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流动暗娼黑妞

采访缘起

打眼看去,21岁的黑妞高出我半个头,马脸牛肩,真不是做娼的胚子。

可人家就是名副其实的娼,并且人脉广,生意不错。“咱是耗子精,擅长在人堆中打洞”,她阳光灿烂地笑道,“这跟咱家世代挖煤有关。”

我不禁一愣,就随口问她是否关注最近频频发生的矿难,她摇头;西南旱灾呢?她又摇头——这是2010年3月底,我如笼中困兽,刚摆脱警方禁令,从阴云包裹的成都抵达天高地阔的丽江,闲逛几回,醉酒几回,张牙舞爪几回,并受一拨江湖浪友怂恿,来招惹这“闻名不如见面”的东北黑妞。

寒暄,砍价,付钱,然后跟她去巷子深处的水边客栈开房间。此时夕照染透窗棂,大红大紫,显得分外色情。而我却临阵退缩,即使剥光文化伪装,也还是过不了“直来直去”这一关。

正 文

老威:进门还没五分钟就脱裤子,这也太黄太暴力。

黑妞:咱是东北人。东北人爽快。

老威:咱是四川人。四川人没那么爽快。

黑妞:您有障碍吧?哈哈,瞧您冷汗都吓出来了。

老威:厉害厉害。

黑妞:过奖过奖。

老威:老实说,你这号的我还真消受不起。

黑妞:嫌不够漂亮?

老威:脸和腿都太长,有些滑稽。令我突然想起捷克作家昆德拉的比喻——她在床沿高举双腿,犹如战壕里的士兵高举毛瑟枪。

黑妞:腿是长了点,可咱胸大。可您呢?又矮又老,像《哈里?波特》里的外星怪物。咱俩取长补短,将就凑合呗,挑啥呀?

老威:算啦。

黑妞:涮啦?好的,尽管涮,哪个部位都成,姿势也任意挑,咱就吃这碗饭。

老威:我说算啦。

黑妞:就、就这么算啦?不不,人得有点职业道德。咱数数儿,一百下之内您还可以反悔。

老威:绝不反悔。

黑妞:照规矩,三百块炮费分文不退。

老威:够狠。

黑妞:这是丽江,全中国人民都向往的艳遇首都,物价比其它地方要高,人情比其它地方要薄。

老威:可鸡价便宜啊。七星街的发廊几十家,随便打炮,一次才一百。

黑妞:一百?哼,去菜市场背后搞纳西族地摊妹吧。

老威:有个流浪诗人,叫赵大虎,他亲口说的。

黑妞:您认识赵大虎?

老威:十几年的交情了,我还做过他的访谈。

黑妞:挺有意思,咱跟他也有交情。38号酒吧老板是他哥儿们,他就赖在里头混吃混喝,醉了就胡闹。咱去揽客时,讨厌他的长相,却被他的歌声打动过。后来他憋得发狂,就耍酒疯,乱搂一客栈老板的情妇,当场被暴揍,差点死掉。

老威:之前在西藏拉萨酒吧,他也被打断两根肋骨。

黑妞:他在丽江瞎混两三月,卖唱卖诗,有了点儿钱就来找咱。挺搞笑挺大方,死挽着逛大街,不管咱要不要,每种首饰都往咱脖子上挂,虽然全是假货。做爱到兴头,他会猛踩刹车,然后光溜溜倒立,朗诵一首“咱们都是煤矿工人的儿女”之类。

老威:他老家湖南萍乡,的确是煤矿工人后代。

黑妞:咱老家辽宁阜新,也是煤矿工人后代啊。据咱姥爷那辈儿讲,从前啦,方圆千里全是富地儿,乌亮乌亮的煤块堆成山、淌成河,您根本不用掏,就在房前屋后,随脚一踢,都是好东西,能换钱。天热了,阳光稍微猛了,裸露的矿脉还自燃,绿莹莹的火苗子,一绺一绺飞,远看像甩起来的马鞭子。所以煤又叫乌金。从东三省到河北山西内蒙再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底贯通着万里长的乌金、石油、天然气。这是老天爷给咱的存款,几亿年地质变迁留下来的存款,如果全归了本地儿,慢慢取慢慢用,恐怕富足日子就没完没了啦。但是日本人来了,拿枪押着咱修铁路,一车皮一车皮装煤,昼夜不停拉往别处;接着是国民党;再接着是共产党。蓝旗白旗红旗,朝廷换来换去,咱几辈儿人,一刻没消停,地面没了就掏地下,浅处没了就掏深 处,深处也没了,就曲里拐弯,掘地三尺、掘地三十三尺、掘地一百三十三尺……

老威:然后呢?

黑妞:没啦。地下全掏空啦。路面隔三岔五塌,还有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人虽然没您们四川大地震死得多,但也够揪心揪肺。所以,心思稍微活络一点的,都撒开脚丫子,满世界飞跑。

老威:你跑出来几年啦?

黑妞:三年多。

老威:家里不挂心?

黑妞:偶尔通电话。

老威:你和赵大虎,都是地道的无产阶级流浪者。我念一段他的诗,你听听:天啊,把这孩子收回去吧!/菩萨啊,把赵大虎收回去吧!/昨夜又梦见母亲跪在脚下哭喊,/手持菜刀追我。 趁我睡着时,/把我捆起来送精神病院。/那铺了一层湿泥巴的钢丝床。/那断了一根弦的旧吉他。/那见了鬼的我在梦中马路上捡一千块钱。

黑妞:咱没和家里闹翻。咱是女孩。这年头女孩值钱,男孩不值钱。赵大虎那号的,男孩,又是诗人,倒赔钱白送都没人要。

老威:错。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是男孩值钱,养家糊口、传宗接代都靠男孩。

黑妞:错。到咱们这代,传统变了。咱剩两个哥,加上爹,3个壮劳力,全下岗。矿源枯竭,东三省大片儿人失业,咱地儿就有几十万矿工,几辈儿挖煤,突然没事儿干,一时也转不了型,就窝在家里闹酒骂娘。什么“窑工的脸老鸨的屄,/阎王爷的屁眼儿井底的泥,/最黑黑不过朱镕基”。

老威:朱镕基怎么了?

黑妞:他上台搞国企改制,砸了大伙儿饭碗。哼,除开编顺口溜骂娘,男的有屁用?关键时刻还得女的出面。

老威:出面干吗?

黑妞:坐台啊。整座城市及周边的夜总会、迪吧、发廊、洗脚按摩房、桑拿浴池、宾馆旅店等等,坐台的全是清一色的矿工女孩,也包括矿工姑嫂、媳妇,甚至老娘,只要自己认为有几分姿色,就全上。有的还把家里房子腾出來,开赌馆也设妓院,挡箭牌不要了,虚招不要了,直接让干了给钱走人呗。

老威:警察不管吗?

黑妞:做做样子而已。他娘的,大伙儿都逼得卖肉了你还真管?当心走旮旯被捅几窟窿。

老威:报纸上说这叫“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

黑妞:从前,东北男人特传统,特忌讳女孩抛头露面,自家里的,多瞅外面男孩几眼都不行,动辄拿刀子拿棒子,往死里解决。而今可好,自个儿蹬一超大三轮,吭哧吭哧,把自家里16岁以上、三四十岁以下的女性往色情场所送,管它天寒地冻或春暖花开,都在外面跺脚死扛,好歹候着接钞票。

咱是17岁头上退学,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没法子,别人家几闺女加几姑嫂,如泥灶烤红薯,扎堆儿卖个热乎;可咱家,大哥死于矿难,二哥三哥还打光棍,只剩下我这个花木兰“替父从军”。

换件儿时髦衣裳,两个哥哥送咱去夜总会,他们在前台和经理嘀咕几句,就出去了。当时咱的个头已长到一米七五,曾考过模特,但从小没自信,下意识耸肩扛背,所以被淘汰。咱的初夜卖出一千,本来讲好的价钱是八百,但那个嫖客上了年纪,又是外地人,见咱哭丧着脸,下身的红浸透半边床单,于心不忍,就临时塞给咱两百小费。他出门时还回头问咱的岁数,咱答20。他说他女儿也20。造孽啊。

老威:你家里人不难过吗?

黑妞:扣掉台费,咱得六百。捂着肚子出来,二哥接钱时双手哆嗦,三哥在旁边连呼运气不错,咱家黑妞个儿高,不愧摇钱树。气得咱哭喊:摇你个鸟!你来摇几下试试?回家后三男的喝了一场大酒,兴高采烈。爹叹气说:咱爷儿仨打散工,累得驴喘气,一礼拜还不抵黑妞半把钟头。丫头金贵啊。

老威:什么话!

黑妞:咱东北人就这么说话。

老威:兔子尾巴长不了。

黑妞:家家户户都做皮肉生意,竞争越演越烈,价钱也如矿难,跌个没底儿。为了不让资本家剥削,咱们经常成群结队,去矿区外面拦客,讲好价,往家里带。久了,夜总会老板就不乐意了,雇黑社会,什么“斧头帮”,学电影里虚张声势呗。结果黑社会没咱煤工黑,咱上万人剿百来人,撵得鸡飞狗跳,还乘势砸他的场子。110出警,要 抓领头闹事的,退休工会主席代表咱这方出面,没二话,把一沓下岗名单往桌面一甩,看着办吧。都傻眼了。

咱做业务,男的都避开,只剩老娘把门。是本地熟客,敲定五十、一百就五十、一百,不是就随机应变,翻一两番。就这样折腾小一年,竞争达到白热化,街坊邻里为抢客,也动刀动炮,吓得人夜里再不敢往矿区这边来。

老威:如此下去,矿源枯竭,嫖源也枯竭。

黑妞:没法干了,只得背着家里南下。北京站不住,地盘太大消费太高,人海又茫茫。只得继续南下。听好些人讲您们成都如何如何,就撞去了,呆几天觉得不错,潮流大都会,吃喝嫖赌抽,行行发达。于是咱找南门一带夜总会应聘,可人家见咱就乐开花。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咱个儿高脸儿长,在东北倒不稀奇,可在女孩普遍小巧玲珑的成都,就显得过于出众。有个好心领班看咱真急了,就说既然不是故意搞笑,就介绍你去郊县碰碰运气。

老威:在成都很难遇着与你般配的男人。

黑妞:对呀。郊县的平均身高还不如市区呢。咱去双流,往女孩堆里一站,更显得鹤立鸡群。咱只好撒谎说是“退役的首都模特”,激发了老板的好奇心,才答应试用一个礼拜。

老威:你非得“重操旧业”吗?

