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场论”版上“‘丧家狗’之争”的连续热闹，《读书》的换帅风波以及随之而来的文风讨论很值得关注，因为它的门坎更低、群众基础更广、唤醒的恩怨宿债更绵长。一叶知秋，一闪扭腰，我鼠目寸光地看到了“逼宫”的威力和“恋栈”滑稽。掌握了专业知识的傲慢者为何如此惊慌失措、反应激烈、固执己见？原来多年来充耳都是指责和辱骂，他们气受了不少，还随时会“受惊后逃跑”！
细看那些为晦涩文风辩护的理据，更是叫人失望叫人难忍。原来他们把枯燥无味、佶屈聱牙当了“学术”的必然。原来他们以说鬼话为荣！看起来，人口比例中，偏执狂、拎不清、享受孤独、拗相公、一根筋、花岗岩、唯我独尊、思维顺拐、死不改悔、煞风景、过于执拗的数量还真真不少，遇到机会他们就从各自的洞穴中钻出来亮相，十二属相的世界蔚为壮观啊。
同样是“高端”文章，胡适先生不是平易近人、明白晓畅么？余英时先生不是大气磅礴么？黄仁宇先生不是缜密而温柔么？张中行先生不是琐碎唠叨一波九折然后直抵龙穴吗？季羡林先生不是开门见山一语破谛么？木心先生不是崇洋而不忘复古么？好的文章在哪里？——在《读书》杂志以外！让我们再想想阿城的通透，陈丹青的深邃，梁文道那类“百事通”性质的公共知识分子气度，中华文化事业，不是离开了那些“蛋头”学者就兴旺不起来。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批判过书生气歪风：街头刷标语时还硬把人民的人字多加三条小腿，叠床架屋故意搞玄学！当年的葛优他爸，在电影里教“马尾巴的功能”，很认真地说：越是不懂越是证明学问深啊！——它固然呼应着浩劫时期的反智倾向，但也活画了一些人为自己找理由时的捉襟见肘！
文风的艰涩，开中药铺的繁琐，设八卦阵的幽迷，代表了自己头脑的不清晰。清朝的赵翼同学咏道：“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在精神世界我承认我就是不折不扣的三寸钉，但是我很注意别人怎么说，我唯他们的马首是瞻，很多有名姓的人都在不同场合失望，那么多的“别人”都对《读书》杂志发出了质疑的声音，难道大家错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从积极和科学的意义上说，这是不证自明的，那些有识之士说的话正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在《读书》的问题上，我以为大多数人没有错。“消费者”都没权利挑剔饭菜了，这是哪家的王法？
多少明智者、爽快人、当今中国的大排水量精英们，都对《读书》表达了或深或浅的意见，他们的名单排起队列来可以横跨天安门广场……尼采说：有伟大的否定，才有伟大的肯定。那些关心《读书》的人，爱之深才会责之切。
我要从王小波的观点上再进一步：可怜的中国人，常常要交语言捐，交道德捐，还要交一种“阅读捐”！——怕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同辈，就处心积虑如饥似渴如蝇附血地阅读，不如此你会坐立不安心里发虚惟恐被开除球籍，我们的心田被他们跑了多少回马呀！我们的受虐心基于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我们崇敬地爬入伟大传说里的殿堂，我们不管“还是那座庙不是那个神”了，我们像淘金者那样害怕错失了宝贝，我们把仰望当成习惯，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常是点灯来；——我们却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归！
原来以为，像杨二车那样的春水泛滥女人是“绝版”的。谁知过头话到处有，诸如“章子怡被低估一百倍”之类，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读书》诠释、替主编张扬的话里用上了“辜负”的字样，我的语文神经为之一紧。启功先生有诗：老夫于今已骨立，更无余肉为君麻！
陷于热恋的人才说得出过分煽情的话，只有水鱼看绿豆才能把村姑当成西施。“学术深情”不是聚义厅外的杏黄旗，不是给长城贴磁砖的大话，更不是堆砌美妙形容词就能把人蒸熟的迷魂汤！您说您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好骡子，您得牵出来遛遛。
其实若再细分析，汪大哥话里也有祥林嫂的味道：“……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习惯了被攻击。我是认真说的。这一点是我一生中很大的收获。一个文人、学者最怕的就是这件事吧？对我来说，这好像已经不是问题了。”
他们遭遇的责备和批评仿佛反作用力，叫他们“自豪”地站在多数人的对面，顽强，坚毅，还由此而诞生了优越感！也真神奇，恐怕将来也是一桩美谈。面对历史，我无法谦虚——这是余秋雨老师的豪言壮语；罗文有一次揭发黄叔，遇到别人的意见，总是“衷心接受，坚决不改！”如彼有性格的头角峥嵘，看来也应该吸引个把拥戴者。
今天，竟有人在普普通通的报纸文章里为一个不广为人知、也没怎么开山劈河的“编辑”唱“深情”赞歌（详见7月9日“场论”版《多读读汪晖的学术深情》），好像魔术师平地抠饼，“抠”出个“英雄人物”，他百分之百地信了，还强迫别人也信，这究竟是什么现象？社会道德标准的失衡？语文教育的糟糕恶果？美丽高帽廉价化？思维力之混乱？我从晚上九点，想到了午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