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次重要的成立大会，著名的“南陈北李”都未能参加，“因为张国焘曾短期去过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直到抗战之初，早已是国民党要员的陈公博在重庆再次见到张国焘，“我们知道他已脱离共产党，还替蒋先生做反共的工作。国焘先生和我分别十七年，看他长得胖胖的，谈起话来矜平躁释，绝不像在上海开代表大会时那样锋芒，倒像是言必规行必矩的一个绅士。气质真可以随时代变化的，我于国焘先生尤可见之。”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自述离开延安前的最后三个月，“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流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工夫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高兴的。”其时他已下决心走另一条路，只是在等待和寻找机会。
这位曾经热情地投身五四运动，独挡一面、叱咤风云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当他不顾一切地投奔国民党之后，在他发表的《警告国人书》中说，“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不怎么信任他，只是让他在军统设计委员会挂一个中将设计委员的头衔，主持所谓的“特种问题研究室”，同时任命他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唐纵1941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讲到，蔡孟坚约他和张国焘等吃饭，谈起共产党问题，“张国焘亦赞成我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之主张。张国焘过去为共产党之首领，以为彼必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及见面谈话讨论问题时，观其态度，察其言辞，似亦为一普通之做官人，并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斗争家。我与张国焘正式交换意见，此为第一次。”大约此时，人在屋檐下，背上“叛徒”恶名的张国焘已失去锋芒久矣，他身上再难找见“一大”当年的“趾高气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