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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抵抗组织”，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在街头墙壁上书写标语或在已有的标语上面打X，主要成员为大学生及少数大学教授。前后共有百余人被捕，两批处死了6人，其中还有1位教授。在那个极端的情境当中，这些人们属于另类生存。

此前已经有过一部影片以此为题材。这便是拍摄于1982年的《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中国电影院里公映过。两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尔为主角。我们不喜欢一个献身的人物，因为她/他身上的光亮过于强烈。但是，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并不是她/他本人所为，不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极端的事情，而是最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剥夺他们生命的力量，是残暴和骇人听闻的。将对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这部《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值得关注。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罗斯曼，1968年生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第六代。在柏林电影节的发布会上，导演道出了重拍这个故事的想法：“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述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希特勒政权结束之后，在德国、西欧以及远在美国知识界的人们，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思想风暴，积淀着许多杰出头脑思考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位年轻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这很可能是为我们所不熟悉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位年轻的姑娘，与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样的鼓舞，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必须选择相反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运转，什么人在其中，合力将一个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送上断头台？

于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辩论的风格。与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写英雄成长的经历不同，稍晚的这部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尔最后五天的日子上，这期间主要是接受审讯。影片中审讯的过程即辩论的过程，审讯者与被审讯者并不处于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而是一点点拉开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战争，没有严刑拷打，没有神经战或者心理战。德国女演员朱丽娅·耶特斯（1978年生人），将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深刻。

英雄的“锐气”不是表现为怒目金刚，而是从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

当导演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几页材料（盖世太保毁了它们的大部分），惊讶地发现，在被捕的最初几个小时，索菲·朔尔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撒谎者。她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她装作十分无辜，装作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些传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是出于恶作剧才将它们推了下去。”同样，她的哥哥也在东拉西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有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导演本人也谈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编乱造的借口，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为最感人的文字，超乎他的想象。这个看法先让人一怔。但人们如果也想到那是一个短暂的、被抹掉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是一个即将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体温，那么观看这样的对话，便不会觉得琐屑，而会有一种惊奇之感。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提一个空箱子来到大学，这个箱子的体积正好与后来搜缴的传单本身大小相称。试图撇清箱子与传单的联系，这是“虚假”的努力；然而围绕着这个生活用品，却勾勒出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乌尔姆的父母家，因为妈妈上次来，将她的衣服带回去洗了。“在这个时刻回家，难道不上课吗？”“还要看一个朋友，她刚刚生了孩子。另外，妈妈也病了。”“乌尔姆那么远，不是太仓促了吗？”“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汉堡的计划，我也将周末旅行提前了。我已经订好了12：48分去乌尔姆的车票，我还与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在火车站见面，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她一口气扯出来的生活网络表明，她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她与周围人们有着密切的互动。“既然要去乌尔姆，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空箱子来学校？”她又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胡编：跟一个叫做吉泽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约，现在不得不前来取消。这听上去同样轻松可信，符合一个女孩子的生活内容——约会、取消约会、再约会，不厌其烦，漫无尽头。

“那为什么要带哥哥来大学？”回答这个问题，又扯出一堆乱麻般的细节——“神经科”、“心理系”、“哲学教授胡伯在一楼上课，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们提前到了，于是来到二楼”。审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从一个女孩子纠缠一团的生活中，整理出某些头绪。观众也一样。

为了防止她自杀，牢房里派了一位稍年长的女囚犯与她同住。在谈到是否会连累家庭时，姑娘马上显得不安和沮丧。而问及未婚夫的情况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长得高大，深色头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总是能把我逗乐。爱情，这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情，多么美妙。”即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一有可能，她便会将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她的眼睛装满了期盼。

这是一个舒展、饱满的生命，她与周围人们的接触，和他（她）们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她在他（她）们之中，被他（她）们所环绕也环绕着他（她）们，接受呵护也付出自己的关爱。对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她不知道冷漠是怎么回事，没有体验过这种失败情感。

她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但搜藏哥哥的房间暴露了真相。后来在为朋友们开脱、替朋友撇清时，她的又换上另一批真切琐碎的细节，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实温暖，诗意浓郁，散发着无尽魅力。这个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数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继承的。于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则——信任、友爱、忠诚、休戚相关，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状况的汉娜·阿伦特指出，“孤独”、“原子化的个人”，是造成人们丧失常识及价值判断的根源。在“孤独”中久而久之，人们会变得迟钝麻木，进而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什么都无所谓。

根扎在系统当中

为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和编剧做了很多功课。他们甚至找到了审讯索菲·朔尔的那位审讯官摩尔的儿子，听他介绍自己父亲的性格。摩尔给他家族带来的，肯定不是光荣而是蒙羞。影片中，摩尔提到了这位儿子，正在东部战场上卖命，甚至比索菲·朔尔还要小一岁。无论如何，这位摩尔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仅永远跟随他，而且跟随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尔先生长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秃顶，除非偶尔咆哮的时候，其余时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对门的邻居，每天夹着一个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车站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但正是这样的人，也许正在做一些许多年之后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当然，他并非天生的恶魔。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于索菲·朔尔的同情。起先，当找不出索菲·朔尔的任何证据，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当说到“你今晚或许就能回乌尔姆”时，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报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败露之后，当索菲问：我们会被怎么样，亲戚是否也会被牵连，摩尔表现得爱莫能助、有气无力。最后当他要签署对于索菲的调查结果为“严重的反党罪行”时，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让自己参与其中？”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想替索菲脱罪，但被索菲拒绝了：“不，摩尔先生，这不是事实。我并不后悔，会独自承担结果。”

但说到底，这个人偶尔流露的好心，只够管他自己消受一小会。他这个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这个世界上主要面对的不是索菲这样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过客，他要面对的，是身处其中的现有秩序、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被编制进去的系统。

假如这个体制同时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么，就不会让人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和指令，在它们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虽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执行不可，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个人残存的一点意识道德感、羞耻心，或者少许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它们不是很强烈，但是能够感觉得到，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系统面前，它们最好深藏不露，自觉像个罪犯似的。

