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黄金时代》好的色情不遮掩

很多人喜欢读王小波的评论和随笔,固然是好看,也颇具影响力,但是王小波用心最深,最令自己满意的恐怕还是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曾经拿过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黄金时代》最惹人注目的地方是其大胆的性描写。王小波曾经跟李银河一起做过一些社会调查研究,出版了《东宫西宫》,是中国早期研究同性恋社群的研究报告,后来张元导演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想拍成电影,于是王小波又帮他写了一个剧本,名字不变,剧本最后在海外影展上得了奖。

谈到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性,他总是酣畅淋漓地描写性。大家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爽,甚至有些人起初是想看黄书,结果发现原来不是本黄书。随便从书里摘几句话,什么”他的小和尚又拔出来”,”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等等,此类大胆的描写似乎很容易让人看得兴奋。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他颠覆了大家对文革的看法。王小波本身是返城知青,他这一代作家写”文革”或者以”文革”为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而过去大家谈到”文革”都会觉得无比灰暗沉重,是场灾难。但偏偏有两个作家改变了大家这种印象,那就是王朔跟王小波。王朔使”文革”变成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则指出,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下,大家都觉得要为运动而献身,其实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跟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事实上是否真如此呢?《黄金时代》里所描述的性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样压抑了人的性爱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利关系。

反观他笔下所有关于性或爱情的故事,总有那么一些复杂的权利作用。《黄金时代》的男主角王二跟陈清扬下乡的时候曾逃到山上去住,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人抓去交待,还要写交待材料。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们俩每次写交待材料的时候,把性生活经历写得越详细,上头越赞好。那个检查他们思想材料和检讨报告的上级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检讨报告当色情小说阅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利关系,因为性关系本身是在权利中被解构和呈现的。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利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等等。

有人说王小波写性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就像很多人说意大利闻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他是艺术品,虽然裸体但不色情,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跟色情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像《金瓶梅》,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著作,但是难道因此就说它不色情吗?相反,它的色情也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色情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色情化”或是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是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

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在《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做李先生,是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了毛病。什么毛病呢?龟头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龟头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他还写大字报说:”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龟头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换上了”龟头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的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色情的图像或者带有色情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马鼎盛:米兰昆德拉有什么不能承受之轻?

凤凰卫视7月6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马鼎盛:各位好,欢迎收看《开卷八分钟》,我是马鼎盛。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名著,名作家的名著,叫《不能承受生命中的轻》,好家伙,这本书的名字起的拗口,就算拿起来念很多人都念不下来,但是用这本书做蓝本的第一步电影就好了,就叫《布拉格之春》,你看这一听就知道,是1968年苏军野蛮的侵略捷克这件事情。这本书我是最近才拜读的,而这个电影1991年就已经上演了,这个电影比起书来就是各有千秋,书本身是高章,绝对是高章,因为这个作者昆德拉不但是这本书,他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不简单,因为他不是英语的人,他本身是个捷克人,捷克人参加布拉格之春以后逃亡到法国,流亡到法国,入了法国籍,最后又定居美国,昆德拉是这么一位人士。他这本书1984年推出,1985年正是中国的大地吹遍了开放改革之风的时候就面世了,就把它翻译过来了,当然那个时候是节选本。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确实里边相当的大胆,电影更大胆,这电影在大陆我看很多东西要比《色戒》还得盖的厉害,但是《色戒》不行,那档次太低,他这个《布拉格之春》电影档次高在什么地方呢?高就高在它虽然有床上戏,虽然有很赤裸的镜头,但是它不是为了色情而色情,它本身这个电影的故事到了那就必须有这样的镜头了,所以我们看起来不觉得很难看,或者又说什么三级片。我们先说这个小说,小说的梗概其是并不复杂,这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造诣非常高的外科手术青年大夫,在布拉格享有盛名,那么他这个人在业务上没得说了,一流。在爱国方面,在政治方面,在反对苏军入侵,坚持民族独立、自由等等方面也是有他的贡献。但是关键他两条线,我们看这个书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应该是外语里边的一句名句了,我看完以后,我感觉它不能承受生命中的轻就有点像什么呢?像西方的一个谚语“就是骆驼身上最后一根稻草”。这骆驼很累了,已经背了很多东西,走过很远的沙漠,它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最后一根稻草落在它的背上,那么就成了他趴下的原因,那在托马斯本人生命中有什么不能承受的轻呢?

我想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在他的人格方面,因为他在布拉格之春这个运动之中是写了一篇文章,就责备当权者,说你们这样做对不住人民,你们这样做就跟古时候一个故事一样,你们老是说原来我不知道在苏军占领之下,1950年开始的,已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做的时候不知道,所以应该受到原谅,他说不行,托马斯就引用西方一个很经典的神话故事,就是说某一个大人物,他出身很不幸,成为弃儿,被抛弃了,长大了以后,他厉害了,就把一个王杀掉了,不但杀掉了王,而且娶了他的后,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个王是他的亲生的爹,他娶的这个王后是他的娘,这就全乱了套了。所以他不能原谅自己,即使是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杀父奸母”这样的恶行,他也是责备自己,而且要负责任,怎么负责任?就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他就引用这个故事来批评当政者,说即使你们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我算你无知,但你这么干了,我也不能原谅你,你真是该像历史故事或者神话故事那样刺瞎自己的双眼。

