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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后6•4时代民主运动的特点

以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引发了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悼念活动，由于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大学生持同情态度，使得中央政治局在如何处置这次悼念活动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警察和学生的肢体冲突又导致了学生情绪的激化，为了支持前期游行的学生，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虽然4月26日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措词强烈的社论谴责学生们的行动，但是这种语言上的恐吓不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行动，反而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直到5月17日共产党才决定对北京市实行戒严，学生们的游行整整开展一个月的时间，游行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成为超过100万人的大游行。

6•4事件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其《6•4日记》中说它给国家造成的影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有鉴于此，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加强了防备心理。他们总结了6•4事件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变成一场全国性民主运动的教训，认为要防止类似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重演，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党内团结，面对群体性事件不能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二是密切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切实做到防微杜渐，坚决把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李鹏在其《6•4日记》里总结道：“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共产党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幌子，加大了对民运人士的打击力度，使得6•4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严酷的寒冬。

统治者态度的变化无疑会对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6•4民主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共产党再没有放下过端在他们手里的武器，他们对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要想重新出现6•4时期那种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2009年全国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了10万起，最终也没有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全民性民主运动的原因。这就是后6•4时代民主运动面临的新局面。针对这个新的局面，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最终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这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每一个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重视。
 
二、世界上民主转型模式探讨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化的实现模式，无外乎以下几种：1. 像英国那样的妥协型，这种类型的政治体制转型有其先天的条件。历史上英国的国王势力并不像亚洲国王那么强大，他只不过是众多贵族中势力最大的一个贵族，其他贵族的势力虽然不如国王，但是他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拥有可供自己调动的军队，因此英国的国王并不是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的，国王可能很容易压服某一个贵族，但是却没有能力压服团结起来的贵族。在国王和贵族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国王必须适时妥协，否则就有可能被联合起来的贵族废黜。正是在这种王权与贵族力量相对均衡的斗争中，英国在1215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文件《大宪章》，为日后导致英国政治体制彻底转型的光荣革命奠定了基础。2. 像美国那样的智慧型。美国的独立战争发生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将近100年，那时既有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现实样板可供参考，又有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巨著可供指导，美国雄心勃勃的开国元勋们抛弃了自己的私利，用先进的政治理念规划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国家。3. 像日本那样的输入型。某些独裁国家在民族优越性幻觉的支配下，妄图侵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而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失败，在战胜国的主导下建立了民主政治，实现了政治体制转型。以色列也可以算是输入型民主，只不过她没有转型问题，她是在联合国帮助下建立的新国家。4. 像法国那样的革命型。由于国内矛盾极端尖锐，受压迫的人民忍无可忍被迫起义，用武力推翻独裁统治者，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

以上四种模式都不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完全可以模仿和复制。比如前苏联和台湾的政治体制转型就可以看作智慧型，它们都是在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带领下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转型。在这种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因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还没有受到破坏，所以社会遭受的损失最小。当然，如果在这种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还伴有经济体制转型，像前苏联那样，表面上看似乎损失也不小，但是这种损失并不是政治体制转型造成的，而是经济体制转型本身不可避免的，与政治体制转型完全无关。一个例子是巴西。巴西是民主政体，用不着进行政治体制转型，可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它把进口替代政策搞过了头，走到了闭关锁国的国有经济道路上，虽然刚开始效果不错，可是因为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得原先进口的先进生产设备变得陈旧落后，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当它在债务的重压下不得不重返国际市场时，才发现自己的产品完全没有竞争力，从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民主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台湾一直奉行私有制经济政策，在政治体制转型时不需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型，所以台湾的政治体制转型就没有给经济造成任何损失。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智慧型政治体制转型模式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
 
三、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分析
 
中国没有英国那样可以和统治者抗衡的力量，因此不可能走英国式的政治体制转型模式；中国的国力强大，并且暂时还没有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别国没有理由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让共产党放弃独裁统治转而接受民主政治体制，所以中国也不可能走日本式的输入型政治体制转型模式。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就只剩下美国式的智慧型和法国式的革命型两条道路可以走了，最后会选择什么道路，要依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和国内官民矛盾的激烈程度而定。在国内官民矛盾还没有激烈到爆发革命之前，如果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接受了民主政治理念，自觉地带领中国实现政治体制转型，那么真是中国人民之大幸。可是现实却无法让人乐观，这是因为集权政治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上，对集权本身有不断强化的作用，但对社会进步来说却是逆向淘汰的。现任的国家领导集团在考察候选人的时候，都会注重候选人的政治倾向，具有民主思想的候选人会被他们认为政治上不可靠而淘汰，只有认可集权专制的候选人才会被选入国家领导集团。这样，一般情况下，统治集团会变得越来越专制保守，从而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在这种不断强化集权的干部选拔机制下，国家领导集团内部出现具有民主思想意识的人是很难的，如果出现了，完全是偶然现象，是这种干部选拔机制的变异。毛泽东选拔的干部是一个比一个左，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他的赏识。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依靠自己在军队中的老关系，用逼宫的方式把华国锋赶下了台。在邓小平刚刚掌握政权的时候，胡耀帮、赵紫阳追求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即为毛泽东时代受到迫害的“反革命”和“右派”人士平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表面上的一致性，使邓小平对他们“看走了眼”（《李鹏6•4日记》语），先后任命了胡耀帮和赵紫阳当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除了这两位总书记以外，国家领导人又出现了一个比一个左的现象。胡耀帮和赵紫阳这两位变异的总书记很快被这种干部选拔机制淘汰了，从江泽民开始，谁对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打击得越卖力谁就越能成为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江泽民迫害要求信仰自由的法轮功人士，胡锦涛动用暴力机器掠夺人民财产搞大跃进式的经济建设，把胡耀帮、赵紫阳开创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彻底破坏了，使中国重新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不同的只是，文化大革命是不分干部群众大家一片混战，而现在则是共产党团结起来奴驭人民。

在这种越来越严厉的集权统治下，共产党连自己制定的法律规则都不遵守，非法绑架、暴力殴打、栽赃陷害已经成了共产党统治的常用手段。为了粉饰太平继续麻痹人民，共产党不得不建立“五毛党”，不断加强对新闻、舆论、网络的监控，不得不加强警察力量对异议人士的集会、串联、悼念、声援活动进行跟踪、驱散、威胁、逮捕，不得不派出专人常驻北京对进京上访的冤民实行截访，建立黑监狱关押访民，把不听劝告的“刁民”关进精神病院。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依靠共产党规定的所谓合法途径理性维权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只有彻底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独裁统治对人民大众不断升级的迫害，必然激化官民矛盾，把人民逼到革命的道路上。跳楼、自焚、屠童等消极反抗愈演愈烈，中国社会已经是百孔千疮；像杨佳、朱军那样杀警察、杀法官、焚烧执法车辆、冲击政府机关的零星革命也不鲜见，并且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都会获得舆论的一片赞美之声，官民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所以，中国民主转型走向革命这种模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四、对待革命的辩证态度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们反对革命，我们斗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共产党，而是要求共产党放弃独裁统治。”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资格改良政治，政治体制是否走改良之路不是老百姓可以决定的，有能力对政治体制实施改良的，只有在职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有能力进行改良却不作为，才是把国家推入革命灾难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没有人希望看到可能导致国家激烈动荡的革命爆发，可是作为老百姓，谁也没有能力主导局势的发展，所以他们不应该对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负责。老百姓只存在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接受独裁者的奴驭，要么为民主自由战斗到底！引颈待戮绝对争取不到自由。当改良的温和要求都遭到独裁政府无情打压的时候，改良也就堕落成了一厢情愿的意淫。去年12月25日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后，改良派、革命派进行了激烈的理论斗争，其实双方都没有认识到改良和革命的差别只是尺度和时机的问题。如果改良之路走不通怎么办？是不是老百姓就应该无怨无悔继续接受共产党的奴驭？当然不是！人权是天赋的，当她被剥夺的时候老百姓就有权起来反抗，而不管这种反抗采取什么形式，即使是美国的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美国为什么要寓兵于民允许老百姓持枪？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如果统治者胆敢违背宪法实行独裁统治时，手中握有武器的老百姓可以很方便地把他推翻，这难道不是暴力革命吗？改良和革命都是老百姓争取自由的路径，两种方法都是天然合理的，选择改良还是革命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所以改良派没有理由指责革命派，革命派也没有理由指责改良派。

总之，捍卫人权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权力，具体采取哪种形式要根据斗争的条件来决定。改良不是对顽固独裁者的哀求，革命也不是滥杀无辜，独裁者越顽固，斗争就应该越激烈，哪怕进行革命也在所不惜；反之，独裁者如果愿意让步，革命就应该适时停止而走向谈判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治力量的平衡。要知道，被奴驭的老百姓如果害怕革命，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奴驭老百姓的统治者如果不思改良，就不得不面对革命！如果老百姓自己都反对革命，统治者就永远不会进行改良。老百姓应该用革命逼迫统治者改良，而统治者应该用改良叫老百姓放弃革命。试想当年如果没有孙中山在广州开展革命所施加的压力，清朝政府怎么可能自觉实行改良？害怕革命的改良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抛弃改良的革命必定给中国带来另一个专制。所以，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待改良和革命，把握好时机和尺度，把任何一种主张绝对化都是错误的。政治体制转型完全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做不到一滴血都不流。北京维权律师腾彪对待革命的态度就十分正确，那就是，我们应当“反对革命，也反对不革命”。换种说法，就是要求改良，支持革命。中国最终到底会选择什么道路，完全依赖于在位的国家领导人的态度。
 
