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打下南京，朝野传言，军中从上至下都发了一笔横财。一则说太平天囯有“圣库”，所藏“金银如海”；一则说各王府中皆有“窖金”，价值惊人。清廷听了传言，专门下旨问曾国藩，这些宝藏到底有没有？曾国藩答：没有。不仅“圣库”子虚乌有，即王府中的“窖金”亦无迹可寻。他还很纳闷地总结了一句，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西太后、恭王听了这句回话，只说了一句“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便不再追问。
太平天囯的“圣库”，在后期确实名存实亡，空空如也，但是，天王天将们还是有积储的，不仅有，还不少。可以相信，这些“窖金”绝大部分都被湘军将士开掘运走了。尽管看不到明确的私家账册，但只要看看同、光年间在湖南陡然兴起的奢靡风气——譬如，将领们纷纷建设豪宅，城中宴会必有燕窝、鱼翅，甚而为了提升服务业的档次不远千里从扬州引进妓女——吾人可想而知，这些钱都是从南京来的。同时，左宗棠的老湘营在杭州，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州，克城之后，将士所得决不会少，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然而百密一疏，当年未被挖出的“窖金”，也不是没有。光绪末年，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因得罪巡抚岑春煊，被罗织成罪，充军新疆，途中，有位“难友”说了一件事。杭州织造署(故址在今杭州市红门局一带)，曾被太平天囯某王充作府第，这位王爷在清兵围城期间病逝，不能归葬故乡，于是，家人将他就地葬于署中。署中南院有十几株椿树，王爷的坟就安在椿树边上。据参与挖穴的杂役某人说，穴深六米，四壁用砖石密砌，放进三口棺材，中间一口装尸体，边上两口则装满了“金珠重宝”。挖穴用工共计三十余人，在封穴那一天，全被“戮而闭之”；讲故事的某役当日恰好出外办事，逃过此劫。杭州被清兵收复后，某役向官府报告此事，请将窖金挖出，并申明倘有半句假话，愿以身置法。为官的不知出于何种考量，不敢开挖；外边听得风声的人，有偷偷去挖的，都暴病身亡。于是，织造署窖金的事，渐渐消停(裴景福撰《河海昆仑录》卷五)。
裴景福幼年随父住在南京，自少即饫闻前朝的遗事，及长入仕，又与李鸿章、许振祎、吴汝纶等人深有交道，其为人博学多才，见识高明，因此，他的记事，可信度或较高。只是，他的笔记说的某王是谁，难以查核。太平军占领杭州期间，常驻城中的王，有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享王刘裕鸠及比王钱贵仁，其中，府邸可考者为听、归、比三王，都不在织造署，而四王死期都在杭州城破以后，不可能与金银同葬于署中。若以此判断，似可将织造署窖金断为传闻失实。但是，有关太平天囯职官、人事的史料是很不完整的，即以占领杭州时期而论，今人欲作一个年月可稽、更替可查的职官表，便不可能。而且，太平天囯晚期封王极滥，迄今也没能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王爵表；若说四王之外，杭州城中另有他王的府邸，决不奇怪。那么，要验证这个故事，或应查一查自晚清以来杭州的考古发现，然而，《杭州市志·文物篇》(1999)及《杭州的考古》(2004)都未提及织造署故址的太平天囯墓葬。如此，仅从文字记载入手，仍然无法验证。
当然，窖藏或早在清末民国时便被人偷偷挖出，事秘人不知；但是，两大口棺材的“金珠”被挖出，数十百余年，风声毫不外泄，世间似无此种事。还有一个可能，则是其地已做过改建，打基础的时候并无发现，若然，则可证伪这个故事。如果织造署旧址并未大事更动，窃谓，还是挖一挖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