这一篇东西由于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写在报上,发表了,社会的震撼力非常大,所以就受到迫害了,在那没法混了,出国,到瑞士,在日内瓦执医,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以后当局就要他,说你这个写检讨吧,否定自己吧,向这个政权认错吧,还骗他,说你所写的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保密。他不能承受的轻不是说不写这个东西,而是当他知道身边的朋友、师长还有群众都聚焦在他身上了,到底你写不写,如果你写的话,有一部分人就认为你沉沦了,你出卖自己了,你不行。如果你不写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班人,就这班人写了,又写了检讨书了之类的,悔过了,自新了,这班人就盼着你写,你写了好像大家都一块了,都一样了,都浑浊了,所以他在两面夹攻之下受不了,在这个人格上面实在受不了,所以就自我放逐。宁愿放弃高薪厚职,宁愿放弃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业务到乡下去,哪怕是喂猪,哪怕是当工人,哪怕是刷窗子,也了此残生,这是一方面,就是不能承受轻的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故事性为什么曲折?为什么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人呢?成为一个大文豪呢?他把他在感情生活上边,托马斯按照我们东方人来讲,真是放浪的可以,这家伙一夜情的厉害,他有六原则,他和任何的异性发生关系,上床,那就是一次过,永没有回头,即使是和他的爱人,他的妻子,他生命中的另外一半也是如此。开始是如此,后来就完全变了。不能承受的轻就是另外一方面,就在感情线上边,在性生活上边不能承受的轻,这个“轻”是怎么不能承受呢?恐怕我们要下一集来继续讲这个昆德拉这本名著,或者说是《布拉格之春》或者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台湾著名“创世纪”诗人商禽去世

6月27日,台湾诗人商禽因肺炎去世,享年80岁。商禽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大将。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然,曾表示商禽是他最喜欢的几个台湾诗人之一,并翻译了商禽几乎全部作品。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商禽“他是在我们之间走得最前面、成绩也最好的诗人,是我们的表率”。商禽的《遥远的催眠》等诗作在台湾影响深远。他以散文手法写诗,也是一大开创。

商禽1930年生于四川省珙县,本名罗燕。1950年从云南去台湾。一个富有传奇意味的说法是,当年他是被国民党抓兵去到台湾。几次逃跑被抓,被关在一个图书馆里,天天与书为伴,结果“关成了一个诗人”。

翌年在《现代诗》上发表诗作,1956年加盟纪弦组织的现代派阵营,后来加入“创世纪诗社”。商禽一生只出版过《梦或者黎明》、《用脚思想》两部诗集,及增订本《梦或者黎明及其他》和选集《商禽·世纪诗选》、《商禽集》及《商禽诗全集》,作品译有英、法、德、瑞典等文。2009年获颁台湾文学奖新诗类金典奖。

效忠的是首领,而非制度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32.00元。    ● 延伸阅读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陈志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24.00元。

到底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组织力量与强弱对比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为何“皖系”、“直系”等派系名称与其成员省籍存在差异,但依然能保有政治效忠与地区观念?大多数人是自愿还是被迫加入军阀部队?武器水平、军事技术、后勤保障的发展如何改变军阀争霸的态势?

作为一本英文版完成于1976年、简体中文版初版于1991年的“旧”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齐锡生所著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与解释,如今看来依然思维严密、文笔活泼、毫不过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齐教授期望能以宏观的观点而不是微观的方法,来研究对1916-1928年时期的中国政治全貌,“把研究的视野从个别的军阀政权内部与周围无联系的政治现象转移到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书既不像如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作品由于过分注重通俗生动的细节而有可能陷入“杂乱且支离破碎”的野史、轶闻、掌故、趣话,也不至于盲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而将军阀政治想当然地理解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祸国殃民的武夫集团。作者由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出发,从关系、兵源、训练、武器、经济等诸多侧面加以角色分类和系统分析,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甚至社会心理等视角展开全方位的社会透视,力图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

最能反映本书风貌的当是“军阀派系的构成”一章。作者将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划分为个人关系的结合、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三类。作者注意到“家庭单位”与“血亲原则”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军阀政治深有影响,但又指出军阀派系行为的实际运作要更为复杂。例如,某时某地的权力分配与人事安排在表面上有可能违背了“任人唯亲”的惯习与传统,但深究之下,这样的行为恰恰是出于利益整合的需要,或者让军阀首领的家属能在被保证“良好的荣誉和经济待遇”的同时,可以不冒政治风险、不负实际责任。而军阀派系中“大元老”们荣誉与权力的分离,更可以说明简单化的“家庭类推法”难以全面概括军阀之间的政治关系。

作者还通过翻查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中曾任师长、督军、镇守使等主要职位的人员档案,梳理出各派系的政治关系模型。从关系的复杂程度上说,直系最为复杂,皖系居次,奉系最为简单。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内部关系简单、类别单纯、专制程度高的奉系,在战争的实践中拥有最强的军事效率与组织力量。但拥有强化连接的多元关系与有利动员的多元地域直系和皖系,以及拥有新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国民党集团,也因其各自的特点而能与奉系对峙相持。

与我们主观感受不尽相同的是,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变动年代,不稳定的直接上下级关系对加强政治结合的作用是极小的,更为重要也更具解释力的应当是包含在职位联系中的师生关系、恩人关系、同乡关系与同学关系等。袁世凯集团的武备学堂和保定军校、蒋介石集团的黄埔军校便是极佳的例子。在政治理念、道德甚至宗教方面的意识形态观念灌输,更是有可能提供某种“超传统”的凝聚力,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党的北伐部队,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明显的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对权力结构的分析,很容易走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因为任何小集团的权力授予与加强,显然都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授权的倾向。军阀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权力的小圈子化,隐隐包含着潜规则、血酬定律、隐权力等种种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概括,其实质依然是关系网络按由里及外的亲疏差序分布镶嵌和渗透进正式权力系统和等级结构并谋利。军阀政治本来就是旧的封建政治瓦解、新的民主政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一种过渡形式,它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机制与基本精神,也无疑是分析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的关键———无论是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还是更为靠后的“新‘新军阀’”。“政治效忠的焦点是首领,而不是政治观念或政治制度”,在对军阀政治的这一分析中,我们何尝不能读出传统中国政治一以贯之的人治特征与权力逻辑?