 五、革命的可行性分析
 
当然，革命并不是不看时机、不讲策略的蛮干。就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言，还不具备革命的条件。首先，中国周边没有决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死敌国家，革命力量得不到国际援助，因此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的援助为它们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国民党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广东省，广东省地处南海沿岸，苏联把武器通过海路用船运送到广东省交给国民党政府。后来共产党把根据地建在陕北，北上穿过蒙古就可以进入苏联，而当时的蒙古地区是国民党政府控制不了的，这样，广东省和陕北都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国际援助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共产党口口声声说国际上敌对势力妄图颠覆它的统治，其实纯粹是胡说八道，是一种把日益激烈的国内矛盾嫁祸于人的卑鄙伎俩。如果能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中国的革命早就爆发了。

其次，当前国内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还不够激烈，不足以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群众基础，并且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美化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对多数老百姓起到了一定的欺骗作用。由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使得共产党独裁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这为其收买帮凶加强镇压力量起了巨大作用，要知道恶霸只要有钱，就不愁没有大量的帮凶。因为国内的革命条件不但要有普遍反抗的群众基础，而且还需要独裁政府的财政发生崩溃，从而使其镇压力量遭到削弱。目前，这两个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革命在国内还形不成气候。

第三，武器和通讯工具上的差距，也不利于革命一方。现在所有人的通讯工具都由共产党提供，如果革命爆发，共产党只要跟踪通讯信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革命者的藏身之地而把他们消灭；反之，如果共产党关闭革命者的通讯信号，那么革命者就成了瞎子，既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战友在哪里？就像盲人和正常人搏斗一样，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要改变这种劣势，也得依靠国际援助。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敌后武工队式的秘密革命的可能性。有人提出，在目前大规模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成立敌后武工队式的秘密组织，专门针对贪官污吏实施打击。因为这些贪官污吏都存有巨款，因此这种形式除了可以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外，还可以筹集革命需要的资金。笔者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形式的斗争是相当有效的，可是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这种斗争形式需要有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作为背景才会产生效果，把它当作革命的主要形式单独使用却难以持续下去，而且其威慑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个人之所以不敢和恶吏作斗争，不是因为作为恶吏的自然人有多大的力量，而是因为惧怕恶吏身后强大的组织。即使你打败了某个恶吏，但是这个恶吏的靠山马上就会出面来惩罚你，就像杨佳面对的情况那样。所以，如果没有更大的革命力量作为依托，小规模的秘密组织就会像黑社会组织一样缺乏威慑力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何况现在独裁政府依靠科技手段，到处都安装着摄像头，通过分析案发地的影像资料，很容易排查出作案嫌疑人，再调取其它路段的影像资料进行跟踪，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交通工具以及逃逸方向都会一清二楚，所以很容易破案，使得秘密革命无法持续。这种小规模的秘密行动，只有依托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产生效果，有了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发动群众破坏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在惩处了贪官污吏后，秘密组织既可以继续留在敌后周旋，也可以撤回革命根据地修整，使独裁政府无法判断他们的行踪，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秘密组织的活动空间。另外，由于有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作为后盾，受到惩罚的贪官污吏就不敢报案，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抓住了秘密组织的成员，他们也逃不脱更为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秘密组织才会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

这里必需声明的是，以上只是静态分析，如果用动态的观点看待问题，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现在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并不等于说永远都不会具备革命的条件，因为外部条件是会发生变化的，后面我们将讨论外部条件有可能由哪些方面带来变化以及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可能出现的革命形势。
 
六、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
 
毫无疑问，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是独裁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由强变弱，这可以由很多的历史事实得到佐证。独裁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主要依靠财政收入，当财政收入状况良好的时候，独裁政府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增加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比如提高打手们的工资待遇，增加打手的数量，给打手们装备更先进的武器等等。当独裁政府的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朝政府正是在这种困境下垮台的，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几次大的内忧外患，割地赔款，把它的财政彻底摧毁了。所以独裁政府的财政崩溃就成为民主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说得好：“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1〕在政治体制转型中，只有智慧型和输入型与财政无关，妥协型和革命型都与财政密切相关。英国国王因为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地产来维持政府的运转，当卖地无以为继的时候，就向贵族和资产阶级提出增税的要求，由此引发国王和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实现了英国的政治体制转型。法国路易十六继位时，政府每年的新债达到了税收的50%，而长年累积的旧债根本就没有办法偿还。为了增税，国王路易十六与贵族和第三等级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那么，共产党会出现财政危机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由于共产党汲取了6•4的教训，不可能再坐视群体性事件不管、让它从小到大形成燎原之势，再次出现1989年6•4那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因此它必需投入巨大的财力来扑灭群体性事件。据说，警察把一个“刁民”关进精神病院，每个月需要支付5000元的费用，跟踪、绑架、截访、侦破、非法监禁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为共产党所谓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解决不了社会矛盾，相反，它还不断制造矛盾、激化矛盾，因此专门用来对付国内人民的所谓维稳经费就不断增加，据报道，目前国家每年用于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这种专门用于反人民的所谓维稳经费会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巨大负担。

其次，可以预期，未来十年将是经济衰退的十年。共产党以为它是神仙，可以左右经济增长，甚至还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集权主义）的优越性来向世人夸耀，其实是极端无知的表现。它哪里知道，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路易十六当年做过的，既然经济增长没有挽救路易十六的命运，同样也挽救不了共产党的命运。经济增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它可没有党性，愿意服从共产党的指挥。该增长的时候它会增长，该衰退的时候也一定会衰退，人为地扩大投资妄图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最终的效果无非是给银行造成一大笔坏账、给国家财政增加一大堆债务而已。当后续投资无以为继、先期投资成为烂尾工程的时候，经济危机就必然爆发，导致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政府负债急剧增加。随着政府负债的增加，政府的信誉就会下降，人们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就不会继续购买它发行的国债，最后导致财政的崩溃。这一天不会太遥远了，2009年8.7%的经济增长率是靠9000多亿元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再加上9.5万亿元的新增银行信贷才得以实现的，这种超过市场需求的盲目投资是饮鸩止渴，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另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接受网易财经的采访时呼吁，中国应警惕地方债务发展成希腊式危机。据他透露，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总额已经是其年财政收入的3倍，而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政府的负债总额也不过是其年财政收入的3.5倍。〔2〕

另据美国高盛集团透露，中国政府历年来积累的债务余额已达15.7万亿元，占GDP的48%。〔3〕请注意，这么高的债务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欠下的，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政府收入将会减少，同时债务却会成倍增加。虽然中国政府的主要债务是地方政府负债，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是一种依附关系，因此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将转变成中央政府的债务。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央财政赤字将会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当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财政将无以为继，中央财政不能置地方政府的困难于不顾，因此必将增加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揽到自己身上，这就会迅速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因为共产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是在政治倾向相同的候选人中，看谁在经济建设上的政绩更好，为了政绩，现任领导就拼命借钱搞建设，反正还钱是下任领导的事，并且这个政绩与地方干部的个人腐败动机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地方政府的赤字财政完全丧失了制动功能。所以负债越来越大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最后，除了经济危机以外，造成独裁政府财政崩溃的因素还有自然灾害和战争。由于发展经济破坏了自然环境，这几年中国自然灾害的数量和严重程度明显增加，干旱、洪涝、地震频频发生，如果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必将导致政府的财政破产。朝鲜、台湾、南沙、中印边境争端都是可能导致共产党卷入战争的热点。当然，共产党自己也清楚，一个需要花费巨资来对付国内人民的政权是极不牢固的，因此它根本就没有勇气进行战争。但是有时候它可能身不由己不得不卷入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共产党的财政也必将崩溃。
 
七、民主转型的历史新机遇
 
独裁政府的财政崩溃必然弱化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但是共产党是不会甘心的，为了继续保持控制力，它一定会想方设法进行财政创收，可是还有多少创收的空间呢？从一篇署名“黄昏”的税务官员自豪的马屁文章中，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信息，2006年中国的GDP是2.588万亿美元，刚好为日本的一半，可是中国的税收却比日本多了5763亿元人民币，日本的税收才3.2万亿人民币，中国却高达3.7636万亿人民币。〔4〕可见，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有多沉重，同时也说明独裁政府财政创收的空间已经没有了，就像文章作者的名字“黄昏”一样，共产党独裁政府财政的命运确实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了。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独裁政府必然加大搜刮人民财富的力度，这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目前，构成共产党支柱力量的是公务员、警察和军队，当独裁政府的财政崩溃，必将影响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待遇。正如国安（保）警察经常对异议人士所表白的那样，他们之所以为难异议人士，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混碗饭吃。这些丧失了社会正义感、完全靠利益勾结在一起的人，当利益受到影响时还有谁会继续为共产党卖命？到时候，恐怕中国的公务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将比谁都积极，这次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希腊公务员因为待遇受到影响而游行示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共产党为了筹集资金保证公务员、警察和军队的待遇不变，胆敢置金融信誉于不顾擅自印刷纸币给这些独裁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发工资，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将彻底失去信用而变成废纸，这就损害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人民的反抗又会促使独裁政府加大镇压的力度，使它的财政支出暴增，为了筹集到足够的金钱用于镇压，它又不得不进一步加大搜刮的力度，这种变本加厉的搜刮又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中国的民主转型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崭新的历史机遇并不是最佳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是被共产党顽固势力逼出来的，它说明不管共产党是否愿意，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都是不可阻挡的。最佳的历史机遇还是现在，在共产党政府的财政还没有彻底崩溃之前，国家领导人能够像戈尔巴乔夫和李登辉一样，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主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转型，这样的领导人必将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因为国家的财政还没有崩溃，政府仍然有能力控制社会，这样政治体制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也会是最小的。如果因为中华民族产生不了优秀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错失现在的最佳时机的话，中国人民就只能被动地听任命运的摆布了。所以，所谓的民主转型崭新的历史机遇，实在是无奈的选择、痛苦的选择、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当政府失去了控制社会的能力后，中国就走上了辛亥革命的老路。
 