一般这两者也许不是那么势不两立。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自系统和来自人内心的良知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这便是人们需要选择的时刻。最好人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样晦涩的时刻，但有时候这样的时刻就摆在人们前面，无可回避，非常残酷也令人非常为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选择良知的人们自然会吃苦头，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但是选择系统的人就一定功德圆满吗？他们自身人性的损失呢？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长远的灾难性后果呢？

系统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获得和分享了系统这个本性，成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尔承认朔尔兄妹“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索菲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这是法律”，摩尔答道。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将前者盖在后者上面，做对齐状，然后说：“我作为一名刑警，有义务检查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行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问题在哪里。”

导演和他的工作团队甚至找到了当年刽子手的资料，他的家族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八代之久。绞死朔尔兄妹，是这个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从来不管绞死的是谁。对他来说，被谁雇佣都一样，但是他记得自己一生中将3000人执行了绞刑。他像是完全没有遇到过像朔尔兄妹和他们的伙伴那样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表现得那样自信从容、富有勇气。

根扎在良知与真相之中

什么能够使得这个无人性的系统，产生一些断裂？在它密不透风的铁桶内部，产生一些缝隙？

良知与真相。

针对摩尔用“法律”作为尺子来衡量人们的说法，索菲反驳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监狱和死亡，惩罚自由发表言论的人们”，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秩序。摩尔背书似地说：“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又该遵守什么呢？要遵守法律，不管谁颁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审讯官倒吸了一口凉气，困惑地看着她，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法律可以改变，良心却不会”。索菲清晰地说道：“为了我的良心。”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讨论了。声称自己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和“规定”行事，是大多数参与到纳粹暴行的德国人事后的解释。但是这种法律，却公然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在军事上也不成立。而这样一种野蛮的秩序何以能够运行？靠的是剥夺人们的思想表达自由，任何人不能发出异议，哪怕这违反了人们心中基本的常识，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勿要杀人”。

比起“勿要杀人”，表达自由当然是第二位的。但是当杀人的秩序建立，能够对这种秩序进行批评，表达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则这个秩序无法获得纠错能力。

索菲姑娘早些时候也参加过德国少女联盟，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会给人们带来面包和幸福。从前线归来的哥哥，带回了300万波兰犹太人被关被杀的真相：“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有，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而在故乡乌尔姆，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吐上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样。索菲母亲的朋友还对她讲过纳粹将残障儿童送上卡车集体屠杀的事情。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也上了汽车。对于摩尔认为“这些人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的说辞，索菲一字一句地说道：“没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灵魂是如何的。没有人知道，那种内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脱离肉体的。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对于纳粹这样一个高度极权、高度镇压的政权来说，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战争，否则很难有力量使得它改变，指望它本身自我纠错是不可能的。而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除非有一场“内部革命”，即人们开始听从自己内部的声音，开始寻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时克服在那种极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惧、虚无和冷漠，自己动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汉斯在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骗当中

不要以为摩尔这样的人，真的是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兢兢业业做一枚螺丝钉，如同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索菲面前，摩尔携带的“系统的面具”不断滑落，露出了他的个人面貌。在他听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劝说中，人们明显听得见另一种异样的声音，那就是他这种人自己的个人利益。

摩尔声称自己来自德国西部的普法尔茨省，本来在农村当一名警察，“如果没有（希特勒）发动的这场运动，我还在农村当警察。”阿伦特曾经指出，希特勒的运动门槛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诚，便需要将一些毫无信念的人们拉进来。他们往往是一些心怀怨恨的人们。

索菲的父亲在地方上担任市长，因为说过希特勒“是上帝对于德国民族的惩罚”而被关押六个月，撤销公职。这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因而在摩尔看来，这个家庭和索菲应该感谢希特勒，感谢现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对他。

摩尔的怨恨将他的世界变得倾斜，同时又反过来促使他接受一个倾斜的世界。“你享有特权，你和你的亲戚无耻地利用了这个。你在战争期间用我们的钱去上大学……而我只学会了屠杀”。这听上去与任何信念或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了。虽然摩尔从来也不准备作为个人站到系统前面来，但是他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经遭受的鄙视，让他学会了鄙视他人。“你们与我们这些你们鄙视的人，一样领粮票，你们无论如何都要过得比我们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些，可是你还要说。”

从个人过日子安逸舒适的角度来看，索菲的确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索菲的举动、构成索菲的动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元素，统统在这个叫做摩尔的人理解范围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说过它们，也没有看到过一个人那样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却不去考虑也感觉不到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会冒险有这样的想法？”“你必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所有这些说法，已经抛却了抽象体系及其价值，而是拿“个人”作为钓饵，更像是两个“个人”之间的谈话。至此，不仅索菲与摩尔的语言处于分裂状态，摩尔本身的语言也在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他所说的“法律”，是那个庞大的“无人身的系统”，不允许携带任何个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撑着这部机器的，却是各种各样个人原因、个人动机、个人的利害得失及个人恐惧，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的个人好处，没有好处他们是不干的。

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藏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仿佛这里没有个人，是机器本身在运转，谁都得听命于系统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恰恰是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堆起来的，是这些人在系统中寻找他们自己的宝藏，他们运用系统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隐蔽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摩尔审讯官宁愿选择性失明。他称索菲所说的“不是现实”，那些失踪的犹太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的”，这是他从自己的位置希望看到的。他将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为的信息，自动排除和过滤了。只有这样认为，他才能心安理得。那位在最后的审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汉斯指出，他从来没有到过前线。言下之意是构成他判断的基础仅仅是后方的宣传，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与摩尔之间，到底是谁在替他们的民族着想，更是一目了然。摩尔从他自己的现状出发，决定赌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战争的胜利上面：“如果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你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到时候你怎么说？”

索菲反问道：“你相信战争的胜利？难道我们想成为全世界憎恨并永远排斥的民族吗？”索菲和她的哥哥、他们的同伴以其勇气、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规的行为而进入了历史，为后人所传诵；而审讯官摩尔和他的同事，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与英雄们一道进入“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审讯官、法官们是否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面临着这种选择：如果不得不与审判对象一道进入历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后owe??y￥×?1<

