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是：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温总理最喜欢看什么书时，温总理拿起一本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说：这本，毫无疑问是这本，它是我的案头书。
——推友“花花公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点，派出所老李上午来电话，说下午三点市局的人要约我在小区的警务工作站谈话，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他说，没有时间。我确实没有时间，我正在紧张地修订《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大约半个月之后这本书稿就可以杀青了。国保找人喝茶是他们的工作，喝茶的时间他们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时间不能白白被他们浪费，作为公民，有拒绝喝茶的权利。
老李听到我的“没有时间”的回答，便不再说什么了。这与以前他们反复劝说我出去跟他们聊聊天不同。当时，我就有一种来者不善之直觉，这些人大概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下午四点，我正在修改《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听到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在一般情况下，若有访客上门，会先通过对讲机，请主人打开楼下的单元门禁，但这一次对讲机根本没有响起，直接就是敲门声。我从猫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门口。
我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六个人，其中有四个便衣，还有两个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时负责跟踪和监视我的，曾经陪我上书店和图书馆的朝阳区国保王某。其余几名，我都没有见过，一人手持微型摄像机摄像，正对着我摄像。为首一人拿出一张传唤证来，上面写着根据《刑事诉讼法》九十二条第一款，对我进行传唤。（事后，我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法，成为国保部门骚扰人权活动人士的法宝之一。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那次的传唤，写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这一次没有写任何理由。）
我告诉他们说，我需要换一件衣服再出门。他们说，他们必须进门来，否则我不能独自入内换衣服。就这样，他们一拥而入，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形下，非法闯入民宅。于是，我在厕所内换好衣服，并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传唤证上签名之后，跟随他们下楼，楼下停着两辆普通牌照的车辆。他们让我上了其中的一辆越野车，国保王某驱车，车上还有两名穿制服的民警。驱车两分钟左右，便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
他们将我带入一间审讯室。我坐下来以后，便开始低头默祷：主啊，请赐予我勇气和智慧，讲当讲的话，不讲不当讲的话，胜过黑暗和邪恶的势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主啊，你让我在这逼迫患难中更加与你接近，单单地来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说过，那杀死人的身体不能杀死人的灵魂的，不要怕他。简短的祷告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坐在主审位置上的中年男子开始说话了。此人年纪大致与我相当，体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样。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姓朱，你应当知道我是谁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关注你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关于你的资料，我这里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对方的存在，今天总算是见面了，很遗憾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机会聊聊。听说你对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说，这些年来你做的若干事情，包括你们这个部门做的若干事情，是好事吗？能够让人产生好的看法吗？我此前多次与你的手下说，让那个姓朱的直接来找我，不要去骚扰我的朋友。我当然知道你将我作为研究对象，到我年老的时候，如果要写自传了，我就去查这些资料。不过，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些资料已经不由你控制了，就像东德等国家一样，当事人可以去档案馆自由查阅。
国保朱说，既然你说愿意跟我见面，那么上午我们约你见面聊聊，你为什么说没有时间，让我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请你出来？
我说，给我打电话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没有说是你要见我，他如果说是一个姓朱的找我，说不定我会愿意谈谈。另外，你们应当提前预约，不能上午打来电话说，下午要跟你见面。我要在时间上作安排。今天你们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这恐吓不倒我。这种方式只能表明你们的愚蠢，你们故意制造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闻事件，你们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荣。我是个好安静的人，通常在家里一个人写作，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媒体，也不喜欢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人公。你们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们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们才是这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
国保朱说，看来你对我和我们部门有太的成见。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希望能够消除这些成见。
我说，请给我一杯水。
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人跑到外边去买来几瓶冰冻的农夫山泉回来，正是我平时喜欢喝的牌子的矿泉水。
我说，其实倒一杯派出所的饮水机里的水就可以了。
旁边一名国保说，天气热，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办公条件有限，他们的水不太冰。
按照一般的传唤的程序，坐在国保朱旁边的那名笔录者首先询问我的一些情况。整个过程，一台微型摄影机一直对着我摄影。国保朱和负责笔录者均点燃香烟吸起来。