八、革命的几种形式
 
如前所述，当共产党政府的财政崩溃，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中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可能存在智慧型和革命型这两种路径选择，到底会朝哪一个方向走，取决于届时的国家领导人的素质。如果国家领导人中有人具有民主素质，并且同时具备坚决果断的政治家气魄，那么中国就可能实现智慧型转型；如果国家领导人中没有人具备民主素质，都是李鹏式的保守、顽固的独裁者，宁死也要置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于不顾、捍卫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或者虽然有人具有民主意识，但是缺乏坚决果断的政治家气魄，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就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国式大革命，当革命结束的时候，最终建立的是一个民主政府还是一个新的独裁政府则完全是个未知数。有鉴于此，民主运动发动的时机最好是选择在中央出现具有民主意识的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但困难的是，导致历史转向的突发事件往往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支配的。

1. 最好的情况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机遇到来之际，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者国务院总理中有人站到人民大众一边，成为永载史册的历史功臣，带领中华民族以最小的代价顺利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在中华民族面临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能够有勇气与共产党彻底决裂而毅然站到民众一边的国家领导人堪称圣人。如果历史重演，在中华民族历史转折关头再次出现赵紫阳这样的人物的话，这里就有必要事先提出一个建议供未来的圣人参考。

赵紫阳是一位圣人，可惜他优柔寡断，缺乏政治家气魄，应该从他身上汲取深刻的经验教训。他落入了独裁者少数服从多数的虚假民主圈套，表面上看，在7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他和胡启立支持学生，其他5个人都主张对学生进行镇压，他是少数派。但是他忘了，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官员都是经过那个逆向淘汰的干部制度筛选出来的，越反人民的人就越有机会进入政治局，这样，政治局里反人民的领导人当然会占多数，但是他们虽然在政治局里是多数，在全中国却绝对是少数。如果他们真的能够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那么一党专制就不是独裁政治了，它也不会给社会造成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了，人民群众还反对它干什么？所以未来的英明领袖一定不要再次落入这样的陷阱，一定要坚信政治局里的少数恰恰代表了全中国的多数。赵紫阳的软弱性格，使他在政治局会议中遭遇挫折的时候，不是迅速团结处于分散状态的民主力量坚持斗争，而是提出辞职，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李鹏去处理，错误地交出了引导事态向有利于民主转型方向发展的权力，使得李鹏获得了足够的时间对民主派—比如联名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的50名人大常委进行分化瓦解。当李鹏为了建立独裁力量的统一战线而上蹿下跳的时候，赵紫阳却待在家里垂头丧气。当军队第一次进入北京市被群众成功拦截了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对这支事实上已经反戈的军队加以利用。

与赵紫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叶利钦，当他在家中听到共产党顽固派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立即驱车赶到议会，和人民代表们紧急商量对策。当政变部队的坦克包围了议会大厦的时候，他主动向坦克走去，找到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并成功将其策反，从而彻底粉碎了政变，使苏联人民的民主运动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国家领导人，要懂得充分利用自己在军队和政府机构中的影响力，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替代的。要相信，军队会向任何普通人开枪，但是决不会轻易向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开枪。本质上，军人都是来自于人民，他们大多数都知道民主的好处，只是他们也有着人性的弱点，没有人敢站出来承担历史的重任，或者准确地说，没有人自信自己会有足够的号召力，能够成为民主运动的大旗，他们也在盼望更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出面承担这个历史的重任。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起义部队要拉出黎元洪做领袖的原因，因为在旧制度中地位越高的人，人脉关系就越广，号召力就越强，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化敌为友，减少革命的阻力，扩大革命的队伍，确保革命的成功。

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一出生就受到了前人制定的社会制度的绑架，在这种制度绑架下，他们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从曾经参加过镇压天安门6•4民主运动的军人那里，这种制度绑架论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当时很多军人都知道民主政治的好处，他们根本就不想前去镇压学生，但是他们被既定的制度绑架了，不得不开进天安门广场，否则他们自己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可是一旦开进天安门广场，就必然会激起民众的敌意，使军人遭受民众的袭击。遭受袭击的军人要么为了自保不得不向袭击自己的民众开枪，要么亲眼看到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民众的袭击下悲惨地死去而激起对民众的仇恨而开枪。独裁者正是利用这种心理激化民众与军人的矛盾，把人民对专制制度的仇恨转变成民众和军人的个人仇恨。在这种矛盾被激化之前，不管是民众还是军人，都希望有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能够站出来带领大家走向正确的道路。正因为人的这种社会性，使得每每面临重大历史关头的时候，权威显得至关重要，那时每个人都不自信，只相信权威。所以，如果历史能够重演的话，就一定要记住，当戒严开始的时候，站在人民一边的国家领袖一定要像叶利钦那样亲自出面，对第一批进入北京的部队进行策反，这是民主派取胜的关键。紧要关头，圣人的气魄成了决定国家政治体制转型是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暴力革命的分水岭。切记！切记！

2. 如果届时在任的国家领导人都是顽固派，他们团结一致坚决抗拒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那么就应该进行革命。如果不得不进行革命，最好的情况是迅速实行斩首行动。为此，地下民运组织应该及时介入首都的群众运动，尽快掌握运动的领导权。除了进行积极的宣传外，还应该重视组织的建立，把热血沸腾的民众纳入组织系统。希特勒说得好，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就应该及时把他们组织起来，否则宣传将没有任何意义。组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愿意为民主事业献身的战斗队伍，应该为这支队伍准备必要的武器。在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应该主动向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人发起攻击，赶在外地驻军到达之前擒住贼首。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永远是以少胜多的唯一法宝。1989年的6•4运动，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斗争从一开始就缺少坚定性。当湖南三义士怒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时，学生们不是为其喝彩，反而将他们抓住交给共产党的公安机关治罪，以表示自己决不和社会上的“动乱份子”同流合污；当人们捡到解放军慌乱中丢弃的枪枝时，不是加以充分利用，反而害怕共产党给自己加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而主动将其砸毁。很多人认为解放军扔下枪枝是共产党故意设下的圈套，目的是为了给镇压行动制造借口，殊不知，共产党如果下定决心要进行镇压的话，它还会担心找不到借口吗？这些愚蠢的作法说明没有领导核心的运动是多么的软弱，结果既分裂了民主阵营的力量又没有摆脱“反革命暴乱”的罪名，参加运动的人们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等待共产党派军队来镇压自己似的。法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在于人们与专制政权斗争的彻底性。1789年10月6日清晨，当人们得知路易十六命令凡尔赛的军队前来镇压巴黎的民众时，群情激愤的民众冲进王宫，杀死国王身边的几个卫士，控制了国王，使得国王的军队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如果真的出现这种胶着对垒的情况，革命组织有准备的武装力量就是取胜的关键，而且必须赶在外地驻军进入市区之前采取行动。

3. 最糟糕的情况是像辛亥革命那样在首都之外爆发革命，因为这样会在中国形成两个敌对的政治中心，战争就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当然，如果不幸发生这种情况，共产党应该负全部责任，因为人权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当这种权利被独裁者剥夺的时候，人民有权采取任何行动进行反抗。两个政治中心可能在三种情况下形成，一是国家百业凋敝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二是共产党卷入国际战争，三是在北京政治斗争中失败的高级领导人逃出京城另立中央。辛亥革命属于第一种情况，应当不会再发生；当共产党和台湾开战或者卷入朝鲜战争，民主力量就有机会在国际力量的帮助下在边境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出现第二种情况；如果北京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而民主派国家领导人顺利逃出京城，在地方驻军的支持下另立中央，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如果在首都之外爆发革命，因为台湾问题的存在，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台湾全面介入，一是台湾乘机宣布独立，与中国大陆彻底脱离关系。如果台湾全面介入，那么全国的老百姓都会迅速团结到台湾的旗帜下，这样台湾政府可以迅速控制大陆的社会秩序，领导中国走向民主，顺利实现政治体制转型。如果台湾对大陆事务毫无兴趣，反而乘机宣布独立，从此去过自己的小国寡民日子，那么，因为革命政府虽然可以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支持，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财力，反独裁的战争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中国将陷入长期战乱之中。
 
到此为止，笔者根据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民主政治转型模式，结合具体国情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几种转型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1. 民主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统治者愿不愿意，中国都一定会实现民主政治。智慧的国家领导人会自觉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主，愚蠢的国家领导人会把中华民族逼向民主。

2. 智慧型的民主政治转型模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最小，因此是最好的一种转型模式。这种转型应该在政府的财政还没有彻底崩溃之前就进行，因为在政府还有足够财力的时候，就不会丧失控制社会的能力，等到政府财政崩溃以后才想起民主化来已经错失了民主化的最佳时机。但是这种模式需要国家领导人具有高度的智慧，在逆向淘汰的干部选拔机制下，前景不容乐观。

3. 在错失了最佳民主转型的时机以后，独裁政府的财政崩溃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因为独裁政府财力充足时，就有能力收买人心、控制国内的反抗力量，只有当它的财政崩溃时，它虚伪的表演才会结束，并且它的控制力才会减弱。财政崩溃为民主转型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4. 残酷的高压手段压制民众的民主化要求，只能在独裁政府财政状况良好的时候奏效，当独裁政府的财政崩溃后，国内经济利益冲突必然白热化，使得抗争由地下走向街头。民众激烈的游行示威、街头抗议必然引起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分裂。民主派国家领导人对首批进京的戒严部队进行策反是取胜的关键。如果民主派国家领导人对策反戒严部队没有信心，地下组织就应该实施擒贼先擒王的斩首行动，赶在戒严部队进入北京之前清除高层独裁势力。这种坚决果断的小型革命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牺牲。

5. 最差的转型模式是异地革命，即在首都之外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因为两个政治中心的存在必然导致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战争的责任不在民众而在独裁者一边，因为人民有权使用任何方式捍卫人权。
 
求人间真理，作天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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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炜光：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政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157227.html
〔2〕汤敏：应警惕地方债务发展成希腊式危机. http://money.163.com/special/00254IHG/zftangmin.html
〔3〕中国2009年总负债15.7万亿 占GDP一半. http://news.66wz.com/system/2010/05/13/101892221.shtml
〔4〕黄昏：2006年中国税收总额超日本5763亿！http://www.pinggu.org/bbs/b29i215174.html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1.0、灯头的预言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全民的基本共识。具有神学与玄学双重色彩的“灯头朝下”的预言，或许它本不存在，但是它却表明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共性心理。