当然,作为一本已有二十多年岁数的旧作,本书也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商榷之处。例如:书中套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国际政治理论与隐含对称性前提的比较历史学理论的方法,就像许田波教授用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来类比春秋战国时代一样,似有不妥。本书对中国军阀政治时期中“绅”与“民”这两个重要因素没有特别地展开,因此《军绅政权》的作者、加籍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教授也批评本书的分期方法“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但在分析框架、研究格局、史料处理等方面,国内似乎至今仍未能出现堪与这一被收入“海外中国研究文库”的旧年作品相提并论的新著。因此,张鸣教授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为何能得到相当关注与期望,也就不难解释了。

本书译者萧延中认为,作者既主张“军阀……具有政治运动员风格”故而不敢过于背信弃义,又认为军阀一般“具有理性和讲求实际的政策……最缺乏思想倾向性”,两种判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历史并非简洁明晰的模型样板,并非通顺无悖的逻辑结构。军阀政治中的关系定位、集体行动、联盟组织、个体行为,既可能是出于有所传承的身份认同、被共享的影响政治法统性的价值观,同时也有可能是识时务的功利之举;当中的种种不自知、不自发、非自觉、非自洽,恰恰是矛盾的时代、扭曲的环境、变形的历史取态的最佳映射。悲哀的是,这些反复无常、数姓家奴、朝梁暮晋、寡廉鲜耻,却无声无息地融入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基因与整体逻辑。军阀政治离我们虽然久远,却未必遥远。

刘霞获淮探望在狱中的刘晓波

在狱中服刑的零八宪章草拟人刘晓波其妻刘霞周二一度被狱方留难未能探望丈夫,周三下午终顺利与刘晓波会面。两夫妇短暂相聚后,刘霞心情轻松,表示刘晓波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对于周二在监狱外被扣查,刘霞低调回应,称那只是偶然事件。

在囚异见人士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原定周二到监狱探望丈夫,但在监狱外与同行朋友合照的时候被扣查,耽误了探访安排。周三下午她再次来到了丈夫所在的锦州监狱,成功见到了丈夫刘晓波。

刘霞说:今天把自己拉到监狱探视大厅去了,最后就还是见成了。

见到丈夫后,刘霞心情轻松,她还对记者说,刘晓波各方面状况都不错。

她说:反正结果还是见到人了,觉得还是挺轻松的了。现在见面挺好的晓波,看那个精神身体什么的都不错。

周二探视刘晓波的时候,刘霞与刘荻,莫之许,王金波,王仲夏等人一起来到监狱。当他们在监狱外拿出两件「零八宪章」文化衫,准备合影留念时,被狱警盘问。随后锦州市的国保警察将5人带到西郊派出所扣留问话,并删除了相机内的相片。刘霞,刘荻,王仲夏在被扣3,4个小时后获释,莫之许, 王金波也在傍晚获释。对于被扣留,刘霞认为是偶然事件。

她说:昨天就是一个,属于就是想拍照片就拍吧,结果就(被)查,偶然事件吧。

这是刘霞第二次在锦州监狱与刘晓波见面。刘晓波是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阿  森:假如文强换一种死法

共产党员文强,今天被共产党政府拉出去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拍手叫好,好多人认为:清除了毒瘤,党更伟大,人民更幸福,祖国更好。

文强是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被称为重庆“黑帮”最大的保护伞。文强先后担任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市司法局长等职务。庭方指控文强在职期间收受财物1625万元,另有1026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山城的人民可能高兴的会呼呼口号,放放鞭炮,庆祝从此国泰民安,和谐社会。其实,文强这种死法纯属巧合,既不是死有应得,更不是正义升华,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目前中国官员犯罪,只有4%(远低于持枪抢银行,杀人分尸的破案率)受到惩罚,文强这倒霉家伙是其中之一,只能说运气不太好,或说时间点不对,或像周立波说的“首尾还不够干净”,或祖上缺德,坟头长草。

像文强这样的公务员,中国太多了,他们八小时之内忙,八小时之外更忙,他们张开鲸口都嫌吞得太慢,他们连走权力换利益的过程都觉得麻烦,他们把今天当共产主义,把明天当世界末日。文强看上去像找死,可他最不希望的就是死。其实,能躲过今天一死,文强无论哪一种死法,都重于泰山,轻于鸿毛。

假如文强是病死的(包括喝酒爆血管,床头马上风)那么,悼词中一定写上:中国司法战线上又痛失了一位打黑扫黄反腐的优秀战士,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公安干部,一位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儿子心中的好父亲,祖国母亲的好儿子。山城人民会沿路目送覆盖国旗的灵柩,哭得昏天黑地的群众面对镜头:“你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党和国家需要你的时候撒手离去,你死了,咱还活不活。”许多今天在放鞭炮的群众悲痛得一波一波昏过去。场面十分感人。

