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主编的更迭，终于从流言变成事实，三联书店已经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看到这条新闻，我跑到书架旁翻检起自己购买的《读书》。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从未听说也从未见过这份杂志。可是进入大学之后，不同学科的老师都提到一份叫做《读书》的杂志，我很是好奇，跑到书店买下1995年10月号《读书》。这期杂志上有好几篇10年后还被人记得的文章，比如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李零《汉奸发生学》、（任）东来《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等等。但是，我当时读得一知半解，就没有接着买下去。只记得一篇几百字的读者来信，纠正董乐山先生的一个用法，认为爱伦堡是苏联人，不是“前苏联”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就像民国知识分子不能说“前民国”知识分子，所以我此后一直不太用“前苏联”这种说法。这次重翻才发现，这篇短文的作者是冯象，当时他的地址还是香港大学法律系。那时网络尚未盛行，在香港看到杂志再从香港写封读者来信，难度要远远超过现在跨国交流。
固定购买《读书》是从1996年3月开始。寒假之后，刚刚开学，无所事事，从隔壁同学那里借了1996年前两期《读书》，逼着自己从头到尾一篇文章不漏地通读一遍。由于手边没有这两期杂志，也懒得查光盘，其中有些什么文章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但我可以清楚地记得自己趴在宿舍床上阅读《读书》的场景，读得很吃力，却又觉得很有收获，从此每期都要买上一本。此后几年，从买后通读到买后只看目录，大概到2000年左右，就基本上只在书店翻看目录，再到后来连翻看目录的兴趣也没了。
2005年10月，在网上看到一个“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从中国选了108名“和平妇女”，与世界各地的其他900名人选一起打包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原以为这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形象工程，一查资料发现《读书》是其中推波助澜最为有力的杂志之一，不仅在2005年第10期编发了专题，还在匿名的编辑手记里盛赞这个活动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惟一真实的希望”。出于“供批判用”的考虑，我买下这期杂志，这是我购买的最后一期《读书》，距第一期正好整整十年。
不过，这个数字很有可能在近期被改变。《读书》新任主编潘振平先生是陈旭麓先生的弟子，曾经编辑过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黄仁宇的著作。在《天朝的崩溃》自序里，茅海建先生提及与同窗好友潘振平十几年来多次对鸦片战争进行讨论，常常彻夜不眠；在《苦命天子》后记里，茅海建还提到潘振平有“非专业读者”的概念，“也就是将读者对象定位为非本专业且有高等程度的文化人”。我已经准备从下个月起恢复每期购买《读书》的习惯，虽然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但至少让人寄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