然而，“灯头”（从油灯到电灯）只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暗示，那么，在精神层面或曰落实到制度设计上，转型究竟有什么样的分层或曰价值分歧呢？

1.1、不同的转型期望值

1.1-1，第一种转型要素

目前来看，依靠国家强大的合法性（但非正当）的暴力维系的政治体系，其转型的期望是建立具有一定民主因素（也许30%是上限）的开明专制体系。

这里面的要素是：一党专制的维续，反腐倡廉的高压，经济增长的强伸。

1.1.-2，第二种转型要素

1840到1860年之间，出现并很快被体用之学排斥的民主政诉求，到上面的力量主导的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西单民主墙”，经过一个多世纪得以复苏。到1989年广场运动之际，诉求达到了顶峰，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里面的要素是：非一党制的预期，普世价值的确立，虚拟抗争的膨胀。

1.1-3，简洁对比

高度简化以上两者，体制内的转型是维续一党专制，体制外的转型是实现多党政治。之于诉求者的心态来说，以上两种期望均是积极的。

1.2、第三种判断

1.2-1，中国竹幕(the bamboo curtain)

在以上两种期望之外，还有一种消极的期望，它基本上是外生型的，即国际社会的一种（非主流）观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开放与排外，混乱地错杂在一起，使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或者经历一场大混乱后，中国再一次边缘化于整个世界。

这种说法也许有所夸张，但是，Myster of China,，Chinese box，the bamboo curtain之类的词汇［注１］，基本上表达了一种不祥的预判。

1.2-2，我的价值偏好

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者［注2］和“比较不专业”的战略学者与社会观察家，我的个人价值偏好集中在1.1-2上。

对于此种，其要中的前两个即“非一党制的预期”与“普世价值的确立”可以隐含，而集中分析“虚拟抗争”的存在，特别与之相关的环境。相信，这种分析能够帮助知识分子中关注转型的如我个人价值偏好的一翼建立清晰的战略观念。

1.3、虚拟抗争的现实媒介

1.3-1，虚拟抗争的现实性

虚拟抗争，并不意味着抗争无效。其本基特征是：抗争意见的主体存在于网络世界，广场性效应越来越淡化，体制内的颜色革命之可能强化了非接触性对抗的趋势。当然，越来越多的现实事件（或曰群体事件）以及行为艺术化的表达，仍具有联接现实抗争（广场效应）与虚拟抗争的作用，并且它们不可被负责任的社会观察家所忽略。只不过，本文作为一个分析系统，更注重精英与领袖层面的意义，也即试图从战略学的高度分析问题。

1.3-2，追求可靠的知识资源

虚拟抗争的最主要成果表现在培养不同于旧体制生产的知识方面。

它一是要产生意见领袖并为现实抗争提供领袖资源，如西单民主墙与1989年广场运动的逻辑关系；二是要为新政治模式的出现提供可靠的知识资源，而且这个资源的重要性远在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递之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提供信息传递的海外网站很多[注3]，但是，蕴育知识资源的却很少，而到了纸媒（载体方面）则更少[注4]。

1.3-3，缺乏「知识生产-信息共享体系」

我无意贬斥网络政治信息的重要性，而且，我长期为之撰稿的《民主中国》网刊也容纳政治学术文章，同时，我也不认可关于网络阅读影响注意力[注5]与知识生成的观点。我特别希望讲清楚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力量的“我们这一翼”十分需要一个完整纸面出版系统。

设想的较为完整的纸面出版系统，其根本作为就是形成单位最小、效能最大的知识生产系统，也即具有信息共享特征的出版系统一方面是收集政治新知的平台，另一方面是向尽可能宽的社会范围散播新的政治理论，从而实现精英资源普及化为民众意识的一个流程。

总的看来，中国民主转型力量的“我们这一翼”，并不缺乏领袖级人物，真正缺乏的是「知识生产—信息共享体系」。

2.0、匮乏的现状

中立独立作家笔会试图建立上指的那么一个系统，尽管限于其“文人化”表达而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但是，它的文库系统不仅在大陆少为一般知识分所知悉，即便其会员也不太可能全面拥有这个系统的出版物。

2.1、支持性实证分析

2.1-1，泛异议出版物的指数特征

这只是一个小的镜像。之于泛异议系统，出版的随机性非常之大，也即形成共享性信息的可能性非常之小，按着统计学的一般模式，列表分析某些出版物的随机（“非知识性”特征）如下：
著作名称 著者 出版区域及年份 国内阅读指数 著者知名指数 出版地域影响指数 知识价值指数[注6]
夜未央 沈默（张先樑） 美国旧金山，2004 1 2 1 3
讲道理 范海辛 上海（自印），2003 3 1 2 2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毛喻原 北京（自印），1999 2 3 4 5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何清涟 香港，2004 2 4 3 1
中国的忧思 鲍彤 香港，2000 4 5 3 2
人权与宪政 于浩成 美国华盛顿，2002 1 3 1 1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注7] 张祖桦 台湾，2000 5 5 4 4
平均 —— —— 2.6 3.3 2.6 2.6

2.1-2，指数之间的基本关系

列表中的著作，完全按随机原则取样，尤其对其著者本身不考虑性别、界别、年代因素。然而，在整个指数体系中，著者的“知名指数”与“国内阅读指数”及“知识价值指数”，存在明显的反向差距。从纯理论的角度看：

（一）“出版地域影响指数”的提升，将更有益于“国内阅读指数”的上升；

（二）“著者知名指数”与“知识价值指数”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但是，“国内阅读指数”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动性参考指标。

2.1-3，自印形式，美国与香港的差异

由于中国大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因此，许多重大的思想资源必须借助自印本的形式来实现“关系人赠阅”式的传播。此外，香港具有相对于美国的更好的区位优势，但是，它的商业化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销了美国出版的自由度。

整个悖论性状态仍然是：思想资源的整合即知识生产，难以发挥巨大的效力，根本是受制于信息共享体系的缺乏之状。

2.1-4，建设香港基地的必要性

随着香港的民主进程往有益于中国泛民主力量的方向发展，特别是2017年的特首将在泛民主力量内产生的好趋势，关注中国民主转型的力量应当在香港建立出版基地，提供「知识生产—信息共享体系」的雏形。

其经济方面的前提是，将商业性因素压到最低，将公益性提到最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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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这些词汇（中国之谜、中国盒子、中国竹幕）集中见于肖知兴：“没有增长的故事”一文，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6月28日第57版〈商业评论〉。肖知兴是中欧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
[2]在这里，我无意自诩成就。我在国内已经出版过数种经济学和历史书目，比如研究知识分子断代史的《刀与笔》（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以及为普通人群提供经济学分析模式的《真实的交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3]这里狭义地指政治性网站。
[4]目前，只有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当代中国研究》季刊一种。
[5]网络阅读对注意力也即对知识价值的生成有负面影响，正在成为一个国际性社会话题。就个人经验来讲，尽管我注重纸媒特别是书籍形成的影响，但并不认为网络阅读的社会学负面效应真正存在。国内有参考意义的文献，可见肖峰的文章：“网络时代的注意力问题”，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4期（总第21期）。肖峰是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6]“知识价值指数”，是本文作者的主观评价，相当于个人读后感的计量化。不存在“权威性”，即接受批评性修正。此外，非不得已，我也不使用政治学研究的计量化方法。因为，计量化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的最临近学科经济学那里，效果并不明显，甚至起反作用。
[7]张祖桦的该书，据悉有正式印刷本，但我手头上的版本是比之范海辛、毛喻原自印本要差得多的一个打印稿（复印）装订件。当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著的影响力。此外，感谢王德邦先生向我提供张著文本。王德邦即王治晶，1989年广场抗争运动中来自北师大的学生领袖之一。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2010年度自由写作奖启动评选的公告
（2010年7月15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自2002年起创设并颁发自由写作奖。现本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1名（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2010年度本奖项奖金为 3000美元。

二，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精神，具有突出表现和创作实绩的中文作家个人或群落。

三，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个人及民间文化机构团体，亦可参加提名推荐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提名理由（不少于500字）。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即有效。

四， 本奖项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自由写作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杨炼、马建、王一梁、沙叶新、张博树、昝爱宗、蒋亶文。

七， 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和 [email protected] ），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2010年7月15日晨0时起，至9月15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组），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者。

十，独立中文笔会将于9月底、10月初公布本年度自由写作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受奖。

十一， 本年度为第8届自由写作奖评选，前7届获奖者分别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廖亦武、周勍和汪建輝。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2010年度林昭纪念奖启动评选的公告
（2010年7月15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自2005年起创设并颁发林昭纪念奖。本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获奖人1名（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2010年度本奖项奖金为2000 美元。

二，林昭纪念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精神，遭受政治迫害或被剥夺人身自由，处于逆境创作不息而具有突出表现与实绩的，年龄在40岁以下的优秀中文作家个人（特殊情形年龄不限）。

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荐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个人及民间文化机构团体，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提名理由（不少于500字）。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即有效。

四，本奖项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林昭纪念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杨炼、马建、王一梁、沙叶新、张博树、昝爱宗、蒋亶文。

七，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和  [email protected] ），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2010年7月15日晨0时起，至9月15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者。

十，独立中文笔会将于2010年9月底、10月初公布本年度林昭纪念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受奖。

