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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值此非常时期，必有非常话语,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这些话语中讲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

被历史忽略的历史——读余世存的《非常道》

吴志翔

　　除了前门庄严的地毯，哲学还有一道晦暗的“后楼梯”；除了人来人往的议事客厅，政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后花园”；除了那能派上正经用场的石料，历史还有很多被有意无意丢弃的“边角料”。那砖石铺成的是车马大道，人人都从那儿经过，是一种“常道”，由“边角料”凑起来的当然只能是“羊肠小道”，或者叫做“非常道”了。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中，收集了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的“边角料”，带给了读者别样的惊奇。

　　我不认识余世存，尽管早就读过他的文字，并且印象深刻。我一直认为这个使命意识超强的同时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襟抱——这也是一种“非常道”。对他来说，写作似乎不得不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然而，当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几分吃惊：一个年轻的急切欲言的人，在这么一本二十多万字的著作里，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字，他成了一个编辑家，一个不加半句废言的收集者，或者干脆称为一个历史边缘的沉默而坚忍的“拾垃圾者”。我时常悬想这么一个热血而赤诚的人，是如何耐住自己的性子，舍弃了城市虚假的灯火辉煌，搁置了闲情逸致的乡村理想，在如同“城郊结合部”似的暧昧地带逡巡，在似乎见不到自己意志和创造力的工作里见证自身的“在场”。当年，鲁迅曾劝英文极佳的林语堂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林语堂还极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创作力衰弱的“老人”干的事，鲁迅为此还生过气。郭沫若的外文也不错，他骨子里同样看不起翻译，认为翻译者不是自己在创作婴儿，而不过是个“助产士”而已。这两小块“边角料”好像逃过了余世存的视线。但在我看来，余世存的选择既隐含着苦衷，又包含着慎思的明智。在一个“说，还是不说”、“道可道、非常道”的时代，有时候真实的表达只需要一个回声，只需要让曾经存在过的声音重新召唤在场就行了。

　　哲学家康德那“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大旨无非是，要让原理、原则、范畴之类走在原始的材料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不是把观念看成是符合对象的，而是对象看成是符合观念的，对象其实是观念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康德召唤回来的人的“主体性”。没有自己的眼光和理想，余世存所面对的那一大堆“边角料”也就无多大意义，所以在选择、取舍、编辑过程中，余世存其实已经呈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已经表达了他自己的“非常道”。这里早已深刻地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记。还是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当一个“选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着一字，方能尽得风流，不置一评，可以胜过万言。

　　而且话也说回来，在话语的制作和流播过程中，其实没有哪一个文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我们所写的、所说的，无非都是前人写过、说过的话。纵观今天形形色色的“创作”，又有哪些不是在重复中篡改，在篡改中重复？像余世存这样，认认真真地再现那些枝节的原貌，反倒还更诚恳一些，至少在“历史的真实”面前他还不至于显得过于狂妄。

　　坦率地说，我对于“历史的真实”一直心存怀疑。存不存在一个“历史的本体”？“真实是不是可以还原”？这种问题显然有些迂腐了，没有机会过多展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书写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本体，有的书写和叙述反而使得“历史”更加远离其自身。至今为止，经典的历史叙事都是遵循着一种逻各斯中心的统辖，在主流价值观（“常道”）的笼罩之下存活。历史似乎是内蕴着一种强硬的、必然的、自我证明的、自我合法化的所谓逻辑，历史的写法同时也是逻辑的写法，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就是逻辑的展开。这种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历史精神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因此，成为文本的“历史”、进入叙事的历史，必定是要用那结实的砖石砌成一堵合理的墙，铺成一道充满独断性的道。在这里，所有“不重要的信息”，所有的“边角料”，都被排斥、被屏蔽、被淘汰、被筛掉、被掩埋、被遗忘了。历史仿佛成为一个活物，沿着一条其实是人为设置但被认为自明的线索或“常道”或“进程”往前游动。经典历史文本的狭隘和可疑在此显露无疑，人人习以为“常”的“常道”之“霸道”也可见一斑。那种“历史”所拒绝的不仅仅是一些细节，而是存在本身的丰富性。因为如果有真相的话，那么真相的使者常躲藏在细节处，隐匿在宏观历史的巨眼和聚光灯照射不到的角落里。存在本身（或历史本体）是巨大、无边的旷野，所谓“历史”只是在旷野中犁开的一条道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遂成为当然不二的主干道（常道）。事实上，还有大量的小径被风沙掩埋，还有大量的支路被有意无意地遗弃，当然，更有许多无路的荒野，在那里，只有前人留下的几个若有若无的脚印。余世存的写作提示了那些小径的存在，他收拾的杂乱脚印也呈现出了“历史”的其他可能性。

　　确实，读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会有一些感到突兀的发现，如同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脸”的“后脑勺”。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居然会冲着学生大喊“决斗”，狂妄的哲学家熊十力竟然在争论哲学问题时与废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后多年举宴为其过生日，没想到蒋介石年轻时候也曾经历过那种痛苦的理欲冲突，而代表反动势力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受到良心折磨以至于在秋瑾被处死后百日自杀身亡，更有吴宓的爱情笑话、戴笠的家乡受辱……在所谓的正史之外，中国自古就有“掌故”的传统，那也是被称为“野史”、“笔记”的，其中也许多多少少有演义的痕迹，但这些有着“山海经”风格的文本有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本体，因为它们并未受到主流价值观或逻辑常道的无情修剪，它们不是盆景，而是野花野草，自有其不屈不挠自在绽放的生命力。

　　当然，书中还有更多苦涩的记录，那种黑色幽默的东西只能存活于如此这般的叙事之中。俞平伯等人被游斗时得挂牌，写上“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字样，大家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田汉在监狱般的医院里去世之际，没有人来跟他告别，而当时的广播里却狂热地播放着他写的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为保卫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与吴晗激烈争吵，梁被骂得哭了，林则在肺病严重的情况下据理力争至于噪子失声。陈独秀为保全大气节在贫病中度过最后时光，临死前为乞食为一地主抄写家谱。慈禧竟然自以为是“最聪明之人”，智慧要远远过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诸如此类，让人苦笑，让人痛哭，让人忧愤，更让人沉思。

　　记得多年以前，从舍斯托夫的书中读到托尔斯泰是个逐利的市侩、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个凶狠贪婪之徒时，从罗素的书中读到马丁路德的蛮横、哥白尼的懦弱时，还有培根的道德缺陷和卢梭的放诞无行时，甚至从种种叙事中发现沈括的小人伎俩和唐伯虎对于“扬州瘦马”的赞美时，内心里都深深地感受到人的复杂性、历史本体的丰富性和历史叙述的不可靠。我有一种无意中看到“后脑勺”的偷窥之感。真实与否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竟然也可能真实。

　　这样的信念早该确立起来了：历史之流绝非清澈而是始终有些浑浊的，历史之树绝非如修剪过后那般整齐而是枝枝桠桠的，历史之路绝非曾经以为的那样“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满了种种别的可能性的，历史之墙也绝非严整贴合恪守逻辑而是有着许许多不为人所察觉的缝隙的。所谓历史单调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人为的架构，历史的决定论也只是一根强行楔入的木桩，人们借以可以系住许多东西。而那绝对的真实本体就像“物自体”一样藏匿，永难得到显现。但是复调多调的叙事话语可以尽可能地还原本相，对于细小之处、对于支路和缝隙的重视，能够让我们朝着真实之境趋近。

　　人是怎样与固执的定见相搏斗啊！

　　余世存写作此书，显然不是纯粹出于一种趣味的引导，他其实是在重建一种更健全、更多元的话语。这些话语并无明显的理性秩序和价值等级，也无所谓什么中心意旨，它们只是以相对的原生态，呈现出自己的存在，就像大地上野草疯长，天空中乱云飞渡，留下的不过是一个痕迹。面对这种全息性的话语，很多时候也许只有一声叹息。

　　其实，无论是登上“后楼梯”，迈入“后花园”，还是瞥见“后脑勺”，在无意中也许都暗合了“后”现代的某种旨趣。至于余世存本人是否有此种自觉，却无关紧要。

后现代阅读的范本

蒋 峰

　　“道可道，非常道”乃老子《道德经》的首句，用《非常道》做书名，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是首见，但一翻开书卷，我就喜欢上了这本非常特别的书。

　　说它特别，是因为这本书以近代以来鲜见的类似《世说新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体例，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文逸事，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意志、性情、骨气、狂狷、识见、立言、代言、修辞、世道、敬畏、信念、自觉、教化、命运、变异、神伤、限定、虚荣、无情、心志、廉耻、依附、隔膜、荒诞”共32编，无序言，无后记，干净利落。这本书虽然与《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的体例相类，也承袭了这两本书的笔记体写法，但后二者大抵为文林趣事和笔记体小说，而前者为笔记体历史片段的记录，且远较后二者洗练、简括、庞杂。这种做法近来只在余k杰的《火与冰》里见识过，不过那是创作，这里是编著罢了。

　　《非常道》的副题为“1840－1999的中国话语”，这就引发了我对这个书名的阐释兴味：“非常道”应该是“不平凡的中国话语”的意思吧。而编者刻意用《非常道》这个书名，大概一来为了避免平实，二来增添些玄虚和底蕴吧。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完全打破了传统读物从前至后的内在连缀的线性阅读规则，而呈全方位开放的立体阅读方式，即你可以从任何一页任何一则读起而并不影响单位阅读的完整性，则与则之间也无任何逻辑关联性，真正达到了在枕边、厕上、车里随性阅读的可能性。书中的一则记录多则花费您一两分钟，少则只需数秒就可读罢。学者王晴佳曾言，在阅读中，读者具有从容应对的主动性（而不是囿于事先规定的阅读秩序）是后现代阅读的重要特征，而《非常道》的阅读方式完全符合这个特点，它也与当前高节奏的快速生活方式相契合，因而堪称后现代阅读的范本。

　　说了这么多形式类的问题，不如我们真切感受一下这本书内容的鲜美吧：先说“虚荣”编中的一则：“吴昌硕在70岁前曾纳一妾，不到两年，即跟别人而行。吴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着对人说：”吾情深，她一往‘。“于嘲谑中颇见名士的洒脱；再摘”性情“编中的一则：”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从答问中露出伟人的率性与可爱；最后引“识见”编中的一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在肝火中竟然逸出历史的吊诡！

　　也许有人要说这未免有些流于琐屑，但它们毕竟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剔精抉微而得，能从中窥见不同于高头讲章中大而无当却万象杂呈的鲜活的纤毫毕现的历史细节。其实，体大思精是治学的一路，而洞幽烛微难道不也是求知的一脉？幼时胸阔心远，立志读尽天下书，尤其敬畏有庞大体系建构的学说。年届而立，虽然那份敬畏还在，但终于弄清了自己还是喜欢竹头木屑，尤其是自命为知道分子之后，终于体认到天地尚且有缺，就嘲笑那些苛责鲁迅一生但见杂七杂八小文而无庞大体系建构的妄人之无知与无情，就感叹难道那些完美、庞大的体系建构在20世纪还为祸不够惨烈吗？至今却还有人整日钻营于其中，莫非有受虐狂的倾向！何况，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一本书的精华之处往往存于某几段、一段、几句、甚至一句话中。这样看来，读完一卷《非常道》，就相当于读了几十本，甚至成百上千本书啊！包罗宏富不说，节约了多少时间呢！