黑妞:干其它的来钱慢。站门、捏脚、捶背、跑堂,一月才挣一千左右,试用期还减半,只能勉强混嘴儿。

老威:你这身架子,扛包都没问题。

黑妞:咱不是男的。也不耐烦扎堆儿,在老家还有咱家人护着,漂泊在外就太难了。经常是别的小姐陪完几轮,咱连一轮也捞不着。有次,一拨客人洗木桶浴,都点了小姐,陪着慢慢泡。桶中水黄不黄绿不绿,一股怪味儿,据说掺了二十几味中药,壮阳又养生。

老威:还是老板家的“祖传秘方”。

黑妞:您咋知道?

老威:当今的时髦风,上流下流,七十二行,广告都打“养生的祖传秘方”。

黑妞:也就是昏天黑地泡着呗。成都阴天特多,男人也特阴,爱占便宜。打炮前乱摸乱抓乱咬,耽搁半天;打炮后还闭眼回味儿,磨磨蹭蹭,哼哼唧唧,泡呀泡呀,好像不到世界末日就不结束。没法子,只得紧咬牙关陪泡,心里却将他十八辈儿祖宗咒个遍。这成都男人,皮咋这么厚呢?起皱了还泡,肠子快翻出来了还泡,还要让你揉背,让你搓脚,让你舔……哎呀,恶心死了!还是咱东北人爽快,上来咔嚓咔嚓,完事儿给钱。做这行,客人不折腾就算相互尊重。

老威:消费者是上帝呀。

黑妞:咱就是上帝他老娘。还挑三拣四,骂咱是大象,一下水就哗啦啦,把他踩没了。咱回一句“不方便就出来,外面施展余地大”,他就火了。说给够了木桶的钱,就非得享受木桶待遇等等。好、好,看钱份儿上,咱就坐桶沿儿,抱起那瘦猴,任凭摆布。哼,牙签似的,就当替老娘插痒痒,能咋的?

老威:你这性子,估计做不久。

黑妞:所以撤到丽江来。夜总会、洗脚房、浴场、发廊等地儿伺候不了,咱就租房单干。打扮得怪异点,金银铜铁都挂身上,走起路来跟马帮似的,叮当叮当,老远听得见,这就是艺术家了;拿本书坐水边,抽烟、发呆、失魂落魄,脑子却捉摸着裤裆内那点事儿,这就是另类小资了。在丽江,什么货色都有人要,发生什么事儿都不稀奇。但有一点全中国差不多,就是行有行规,不得侵犯别人的地盘。

老威:对,特别是你这行。前一向,成都某娱乐场所老板在城外被人捅死,警方查明的起因就是“仗着财大气粗,企图扰乱本地的小姐市场”。

黑妞:在成都就吃过亏,要坐台,无论荤的还是素的,都要受剥削,该交的台费一文不能少,相当于向国家纳税。因此到这儿,咱就多个心眼,去七星街一带做做发型,暗中摸底,东北帮四川帮本地帮,哪儿是哪儿,调查清楚了,才决定进退。最开始尝试卖花,晚上在古城四方街周围,从樱花屋、小巴黎到一米阳光,各酒吧进出一趟,得挤个把钟头。游客嗡嗡嗡,蜂窝似的,隔着条水沟,这边一堆堆,那边一堆堆,跟着纳西族导游喊“呀嗦呀嗦呀呀嗦”,意思是“好啊好啊非常好”。有时咱也混在里面喊,勾引客人哦,乘旅游沾点野花野草,是男人本性。

老威:钱好挣吗?

黑妞:全国各地的人都跑来享受“柔软时光”,稍微花点心思,生活费就有了。不想卖花了,就冒充小资泡酒吧,抛几下媚眼儿,弄不好就“电死”两只饿老鸦。

老威:你抛媚眼儿?嘿嘿。

黑妞:咱和您这种男人星座相克,气场也相冲。

老威:也许吧。

黑妞:幸好这儿的审美比较多元。夜里八九点,咱在四方街,10点以后,咱就穿过五一街,曲里拐弯,去38号。那是个二楼的黑酒吧,山洞似的,11点以后,人常常爆满,院内院外却一点动静都听不见。老板阿泰特能煽情,陪唱陪喝陪讲黄段子,如果女主人暂时不在,也许陪上床都行。酒吧内又没正规的坐位,一切随便,烂醉了满地打滚儿也没问题。咱在那儿揽了不少客,有次还把一帅哥背了回去。第二天中午俩人酒醒,就直接伸手要钱。那帅哥揉着脑门,嘀嘀咕咕,还真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睡在这儿。

老威:直接背嫖客回家?佩服佩服。你跟赵大虎也这样认识的?

黑妞:他太寒碜。不过差不离儿吧,咱在这片儿混得不差。

老威:哦。

黑妞:咱还泡过喇嘛。

老威:什么?

黑妞:不对,应该是喇嘛泡咱。

老威:喇嘛泡吧,也算丽江一景。前年夏季,半天之内,我在古城酒吧碰见六七位活佛。有龙潭寺的厦噶、泸沽湖的土墩,还有远道而来的谁谁。指云寺的仲巴活佛口才好,气色更好,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据说又是逃亡印度的噶玛巴的弟子。

黑妞:人家是到俗世来普渡众生。泡咱的喇嘛,也是一活佛,在尼雅画廊与咱刚刚照面,就邀请同桌共饮普洱茶。咱虽沦落风尘,但被他直勾勾地盯完分多钟,脸儿也热辣辣的。他还一口咬定咱是藏族,咱说不是,他就改口说咱的前世为藏族,叫拉姆,就住拉什海赛马场那边。

咱只好认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况且咱一米七八的个儿,不生在东北,准生在藏区。汉族,特别是南方的高个儿女孩实在太稀罕。

老威:嘿嘿,你们俩可谓举世无双的绝配。

黑妞:为什么?

老威:他是出家人,你是——

黑妞:所以他一再动员咱出家,做他的“空行母”,也就是住寺老婆。他说他修炼了30多年,前不久又进岩洞闭关3年,曾在幻象里无数次见着咱,与咱念经,甚至替咱灌顶。咱被唬住了,就问如果在寺内同居,其他喇嘛眼红不?他说他名下有几座寺,可以随时搬家,也可以在外面住,不必拘泥俗礼。

老威:不太靠谱哦。

黑妞:我也觉得。哪来的鬼喇嘛,又骚,又不想花钱,就瞎编筐儿来装咱,也不怵咱这号的“空行母”破他的法术。

老威:他没修炼出来,你倒是修炼出来了。

黑妞:咱也21了,再晃荡两年,也得成正果了。最佳的结局,就是多晒太阳,多学藏语兼英语,真变成黑黝黝的藏族女孩拉姆,嫁给老外,跟去西方镀几年金,然后拖俩混血儿,海归,吓咱老家人一大跳。

老威:还惦着回东北?

黑妞:说笑呢。

老威:真不想家?

黑妞:永远不。虽然眼下咱还每月寄钱回家,但已经不想知道家里的事儿,也不想家里知道咱的事儿。死活好歹,该咋的就咋的。这辈子,咱就与那块黑地儿断了,不留根,连须也不留。咱是新人,新新人,未来的宇宙人。

老威:宇宙人?空虚不?

黑妞:空虚就上网聊天啊。旅游淡季,一雨成冬,或许十天半月揽不着客,咋办呢?就疯狂聊天,瞅机会把自己嫁出去。

老威:网婚吗?

黑妞:是。咱已经嫁过七八次,上瘾了。花点钱在婚庆公司租空间,人家全力操办。可以同时与两个网友举行婚礼,西式中式,轿车花轿,礼拜堂瓦屋,钢琴唢呐,交错着整呗。身份也可以换来换去,小姐、丫环、寡妇、处女、黛安娜、王母娘娘,只要忙得过来,都行。

老威:然后?

黑妞:虚脱。发呆。回魂儿。睡觉。养足精神。揽客。注意别把过路的与自个儿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搞混了。

中国第二十七案:薛德云(1986)

 

                          

 

 

薛德云1960年-)笔名马贼、马哲等,诗人、编辑,因策动和组织学生示威活动,于1986年底被逮捕。

 

薛德云1960年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县。中专毕业后在铜仁一家公司就业,后放弃工作从事“行为主义诗歌”活动,到全国各地流浪、创作和朗诵。

 

198611月底,贵州民间诗人黄翔、黄相荣、莫建刚、张玲等近十人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带了为此专门印刷的数百份诗报到北京,拟参加北京大学计划在12月举行的首届文学艺术节,当时已在北京的薛德云也加入其中,一起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鲁迅文学院、《诗刊》编辑部等处进行称为 “大爆炸”的行为主义诗歌吼诵活动。由于文艺节推迟到月中开幕,“天体星团”的成员分别离京,薛德云带着部分诗报南下武汉、广州、南京、上海等地。

 

12月中旬,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为抗议校方干涉该校学生参与区人民代表选举等问题,上街游行示威;其它一些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学生也因学校教学管理、国家教育以至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而群起响应,时称“八六学潮”。薛德云在各地到一些大学中朗诵和演讲,参与了学潮活动,并于当月下旬又回到学潮刚波及的北京,住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同月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简称“游行十条”),对北京市内进行游行示威活动规定了一些限制,在学生中引起反弹;29日北师大部分学生上街游行以挑战“游行十条”,并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呼吁响应,薛德云参与组织了北师大的游行活动,并到北大演讲,呼吁取消“游行十条”和共产党“一党专政”,当晚在北大学生宿舍内逐个敲开房门通知 “元旦在天安门再见”;次日,薛德云被捕,新华社当天就发布消息说:“北京市公安机关根据群众的检举,经北京市检察分院批准,已于今天依法逮捕了冒充学生混入北京市高等院校进行煽动破坏活动的薛德云。”不过,2天后的1987年元旦,仍有北大等高校数千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等处游行示威。1987年,薛德云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三年,到19891229刑满出狱,继续“行为主义诗歌”的流浪生活

 

19978月﹐薛德云与数十名作家、诗人发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提倡不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创作﹐推动言论及出版自由。次年1月,薛德云等创办《中国文化复兴》杂志,发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宣言》说:“我们谋求第三次解放,也就是每一位公民个性、自由及权利的全面解放,它包含着在足够的自由保证每一位公民不损害人利益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精神、物质、文化、信仰、艺术的全面需求,思想与评论及表达方式的全面自由,并且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每位公民的绝对尊严。” 薛德云还发表《对创办〈草民〉杂志的两点思考》一文说∶“改革开放十余年来,政治较前开明一些,文化在研究院里基本实现多元,宗教有所复兴,经济有较大发展。然而国家政体的顽固封闭性与民族复兴所要求的每一个公民独立、自尊、基本权利保障、自由与反奴役的矛盾、对抗还是很大;制度对於经济的健康成长所形成的制约乃至瓦解都是巨大的。腐败的本质是政体僵化。独占性和对私利的执着已到了挖空国库、毒化民心的严峻地步;文化禁锢表现为取消民间画展、封杀诗歌朗诵会、禁止摇滚乐演出、新闻界报喜不报忧……”。当26日﹐薛德云被拘留﹐但逾期羁押两年多,到200031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国际笔会对薛德云案极为关注,美国、加拿大、加纳、挪威笔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美国笔会于当年四月颁发2000年度“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给他与科索沃女诗人弗洛拉·布罗维娜(Flora Brovina)共享。