十一，本年度为第6届林昭纪念奖评选，前3届获奖者分别是：卢雪松、昝爱宗和小乔，第4届获奖者从缺，第5届获奖者是唯色。

从官方大肆的宣传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士身上，你当然不会看一个不安的和令人恐惧的中国。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形势大好和中国经济如何一枝独秀，不管这一枝独秀的外表下，涌动着多少中国人的血泪。中国经济的畸形以及国富民穷的现实，在中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官方意识形态的愚民宣传不愿意透露真相也就罢了，但一些所谓的“专家”却常常出来论证这种畸形经济和国富民穷的现象是如何地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真是撒谎完全不要遮羞布。但残酷的现实却不会照“专家”的“指引”前进，它会掴“专家们”无数个耳光，只不过是“专家们”身穿官方利益代言人的“海绵”，有格外厚颜无耻的抗打力罢了。

最近传媒爆出中国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的新闻，认为当下发生的移民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有论者认为1644年、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为前两次比较大的移民潮——我承认此次移民潮的确比较大，但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移民人数也是相当大的。如果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大规模移民潮，其背景是国共内战的话，那么当下却发生在中国和平时期与经济“崛起”的背景下，这里面所体现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6月10日，官方的《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与此同时，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披露，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Bertil Lintner最近在一篇名为《被中国人包围了？》的文章中说：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估计，从1978年开始，中国合法及非法移民将近200万人，每年移居到美国的人数约为3到4万人，移居到其它国家的人数总和也大约是这个数字。”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移民浪潮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

为什么被中共官方几十年来的“伟光正”宣传成“世外桃源”和“经济奇迹”的国家，有如此多的人逃离呢？即便我们忽略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艰辛地偷渡出国（当然有不少人倒毙在官方的枪口下）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精英、富裕阶层大量移民的现实视而不见。按理讲，他们在这个普遍不平等的国家，其收入与地位高于普通民众很多，却依旧挡不住他们要移民的决心，其因何在？一位温州亿万富翁移民的心路历程，有相当的典范性。即他不能忍受成天遵守潜规则，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的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对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深感不安。看看官方对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匿名审判，你就知道有再多的钱，你的安全感也是没有保障的。之所以你目前看上去安全，那是因为收拾你的机缘还不到，并不表明你永远安全。在中国，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绝对安全的大话，因此不妨说所有的人都处于普遍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便是位高权重、日进斗金的人，也不能说你的安全就一定有真正的保障，因为不安全感像病毒一样蔓延，而且是互相捆绑的。当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随时强拆霸占别人财产，随意破坏法律规则将公民关押起来的时候，你真正的安全感何在？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安全感当成人类需求的基石，哲学家霍布斯视安全感为人的第一需求，在在表明安全感于人之重要性。一无所有的人或许不把安全感放在第一位，但那些拥有自己固定财产和较高收入的人，就会把安全感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许多富裕的人和精英阶层大量移民的真正原因。我承认并且尊重他人的迁徙和移民自由，这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批量移民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安全感的普遍担忧。同时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的大量移民，带走了相当的财富和创造力，不仅具有极强的逃离示范作用，而且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乃至凋蔽——这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研究地主大量转移到城市而使乡村凋蔽的社会学研究——最终会形成既没有社会和经济活力又没有安全感的恶性循环。一旦行成恶性循环，又无法在制度改良上进行创新解套，那么就会使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大增，增加社会溃败的几率和成本。

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大量移民其实只是中国社会没有安全感的表征之一，其实政府强推的维稳、严打、唱红打黑乃至官员们狂热相信风水，何尝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实际体现呢？官方的变态维稳思维就是通过高压和武力来保障其不当利益，那么严打和唱红打黑就会成为在变态维稳观念指导下的逻辑顺延。至于说官员相信风水，并通过巫术来诅咒自己的竞争者，不仅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没有信仰，也是对黑箱政治和官场暗箱操作等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倒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7月4日的采访时说：“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那么把所有人都卷进去，政府变得完全没有信誉，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其结果便是大家都以烂为烂，庸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完全的生活现实，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空臆想。

我早就说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诸子百家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即对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没有理性预期。对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至德之世等理念的不懈称颂与向往，正好表明专制制度的人治通病，使得中国上古这些卓越的思想家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未来的位置。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大灯、夜灯），在相对安全的白天尚能应付，一旦到了多事之秋的夜晚，即可能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来到如今的专制制度，制造和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不安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意识愈加淡薄，人们的谈判和妥协精神愈加稀有，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公民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怎么不大批移民，一逃了之呢？

2010年7月4日于成都

这边，薄熙来正在命令重庆的马屁作家们为他树碑立传，那边呢，黄奇帆却接受吴小莉的访问，揭了共产党的老底。真的薄熙来，黄奇帆比贺国强干得好吗？唱红打黑真的给重庆带来了经济奇迹了吗？重庆政府曾经亏损400亿元，成了全国的有名的“破产财政”，消息一出，石破天惊！

近日，重庆媒体吹嘘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大案要案，将被写成小说。重庆市作家协会已成立了写作组，将客观生动地记录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辉煌战绩，据说，早在今年四月初中国作协全委会时，重庆市作家协会就已经有意创作一部重庆题材的小说，只是当时还未确定主题，争取冲击“茅盾文学奖”。看来，求名心切的薄熙来，想利用作家的生花妙笔，为自已留下点文字传世，以抵消海外媒体对他在大连贪腐和枉法追诉罪行的报道。

据称，消息出笼后，立即有网友撒花：“确实值得期待，支持打黑，将打黑进行到底”，也有人怀疑：会不会比“重庆打黑”本身的精彩程度差远了！可见，薄熙来在重庆忽悠出了民意，人们并不反对写他，只是担心不过瘾。重庆华龙网报道说，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警风监督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与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这部文学作品创作进行了深入交流。重庆市公安局将全力支持，提供已“解密”的案件文字和其它相关资料，并为作家创作采访提供一切条件，以保证作品遵循生动、翔实、客观的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进行创作。我想，“解密”速度如此之快的一定是有利于官方的材料，而不“解密”的，大概要等到薄熙来被整肃之后，人们才能大开眼界了。那么，何谈客观原则呢？！

据介绍，该书将记录从2009年6月起，重庆市启动的打黑除恶斗争。第一时间同时策动14个重点专案，充分调动各个警种，成立10个督办组和334个专案组，跨区域异地调动警察上万名，摧毁上百个黑社会团伙，将4000多名涉案人员绳之以法，打掉了文强为首的一批“保护伞”。以全纪实的笔法记录重庆这次打黑的成果：打掉黑社会团伙总数超过前8年总和，是建国以来力度最大、战果最丰、影响最广的专项斗争。切断违法“放水”资金链条330亿元(实际是710亿)，达到了稳定社会的预期效果。目前，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群众安全感达94.3%，创历史新高。这部文学作品还将深入剖析文强等人，是如何从国家公职人员堕落成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可见，薄熙来要利用这部大作证明，他使重庆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最好的盛世！过去，毛泽东讲，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回薄熙来利用小说自吹，超过了他，又搞了新的发明！

然而，中国政坛的内斗就是如此跪异，近日，不仅文强以“大跃进”的速度死去，他在狱中单独关押的睡姿照片流向海外网站，而且，重庆市长黄奇帆7月3日，忽然异乎寻常地高调接受了海外媒体的采访，凤凰卫视播出了《问答神州》栏目组，对他就公租房建设的专访。新华网也转发了全文。在访谈中，黄奇帆回顾，解读了近年来重庆市部分经济发展重要节点事件。吴小莉说：在很多人看来，黄奇帆是典型的技术派官员，他懂经济，谙熟金融工作，对经济数据的超强记忆力尤其令人叹服，被人称作是“有着一个电子头脑”。在上海工作期间，他成功操刀的一系列上海本地股重组案例，曾经一度在中国经济界声名远播。而2001年10月，一纸调令，让他带着满身的上海经验空降重庆，并从此开始了将海派理念嫁接到内陆水土的尝试。这说明，1999年至2002年，贺国强任重庆市委书记时，重庆财政已经被掏空了！但中央为什么看好贺国强？他把财政的钱，即老百姓的血汗钱花到哪里去了？中央凭什么把他带病提拔为中组部长？王鸿举离职后，中南海决策层讨论了很久，认为原副市长黄奇帆能够救重庆，他走马上任新市长！那么，以前重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章说，主持人问他：您刚到重庆来的时候{指2001年10月}，其实，重庆的债务是很高的，当时您有耳闻吗？

黄奇帆一席话泄露了惊人的秘密：我到重庆来的第一天，在机场碰上了当时的财政部长项怀诚。他跟我说，祝贺你到重庆去。接着说，重庆财政是个“破产财政”，你可要当心。我说你是财政部长“大人”，你以后要对重庆多帮忙。的确，那时候重庆财政一年收入只有100多亿元，但是，政府的负债有400多亿元，4年不吃不喝才能还上这笔债！至此，人们终于醒悟了，2001年10月，当共产党的报纸大肆吹捧贺国强的时候，他主管下的政府财政已经彻底破产了！不过，这一点不影响他高升！那时，我们在当地媒体看到的都是天花乱坠的谎言，现在呢？换了薄熙来，一切就变成真的了吗？什么“五个重庆”，什么打黑除恶，什么最高双子塔，西部最大航空枢纽，规模最大的廉租房建设，等等，难道都是真的吗？共产党的宣传，什麽时候不造假呢？实际上，薄熙来比贺国强还能忽悠！自从他2007年12月1日到重庆后，由于大搞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唱红色歌曲，建巨幅塑像，编经典红书，发红色短信，利用“反贪打黑”，排除异己，不仅破坏了民主与法制，而且，又使重庆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黄奇帆转述的财政部长的话语，一语道破了共产党弄虚作假的天机！因此，我们应当对惯于表演的薄熙来更加充满警惕！

看来，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贺国强任职3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使政府负债400亿元，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黄奇帆，汪洋接手之后，情况真的有了好转吗！由于共产党还在操控媒体，不论贺国强，汪洋，还是薄熙来，黄奇帆，讲话或许都有水分！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为了阻拦贺国强对他贪腐案的追查，故意迎合老百姓反贪仇富的心理，一方面把共青团派汪洋的爱将文强拘捕判死，摆平了胡锦涛，另一方面，又把手中有钱的不服管的企业老板黎强，龚刚模等人打入监狱，再冠冕堂皇地没收他们的财产，以便补贴曾经是“破产财政”的亏空！