说到旧时某些官员对改革的态度，鲁迅先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那就是：搬一把椅子都会流血。鲁迅经历过晚清和民国，他的沉重总结里饱含着对当时现实的深刻体察。

在19世纪，电报无疑是最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之一，想要经营电报得先架电线，但某些清朝官员居然把电线、电报视为“奇技淫巧”。1875年9月，工科给事中陈彝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坚决反对架设电线，他断定电线可以“用于外国，不可用于中国”，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酥，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陈彝反对架设电报线，是因为他觉得架设电报线不符合国情。

用“不合国情”作挡箭牌反对变革的，绝对不只是一个陈彝。鸦片战争后，清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潭，北洋大臣李鸿章、淮军将领刘铭传等人主张修建铁路以富国强民。听他们说得多了，清廷也有修铁路的意向。此时，一些顽固派官员急得象被人烙了胸脯，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大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修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

最值得一议的还是晚清实际上最大的官员慈禧太后对“国情”的刻意维护。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不足四个月的时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然而，光绪帝的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日趋激化。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追杀维新志士，自己重新训政。政变当天，她命令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帝跪于案左，训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乃竟敢听信叛逆盅惑，变乱典型。”“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帝辩解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暴跳如雷：“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禧所谓的要重祖宗，实际上就是要尊重“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讲国情，一切照搬外国，事情绝对无法办好。举个例子，美国等国家的公文、报刊、书籍大都是用英文印刷的，如果我们为了与国际接轨，在华夏大地也这么做，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就会瘫痪。然而，世界上许多东西是没有国情之分的，中国出产的食品，英国人吃得津津有味；美国人生产的电脑软件，中国人用得不亦乐乎。动辙以“国情”为借口，墨守成规，不事变革，我们只会离世界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官员以“国情”作为论据，顽固坚持老的一套，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对世事无知，不了解新事物的意义，陈彝等人即是如此；一是内心里知道变革的意义，也明白只有变革才有出路，但为了一己之私，偏要把新事物扼杀在萌芽中，慈禧当属此类。第一种情形并不可怕，多创造些机会让官员接触实际就能解决问题，真正可怕的是第二种情形，因为此类官员唯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你让他（她）了解再多的实际情况也没用。慈禧太后当年曾在某场合不经意间说过：“康梁想变法，为什么不找我呢？”可见慈禧太后关于“戊戌变法”不重“祖宗”的说法完全是扯谈，真实原因是康梁推动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大权旁落的危险。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十字路上，面对要求变革的声音，一些人总喜欢找“不合国情”之类的理由予以搪塞，对于种种“国情论”，我们不妨掰开表皮瞧瞧里面的东西。

台湾苗栗大埔地区因为扩大征地，以公告地价，强迫农民贱卖土地，引发民众不满，政府出动机械，强行拆毁农田。7月17日上千民众夜宿凯达格兰大道表达抗议。苗栗县长刘政鸿本来态度强硬，坚持政府征地有理，但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高层压力下，被迫向农民道歉，并决定还地给农民，不再征收。这一引起台湾社会关注的事件才搞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被征收土地的900多户农户中，反对征收的只有20余户，只占总数的2%。这是刘政鸿原来立场强硬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国民党高层宁愿放弃地方开发的利益，而强迫地方官员接受这2%“钉子户”的要求呢？背后原因恐怕还在政治层面。年底国民党面临五都选举的考验，执政成绩不佳，民进党来势汹汹，都使得国民党在民意支持度方面戒慎恐惧，不希望出现任何纰漏。反对征地的农民虽然只有2%，但是因为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否侵犯个人利益的问题，不仅农民运动组织和知识界广泛动员，对农民予以声援，反对党也借机凸显当局的蛮横。为了在年底的选举中能够获胜，这2%的少数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以台湾的大埔事件来对比中国大陆的类似情况，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或者说，官民之间最大的矛盾焦点，就是遍布全国的拆迁争议。地方利益与政府勾结，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民和市民土地以及房屋的事件，无论数量还是恶性程度，都远非台湾的大埔事件可比。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民众的抗争真正能够得到公正对待的例子，不要说反对征地的民众之占2%这样的比例，就是被征地的农民全部反对，政府也很少会取消征地的决定。拆迁与征地的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火药桶引爆的引子。

同样的社会问题，在大陆与台湾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出现这样的不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有人说，国民党高层并非真心帮助农民，只是考虑大选将近的政治利益。这话不错，但是也揭示出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尽管也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贪图利益而侵犯人权的实例，但是因为有定期的选举制度存在，就算是政府可以动用公权力里强行落实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蛮横很可能导致在下一次大选中选票的流失。因此，不管他们内心是否情愿，已经成形的制度对他们形成了硬约束，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社会的监督。相反的，在中国大陆，面对土地纠纷，地方政府没有制度上的任何硬约束，一旦群体性事件扩大，他们还可以以社会稳定为理由，要求中央政府以国家暴力来解决利益纠纷。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利益当然不可能有保障。

中共的宣传喉舌在提到台湾的民主化时候，经常说民主导致混乱，甚至是一个笑话等等，但是对比大埔事件和大陆的拆迁纠纷，我们可以看到，再差的民主制度也比最好的极权制度更能够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在本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中共代表遭到围攻。事情起源于南海主权问题，12个与会国家提出解决南海争端的“多边协商”机制，反对北京主张的“一对一解决” 机制。美国、欧盟和印尼，也都表态，支持东盟国家立场。

涉及南海主权之争的国家，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各方先后出兵，各自占领部份岛礁。南海49个岛礁中，越南占有29个，中国占有7个，台湾占有1个，其余，则分别为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所占。南海争端，由来已久，其间，中国和越南、菲律宾之间，曾多次爆发武装冲突。

美国国务卿表态：“美国不支持任何一国的主权要求。”希望各国协商解决。美国立场，被解读为针对中共，而支持东盟。因为，中共宣称，拥有全部南海主权。会后，中共外交部发表措辞强硬的“文告”，集中抨击美国。于是，近期中美之争，从黄海扩大到南海，从硬实力的比拚，扩大到软实力的较量。