　　当然，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憾，对我等有考据癖的书虫来说，《非常道》中则则历史片段均无出处恐怕是个遗珠之憾吧！

　　但这并不妨碍我优游其中的阅读兴味，读着读着不觉又开一窍，使我这个从不写日记的人终于找到了写日记的偷懒诀窍，不妨在此卖弄一番：“2005年5月7日，师王治国自长沙问询近况，答曰：“久居长安，啖肉读书；珠环翠绕，腰圆肚凸！”

关于“类人孩”语——我的《非常道》 文明的乡愁

余世存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

　　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

　　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今年跟鲁迅，后年就跟“哈哈哈”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

　　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类人孩”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在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

　　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不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

告别“类人孩”

　　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

　　当然，“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

　　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天何言哉？予欲无言。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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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沙龙的落地长窗

（一）

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的文史优质旧书展销场里买到十七年前周汝昌所著《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一书。周先生在《卷端絮语》里回忆姚 文 元写过的一篇指名攻击周 扬的文章，引了其中的一段话说：「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证，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周汝昌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四 人 帮文风，逐步发展，流毒至深至广。他说，姚 文 元笔下的「成百万字」，其实是胡说八道：「那时是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他所举的那几种考证，各种报刊加起来，充其量也不过二三十万言，哪里来的「成百万」？」在凭空加罪、随意诬陷的年代里，任何纯洁的学术研究都可以藉政治罪名以定谳，文化人之间一切正常的交往都停顿了，代之而起的是猜忌、避嫌甚至背叛出卖的游戏，人性最最丑陋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周汝昌痛心疾首。

（二）

我在《百花里浮想》中说到早年英国Bloomsbury文化圈是带有知性反叛意识的中产阶级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个性和耀眼的才情给大英帝国制造一场文艺复兴精神的边缘效应，他们标举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旗帜。我一向相信文化人的结社交往必须建基於学术的交流和性情的陶冶，可以偏激，可以乖戾，可以愤世，却不可抱太深的门户之见，应该鼓励豁达的胸襟以容纳异见。「百花里」文化圈中人人各有不同的成就，各有鲜明的个性，价值观基本一样，却好像从来没有一致的主张和宣言。这样的知识分子流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不可没有的景观。

郁风大姐读了我那篇小文之后给我来信，说是Bloomsbury沙龙确实成了英伦文学传统上的辉煌标志，不禁教人联想到当年在北京出现的京派文人沙龙。那时，在北大，在清华，在金岳霖、朱光潜、梁宗岱的住所里，后来则在林徽音的家里，每周聚会，参加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等等，也是集一时之盛：「那是和上海新月派沙龙徐志摩、闻一多等相对的，造成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不同的两种传统。」我甚至想到胡适之当年也提倡这样的文化沙龙精神，每星期日下午家中大门敞开，欢迎文人学者进去喝茶聊天，海阔天空，阐幽发微，黄昏时分才各自散去。那当然正是姚 文 元所说「胡适派唯心论」的温床，造就了许许多多融汇了西方人文思想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文化沙龙所营造的「生态环境」，必须是具有传统观和世界观的氛围的环境：「百花里」的Virginia　Wolf跟凌叔华是好朋友；E M Forster一度与萧乾通信不断；徐志摩编杂志，美术设计大受Aubrey Beardsley的影响。这些都是姚 文 元之流不能容也不能追摹的境界，却是当代中国文化界所不可缺少的落地长窗。当然，民国初年中国文人云烟楼台式的雅集也自成颓废的美感：许姬传在上海重庆北路的家里，每到下午，庞莱臣、吴湖帆、叶誉虎、张葱玉他们常常会来，一边抽烟一边谈书画，名迹易手，真伪鉴别，各说见闻。那还是好的。

 

吴宓开灯寻找高尚的祖国

（一）

吴宓的腿打断了，眼睛瞎了，最后年迈的妹妹把这位著名的老学者护送回到陕西泾阳老家。他含冤在家养病一年多，终於神志昏迷，不断低声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他的学生赵瑞蕻就用老师那最后的呼喊做题目，在九月号的《收穫》上写文章纪念老师辞世二十周年。他借左拉的名言「我控诉」为老师凄凉的晚景鸣冤：「谁能想像得到在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上，在史无前例的十 年浩 劫中，一个那么爱国、那么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竟遭受如此灾难，如此摧残，如此侮辱！」看到他的老师在文 革期 间拍的照片，鬚眉全白，容貌变了，衰颓得很，他回想起当年跟老师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二）

季羡林先生说吴宓是一个奇特而矛盾的人。他古貌古心，表里如一；在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的时代里，他写古文、写旧诗；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白话写成的《红楼梦》；他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些浪漫史；赵瑞蕻说，他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叫金丽珠，很漂亮，吴老师点名点到她，总会说：「这名字多美！」（“Very beautiful， very romantic， isn t it？”）他笑了，同学们也笑了，金丽珠脸红了。赵瑞蕻说：那时，外文系教室大部分在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专科学校原址，主楼外面有一个大草坪，当中和左右是长长的平坦乾净的人行道，草坪尽头两扇绿色铁栏杆大门外，穿过长年翠绿的田野，可以远望滇池那边的西山峰峦。课余，吴老师拄杖跟同学们在草坪边上散步聊天。

（三）

那是兵荒马乱的抗战岁月，师生们在艰苦的生活和简陋的设备中从事科学文化的研究。叶公超任外文系主任；系里的名教授有吴宓，有钱锺书，有柳无忌，有莫泮芹，有陈福田，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有陈铨，有闻家驹。吴宓讲欧洲文学史，钱锺书讲文艺复兴，叶公超讲《卡拉马佐夫兄弟》，柳无忌讲英国文学史。一九四0年夏天赵瑞蕻毕业了，他请吴宓在一部《丁尼生诗集》的扉页上题字留念，吴宓用红墨水的钢笔写了几段Matthew Arnold的 Culture and Anarchy里的名言：“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n， is the pursuit of sweetness and light…… Culture looks beyond machinery， culture hates hatred；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 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 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我也读过这段话，中间还有一句是：“He who works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united， works to make reason　and the will of God prevail.”阿诺德在牛津教过书，一生鼓吹文化教育，指望人民群众「获得知识，情操高尚，富於美感」。我查出他的「甜蜜与光明」之论，典出Jonathan Swift的The Drapier‘s Letters： “Instead of dirt and poison we have rather chosen to fill our hives with honey and　wax； thus furnishing mankind with the two noblest of things， which are sweetness and light.想不到吴宓高尚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竟在他心爱的祖国土地上活活给尘垢和毒药埋葬，再也尝不到一滴蜂蜜的甜味，看不到一点良知的光明：「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于右任家书八叶

（一）

儿时家中客厅挂了许多字画，有些是清末小名家的山水花卉，有些是当代书家画人写给先严的作品，其中一幅是党国元老于右任写的六个大字：「为万世开太平」，一笔行草，气势磅礴，大人们都说功力不凡，我心中不以为然，觉得长廊上那幅王宠惠的行书好看得多了。过了好多年，我临帖开窍，涉猎渐广，慢慢领会出于右任的法书确实高妙，在台北偶然瞥见这位美髯老翁，想到书生从政，一生清廉，不禁神驰。上星期读到北京恆章写江苏省文史馆老馆员徐伯璞先生的文章，谈到老先生所收藏的于右任亲笔家书，缩小制版作附图，更觉得于右任这封一九三七年写给儿子望德的信，不但洋溢着一位清官真摰的家国之情，那一手字尤其写得好到颠峰。那是于右任「终夜不寐」之后清晨五点钟随意随兴写下来的家书，境界之高，几乎可以媲美苏东坡随手抄录的《寒食帖》。

于右任家书共八纸，徐伯璞有一段《家书说明》，说于右任先生系国民党元老之一，辛亥革命时期任陕西都督，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抵达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后，于右任就出任监察院长，一直到他在台湾逝世前都任此职。家书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当时先生之子望德留学国外，而日寇已从华北及华东兵分两路侵佔我国大片领土。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决定西迁武汉，后移重庆，定为陪都。徐伯璞接着谈到这封家书的流散经过：「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后，于先生去台湾时，是他随从秘书在散乱被弃的文件中检得，后辗转到我手中。于先生这封家书写得平白如话，但字字句句都流露出忧国忧民的至情，实在令人感动。」

（二）

于右任家书写在监察院的用笺上，每纸大大的字只写四行：望德：奉中央命，政府将西移；国事至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於癡人吃狗粪。汝此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遍。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汝所学告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目前无费，故嘱多住几日。倘路费寄到，回国后广州如不好走（因粤港敌人轰炸），即到上海家中蛰伏，多做东西，国中多少事，也可以明白。我少担任一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加增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减少几文支出。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复兴之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

右任十一月十六日早五时於南京

这样的高官，这样的胸怀，全封信不涉「爱国」二字，而家国之情流露无遗，甚至替国家省几文钱也都挂在心上，难怪今年九十八岁的徐伯璞先生感动不已。徐老先生把于右任的家书和其他一百零六件书画真迹和篆刻精品，都捐献给淮阴市博物馆了。

 

狐媚偏能哄人

（一）

「狐」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精怪，也称狐仙，称狐狸精。相传狐狸能修炼成精，化为人形，处处神通广大，一旦触犯，必受其害，民间尊为「大仙」，清朝各官署中常常供奉「守印大仙」之位，以防被盗。狐善魅人，中文乃有「狐媚」之说，骆宾王所谓「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因称阴柔手段迷惑他人为「狐媚」。《红楼梦》第二十回里宝玉的奶娘李嬷嬷拄着拐棍骂袭人的话用了这词儿：「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起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听你们的话。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这屋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英文称诡计多端的人为fox；体态诱人的女人则称为foxy lady，正是狐媚之姿。印象中中文「狐」字比英文的fox更偏向阴性，「狐」於是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多含香艳的寓意。纪晓岚的笔记谈鬼固多，说狐更多，不少牵涉情欲。

《阅微草堂笔记》之《滦阳消夏录》有一则狐的故事最特别。京师一幢老房子贴近一处空园圃，园中多狐仙。有一位俏丽的妇人夜逾短垣，勾引邻家少年私通。妇人担心奸情泄漏开去，起初诡托姓名，不说真话。后来欢昵难忍，实在舍不得分开了，只好假冒身分，说自己是园中的狐女。少年太迷恋她了，既不怀疑也不害怕。过了一段时日，妇人住处屋顶上忽然传来扔瓦片大声叫骂的声音，说：「我居园中那么久，小儿女游戏扔砖石惊动邻居是难免的，我却从来不冶荡，不做迷惑人家的事，你凭什么要诬蔑我？」少妇与少年偷情的事从此传开了。纪晓岚说「异哉，狐媚恆托於人，此妇乃托於狐。人善魅者比之狐，此狐乃贞於人。」