我们从上述所谓“违法资金链条710亿元”一说，即可窥视薄熙来举一反三，唱红打黑的秘密所在！虽然，黄奇帆接下来大谈他利用上海经验如何盘活重庆经济的，似乎重庆在他和薄熙来的手里，已是起死回生了！但是，会不会再过几年，重庆换了官员，又会有某人出惊人之语？反正共产党嘴大，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认为，他现在自吹自擂还太早，不论他能否挽救重庆经济狂澜于既倒，共产党都已经暴露了祸国殃民的底牌，而黄奇帆披露的仅仅是冰山一角。看来，薄熙来2007年上任后，也不可能把破产财政的400亿元全还上！他邀请海外媒体和画家作家云集重庆，是为了通过舆论掩盖共产党“破产财政”的真相！他命令作家们大写打黑除恶的所谓丰功伟绩，为什么不请他们用笔深挖“破产财政”的根源呢？为什麽不写他的太太谷开来以权谋私，利用律师所赚钱的丑闻呢？为什么不写他儿子“艳门照”的黄色故事呢？

黄奇帆还透露说，除重庆银行之外，西南证券、重庆投资信托、三峡银行以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全部都超过了50％。可见，作家们不知道的重庆秘密多着呢！如同2000年12月4日，薄熙来把我投入监狱，即将离开大连，荣升辽宁省长，当记者和作家们铺天盖地写文章，以电视专题片《共同走过这八年》为题，肉麻吹捧他的时候，大连财政局一位领导早就告诉过我，薄熙来把大连市政府财政的钱全部花光了！历史上大连的所有领导干部，从韩光到魏富海，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坏的！大连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书法家于植元教授说，他是典型的败家子！那时，大连财政掏空了，他和贺国强一样，却能高升！

我想，现在，黄奇帆披露贺国强掩盖过的重庆丑闻，是在薄熙来指使下干的，他的用意是在于说明，他和薄熙来比贺国强要英明伟大，能使重庆起死回生，但愿如此！不过，我还是要奉劝重庆作家小心点，别被一党执政的体制给耍了！这回黄奇帆这样一讲，共产党更是糟透了！贺国强把重庆的财政搞成了“破产财政”！项怀诚的评价很是生动，但全国范围内，有多少个“破产财政”呢！有多少个“破产财政”被涂脂抹粉了呢？“打黑除恶”的全部秘密何时才能披露呢？！既便黄奇帆有点石成金之术，能使中国所有亏损的地方财政起死回生吗？既便黄济人笔下生花，能把薄熙来的政绩编得天衣无缝吗？

2010年7月12日于多伦多

因应“天安舰事件”，美国与韩国拟定今夏在黄海展开联合军事演习。然而，这次军演，却遭到中共方面强烈反对。中南海反对的理由是，美韩军演，“距离中国领海很近”，认为那是对中国（中共）的直接挑衅和威胁。自称：“我们和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国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中共此说，乃是持双重标准。本月，俄罗斯就在“距离中国很近”的地域，举行大规模军演（代号“东方-2010”），中共未置一词。俄军表面演习地靠近日本海域，似乎针对美日，但俄军轰炸机携炸弹做长程飞行，飞越八千公里，从其欧洲基地直达接近中国的远东地区，实际包含“长途奔袭中国”的演练意图。北极熊一箭三雕，中南海并非心中无数。

另外，不断挑衅国际社会的北朝鲜，每回制造事端，都“距离中国很近”，其中，两次核试爆，甚至引发中国延边州的“人造地震”，但，面对北朝鲜的胡作非为，大多数时候，中共立场，不过就是“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与克制”。不痛不痒，不阴不阳。

双重标准还体现在，中共海军本身，频繁到他国近海耀武扬威。比如，今年4月和7月，中共海军舰队，先后两次穿越日本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狭窄海域，日本政府出面质疑，中共仅以“航行公海，并不违反国际法”一语搪塞而过。

就美韩军演，中共“希望”（美韩）不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事”，而这句话，恰恰是北京应该对平壤打的招呼。因为，北朝鲜（包括在背后支撑它的中共），才是“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肇事者。包括这一回，可能进入黄海的美国军舰，也都是在平壤首先攻击了韩国“天安舰”之后，才招引过来的。然而，纵任金正日政权制造再多事端，中共态度，都不冷不热，低调得近乎不闻其声。

面对美韩军演，中共表达最强烈反对，高调得惊人。包括副总参谋长一级军头，都罕见地出来放硬话。共军“豪言”：一旦美国航空母舰编队进入黄海，中国的二炮和海军核潜艇将对其进行饱和攻击。还安排中共少将撂出大话：美国航空母舰到黄海地区，是给中国提供一个“活靶子”，可检验解放军的快速反应及联合打击能力，看能不能打得准、打得狠。

中共海军当真会对美韩舰队开火吗？中南海会动真格吗？不要说美韩两国不信，就连中国民众，也不会相信。中共军队，对内耍威风，绰绰有余；要对外逞强，还差得太远，除非自己找死。再说，美韩联合军演，是在公海进行，并非在中国领海；韩国就回敬中共道：不要干涉韩国内政。

中南海做法，实际是虚张声势，企图先声夺人，自以为得了《孙子兵法》要诀：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攻心至上，攻城至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之策。

作为“对抗”，中共一方，先行自我军演，选择地点，却不在黄海，而在东海。分明是畏敌避战，却自我解脱说：东海军演，可以对在黄海军演的美韩海军，实施“关门打狗”。

稍具军事常识者都知道，中共海军，还只是近海级别；美国海军，早已是远洋级别、全球级别，谁对谁有能力实施“关门打狗”，岂容置辩？

事实上，正在夏威夷海域上演的14国联合军事演习，就正对中共构成“关门打狗”之势。这是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今年，从6月23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1日。参与联合军演的14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中共御用“军事评论家”承认：14国军演，“剑指中国（中共）”。

中南海也顾虑，心战无效，吓不到美军，黄海军演依然会登场。于是，提前自备下台梯子，故意造一些“未来式”句子，发泄仇恨。诸如，“美国黄海挑衅必遭报应”，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弥补”，等等。中南海甚至用上了黑社会语言，引用香港黑帮电影《无间道》中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分明是阿Q似喊叫，“精神胜利法”。

中南海深知，如果当真要与美军在黄海动手，以共军之腐败，必然重蹈满清海军之覆辙：1894年，满清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黄海交手，表面强大的满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史称“甲午海战”。

论及今日美韩黄海军演，中共酸溜溜道：“明里针对朝鲜。但是暗里针对谁，大家都知道。”中美黄海对峙，的确大有来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共一方，自恃经济起飞，狂涨军费，猛增军力，引发国际社会、尤其周边国家不安。中共又趁布什总统倾力反恐、战略重心移至中亚和中东之机，暗自扩大它在亚太地区的支配力和威慑力。美国一方，奥巴马上台，决心扭转局面，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毕竟，在这一地区，美国盟友众多，肩负重大国际责任。两韩天安舰事件，给美中双方，都提供了在亚洲扩充军事影响力的契机。美国与中共，军事发展，明显呈对立态势，似乎迟早要摊牌。

中美之间，是否非要对立不可？事实上，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领海、领空、领土问题。中美对抗，绝非主权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是一个对内尊重人权、对外尽责国际的民主大国，中美之间，根本就相安无事；同理，在朝鲜半岛，如果北韩像南韩那样，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自由国度，朝鲜半岛，根本就是太平乐园。

遗憾的是，从平壤到北京的独裁者，力阻民主之路，不惜以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毁一国之前途；又挟各自国民为人质，叫板文明世界。朝共与中共，一再玩火。古训：玩火者必自焚。只是，人民何辜？

昨天下午，我在推特上问了波兰思想家、影响了当代波兰历史的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先生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富有启发。

傅国涌问：欢迎米奇尼克先生来中国，要是能来杭州就好了，可以当面请教。我特别想问，在波兰民主化过程中，您感觉最深的困难或者说拦阻是什么，是掌权者的那套意识形态还是掌权者对自己利益的在意？

米奇尼克的回答：各国的问题不一样，波兰和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也不一样。就是当时是否接受“一个暂时的稳定”的问题。我们最大的困境是，尽早的极快的准备出一个新的宪法出来。那是我们转型之后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有新的宪法，就会有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宪法当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捍卫少数人的权益问题，我们要摒弃所有报复的理念，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对我本人也是如此。

我们曾经遭受压迫，坐过牢，而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得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的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并不只是“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民主派的，也是那些共产党人的国家。

如何在经济改革中取得折衷，这和西班牙有所类似。从佛朗哥的独裁到后来的转型中，都是如此。我认为对中国人而言，中国人眼中看到的北韩，台湾也有过类似转型。台湾最早也像列宁的模式，台湾后来也经历了民主转型。

我们认为各位可以从现在开始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转型模式。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民主并非意味着天堂，民主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他者的容忍，也是对我们的反对方的容忍。

 

附录：我的一篇旧文

权利，而不是权力

——我理解的米奇尼克

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1980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13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

毫无怀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狱，并拒绝出国或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民主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现一个完美社会，更不是因为民主能实现权力更替，从而为自身登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提供阶梯，而只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为了每个人都能拥有和君主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是基于一种“英雄主义”，他从来不想成为英雄，也不曾想要为国家、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他只是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于尊严、常识和记忆的理由，他断然拒绝了在“忠诚声明”上签字，拒绝选择流亡。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放弃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为社会变革开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巴士底狱。无论暴力以革命还是其他任何动听的名义，除了会掐断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个社会原子化，最终导致专制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结果。他由此认识到，社会的变化不是依靠权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文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那就必须从恢复每个人的权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权利，言论、批评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的权利。他说：“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己。”

