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关于《读书》的争论，在我看来，本是一件极为简单明了的事，却因争论各方背后潜藏的焦灼心态和浓重的危机感而出现复杂化、抡棍子、上纲上线的苗头。因发行量下滑影响到杂志的经济效益，两位执行主编汪晖和黄平被《读书》主办方三联书店解聘，换新人上马，重整旗鼓———如此平常的人事变动，在市场经济情境之下随处可见，为什么会激化成一个比今年夏天的平均气温还要高上八度的新闻热点呢？最大的原因，则在于《读书》这个公共交流的平台所承载的使命，成为其自身不能承受之重。自身的定位与公众的期许产生严重偏差，积聚到一定时刻，形成反作用力，将《读书》推上了时代冲突的风口浪尖。
《读书》的问题在于：自创刊伊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于时代精神的鼓舞，《读书》缔造了一个读书界走向自由、开放的神话，也吸引了普通公众的注意力，以至于到今天，公众和知识界对其仍有无限期待；近十年的《读书》则因其学术化、派系化而逐步偏离了此前形成的传统，同时拒斥着公众的阅读热情，其读者逐渐从大众走向小众，这又在反向上刺激着《读书》成为某一派共同体的精神后花园。在这次总爆发式的争论以前，不断有质疑或抨击之声针对《读书》而发，批判的焦点有二，一为文风，一为立场。对此，我认为，任何媒体都拥有自己的定位，就像不能要求焦大爱上林妹妹一样，你也不能要求《读书》杂志为迎合各方而刻意改变自己的立场。当然，在某些通达之士看来，无意义的派系之争早就应该消弭。
对待思想派系的纷争，最佳的处理方法，不是压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将其置入公共交流领域，以公众的自主选择为计价器，看其到底价值几何。对待承载着思想抱负的杂志亦复如是。当它进入市场，如果其所坚守的主义、理论之类并不受公众欢迎，且它不愿为屈就市场而更改自身风格，那最终必然要承担黯然出局的命运。不客气地讲，近十年的《读书》正是这样一个失败的明证。因为据报道，这次换帅之起因，即是今年《读书》订阅量大幅度下降，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没有人是傻子，情愿一面倒贴钱，一面承受越来越尖锐的骂名。
所以，三联书店此次对《读书》主编职位的变更，只能理解为周期性的人员调整，如同将工作不力的某甲辞退，换成某乙。某甲的离职没有成为新闻，而汪晖、黄平的离职却化作公众乐此不疲的消费口水———这大概就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之一种。至于某些人从中窥见某派对某派的打压迫害之类，很不幸，这很容易让我联想起近两年来《读书》所刊发的多数文章的立论风格———这大概是悲哀之又一种。总之，到目前为止，这次争论尚未留下什么正面的事物，痛切折磨我们的真问题被扭曲、被遮蔽，言论与行动的底线遭到损害。其结果，恐怕又是两败俱伤。
最后再多说几句。据报道，《读书》杂志的“大多数编辑”拒绝参加三联书店组织的改组会议，以示对换帅决定的抗议，这其中便包括汪晖先生。窃以为汪先生当下最好的应对之法，不是沉默，而是主动站起来，以法律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三联书店的解聘行为与原先签订的合同相冲突的话。最好能将官司拖到2008年，因为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元旦正式生效，这部法律大大加强了对劳动者权利的捍卫。
汪晖先生不必过于悲伤。夜正长，路也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