我看到墙上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室内禁止吸烟。我便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素质低，你们不服气，这里明明写着禁止吸烟，你们仍然不顾禁令随意吸烟，你们这不是在执法犯法吗。
国保朱说，没有看见这个牌子，对不起。虽然他道歉了，但两人并没有停止吸烟。我已经尽了告知的义务，却无法制止他们继续吸烟。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此二人一直在吸烟。在场的其他两名国保没有吸烟。
国保朱说，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跃啊。不过，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说，你也在上面潜水吧，我的言论不仅是给推友们看的，也是给你们这样的人看到的，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欢发表惊世骇俗的话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够了，不在于数量。
国保朱说，那我们进入正题吧，先谈谈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他拿出一大叠打印的稿件来，将其中一篇递给我。
我一看，是我写的《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观察》网站上发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发表的网站和时间。
国保朱说，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说，当然是我写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发表的，我从来不发表匿名的文章，我对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
国保朱说，你看这一句“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荼毒国内亿万民众，更试图将共产暴政推广至全球。”这里的“党魁”指的是谁？“暴政”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党魁就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党魁；暴政还不简单，毛时代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无数家庭家破人亡，邓时代“六四”开枪杀人，一直到今天那么多孩子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么？还有中共在西藏、新疆开枪杀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国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驳我说，你就没有看到维族人屠杀汉族平民吗？作为政府，有必要派遣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回答说，我没有否定存在维族暴徒杀害汉族平民的事实，但当局以暴易暴解决不了问题，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谨慎使用。再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种族冲突事件，是因为当局的民族政策有严重失误。（当时我并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纪念日。）
国保朱说，下一句“毛太祖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毛太祖是谁？
我说，毛泽东。
国保朱问，为什么要用“毛太祖”这种说法？
我说，毛就是一个专制帝王，毛自己还说他比秦始皇厉害几百倍。毛是开国之君，古代开国之君就叫“太祖”。
国保朱又问，你再看这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里的“大独裁者”和“小独裁者”分别指谁？你为什么认为只要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阻碍了联合国发挥和平与正义的功能？
我说，大独裁者就是中共当局，小独裁者就是缅甸军政权、北韩金正日政权等等。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国际社会为之不齿的流氓国家。
国保朱又问，你说“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越活跃，其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你有什么依据这样说？
我说，中共在非洲掠夺资源，支持独裁政权，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国内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非洲国家的劳工对中资企业有诸多不满，多次罢工抗议等等。中国人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还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独裁政权早就垮台了，如苏丹。
国保朱问，那你写这篇文章是什么目的？
我说，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国家、那些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巨额的外援经费根本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如今不是说财政公开吗，我希望当局也公开这一部分，让外援告别“秘密”的状态。
谈完这篇文章，国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发表在《观察》网站上。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篇文章来重点讨论，其实这两篇文章并不是我的力作。
国保朱说，你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中共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这是当局企图将国内矛盾往外引导的毒计。”为什么用“毒计”这个词语？
我说，如果你看不懂，请自己去查现代汉语词典。我不是语文老师，要这样逐字逐句地解释给你听。此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接触过的国安系统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从来没有向我提过此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你们该好好向他们学习，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国保朱说，“毒计”是一个贬义词吧？
我说，当然是一个贬义词。
国保朱说，那你凭什么说民族主义是政府煽动的呢？你说政府在背后煽动民族主义，难道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侵占我领土钓鱼岛、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首相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吗？