海内外中国人，出于天然的爱国心，都会自觉维护中国主权。但中共当局，立场前后不一，或持双重标准。在国内操控民意，令国人无所适从；在国际上欺软怕硬，令国际社会难以信服。比如，就南海问题，此前的中共立场，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今年三月，中共突然宣布，南海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把南海地位提高到台湾地位高度，等于宣示，中共将 “独霸”这一海域。可以对照的是，在北边，中共正式签署“边界划定协议”，承认历史上俄国侵略和占领中国领土的合法性；在南边，中共却凭籍其日益庞大的军力，威逼周边小国。

东南亚各国紧张，思谋以“多边协商”的分进合击（合纵），来对付北京“一对一解决”的各个击破（连横）。就在本届峰会上，东盟作出决定，将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加盟，使东盟格局，由东盟加三（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加六（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变为东盟加八（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东盟用意，在于引进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超级强国，来抗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独霸地位。

据报导，出席东盟峰会的中共外长，感到尴尬、恼火、恼怒，发表了“情绪激动和措辞激烈”的言论，声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中国的围攻”。国际媒体纷纷以“遭到围攻”、“四面受敌 ”、“陷于孤立”等词汇，描绘中共在这届东盟峰会上的窘境。

问题是：为什么会遭到围攻？应该说，争主权，不是遭围攻的理由。因为，各国都会争主权，南海周边小国，也都没有让步。何以唯独中国（中共）遭到围攻？

反躬自省，才能找到症结所在。

在中共舆论主导下，多年来，中国上下，侈谈最多的，都是“实力”，侈谈更多的，是“硬实力”。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也是一个“硬”字。中共御用学者，甚至苦心论证：历史上，任何一个强权崛起，都要经历一番争斗，所谓“战火的洗礼”。中共军头，则以高谈阔论“制空权”、“太空优势”、“海上霸权”为傲事。从迷信实力、硬实力，到迷信军力、最大军力，中共正挟持中国，走上一条穷兵黩武、与国际社会对抗的不归路。

世界已经有了新准则，中共却渴望回到旧时代。正如在电影领域，中国盛行古装片而美国流行未来片一样，两个大国的朝向和走向，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呈现背道而驰的身影。

中南海可以自思：如何让世人相信，你不尊重国内人权，却会尊重国际人权？你不平等对待中国人，却会平等对待各国？你在国内贪赃自肥，却会在国外尽责贡献？你在国内践踏法治，却会在国际上遵守规则？你在国内不讲理，却会在国外讲理？

古人云：“皇天后土，德者居之。”又云：“惟贤惟德，可以服人。”中国圣贤古训，全然被中共抛诸脑后。说到主权，你得到的领地越大，岂不是，受你奴役的民众越多？

东盟二十多国，最唾弃朝鲜和缅甸两个独裁政权，而中共，偏偏要为这两个流氓政权出头，充当国际社会的“黑老大”。与无赖政权紧密捆绑，如何能让东盟各国不对你心生疑惧而要相信你满嘴的“仁义道德”?

中共宣传：落后就要挨打。实际上，腐败才要挨打。美舰亮相黄海，中共自比“甲午国耻”。须知，当年（1894年），相对强大的满清和满清海军，大败于相对弱小的日本和日本海军，非硬实力不足，乃软实力不济：晚清宫廷与军队的腐败。对照今日中共与末期清廷，何其相似？腐败，经济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败，还有精神上的腐败；固守专制，拒绝政改、闭关锁国，至少是意识形态上的闭关锁国。

中共受到围攻，由此而来。若无改弦易辙而一意孤行，穷兵黩武的中共，可能引燃战火。中共挟持国民，强奸民意，对外宣传，一贯妄称“我们”；被洗脑而不自知的部份国人，也习惯口称“我们”。然而，战争一旦打响，就没有什么“我们”，只有中共自己。长远而言，如果中国人民无法起而推翻独裁中共，国际社会也会因缘推翻独裁中共。摊牌，只是时间问题。正可谓：恶者，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

今年春天中国政府开始起草《生态补偿条例》，就是以立法来维护环境，谁破坏、谁进行补偿。应该说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晚了，中国生态环境早已陷入全面崩溃的灾难性局面，有些问题已经难以逆转。但是亡羊补牢，立法还是比无法无天好。虽然这个法能不能执行，还在未知之数。

眼下政府方面正在对《生态补偿条例》进行调研信息的汇总。而在对海洋生态补偿的调研中，专家组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新问题。《生态补偿条例》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汪劲向报纸透露，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沿海地区疯狂的围海造地和临海工业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非常严重，而针对海洋生态的补偿基本为零。汪劲举例说，沿海造地每亩的成本在20万元左右，如果将这块地卖给开发商，最低也能拿到500万。

近海污染是一个解决不了的老问题了，现在新出现的是围海造地，其程度已经达到了疯狂。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围海造地为2千公顷，2007年就达到了1万3千公顷，5年间增加了5倍多。

尽管有《海域使用管理法》约束，但围海造地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现在每一个沿海省市都在进行违法的围海造地。许多公司一边施工，一边等着审批；或者是报10亩地、填20亩；或者干脆在完全无证状态下开工。

胆子更大的则是先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规避法律的约束。据相关法律规定，50公顷以上的填海项目要报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你规定50公顷以上要批准，我就围出一块又一块小于50公顷的海域，圈起来以后再填平，最后再一点一点连接起来，形成整体。就是说动工的时候，每一小块都是不违法的，完工的时候这一大块是违法的。但是已经形成了即成事实，执法部门要追究，也有一定难度。在加上加大贿赂力度，没有不能搞定的。

至于恢复海滩原状，从公开的报道上看，大约只有一例，就是发生在2004年的“填海第一案”。山东荣城海达造船有限公司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填海57亩。因为不服从国家海洋局处罚，该公司起诉到法院，这实在是“理直气壮”啊。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交纳罚款，并把海域恢复原状。除此就再没有听说过谁家被判处恢复原状的了。资本家会说恢复原状工程浩大，而且还会造成新的污染呢？所以一般是暗中收费、公开罚款了事。

