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了一篇“中国的30年与60年”，引来不少非议，好奇之下，我也找来读了一番，在这篇文章中，甘阳先生对共和国的前30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遭致了右派的不满，而他所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偏离现有的正统意识形态，而肯定又为官方所不喜，然则，甘阳先生何以要作此不讨好之事呢？
由于甘阳先生的文章向来都是要读一读的，所以，我倒不认为他是哗众取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其实隐含着甘阳先生的一贯思路，只不过可能出于言论限制的原因，而被其有意隐藏了起来。因为，以我对甘阳先生诸多文章的理解，民主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是“市场”、“社会主义”和“儒家”，于是，当我将这篇文章与甘阳先生的早年文章“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http://www.1921.cn/new/zggc/2005011/204.htm）合并起来阅读之后，有了一些看法。
在“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一文的结语中，甘阳先生明确提出：
中国政治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历来那种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循环，就必须走向”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宪政民主政治，其核心是将中央权力直接奠定在全体公民的授权，其形式由此必然体现为中央权力的全国直选；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张力加剧暴露了目前中国的中央权力事实上并无自己的基础，但同时也为以”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宪政民主方式来重新奠定中国的中央权力带来了一定的可能，即走向全国人大的直选，但其前提条件为执政党必须转化为”选举政党〃和”议会政党〃，在中国今日条件下，这意味着从”务实主义盟主党体制〃走向” 绝对优势党体制〃 这一转型。
如果甘阳先生没有收回这一看法，那么，我理解中的甘阳先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在意识形态上，现今的执政党抛弃其正统意识形态，而以传统文化的现代承担者——儒家社会主义——为其意识形态；
2、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起一套大国民主体制，现今的执政党以自由公开的选举而获得绝对优势，继续掌握政权；
3、在经济体制与社会政策上，既坚持自由市场的体制，又以儒家社会主义的平等政策（二次分配）调和其间；
我认为，或许这样的理解，才是甘阳先生的原意；而真是这样的话，甘阳先生“中国的30年与60年”一文，其实不过是一种尝试，即通过将30年与60年打通评价，而为执政党的转型尤其是意识形态转型提供参考。
正如在“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一文中甘阳先生曾经指出的，“今日之事由此也并不是单纯反对大一统的传统而走‘封建’的老路，而毋宁是要继承儒家历来重视长治久安之道的传统，探讨如何在中国这一巨型大国以民主的方式重新奠定中央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甘阳先生看来，中国的民主之路没必要也不应该以重建政体的激进方式进行，而应以政体重建的渐进方式为优先选择，这既意味着政权的连续性应予尊重，也意味着政权（执政党）的连续变化，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窥见甘阳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三种传统”的意旨所在了，因为，能够承载“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和
“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于一身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当今的执政党——当然，这还需要执政党确实转变其意识形态并容纳其儒家的内容。
进而，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提出，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的，而有着政治操作的意味，甘阳先生在“中国的30年与60年”中说：“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这样学理化的表达或许是为了降低政治敏感性，但我可以尝试着将其翻译一下：
所谓的28年传统，其实指的是28年来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利益群体，尤其是资产和知识群体；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传统，表面上是回头看，实则指向的是未来，即绝对优势党所不可或缺的选票，也就是广大的劳动群体；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反倒是可有可无的，不过是一种包装之术罢了。于是，在我的理解，所谓的“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就不过是甘阳先生多年前提倡的“绝对优势党体制”的升级版罢了，即一个既包容资本利益但同时又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争取到绝对多数选民支持的体制，一个形式上自由开放但实质上权力集中的体制，一个以传统保守为意识形态但又兼容开放的体制。提倡儒家社会主义，其根本要害尚在于通过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来获得选票而已。我想，甘阳先生不大可能会收回自己通过民主宪政建立合法性基础的旧说，那么，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提出，其实是在这一旧说的基础上，更贴近地思考执政党的转型，而其根本，则在于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的新执政联盟而已。
28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在社会的中上层产生了一个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的目前尚较利益群体（资产与知识群体），又松弛了传统体制与劳动群体之间的联系，那么，一个大国政权，如何将这两种离心的群体重新整合进来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先生提出的是自己的药方，尽管有点吞吞吐吐，但倒不如有些朋友想来的那么浅薄无聊。
不过，药方可以是观念的游戏，实际却未必如此，当然，甘阳先生可能不这么认为，据他自己的看法：“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老实说，我实在没有觉得有这么一个所谓“新改革共识”的存在，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甘阳先生的愿望。进而，我只能认为，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是甘阳先生在自身愿望基础上的一种观念游戏。而且，甘阳先生的观念游戏走得太远了，也太早了。在权力阴影下意淫权力的观念游戏说好听一点是幻想，说难听一点就是自慰。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只能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开出药方，权力照方抓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先生还是太80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