们如今已经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应当坚信，历史的真相和正义是一定会还原的，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