 

20017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薛德云的无罪上诉,但改判其刑期为三年半,因此他在当月25日刑满出狱。 2005年,薛德云到云南省大理县鸡足山佛寺出家,法号明德。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以及“因作家畅所欲言”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和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张民昌:昨日的歌唱

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歌舞最多的地方。春去冬来,一年又一年。

时下,有的地方又兴唱“红歌”了。

孩儿们无忌,唱红歌情有可原;可花白头发的老头老妇们也敲着锣鼓去赶热闹,唱着,排练着……

1949年以降,土改、肃反、反胡风、思想改造、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等,这些运动老人们都是经历过的。1989年惊心动魄的“风波”也为时不远,血泪还滴在人们的身上,腥红的血历历在目,转眼的工夫,这些中国人又载歌载舞地“红歌”了。

我想,那些含冤而去的中国人如能言说,一定会喟叹:真健忘呀,这个崇拜权力的民族。

二十多年前,我算是一个业余歌者。

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工作与生活都在歌唱中。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尽管歌唱很多,大多都是为歌唱一个人,就是那个“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似乎是不能用脑袋思考的时代。

那时,每个单位,不管大小,都有一队人马,简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逢什么节假日,庆祝日,就要脱产出来唱歌跳舞了。

会唱会跳的人不用上枯燥的班,正年青的男男女女可以“热情洋溢”蹦几天,歌唱之外也不乏逢场作戏,播下谈情说爱的种子,何乐而不为?

我的单位较大,一行人常坐车出去“宣传”。乘汽车,坐火车,唱得很远很远。

一次,汽车载着“宣传队”去县城,到农村慰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山道颠簸,路途遥远,每到一个慰问点,都要化妆卸妆,粉墨登场,甚是辛苦。

那天,天黑了才驶到一公社院落,大家即时草草上场,蹦跳一番,待散场时已近半夜时分。适逢年底,天寒地冻,匆匆吃过夜宵后,公社里的一位年青女子来为我们生火取暖,烧水洗脚。

她中等身材,体态丰满,面容白皙,穿着朴素整洁,不象村妇。为让我们吃好睡好,她在院落中里里外外地张罗安排……夜深了,我一觉醒来,见院落中一堆炭火,原来她正与几位年纪稍大的队员在烤火聊天。

炭火烘烤着她红润的脸,显得楚楚动人。见我走过去,她连忙招呼我坐下,又抱来木炭,拨旺火……她喃喃地说:看见你们就亲切!

炭火红旺,聊了一阵,我慢慢地明白她这句话的来由——她来陪我们度过寒夜。那一夜,她与我们聊了她自己。

原来,她也是知青,下乡数年了。前些年,她一人下乡到公社最边缘的村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什么农活也干不了,还被农村的大人小孩取笑。到了夜晚,躺在床上,想家,想前途,一个寂寞的女子常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哭泣,第二天抹着眼泪还要上山坡干农活。

后来,开“知识青年大会”,一公社干部叫她留下来,留在公社“学习毛泽东思想”,说学习好了就可以在公社“以工代干”,不用干农活了。队里照样记工分,分粮食。“那时候,没想到能调出来。”她说。

几天后,一个漆黑的雨夜,那干部摸进了她的小屋子……而后,那公社干部要她安心工作,努力表现,以后定会娶她……随后,一次又一次,她没有选择,就留下来“以工代干”了。

外面很黑,奇静。听着她断断续续地叙说,直到看见她泪水滴下,听到了她轻声的呜咽,我也感觉到了更黑的黑夜……听其言,悲其声,大家沉默着,心中的愤懑彼此都能感到。面对着火,我一阵阵地发冷。我也是知青,自以为受了不少苦,回想起来,觉得我在农村受的苦与屈辱都比不上她。

怎么办?眼前似乎就是我们常在舞台上演的“白毛女”、“小常宝”、“吴琼花”(文革样板戏中受苦难的女子)等等,面前就是不平不公之事,她需要我们相助!我们人多,我们有车,把她悄悄带走不就行了?队长在,队里并不缺少聪明人,也不缺少党、团员——可是,直到东方发白,大家都束手无策。

我明白了现实的残酷——残酷,我们一行几十人,歌者、舞者,“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尽管有动人的歌喉,有婀娜的舞姿,有响亮的口号,有整齐的队伍,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救不了她!——道德、思想很明白,我们却不能照办。

道理很明白,因为偷偷把她带出去,就可能套上一个“破坏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罪名。轻则判刑坐牢,重则掉脑袋。在那个年代,谁敢?除非他是高官或部队要人。我们不是侠士和英雄,都是一些普通人,只是匆匆而过的路人,唉。

那天早上,她依依不舍送我们上车,汽车开出很远了,她还站在山路边向我们招手,直到看不见了……此时,似乎是我们把她留下了。一车人在车厢里沉闷地坐着,平时的谈笑风生和一些人的风花雪夜也没有了。

迎面吹来悲鸣的冷风,那车尾后的女子,她那凄楚的脸仍在晃动,孤独的身影久久地跟着我们……我们在台上唱得那么卖力,唱得那么响亮,那么风光,在台上都是“英雄”,到台下我们却如此怯弱!

翌日,我们到了下一个公社,照常又载歌载舞起来。那一夜,我们的歌唱无声,舞姿无色,一切都显得忧郁沉闷。

演出结束,没有火烤了,大家都在床上翻来翻去,久久难以入眠。不时听到队友们的叹息,那一晚,她似乎又来了,又来叙说她的故事,言语中逐渐模糊起来……

人生一步一步地走过,面对类似苦难和不幸,罕有英雄之举让人沮丧,我似乎也开始变得麻木,变得冷漠,渐渐地世故起来。

后来,我去读书;世事悠悠,花开花落,见多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也读到了更多的人间之书。

一次次“运动”与“浩劫”过去,经历也告诉我:在一个历经劫难,被刻意妆扮的国度,人民心存“运动”的恐惧,为了生,每个人都需戴着面具。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人们穿着一色的衣服,说着一样的话,唱着“同一首歌”。思想被“统一”着,行为被统治着;为了生,人们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为了生,人们还在一生中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角色,以适应此国之戏剧,逐渐成为此国的材料,成为“齿轮或螺丝钉”。否则,就可能成为悲剧的角色,被排斥,被“清扫”,直至被迫害致死。

在中国,权贵们的权力不受制衡,家天下的倒行逆施肆虐着民众。人被“思想”与“主义”的概念颠倒。概念大于人,人如草芥,人不如一个虚妄的国家信仰(一个没有以个人为本的国家信仰最终只能发展成国家恐怖主义),人不如一句激昂的口号,不如一块红布幡,人没有基本的安全与自由,民众何来正常的生?

暮然回首,世事让人明白。“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在一个苛政猛于虎,残民以逞,甚至片言折狱之地,老百姓不得不学会表演,人生都被用来表演,此地又何来真英雄?

歌唱焉,在免除不了的恐惧与怯弱之下,大家都演戏,同时,人民又被迫等待下一次劫难。

直到1989年夏,我曾经的歌唱自豪感最终灰飞烟灭了。

那是1989年七月一日,又到了该庆贺什么“生日”的日子,外面红红绿绿地挂着,预示又会来一场歌舞剧了。

那天,书记迎面而来,目光相向,一时都无言以对。

那一年,春夏之交的每个日子都让我们刻骨铭心。

春夏之交,彼此都记忆犹新。我曾经上街声援声势浩大的游行,跟着学生队伍走了一个通城。那时,心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主自由的师生们感动;身为民众被唤起的觉悟,被压抑被愚弄的人之觉醒而感怀。那些日子,师生们与市民携手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等——后来,听到了北京师生们绝食,又知道了市民与师生们凛然拦阻进京的军车……直到后来京畿之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震惊世界的“铁血之夜”发生,坦克隆隆,枪声大作,祖国的心脏鲜血汩汩……那些天,在这座西南城市的广场上,大街上,大学里师生们将一幅幅带热泪的大字标语贴上墙,周围一曲曲“血染的风采”,慷慨悲歌,市民们热泪盈眶地同声附和,如歌如泣……

北京学生与民众赤手空拳的“反革命暴乱”刚过(后来被称为“风波”),一波一波的余波袭来,周围仍声色俱厉,屠洗的血痕仍在,一些民众的生命陨灭后仍看不到一点恕道,在如此冷酷的世界,民众即免除不了恐惧与怯弱,就只剩下周围一点正直的人性了。

书记是奉命而来,彼此知道这样的日子都是奉命——他是来叫我参加歌唱排练的。

“我感冒了,嗓子发炎,脖子僵硬……”我应答,语焉不详。知道自己在搪塞,不合病理,可是,我只能这样说。在那些天,周围最红的是血,鲜血不是胭脂,看周围世事悲歌,脑海里闪过昔日公社中那凄苦的女子——我明白现实依然残酷,依然没有英雄转世,只是自己实在不能再歌唱了。

书记的悟性也好,知道此事勉强不得,他迟疑了一下,来回踱了几圈,最后说:“你注意休息吧,注意保护嗓子……”说完,缓缓地走了。

国人喜歌唱,也爱红色,迷信红会带来好运。因此,也被别有用心的权贵们蛊惑,歌也被加上红,叫“红歌”了。过去,也有什么“红太阳”、“红色江山”、“红色摇篮”、“红色电影”、“红色记忆”、“红色海洋”等等,都曾红得耀眼,红得炫目;可是,人在做,天在看,在历次的“运动”中,在文革的浩劫中,我们不是经历过更激烈更恢弘更不可一世的红吗?——而这一切的“红”除了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红色恐怖与血泪灾难外,又留下了什么呢?

演唱出来的红,装扮出的红,涂抹上的红,都是虚伪的红;红光一时会使人兴奋,或能掩盖罪恶,或能忘记邪恶,但是,欲盖弥彰啊。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部分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何况这些红色终会褪色,当那些油彩妆扮脱落后,终会现出真实的历史本色。

那一年,书记走了,或许他也看到了民众的血流、看到了民众的生命被杀戮,他只好不强求我歌唱什么了。他或许明白,这个世界有什么能比鲜血更红,更醒目呢?人的生命才是最高的主义与道德啊。

从那年起,一切歌咏的东西都成了记忆,都成了昨日的歌唱,不论是在台上或台下,我再也没心思去引吭高歌了。

在此国度,既然不想再演戏,代价是明确的。那年秋后,除了自己正当的工作权利被阻,只配做曾“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外,几位好友也都被“处理”了:有被调查调离工作岗位的,有被撤去“人大代表”资格的,有被褫夺公职的,有被逼迫离职下海经商的——都因参加过游行,声援过学生,唱过“血染的风采”,戴青纱等等——当然,我们的命运又比“风波”后的大整肃、大捕杀而获牢狱之灾,比被逼疯,甚至庾死的人士侥幸了。

其实,风雨如晦并不可惧,世事或如戏、或如歌,人的一生总是要过的。人不仅是一个肉体,还应有更多的东西。有对真理、仁慈、人道的热爱,有对真、善、美的追求,这就是人的生活价值之所在。何况,那些年,我们都还心存保尔·柯察金的人生情结:“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后来,我知道一位诗人说过: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忍的。

歌唱,婉转激切的歌唱,要用心歌唱,要自由地歌唱。请问,对一个还没健忘的人,对一个咳血的人或对一只泣血的杜鹃,你还想用他当“喉舌”吗?

