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周以前，一名英国自由撰稿作家殷·布鲁马（即《罪孽的报应》作者布衣——戴晴补记2007），在美国最为知识界广泛阅读的周刊《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天安门股份公司》的文章：对眼下已经成了一家有名的美国电脑公司的总监和正经营着“套期保值”投资基金会的两名前激进学生领袖柴、李，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时，一名想来是当年正留学美国或加拿大的学运参加者，以“北美常客”的笔名，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兼分析的文章。他在文章里为十年来依旧蒙在鼓里的八九抗议运动支持者，提供了分析的依据。十年来，人们一直苦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那时面对如此明显的、即将到来的镇压局面，在那么多人一次次苦劝之下，学生领袖就是不组织大家撤离。这位作者给出了柴那时说的一段话：
“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这位作者也引用了一段李录的话。是在更紧急的时候，6月3日，当时高自联开常委会，决定“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和两周前刚颁布戒严令那次一样，领袖们再一次分发逃命钱；在部署了逃亡路线和接应人之后，趁着他们的追随者正在睡梦之时，悄悄地撤离了广场，经香港逃亡法国、美国。
文章说：一个姓郭的头头临跑前，有些犹豫地请示李录：“同学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大家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那我们就撤不了啦。”——这其实正是那些领袖们常说的，“要是学生都撤了，我们就成为秋后算账的对象。”
另有一名以笔名写作、想来也是当年留学美国的作者，写出他当时亲身经历的场面。
本来，对着电视屏幕旁观学潮的他，从绝食开始，一直心头沉重。到戒严令宣布以后，这位靠打工维持学业的作者已经抑制不住地冲着电视屏幕大叫：“还不快撤！” 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些和他一起在大学里看电视的“公费生”们，也是在对着电视大叫，只不过叫的是：“开枪呀，快开枪！一开枪老子就不用回国了。”而当机枪、坦克和鲜血的镜头终于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这些人立刻高举起手中的啤酒易拉罐欢呼起来：“乌拉！到底开枪了！我们不再受回国的限制啦！”
我们已经知道，六·四开枪使美国政府和别的发达国家政府向多达大约五万名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颁发了“政治难民永久居留权”，即“六四绿卡”，其中一多半是受中国政府派遣、享受中国农民供养、本该学成回去为祖国效力的公派生。
清场镇压另一方的获益者，是容易辨别的，那就是一直在一旁看掌权的温和派的笑话、等着他们一败涂地之后自己好取而代之的强硬派。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代表有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下子升到总政治部主任、并进了政治局的——杨白冰，还有大大小小、随后由于没人再敢和再能批评他们，从而迅速爆富起来的权势人物。
这些人现在都不喜欢回忆十年前的往事，更不愿意把当时的细节说清楚。共产党那边是谁说就抓、谁发文章就查禁。这边呢？用柴回答殷·布鲁马的话说就是：“你干吗还提这些陈年的垃圾？”
六·四清场、镇压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而在分析了什么人在十年前的那场流血、镇压中获益之后，找到这一事件的责任者的日子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