（二）

纪晓岚常常讥笑人不如狐，男人女人都不中用。他说，有个读书人夜坐纳凉，忽闻屋上有噪声，骇而起视，但见两个女人自檐际跳下，厉声问道：「先生是读书人，姊妹共一婿，有这道理吗？」读书人噤不敢言，那两个女的催他快说。他战憟嗫嚅说道：「我是人，只知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我实在不知道。」两个女人骂道：「此人模棱不了事，我们另找个了事的人吧！」纠结而去。纪晓岚认为模棱不敢下断语，原是自全的善计，可是，世故太深，自谋太巧，不必回避的都回避了，应该做的都不做，往往坐失事机，留为祸本，终致不可收拾，「此士人见诮於狐，其小焉者耳」。

中国人藉狐警世的观念源远流长，中国文学中狐仙鬼怪惩恶扬善的恆言因此格外生动。《霍小玉传》里李益负了小玉，小玉有绝命誓词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如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小玉的鬼魂结果虽只是化为美女於俊男，却仍然发挥了复仇的效果。刘燕萍在一篇谈论《霍小玉传》与《莺莺传》的论文里说，那「并非「厉鬼」而收到报复之效，乃是从精神及心里上对李益进行报复所致」。可见装狐媚子哄人是有用的。

 

石头里的《燕山诗话》

（一）

罗孚先生写到他的北京十年，说是在他还不可以自由阅读自由写作的时期，他一度在一个胡同里幽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知道了胡同的名字，有条件恢复自由后我才知道那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事过境迁，我还是以此为荣，喜在心里。」后来他渐渐宽松自由了，去看过他的朋友回来说到他的近况，大家都放心不少。慢慢的，他恢复写作，写文人文事，写诗人诗话，辗转传到这里来，彷彿雪夜荒野里的一团篝火，教人释怀。那已经是我编《明报月刊》的后期了，每读罗先生寄来的片纸只字，心头总会飘起一丝都门秋思，隐隐然想到燕山吐凤化成悲音的旧事。《明报月刊》於是开始有了程雪野，有了《燕山诗话》。

（二）

昨夜灯下翻读厚厚的一部《燕山诗话》，多少前尘影事历历浮到眼前，我甚至记得当年细读《冯雪峰十年祭》原稿的悲凉感受：荒原霭霭，山遥路远，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借多少古人的酒杯浇现代的哀愁？为了搜集资料撰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冯雪峰沿着当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进军路线去广西、湖南、湖北考察了三个多月，后来却由於作者受到种种磨难和遭遇，只起笔写了个头而无法完成。冯雪峰已经写完的《卢代之死》是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四十年代初被国民党没收了，到了六十年代在他挨批、戴帽、免冠之后，本来决心开始创作，有人对他说：「你搞创作可以，但不宜写伟大的长征。」冯雪峰含恨亲手烧掉五十万字的原稿！

在左风炽热的时期，文体简白的新体诗和白话小说一样不容易闯过统治者的审查关口；引经据典的旧体诗含意缥缈玄虚，寓意的转圜空间反而拓大了，影响力又不致太过普罗，所以，罗先生说，「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当然，新体诗能够写到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文 化 大 革 命》那样的境界，还是值得击节的：「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纸壁斋主人荒芜称讚这首诗「是傑作，形象地刻划了文 革留在中国人心理上的恐怖。」

（三）

罗孚先生说他欢喜读诗，也欢喜读诗话，《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都读得很熟。罗先生当然没有想到，轮到他自己写《诗话》的时候，竟不是在风物华美的随园那样的地方，而是在邓拓住过的非常政治的胡同里：整部《燕山诗话》始终走不出乱世诗人躲藏过的那一块石头。台静农先生说袁子才刚进中年便抽身於官僚生活，固属高人一等，可是他却不是甘心寂寞的人，卖文卖书，未必维持得了随园的山林大架子，於是结交公卿，互惠互利，袁子才过着诗一样的生活。他给朋友的信上说：「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於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罗先生没有袁枚之山林际遇，自然也无缘效袁枚之爱诗爱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事实上更没有抽身官僚架构的选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此《燕山诗话》之所由作也。

 

偏偏要脱节的

（一）

杨善深老先生从加拿大回来避寒，黄俊东月底就要到澳洲定居，蒋芸设宴洗尘饯别，召我们几个人做陪。红酒过了七、八巡，大家逼冯叶清唱一段京戏，冯叶说不弹此调久矣，唱词都忘了；董千里先生是行家，答应在旁提拨。冯叶唱了两句《苏三起解》不唱了，我们拿纸笔让董先生写下那最著名的几句，冯叶不得不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过往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把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言说苏三把命丧，到来生变犬马当报还……」京戏唱词很有味道，我不懂戏，光看那词也消魂，何况冯叶声音好听。她家学渊源，薰大的。

我很羨慕董先生那一辈人都有曲艺修养，肚子里有文化。沈苇窗先生在世的时候有几次跟他吃饭，听他说戏，印象深刻。他编的《大成》杂志每期都有这类文章，我都看。在台湾的时候读齐如山的书，文字好，故事多。后来读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文章大好，眼界大开。黄裳先生新书《妆台杂记》里有一篇谈许姬传的遗著《许姬传艺坛漫录》，说「姬传笔墨最出色当行的是白描」，举了他在张勋堂会上记孙菊仙的一篇为例。黄裳先生说许姬传举重若轻，他的散文有特色，不加粉饰，纯出自然。黄先生还说：「他出身旧家，从小受的是传统文化薰习，简直没有接受过新文学的影响，他自己说爱读《红楼梦》，吸取的是传统的写作方法。有的人就批评他纪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笔墨陈旧，与时下的文风脱节。我看这正是他的特色，弥足珍重的特色。」

（二）

脱节又怎么样？我打心底里偏爱跟时下文风脱节的文章。我这一代人文化文字的根底已经大大不如上一辈人了，还不从他们笔下的特色去乞求一点营养，迟早要变狗屎。文章都要向不中不西的「时下的文风」看齐，未免懦弱了些。上个星期去世的英国著名学者Isaiah Berlin是很出色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法新社的电讯里说，「近年不少学者却开始质疑他的学说过时」。有根有据的学说跟所有站得住脚的文学、绘画、音乐一样，是艺术。艺术讲究的是贝聿铭说的「延续精神」，是承先启后的不朽的有机结构，不会过时。学者必须具备历史意识。具备历史意识的人都知道影响过一个时代的「艺术品」都不会死：唱了上百年的《捉放曹》还有人在唱；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修练英文的陈年灵丹；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不会去敲破前朝的青花瓷器。那些正是黄裳先生说的「弥足珍重的特色」。批评Berlin学说过时的学者摸得Berlin的屁股就算祖宗显灵了。

黄裳先生说，许姬传出身名门，受过传统的文化教育，喜欢搜集书画和古玩杂器，与张葱玉、吴湖帆、叶恭绰等收藏家来往，写《家庖漫述》记他们家的名厨名菜：「为这一时期的艺苑氛围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是文化史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些当然都是跟时代脱节的零珠碎玉，却是真的珠和真的玉，比时下流行的人造珠、假翡翠高明一千万倍。难道还要许姬传捧着这些珠玉「将身来到大街前」向「过往的君子」兜销？

我们看电影去！

（一）

报社的老校对退休了，在古董店里无意间买了一张椅子，掌柜的说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黄花梨四出头珍品。老校对把椅子扛回家，女儿嫌它讨厌，退给古董店人家又不要，寄卖也不行。那阵子博物馆里有一批文物被盗，穿制服的人开始进出老校对的家，也领着老校对去问话，闹得满城风雨：老校对私藏一张国宝级的明式椅子！官民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原来椅子是假古董，给老校对的退休岁月平添一段喜怒哀乐的插曲。

这部大陆拍的新片子叫《椅子》，斑驳而古雅的气氛贯穿整部电影，荒谬而滑稽的故事教人低徊不已。我很喜欢看这样平实的叙述，不论电影不论文字都喜欢。不是说高深的作品没有价值；越高越深越难懂的作品越衡量不出价值来，可能无价，可能非宝。平实的作品看了容易有反应，是好是坏不难判断，因此也越难处理得好：烂兮兮的平实电影和平实文艺满街都是。《南方日报》的《南方周末》上个月底登了半版探讨国产电影的专辑，有分析，有调查，发人深思。他们对国产故事片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一次调查，找出了观众的意见。百分之十七点九的人认为国产故事片「不敢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百分之十四点零四的人说那些电影「胡编乱造，庸俗浅薄，迎合低级趣味」；百分之十四点五七的人觉得「说教太多，宣传味太浓，令人反感」；百分之二十二点零五的人甚至认为「内容虚伪或矫情，根本无法令人感动」。佔的百分比最高的一种批评是「故事情节欠吸引力，常常看头知尾」，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六的人同意这项说法。「演员」懂得塑造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明星」只会展示自己一成不变的外形，难怪有百分之十五点七五的人说国产故事片「人物形象塑造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血肉」；百分之十点七零的人甚至抱怨「演员徒有其表，演技太差」。导演的学问知识和人生经验决定一部电影的气魄和内涵。《椅子》中老校对一颦一笑都点出旧式文化人孤傲而善良的性情，导演经常注意用背景的情调去烘托这一份内心世界，浓淡适中，有一点苍凉，有一点倔强。具备这样功力的导演不多，百分之十五点八八的人觉得「导演没有个性」。

（二）

在市场开放、竞争激烈的时代里，滥竽充数的作品不太可以侥倖卖座，除非是三级色情片。《南方周末》的调查有百分之十点五零的人相信「缺乏资金以致没有大场面，大气魄」。我不觉得千军万马、回肠荡气就一定动人；我比较认同那百分之十二点六零的人看不过眼的现象：「技术落后，粗制滥造，音响效果太差」。至於百分之八点八六的人认为电影「宣传手法简单雷同，无法吸引观众」，还有百分之八点三三的人抱怨「影评商业化，只一味讨好、欺骗或误导观众」，大概也是事实，虽然「欺骗」二字未免言重了。我留意大陆的一些电影杂志以及报纸上的影评，真正好的真是不多。优秀的演员和优秀的作品比比皆是，摆到电影杂志里却变得非常庸俗，也许真是「宣传手法简单雷同」的恶果。我看过一篇写李保田的长文，那是写得好的，不八股。调查中最受欣赏的女演员巩俐、宁静在电影杂志里看到的始终只是她们的明丽，写不出她们骨子里的「戏」。