 

2010 年三月

 
《自由写作》首发

金渝:草场街散记

(一)

我所供职的学府在草场街的黄河岸边。办公教学楼有七层之高,这在九十年代初的草场街,算得上是一座大厦。登临楼顶,兰州的大半个主城区尽收眼底。我有歪诗曰:

独立楼顶看金秋,省城形胜一眼收;

白日经天朝西去,黄河行地向东流。

南为兰山抱五泉,北是白塔傍九洲;

远壑荒寂云徘徊,欲饮无有忘忧酒。

省城形胜指闹市区、繁华区,那当然是在黄河南岸。学府所在的草场街,在黄河之北,鳞次栉比的多是八十年代初简陋的预制板楼和砖混楼、间或有几栋五十年代的苏式灰砖楼;还有大量的棚窝、土屋,也是鳞次栉比。再远处,有农舍和被蚕食殆尽的农田,然后就是童山濯濯,那干渴的北山了。那里有一处徐家山,蒋介石和胡耀邦都曾莅临该地,倡导植树造林。经过半个世纪时断时续的经营,徐家山几个山头的林木渐成规模,九十年代遂有森林公园之称。

历史上草场街可能是商旅中心和军事要冲。不过随着南岸城区的发展,草场街越来越不重要了,渐渐沦为城市的边缘区。越来越多的穷苦人麇集此处,成为庙摊子贫民窟的一部分。破旧低矮而杂乱无章的房屋,坑坑洼洼的狭窄而弯曲的道路,就成了草场街的特色。这里的居民,以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为主;另外听说凡是在南岸城区混不下去的人,都被淘汰到这里,从此在生死线上苟延残喘,自生自灭。这里是小偷、妓女、乞丐、流浪汉的集散地,是黑社会的天下;此外,临夏农村的回民无法谋生了,拖家带口流落到兰州求生存,草场街和毗邻的庙滩子便是他们的落脚地;在这里他们从当苦力和小贩开始,打拼天下。他们成功的机会比汉民要高些。

大约是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父亲失业,家要搬。父亲带我到庙滩子草场街一带找房子,那里和草场街相邻。当时我年纪很小。一过黄河铁桥,沿着尘土飞扬的崎岖街道向前走,我明显地感觉到这里风土民情与城里迥然两样。街两边老旧破败的矮屋,凸现着岁月的沧桑;行人衣服褴褛,灰头土脸,极少有衣服鲜亮而精神抖擞的。背着背篼卖凉面的小贩沿街叫卖,有买主喊叫,卖凉面的应声将背篼就地放下,脏手直接把凉面抓到腌臜的盘子里,调上油盐酱醋辣椒蒜泥和芥末,递给食客,食客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吃毕将盘子随手放下,掏出脏兮兮的一毛钱付账。看那食客咂嘴打嗝的神情,我已满口生津,心想这凉面的味道绝对是呱呱叫。地上狼藉的盘子此刻被大队苍蝇进驻,将残羹剩汁享受一番,直到小贩捡起盘子,它们才一哄而散。小贩将盘子在脏水里随便一涮,又给下一个顾客抓凉面。又有卖西瓜的小贩,面前的木板上摆放着切成一牙一牙的西瓜,小贩手甩着马尾巴拂尘驱赶苍蝇,大声叫嚷“两大!两大!”那是说一牙西瓜两分钱,真是便宜。有人吃罢,瓜皮一丢,就立刻有光着腚的脏小孩抢上前去,捡起瓜皮啃吃残余。街上还有流浪汉边走边东张西望,倘有人抽完烟扔掉烟屁股,他马上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捡起,赶紧放到嘴里狠吸几口,直到手指烫得招架不住,才匆忙甩掉。

我父亲当时大约也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才要到草场街一带找房子。幸而有人介绍他去某机关,侥幸谋得了一份差事。我们最终没有搬到草场街去,否则我也可能就是卖凉面的或是吃烟屁股的之中的一员。

(二)

庙滩子草场街原先是贫民窟区,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很多年前有一个教会医院就设在此处。解放后它被更名为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又名传染病医院。

如今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修盖得很漂亮,一栋栋绿色大屋顶的乳白色楼宇高高低低错落在山坡上,俯临滚滚东流的黄河;这是为了打造黄河风情线而特意设置的景观。站在黄河对岸观赏,二院群楼和河岸上连缀的系列亭台楼阁、园林泉池浑然一体,端的是赏心悦目。

在市二院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现在还保存着一栋古香古色的灰砖黑瓦的两层楼,看上去甚是寒伧。不过若是拂去历史的尘埃,回到它的时代,那肯定是一座鹤立鸡群的建筑。小楼里面有三十几个房间,房间很紧凑,铺着木地板。改革开放之前,历史完全湮没,市二院的这栋楼的来历无人知晓。

改革开放之初,市二院为了宣示自己的悠久历史,同时一些僵硬的政治教条已被摒除,人们才获知,这栋小楼就是世纪之初来兰州的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兴办的贫民医院。大凡在一个城市,基督教教会医院总是设在穷人聚居的社区,兰州的教会医院设在庙滩子,正就说明庙滩子包括与之毗邻的草场街,在当年外国传教士的眼中乃是兰州最大的的贫民区。

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两年,这栋小楼前还竖起广告栏,上面介绍了一些历史资料。甚至还有古旧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六个外国人的合影,他们是来自新西兰、美国、日本的志愿者医生,大概在义和团动乱后来兰州,就在这家教会医院救治贫民。遗憾的是,过了几年,这个广告栏又不见了。

想一想吧,一百年前的兰州,落后、愚昧、荒凉、贫穷、肮脏、破败、鸦片烟弥漫、传染病肆虐,庙滩子草场街真是炼狱。外国传教士在这里传播上帝的福音,给这些孤苦无助的人们在教育和卫生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这难道不是世间最仁慈的善举么?那照片上的六个外国医生,不远万里,辞别文明程度极高的故国,来到这异国他乡悲惨世界的濒临绝望境地的可怜人中间救死扶伤,这种献身精神,我们难道不万分感动而且景仰么?

数百年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城市和穷乡僻壤前赴后继地传教,办学,办医院,办慈善院,这些好事不应该被中国人忘记。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外国人所做的这些事一律被称为文化侵略,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包藏祸心,居心叵测。极左民族主义分子放肆的诋毁那些献身于中国的文明与进步的外国志愿者,对他们所作的好事一字不提,一笔抹杀,尽情地把他们妖魔化。这是毛式极权政治的典型特色: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他们既然要把自己的暴力加谎言的极权革命宣传为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事业,就一定要把与它格格不入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和实践污蔑得一无是处。

呜呼!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诚实地面对历史?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兰州城关区与黄河北的交通只靠黄河铁桥。那座完全由钢铁建造的桥梁也是上世纪之初横架在黄河上的。桥由德国人设计,钢材从美国购买。先是由芝加哥的钢厂根据设计图纸制造部件,造好的钢铁部件用火车运到洛杉矶的码头,装上轮船,在横越太平洋的远洋航行之后,抵达中国天津塘沽港;钢材部件卸下后,装载到火车上;火车运到郑州,再转由汽车运载到陕西宝鸡,最后用数以百计的马车翻山越岭,将全部货品运送到兰州黄河桥梁工地现场,进行组装。桥成,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遂命名为“中山桥”。兰州中山桥恐怕在世界建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座动用人类各种交通器械,不远万里,运载建筑材料建成的桥梁。其花费的气力,足令后人叹为观止!建桥人的智慧、毅力、耐心、勇气,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黄河铁桥现在是兰州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黄河铁桥距草场街有一箭之地——四、五华里路。一九七九年,草场街与儿童公园之间架起一座黄河大桥。草场街与城市中心地带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草场街地价飙升。正因为此,学府才选在这里建校。在兰州铁桥建成七十年后架设的这座桥,毫无特色,主要是解决兰州城区通向机场以及通往宁夏、内蒙的北出口绕道的燃眉之急。九十年代后期,黄河兰州段上先后出现了几座颇具现代建筑风格的桥梁,给兰州这座西北重镇的形象增添了几分妩媚。

学府距大桥的北桥头只有咫尺之遥。学府门前的大桥北路,兰州北出口的必经之路。这条大道上时不时地有京城大官的车队驰过,因此路面质量很高,还经常保养;人行道也铺了彩色水泥砖。但是如果到草场街十字路口,朝西去庙滩子或者朝东去盐场堡两个方向走,那道路就判若两然。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人行道残缺不全,街两边是破旧的楼和杂乱的平房。只有几个街道办的小厂子,和有一些店铺作坊。京城大官莅临兰州,绝不会经过这些地方,自然道路环境就无人过问。

(四)

学府邻近一家颇有历史的军需品厂。厂子在街道两边,有马路地下通道相连,我常从这里过街。九十年代初,就在地下通道东口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甚为独特的补鞋地摊,地摊前有小招牌:“李某补鞋,军人、学生半价”。补鞋匠李师傅正在低头聚精会神地锥鞋底,他有六十岁上下,长脸型,耳朵上架着一副极大的眼镜,看人总是眼睛向上从眼镜上面窥视。

一来二去,我和李师傅相熟了,对他的身世也知道了不少。据他说,他原本是省工大的学生,五八年上大三时,为某事和校方发生争执,自己因为脾气倔强,愤而退学,从此在街头自食其力。拉板儿车,扛麻袋,苦活累活没少干过。他甚至特意当了一两年的流浪汉,云游四海,浪迹天涯,在很多城市讨饭度日,经常被收容站遣返。

