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自白书，一部由国民党军统上校遗留下来的作为战犯反省材料的自白书。
说起“自白书”，我们似乎并不陌生。过去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我们曾经学习过某些革命烈士在敌人牢狱中写下的革命自白，其中的慷慨陈词至今在脑海中回荡。然而，这本自白书中没有如此大义凛然的表现，却更多地反映了那些受制于人的自发产生的求生本能。
抗日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国共内战，最终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新中国的成立而告终。在战争中，许多国民党军官战败被俘，被关进战犯管理所。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关押国民党战俘最主要的管理所设在辽宁省的抚顺。而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存在，向世人昭示：在那场血火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及其军官是以失败者姿态被写入历史。关于新中国政府改造国民党战犯的回忆性著述，我们已看到不少，但大多是写管理所人员如何以各种方法感化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但是这本书却不同，这是“战犯”面对“敌人”改造时内心里的各种复杂的思考和内心独白。其中的许多细节，很容易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困守长春孤城，近十万军队缺衣少食，共产党军队早已将全城围得水泄不通，当长春守军最终投降时，城内已饿死十多万人。时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官的关梦龄，即本书作者，经过一番认真的理性思考后，向新政府公安机关自首。站在他面前的，是曾经战场上属于另一阵营的敌人，而被俘后在接受改造时，他们并未化干戈为玉帛，仍视对方为生死敌人，唯一有所变化的是，以前自己掌握着对于中共政治犯的生杀大权，而现在自己却有一种任由对方宰割的悲怆与凄惨。战犯之间相互的鼓励，无论是努力撰写检举材料，还是疏导各自心中的苦闷抑郁，使他们都在面对紧张不安时得以艰难度过。
关梦龄自知自首不是目的，坦白也并非终极，只有不断揭发检举才是新政府所欢迎的，因此在自首的第二天便马上交代了自己的过往。关梦龄积极争取反省的机会，“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成为诸如关氏在内的许多国民党被俘军官不约而同的心愿。他们急于想得到人身的解放，然而出于“罪大恶极”、“杀人偿命”等方面的考虑，又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一阵阵惶恐不安。在日后的囚禁生涯中，他接连不断地赶写坦白、揭发和证实的材料，用他的话说，“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我的材料拿上去，他们都相信。”他努力地向新政府政策靠拢的真实目的，其实很简单。存活于这个值得留恋的世界，是诸如关梦龄一样的那些“战犯”决心自首并盼望及早飞离铁窗牢笼的梦想。
1953年，关梦龄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但在关梦龄看来，这已是新政府的宽大处理(在他看来，很多罪不及他的人都被判处无期)。早日宣判刑期，又是关梦龄求之不得的事情。按当时规定，只有判刑者才能参加新政府安排的劳动改造。在这些“战犯”看来，也只有参加劳动改造，才有更多机会向政府争取宽大乃至减刑的机会。而这一点，对于长期不知家人音讯、急于回家早日团聚的他们来说，更是一种苦等许久的期盼。
站在铁窗外面的，则是心中充满毛泽东思想、革命意识浓厚的革命战士，他们的上级给他们以明确的敌我概念的界限和区分，“铁丝网、大墙里面的人，就是你的敌人！管他是披着紫衣，还是黑衣、灰衣，都是披着人的衣裳的豺狼；管他是反革命犯，还是强奸犯、盗窃犯、过失犯，都是与人民作对的罪犯。”对于这些国民党籍“战犯”，革命军人不能有丝毫的仁慈，半点的怯懦，以致使用武器虽有严格的程序(口头警告——鸣枪警告——击伤次要部位——击毙)，但简化程序之事时有发生。因为在革命战士内心中，坦然地存在着一个十分正义的理由，即“他是我们的敌人”。因此在战犯管理方面，一些似乎不应有但又可以理解的问题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监号里没有安放尿桶，关梦龄“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痛苦的监禁和深刻的反省，使他脱胎换骨为一个老实的公民，用他的话说，“促使我们死去的良心复苏”。
但他没能逃过1969年在抚顺刮起的那场“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路线斗争的政治需要，纷纷来向关梦龄取证，干扰了他渴望已久的宁静。他最后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历史过程并不简单枯燥，而对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应简单地涂抹上截然分明的黑白颜色。通过一些历史参与者的内心独白的解读，可以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一种更亲切的感觉。关梦龄的这份厚甸甸的自白书，或许能对我们提供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