送别书店巡阅使

（一）

《妆台杂记》里有一篇《隔山买牛》，说作者过去有遛书店的习惯，每天午饭后上班前总是匆匆到几家书店浏览一过，也总会挟几本书回来，空手而归的时候是极少的，终於得过一个「书店巡阅使」的雅号。黄俊东跟黄裳先生完全一样，四十几年风雨不改，是香港读书界著名的「书店巡阅使」，写书话，写掌故，十足书虫。他看到我写叶恭绰的《遐庵谈艺录》，说找了几年找不到，来电话告诉我他有这部书，找出来一定给我。这几天他忙着运书出国，看到这部「古籍」，题了几句话带来给我，教我高兴得不得了。

二十四年前我赴英前夕与俊东话别的情景依稀记得。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故人伉俪要去悉尼定居，我们几个朋友一餐接一餐给他饯行，虽是一样的离情别绪，想到交通方便，世界缩小，瞬间去来，也就释然。真是三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期间十几年还在同一个机构办事。我们癖好相近，工作交往，私下谈天，一向心领神会，毫无扞格。编我们那一代的杂志不能没有人人口中的这位「东叔」，缺图片缺资料缺补白，他一夜之间就弄出来了。铅字房印刷厂的运作他熟悉，「黑手党」都是他的朋友，不会欺负我们。像东叔这样的旧式读书人不多了。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报馆门口看到他一手撑雨伞一手提了一包书匆匆冒着风雨过马路赶搭公共汽车，心中一阵苍凉，久久百感交集。满头的黑发默默熬到满头的斑白，昏暗的排字房变成死白的植字房，蓦然回首，文人书生的文化事业忽然转为不太识字的文化企业，东叔乾乾净净退休了。他送我的《遐庵谈艺录》里夹着一张小小的陈年车票，印着中华汽车有限公司，面值二毫，编号ER3281.那该是东叔几十年前买书后搭公共汽车的车票。

（二）

书是厚厚的线装本，车票之外，还夹了三张剪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报上登的一篇《遐菴杂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大公报》上翁继耘的一篇《叶恭绰论词》；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公报》上王益知的一篇《胡汉民墓前铸不匮鼎》，插图是叶遐庵手写《不匮鼎撮影及拓本跋》影印。遐庵这篇字工整刚秀，跟流传的条幅扇面上的字体不一样，叙述胡汉民殁后他主张铸一大鼎於墓前的经过。《遐庵杂俎》当是他在报上写的专栏，这篇主要录了《汉晋木简序》一文，附三段按语与后记。《叶恭绰论词》说的是太平洋战争之前，叶先生在港大做了一次关於古玉的演讲，翁继耘当时是记者，奉派去做记录，写好后拿给叶恭绰过目修正。叶先生当时住在半山干德道一位朋友家里，翁继耘等他改完稿子后向他请教蒐集清词的事。那是一件艰钜的工作，年轻的饶宗颐先生是帮助叶恭绰工作最力的一人，可惜战火一起，事情就搁下来了。过了好多年，海宁陈乃乾的《清名家词》十厚册出版了，卷端有叶遐庵的序文，说「后生可畏，先我着鞭」，这部书与他所拟者相去无几，他蒐集的清词「殆欲焚笔砚矣」。

我彻夜翻读《遐庵谈艺录》，世德骏烈，先人清芬，可记可谈者还有许多，以后再说。草成此文，为的只是谢谢书店巡阅使赠书之雅意，并祝一路顺风。

连胡先生都要请人过目

（一）

《公文救命》刊出后，一位退休公务员传了一封信到我的治事处来，认为香港回归之后，各部门大小官员确实必须多多磨练公事中文，并且应该参考民国以来的公文，以此为基础，尽量学会书写简明扼要的公函与报告。这位先生要我不妨以手头资料为例子，多写几篇让人借鑑.他说他读过胡适书信集，觉得胡先生的白话书信清楚明白，却嫌太过白话了，不如他的「半文言信件值得参考」。

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这样的文字固然不适合写公函与报告；胡先生写公函、写报告另有一套文体，是浅白的文言，那是最值得香港官府参考的范本了。不久前《传记文学》连载的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里有一些胡先生写的信件和报告，都很值得看。蒋介石一九四二年夏天免去胡适之驻美大使之职，特聘他为行政院高等顾问。那次调动突如其来，使馆同仁起初以为是宋子文的傑作，后来才看出与宋美龄有关。胡适之当然不会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任命，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文给蒋介石：适自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二）

不论上行或下行，公函都不宜插入太多空泛的客套话。胡先生高风亮节，待人以诚，笔下没有一句废话，全篇散发谦和高尚的尊严。做官的要有这样的胸襟然后气概才会华美。他当驻美大使期间，国际局势一有大变化，都要汇报国府。这种报告当然更要写得简洁了：「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斯福总统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词与本年一月六日之致国会咨文均为重要宣言，要旨九点：（一）公然承认美国一百七十年来之安全实由於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全篇报告都直截了当，短句取胜。胡先生的结论是这样写的：「以上九条为罗文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为三年来所未有。此中关键全在三事：（一）为六月以后英国之危机；（二）为去年九月柏林德日义三国盟约；（三）为罗氏三任胜利当选，显示国民对罗之信任投票，立法机关已不能牵制，故罗氏敢放手做事。」

听说，胡适之的公文电报多是亲拟手稿的，删改一多，必须清稿，由傅安明负责。有些时候胡先生也会口述纲要及重要内容，由秘书编写，再由他修正定稿。定稿往往会再给周鲠生教授和刘锴参事过目。傅安明回忆说：「周意见较多，常有修改。刘意见较少。我在清稿时，胡先生也会问我意见，是一位充分民主化的长官。」由此可见，政治游戏非常複杂，胡先生不得不步步为营，力求万全；这样一来，所有电报公文的措辞轻重自然马虎不得。高明如胡适之都要请人过目，免得败事，别人更不必说了。

 

读金性尧史评漫兴

（一）

读金性尧先生的书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尤其喜欢读他论清代笔祸的鸿文，报刊上一有他的文章也必定细读。老先生今年都八十一了，还可以「考评史事，议论诗文，拈来便是题目」，真难得。最近，广州的朋友沈展云给我寄来一本金先生的新书《饮河录》，书名别緻，典出「鼹鼠饮河」一语，寓意欲望不大，极易满足。金先生说这本书内容都谈古人古事，常常为抄书而踌躇苦恼，不抄原文却又很难取信於人。他举了昭君出塞为例，说是汉家大事，长为后人所艳称，多少诗人为她歌咏感叹，惋惜一代红颜的终身竟误於贪金的画工之手。经过余嘉锡先生的考证，原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看了《后记》里这段话之后，先翻读书中《昭君出塞的真相》，觉得引用资料非常简洁，条理分明，也不沉闷，肯定比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亲切。金性尧在排比各家议论之后，还是得出了自己的推论，教人加倍缅怀昭君幽怨的一生。他说：我姑妄揣之，《后汉书》所以有这样一段记载，恐是从《元帝纪》赐单于待诏掖庭云云而来，因为汉既以昭君赐单于，则昭君必是天生丽质，而此一丽质尚待诏掖庭，猜想心中必有怨意，由怨意而又有自请之行，然后便有元帝惊艳。我们从文学的眼光看，倒是很有欣赏价值。

（二）

扬之水替这本书写的《跋》开笔就点出金性尧文章的特性：「很早就喜欢先生的文章，最初的「相识」，大约就是从几篇旧文开始的。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妙，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好；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是对的。金先生考评史事的文章篇篇都做到平和与通达，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历史不可能有规律；史书不可能无偏袒；研究历史的人因此格外需要阅历与识见，也不可没有敏锐的思绪和感情。判断和结论无非只是判断和结论，历史家既乏起死回生之术，证据是不可能从古人的墓园里长出来的。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始终在做着「读史漫兴」的工作，尽量利用虚无缥缈的史料营造一座历史气象的主观複制品，供人追忆，供人深思，供人借鑑.金性尧先生的读史文章发挥了这一层功能。他在《清代笔祸录》一书的《前言》里说：「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文字狱也将成为历史的魅影，今天面临的是新的时代，维护良知，发扬宽容，免於恐怖，耻於诬陷，是一切明智者的共同祈望。」这正是金性尧议论古人古事的深意与寄托。

《饮河录》里有一篇《絮叨》谈他早年的私塾老师忻江明先生。他说，忻师是遗老，歧视革命党人，对章太炎也带轻蔑的口吻说：「何谓太炎？」但并没有禁止学生读章太炎文章。有一次，他冲口而出问老师顺治太后下嫁事，以为老师一定责怪他为什么要问这些事情，没想到老师竟回答说：「入关初期，也说不定。」他觉得老师的头脑真开通，师生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些。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开通。

 

杜德桥这位英国教授

（一）

久闻牛津大学杜德桥教授（Glen Dudbridge）的鼎鼎大名。他一个多月前过港，查先生设宴洗尘，请了潘宗光、赵令扬、闵福德、何文汇等几位朋友和我做陪客，我才第一次认识这位汉学家。杜教授温文清臞，大有中国士大夫风范，国语讲得极顺当，昏暗的西餐厅里几乎忘了他是英国人。饭后我们送他到地铁站过海，路上听他讚叹香港蜕变飞快，跟他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我对他治学的历程很好奇，可惜没有时间多请教。前夜灯下翻读柳存仁先生《和风堂新文集》，在下册《「西游记」简本阳、朱二本之先后及简繁本之先后》一文中，看到一段跟杜德桥有关的故事，趣味盎然。

柳先生说，一九六九年或稍早的时候，牛津大学龙彼得（Piety van deer Loon）和杜德桥发现藏在牛津的明刻阳本《西游记》，成了「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一件大事，特别是研究《西游记》的早期版本的里程碑。他们发现的功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发现这部重要刻本之前，中国老辈学者们乃至柳先生这一代学人，大家不免走了好多冤枉路。柳先生说，过去的文本提到玄奘出生的第十二回，并没有提到玄奘儿时曾经浮江的故事，「江流儿」之说也就不通了。那些文本只说父亲被害，留下小姐，正值金蝉降生，恶党刘洪欲除根，急令逼死；小姐哀告再三，将孩子放入匣里，着人送到金山寺去，迁安和尚收留，「自幼持斋把素，因此号为江流儿，法名唤做陈玄奘，削度出家……」。杜德桥发现的明刻阳本则说明玄奘是曾经给放入匣里抛入江中的：「小姐再三哀告，将儿入匣抛江，流至金山寺，大石挡往。僧人听见匣内有声，收来开匣，抱入寺去。迁安和尚养成，自幼持斋把素，因此号为江流儿，法名唤做陈玄奘。」

（二）

柳存仁先生做学问细心出了名，和风堂文集里几百万字著述固然可观，这新文集两大册也教人难以相信今年八十高龄的人精神还那么旺盛，功力还那么深厚，难怪他那么赏识跟他一样细心的杜德桥。杜德桥说，他过去读第十四回，看到来搭救唐僧的老叟和唐僧说话，唐僧说：「贫僧二从人已被寅将军、熊山君，牛处士食」，觉得前头并不曾提起寅将军这个名字，唐僧原是不应该知道这个名字的。发现明刻阳本之后，才知道前文「諕得三藏从者魂飞魄散」一句后，本有「魔王寅将军喝令绑了……」之句，坊本「魔王」下脱「寅将军」三字！

