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四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湖北黄冈人。
近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已成史学马家店的专利；但在民国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前，唯物史观实为国、共两党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治史，当时亦可分作左、右两系，各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巨擘，尤以陶氏开拓在先。
陶氏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法律门(系)，其知识背景为西方社会科学，而以法学为重心；大学时精读英人梅因的《古代法》，以后更将奥本海默的《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除唯物史观以外，其历史思辨实得力于此。自1928年始，陶氏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次年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
按：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烟消云散，左翼知识分子自政治前线退居文化幕后，遂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知识领域，引发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及古代社会史性质的大论战。论战大略可分三派：一为国民党左派(改组派)，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终结，但封建势力却长期存在；一为中共干部派，指中国为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一为托派(中共异端)，相信中国社会性质已属资本主义。三派无不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力图将中国历史嵌入马克思的理论魔方之中，而皆不免于方枘圆凿。陶氏即改组派的旗手，在论战前后实管领一时风骚。
不过，陶氏作为亲国民党的学术新贵，其《史的分析》对旧中国社会、旧知识阶层(士大夫)的批判，虽有己见，而终不免于党见，尚未能稳入著述之林。这一时期，陶氏拼命著书，有《中国封建社会史》、《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多属大题小做，自不免粗疏之讥；《辩士与游侠》析论东周时代士(文)与侠(武)的兴起，《婚姻与家族》鸟瞰宗法与大家族的制度轮廓，虽戋戋小册，而皆具特识，反倒不可轻易错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唯物史观蔚为新潮，居于主流的实证主义，一时亦有明日黄花之感。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言人，胡适曾以陶氏为例，对唯物史观作出局部反击，批评他们“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胡适所言，虽甚中其病，然而在此以前，陶氏实已自悔冒失，承认唯物史观有“为公式而牺牲材料”的毛病，提出要从史实入手，“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此后，其宗旨渐由理论先行，转向史料本位；由立足当下政治，转向寻求历史真相。他一方面在北大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以整理唐代以后的经济史料为志业；同时创办《食货》半月刊，祭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旗号。
《食货》汇集新老经济史学人于一炉，在当时声势甚盛，与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平分秋色。陶氏也跟顾颉刚一般，发掘青年才俊甚多，又喜欢通过合作著书的方式提拔学生，如与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与沈巨尘(任远)合著《秦汉政治制度》、《明清政治制度》，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中国史学界自此遂增“食货学派”之目。此外，非嫡系的杨联陞、全汉升，亦深受其启发。中国社会史研讨风气的展开，可谓陶氏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影响。
陶氏平生未成一部系统谨严的专著，但他能开宗立派，割据一方，虽不足以逐鹿中原，亦自成偏霸之局。
抗战爆发后，陶氏弃学从政，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同为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当时对日政策，或战或和，前途晦暗不明，实皆为政治赌博；陶氏力持主和不等于投降之见，故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的“和平运动”。直到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眼见日方无信，汪派被迫退让，已超出主权国家的政治底线，陶氏遂回头是岸，与高宗武一起反出曹营，是为现代史上的“高陶事件”。
此后，他任蒋介石幕僚，蒋氏《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皆出其手笔。《中国之命运》的主旨，在于鼓吹旧道德，拒绝新思潮，既反对共产主义，亦批判自由主义，意图拟定抗战后的建国方略。然而一卷空文，终为赤潮淹没，中国到底走向另一种命运矣。
四子陶晋生，治宋辽金史，台湾中研院院士；1971年助陶氏将《食货》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