和过去红旗飘飘的战天斗地相比，今天的围海造地运动带着一种资本的疯狂、贪婪、匪气和霸气。他们权、钱勾结，以气吞斗牛之势，吞下一段又一段海滩。在短短几年之内，把它们变成港口、机场、工厂、酒店和濒海豪宅。其最耀眼的典范就是世界级别的填海工程——迪拜棕榈岛。这个耗资140亿美元打造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也随着迪拜危机的影响，成为世界瞩目的烂尾工程。

至于中国，虽然楼市居高不下，但据电业部门调查，目前空置的房屋、也就是电表不转的那些房屋，已经足够容纳两亿人口。当然这不妨碍全国人民对楼市的信心，因为人们坚信楼市与政权稳定是一条线上拴的两个蚂蚱，政府要维稳、就会不惜代价维持房地产繁荣景象。这一个赌下的注太大了。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目前围海造地的滔天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逃避了高昂的生态成本。大规模围海造地必将导致局部海域海洋生态系统的退化，即生物多样性降低、改变了水文特征、破坏了鱼群的栖息环境、产卵场；还造成了自然海岸线缩减、海湾面积减少、或消失；加剧海洋环境污染、降低海水自净能力、导致局部海域水质恶化，等等。

财让我们发了，吃喝嫖赌由我们享受了，而不可收拾的环境灾难将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承受。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对东欧巨变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确切的把握之后，我们就很自然地、不约而同地把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了。进入21世纪之后，在崔卫平相继推出《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时，我在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两本好书。当时，我还将《哈维尔文集》寄给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的良心犯查建国、高洪明和杨子立，只可惜，书被狱方截留，无缘与他们相会。

《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这两本书，数年来我常备案头，常读常新。2009年3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突袭我家，将它们和成套的《炎黄春秋》杂志等一起装入蛇皮袋，悍然抄走“扣押”，至今仍不归还。但是，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音容笑貌、人品境界、无畏而又审慎、拥有理想而又踏实践行，一直长留在我心中。

2008年12月9日，部分中国公民向全世界发布《零八宪章》。10天之后，一以贯之忠实于“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的哈维尔，对在价值和原则基础上与七七宪章完全相同的零八宪章，理性地、热诚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哈维尔在题为《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的公开声明中说：“他们发表的这份文件令人印象深刻。《零八宪章》的作者要求保护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的独立性和代议制民主。”哈维尔正告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见到哈维尔的声明之后，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说，哈维尔真是我们的知音，是我们的真朋友。

今年7月，亚当•米奇尼克来到中国。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了崔卫平的专访，当天下午与秦晖等人进行座谈，7月10日和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提问。米奇尼克，这位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在上述三次对话中，话锋直指极为敏感的“打破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问题，并直言不讳地主动提及至为敏感的零八宪章。米奇尼克说：“向对（中国）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致敬，尤其是签了零八宪章而入狱的人。”米奇尼克还说：“零八宪章是了解新中国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因为它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自我组织当中。我对零八宪章的问世及相关的所有行为感到非常欣慰。”

米奇尼克清楚地知道，要求“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的零八宪章，是以对抗和变革共产极权统治为基础的人权宣言和政治纲领；米奇尼克清楚地知道，零八宪章申张包括结社、组党权利在内的所有基本人权；米奇尼克清楚地知道，零八宪章谴责六四屠杀和各种形式的宗教、准宗教迫害。然而，米奇尼克来到北京，在不卑不亢的言说之中，就是要清晰地表达他心中的认知和见解。

米奇尼克这么做，表明他是与我们肝胆相照的真朋友。

米奇尼克这么做，在1949年之后的中外民间交流史上，书写了开启先河的崭新一页。

请别把李敖和米奇尼克相提并论。李敖选择性地献媚于专制，而米奇尼克反对任何专制。在我看来，米奇尼克和李敖，二者有天壤之别、云泥之异。

在北京，米奇尼克表达的核心观点是：非暴力地终结专制。

在北京，这位朋友再次明示：当年投入波兰反对派运动，首先的动机是对于专制的否定，即否定共产主义专制。因为这种专制把人视为国家的所有物，而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北京，这位朋友乐观地对大家说：他深信任何专制都肯定会终结，尽管专制者都自认为不会终结。在北京，这位朋友毫不含糊地认定：中国现行体制不可能有未来。在北京，这位朋友毫不隐讳地重申：他力主以非暴力方式结束专制。

朋友米奇尼克的核心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听取和用心思索。这特别是因为，现在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见解：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或特殊官情，米奇尼克的主张不适合中国，非暴力道路在中国毫无意义，是全然行不通的。在持有这种见解的人眼里，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众非暴力抗争的悲壮展开和递次赢得胜利，并不代表人类文明的一种划时代进步，而不过是“交了好运”而已。

在印度的甘地以非凡的勇气率先展开艰苦的非暴力抗争之时，是没有什么“好运说”的。那年月，谁会认为他能交上好运、不被摁死呢？而当甘地所唤起和领导的非暴力抗争成功开启印度自治之门以后，“好运说”就慢慢浮出水面了。总有人把甘地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说成是他交了好运——他面对的毕竟是带点绅士味的英国殖民政府。否则的话，甘地空前规模的非暴力破冰之旅绝不会修成任何正果。

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在米奇尼克们起来反对专制时，他们所面对的，当然不是英国殖民政府，而是一手制造了血腥的波兹南事件的共产极权政府。在这样的情势下，没有人会说米奇尼克们将交上什么好运。不仅如此，米奇尼克们还曾一再面对这样的汹汹质询：不通过暴力革命，“杀了他”，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能在波兰实现民主化吗？！

“好运说”的看家本领是，它从不理会自身的尴尬与不堪。本被视作与好运压根无缘的、坚持非暴力抗争的米奇尼克们成功了，却立马被说成是“交上了好运”。他们说：米奇尼克们所面对的，可不是由原发性共产革命建立的政权；如果米奇尼克生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恐怕就没有这种好运了。在那个暴力革命的摇篮里，非暴力之路是注定走不通的。