李师傅告诉我,他一生有过一次最惊险的事。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某天和他一起做小工的朋友请他帮忙,说是自己的一个亲戚挨了斗争,失踪了。家人怀疑他跳了黄河,要沿黄河寻找遗体。于是两人乘坐羊皮筏子顺河而下,一直找到桑园子。那里有一个浅滩,兰州市区凡是投河自尽者,尸体大都在此处被冲上岸。他们两人上岸一看,几十具尸体摆放在滩上,一个个泡胀得无比硕大,很是吓人。有一个老农看守在此,是他把搁浅的尸体拖上岸,摆放整齐,等家人认领,挣一点看管费。他们在尸体中间穿行辨认,那朋友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但是李某竟意外地看见一具女尸,正是他的大学微积分学老师。那女老师本来就是个胖子,经水浸泡,胀大如牛。李某见状,悲从中来,遂拿出两元钱,请看守人把老师的遗体埋到高地里,立了木牌,写上姓名,作为标记。他们继续寻找下去。直到靖远县境内,还是没有结果。最后一天的夜里,他们宿在一个偏远村庄。房东是生产队长,他的母亲卧病在床。李某混迹江湖,略微懂一点医道,问了病人情况,觉得并不是很大的病,就用针灸之法给扎了几针,这病人竟能站立起来了。这一夜他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很晚,下炕出门一看,不免大吃一惊。原来院子里坐了二三十位病恹恹的人,有的拿一篮鸡蛋,有的拎一只母鸡,用充满希望和哀求的眼神看着他。他们都是来求医的。这一下他可为难了。他一再解释自己医术有限,而且也没有药品,不能看病。但是禁不住众人的苦求,只好一一问了病人的症状。看来此地缺医少药太严重,以致于很多普普通通的病也被耽搁了。他给他们提出各种建议,然后赶紧脱身。

事情过了一两年,李某在街上竟然邂逅那个他亲眼看见其尸体、并出资埋葬的女老师。第一眼他吓了一大跳,接着恍然明白是自己当时认错了。他向微积分学老师讲述了他的奇遇,那老师听见自己的学生见了尸体,能念师生情分,埋葬入土,不仅没有错怪他,反而很感动。她说她也挨了不少批斗,不过没有走绝路。不知那位像她的人,究竟是何人?也不知她遭了怎样的罪!

李某后来定居草场街,他的儿子就在军需厂上班;女儿上了大学,分配在电视台工作,女婿也在电视台。李某不适应无所事事的日子,就在街头摆起补鞋摊,重操旧业,还对学生、军人实行半价。他觉得观看街上那人间众生相,也是一大乐事。这位上过大学的补鞋匠,还真是与众不同哩!

李鞋匠和马苍蝇、王高棋、吴大棒槌,乃是草场街的四大奇人也!

(五)

八八年秋天我进学府,中午常到紧邻学府的轻纺厂的一家小店吃牛肉拉面。虽然味道一般,不过分量很足,一大海碗,五角钱。

牛肉拉面是兰州的大众化特色小吃。已经有很多文人墨客写过兰州牛肉面,然而不是过度夸张,就是不得要领——也的确很难“栩栩如生”地写出它的色、香、味的方方面面。本人在此不妨狗尾续貂,聒噪一番。

且说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是选用本地春小麦的特二粉,加一定比例的用一种名曰草蓬的植物烧制的灰碱,合成软硬适度的面团;面团要使劲揉,有句俗话叫“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这面越揉到家越好。然后是醒面,就是让揉均匀的面团处于睡眠状态,多则三两个小时,少则一半个小时,醒毕,揪捏成剂子,再醒它一支烟的工夫,备用。与此同步,要准备好汤。上好的汤是带骨牛肉入锅,放入生姜和花椒,凉水加满,文火煮。那文火,最讲究的是用老树根加煤矸石作燃料,点燃后,不见火苗火舌,却是蓝莹莹的光。锅里肉汤滚了,不沸不溢,只是咕嘟咕嘟地冒泡,这样煮六个小时,将肉捞去另作用途,锅里加若干煮熟的白萝卜片和葱花,这就是牛肉面专用的原汁原味的清汤。

一切准备停当,包括将一碗一碗佐料——油泼辣椒、蒜苗子碎末、芫荽碎末、碎熟牛肉、香油等等摆在锅台上,于是开拉。只见厨师把面剂子在面板上搓滚或拍打几下,随即捉起两端一扯(抻),扯出一米多长,再两手一合,面剂子变为一双粗棒,右手捉住下端,又是一扯,再两手合拢,面变成四条细棒,再捉住下端,又是一扯。如此一扯又一合,一合又一扯,四变八,八变十六,十六变三十二,越变越细。那粗细薄厚是有一定规格的,要根据顾客的爱好,扯成相应的品种。计有大宽、二宽、韭叶子、二细、三细、细、毛细等等品种。厨师拉扯到得意时,好似翩翩起舞,美奂美仑。有时我想,此刻要是吼几声秦腔或者漫一首花儿,肯定会得到满堂喝彩声。可惜啊!我们中国人太缺乏幽默感,只会板着脸默默地干活,挥汗如雨。

厨师把扯好的面一甩,甩进大锅沸水里,煮一两分钟,然后用一双巨筷把拉面捞到海碗里,跟手将牛肉清汤舀进海碗,加入鲜红的油泼辣椒、青绿的细碎芫荽、白绿相间的细碎蒜苗,再撮一点碎牛肉,再点一滴香油,于是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牛肉拉面就送到顾客手中,熏醋和椒盐,由顾客自助。

牛肉面是兰州人的最爱。大抵年轻姑娘和小孩钟情“二细”,粗线条性格的汉子嗜好“大宽”,中年人还是喜欢“细”,循规蹈矩的多选“韭叶子”,戆直忠厚的喜好“二宽”,老年而牙口欠佳的,就爱那“毛细”。“毛细”如龙须,已经是六十四的规格了。

草场街建起黄河大桥,加上九二年以后自谋职业者成倍翻番地增加,干餐饮业几近于疯狂。草场街上牛肉面馆如雨后春笋,几十米就是一家,老板多半是回民。每天早晨,牛肉面馆店内坐着衣帽整齐的食客,他们小口呷着牛肉汤;面馆门外则是不修边幅、大大咧咧的顾客,他们蹲在街边,端着海碗大嚼,吃罢,就把剩残汤的大碗搁在人行道上,听凭行人绕来绕去或是直接跨越而过。这是劳动者的历史传统。

时光流转,牛肉面的价格扶摇而上,由五角、八角、一元、一元五角、到一元七角,这个价位稳定了很久,接着又刷刷刷地上涨。到二〇〇九年,兰州牛肉面每碗涨到三元。与此同时,碗里的分量却越来越少;原先那不够文明的大海碗不知何时退出江湖,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整整小了一号的细瓷碗。最要命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清汤已经非常罕见,牛肉面的神髓,那最关键的汤汁后来全凭味精和牛油支撑,有的店家出于竞争,在汤里偷偷加一点罂粟壳提味,以此招徕顾客,这一招还很管用。

(六)

草场街牛肉面馆后来大大减少,那原因主要是有一家牛肉面馆异军突起,把附近的店挤得无法立足;这家面馆就是大名鼎鼎的“苍蝇牛肉面”。

最初听到“苍蝇牛肉面”名声的人,无不惊诧莫名,几乎呕吐。再一打听,其实这老板的牛肉面与苍蝇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进去吃过的人,都说味道不错。原来这绰号乃是因为老板大名叫马仓英,不知哪个促狭鬼故意混叫成“马苍蝇”,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大大的出了名;也可能是某个竞争对手欲败坏马老板的名声,暗里使坏,欲使马老板的生意一落千丈,不料反而帮马老板做了广告,使其知名度越来越高。

那马老板身材胖大,一脸络腮胡须,典型的老回回;他将计就计,在自家牛肉面馆的门面上高悬“马仓英牛肉面”几个大字,既正名,又暗合“苍蝇在此”之意,很迎合了顾客心理,于是生意越做越大。九十年代初期,他只有两间大的门面,渐渐地把相邻的门面兼并过来,到了世纪之初,他的门面已经有六间之大。

进了苍蝇牛肉面馆,左手是操作间,里面有十来个头戴回民白号帽的大汉各司其职,有的合面,有的切肉,有的做剂子加拉面,有的捞面,有的做凉面,有的加汤和调料,给顾客递面,附带收票。外面狭长的厅堂里。两三个小回民来回穿梭,收碗抹桌子,忙得不亦乐乎。门口一角,一个美丽的回族姑娘坐在小台面后售票,有时是一个戴黑色盖头的老太太替换姑娘的班。她们还负责给一部分多付了钱的顾客的碗里添上一份卤肉或凉菜,或者一枚卤蛋。生意做大以后,马仓英本人不再亲自下厨,天天骑一辆摩托车外出,当然是办外交。

苍蝇牛肉面的鼎盛时期是九十年代末,早晨和中午的高峰时段,店里面熙熙攘攘,卖票处和取饭的窗口外人头攒动;顾客有时排队,有时不排队,时常发生争吵。除了牛肉面,马老板的凉面和卤面也很受欢迎。进入新世纪以后,苍蝇牛肉面就不如以往那样火爆了。老食客都说他的牛肉面今不如昔,草场街其他的牛肉面馆老板都不说他的好话。不过仗着苍蝇牛肉面已有的名声,他的生意还是比别人家的要好。

(七)

草场街至庙滩子的马路之北,是大片的旧式民居,杂乱,简陋,毫无章法。居民自然是贫民;其中少数手头宽裕的,就对自己房屋院落做不同程度的修葺,或加高一层,或往外挪移一点。老百姓生存空间的窘迫由此可见一斑。

这大片的贫民区里有好几条弯弯曲曲、坡坡坎坎的小巷。出于好奇,我有时也随意地走进小巷。巷子两边的高墙,多半是民房的后墙,高而绝少窗门。小巷平均每隔二三十步有一院门。此种格局使小巷显得深邃而扑朔迷离,令人有此乃藏龙卧虎之地的遐想。小巷很寂静,偶尔迎面走来一个没有任何特色的人。我东张西望,下意识里也盼望邂逅一位美女,“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没有,即使秋天淡淡的雨幕中,也没有遇到过;倒是巷子两边的高墙院内,犬吠、女人笑、小孩哭,仿佛从遥远的世界传送出来。各家院门大都关闭,也有半掩的门,可以瞅见里面有觅食的母鸡,盛开的大丽花;偶然也有小家碧玉的身影倏忽一现。有时我也误入死胡同,倒转身出来,就会感觉出似乎有狐疑的眼神,从紧关的门内透出。

我常失眠,半夜三更醒过来,如无法再入睡,就索性起床上街,像幽灵似地在街头巷尾游荡。草场街很安静。店铺紧紧地关着门,楼房一片黑魆魆,几乎没有亮灯的房间。昏黄的街灯映照着冷清的马路,很少有车驶过,行人更是寥寥,甚至连清晨扫马路的工人还没有出动哩!

