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色情小说谱系里，《O的故事》不是最出名或者最露骨的，但它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法国问世以来，就构成了考验诠释者的陷阱。向来不算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布朗米勒在回忆自己大学里读到这本书的感觉时，用了相当情绪化的字眼：“我合上书将它还回去时，恶心得想吐。”
以女权人士的眼光来审视，究竟“恶心”在哪里？语言不是问题，文字修养和分寸感都饱含精英文化的特质；内容问题不小，因为女主人公O从头到尾，都是积极地以殉道般的热情，在一个封闭的城堡里，甘愿忍受男人皮鞭、镣铐、贞洁带的惩罚和驯养，在“被奴役的幸福”中证明自己的爱情；更大的问题在于作者的身份。小说发表时署名波利娜·雷阿热。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里，任凭小说本身一路走过遭禁、开禁、获奖、拍电影的跌宕命运，作者的真实身份却始终是个谜。即便如此，女性化的发表署名已经足以激怒当时正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的大小旗手——她们(他们)鼓吹的范围从选举权直到避孕药，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被小说里的“O”和小说外的“女作者”拱手送还给了男人们。她“骄傲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因为疼痛而日渐消瘦”，并在腰间烫上了男主人姓名的首字母。
1994年，当前伽利马出版社女编辑多米尼克·奥利终于公开承认自己就是波利娜·雷阿热时，女权运动已时过境迁。在此期间，女人被口号领出家门，又被口号唤回家门，嚷过性解放，又对性解放逐渐厌倦。激情过后是对自身终极命运的反思——无解的反思。奥利的“自首”似乎再也激不起当年的惊诧和愤慨了。人们只是麻木地感叹：是，她是个女人；是，她出于自愿；不，小说里写的并非其亲身经历，她本人的生活(单身母亲，事业成功，爱情自主)在某些方面倒贴得上女权人士的标签；不，那只是一封奥利写给情人——著名出版人、有妇之夫让·保朗的长长的梦幻情书。
即便在粗糙的电影改编版里，小说中那梦幻的气息依然无处不在。每天都在上演施虐－受虐游戏的城堡与纳粹集中营毫无相同点，而其中衣着华美、“痛并快乐着”的女人们倒更像是从安格尔的名画《土耳其浴室》中款款走来的后妃。O表面上呈现绝对的顺从，但她对自身的毅然弃绝发展到极致以后，似乎反倒有了某种奇特的主体性。于是，让女权主义者头痛的问题来了。揭开面纱的奥利反问道：“O怎么见得没有利用这座城堡，这加诸她身体的荒淫，利用这铁镣来达到一种梦幻的最终完成——即摧毁，死亡？难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暗地里，不是她在要求，是属于她自己的要求在限制他们，她的情人们？”
所有的女权问题，一旦纠缠到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掉进这样的迷局。与此相仿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弗洛伊德暗示我们，女心理学家海琳·道尔奇明示我们，大量男人和女人写的小说亦向我们反复强化，女性的性幻想天生含有受虐倾向，即所谓意念中的“强奸幻想”。每当将思路推到这一步，我都只能绕开问题本身，默念人类学家舍瑞·奥特娜那句著名的设问：“女性之于男性，不正像自然之于文化吗？”(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to Culture？)
这句话有多重诠释的可能。放到O的城堡里，加之于受虐女性头顶上的超现实的光环，洋洋大观、自成体系的施虐工具，就完全当得起“文化”二字。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文化是改造并统治自然的规则。在这样的语境下，幻想不可能逃脱规则的钳制。与其说女性的性幻想天生含有受虐倾向，毋宁讲，现成的文化并没有为女性提供受虐以外的性幻想。O的“自由意志”也好，所谓普遍的“强奸幻想”也好，都只是在有限的规则内寻找乐趣并沉醉于其中，都是“自然”致“文化”的情书。
小说到后来，O殒身不恤的积极性似乎让统治她的男主人都有些无所适从，他最后将其转赠他人的原因未尝不能作此理解；而小说外，男作家加缪在为小说辩护的同时，固执地不相信作者真的是个女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女性将男性世界的规则演至极端，也会激起男人们心底深处的不适与惶恐呢？正如，自然对于文化的低眉顺眼早已成为客观规律，但它的反戈一击(滚滚沙尘，滔滔洪水……)往往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