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开锣在即，胡锦涛近日竟以两篇讲话公开示意非邓废邓：变邓小平的“不争论”为“要争论”。实行了20多年的邓记“不争论”，于邓小平去世十周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正式终止。“要争论”预示了“十七大”将选择“去邓化”方向。
将“一国两制”偷换成“一国两治”
其一，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一党专政”和“暴力社会主义”——这算是对党内反对派（谢韬、高放等）要求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公开反驳——总书记亲自参与“姓资姓社”之争。
其二，2007年7月1日，胡锦涛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中，将“一国两制”偷换成“一国两治”——说“一国两制是完整地概念，一国是两治的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治，一国和两治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制度之“制”与治理之“治”，是纲与目、源与流的从属关系，绝不可随意对换。全篇讲话淡化“一国两制”，着重“一国两治”，显示胡锦涛要以“国家主体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来治伏想“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特区。这又是在与香港人争论“姓资姓社”。这预示未来香港特区将大步“大陆化”，“社会主义化”。
“要争论”为保“第四代核心”
“邓小平理论”本无什么体系，仅有实用主义的两论：一为1960年代提出的“猫论”，一为1980年代倡导的“不争论”。一再声称要“坚持邓小平理论”的胡锦涛，为何要变邓小平的“不争论”为“要争论”？据说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中共传统，无独创理论口号就别想坐稳“总书记”宝座。只有证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胡才能理直气壮在“十七大”真正“当家作主”，遥控“十八大”。为此，胡锦涛不惜于2004年开始悄悄抛弃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以“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名启动“要争论”，冒险开放争论“姓资姓社”禁区。其主要步骤是——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2004年4月27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工程”旋即组建“课题组”和“工程咨询委员会”，对“工程”的重大研究成果进行政治和学术把关；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内容的第26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200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成立大会；2006年1月16日，2005年度“工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7年2月5日，2006年度“工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重点公布了“‘工程’关于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研究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的部分成果”——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成果；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关于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关于科学发展观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的研究成果；关于科学发展观就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研究成果……
这似乎说明，胡锦涛变“不争论”为“要争论”取得了预期胜利。
高放炮轰“十七大”
然而表面的胜利往往是一种假象。胡锦涛2004年实施“工程”后，人们的兴趣并不在于什么“科学发展观”，而是热衷于“挖祖坟”：各种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争议纷至沓来，日益激烈，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以马列主义专家学者的权威在网上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时题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后，呼吁中共向欧洲共产党学习，抛弃暴力社会主义，尽快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的呼声此伏彼起，一浪高一浪。
如果说谢韬文章给“十七大”添了一个小麻烦，那么高放就是在炮轰“十七大”。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文招来万人评”。在左派纷纷集会讨伐后，谢韬派又在北京秘密召开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将中共转型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径更加细化。杜光、何方、高放、理夫、苏双碧、韩钢、阎长贵、谢韬、徐友渔、冯兰瑞、林京耀、李洪林、何蜀、金雁、吴思、袁正光等知名学者争相发言，其中以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高放意见最为深刻尖锐。
年届80岁的高放先生说：中国现在的民主进步不过是由一人作主改革为五人当家。毛泽东时期是毛一人做主；邓小平时期“双峰政治”，邓和陈云两个人做主；江泽民时期，十四大五个常委，可称三人做主；十五大七个常委，是四人做主；十六大九个常委，算五人做主。13亿人仅由5人做主，能算民主？笑话！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党章关于党内民主的规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这只要看看1847年马、恩给共产党起草的第一个党章，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章，就能发现中国共产党党章存在重大问题——1、马克思起草的党章确立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不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后来列宁写进党章的；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权力执行机关，不能把党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党代表大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必须实行年会制度，即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时明确规定每年八月份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大会五年开一次，这就表明党内民主严重不足——五年开一次必然是中央委员会取代党代表大会，这五年中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定，中央委员会不开会时都由政治局定，政治局不开会时都由政治局常委定。4、党代表大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纪律应该是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中共几十年实行“全党服从中央”，这不对，中央也要服从党代表大会。“全党服从中央”实际上变成全党服从党中央主席。5、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各级委员会全部都是民主选举产生，不是任命，并且随时都可罢免。但中共长期以来是先任命，后按任命进行选举。这些是共产党的通病，朝鲜共产党是1980年开的六大，现在27年了代表大会都没有开，1980年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就只剩下金正日一个人了。
高放之说被网上广而告之，人们认为这是在据理炮轰“十七大”——中共既然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七大”就应该接受老共产党员、着名马克思主义专家高放的五点意见，从“十七大”起，废除“全党服从中央”的假马克思主义之专制。
高放之说曾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被部分写入会议简报，1985年得到胡耀邦赞同，表示下次党代会修改党章要采纳，但后因胡耀邦下台而没有下文。此次“十七大”能否再次讨论，是检验胡锦涛真面目的试金石，万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