某个凌晨,我不知不觉地钻进小巷子。没有路灯的小巷里有些地段黑咕隆咚,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而行;偶有远处朦胧的街灯,从房檐墙头的空隙处照到小巷的一角;还有谁家的长明灯,将些许微光带给小巷。我东拐西拐,就像是在一个地下溶洞里探幽搜奇;想象前面有神秘莫测的景象,很能刺激神经。老远有脚步声,我的心突突地跳,一个夜行人如鬼魅般地迎面而来,与我擦肩而过,刹时我似乎听到他的心音蹦蹦地跳,明显的,他也以我为鬼魅。

我继续前行,前面有说话声。再走几步,就辨得出是两个人在吵架。黎明之前的黑暗里,谁人与谁人为何事争争吵吵?爱看热闹的本能敦促我加快步伐。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一股粪臭骤然而至。黑夜中我终于看到两人影憧憧,他们似乎还手执长矛,正在剧烈地争论不休。无法看清人的面容,不过他们剑拔弩张,怒气冲冲,则是显而易见的。我放慢脚步侧耳细听,很快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掏粪工,为一个私家茅厕而发生纷争。一个说做事要先来后到;另一个说,不然,东家同意给谁,就是谁的。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手中的长矛,原来是长柄粪勺。一个粪勺开始剁地,另一个随即激烈摇晃以响应。我感觉他们要动手了,赶快离开是非之地。倘若开战,那屎尿就是枪林弹雨,我如静候其旁,必遭无妄之灾。

我走开了,身后的吵闹声也渐渐远去,而我却一直大惑不解。世上有人为争钱财而大打出手,有人为争美女而大动干戈,更有人为争权力而大开杀戒。但是为了争大粪,而大张挞伐,这在我是闻所未闻。想了半天,却也释然。因为那大粪,其实也是利益;它们也可能是钱财、美女和权力的源头。否则,怎么会有粪霸的尊号呢!

九十年代中后期,学府以东的黄河岸边,仍旧是一片河滩地;那一块一块的空闲场地,是制作粪饼的。夏天一到,此处蚊虫肆虐,臭气熏天;骑自行车的过路人,到此无不使劲蹬着脚踏,掩鼻而逃。粪饼的主人,就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粪霸。后来此人由粪霸摇身一变而成为草场街那座最大饭店的老板;世纪之初,该老板对那整片的河滩地——当年的晒粪场进行深度开发,建造豪华住宅,大大的赚了一笔。于是前粪霸成了房地产界一名炙手可热的大鳄,美女、权贵争相同他攀交,他还爱理不理呢!正是:爱叫的麻雀不长肉,会闹的孩子吃奶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鸡窝里能飞出金凤凰。

这位当今房地产大鳄,就是吴大棒槌,草场界的四大奇人之一。

 
《自由写作》首发

冉云飞:让异见资源代代相传

4月15日英国免费的《地铁报》第26版世界新闻摘要里有两条中国新闻,其中一条是讲《南华早报》将胡锦涛名字错译成胡佳的事。编辑取了个非常谐谑有趣的标题:Sorry, Mr President, you’re not dissident。总统(主席)先生的确不是异见人士,就像中国古代的江湖和庙堂,如今的民间和官方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一样,不仅因为角度和利益之别,更是价值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所致。

民主自由的社会,总统与多元的民间固然亦有一些不同,但其价值差异和利益不会不同到,有权力者必欲置异见人士于死地而后快,但在极权制度下却必然如此。林昭就是在极权社会下坚持做人的尊严,争取自由而被残酷折磨致死的典型。不特此也,极权社会还有一个常用的管制方式,就是有效地封堵和隔离这些批评极权的资源之自由流通,使得每个个体的反抗,不管他(她)多么伟大,都被强力切割,只让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知道。从而让每个异见人士的努力最小化,以便实现强权统治的利益最大化。

许多反抗者和异见人士,他们反抗的方式除了行动便是不停地言说。而言说便是用真实有据的文字,将极权统治混淆掩盖的事实揭露出来,以便更多的人知晓极权对人民的普遍奴役。而文字传播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载体:媒体发表、机构出版。但在极权制度下,媒体和出版都被官方垄断,即便你能产生“源”——即你有原创能力——但没有传播的“流”,亦即发表和出版的载体,那怕你能“源源”不断,也无人知晓,更没有传播后所能产生的读者共鸣和社会效果。既如此,那么就不能不寻求民间的自我传播。民间传播渠道多种多样:手抄本、油印、复印、铅印、民刊等,如果能自由传播,虽然规模不大,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效果和群体影响。

但问题在于,官方除了垄断正规的出版和发表渠道外,对民间的传播渠道竭尽全力加以封堵。因为任何异于官方理念的东西之传播,都会使官方充满惊悸的、受虐狂式的高度警觉。这种对异样声音下意识的打压警觉,使他们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于是林昭因在《星火》上发表《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便成为她继续被判刑并最终致死的铁证。由于《星火》流传不广,再加上官方的销毁与打压,因此《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费尽周折才找到。

费尽周折找到的《海鸥之歌》等林昭的作品,和那些至今还没有重见天日的带血文字,是林昭精神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异见人士抗击极权政府的有力铁证。但因为传播不易、流传未广,使得林昭这样的精神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这既有极权政府通过撒谎混淆视听的功效,亦有高压制造恐惧给民众带来的惊悸与麻木,更是因为传播方式的“古老”使得具有反抗力量的民间资源被官方阻隔。正是由于民间精神资源的传播被官方切割阻隔,使得每一代的异见者反抗极权的精神资源都严重缺乏,要么到民国去找,要么到国外去找,使人们认为反抗是非常久远的事,而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反对。事实证明,即便最为严酷的时代也曾有人认真地反抗过,哪怕非常稀有。知道你身边或者活在你同时代的人,与你一样在反抗,不仅是精神上互相慰藉,也可以互相砥厉和打气,从而减弱反抗者的精神孤独和内在恐惧。

朱学勤先生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来表达对那些地下民间思考者的缅怀。这些失踪者,就是因为传播未广,致使一些人湮没不闻。在如今网络勃发的时代,应该把散落到民间的精神资源网络化,使其重新得以较广的传播,因为这也是我们反抗极权政治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比如林昭、黄政的《中国改革方案》虽然并不成熟,然而在那个时代却也算是石破惊天。今天于网络上传播较多的《零八宪章》,大家都知道它得源于捷克“七七宪章”的精神滋养,得源于百年前清末立宪和民国的宪政教育,但其实它与《中国改革方案》也不乏精神上的传承。尽管《零八宪章》不可能受到《中国改革方案》的直接影响,但我们应该指出这里面的内在理路的相通性,以便使前驱者任何一点努力得到纪念,更可以在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向度中找到其相应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今天》作为民刊的中坚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其实更多民刊的努力不为人们知晓,比如八十年代重庆的梁俊西创办民刊《公民报》和《童音》,而坐牢八年,就没有多少人知道,像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成都的《野草》杂从1978年开始持续办了26年,直至2004年被有司勒令停办为止——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期《野草》杂志纪念张献忠大屠杀成都三百六十周年,而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这样的时间跨度在民间杂志史上也是少有的。八十年代四川是地下诗歌的重镇,到如今有许多老年人都在写回忆录,回忆并记录自己所经历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建军先生主编的《五八劫》和《五八劫续编》,非常详尽地用第一手档案和实物资料展示了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未成年人的大规模迫害。接下来又有陆清福、曾伯炎、严家伟、彭慕陶、黄承勋等人写出自己的回忆录,自费出版,使得官方对出版和发表的垄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然更年轻的一代如廖亦武、王怡早就自费印刷了自己不能公开出版的书籍,以便传播。

我一直认为,民间资源从来未曾被完全阻断过,在严酷的时代也细弱游丝地存在着。官方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大字本虽是特权的产物,但却由于“供批判用”和“内部出版”产生了令人吊诡的地下传播效果,为思想解放奠定了一定的精神土壤。也就是说,官方固然不想为民间培植精神土壤,但它却以特权的出版方式和地下的传播渠道,埋下了自掘坟墓的民间种子。虽然如今的现实依然如历史学者张鸣所说:政府已经练就了双手互搏的绝技,一手制造混乱,一手维稳——其实这不是他们如今才学会的高招,而是六十年来都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一方面他们弄得民不聊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转嫁到所谓的“敌人”身上,不停地制造敌人,以便为打压异己、转移视线留口实——但民间的种子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其发表的门槛大为降低,传播的渠道更为迅猛。也就是说,要扼杀现在的民间资源和思想比林昭时代在技术上困难了不少,异见人士所写的文字从理论上讲,应该不会再出现像《海鸥之歌》差点消失于天壤间的命运。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互联网的无远弗届,来为民间资源的健康成长壮大,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努力,而不辜负上天赐于我们互联网的特殊意义。

2010年4月17至19日凌晨一时于成都

《自由写作》首发

吴思:恶政是一面筛子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天下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三百万钱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二千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二千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一万三千。皇上要的三百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两千万,更相当于太守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作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

转眼又过了1400多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太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按当时官场这些都是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政党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也是理之当然。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而袁宏道却认为这作官是苦、是毒,以致托病辞官,也算难得的了。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焦国标: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技术操作步骤(之五,全文完)

焦国标 编译

3、通过工作小组(自选和随机两种)和非正式讨论(咖啡间歇和工 作餐会)进行比较。先把5个专家小组成员分派到5个不同的工作室,然后让课程参加者根据该专家所代表的思想流派,自主选择到他们最喜欢、感到最舒服的专家那里去结成工作小组(他们被告知,“随自己的心意”选择他们想要加入的工作组)。这便是自选工作小组。每小组为每次会议选出组长和秘书各一名,一位学术顾问始终在现场指导。每个小组要用沟通的反应模式讨论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和不同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个或数个(他们愿提多少就可提多少)解决方案。组长指挥大家互动,至于秘书是否做备忘记录,如果做,是否要把所做备忘录分发给其他参加者小组,每个小组可自行决定。自选小组的目的是为参加者提供一个他们自己所属思想流派的“避难所”。脾胃大体相投的人聚在一起,是一个在比较安适的心理氛围中巩固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的好时机。为了促进信任,自选小组是唯一不予录像的学术活动。甚至在即将产生一个解决方案的关键时刻,仍然鼓励大家使用沟通的反应模式,以便他们把支撑其观点的理据和原因彻底暴露出来。

自选小组的工作按既定程序完成之后,参加者被随机指派到5个工作组。换言之,他们被粗暴地从他们自选的舒服的工作组里带走,放在一个不同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充满心里挑战的工作组(工作环境)里。这便是随机小组。每个小组包括一个专家小组成员和一个学术顾问。参加者被邀请与该小组里的其他参加者分享他们在自选小组中提出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他们开始对不同的观点作比较,并在这些观点与所提出的方案之间建立关系。

两周的课程结束时,每个随机小组要提交一个或多个自己的解决方案(哪怕像当初会议厅中全体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参加者提出的方案一样多)。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个被明确要求的目标,因而理论上讲,每个小组可以提出与其人数同样多的解决方案。然而,每个小组分得的演讲时间是绝对等量的。这样做,对于提出较少解决方案的小组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充分解说自己的道理和理由。换言之,为了有更多的演讲时间,为了把演讲做得更好,使各种质疑和意见得到充分反馈,始终保持时间压力(限制时间)是最可取的。