当苏联人不信命，不信邪，并最终实现和平转型后，厚颜的“好运说”不仅不宣告破产，反而又把前苏联的成功说成是“交了好运”。这回不拿原发与否说事了，而改拿地缘说事了。他们说：前苏联是欧亚国家嘛，所以能成，而亚洲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社会，是决不可能实现和平转型的。

历史很快又和“好运说”闹上了别扭：亚洲的蒙古居然也实现了非暴力转型。这回，从不脸红的“好运说”又称，那是蒙古人交了好运，而如果面对中国共产党政权，那非暴力之路就毫无意义，绝对不起作用；要想在中国实现和平转型，那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总之，“好运说”是这样一个东西，对进行中的非暴力抗争，它一概认为“绝对没戏”； 对成功了的非暴力抗争，则一概称之为“交了好运”。

这个“好运说”，不说也罢……

说实在，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很清楚，在波兰、捷克、前苏联、蒙古和中国，祛共产主义之魅的难度是有明显差距的。不过我们同样很清楚，这种差距并不足以使人得到下面的结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特殊官情，因而必须拒绝和排除非暴力抗争（包括非暴力革命即天鹅绒革命）这一方式。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我们还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信奉上述结论，则将导致彻底的犬儒主义和取消主义：除了“心想事成”地期盼官逼民反、等待别人揭杆而起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基于上述基本认知：

我们认为，同波兰、捷克、前苏联和蒙古一样，中国需要直指人心的东西：拒绝谎言、说出真话；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多一些自主、让今天更美好；诚实做人、捍卫自己的灵魂。

我们认为，同波兰、捷克、前苏联和蒙古一样，中国需要非暴力抗争；如果信念坚定，意志坚毅，再加上诉求适当、方式可取和行动协调，这一抗争将使中国民间社会由弱小走向强大，将使现在貌似异常强大的专制政权不断弱化和无能化。

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再去念什么“好运经”，不要把别人经由开掘隧道般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说成是交了好运。也不要老去想我们自己是否也能交上好运，几年之内遇上个大陆版的蒋经国。既然我们和米奇尼克们一样，认定向专制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既然我们和哈维尔们有七七宪章一样，有了自己的零八宪章，那么，就让我们像哈维尔不离开捷克、米奇尼克不离开波兰那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现实主义地、坚忍不拔地思考和行动吧。至于最终能不能像别的民族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取得和平转型的伟大的、史诗般的成功，那主要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争取、努力和奋斗；当然，也离不开米奇尼克这样的真朋友的“友情和支持”。

在和中国推友会面的最后，米奇尼克不留情面地谴责说：西方纵容中共，“是不知羞耻的，是不道德的。”他动情地表白：“我还想宣告一点，我将永远是各位的朋友。这种友情和支持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在未来有必要的时候，如果希望我们介入，我们会介入的。”

我由衷地相信：米奇尼克，这位当代思想家和行动家，这位无论在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作为波兰最大报纸的主编时，都能保持清醒头脑、超越人世得失的米奇尼克，是我们真正的永远的朋友。

 2010年7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中国人追求民主之路虽已走过近百年的探索之路，但只有在毛泽东死后的这三十年才真正走到了以宪政民主为明确目标的追索之径上。

“五四”时期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看起来和现在的宪政理念大同小异，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对民主仍然处于一种比较朦胧的概念上。当时的蒋介石政权虽然实行的也是一党独裁体制，但还没有达到毛氏独裁的严酷程度。知识分子还多少还拥有发出自己独立歧见的有限空间，甚至还可以通过民间独立的媒介或知识分子自办的纸媒发出不同于执政当局的批评声音，但到了毛泽东掌握大陆政权之后，仅过短短七年多时间，毛就以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开始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一党专制、唯我独大真相的狐狸尾巴。虽然这与毛泽东的“山大王”农民性格息息相关，但这里面也有从上至下知识群体等民主党派不自觉地被动怂恿有关。

此后中国再无对执政当局有撼动影响力的、自发的民运事件。直到八九六四这一象征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全民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全世界才对中国人的人格和尊严意识刮目相看。而以往的近百年内外交困的不堪岁月，西方对中国人还从未在价值观的认同上正眼注视过东方这个古老而落伍的民族。

一、49年前后的社会抗争和民主萌芽

抗战前后，中国的民主思潮还不足以形成“运动”，虽有一些留学西方或深受西方政治文明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人陆续回来顺便倡导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理念，但由于当时国内的民众在经济和文化环境上的双重缺失，而难以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呼吁发生共鸣。因此，胡适这些在骨子里认同并倡导西方政治文明的先觉者，在后人回顾的视野中就显得格外空谷足音。毛泽东的共产党在那个时期之所以能吸引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注目，也是由于他不失时机地大力鼓吹甚至承诺执政后将组成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才成功地忽悠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中间人士的心理。

此后，随着毛氏皇权的成功坐稳，民主人士就随着民主党派的日益边缘化而被改造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政治花瓶和政党点缀。这对于中国人的教训而言，首先是民主党派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毛的独裁作风，以及民主党派自身没有形成使全社会有认同感的政治影响力所致。其次是在新闻、教育等领域里也很少看到民主党派的参与和作为。

49年直到毛死后，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暴政彻底压制，虽有零星的火花如张志新、林昭及李九莲等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女杰闪现，但已不成气候，更构不成对毛氏独裁政体的任何威胁。倒是林彪在文革的最后阶段，对毛在经济上摧毁国民经济的做法实在看不过眼，才有了第一个敢于在毛的眼皮地下策划军事政变的强人出现。虽然最终失败，但也着实让毛真正感到了威胁皇位乃至生命的巨大威胁，并心惊肉跳了半年才带着深深的恐惧和不安凄惶离世。