古书校雠是历来读书人测验学术修养的一大法门，琐琐碎碎的小地方都不可放过，一字之定夺几乎是文章生死之判决。柳先生谈到第七回齐天大圣和如来佛的对话，写到两人打赌时，条件一订下，大圣说「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这句文字其他本子皆同，只有阳本卷一里作：「善士！你做得张生吗？」佛祖道：「做得！做得！」那「张生」的「生」字，当是「主」字之误，「张主」是元、明口语早期的用法，《金瓶梅》、《醒世恆言》等小说里都有。柳先生认为，这里「张主」的用法当比「主张」要早。这种地方，杜德桥这位教授大概也做得主张。

 

说秘戏图

（一）

近年各地拍卖行拍卖的古画古瓷，都有画秘戏图者，清代的画得细緻生动，民国初年的比较俗气，索价都不便宜。去年我在国货公司里见到一套瓷砖春宫，不过七、八十年历史，褐红色彩，开价也贵得不得了。《古玩谈旧闻》里说，民国十五年左右，张学良藏了一幅长卷春宫一百单八式，铅粉绘画的部分变黑，送到琉璃厂玉池山房修理，精緻细腻，妩媚多姿，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仇英手笔。春宫画得好，自有其艺术与文化价值。十几二十年前，我在英国与荷兰陆续买到一些欧洲新新旧旧的秘戏版画，都小小张，传神得很。后来注意到欧洲各地的春宫藏书票，两三英镑一张，当时算很贵了，但确实好。最后是专收大名家Mark Severing限印签名的版画春意仕女藏书票，也有秘戏图，玲珑娇媚不可方物。几年前画家去世了，作品都绝版绝巿；伦敦那位老书店老闆帮助我「建立」起我的severing 藏品，写信警告我不要随便出售手头那批精品，说价钱正往上射。过了不久，连老书商都走了。我非常怀念这位饱学的老朋友，那批藏书票都保存在一个大紫檀木匣里，算是纪念他。伦敦藏书票协会几个认识的会员都写过信要我出售或交换，我都婉拒了。我想，论erotica 藏书票，severing是欧洲第一枝笔。

（二）

看陈重远的书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以来，男女秘事沿满族习惯逐渐神秘，但皇上家闺女出嫁，都先派个机灵的丫鬟跟额驸睡觉，试试额驸能不能房事。大家闺秀出阁前没有性知识，嫁妆中於是备有春宫，以供借鑑.那些春宫有画卷，有扇面，还有炕上床上铺的瓷砖，用意都一样。听说早在康熙年间就有这类嫁妆货，不算什么艺术作品，只是个别画卷、扇面会是出自名家之手。到了清末民初，春宫图渐渐泛滥，成了诲淫之物了。

老古董商邱震生对着陈重远回忆说：「我少年学徒时，虹光阁有春宫图，掌柜的不让小孩子看，放在柜子里锁起来。我长大后做古玩字画生意，见到清代的遗老、老翰林来淘换春宫，当时我认为这些老东西真不知好歹，那么大岁数还好色！后来听了一些有学问的老人讲，才开了窍。」

（三）

春宫秘戏确实可以引发古今中外士大夫的雅兴，也许是为了满足窥秘心理，也许是纯粹的审美享受，只要没有危害个人的道德行为，从纸上的合法远观发展成床上之非法近狎，当也无害。比较值得警惕的是这里面的性别岐视意识：男的可以，女的不可以。《笑赞》中赵世杰半夜睡醒对妻子说：「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女有甚差别？！」世杰打她一顿。京剧《红梅阁》说奸相贾似道宠爱歌姬李慧娘，一日同游西湖，慧娘见岸上斐姓少年英俊，赞曰：「美哉少年！」贾似道游罢回府杀慧娘。这是天生的心理障碍。徐树丕《识小录》说，有一位官至司成的人，儿子娶妇於郡城，妇美而才，爱上一少年，事露，司成要致少年於死，其子反而帮少年，司成气得病了。书上说那美妇人能画，人物绝佳，春宫尤其画得精。真了不起。

 

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

（一）

远地的朋友到江浙一带去找当代中国竹刻家的竹刻，说是去时秋已晚，一城一镇慢慢寻梦，快到立冬才经香港搭飞机去南洋，竟只在杭州看中徐素白的一件竹臂搁，刻花鸟，聊胜於无了。他来香港停留一夜，在我的书房里看到常州范遥青刻的臂搁，是晴雯，右上角刻「霁月难逢卿辈人」，空三字位刻小小「晴雯」二字，喜欢极了。他说他有范遥青刻的花卉笔筒，没有他刻的仕女：「《红楼梦》里我最锺情晴雯。记得林语堂写的那篇《晴雯的头发》吗？」我隐隐约约记得有这样一篇文章，不记得老先生持的是什么观点。朋友要我写信问问范遥青肯不肯替他刻一件晴雯。我说我试一试；遥青有艺术家脾气，未必肯。

（二）

晴雯确是美的。王夫人对凤姐说：「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后来王夫人见到晴雯抱病，钗嚲鬓松，衫垂带褪，冷笑讥讽道：「好个美人儿！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个轻狂样儿给谁看！」王夫人怕晴雯把宝玉勾引坏了。写《漫话红楼奴婢》的周锡山说王夫人有恋子情结，说到晴雯语气总是酸溜溜的。凤姐也承认丫头们里谁都没晴雯长得好，可是，「论举止言语，她原轻薄些」。其实晴雯一点不轻薄，倒是周锡山说的那句：「性格极为刚烈，嫉恶如仇，脾气又急，闻名全园」。傻大姐拾到一个香囊，掀起抄检大观园的风波，抄到怡红院，晴雯正病在床上，一听「挽着头发闯进来」，掀开箱子把东西倒了一地，破口大骂王善保家的，大快人心。宝玉的雀金裘烧了个洞，晴雯怕老太太、太太骂宝玉，抱病「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咬牙捱着补了一宵，力尽神危，宝玉忙命了小丫头来替她搥着。

（三）

曹雪芹想必跟林语堂一样喜欢晴雯的头发。随便翻翻写晴雯的段落，「钗嚲鬓松」自是媚态的表徵，也是狐狸精的符号。后来又见她「挽着头发闯进来」、见她「挽了一挽头发」补雀金裘。浓郁乌亮的长发加上那匆匆一挽的姿态，早就成了中国言情文学的关键语言。一本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确是从唐朝一路拖着长长的秀发拖到晚清：花映垂鬟转，香迎步履飞；发鬓垂欲解，眉黛拂能轻；髻鬓低舞席，衫袖掩歌唇；岁岁逢迎沙岸间，北人多识绿云鬟；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眉残蛾翠浅，鬟解绿云长；口动樱桃破，鬟低翡翠垂；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娇鬟低嚲，腰肢纤细困无力；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起来绾髻又重梳，弄妆仍学书；娴娇弄春微透，鬟翠双重；绿鬓云垂，旖旎腰肢细。可怜晴雯被赶出大观园重病回家，还要靠在床上对宝玉说：「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早知如此，我当日……」剃光了头发就没事。

 

「母病速归」的存在价值

（一）

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里收了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和《近代笔记过眼录》。这些书我以前都读过，内容包罗万有，文字不深不浅，可以拿来学学那样精简的构造。历朝笔记文学多有这一层好处，既不像小说之拖沓，又不像经典古文之凝奥，从中偷师，事半功倍。现代中文的毛病多因文言底子薄弱，句子累赘。日前见报章社论题目作《异见若无罪，民主才有望》，对仗工整，立意正直，我却觉得似乎可以再精简一点，不要「若」，不要「才」，成《异见无罪，民主有望》，当更有力！

《一士类稿》里的《序言》说，作者的父亲为作者讲书最多，《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闲书」都用功读，「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徐一士说，他小时候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致妨举业，而他父亲偏偏利用闲书为教材，是当时家庭教育所少见者。据许姬传说，他的外祖父徐子静先生教育子弟以史学为纲。徐凌霄、徐一士是许姬传的堂舅，受其伯父子静先生的诲育，后来果然精於掌故，为学术界所称道。许姬传到老还记得徐一士对他说过的一席话：「掌故包罗的范围很广，可补正史的缺漏，裴松之註《汉书》，引用《襄阳记》等著作，使不少历史事件得到可靠的旁证。」徐一士的哥哥徐凌霄也是掌故学专家，用小说体写过《古城返照记》，贯穿清末民初的掌故，再加自己的经历。朱家溍先生从连载的时候就追读这部小说，认为是一本有趣味的掌故书。论掌故笔记，徐氏一门两傑，传为美谈。

（二）

听说，当年有人主张废掉文言文的时候，徐凌霄大力主张不可偏废，应与白话文并存，并对胡适之先生说：「电文「母病速归」言简意赅，说明文言还有存在价值。」打电报逐字收费，写文言确是比白话省钱。那当然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电话电脑普及，不必计较长短，徐凌霄维护文言文之说必须另觅理由。我始终认为中文不必再起什么文白之争了，视情况而定文体，可文可白，甚或文白夹杂，都能见出文采。值得留意的反而是今日中文过分西化的问题。我不排斥带点西化的中文，那是消除文章迂腐气味的一个办法，也是改进汉语的一条途径，何况新科技新知识突飞猛进，中文不够应付，非创新词新句法不可。可是，一般的中文应用文一味迁就洋人的思维和洋文的逻辑，往往显得生涩：「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我们兼收中西文化所长，有多元化的教育机会。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同时，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维持香港在国际的竞争，为祖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从洋化的角度看，教统会第七号报告书里这段话顺理成章，没有问题，因为英文确是这样铺排的。可是，中国人运笔的力度应该有点不一样，实在不必死跟英文：「今日香港百业兴旺，成就卓然，实有赖於中西文化之汇粹与教育机会之多元。迈进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既要维持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还要致力协助祖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自序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里有一则故事说：陈句山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把十多箱书堆在庭前。突然，树后传来人语说：「此间不见此物三十多年了！」忙去查看，阒无一人。或曰：「那一定是狐仙。」陈句山掉头说：「会说这样的话，狐亦大佳！」

书者，法力无边之利器也，既可娱人，也可伤人，连狐仙都敬畏三分。我爱读书几十年，蛊毒日深，彷彿中了狐媚之术，夜半人静幽会，不知东方之既白。见了陈句山新宅里那狐仙久旷，更觉得自己身在福中要知福，题此《英华沉浮录》第十卷为《博览一夜书》，以志不忘。

董桥一九九八年戊寅元宵

 