咖啡间歇继续讨论。这种非正式的讨论是受到鼓励的。很多时候,原先自选小组的参加者,此时会试图互相从对方那里非正式地了解在随机小组里发生的事情。

每个周三的晚9点至11点有一次工作餐会。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人、专家组成员和来自权力5部门的15位课程参加者代表(每部门3人)受邀参加这个15-20人的工作餐会。课程参加者可以继续深化他们小组的讨论。下次小组会时,参加者要向其他人简要介绍餐会的讨论。参加餐会是轮流的,在第二阶段期间,每个课程参加者都有机会出席至少一次这样的餐会。

4、早早埋下伏笔的过渡机制。所谓过渡机制,即关于策略规划循环(策略分析、策略规划和策略实施)的专业知识讲座。自第二阶段的第二周开始,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即通过插入一周一次的策略规划循环系列讲座,渐渐开始为课程参加者进入第三阶段做准备。这些讲座由两个策略签约人主讲,意在将参加者慢慢导入策略分析和策略规划理论。一周一讲,便于吸收,直到第二阶段结束。这是一种基于个案研究的操练,课程参加者在第三阶段要运用这些策略循环理论。他们对在第二阶段学到的关于策略循环理论的基础的然而是不断增长的理解,是要被交叉运用于对5部门最优先问题的深度研究中去的,进而引发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最优方案必须是整体的和全部的。这个结论为第三阶段奠定了观念基础。

十四、策略研究阶段的预期结果和达成手段

课程的第三阶段是策略研究阶段,旨在认识国家利益,共12周,预期产生如下结果:

1、信息方面,掌握个案研究的操作性的知识。

2、观点方面,认识到:我是可以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观点和利益的 人一起工作的,只要我能考虑他们的需要和危地马拉的需要;如果我具备了运用策略方案的能力,我也是能从这种政治制度中获益的;大多数解决方案都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故意妨害我实现我的利益。

3、观念方面,懂得:控制或预料一切意外后果是不可能的;不同的 看法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同的目标;为了得到那张“圆桌”,与其他部门携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再拥有真理,我拥有的只是我自己版本的真理;短期的赢可能导致长期的输;清楚的游戏规则是我的最佳目标得以实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凡有利益冲突的地方必有一个潜在的互利的解决办法。

4、心理状态方面,建立起功能性的信任。课程参加者带着被训育的 信任(基于对他人行为和观点背后的理由的理解)进入这个阶段,带着功能性的信任离开。所谓功能性的信任,是一个信念:相信我们能够利用其他参加者提供的信息,在使其他人的成本最小化的情况下,建构起使自己的最实际利益最优化成为可能的最好方案。

5、思维框架方面,零和框架被抛弃,国家利益框架取而代之。

达成上述结果的手段如下:

1、通过个案研究进行方法论的训练。共有三种个案研究训练。第一 种是中性的个案研究训练。来自同一国家的五个外国国民(一个主题发言人和四个小组成员)应邀提交一项有关他们自己国家层面问题的个案研究。该项研究旨在向课程参加者提供一个运用策略循环理论处理国家层面问题的实证性的事例。主题发言人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参加者为该问题做策略分析和策略规划,最后提出针对此问题要实施的策略。专家组成员(代表社会不同部门的)就该方案在他们部门和他们国家产生的后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小组成员要按照沟通的反应模式发表自己的观点。

第二种是与危地马拉有关的个案问题研究训练。两个策略签约人提出一项针对危地马拉某问题的个案研究,这个问题要与5个最优部门问题的某个问题有关,但又不能太相似,不能让课程参加者一眼便识破它是伪装的一个最优部门问题。每个个案研究之后都有一个问答交流会。这样的过程要重复五次,每个最优先的部门问题都要有一个类似的“相关个案研究”。

最后是5个最优部门问题的个案研究训练。在问答会期间,策略签约人重点强调:如果策略分析阶段的前提和假设发生变化,结果将会有怎样相应的变化。到5个个案研究结束时,大多数参加者都晓得了策略循环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并知道如何运用它。

2、通过田野旅行(实地考察)促进合作。在整体解决工作组训练的 后半期,安排两次周末田野旅行,借此充实训练期的讨论,加强彼此粘合(合作)。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主要考虑要有利于访问尽可能多的国家五大核心问题所涉及的当地人。两次田野旅行期间,课程参加者会见地方政府,直接听取他们在自己辖区里如何因应处理与国家五大核心问题相关的问题。旅行中时常安排课程参加者会见曾经参与课程的专家组成员,这些成员又可帮助他们实现与地方官员的交流。

3、整体解决工作小组的方案演示。演示在会议大厅举行。每个小组 逐一走上讲台。小组发言人向按小组而坐的其他课程参加者演示他们的整体解决方案(一个或多个)。五个专家组成员也为他们提出的这些方案做记录。

演示之后是问答时间。其他参加者提出的问题已被记录下来并提交给演示组。演示组对每个问题有两分钟的回应。然后每个专家组成员向演示组提三个问题,要求回答。小组成员提问题的时间是3分钟,工作组回应的时间是2分钟。(设计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专家批评打基础。)然后,演示组回到U形桌,按小组坐在一起,下一个工作组整组来到讲台,演示其整体解决方案。五个工作小组都要做这样的演示。

最后,专家组成员们走上讲台,每个专家以各自思想流派的观点作为批评的参考依据,对工作组提出的整体解决方案提出批评。要求专家把重点放在所提方案的未预料的结果上。这有助于参加者明白如下道理:负面的结果并不总是与害人的意图有牵连。这一洞见可以帮助减少猜疑。

4、投票表决最受欢迎的整体方案。课程的最后一天,确定最受欢迎 的整体解决方案。课程参加者按字母顺序就坐在会议厅,逐一投票表决所提出的最佳整体解决方案(未必是他们自己小组提出的方案)。每个参加者有一分钟的时间解释自己为何把票投给它。获票最多的整体解决方案被送到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由各组组长和秘书自动生成,被授权负责编辑票数最高的方 案,使之成为“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整体解决方案”的最终正式文本。编委会选出一个组长和秘书(不得来自“赢”组)。此时,课程的其他参加者自由了,可以胡乱走动放松一下,但是编委会正在那里工作的那间工作室的门是开着的,其他参加者可以自由进来,看看编辑过程是怎样的,并且欢迎他们在这最后关头做一点儿措辞游说。

编委会全体成员对措辞无异议时,该文本即被送到齐集在会议大厅的参加者面前,正式宣告国家稳定策略研究班整体解决方案出炉。随后送印。数日之后,课程参加者到这里彩排毕业典礼时,可以拿到它的拷贝。毕业典礼放在周五举行,是课程最后一次课之后的第八天。

课程结业典礼像就职典礼,是非常正式、庄重的一件事。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创始成员、毕业生的亲属(每位毕业生可来两名家庭成员)和非常特殊的客人充满了会议大厅。新闻媒体第一次被允许进入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继基金会主任委员会之后,课程参加者进入大厅,按字母顺序坐下,有四位例外,坐在双U形桌内圈的头两把椅子里。这四人向观众致辞,就参加此课程对他们自身和他们所代表的部门意味着什么提出证言。一份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整体解决方案的正式拷贝被送至危地马拉总统。稍后,参加者逐一被点名到专家组成员的讲台处接受主任委员会的祝贺,并被颁发证书和获赠国家稳定策略研究别针。然后,会议厅所有在场的人和每一位被引至接待厅的人同唱国歌。此时,在接待厅,创始成员们和客人们正等待着向所有参加课程的人表示祝贺。

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结出一枚意外之果。后来,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毕业生结成了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毕业生学会。在1993年塞拉诺(Jorge Serrano)总统企图发动政变时,对于恢复危地马拉宪法秩序,该学会被公认为扮演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角色。

(全文完)

跋语:转型就是转变观念

这篇危地马拉转型说明文只写到危地马拉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班结业。结业之后危地马拉的转型具体是怎么具体实施的,我上网搜索,中文系统里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信息。这篇25000汉字的文章,无疑是迄今为止介绍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一份最丰富的资讯。

处理完毕这篇文稿,内心感慨良多,但千言万语归为一句话则是:所谓转型就是转变观念,或首先是转变观念。

1987年葛若马赫将军就任国防部长以前,危地马拉政府的国家安全信条是:1、对付国家安全的威胁(共产主义)可以采用非法手段;2、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战胜共产主义叛乱者这一条路。葛将军接任国防部长之后,国家安全观念变了,变成:1、要想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只能采用合法手段(不能不择手段)。2、在“国家利益”之下是可以与敌人和谈的。这是危地马拉转型的开始,它的实质是转变观念,而不是其他,比如,不是人事和制度的改变。

现在中国的国家安全信条就是1987年前的危地马拉国家安全信条:所谓维稳,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不择手段,就是可以采取非法手段,就是自己不遵守自己的法律,就是用国保、国安、截访人员压碎他们。中国的国家安全信条何时才能达到1987年危地马拉国防部长葛若马赫将军的水平呢?

危地马拉转型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持续30多年的内战的看法。过去,内战被大多数国民看成只不过是“属于”军队和游击队的一场战斗。葛将军要让全民都觉得这场战争是自己的。这仍然是观念的转变。

他们找到的通向达成广泛国家利益共识的三个障碍,即信任匮乏、沟通匮乏和零和心里,全是观念层面的,没有一个障碍是具体人或具体利益集团。这一点特别耐人寻味。如果在当下中国,我们找出的障碍很可能是某个具体人或具体集团,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太子党、既得利益集团、毛派、极左或极右势力等等。

为什么他们找到的障碍是观念,而我们找到的可能是具体人或集团?这背后的根源是文化差异。危地马拉也属于基督教世界,凡基督教世界,人都是罪人,观念与人是分开的,人是被罪(撒旦魔鬼)挟持的,对罪应该恨恶,但对人要爱,要怜悯,要宽恕,赶走了撒旦,人还是好人。中国文化相反,罪与人不分,恨罪就恨人,恨那人的罪就侮辱那人的人格,摧残那人的身体。

他们采取的手段和借助的动力,比如让有信誉的专家提供纯信息,让不同的专家提供多样的观点,借以改变观念、重建心理信任,诸如此类,也都属于观念层面。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解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确,石器时代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长出互联网时代的上层建筑,放眼人类长河,这个说法大体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发现,实际上同一生产力砧木上,既可嫁接独裁,也可嫁接民主;既可嫁接观念甲,也可嫁接观念乙,甚至观念丙。1978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大地上只能长大集体的庄稼;1978年以后,这块土地上也可以长包产到户的庄稼。土地没变,土地的肥力没变,耕种收割的人和农具(生产力)没变,但生产关系变了,人的观念变了。

在富士康半年内13连跳的中国,在一月之内5起屠杀孩子案的当下,中国的太子党、既得利益集团、胡锦涛和江泽民们的脑袋砧木上还能嫁接别的什么观念呢?

