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李淑娴因为在业务上的卓越贡献，被邀请出席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个庆贺活动，回家后她向丈夫方励之吐露了长久以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委屈：“右派”虽然担当科研上的主角，但在政治上继续受打压。由此触发了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筹划在一九八七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后来因为有人告密，遂成为胡耀邦下台、刘宾雁和方励之等被开除党籍、邓小平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导火线。事实上，这也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前奏。此文为作者论文《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的题记，标题为本刊所加。
——编者注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於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短暂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一九八七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在南行的旅途上，我写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瞭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瞭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难以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一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二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三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四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五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六反右之后“左”极右派的运动轨迹；
七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一九八七年二月三-五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收到通知后，请您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八一二楼七○四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作为当事人，或作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分子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右派的正式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三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十二月五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二十九个城市中的十五、六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十二月九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大概是风暴之前的无言和沉默。根据经验可以预感，运——动——要——来——了？？。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结束。赶到北京，正好是一九八七年元旦。第二天，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一九八七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一月十四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一月十九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就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之一被记入中共的文件。
虽然“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夭折了。我还是记下了我在一九五七的片断经历，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下文的来源。所以，上述的“通知”（一九八六年）应是下文（一九九○年）的一个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