「割禾青」的美丽景象

（一）

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股灾的前一天，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 荫 权对记者讲述股市下泻和银行拆息高企的问题，劝股民不要轻信「二流分析员」和炒家的话，助长他们有机可乘，压下股价，趁低吸纳；他劝大家不要让人家「割禾青」。曾 荫 权也谈到外头盛传特区政府会在两三个月内检讨联系汇率制度，他说那是《天方夜谭》，政府绝对不会这样做。「割禾青」是乡土味道甚浓的粤语，充分流露草根性格，鲜活生动，《明报》的新闻稿子里註为「甜头」。《天方夜谭》是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英译The Arabian Nights或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译 《一千零一夜》。曾 荫 权的政治语言既借用了草根方言，又借用了文学语言，这是古今中外政坛中人惯用的技巧。年前林 焕 光在立法局里也用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曾 荫 权发表《天方夜谭》的言论之后，香港股市翌日大跌，一位炒股的朋友恐慌之余火气大盛，骂曾 荫 权多事多嘴，不说还好，说了大坏，简直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这是希腊神话故事，说盒子里装着各种灾难和祸患，潘朵拉私自打开这个灾祸之源，贻害四方。

（二）

一个多星期之前读到张系国谈政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冻省定律》一文，说是当政治语言盗用了文学语言，文学唯一的反击之道就是反过来模仿政治语言，让大家的想像力由政治延伸回归到文学。政治语言套用文学语言之后的确愈来愈生动，霸佔了大众的想像力，文学更加靠边站了。张系国说，台湾的广告语言和文学语言已经转过头来模仿政治语言。有一家厂商的冷气机广告就以「冻省」为号召：既「冻」且「省」。李昂的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成为名句，也因为那是政治语言的延伸。张系国认为政治语言已经从「关怀眼神」、「冻省」的嘲谑境界提升到文学经典作品的境界，引《红楼梦》的「用尽心机」，引《西游记》的「逃不出如来佛手掌」，下一步唯有进入神话的境界了。朋友的「潘朵拉的盒子」正是用神话语言去反攻曾荫权的政治语言。

政治语言盗用文学语言其实是政治成熟的表徵，应该鼓励，大可提倡。彭 定 康借傑克&#8226；伦敦的诗句骂人，果然让人怀念到如今。周 南吟诗引诗效果没有那么彰显，主要因为典故深奥加上卖相迂腐。周先生其实不妨降低境界，多引些「庙小猢狲大，水浅王八多」一类的草根谚语，自必深入民心。文学语言是政治语言的糖衣，正如政客偶然必须化装扮演一下圣诞老人，制造美丽的「割禾青」景象。乔志高说：一百年前，美国一位八岁小女孩维琴尼亚写信给《纽约太阳报》，问编辑先生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该报以一篇经典社论答覆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是狭小的心眼想像不到的，像爱心和慷慨和忠诚，把我们的生活带到最美丽最快乐的境界（“Yes， Virginia， there is a Santa Claus. He exists as certainly as love and generosity and devotion exist， and you know that they abound and give to our life its highest beauty and joy.”）

但愿千家万户都养花

（一）

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是十几年前在国货公司花卉展览会上买的，中秋过后长出一枝嫩绿的花梗，重阳之前花蕾分明，过了节果然绽放四朵娇艳的兰花。是第三次开花了，花期不长，却也带来几天祥瑞之气。我不谙园艺，随便培植随便生，竟也十分喜人，小小阳台一片绿意，那真是天生天养之功了。朋友之中刘大任是莳花能人，早年种兰百本，知识深广，写出不少珍贵的花草文章，我读了羡慕得不得了。大任雅人深致，笔又健康，园艺学问原本枯涩，落在他手上总是满纸生花，本事甚大。周瘦鹃笔下的花花草草大半是寄情之作，十足旧诗词的韵味；刘大任所写则多参考古今中外专著，有根有据，处处新意，可见时代不同了。

（二）

上海写养花书籍出名的贺永清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何倩访问，说到中国幅员辽阔，气候适宜，花卉资源丰富，不少名贵花卉佔世界之首。他说，杜鹃花全世界八百多种，中国有六百多种；茶花全世界一百多种，中国佔六十多种，其中世界稀有的金花茶珍品有十多种；木兰科花卉，全世界九十种，中国有七十多种；报春花全世界四百五十多种，中国有三百九十种；龙胆花也佔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腊梅、金粟兰、国兰、水仙花都原产於中国。英国一些山村小镇的湖边溪畔常常看到野生的黄水仙，一丛丛，一簇簇，香气随风四散，跟William Wordsworth的诗一样撩人幽情。都说英国玫瑰又多又好看，我向来爱她待放，嫌她盛开，盛开了俗得要命。

（三）

我也喜欢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看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郁金香，彷彿大地举起了千万个酒杯向蓝天致意。原来郁金香的原产地也在中国，贺永清说他从古籍里考证出新疆和西藏都是郁金香的故乡，两千多年前经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再到土耳其，十六世纪传进荷兰，荷兰人精心培育，养出许多品种。荷兰人确实爱花，欧洲好多国家的人也都这样；意大利人有一点点不同，我印象中罗马古迹虽多，花卉不多。英国人不分贫富家家种花，夏天城里一些老房子窗台阳台上的花花草草最迷人，太有文化了。我一向相信一座城巿花草树木的多少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盛衰。缤缤纷纷的，这城里的人一定温饱安逸；无花无树的地方可能很富有，心灵却是饿的。贺永清说他有一天走过山东路，路旁四十五家房子有阳台，三十七家养花，有一两盆，有六七盆，证明赏花是时下的风尚了。难怪他写的养花书籍销路都那么大：《现代家庭养花手册》印了二十三万册还不够；一套五本的《家庭养花入门》、《怎样养米兰》、《怎样养茶花》、《怎样养杜鹃花》、《怎样养月季》一共卖了二百四十万册。公元前一千多年的甲骨文就有栽培花卉的记载。唐朝文治武功，百姓安稳，养花更见流行。贺永清说：「建国以来这几十年花事的盛衰起落，也同样体现这个规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花事就繁荣。反之，经济停滞，民生维艰，花事也就排不上日程，必然凋零败落。」经济之外还有政治影响花事，周瘦鹃文 革时期挨批挨斗，张 春 桥把他逼得投井自尽，空遗紫兰小筑的一园花魂。
，经济发展，花事就繁荣。反之，经济停滞，民生维艰，花事也就排不上日程，必然凋零败落。」经济之外还有政治影响花事，周瘦鹃文 革时期挨批挨斗，张 春 桥把他逼得投井自尽，空遗紫兰小筑的一园花魂。

 

一捧雪

（一）

台湾五十年代有一部《中文字典》是任显群编的，缘起说明字典求的是便於检查，适於实用，传统之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查阅太难，必须简化调整，所收各字及其解释也要以实用为主，凡过於高僻深奥者，都不录。听说全书八六五页，定价新台币六十圆。六十年代我在台湾读书的时期用过好多字典，始终没有留意编者是谁，到现在还想不起来有没有用过这部《中文字典》。任显群是五十年代台湾省财政厅长，「因包庇叛徒」而被「拘办」，判刑七年，入狱两年九个月获假释。所谓「叛徒」是指任氏远房堂叔任方旭，「於大陆陷匪后一年余始经港来台，由任显群保证入境」，当局怀疑他是「匪谍」。

任显群娶了五十年代最负盛名的京剧演员顾正秋为妻。《联合文学》最近两期刊登了顾正秋的回忆录《休恋逝水》片段，由季季整理撰写。我好久没有跟季季联络了，也好久没有读到她的文章，这次追着看这本回忆录的片段，觉得写得真好。看照片，顾正秋当年风华正茂，高贵极了。有一张照片里有徐锺佩，我念书的时代啃她的名著《多少英伦旧事》，学会了写通讯稿的窍门。还有《自由中国》的雷震，还有卜少夫先生。卜老满头黑发，年轻得很；真希望读到卜老写任显群、写顾正秋的文章。

（二）

服刑期间，夫妇俩书信来往不断。回忆录里说：「我们都知道信件要经过检查，笔下十分谨慎。显群写得一手好字，家书都以毛笔书写，捧读之际，墨香犹存，给我说不出的温馨之感。」任显群的信中提得最多的是他编剧本和字典的事。剧本是《小秋墓》，写他们认识、恋爱、结合、蒙难的故事。字典就是那一部《中文字典》了。顾正秋写信说她不喜欢这个剧本，太悲惨了，太不吉祥了。《中文字典》在他出狱之后就出版和发行，开一个划拨帐户亲自寄书。他出狱后的头两年，「卖字典是我们唯一的收入」。

（三）

传奇剧本里有一齣戏叫《一捧雪》，明末清初李玉所作，写莫怀古的朋友汤勤是个裱画匠，逢迎权贵严世蕃，献计谋夺莫家的玉杯「一捧雪」和美妾雪艳，要莫怀古家破人亡。莫怀古的仆人莫诚为主替死，雪艳佯作允诺，成婚之后把汤勤刺死，然后自尽。京剧《审头刺汤》、《雪杯圆》等折子戏源出於此。任显群系狱期间忧心顾正秋的安危，深恐有人居心不良，乘人之危，信中屡屡告诫顾正秋一碰到这种情况，「务採审头之势」。回忆录里说：「狱卒先生或情治人员检查信件，想必无以理解这六个字的深意吧？」一国文字是一国文化之载体；文化碧落黄泉无所不在，难怪任显群编《中文字典》虽说求简便，求实用，过於高僻深奥者不录，却也不得不承认「取舍之间，颇费斟酌」。像「一捧雪」这样的典故还是应该收进去的，否则千言万语如何化成六个字的深意呢？

 

旧美术，新语言

（一）

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在大陆建政之后的一、二十年里，古老的中国弥漫着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思想，不但文学作品走上了金光闪闪的大道上，美术工作者也用彩笔描画万里无云的艳阳天。那段时期的宣传海报、版画乃至文 革的徽章、制服、小红书，现在都成了收藏家的珍品；几千几万元的景德镇新烧瓷器也有不少人搜罗，价钱直线上升。前几天，中国嘉德在北京举行的秋季拍卖会上，竟有一百五十幅「新中国美术作品」拍卖，註明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三十年间的作品。我平日常常在香港的古董街字画铺里看到不少新中国的新文物，种类太多，很难建立收藏系统，虽知升值潜力不弱，始终不敢染指，生怕一发不可收拾。这许多年里，我只买过一件白蕉写毛泽东诗词的长卷，字实在写得太好，舍不得看它睡在冷摊上。同一天还看到孙雪泥解放后画的蔬菜鲜果，不带革命色彩，充分流露旧社会士大夫的淡泊志趣，索价不贵，我也一并买下来了。没想到嘉德这次拍卖的书画里，孙雪泥有一幅《开天闢地第一遭，吃饭不用付钞票》，画的是乡下人 民公 社的粉墙土屋，屋前泥路弯弯，路旁竹篱笆围里花树稀疏的院子，插着一枝红旗。那是一九五八年他六十九岁的作品，确是很有新意的传统国画。题识云：「欢呼吃饭不需钱，辟地开天第一年。旧为饥寒谁不怨，今因饱暖乐无边。汤鲜菜美厨争巧，饭软茶香胃觉舒。饱食钻研生产好，三秋竞赛各争先。一九五八年余下乡七一人 民公 社，归来画此，并与野平联句，亦生平快事也。惜墨冻指僵，书画皆拙，聊博识者一笑。雪泥孙鸿并题」。