2010-5-29 北大燕北园

李元龙: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这是卢跃刚在《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里,争对赵勇等党棍、官僚们对报纸的操控、打压而说的一句话。你可以强迫我订报,但是,你不可以强迫我看报,在这样的办报“责任”之下发行出来的报纸,到了订户手里,绝大多数便马上被丢弃到废纸堆里。本人还是《毕节日报》记者、编辑的时候,每当在乡镇,机关等看到丢弃在地上的《毕节日报》,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是的,谁都知道,党报鲜有人看,不靠着行政手段,强迫手段,除了个别“被特色”或“工作需要”的人,根本就没有人去订,去看党报。可是,这却影响不了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读者不肯掏腰包,财政局是党的私人金库,“差额拨款”养着;读者不肯订报,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不用担忧,在党的高度重视之下,党的女儿再丑陋,也嫁得出去的。

按照我的理解,在真正新闻自由的国度,报纸如商品,一年三百六十天,读者随时随地都可以订报,买报,应该没有“发行季节”之说。党报党刊则有发行季节之说,每年的9月至12月,是党报、党刊的所谓发行季节。读者喜闻乐见的,尤其是十分关注的内容,党报不登;党报登的,别说读者,就是党报记者们,以及操控党报的官僚、党棍们,也都不看的玩意。这样的报纸,发行起来不举步维艰、寸步难行,那才怪了。猫儿有猫儿的路,耗子有耗子的路,党报,自有自己的法相渠道、手段。这,从发行季节报纸上的一些“新闻”上,就可以看出来。

在毕节地位副书记中,那个所谓的常务副书记,往往就是专门“分管”宣传的。我在毕节日报社干了八年,这八年,刚好都是一个姓周的副书记分管宣传。每年的党报发行季节,周都要站出来,争对那些以“死老蛇”态度对待党报党刊订阅的单位在会上、在报上发指示,提要求。

1997年12月4日,《毕节日报》头版的发行新闻是:“海拉乡党报党刊征订超任务10%”。消息称,该乡“订阅1998年度党报党刊的热情高涨……乡财政在经费颇为困难的情况下……分两次共挤出1.1万多元(原文如此)资金,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1999年9月24日,《毕节日报》头版,有两条关于党报党刊征订的内容。一条是“地委副书记周长琦强调——党报党刊征订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周的“要求”有四条:一要以各县市1998年、1999年实际完成数为依据,二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三要保证发行措施落实等。同一天报纸另外还有一条发行新闻,这就是《毕节日报》干脆跳出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地位办、行署办、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做好《毕节日报》发行工作”:《毕节日报》等党报的发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来认真做好2000年度《毕节日报》的征订发行工作。

地委行署已经如此发话了,我看你们是订,还是不订我《毕节日报》?。

历年来,类似的消息还有2003年: “普宜镇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说是该镇领导亲自抓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将2004年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推向了高潮”。 同时期还有这样一条:“织金县城关镇全面完成2004年党报党刊征订任务”。文中竟然有如此的“精彩”内容:“织金县城关镇……及时行动,采取有效措施于11月13日全面完成了县下达的征订任务……明确规定党政领导要带头订阅,每人一份《贵州日报》、《毕节日报》,凡涉及到干部职工订阅报刊的,先从每人的书报费中扣除。”直接扣钱了,这还叫“征订”吗?简直就是摊派,强迫。

还是同一年11月的消息:“武警毕节支队做好《毕节日报》征订工作”。这条消息的作者就是武警兵,作者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就是讨得《毕节日报》的欢喜,提高自己投稿的中稿率,便于完成武警来年的“宣传任务”。

“金沙完成《毕节日报》征订任务”,这是2004年年底《毕节日报》头版的发行新闻之一。消息称:“不仅政府各部门订阅了《毕节日报》,各乡镇、各村委会都订阅了《毕节日报》。另外,在这次征订《毕节日报》的工作中,金沙县不少农民、教师、公务员等各人自掏腰包订阅《毕节日报》。”

这是明显的鬼话,我不否认其中会有个人自愿掏腰包订阅党报的人,但是,以我知道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订阅党报党刊,尤其是订阅《毕节日报》这样的低级党报,多是被强迫的。比如个体工商户,你的营业执照年审的时候,工商局就会帮你“顺便”订阅《毕节日报》。就在这条消息右下方,还有一条党报党刊发行新闻:“黔西煤炭系统: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说是黔西县煤炭局“积极筹措资金”2万元,为局机关、各乡镇煤管站等订《毕节日报》若干份。

2004年11月15日,头版,“威宁县——确保毕节日报征订稳中有升”,说是威宁县将《毕节日报》等作为明年发型重点,扩大覆盖面,使得“车站、宾馆等流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订阅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供旅客阅读。”

2004年的党报党刊征订、发行新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条新闻里面,都有个黑底阴字的题花: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可谓机关算尽,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种种党报党刊发行“新闻”透露的信息,还有两个:一,征订党报党刊是有任务的,不订不行;二,人家其他县乡等都完成任务了,你其他的县乡还给老子等个屁啊!

用时下网络流行词汇来说,最牛、最雷人的,当属1997年和2004年的两条党报党刊发行“新闻”。

先看1997年12月9日的党报党刊发行新闻。当年的《毕节报》头版报眼有一条标题如此的会议新闻:“地委副书记周长琦强调——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导语全文如下:“争对《毕节报》等党报党刊发行进度迟缓,发行数量不尽人意的情况,地委副书记周长琦12月4日晚地区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区电话会议上强调:各县市、各部门、各单位对指定订阅的党报党刊任务必须完成,没有价钱可讲。”

正文部分还有如下内容:“据地区邮电部门12月2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区1998年度《毕节报》等指定订阅的党报党刊发行征订工作慢,发行征订数量较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离上级下达我区的征订份数和一次性收订流转额计划相差甚远。争对这一严峻形势……周长琦代表地区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领导小组在会议上要求:(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发行党报党刊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要继续保持发扬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继续保持和发扬宣传思想的工作的优良传统,讲政治,讲大局,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切实抓好抓落实……”

2004年10月22日,当时还在是黑白报纸的《毕节日报》一版头条以套红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2005年度全区党报党刊工作会议要求:确保党报党刊发行稳中有升”。怎样来确保呢?地委副书记周长琦和当时的宣传部长是这样要求的:“要提高认识,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并且要突出重点,明确任务……对省委、地委下达的任务,要足额足量完成,不准打折扣,不准有短期行为。”

有一句人话吗?如此的“政治优势”,如此的“优良传统”,如此的“政治任务”,怎么看,也是一些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党棍、官僚在霸道、蛮横地强迫手下的喽啰们做一桩人家十分不愿意,甚至是很反感的事情。打一个不雅的比方:这就仿佛一个又老又丑、无德无才的妓女,仅仅是凭着自己“上头”有人,或是养着很多打手,因此才胆敢如此张狂而不知羞耻地强迫他人“爱”自己。

光着屁股打老鼠——要命不要脸,如此的狠话都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嘿嘿,还磨磨蹭蹭干什么,还是乖乖地订阅俺们《毕节日报》吧!

狠话,只能由官衔大的人来发。每到发行季节,毕节日报社大小头头脑脑们,还得跑到各县,与分管宣传的“领导”,与宣传部长们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否则,那发行量,就不是差强人意的问题了。还有,平时运转资金出现“缺口”,报社设备要技改、更新,领导们要换个与时俱进的坐骑,还不得财政局“支持”。所以,财政局关键人物要发表职称论文,免费。财政局官员拿不刊之论给你“斧正”,就得点头哈腰,鞠躬如也地无条件全文复制、粘贴到报纸上——2004年7月31日四至五版的《谈小吾先生之画》,以及2005年5月14日的四至五版的《音乐,时代大潮的浪花》等,不就是这样的不能“刊”、不敢“刊”之论吗。最牛的投稿人,非财政局官员莫属。

不能以争取读者作为生存手段,而只能依靠官僚、党棍的施舍活命,必然就会遭受这样的胯下之辱。当时让我感到更加愤慨的是:总编们不觉得这是胯下之辱,他们以能和“财神”达成如此的交易深以为荣。

终身的哺乳期,断了财政之奶和没了党爹官娘的搊扶,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可是,亏了《毕节日报》,2003年1月3日头版。居然有这样一条颇为自得、自恋的消息:“本报发行实现为稳中有升”。正文更是大言不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自吹自擂:“《毕节日报》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党报性质……使党报具有权威性,又有可读性,既有指导性,又有服务性,赢得了读者青睐。”将一堆互相矛盾,只会相克,前提与结论不挨边的词组、事物弄在一起,除了厚颜无耻的党报,谁也做不出这样的事。

2010年1月4日的《毕节日报》更加得意洋洋地推出了这样一篇发行新闻:“2010年《毕节日报》发行量突破5万份 ”正文愈加兴奋的抓耳挠腮、无可无不可:“ 到2009年12月31日止,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毕节日报》发行量达到50146份,创本报发行历史的新高。2010年《毕节日报》的发行工作,得到了地委、行署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地委办、地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推进下,早安排、早部署,各县市区宣传部门积极落实,齐心协力,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了解,《毕节日报》的发行量在全省各地州市报中居于首位。”

别人不知道,老汉我还不知道,多年来,《毕节日报》的发行量一直在两万份以下徘徊,今年之所以“创历史新高”, 如果本人道听途说来的消息没错,不就是因为重新开辟了本人当编辑的时候侍弄了好多年的“校园”,发表学生作文,因此,教育局发话下去:每个教育部门、学校,都得订阅规定数量的《毕节日报》吗?

本人也曾当过记者的次党报《贵州都市报》,48版,零售价0.6元,2010年的发行量为48.9万份;《毕节日报》8版,零售价竟然为0.85元。并且,与《毕节日报》完全不一样,《贵州都市报》的发行季节,从来没有哪个委、哪个署的“高度重视”、“早安排、早部署”,也没有哪个书记、哪个部长在会议,在报纸上发指示,提要求,那发行“效果”,难道还没有《毕节日报》“显著”?

至于配合发行季节出现的“《毕节日报》使我走上致富道路”,“我的精神家园《毕节日报》”,以及“本报一件作品或地州市报奖”,“本报一篇作品被人民日报转载”之类,更是有着自淫、自慰的嫌疑了。

《毕节日报》怎么发行的,是否如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深受读者青睐,自己心中有数的。夹紧尾巴做人、办报,不就得了,只顾开屏炫耀尾毛,臭屁股也会因此暴露出来遗笑大方的,知道吗。

吾乡俗语:人不要脸,百事可为,套用在这里,该是:报不要脸,百牛可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