毛对待任何试图实现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的手段，要比蒋介石封闭也残忍得多。所以蒋到台湾后看到那么多曾经不听话的大陆知识分子，在经过几次政治运动的洗脑后，仿佛全都变得十分乖巧而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当然，这是因为毛和蒋在对待知识分子时所持的宽松度完全不同的结果：国民党给知识分子的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则只是“有”和“无”的区别。

再者，毛时代由于没有互联网、电视等现代新媒介的进入，所以在客观上给毛的新闻封锁也大开了方便之门。许多社会抗争，特别是知识分子身上所涌现的精神财富，许多还是在后来的不断回顾和反思中才得以重见天日。

二、邓时代的跛脚改革及此后的民主抗争

邓之前的毛氏统治，完全剥夺了个人发展的任何空间，而始自78年起步的邓氏改革开放，的确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这几乎都是在经济这个单一领域进行的跛脚改革。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则始终踌躇不前，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种局面的形成，源自邓小平身上藏有他一向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对改革权宜苟且的态度。所以有学者认为邓在以改革的面目出现时，就扮演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顽固拒绝政治改革。

因此，这种跛脚式改革的后果很快直接导致了贫富的急剧分化，国民财富向新的少数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快速集中。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六四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先后激起了广大民众极大的愤懑。但这两次的结局都是以重判民运人士和流放学生领袖为告终。

在所有称得上壮烈的民主运动中，八九“六四”事件注定将是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值得重书一笔的标志性事件，其民众参与面之广，提出的政改变革目标以及后期开始直指政体的软肋——“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等，都使八九民运深具典范意义。但中期却由于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过于追求其所谓纯洁性，而丧失了与广大人们群众形成合力的良好机会，再加上高层良知势力如赵紫阳缺乏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而在邓小平的孤注一掷下，最终使先天不足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流血镇压而告终。

这次事件的教训已为后来许多研究者所检讨，但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在专制力量的长期高压下形成的奴性思维，留下了服膺强权、恐惧暴政的臣民心态。这种心态的文化传承，一是因袭儒教的人文传统影响，二是因独裁暴君的政治恐怖使然。

三、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之路

中国的民主化是早晚的事，这其实已为当下众多体制内外人士秘而不宣的共识。执政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认同宪政民主的体制内人士越来越多，坚拒普世价值的顽固势力必将逐渐边缘化。虽然当下的胡温自身缺少魄力更没有激情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伟人，但可以预见的下一代之中必有体制内清醒人士与民间各反对阵营悄然互动，寻求妥协并促成共同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良机，最终实现多党制衡的宪政格局。

未来中国的转型之途，很可能有如台湾蒋经国所主导的模式一样，共产党依然存在，而中国大地上蜂拥而起的各政治实体竞相登台。我不会脱离现实情况而过于乐观地这样预期：有着七千多万之众的共产党员会连同他的执政集团一起在一夜之间彻底消灭，代之而起的全部是清一色的反共人士。

我们在未来看到的政党格局很可能是，迎来民主化转型的那一天，随着解除党禁的一声令下，那七千多万党员中，有许多人摇身一变又分化为一个个新鲜入局的党派团体。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政治风景线。仅看现在这七千多万党员中有多少“入党动机不纯”的新老党员就心知肚明了。就像前一段官方公开承认的那样，入党“动机不纯”已成不足为怪的普遍现象。由此可证，时下的入党不过是个人谋求实际利益的敲门砖罢了。至于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纯洁党徒到底有多少，恐怕连胡温自己对此都没有多少信心。

中国的民主转型，还将仰赖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内地民众，海外宗派林立的民主党派因自成散沙而难以赢得内地体制内外民主人士的认同，未来海外民运的力量充其量只能未来在中国的转型之路上起到遥相呼应的作用。而肯定不可能出现如南韩的金大中、阿基诺那样受到国内民众恭迎热捧的罕有场面。

那些怀着美好的憧憬，希冀于彻底将所有共产党势力翻转个底朝天，从而一举实现纯粹的民主宪政的展望，实际上是不愿意正视如今日益精明的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失去民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着虽然不稳但依然部分存在的民意基础，更何况它现在所施行的政策也非处处碰壁，而是在一步步被动地随着民意的呼声而不断地修正和变换，否则，就不用海内外民主派来“煽动”，这个腐败的政体早已被新生代的陈胜、吴广起而推翻了。不然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共政权为什么仍然死而不僵，存活至今？

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16日访华时，针对有的德国人认为“中国就像以前的东德”这一论断时，她并不苟同地指出，我以前在东德生活过，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中国绝不是当时东德的样子。中国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值得世界关注的道路。她所说的不同于东德，意思不外乎有这样几层解读，一是中共的统治集团虽然实行的依然是一党独裁体制，但它在对付异见声音的同时，也会对民众的反应察言观色，一旦民意的反弹大过原先的预测，其统治利益集团就会迅速修改到民众可以容忍的边际里来。这就是不同于东德的地方。二是中共在处理反对势力如民间维权、异见人士等不利于稳定因素的事件时，始终以把影响约束在最小传播的范围内为原则，所以，即使哪里需要灭火，他们也会非常策略地通过手中控制的一切资源如新闻媒体、国家机器，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民间维权事件似乎越来越频密，但已很少再发生如贵州瓮安事件那么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现执政当局善意解读并接受刘晓波、张祖桦等异见人士在08年岁末推出的《零八宪章》之主张，那么，新时代的社会游戏规则将由此而引导中共解开现行政经方面的许多死结。《零八宪章》不仅是中国社会防止动乱的一剂良方，而且也是一旦发生动荡、走出混乱、重建秩序的指南。在实现民主转型的目标上，中国并没有其自外于世界普世价值的“特殊性”可言。只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一种是和平转型，另一种就是暴力轮回。然而执政当局却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全面封杀《零八宪章》。甚至重判了《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因此通过此一事件，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寄望在胡温这一代人身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任何实质性的松动的预期。