假如文强是跳楼死的(包括喝老鼠药,抹脖子上吊,被二奶逼死),那么,新闻发言人笫一时间会对你说:“无可奉告。”笫二天,还是这位新闻发言人一脸慎重出来避谣,有关文强同志因贪污受贿腐败受到指控、调查,为逃避制载跳楼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是跳楼自杀,而是整日整夜替百姓着想,工作压力过大,不幸坠楼身亡,文强是好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文强同志的追悼会还是以相应规格进行,鲜花、悼词、哀乐、鞠躬一个不能少。只是他老婆一边节哀顺变,一边心想: 这死鬼还算有良心,人没留下钱留下了。

假如文强死于车祸,那么,无论他去干什么,去包二奶,去嫖娼,去收钱,去喝酒,去闹场,去后花园鱼塘埋金子,或去开人民代表大会、党代会,或去向人民宣讲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均是革命工作,为革命而死,均属烈士行为。宣传部会量身订做一部英模人物传,其中肯定有动人一章,文强同志亲爹娘咽气前想见文强儿一眼都不行,不是儿不想见,而是人民在那一刻更需要我,没法见。中国特色的英模宣讲团向来就有,到哪就把哪搞成殡仪馆,个个都是不把听众鼻涕水搞出来,不会善罢甘休的主儿。

假如文强过劳死办公室,那么,没人会问他到底在操劳什么,没人知道今天官员一天有多少时间在办公,多少时间在学马列, 多少心思想着人民,看上去个个似人,实际上是人的不多。《蜗居》中的宋思明告诉我们,中国的官员是怎么练成的。分分钟钟在干坏事好像时间还不够。但是,假如文强真得死于办公室,他一定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好公仆焦裕禄,感动中国的风云人物,这点儿,善良的百姓还是深信不疑。

假如文强死于谋杀,那么,基本情况与今天差不多,不另外论述。

假如文强能活一百岁,也就是说到一百岁才死,那么,另一台好戏开场,所有假设都会相反,我们会从今天的原告家中搜出成千上万来历不明的资产,情妇一长串儿, 起诉书只要换一个名字,站在被告席上一定不是文强,人民照样呼口号、放鞭炮,把一帮贪官骂得狗血喷头,今天的题目也将顺势一改:假如当初的原告换一种死法。

试试给文强的死找个不太离谱的定义。在权力与利益的寻租过程中,接班人前赴后继,只是手臂比文强更长, 嗓子比文强更大,腰比文强更粗,后台比文强更硬,心肠比文强更黑的大有人在, 此过程中,党的好儿女,屡建功勋的文强同志力不从心,不幸被倾挟而死,死得实在心不甘哪。

呜啊嘿哟……文强在阴间哭!

2010年7月7日

姜维平:文强的今天是薄熙来的明天

今日上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重庆被执行了死刑。这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把文强送进地狱的薄熙来本身是清官吗?我们从本文配发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和文强的不同之处是文妻直接受贿,狡猾的薄熙来则以谷开来的律师所贪腐敛财,虽异曲同工,但因为他出身根红苗正,作案手段高超,就成了反贪打黑的英雄,这种手电筒式的倡廉使中国越变越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

据新华网报道,2009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控被告人文强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并于同年4月14日做出一审刑事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于今年5月21日做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些审判过程经媒体报道已尽人皆知,但由于薄熙来严控舆论,隐藏在背后的交易,我们所知甚少,从文强去年8月被捕后,汪洋等人的异常举动可以看出,薄熙来并非真的打黑反贪,不过是为了内斗自救,他深知,一般情况下,一个部级干部由北京被挤出中南海,大都面临调查,比如原辽宁省长张国光,由辽宁调湖北,随后被判刑11年,薄熙来在大连10几年,通过其太太谷开来办律师所贪腐所得大约3个亿。从我提供的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太太的律师所,有四个挂牌的房间,大约有30个工作人员,依每人月工资3000元计,大约每年费用是1080000元,还不包括房租等其它办公用品。据我所知,她每年赢利8000万,一共经营了近20年,她几乎包揽了大连所有的招商大项目,有的是法律咨询,有的是中介,尽管名堂很多,但用原大连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书法家于植元先生的话概括最经典:小小的大连市,老公当市长,老婆当律师。你说,这是什麽钱?怎能不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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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谷开来设在大连百丽大厦6楼的办公室(1998年2月21日姜维平摄)

正因为薄熙来深知他到了重庆后的尾巴,有可能被政敌抓住,才在太太谷开来的策划下搞了“反贪打黑”,其抓住汪洋,贺国强等人的把柄,和胡温讲条件,使自已转危为安,这一点我们回顾以往既可看出,第一,文强被捕之后,汪洋马上带着大单和项目赶到重庆招商,并去拜访薄熙来,我在题为《汪洋下重庆,五味杂陈谁人知?》一文中有详尽分析;第二,原本王珉在辽宁省把大连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公安局长都换了,明显是摆开战场,欲挖薄熙来的老巢,但后来忽然按兵不动,举棋不定,这说明不是薄熙来没有问题,而是时机不到,风云突变!第三,薄熙来刚开始唱红打黑时,一 句不提胡锦涛等,但后来忽然大转弯,不仅把赞扬胡锦涛挂在嘴上,而且还肯定重庆历任领导都是清白的,于是,重庆原市长王鸿举调到了北京,安全上岸了,黄奇帆走马上任了。这些高干的调动,没有胡的指示,或者说,没有太子党与共青团的肮脏交易,能决定吗?如果文强没有更大的保护伞,他能横行霸道那麽多年吗?第三,美院,作协,海外媒体人士,网络媒体大亨,海基会和海协会相关人士,李铁映,邓朴方,等等,都不远千里,拜访重庆,是因为他们消息灵通,他们知道了,薄熙来和胡温达成了私下的交易,他不再深挖共青团的腐败,胡温也停止了对他太太谷开来的调查,也就是说,薄熙来18大可能进常委,胡温成了过时的皇历,这就是薄熙来在会议上说“感谢谷开来”的真实原因。