我说，中日问题我比你更有发言权，我作过长期的研究，出版过两本书，你不是说最了解我吗，你难道没有看过吗？中国人当然有权批评日本的某些做法，但首先要反对的是赞美日本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帮助他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原话，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其次，爱国主义需要理性，砸日餐厅和日本品牌的汽车不是爱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说那些产品是日本产的，还是中国产的，抵制日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行动根本对日本造不成伤害，反倒伤害了中国人自己。据我的观察，二零零四年中国的反日活动，背后就是政府操纵，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是将日本当作一个“公共污水沟”。
国保朱说，那是学生的爱国热情，怎么能说是政府策划的呢？
我说，中国不是有一部《游行示威法》吗，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到公安部门拿到批文之后才能实施。如果我去申请，能够批准吗？
国保朱：批不批准那是公安部门的决定，你可以去申请啊。
我说，那天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有去申请过吗？据我掌握的信息，他们没有去申请过。那么，这难道不是非法活动吗？为什么政府纵容此非法活动呢？为什么明知该活动非法，政府也要出动大巴车运送学生去日本使馆抗议？
国保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车辆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学生自己找的呢？
我说，我有一个在北大念书的师弟告诉我说，当时是校方安排的车辆。
国保朱说，校方难道就是政府吗？你这个看法太主观臆断了。
我说，校方当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长是副部级，北大党委书记是中央候补委员，哪个学校不在党和政府的管辖下？不懂中国国情的是你。还有，当时学生向日本使馆扔砖头等等，在场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观，根本不去制止。
国保朱说，不是警察不制止，是当年到日本使馆抗议的学生太多，警察的人数有限，根本管不过来。
我说，你们如果想管，哪有管不过来的，当年“六四”时候，人更多，几百万人在北京的街头，一开枪，不就解决了吗？
国保朱又问，好，接着看下面的内容，你的这句说，“所谓‘建国大业’，不过是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残忍程度稍逊一筹的斧头帮（国民党）。正如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这里的“斧头帮”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对他说，这样谈下去，三天三夜都谈不完，斧头帮就是斧头帮，这是萧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非常赞同，斧头帮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黑社会组织。你去看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吧，里面就有一个斧头帮。我的文章摆在这里，你自己看，自己领会，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去请家教，我没法这样一点一点地跟你解释。
国保朱说，我们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硕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写得很长，有时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长时间，还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以后多写短文吧，这样我们容易看懂。
我说，我的定位是，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读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说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一下。你自己去补课。我还就喜欢写长文。写文章总比读文章累吧，我写文章都不嫌累，你读文章还嫌累。那你申请换一份工作吧，做这样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和尊严感，这是一份脏活，到其他部门去待遇还能好些。
国保朱做出一副为难状说，换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谈完这两篇文章，国保朱让我在两篇文章的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并按上手印。这个程序与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次他们拿出来的文章有十余篇之多，这次却只有两篇。不过，我看到在国保主手中还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间，我问国保朱说，大概还要谈多长时间，晚上我要给孩子做饭，如果时间还需要比较长，我是否可以发个短信告诉妻子，让她早点回家。
国保朱说，还需要一段时间，大概你是不能按时回家吃晚饭了。你可以给妻子发个短信。
于是，我拿出手机来（此前，他们要求我在谈话期间关闭手机），给妻子发了一个短信。
国保朱说，文章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其他的下次再谈。下面谈谈你最近的写作情况和计划要出版的书。
我说，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访谈有两卷，题目分别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鸽子》，以及我的一本关于中国信仰复兴与社会转型的文集《谁为神州理旧疆》，都即将在台湾雅歌出版社出版，整个过程我在电邮中都谈到了，你们进入我的电邮信箱什么看到了。另外，还有一本讨论苏联解体的《泥足巨人》，将在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我书都现在只能在香港或者台湾出版。
国保朱说，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你自己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我说，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你应当知道是什么原因。你问这个问题，显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一样。说到底，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胸襟，中国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国保朱说，还有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吧，你在推特上说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约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出版，在什么出版社出版？