（二）

旧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新时代新政权的号召，一夜之间都在旧瓶子里装新酒，人人各显神通。嘉德拍卖品第七六六号是沈尹默的隶书对联，上联是「听毛主席话」，下联是「跟共产党走」，下署「尹默」二字并钤印一方。沈尹默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学问家，一九二九年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次年任北平大学校长，七一年过世。我一向喜爱他的行书，早年偶得两件，百看不厌。这幅革命对联是五十年代末的作品，八分书一点不俗气，只是联语「新」得惊人，有一点点像缠小脚的老太婆穿花裙子插红花似的，很好玩。

吴湖帆一九五八年画的一幅石榴树、灵芝、红花、红果，据说明说是象徵大 跃 进革 命的火红年代，多籽的石榴果和灵芝则寓意江山千秋万代，可是，整幅画根本是很传统的图画，吴湖帆更没有在题识用旧诗词歌颂新时代，只题了「红五月」三个大字，放诸各朝各代皆可喜！老舍夫人胡絜青那幅工笔设色昙花画得真生动，题识是「经济作物为人民」，左下角盖闲章「为人民服务」。嘉德的说明说，胡老家中养昙花，年年开花，常有亲朋好友上门守候名花一现，此乃画家写生之作，画题《经济作物为人民》深具政治含义，「实属为保护作品，不致因「玩物丧志」、「小资产阶级情调」等莫须有的指责而加害於它，这也是当时花卉画家的唯一「出路」。」这跟娄师白一样聪明，他那幅岁朝清供完全因袭古法作画，只加画一盏红灯笼，题了十四个字：「人 民公 社红灯举，照得万年百花开」。

《辞海》的三位主编

（一）

最近，郭启宏在《北京晚报》文艺副刊的《居京琐记》栏里写《逛书市》，说到他喜藏工具书，同类的买了好几种，希望多方稽考，旁徵博引，「孰知这些书居然同师同门同腔同调，追本溯源，无非抄袭《辞源》、《辞海》，可叹舒新城辈穷一生精力，所得成果竟让窃贼肆意劫掠！「精装豪华」的美少年、佳公子，不过是无赖的瘪三」。话说得真重，却也不无道理。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视辞书为谋生的工具，身边摆得越多种越好。这一路书中外都不便宜，真正好的来来去去只有那几部，其他东抄西抄，浪费读书人的金钱，「恨不得化作秦始皇，来一番焚坑事业，看它竹帛烟消」。

（二）

《辞源》编篡始於一九○八年清光绪年间，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一九五八年，大陆甚至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内容比较深。《辞海》是兼有字典和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刊行於一九三六年，比《辞源》年轻二十八岁。一九五七年秋天，毛泽东同意修订旧版《辞海》，交给上海办理，由原主编人舒新城筹备，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编委会，由舒新城任主编。舒新城一九六○年冬去世，陈望道继任主编，六二年出《试行本》十六分册，六五年出《未定稿》，文 革开始后工作陷於停顿。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把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一九七七年陈望道去世，夏征农继任主编，七九年十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辞海》三卷本，成了建国三十周年的献礼。

（三）

舒新城是湖南人，早年借族人舒建勋的中学毕业证书冒名考进湖南高师英语部，一度用建勋为名，后来高师的符定一校长才给他改名为新城。他是着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一九二一年到上海教书，调查研究实际教育问题。二五年在南京著述谋生，主编《中华百科辞典》。二八年应中华书店之约主编《辞海》，创办《新中华》等期刊。中共建政后曾主持文史资料徵集工作，五三年退休。五七年提议重修《辞海》，毛泽东同意，一直出任主编到病逝上海。舒新城写了很多论教育的书，还写过《故乡》、《美的西湖》等文集。

陈望道是浙江人，早年用好多笔名写文章，留学日本，「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化运动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参加《新青年》编务，历任安徽大学教授、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长。中共建政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我念中学的时候发愤苦读他写的《修辞学发凡》。夏征农是江西人，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编杂志，跟随陈望道到广西桂林师专教书。四九年后历任济南市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宣传部长，七六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再转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研究鲁迅，出过诗词、创作、论文、翻译作品多种。我一向偏爱《辞海》，不可一日没有她，也经常合法「肆意劫掠」。

公文救命

（一）

公文难写，中外皆然。难在语气的分寸，难在语汇的贴切；既要人情练达，却不可虚应故事。卑而不贱，严而不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什么事用什么笔调，大有讲究。可文言，可白话，只要写得好就好。我父亲那一代是清末民初成长的人，会写引经据典绉得不得了的公文。我这一代人五十出头，民国还在，中共建政，海峡两岸的公文都看得不少，一边偏「白」，一边偏「文」。还是应该先多看「文」的那一边，好歹打个根基。十月号台湾《传记文学》续登樊崧甫的《我所知道的陈诚》，故事很多，有趣极了。陈诚是陈履安的父亲，抗战时期蒋介石身边的军官，我在台湾读书的时代他当了蒋的副总统，耿直清廉，瘦瘦的脸又斯文又刚毅，不穿军装倒像个学人。

樊崧甫说，一九四○年初夏日军西犯荆襄，张自忠在宣城殉国，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蒋介石以敌人逼近陪都大门，特派陈诚帮助指挥，蒋也亲自用电话掌握，结果战斗失利，宜昌沦陷，参政会提出要惩办负责将领。其实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布置，李宗仁、陈诚不过转达而已。大家不敢攻击蒋，又不愿责怪李，责任於是都落在陈诚身上。蒋不得已免去陈诚所兼各职，让他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另议处分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郭忏以谢国人。法庭要判郭忏徒刑，蒋也批了「重审严办」，陈诚几次呈请从轻发落，蒋都不理。郭忏大窘，到樊崧甫寓所告别，说他这次死定了。樊说：「不但能免死，且将来能重用，你愿意吗？」郭问他计从何出？樊说：「你把宜昌沦陷责任承认下来，就能起死回生。」

（二）

樊崧甫是官场老手，深谙化解危局之道，也摸清蒋介石的脾性，他对郭忏说，蒋不会惩办自己，李宗仁他不敢惩办，陈诚他舍不得惩办，不惩办你惩办谁？你肯承认，他会放过你，替死有功。樊崧甫接着说：「至於承认也只承认一半，抽象的承认，不要具体的承认。辞意我替你拟，大意是：「承蒙钧座不次提拔，委以江防重任，理应感恩图报，建树功勋，无如职能力浅薄，指挥乏术，致使宜昌名城沦陷敌手，树戾昭彰，百身莫赎。但职报国有心，尚欲再接再厉，效命疆场。承蒙钧座俯念追随多年，不无微劳足录，发往军前，戴罪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胜待命之至。」你看怎么样？」郭忏恍然大悟，马上照这辞意拟稿。不久，蒋介石批下来了：「交军法总监核办」。有这七字，一切好办，当局说准备判郭忏七年徒刑，发往第六战区军前效力，戴罪立功。惩处宜昌沦陷有关人员一案，就此敷衍了事。

（三）

都说时代进步，公文宜白不宜文，我也相信合该如此。只是白话文写郭忏这样的上行求情信，道行不够立刻肉麻兮兮的，变成什么「侍候您那么多年了，总有一点点苦劳吧，请您发配我到前线去，让我揹着我的罪建立一点功劳，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情愿。我多么希望您赶快下命令来啊」，都成了郭沫若了。下行公文写白话反而好办，清朝皇帝朱批「知道了」，神气十足；毛泽东也写得好。批公文大见文采高下，查先生批得长爱用文言，批得短常用「同意」、「甚是」。不知道港府高官怎么批？

Regarding Henry的联想

（一）

电视上重看Regarding Henry，还是觉得很出色：纵横法网的律师，一旦中枪失忆，重新起步学做人，慢慢发现自己过去的世界处处扭曲是非，违拗人性，毅然返璞，执意拼凑良知的碎片，领着自己和家人走出浮华而龌龊的名利走廊，走向真诚的净土。这样平凡的故事，竟自然流露出道德勇气的讯息，让人在荒谬的深渊中邂逅一丝希望的曙光，洵属美事。哲理常常是平板的，阐释哲理的寓言才是历代艺术工作者赖以攀登创作高峰的阶梯。这里面纯技术的难关容易克服，创作者心智品味的高下却骗不了人。以电影艺术而言，我一向偏爱欧洲和中国大陆的作品，觉得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心中多多少少都飘浮着忧患意识，有大地的老根，有传统的脉搏。好来坞历年不少批判美国意识的影片也非常隽永；由於他们的电影圈里不乏欧洲型的饱学之士，不论悲剧喜剧，往往都会体现沉厚的深度。香港五、六十年代出品的国语片都是南迁文化人的心血，成绩不俗。沈鑑治前不久所写的电影系列文章虽以袁仰安的电影事业为主线，却也清楚点出那一代电影工作者的心路历程：那个时期的香港国语片是延伸大陆乡土意识的产物。甚至后来崛起的李翰祥、张彻，他们的作品也都没有剪掉连接文化母体的脐带。胡金铨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在聊天中劝他拍中国人物传记片，包括他潜心研究的老舍。金铨是有文化历史感的文人导演，未必适合拍摄小桥流水的张爱玲，肯定可以驾御风雪夜归的舒舍予。

（二）

我不认为乡土感情和忧患意识是艺术创作和警世文章的不二源头，我只觉得文人艺术家不可能在心如浮萍的游移状态中经营出有叶有根的烛照人性之作。物力多屈的农业社会里，人人也许应该相信文穷而后工之说；现代人必须培养的倒是自我磨砺而不存怨望的广阔怀抱。苏东坡贬官流寓之后功业渺茫，诗文的风格竟然更为神明变化，正是他「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胸襟使然。此点当年未归人《海外东坡》一文演绎甚详，发人深思。东坡把心摆在便民之事上头，在儋耳劝农劝耕，修桥放生，放下官架子逍遥田间与农妇闲话；上元节与老书生数人步月，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欣然，竟不厌烦，三更始还；海南缺药，千里写信求人寄药来施给病人。他画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米芾问他：「何不逐节分？」他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这样清拔的思路，当不是书斋中未曾入世的书生所能体悟。

Regarding Henry的律师Henry洗心革面之后会去过怎么样的生活，观者各作推想，不必兴起「娜拉往哪里去」的文学悬念。白寿彝说，《资治通鉴》写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约用了两千二三百字，而用於写决策的过程就佔了一千六百字光景，可见Henry的故事，关键在於他返璞决策的过程，不在於他决策后的际遇。写《通鉴》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无效，政治上受排斥，在洛阳投闲置散，才拿出全副精力去修《通鉴》。后来政局改变，新法罢黜，司马光当上宰相，六个多月就死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冬安