据报道,文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官样文章还说,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文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黑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这一条移在薄熙来身上也适合,90年代,薄身为大连市长和书记,其太太利用他的影响力,招揽生意,大肆受贿,比文强犯罪的情节要严重百倍千倍!文强再贪,她太太没有明目张胆地办企业,骗大钱!谷开来1997年就把律师事务所的分所开到了纽约和香港,还出版了一本书《胜诉在美国》,可想而知,薄熙来贪了多少钱!

报道还指控文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情节严重。我们知道,薄熙来在大连充当保护伞,曾纵容包庇了邹显卫{虎豹},董海波,米老鼠,等许多黑社会组织和黑老大,血债累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罄竹难书,而且他和文强一样,其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否则,他如何解释薄瓜瓜,李望知等两个儿子海外留学的昂贵花销?如何解释他位于大连中夏苑的别墅和位于北京亚运村的房产,还有大连长江路598号万达公寓28层的三套南向住宅?以及设在香港和美国纽约的律师分所办公室巨额开销?假定海外的办公室不是购置物业,请问:高昂的租金和聘员薪水何来?

报道还说,文强还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文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所以应当判死!笔者认为,依据国内的社会风气,许多女人为了钱财,根本不顾廉耻,文强是重庆的局级高干,一个科级的烟草局长都能养N个情妇,何况文强呢?!他用得着强奸吗?为何被强奸了,几年后被害人才出证?薄熙来在大连玩了多少歌星,影星,球星,养了多少情妇,送了多少房产?给了多少钱?如果都算强奸,薄熙来该当何罪?!

报道还说,上述罪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并与所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数罪并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核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我认为,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文强的确应当判死。但是王益不应当判死吗?张春江不应当判死吗?郭京毅不应当判死吗?如果薄一波廉洁,他的秘书王益会贪吗?如果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不贪,张春江能贪吗?如果原商务部长薄熙来不贪,他的下级,处级干部郭京毅能贪吗?再说,陈同海一天贪一个亿,为什麽不判死?杀了文强能解决中国官场的制度性腐败吗?薄熙来用反贪做手段,搞政治内斗平衡,的确给了胡温一个苍蝇吃,但胡温也应当知道,薄熙来反败为胜的后果:日后,他会再利用更大的权力,在适当的时候,以胡锦涛儿子与温家宝太太等人的经济问题为把柄,置其于死地,因为2007年底胡温把薄熙来下派重庆,明显有着发配和排挤的性质,薄熙来是一个有仇必报,报便至死的人,故此他如果18大上台,必将使中国血流成河!辽宁的王珉别以为拳头伸出去没打他就没事了。据我对薄熙来深入骨髓的了解,他也不可能放过王珉这样的人!! 

另据报道,文强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出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重庆市委门前,记者看到有市民拉出“文强死 ,百姓欢 ,重庆安”的横幅。在重庆市检察院门前,有市民再次放起鞭炮以示庆祝。在华龙网“两江社区”,还有网友发帖称:曾经在政法部门身居要职的文强,其不作为、乱作为,颠倒黑白、为非作歹的行径,实际上,已经害死了很多无辜的人,“文强今天的下场罪有应得。”当地媒体还配发了照片,我不否认这是薄熙来大得人心的事实。然而,由于媒体的掩盖和误导,善良的老百姓不知道,抓文强的薄熙来不是清天,是和绅,是比文强还要贪的“大琐鼠”,这种“大贪”反“小贪”,定向性的手电筒式的反腐倡廉,只能博得愚民的廉价掌声,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漫延。

文强死后,既带走了中共高官内斗的秘密,也留下了诸多的思考:一党执政的缺乏监督的体制没变,大贪官还在台上做反腐倡廉报告,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个文强在加速成长,中国的腐败会更加厉害!并带着内斗的血腥!不过没关系,官位是有限的,入党争利的人比比皆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总有人仰马翻的时候,惯于杀人的共产党不在乎!中共一方面,可以用贪腐鼓励干部抓经济,大干快上;另一方面,可以名正言顺地反腐倡廉,新陈代谢,轮岗换人,以保红色江山万万年!就这个意义上讲,薄熙来再聪明,不可能在18大前的所有内斗中都获得主动权,既便18大上去了,19大时也有退位的时候,只要他像文强那样背运,他以往的贪腐罪行就会被彻底清算,别以为狡兔三窟,早早地把儿子薄瓜瓜送出国就没事了,想想5年后,10年后吧,不用讲中国民主化与否,就是那些从狱中归来的蒙受了冤屈的人,会放过薄熙来吗?既便其家人逃到天涯海角,靠着金山银山,也别想飞出西班牙国际法庭的追捕与审判!所以,我说,薄熙来!你继续表演吧,文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到那时,不仅国内有赞同的标语展示,海外还会有欢呼的鞭炮声伴随!至于谷开来转移到新加坡和瑞士银行的巨款,你先替穷人存着,和文强一样,他是藏在农民的鱼塘里,你是放在洋人的口袋里!反正都是一样,你们都逃不过可悲可怜的下场!