我说，最近一个月内完成，两三个月后出版。出版社还没有确定。
国保朱说，是谁写序言？
我说，是王怡的文章作为序言，是那篇《写给温家宝的福音单张》。
国保朱说，王怡同意了吗？
我说，王怡当然同意了。
国保朱问，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我说，主要是对温家宝当总理以来的政策做一些批评，焦点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浪费了历史给他的机遇。
国保朱问，这本书主要有几个章节呢？
我说，比如，有对温家宝的经济政策的批评，外交政策的批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对他在救灾中的表现的批评，对他纵容你们这个部门破坏中国法治环境的批评等等。大致分这么几个部分。国保的作为，我将联系自己这几年的亲身遭遇专门写一章。这几年，一到所谓的敏感时刻，你们就派人到我门口，出门做你们的车，你们觉得有意义吗？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我去书店和图书馆也要跟着，有必要吗？
这是，旁边的国保王插话说，陪你去图书馆很好啊，我还可以读读书，学到不少知识。
我说，你们这样做就是违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赵的国保自己就说，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这是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执行。
国保朱说，他真的那样说过吗，那他的业务素质太差了。
我说，难道不是非法吗，你们拿得出什么法律依据来？
国保朱说，政法口不是归周永康管吗，你什么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这个问题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国务院下面的部委，温家宝管理公安部责无旁贷。当然，我也批评国周永康。
国保朱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多，政治局常委就有九个人，你为什么单单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去年我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是批评第一号人物的；批评完第一号人物，当然接着就是批评第二号人物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说，我批评温，既是针对他这个人的，更是针对他的总理的职务的。
国保朱问，那么你接下来还会批评第三号人物，第四号人物吗？比如习近平？
我说，习近平我也批评过，至于是否专门写一本书来批评其他的人，那要看我的时间安排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温家宝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他的失误，那么你认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说，太简单了，比如，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启动选举；实行两党制（我认为两党制比多党制好）；司法独立等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那么复杂。再比如，党内民主总可以推进吧，像越南那样由两个人出来选总书记，政治局成员是不是也可以实行两选一？
国保朱说，这些还是太虚，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说，那就按照《零八宪章》的思路来做，这个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宪章》中的十九条建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国保朱说，《零八宪章》的内容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我说，那么，你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我觉得，你这是一种“逆向种族歧视”的思维方式，难道你认为中国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吗？就是温家宝也承认有“普世价值”，你比温家宝还不如，真要好好学习一下他的讲话，提高一下政治素质。
国保说，不能将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来。温家宝的普世价值绝对跟你们的《零八宪章》的内涵不同，你要是连这点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问题。
我说，你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吗，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不跟你辩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谈我我观点，你尽量不要反驳我。我只谈我的文章，关于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回答。
国保朱说，你把刘晓波当作大哥吧？你为他写了很多文章。
我说，我的文章中不是写了吗，共产党才是黑社会、斧头帮，我和刘晓波是道义相交，不存在你说的大哥和小弟的关系，刘晓波是我的良师益友。
国保朱说，刘晓波的下场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国家谁也帮不了他。
我说，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伟人。
国保说，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党在政府的对立面，当走到刘晓波那一步的时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我说，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终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将为你的这些恶行而感到耻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国保朱说，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这样说过。
我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够看到对你们的审判，不过我会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请求法庭赦免你。当然，法庭是否采纳我就不知道了。
国保朱说，你这样说，以后你当权了，我还得求你放我一马？
我说，不是求我放你一马，我也没有权力放你一马。我不会当权的，我永远是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我对任何权力都敬而远之。我刚才只是说，我愿意原谅你对我做的那些恶事，即便你不认罪悔改。
国保朱说，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华势力利用了。你看，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使馆也不跟你们接触了，美国是靠不住的。你批评奥巴马，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布什那样接见你吗？