而且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能够发出清醒声音的知识分子仍旧是极少数，因而精英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转型过程中其实是有限的，那些孤芳自赏的精英就更加有限了。占绝对多数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民众，因为没有话语权，甚至上网条件，所以根本听不到他们的不同声音和意见。因此，知识分子在民主转型到来之前，只有把自我的身段放低，融入底层，普及常识，其言说的方式才能赢得普罗大众的信任。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许多所谓自称或被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精英，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因此，在今天这种历史大变局的前提下，由于民间对普世价值及其宪政民主的常识性缺失甚至不完全认同，以及当局越来越善于算计政治利益成本和镇压成本的新形势下，中国的转型之路依然显得漫长而不可预知。

尽管如此，只要包括体制内良知人士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着眼于脚踏实地的民主战略资源的耐心积累和突破政党化禁区的各种点滴尝试，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就会越来越近，其前景也将越来越清晰。也许在未来的20年之内，中国的转型必有转机。未来转型的契机，很可能是通过一次类似于大规模的公共事件爆发，而逼使官退民进的互动模式随机出现，并由此达至某种朝野变革的力量平衡，从而开始出现民主化的转型。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我们，要用智慧和勇气化解危机和压力，要用不停顿的攻与守来达成促使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战略转换，将手中的笔化作催生民主转型的武器，使民间的维权力量增长、使民主自由的呼唤增强，让每个中国人，不分阶层、不分文化、不分富贵，在不久的将来都能享受到民主与自由之光的畅快沐浴。

对统治者来说，暴力只能通过恐惧带来一时稳定，它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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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一个青年人闯入了上海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连续刺死了六名警察。尽管案情从未真正公开，但根据偶尔披露的消息，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个叫杨佳的二十八岁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谁来讨回尊严，除去向整个警察系统诉诸暴力，别无他法。

杨佳的行为和他激起的广泛同情，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判断：「公众事务的官僚主义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倾向於採取暴力的手段……人们不知道该与谁争辩，不知该向谁诉冤，也不知权力的压力能施加在谁身上。」

在四十年前的那篇名为《论暴力》的文章里，汉娜·阿伦特追溯与分析了暴力在现代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支配性的作用。因为现代技术的出现，暴力不再是驱动历史的辅助力量，而可能成为其中心力量。这也像是现代社会的另一种隐喻——手段取代了原有的目的，成为目的本身。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政治的延伸，恩格斯则认定暴力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取代这种十九世纪思维的二十世纪对暴力的崇拜。在列宁、斯大林创造的政党与国家中，暴力是首要的依靠，毛泽东则笃信了「枪桿子里出政权」。浸泡在咖啡馆里的西方哲学家们也投入到这股情绪中，他们用美妙的言辞把暴力浪漫化。萨特声称「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历史最终证明，这些论调是多么的错误与危险。

在苏联与中国的某个时期，不断加剧的暴力似乎成为国家生活的唯一动力与目的。而暴力不仅没有给第三世界带来新时代，反而把它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渊。但这又并非意味着暴力毫无意义，很多时刻，它是被压迫者维系自己最后尊严的方式，它把不幸酣畅的表达出来，倘若处理得当，它也可能打开一条改革之门——「有时候，我们需要暴力来让人们听到温和的声音」。

覆述汉娜·阿伦特的精闢分析，是因为中国社会似乎又一次处於暴力陷阱的边缘。在漫长毛泽东年代，暴力以「阶级斗争」、「专政」、「清除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出现的，它充斥於人们的行动、语言、眼神和内心，从批斗会现场到街头武斗再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暴力曾经无孔不入，还头戴意识形态的光环，它不仅涉及上层的权力斗争，更深入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无数的灾难，也让很多人兴奋难耐。

邓小平的改革进程，也是一个用利益计算取代暴力争夺的过程。人们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讨价还价，而国家政权则把自己的暴力本质掩藏在新的面纱之后。历史的伤口从未得到清理，深层原因也从未被追问，也因此人们难以形成共识与机制来应对可能产生的新的暴力漩涡。「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强硬派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是「枪桿子里出政权」精神的延续。谎言与暴力是这个政权的真正基础，至於它暂时披上的外衣，不管是分田地、市场经济、国际化、民族主义，都对它的实质没有影响。这个政权崇拜、迷恋暴力，每当它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失控时，就会本能性的诉诸暴力，这是最熟练、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饰它内在的脆弱性。

这种精神也污染了整个社会，很多人尽管深受暴力之害，却也不自觉的成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会不公，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令愤怒既没有渠道的释放，也无法转化成行动，人们深感无力，暴力则变成了最后的依靠。从上海的杨佳案、湖北的邓玉娇案、吉林通钢的集体殴打致死、连续多起的幼儿园砍杀再到新疆的屠杀与镇压、重庆的打黑，新的严打政策，甚至类似《非诚勿扰》这样的电视节目，暴力的情绪与行动，四处瀰漫。

经济改革带来的暂时安慰已经消退，政权与社会之间的默契也正在失衡，市民社会迟迟没有建立，个人与群体的失败感无人平抚。人们对於杨佳、邓玉娇充满同情，把他们视为反抗官僚体制的象徵，在他们身上，暴力行动被浪漫化为「尊严」、「抗争」、「勇气」﹔而在通钢事件中，人们的情绪更为複杂，似乎既有对死亡的不安，又对这些愤怒的杀人者的同情——他们是中国残酷转型的牺牲品。没人怀疑在幼儿园砍杀的凶手的惨绝人寰，但同时又下意识地为他们做出辩解——一定有更深的社会原因促使他们走出了这一步，人们憎恨他们的冷酷，却同情他的「无能」。

至於新疆的冲突，则更是民族与社会问题沟通失灵的典范。而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则像是一场暴力的娱乐化，普通人没法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就把集体性的精神暴力加诸在舞台上的表演者身上﹔而不管是对西藏、新疆的加紧控制、新一轮的严打，都是政权借由暴力重申合法性的方式。

对於反抗者来说，暴力最多只能摧毁一个旧体制（很多时候，它连旧体制都不能摧毁，它更带来自相残杀），而不能带来一个新社会﹔对於统治者来说，暴力只能通过恐惧带来一时的稳定，它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但每当社会动荡时，人们就都忘了历史教训，纷纷对暴力寄予厚望，因为它最简单、最直接，最能释放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