2010年7月7日于多伦多

刘  柠:朝鲜“总联”的前世今生

在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被称为“人民鲁尼”的朝鲜队韩国籍球员郑大世在奏响朝鲜国歌时的热泪感动了世界。作为一名出生于日本名古屋的第三代在日朝鲜人,郑虽然拥有韩国籍,却属于“总联”系,从小到大,一直就读于“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名下的朝鲜学校。从他曾申请放弃韩国籍,改入朝鲜籍一事看,其对祖籍(其父母均为韩国庆北义城出生的旅日韩侨,而祖父为朝鲜人)朝鲜的认同,已然超越了作为海外侨胞“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而达到了非“认祖归宗”则意难平的身份认同的地步。殷殷爱国之情,可圈可点,可赞可叹。赞叹之余,对养成郑大世如此炽烈的爱国情热的“总联”——这个绝少见诸华文媒体的组织不得不投以好奇的目光: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众所周知,战后,处于冷战最前沿的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治直接过渡到美苏军事占领,民族统一大业未及展开便夭折,形成了南北两个独立国家,并引发了一场导致东西两大阵营对决的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最终坐实了“民族分断”的现实。不仅如此,朝鲜民族从思想上被“统一”为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洗脑之彻底,甚至对海外朝鲜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着重大影响:侨居日本的朝鲜人分朝裔和韩裔,彼此边界井然。虽然他们都爱吃烤牛肉、辣白菜和大酱汤,却有各自的社群、民族学校、自治机构乃至机关报,关于“民族命运”、“祖国统一”的论战此起彼伏,绵延半个多世纪。与号称拥有50万名会员的在日韩国人和韩裔日本人的民族自治团体“日本大韩民国民团”(“民团”)相比,郑大世所属的挺北方(朝鲜)民族自治团体“总联”的人数要少得多(具体人数不详,日本公安厅方面掌握的数字是约9万名),但其对北方政权的归属感则要强化很多。


从“终战”到战后初期

日本战败时,作为前殖民地宗主国,有大约200万名在日朝鲜人。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人绝大部分属于贫困层,内心有归属意识上的矛盾和对日本的不满。简言之,他们所直面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经济生活的稳定和改善,二是重新确立文化身份,重建价值归属。“祖国的独立”当然是这个族群共通的理想主义选项,而日本战败,也使其中相当多的人感到某种希望。但不久,这种希望便被残酷的现实化作齑粉:先是苏美两大集团以“三八线”为“临时分界线”的军事占领;三年后,以大国势力为依托,南北双方本别建立政权。祖国统一化为泡影,这条原本旨在美苏两国接受日军投降而匆忙划定的“临时分界线”,终于成了朝鲜半岛的噩梦。屋漏偏遭连夜雨,自此,日本与朝鲜半岛间交通受阻,本来就面临上述两个课题的在日朝鲜人族群又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更加紧迫的选择:要么回南北两个“祖国”之一定居,要么在日本暂时寄居或永住。

而基于政治原因,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占领当局(GHQ)只承认在日朝鲜人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为“合法”,并通过日本当局提供原则帮助(费用和交通手段)。以这种形式,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1950年5月,约有140万名在日朝鲜人回到了韩国(其中,虽不乏从韩国再辗转回到北方者,但具体人数不详)。尽管后来(1946年12月)美苏间签署了关于在日朝鲜人向北方苏战区“归国”的协定,但却限定在“曾出生并成长于北纬三十八度以北的朝鲜北部的朝鲜人一万名”的范围。按此条件,据日本政府1946年3月的调查,希望归国者只有9701名,翌年便锐减至1413名;而其中,实际归国者远远少于希望归国者,只有351人。

剩下的约60万名“残留者”,便侨居日本,在言必称“单一民族”的日本社会,无疑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在人数上被华人超越是后来的事情)。可即使是这部分“残留者”,也有八成以上的人希望在未来适当时候回到“祖国”,从心理上觉得在日本只是“暂居”,并非“永住”,明显缺乏融入日本社会的归属意识。与此同时,战后初期,百废待兴,连日本人的生活也极其艰难,遑论教育程度低下、备受歧视的在日朝鲜人。加上冷战加剧,反共防共,美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对这一族群严加防范,引进并强化了捺押指纹等治安措施。60万在日朝鲜人,有一个充满歧视色彩的集体称呼:“在日”(Zainichi)。但另一方面,这种外部压力也成为其内部形成“民族团结”凝聚力的动力。


从“朝联”、“民战”到“总联”

“终战”仅两个月后,1945年10月15日,5000名“在日”聚集东京,成立“在日朝鲜人联盟”(“朝联”),此乃战后日本最初也是最大的全国性组织。大会通过的纲领提出了四点诉求:一、致力于建设新朝鲜;二、以期滞日同胞生活安定;三、为归国同胞谋求便利和秩序;四、期待与日本国民的互让、友谊。

“朝联”之所以如此之快地成立,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安排朝鲜侨民归国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归国者客观上需要同胞的援助。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建设新国家意识萌动。“朝联”成立之初,网罗了左右两派人士,颇有“统一战线”色彩。但左派系旋即发动“政变”,“亲日派”(日治时期的对日协力者)被搞掉,且把对“亲日派”、“民族叛逆者”的调查、整肃列为当前的重要活动之一——“朝联”左转。被排挤出局的右派系,于1945年11月,单独成立“朝鲜建国促进青年同盟”(“建青”),后成为挺韩国的在日后援团体“民团”的前身。“朝联”与“建青”之间从一开始就充满意识形态化的左右对立斗争和伴随着暴力的肃清运动,是朝鲜半岛南北两个“祖国”之间状况的预演和缩影。