我说，我是独立知识分子，不受任何势力的利用。我批评共产党，不是因为有美国保护我，我才敢批评，美国的政策如何，并不会改变我对共产党的批评态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奥巴马上台之后，他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我对中共当局的批评并没有减弱。其次，我批评奥巴马，不是因为他没有见我，我从未主动要求与这些政治人物见面。那次与布什的会面，我们事先并不知情。如今，我批评奥巴马，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是铁杆的共和党人。不说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就是他的国内政策，我也相当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国的知识分子，我将比批评温家宝还要尖锐地批评奥巴马。
国保朱说，你想像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国那样的吧。你那么热爱美国，认为那里有民主和自由，干脆到美国去生活得了。
我说，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国，这说明我比你更爱国，无论这里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就是要在这里生活、观察和写作，努力推动中国的进步。
国保朱说，你说我们被洗脑了，我认为你们被西方敌对势力洗脑了。
我说，你当然可以这样认为，我也不想说服你，正如你也不要试图说服我。
国保朱问，这本书大概会发行多少册？
我说，两千册左右吧，我在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的书，大都是这个发行量，那边看书的人本来就不多，关心大陆问题的人更少。
国保朱说，原来这么少啊。
我说，现在经过你们帮助宣传，很多海外媒体报道，可能就会多一点了。
国保朱说，那么你写书也挣不了太多钱啊，一本书也没有多少稿费吧？
我说，我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成为余秋雨那样的御用文人，还不腰缠万贯。我现在写一本书也就几千元的稿费，但对我来说，钱够用就可以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你当畅销书作家会超过余秋雨？
我说，文章的价值不是根据畅销的程度来衡量的。
国保朱说，关于温家宝的这本书，我劝你还是不要出版，否则后果自负。
我说，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我认为，我对他的批评在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范围之内。如果我批评温家宝，涉嫌对他的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他个人可以撰文反驳，或者用法律手段处理，将我告上法庭。
国保朱说，温家宝不是一个普通公民，而是国家领导人，批评温家宝，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引用道听途说的信息，可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要付严重的刑事责任。这就不是温家宝来自己起诉你的问题了，而是你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说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不会不知道。
我说，我愿意为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我仍然会在香港出版这本书，任何机构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你们要言论治罪的话，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对刘晓波因言治罪，判决书中引用的六篇文章的观点，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即便我不出这本书，你们随时可以像对待刘晓波那样对待我。
国保朱说，你知道就好，继续往前走很危险。
我说，像刘晓波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的荣耀。
国保朱说，好，你的这一表态让我很佩服，你至少不像某些人那样，一遇到压力就变成软蛋。但我感觉你是一个相当固执和主观的文人。
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观的，我发表的是我自己的看法，从来不代表任何群体。
国保说，你想过没有，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之后，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你必须承担责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应当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再发表意见，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纯粹的“骂客”，不作建设性的工作，你也可以考虑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说，首先，垄断证据和信息的当局，我倒是希望当局公开更多的资讯，供所有公民来使用和分析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其次，除了批评之外，我也在做若干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批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持自己政见者”。前者是以中共的立场为标准，后者是以自己的立场为标准。对我来说，跟中共同或不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达的是不是“我”的观点。并不是我的所有观点都跟中国当局“不同”。我的观点从来不随大流，都是我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形成的，我也不是谁是跟共产党作对就支持谁。比如，我对杨佳案的看法就与那些激进人士不同，有人说，只要是警察就该杀，我认为那些被杨佳杀死的警察是无辜者。所以，有一天民众拿石头来砸你们的时候，我愿意来保护你们。
国保朱说，再谈谈教会的问题，我给你第二个建议，不要利用政教搞政治。这种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说，我建议你不要评判别人的信仰，这是每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上帝才能评判。我知道此前你对方舟教会的牧师和同工有过多次很过分的骚扰，我今天正式跟你说，以后关于我个人的事情，你直接来找我谈，不要去骚扰教会的会友。你常常对我们教会的会友以及其他教会的人士说，余杰不是基督徒。你的这种离间的做法不会有任何的效果。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的会友，我只能公布的名字和电话，并呼吁网友对你进行人肉搜索。
国保朱说，我是做这份工作的，我不怕你这样做。当然，你也要付出响应的代价。我跟你们的牧师沈权和教友老徐谈，他们都还挺维护你的嘛。你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看法？
