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民主是个好东西”穿着黄马褂出来行走江湖，坊间议论纷纷，有识者以为此系中共十七大前释出的政改信号，毕竟，“民主”二字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都是禁忌词，如今此词公然出来“裸奔”，俨然第一只春燕，预示着十七大的风向，看来确实是要实行“政治文明”了。
其后谢韬又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文在坊间的反响不及前一篇，但在党内的反响却甚为强烈。中共马列主义和毛思想原教旨斗士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能量却很大。十七大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最令他们牵肠挂肚。自邓力群被彻底搁置起来“晾干”，这一派系看似没有了代言人。其实不然，中共政治局里近期逮住一切机会去再三重申邓小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的，首先是贾庆林，其次是李长春。这两人原来并非铁杆马列毛原教旨主义的捍卫者，当然更不是甚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他们只是机会主义者，皆因早前奉迎江泽民，便得以从庸官的行列中被破格擢升，进入中共权力核心。而今他们两个笃定在十七大后出局，于是就陡然“左倾”，言必称“四项基本原则”。故而这次党内原教旨左派就簇拥着这两位，奉为本门代言人。
左营猛烈攻击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要求分管意识形态的李长春向中央反映。李在政治局上把这批人的意见逐一陈明，但除了贾庆林外，其它都不肯表态。会后李长春再和胡锦涛谈了一席话，但胡的态度还是不得要领。
按官场潜规则，李长春就应该偃旗息鼓了，再纠缠下去实属不知进退了。但想不到，李长春本人在思想上最接近于马列毛原教旨主义，加上他又受到这个阵营的催逼，非要向中央“讨个说法”。偏在最近胡锦涛又访问德国与瑞典，好像有点向“社会民主主义”取经的嫌疑，于是左营鼓噪得更厉害。李长春遂于胡锦涛访欧归来再次晋见，并郑重地“转达党内同志的意见”，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态度云云。怎奈在太上老君炉里修成正果的胡锦涛，仍然不动声色，到最后，李长春只讨得一句话，胡锦涛说：“中央不介入这类学术争论。”李长春于是语塞，大失所望地怏怏而去。
然而，“政改派”是否就因之士气大振，进而灭此朝食，以为可在十七大上毕其功于一役？其实，中国共产党与“民主”的恩爱情仇真是一波三折。以前中共未曾坐江山时，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而且从早到晚都挂在嘴边。及至中共建政，民主就迅速完成了从好东西到坏东西的过渡，凡是“民主”与“自由”的前面必冠有“资产阶级”的定语，凡被提到，必是拎出来示众批斗一番。又到而今，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普世价值如春风化雨，“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民主是个坏东西”已经说不出口了，所以民主自由在后极权的中国，就成了“不是东西”。它不是东西。自然谈不上好坏；即便俞可平说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因为它永远只停留在字眼和纸面上，所以它就永远不是东西。
至于在十七大之前的各种“吹风”文章中，《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否预示着中共真要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欲知答案，首先要闹清楚甚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这个世界上只有“社会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过甚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一脉香火，来自“第二国际”，追溯前尘，在俄国有过孟什维克，在中国有过陈独秀，他们都被“革命”的战车所辗倒，化为齑粉。但社会民主主义却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成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宪政国家，社会民主主义都是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社会民主主义能够生存、发展与执政的国家，都有民主选举、政党轮替、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社会……这一切，在中共治下的“和谐社会”里统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故此，中国只能有新鲜出炉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从来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生长的土壤。只不过，“民主社会主义”如果真在十七大后降世，它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天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