南北方各自政权的分立,是对在日朝鲜人族群的“祖国统一”理想的重大挫折,“亡国之民”的悲情蔓延,更加剧了族群的分裂: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左右尖锐对立的构图下“站队”。其结果只有一个——非此即彼,几乎不存在“中间地带”。彼时,由于李承晚政权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大肆镇压国民的反对运动,发生了“济州岛4•3事件”等暴力丑闻,南方的政治、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居然有多达97%的南方出身的在日朝鲜人都成了北方的同情者,“抗日英雄金日成”的神话被做大,“朝联”的人气如日中天。

随着“朝联”左倾化的升级,日共开始趁机渗透、发展,设立“朝联支部中央指导部”,试图把“朝联”的“祖国志向型民族主义”话语纳入到日共主导的日本武装革命的框架中,从而引起了美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警惕。1948年9月,中情局(CIA)的一份内部报告称“朝联”是“共产主义者在朝鲜问题上唯一同情的政治团体”,正在成为“共产党有用的道具”。翌年,作为“暴力团性质的组织”被美占领当局强行解散。此时,“朝联”系势力已发展到60万“在日”中的近2/3成员,为“民团”系的6倍。

“朝联”解散的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日朝鲜人族群再次分化:“民团”系甚至招募志愿兵赴前线参战(从第一批到第六批共招募642人),135人战死;而旧“朝联”系势力则以对抗、妨害“民团”系的活动为己任,在日本各地展开地下和半地下的反对运动,声援北方祖国。但对于“民团”系以“合法”形式开展的声援南方活动,“朝联”系痛感无组织斗争之危险与低效。于是,1951年1月,于东京秘密成立了“在日朝鲜统一民主战线”(“民战”),除了旧“朝联”系人马外,还融合了“民团”系青年组织和“建青”的部分血液,颇有统战色彩,日共的存在和影响也显而易见。

经过三年战争,日本经济因“朝鲜特需”而复兴,而南北双方的巨大牺牲却使在日朝鲜族群的撕裂进一步加剧。左右两派均把朝鲜战争当成是“祖国存亡的危机”,对所挺的“祖国”一方更加热爱,而对另一方则更加仇视,且这种源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从第一代“在日”遗传到第二代。“民战”系与北方祖国朝鲜的互动,进一步加深了与美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对立,加上主张过激路线的日共的“指导”,使原本在日本社会就被歧视的“在日”越发边缘化,处境更加艰难。《旧金山合约》之后,实现了向国际社会复归的日本玩弄条约,借在日朝鲜人恢复朝鲜国籍的条款,趁机撕毁了原先所谓“保持日本国籍”的承诺,启动法律程序,注销了绝大多数“在日”的日本国籍——在日朝鲜人成了法律上无保护的“外国人”。加上原本就存在的就业歧视,众多“在日”,只能从事土建、废铁回收和游戏业(一种叫做“扒金库”的博彩游戏)等底层职业,完全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民战”借潜伏日本内地开展活动后被逮捕的“北朝鲜工作员”(间谍)的强制送还问题,呼吁在日朝鲜人回国支援北方祖国的战后复兴,并请求日本政府对在日朝鲜人中希望归国者予以道义支持,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归国潮(回归北方祖国)。而日本政府正愁无法“甩抱负”、“送瘟神”,乐于顺水推舟,自不在话下。至此,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民战”的主导下,在日朝鲜人的归国运动得以推进,此乃运动的“第一期”。

但平壤方面对“民战”主导的归国运动早有所不满。1952年12月,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接见“民战”领导人韩德铢的联络员时,指出在日朝鲜人应当为朝鲜的革命而斗争,暗示对听命于日共指导的不满。后金日成又致信当时正流亡中国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直言:“为什么朝鲜人要被日本革命利用?在日朝鲜人应该拥护他们自己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为祖国的统一独立而斗争。”德田把金日成的信并自己的考虑一并转至斯大林和毛泽东,二人回复说:“金日成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有了后来的路线转换。

1955年5月,“民战”解散,朝鲜“总联”成立,约3000名朝鲜人日共党员集体脱离日共,事实上回到朝鲜劳动党麾下。至此,归国运动进入“第二期”。在“总联”的主导下,实际上是在平壤方面的坐镇指挥下,归国运动开始大力推进。

在所谓“地上的乐园”,“义务教育、医疗免费”等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下,在主席金日成、外相南日等朝鲜领导人亲自出面的动员下,在日朝鲜人成批回到朝鲜,投身祖国建设,这才有了后为朝方津津乐道的“世界史上,海外公民从所谓‘自由世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集团大移动的人间奇迹。”客观上不仅弥补了朝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期间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且为后来的“千里马运动”也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从日本归国的大量科技人才和技能者(60年代有包括在日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者11名在内的大约150名高级科技人员归国),他们的专业知识及归国时所携带的资料、器材对朝鲜的军工及经济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日朝鲜人归国运动波及面广,在韩国也构成了相当影响,尤其在失业者和贫困层中,唤起对社会主义北方的憧憬,对扩大“亲北势力”,强化“对南统一战线”无疑具有超出一般政治宣传之上的效用。事实上,在韩国“汉江经济”之前,北方经济的确大大领先于南方。


“归国运动”使“总联”坐大

正是通过在日朝鲜人的归国运动,“总联”的组织规模急速扩大:至1963年,日本全国已没有不配置脱产专属活动家的支部;1965年,活动家的人数为“总联”成立时的16倍;“总联”旗下,各级朝鲜学校、朝语媒体应有尽有。