这一切使他最终能超越于权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识、敌人意识，他从来就不相信“去共产主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说：“我们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却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掌权的打算，从没想过“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说出真相、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自许。一句“我们真的不想掌权”决不是政客作秀的口号，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所以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他能发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样理性的声音。既然他的诉求不是权力，这一切就不难理解。而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永远都无法明白会有人不像他们那样追逐权力，而把权利、尊严和自由放在权力之上。

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权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80年代初在团结工会内部曾经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当时瓦文萨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萨要把一种“狂暴的、专制式的”东西强加在团结工会之上，他担心瓦文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会屈服于官方，把团结工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与过去的官方工会类似的依附组织。因此，他不仅与瓦文萨唱反调，而且在一篇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文章中，编造了一个正在变成独裁者的工人领袖的故事。当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恋似的”。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说：“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乃至在团结工会将要被取缔前的几个月，他和库隆都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收买、派遣的“隐蔽战线”力量已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并几乎掌握了多数，先后将库隆和他排挤出局。戒严法一颁布，这些人从此消失）。

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不一样，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批判性，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权力舞台，他对他们的批评甚至比对前共产党人还要严厉。对人性、特别是人的局限性，他有着深刻的体认，包括对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极权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选择的角色依然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为荣。所以，在谈论米奇尼克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所反复强调的“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点一边”。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反，我们有的是“虽九死未犹其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结，依附权力、选择站在权力一边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匮乏也正是古老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到处弥漫着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观念，个人几乎没有地位，连法律也是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从来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在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不如说是“权利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生长出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除了围绕着权力的轴心打转，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有权力舞台上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没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难出现新的文化和思想因子。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始终是皇帝，即便是顺民，关起门来也个个都是皇帝，权力之外无权利，总以为抓住权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权力不放，在野者总是怀觊觎之心、问鼎之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难产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许多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人也往往陷入抢椅子、排座次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米奇尼克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四

米奇尼克不是无根的飘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波兰那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地上，和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被他称为“当代波兰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让他确信，自由、宽容、文化传统、人类尊严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集会上对团结工会的人们说：

“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作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这些思想一定也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除了受到他亲身接触过那些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他还从波兰文学中，从“波兰文学的良心”泽罗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轻时曾做过“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Antoni Slonimski的秘书，这位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的诗人教会了他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帮助他解决了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同时像一道屏障一样保护过他。可以说，20世纪初波兰知识界“不服从”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包括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等人的著作。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这些声音是那么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

他们的言论、人格和著作都给米奇尼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滋养，成为他精神的源头。使他最后能以更清晰的“新语言”表达出公民社会的思想、人的权利思想，并化为坚定的实践。所以，他才能无比骄傲地宣布：“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权力和其他的因素。

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加缪、托马斯·曼，以及托尔斯泰、卢卡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米奇尼克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教他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使他确信“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崔卫平曾说过，她就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当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独立的、世俗知识分子”、“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里普斯基，里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里普斯基建议下，他在1962年参与组织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俱乐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波兰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话题，被官方和警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点了名。这一年他只有15岁。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又成为共产党内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的“热心信徒”，在以后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是最好的同伴。

萨哈罗夫、哈维尔等比他年长的精神同道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曾无比深情地谈及“人的权利的捍卫者”萨哈罗夫在20世纪历史中和他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伟大的反极权主义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对哈维尔他也充满了敬意，认为哈维尔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是个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上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说，哈维尔的文字中传达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贵的价值：热爱自由、尊重传统、幽默和自讽、宽容和正直等。《无权者的权力》乃是关于在中、东欧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哲学的“最好最准确的表达”。

五

崔卫平说，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我以为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称为政治语言，不如说是公民语言。“政治”在中国是个被严重污染的词汇，一提及“政治”，人们便谈虎色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把“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联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想到改朝换代，而不管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造反，无不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政治”与“权力”挂起钩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来都都没有真正拥有天赋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当权者总是刻意使权力神秘化，策划于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业，始终不离“君权神授”、“圣主英明”那一套。实际上这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狭隘的政治，它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离的，广义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里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那种政治，也即崔卫平所说的“业余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米奇尼克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那也是“业余政治的语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语言。

这样的公民语言是朴素的、生活的语言，没有暧昧的、酸腐的气息，它扎根于生活的深处，以及波兰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中，同时吸取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语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带水，充满了阳刚和自信，从而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长期以来，正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语言，复活了一些语言，比如他1976年提出的“新演进”，“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后来提出的“不完美的社会”、“民主是灰色的”等等，这些语言仿佛一下子就让人获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这是在哈维尔、萨哈罗夫他们那里所缺乏的。对此，他自己有着足够的认识，“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语言，公民也应该有公民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在《新演进》文中，米奇尼克对“修正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也就是说，前者相信“圣经”而不信任“教会”，后者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圣经”。

与相信可能有一个完美社会的父辈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他追求的是一个“不完美的公民社会”，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了“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权利”。“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在《灰色是美丽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的大杂烩。”“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将团结工会运动称为一个“钢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当中拥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在谈判桌上却没有力量。相反，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一个“泥腿钢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里却握着利器，在谈判桌上占据着优势。

他将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称为“波兰战争”，是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当波兰完成了社会转型之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主编的《选举日报》仍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他感到过去用来描述世界及其传统的语言已经无效，在重建新的社会生活时需要一种“新语言”，他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共同的语言”，是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虽然当年雅鲁泽尔斯基们用暴力拒绝了“共有一个波兰”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以复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国常见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剧，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将共同的家园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不想听到昔日的共产主义者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他不容许有人将这次社会变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简单的权力更迭。

和哈维尔的剧作家和哲学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识背景是历史学，他本人虽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历史著作，却亲身参与创造了波兰的历史，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欲望、贪婪。他说：“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经历都是一本无比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书，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魅力。

2004年8月13—15日杭州家中

 

我必须在孩子出生前，为他起名。这样，第一眼见到他时，才知道怎样呼喊他。如果你只笼统叫一声儿啊，乖乖啊，整个病房的人都会转头过来，略带嗔意的问，谁叫我的孩子？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呼天为天，唤地为地。于是天就成为天，地就成为地。随后，上帝将所有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看亚当怎样称呼它们。亚当呼唤狮子为狮子，狮子就成了狮子。他又呼唤女人为女人，女人就成了女人。

是在命名与呼喊的意义上，亚当成为了人类的父亲。

换言之，父亲这一人类角色的诞生，并未推延到亚当与夏娃同房之后。父亲的意义，不只是在繁殖上有份。从业务上说，父亲的工作量，显然不如母亲。

父亲的意义，并不是提供一个姓氏。姓氏只是生命相遇的外观设计。事实上，在我心意中，涌现出小书亚的名字时，我已开始成为父亲。反过来说，我定意为孩子命名时，是我和孩子的第一次相遇。

所以，在产房外第一次真实遇见小书亚，并且喊他的名字。我就像贾宝玉遇见林黛玉那样说话，“这个孩子是我见过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这样看父亲的意义，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生命的关系，早在母腹之先就存在。或者说，生命是被给予的。所以古人对此虽不求甚解，他们也会带着一份敬畏，为儿子起名“天赐”。

第二，父亲节的意义，并不是对一场风花雪月的劳动节的纪念。父亲在本质上，不是作为体力劳动者的父亲，而是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父亲。意思是，尽管父亲可能、也愿意操劳一生，但父亲之于儿女的意义，并不在乎他的操劳，他的奔跑。

就像一位神学家说，一位牧师对会众最大的祝福，不是他的恩赐、能力，和对他们的服侍、教导和关怀；而是他个人生命的圣洁。

一位父亲，也是如此。我们对下一代最大的责任，不是拯救他们，或满足他们，甚至也不是教导他们；而是去祝福（Blessing）他们——尽管真正的祝福中，也总是包含了教导、满足和看顾。

Blessing，是这个世界早已遗忘了的、父亲最大的角色。男人们作为体力劳动者，供养下一代的生活，却渐渐失去了祝福他们的意愿和能力。

因为不敬虔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灵魂；不圣洁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婚姻；无信心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德性。

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无父的世界”。

我如此阐述，不代表我如此生活。因我常落在一种试探里，就是无论在孩子，或在我弟兄姊妹面前，我更愿意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胜过了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在一个世俗主义的时代，人们对一个故事的期待，也像对一位父亲的要求那样，总是把能干和爱心捆绑起来。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座洒满鲜血的桥梁。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角色不被祝福，人间的爱本身是无力的，无论父爱还是母爱，都并不必然通向能力。

真正的力量，来自祝福；真正的血路，不是自己洒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名字，早于我们的出生，在我们尚未作成一件事之前，就已被命名——被命名就是被祝福，因为有一种敬虔、信心和圣洁的属灵遗产，已落户在一个赐给我们的名字中，仿佛灵魂的DNA.