我说，我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我从不在教会中宣讲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的很多会友都是单纯的信仰者，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在外面的发言，也从来没有说过是代表方舟教会的。
国保朱说，你所宣扬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会使命不就包括了从事政治活动吗？
我说，基督徒个人当然有权参与政治活动，基督徒也是公民。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一种权力分配，政治不是共产党垄断的专利。
国保朱说，不管怎么说，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你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非法的，你们没有去登记。
我说，该条例是法规，不是法律，没有经过人大的审批。所以，你可以说我们违规，不能说我们违法。对我们来说，我们首先尊崇圣经的教导，然后尊重宪法，宪法中有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我们遵守宪法，而不承认与宪法相违背的下位法和政府部门的法规。
另外，为登记制造障碍的，正是政府部门。我们不反对符合圣经原则和宪法原则的登记。
国保朱说，圣经中不是说要顺从掌权者吗？作为基督徒，你难道不愿不遵守这句话吗？
我说，看来，你还读过圣经，或者你就只知道这一句经文。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圣经是整全性的真理，不能断章取义。这句话要放在整本圣经中来领会，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等观点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一个政权侵犯我们的信仰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批评和反对它。
国保朱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让外国人来参加聚会，包括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牧师，否则我肯定要关注的，后果也是由你们直接承担。
我说，教会按照教会的原则存在和治理，你无权对教会提出什么要求。罗马帝国以来，两千年来多少强权迫害教会，教会依然存在至今，而那些强权全都灰飞烟灭了。
国保朱，最后谈一点，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的看法。
我说，我已经任满了副会长和理事，两年前就是一名普通会员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当然认同笔会捍卫作家的言论自由的宗旨。
国保朱，那你也交会费吧。
我说，我当然交了会费，这是会员的义务。
国保朱说，你自己的书，你那里都还有多余的吧，能不能送我几本，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我说，我不送书给警察，你自己去香港买吧。以后你不作这个职业了，也许我会送给你读的。
国保朱说，我们工资不多，香港的书也太贵，买不起，何况我们去香港也不容易。
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经费很多，可以去报销啊，这是办案经费的一部分嘛。还有，北京海关扣留了那么多我的书，他们的扣押行动都是你们指使的，你们去海关取来读啊。
国保朱说，我们这个部门不是你想像那样，有那么大的权力，海关也不是听我们的指挥。
我说，今天的这个局面，不正说明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国保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来日方长，虽然你不愿与我们见面，但今后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了。我们也在改进工作方法，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异议分子沟通，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再到现在，这些年来我们的变化也很大。所以，你这方面也要有所变化。
我说，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唯一我可以部分接受的话。我自己当然有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完美无缺，每一个观点都正确无误，我的文章都可以作修订。另外，我从来不将你们当作敌人，你们只是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我的原则是，尽量不与你们发生激烈冲突。不过，你们也不要有将小事化大、邀功请赏的想法，如果想靠整我来升官，那我们只能发生激烈冲突。
国保朱说，我是不会靠你来升官发财的。但是，北京这块地面上是我们说了算，如果你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你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甚至有机会公开发表文章。
我说，我不会配合你的工作，我认为你的工作是非正义的，我只服从圣经的真理和宪法的条文。
晚上八点半，我在笔录上签字画押完毕之后，与国保朱握手告别。另一名王姓国保驱车送我回到家中。
晚上，若干媒体来电访问。两天内，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德国世界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产经新闻、澳大利亚电台、瑞士电视台、南华早报、明报、苹果日报、中国时报、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均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
国保朱先生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每当受到国保的一次严重骚扰，我就会写更多的文章批判专制制度。这群国保对刺激我的写作能力可谓功不可没。而此次传唤事件，也让更多的媒体和读者关注到《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国保的做法，不是帮我做免费的广告又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黑暗的势力可以真正实现“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左传》中的一个典故来，如今中共大大追捧国学，温家宝也喜欢引用中国古代的经典。那么，我就以这段故事来结束这篇用好友徐晋如多年前赠我诗句作题目的文章吧：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太史伯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太史伯改过来，不要太直露，伯坚持不改，结果被杀死。又换其弟为太史仲，还是不肯改用曲笔，又被杀死。后来又换了一个弟弟为太史叔，还是不愿意改，仍被杀死。
最后又换了最小的弟弟为太史季。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
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七七事变”中国国耻日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