“总联”作为朝鲜政府在海外的最大据点,始终得到平壤的倾斜注资,历届“总联”的高级干部(中央议长、副议长等6名高干)也都兼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无从确切掌握朝鲜对“总联”经济资助的准确数据,但从一些旁证材料多少可以看出这种资助的性质、规模。未来社是日本一家亲朝鲜的小型学术出版社,其社长松本昌次在其回忆录《我的战后出版史》((日)Transview社,2008年8月版)中回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总联”的推荐下,该社承担了《金日成著作集》(全五卷。后增出三卷,成全八卷)和金日成传记英文版《KIM IL SUNG》(三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以英语版传记为例,总页数约900页,在日本不可能有市场。但这些统统是朝鲜官方的外宣项目,未来社只管翻译、印制、出版即可。出版社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出版,朝鲜(通过“总联”)方面认购3000套,并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出广告。为表彰这家出版社的“成绩”,松本其人还两次被邀请赴朝访问。这对一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市场上苦苦挣扎的小出版社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以此为契机,该出版社一跃成为学术出版的后来居上者,一连推出一系列厚重的精品学术巨制,一时传为佳话。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总联”之于朝鲜的举足轻重。

由于日朝间没有邦交关系,“总联”事实上承担了向在日朝鲜人发放护照、签证的外交窗口职能,有点像中日建交前的新华社东京分社。同时,由于是非法人社团,又在“准外交”机关的名目下享受日本政府的课税减免特惠措施。成立55年来,朝鲜政府曾于1965年、1970年、1975年、1985年和2005年五次发行“总联”大厦纪念邮票……所有这一切,可以说都是超越民间的官方待遇。所以日本媒体常把“总联”说成是朝鲜的“侧面部队”。

但惟其如此,对朝鲜的所作所为,“总联”也难脱干系。分水岭是2002年9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对平壤的闪电访问:谈判桌上,金正日亲口对小泉招认了策动绑架日本人质的历史事实,日本舆论大哗。而“总联”作为朝鲜政府在日的唯一窗口,自然难辞其咎。随后,陆续又有新的材料浮出水面,不仅绑架问题,“总联”被证实还曾参与过一系列朝鲜的“国家犯罪”。

至2009年,“总联”位于日本各地130处分支机构中,享受全额减免待遇的,只剩北海道钏路市的一家机构;不仅如此,“总联”总部及其在各地的支部,长年被置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杨建利:“我也是刘贤斌”

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就刘贤斌先生被逮捕一事采访杭州民主党人朱虞夫

朱虞夫先生简介;

 

朱虞夫先生,1953年生人,杭州持不同政见者,民主党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0年因民主党案获刑七年,2007年出狱不久又以莫须有的袭警罪名获刑二年,现居与杭州市。

 

朱虞夫:

 

昨天(201075日)下午,惊闻先前已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为由遭到刑事拘留的四川异议人士刘贤斌先生被正式逮捕。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悲愤之余,亦深感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刘贤斌先生的民主党同道。我本人有必要公开地就此事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言论,以对自己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之职责、良知及同道之谊,有一番交代。

 

我与刘贤斌先生结识于1999年,当时他从四川来杭,杭州朋友们设便饭招待,他就坐在我身边,话虽然不多,却让人深感此人思想深刻、充满智慧,充满对民主事业的忠贞和热。回顾他过去十几年的经历,你会发现此人几乎不带片刻停歇地在不知疲倦地四处奔忙。这大概就是中国古话里所说的那种: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形象吧。那次匆匆一面之后,不久我们都因民主党案各自得到重刑。我在杭州七年,他在四川十三年。十几年后,我们又都各自出狱,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个心愿想有机会再见他一面,不料他才刚出狱不到一年,如今又要蒙受艰险。

 

稍有判断力的人都明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抓人,而在于开放各种桎梏。但共产党当局将其一党的利益凌驾于整个中国的利益至上,认为将在他们眼中被视为对他们不利的人士抓起来,可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对刘贤斌先生以及与刘贤斌先生观念、身份相似者们的抓捕,非但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同样解决不了中共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共面临的合法性挑战越来越强烈,其丧失合法性的迹象已现端倪。中共当局如果明智的话,早该效法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将言论、结社等诸多自由权力还诸国民,为自己留得一条后路。倒行逆施,只不过会令更多的人,通过刘贤斌先生遭遇,认清中共体制的本来面目,使人们对改变这一体制的愿望更加强烈、迫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决意投入到改变这一体制的洪流中。

 

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所谓:世界大潮,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非但不会因刘贤斌先生的被捕而停滞,反而会因之激励更多的人去为之努力。而中共当局的每一次抓人之举,不过是在这个进程中,又欠下一笔债而已。还自由、权力于民,对中共当局而言,到目前为止,仍不失为一条可选的正道。而新造孽债,恐怕日后想还,也会越来越难。不知那些当局者有没有想过:日后有一天,即便你们想起还债自保,人民还会同意么?

 

而对于刘贤斌先生之类的人,抓捕根本不可能动摇他们对民主事业的忠诚信念,无论在狱中或者狱外,他们都是刘贤斌,自从踏上追寻民主之路的那一天起,就再也不会动摇。在此,我本人只想重申:

 

抓人非但解决不了共产党的问题,并且只会让这个问题加重。

 

最后,祝福刘贤斌先生,并向其家人表示问候,愿他们一家早日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