然而，当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被理解为本身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换言之，就是认为这世上有一种自产自销的父爱。或者说，认定在亚当成为人类的父亲之前，没有一位比亚当更高的上帝（一个附带的结论，进化论的社会学意义，就是一个“无父”的世界）——那么，任何对父爱的讴歌，就像对母爱的赞美，就沦为了一种原始的偶像崇拜。

本质上，就是一种男根崇拜。

上述杂感，其实是我对这部感人电影的评论。父亲值得赞许的牺牲、智慧和勇气，并如何同时迎合了我们内心的男根崇拜。

2006年，记者吉塔·安南德写了一篇报道，《治愈：一个父亲如何快速筹集到1亿美元、建立医药公司并拯救了自己孩子的性命》，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电影改编于这个真实的传奇。

约翰&#8226；克罗利是一位公司高级主管。1998年，他家的一儿一女同时患上罕见的庞倍氏症。当时这病无药可治，孩子们只能坐轮椅，随时可能衰竭而死。克罗利翻阅医学刊物，看到罗伯特教授提出了一种特效药开发的新理论。尽管克罗利没有任何医学及生物学背景，他却辞去工作，找到这位教授，说服他研发新药，并承诺募集1亿美元成立药物开发公司。

克罗利一路成功，后来，他们被一家更大的公司收购。2006年，新药研发出来，同年被FDA（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批准。克罗利的两个孩子，都因此被拯救，恢复了健康。克罗利也成为千万富翁。这个过程中，克罗利也因孩子的病情加剧，屡屡剑走偏锋，破坏游戏规则，以至最后与罗伯特教授分道扬镳。

对任何成功故事的解读，都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带着敬畏，一是带着骄傲。当一个拯救的故事，和一个创业的故事；也就是当爱心和能力混在一起时，很容易让人落在另一种试探里，就是对自己到底更愿意显示为一个能干的人，还是更愿意显示为一个有信、望、爱的人；因着骄傲，而开始失去了辨识。

而当一位父亲失去对这种试探的辨识时，就开始失去了对孩子们的祝福。照着耶稣基督的话，这是一个吊诡的世界：失丧生命的，反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却失丧生命。

为克罗利和他的孩子，也为全世界数万名庞倍氏症患者，我实在感恩。看了电影，我也对这位真实的父亲，有代祷的负担。因这实在是奇妙的故事。人拿着一枝歪笔，可以画出一根直线。克罗利被拿在上帝手中时，那位天上的父亲，藉着这位地上的父亲，也画出了何等笔直的一根生命线。

因此我想，如果克罗利先生不了解这一点，这将一个多么危险的故事。除非我们承认，自己并不是孩子生命中的拯救者；不然，我们就无法继续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祝福者。

补充一句，看这部电影，碰巧是在父亲节。

2010-7-5

《光与盐》一书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十个人物的故事，他们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容闳、清华第一任校长和促使西方终止鸦片交易的外交官唐国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美的女医生石美玉、基督教青年会《进步》期刊的主编范子美、基督教中华女子青年会的第一个中国人领袖丁淑静、清华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现代妇产科医学奠基人林巧稚、武汉华中示范大学校长韦卓民、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晏阳初。这些人在一八五零年至一九五零年间，作为“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以及“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领导者”，在那一个世纪“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十个“术业有专攻”的人物，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有留美的背景，二是都是基督徒。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这两个特征都是巨大的“政治不正确”。既然他们不是“革命者”，便理所当然地被以“革命”为中心的中国当代历史叙事遗忘和遮蔽了。

“社会福音运动”之先驱

直到今天，“基督徒”这一身份仍然未能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获得合法性，这也影响到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即便人们了解其中某些公共性更强的人物的事迹，比如容闳、梅贻琦、晏阳初，但并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更不知道他们的事业奠基于信仰之上。后人往往会赞赏梅贻琦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卓越贡献，会感叹晏阳初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们为什么能够实现中国古代士大夫只能“心向往之”的“知行合一”呢？仅仅靠自身的人品和修养就能达到此境界吗？《光与盐》第一次将这些人物的信仰与生命的血肉联系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是一批有使命感的人，其使命感来自于上帝的呼召。他们在那一个世纪里完成的事业，虽然未能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之后，仍是一笔不可忽略之历史财富，对今日亟需信仰重建与价值树立的中国尤为宝贵，正如《光与盐》的作者、美国学者李可柔女士在绪论中所论：“中国公众对腐败和社会功能紊乱感到担忧，因为在中国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内在的规范和制度则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美德是支撑经济发展和更新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这十个人当中，容闳、唐安国、丁淑静、范子美等四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便去世了。剩下的六个人，梅贻琦到了台湾，石美玉到了美国，晏阳初到了菲律宾和美国，林巧稚、吴贻芳、韦卓民则留在了中国大陆。离开者，他们在大陆的事业自然无法延续；而留下者，也没有了一九四九年前宽松而富于活力的社会空间供他们施展才干，此后历次政治运动让他们历经磨难，甚至信仰亦不能保持始终。个人的力量不足以与时代的走向及政权的变迁抗衡，但为什么这十个人献身的社会福音运动会如此无疾而终呢？“社会”与“福音”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福音救国，以基督教救国是自“五四运动”以降许多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知识分子之口号。然而，福音为什么未能救国？福音为什么无法抵挡共产主义的惊涛拍岸？是福音的问题，还是基督徒自己的问题？陈佐人牧师在《归正神学之三大导向︰历史、福音与文化──怀念赵天恩博士》一文中，也发出一系列之追问：“从事历史之回溯与回顾，常发现许多曲折，吊诡与中断，其中之因果脉络，仿如迷宫，治史之难，即在于此。究竟我们应如何疏解基督教在现代中国之曲折命运？特别是为何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均扬弃基督教之信仰？是因为基督教没有深入民间，关心民疾吗？但是中国教会在投身中国社会之工作上，成绩斐然：创办大、中、小学，扶贫救济，兴办医院，倡导民权。但结果中国教会依然在历史之转变中，遭遇沉重之击打。”换言之，具体到这十个杰出人物身上，他们为何如彗星般掠过黑暗的夜空，光芒固然绚烂，而夜空依旧黑暗？

“福音”为先，还是“社会”为先？

《光与盐》一书并未回答这些问题，这本书的目的是彰显这些被遗忘的先驱的历史贡献。但是，彰显之后，反思则是第二步。我们固然不应苛求古人，但理应从前辈失败之处吸取经验与教训，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跌倒。由此，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批人物中的许多人都与基督教青年会（或女青年会）有密切之关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教青年会是规模和影响最大、也最受公众欢迎的基督教组织。但是，表面上的风光并不能掩饰其信仰的弱化与政治立场的偏差。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左派便渗透其中，鸠占鹊巢。后来，青年会的许多成员摇身一变为共产党员。

之所以出现青年会成为“不信派”的大本营的结果，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年会的领袖让社会服务压倒福音本身，也就是将事功看得重于真理，然而没有属灵生命支撑的事功是无法持久的；其次，若干基督教界的名流虽然已经受洗，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烙印仍未去除，对“中国”的过度眷恋，让他们自以为是地裁剪福音，以使之“适应”中国之现实；第三，由于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浪潮，基督教界的精英分子在压力之下试图与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达成某种融合与和解。对此，李可柔的概括是：“为了让基督教远离帝国主义的糟糕形象，基督教青年会逐步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福音’。青年会的领导们强化基督教的社会特征，弱化其属灵生活。”看似策略上的调整，实际上是生命的失落，其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越是有地位、有成就、有名气的基督徒，生命越是没有发生翻转、价值越是没有发生更新。他们身上传统士大夫的特征基本保留下来，基督信仰并未内化成一种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故而人们将他们命名为“儒家基督徒”。他们不承认圣经真理超越于所有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之上，不承认圣经之绝对无误，也不愿承接大公教会两千年之传统，而只是将基督教当作一种补充中国文化不足的“舶来品”。比如，范子美就认为，在非基运动的冲击下，“教会改良”的希望，必须从“教义促进”的研究入手，因为宗教教义必须随着时代、环境、国族而修正。他在一九二九年出版《我的新耶稣观》一书，其中心思想便是“基督不中国化，中国决不会基督化”。而韦卓民则认为，基督教需要中国，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精神，让它变得更具普世性。“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国人更喜欢接受一种宗教传统的多元性”。这些论点表明，他们的信仰还停留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他们重视“中国人”的特殊身份甚于“上帝所造之人”的普遍身份。

“人文主义的基督徒”的前车之鉴

赵天恩牧师是中国教会史研究的开山之人，陈佐人牧师如此评述赵天恩牧师对基督教在现代中国之败局的反思：“赵天恩博士以归正神学之观念，充满锐见地指出中国基督教在文化界中之失败是神学上之失败，二十年代之‘生命社’之成员，纵然具有西洋之高等神学学位，但他们均是受了自由主义神学之洗礼，结果顶多只能产生一种人文主义式之基督教，却在所有基础性之信仰上，妥协或甚至是背弃了圣经之立场。”以此透视《光与盐》中的诸多人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接受的确实是所谓的“新派”神学，神学的错误必然导致“一子之差、满盘皆输”和“一步之差，谬之千里”；其次，他们大都缺乏甚至根本就没有基本的教会生活，而基督徒倘若不生活在教会中，便如同鱼儿离开水，信仰的干涸指日可待。

以林巧稚为例，林巧稚从事妇产科医学的实践与研究，这一实用技术在任何时代皆有需求，加之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是她的病人，所以她算是中共治下处境相对较好的基督徒之一。在面临加入共产党的压力时，她甚至可以婉转地对周恩来说：“由于长期信仰基督教，自己思想上受基督教的影响很深……如果自己昨天还是个基督徒，今天又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担心会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即便有“丹书铁券”在身，在中共全能政治的统治之下，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林巧稚仍然不敢保持基督徒的生活常态：读经、祷告和教会生活。尤其是后者，在林巧稚的后半生，几乎就没有参与过任何教会的活动。于是，作为妇产科医生的林巧稚名满天下，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林巧稚则完全不为人所知。

更值得反省的是韦卓民和吴贻芳。在国民政府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教育独立和学术自主都有相当之保障，故而韦卓民出任华中大学校长、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促使这两所大学在教育与学术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中共建政之后，这两所大学因其基督教背景，被取消或合并，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成为“党办大学”，韦卓民和吴贻芳自动“失业”。紧接着，共产党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必须牺牲信仰的“职业”：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当局的授意与支持下，基督教界四十位领袖在北京发表《三自革新宣言》，这一天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始。韦卓民名列其中，亦是“三自筹备委员会”二十五位委员之一。然而，如此委曲求全，他仍未逃脱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天罗地网。被打成“右派”之后，他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而吴贻芳亦加入“三自运动”，由于她的国际知名度更高，更有“花瓶效应”，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两次担任“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于一九八零年担任名誉主席。昔日的光与盐，却被黑暗与邪恶吞噬了。

从神学的失败到生命的失败，其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张。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今天的我们，如何才能持守纯正之信仰，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不以福音为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回避之挑战。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一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