（一）

认识她的时候还是个刚刚长成的小女孩，标緻得像一幅画，说是几天前才从内地出来，想家想得眼神里染上一层淡淡的乌云，却也遮不住云层里透出来那忽悠的艳阳。后来听说婚姻遇到了黑夜的风雪：一下是彻骨的寒气从纸糊的破窗缝隙中薰得人想哭；一下是红红的炉火照亮了满室的春意。最后还是分开了。始终离不了文字工作，她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做着同样性质的差事。有一阵子是担忧家人的病，四处求医求药。偶然跟她吃一顿饭，细细辨认她脸上那几抹早来的秋意。再过完一个冬天，她突然相信北国之春正浓；那是她写完一部小说之后的事了。终於眼看她匆匆北上。惦念中也收到过她的来信，说在苦学英文，准备到美国念书，没说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一起去。最近的一封短简说是总算考完试，走到街上到处店铺都挂着花花绿绿的九八年的年历，想起六、七年前我们相识的情景：「我老觉得自己像吃饭一样把日子一粒粒地吞下去，这饭也还是可以回味的。」信末的两句话尤其让人牵挂当年那个画的小女孩：「算是问一份冬安吧。这边冬天很肃杀的，因此阳光老是笑咪咪的。」

（二）

信封上没写北京的地址，不知道是不是从旧地方搬走了暂时住在什么宿舍里。我想问她近来可写了些什么？怎么信上说「一个字都没什么好写了」？遇到敏慧而通文墨的晚辈，我常常忍不住希望他们多写作，却又常常免不了担心他们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感受过深，年轻的岁月像轻轻的扁舟，载不动那超重的愁。我想人老了都会这样。我当初发表过一些作品之后，几位长辈总是关怀我的心愿：又怕我误入浮华的陷阱白白断送了那一丝灵气，又怕我沉迷在文苑书楼之中，错过了谋稻谋粱的机缘。到了我有一份安定的职业，他们又担心生在福中的人写不出深刻的作品。慢慢的我发现人生的浮沉由不得自己作主，走哪一条路子甚至会走多远根本不在自己的计算之中。我於是总是安於埋头做完眼前的工作，不敢相信明天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环境和心情去做好一件事。台静农先生一句「人生实难」，我每一次看到想到都心疼：八十几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老人家留下的四字总结竟带那么无奈的憾意。

（三）

张爱玲在美国几十年，逗逗转转想找一处安静的栖身之地以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和精神去写作，到底并不容易。幸好还有那么几个古道热肠的朋友用尽方法替她求一个安顿。她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本来在中西部与加州的事，都是济安的学生照应我，等於济安在遗嘱上添了一笔，给一个朋友一份遗产，完全意想不到的。其间你出的力当然更不必说了，也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只有比较小的事才可以道谢。」也许作家、美术家、音乐家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快乐才能够创造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不朽」是千秋万代人的事情，轮不到创造不朽作品的人刻意追求。新加坡报纸问金庸怎样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他答道：「找到不少错别字。」浅浅的话，深深的道理。

 

宁静的噪音

（一）

羨慕雷颐工作的地方那么充满「历史」。收到他寄来的新书《取静集》先读《自序》。我看书总爱先读序文。序文难写，写得好，书一定不差。我向来怕写序，正是担心坏了全书几万字的功德。雷颐这本书充满学者聊天的清幽境界，都袅袅薰到《自序》里去了。我猜想那跟他一九八五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是分不开的。他说，位於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研究所，明代是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清代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府邸，后来荣禄将之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民国初年又送给了黎元洪，成了黎元洪的总统府。再后来，那地方又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汤用彤、郑天挺、贺麟、向达、唐兰、梁思永等一大批鸿儒硕学都在那里工作过、居住过。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也住在里面。雷颐说，在这样的地方研究历史是深具象徵意味的：「曾经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忠臣孽子、豪傑奸雄、武夫文人，曾经在这里酝酿发动理想与阴谋、正义与邪恶、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似乎又全都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幽幽地浮现出来。」可是，在他的周围，古意盎然的四合院渐渐变成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大杂院一夜之间彷彿又变成了高档大厦。毗邻的中科院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准备离开中心，迁往边缘，原址将由开发商建成商厦写字楼。

（二）

这正是雷颐说的从「文化中国」转化到「市场中国」的现象，而他所熟悉的当前学术的困境，难免又要「蹒跚经济政治间」了。前一阵子，有一位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也跟我谈起中国面临重组价值观的问题，说到知识界担忧和企盼的複杂心情，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那天下午谈得很纵横，他甚至认为香港的特区政府很幸运，不必面对这样辣手的问题。我说他们要面对的是另一套价值观的重组问题：洋为中用的问题。他问我说：「你最担忧的是什么？」我说我最怕的是看到特区政府高官的两种表情：一脸茫然和一脸狡黠；茫然，怕的是他们真的看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们低估了利害。他笑弯了腰。

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谈的那许多担忧和企盼乃至那些担忧和企盼衍生出来的现象，《取静集》里的好多篇文章谈得透彻千倍。雷颐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编，深沉的学术训练虽然束缚了他灵动的文采，所议所论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幻象，现实之处沉痛得教人沮丧。他不忍心责备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家的学者，知道他们必须靠稿费和职称谋求一点宽裕，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铅字的多少、码字儿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因此，「「著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著作等身」一词正在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单纯的物体对比」。认识了这样的人文景观，看到了开发商逼走中科院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颐自然不觉得惊讶，却有权表示他的感伤甚至是愤慨。他欣赏温文尔雅的朱自清先生偶然发作的脾气，一言不合命令一个来访的学生滚蛋；宴会上不耐烦大家互相让座，径自坐上首席，有了这样的另一面，朱自清才真正称得上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颐说。我常想，中国也许真需要朱生先这样宁静的噪音。

假雪芹害苦了真专家

一九六三年二月，河南省博物馆以十元钱人民币向古董商人郝心佛买了一幅陆厚信所绘《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画像。是一本册页的一页，对折成两扇，右边画席地而坐的曹雪芹和五行题识，左边是与曹家有世交的乾隆年间两江总督尹继善亲笔写的两首诗。那年春天，上海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到河南仔细观赏这幅《曹雪芹先生画像》，认为是稀世之宝，要了一张翻拍照片寄给北京红学名家周汝昌。周汝昌考证认定画中人确是曹雪芹。他於八月十七日在《天津晚报》上发表《关於曹雪芹画像的重要发现》，首次对外披露河南省博物馆的一大收穫。消息一出，红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大为轰动，人人争看雪芹遗容。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世德等化名在《天津晚报》上发表文章，对此画提出异议。郭沫若写信要求博物馆给他看照片及原件。他看后给博物馆写信说，画中人「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他信上说，册页上尹继善的题诗在他的诗集里有，题为《题俞楚江照》，因此定必非曹雪芹小照。郭沫若还说，尹诗由诗集中查出者，是丁聪与刘世德二同志，他们目前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中工作云云。刘世德等在《天津晚报》上对周汝昌论说提出异议，当是根据他们查出尹诗的铁一般的证据。周汝昌事后在香港《大公报》上再写文章辩白，说册页对开左右扇可自成单元，尹继善的诗咏江城光景，而画却是单人肖像，诗画当然并非一事。我找到周汝昌这篇《雪芹小像辨》，固执己说，立场颇硬。接着，故宫博物馆红学专家刘九庵发表见解认定画像上的题识字体不像乾隆年间的字，应是民国年间写的。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也在一九七八年《文物》上撰文说，册页除尹继善题诗外，其他皆有意作伪，作伪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盛行时期。一九八○年十月，史学家冯其庸专程到河南省博物馆三次用放大镜看过画像，认为此画原是俞楚江的画像，但头部已经修改过。

西安《收藏》杂志十月号郑州李琳所写的《一幅假画开了历史玩笑》把事情始末说得相当详细，让人想到世道险恶，学术研究更不能不格外小心。为了辨清画像真伪，河南省博物馆组成调查组，从一九七九年查到八三年，从时年八十岁的郝心佛一路追查下去，终於查出真相。原来册页是一九五六年俞楚江后人以一斗米的钱卖给郝心佛。六二年郝心佛生活困窘想卖掉它，嫌俞楚江名气小，卖不出大价钱，乃与朱聘之商量作伪。郝想伪称袁枚画像，但朱说袁枚的像有流传，不宜假冒，劝郝伪称曹雪芹画像，因曹雪芹迄无画像现世，且红学正热。朱聘之在俞楚江头像上加了题识，又请陆润吾伪刻两枚印章，用清代印泥印上去。他们三人又从历史资料上知道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画中楚江身瘦头俏面白，陆润吾拿笔涂抹，使俞楚江「头广而色重」。一九六三年，郝心佛把画寄给河南省博物馆，得十元钱，分出五元交给朱聘之。朱接过钱后在街上买了五个白蒸馍，与郝心佛边吃边大笑。郝心佛当时对朱聘之说：「你的恶作剧，从此天下多事了！」刘世德与丁聪找出尹诗是关键所在，郭沫若只是依书直说。刘九庵、史树青、冯其庸各提出专家的判断，结果证明各有见地。周汝昌的第一篇文章我没找到，不知有没有先查尹继善诗集，如果有，他后来坚持到底，倒也不失书生本色，虽败犹荣。

 

自2000年《看上去很美》之后，王朔便淡出公众视线。本周，王朔重出江湖，在明天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中，王朔接受专访，畅谈当下文化现象和自己几年来的生活变化。

虽然杂志封面上的王朔比几年前老了几分，但他的谈话仍是带有攻击性的恣意畅言。

「骂别人」

“红学家”是最无聊的一群

谈到当下的“红学热”，王朔“骂”字当头。“怎么能让红学家来改这些东西？把曹雪芹的真事都安贾宝玉头上，哪有这么干的？太可笑了。”

他认为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是无聊之举。“一帮人，全是考证索隐派，都不是正常文学评论，拿人小说这么索隐。这些人的话是不能听的，因为他有利益在里头，他是吃这碗饭的。他们之间很可笑地形成门派之争，把中国人那点坏全抖进来了。”

谈到现在改编《红楼梦》，他说，“人家那不需要改编，你就拿人家那120回一章一章地拍……《红楼梦》里大量的台词，加上关于风景的描写，心理活动都藏在台词里了，上来就是一个电视剧本。”

“80后”是泡沫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80后”话题，王朔表示不屑，“‘80后’基本是被港台文化洗脑的一代，这帮孙子只知有港台……他们很可笑。我认为‘80后’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他们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我们‘五、六、七’一出动就打垮他们。”但王朔同时表示，自己不认为“80后”全是无知的，肯定也有明白人。

“80后”作家会不会取代他？王朔对此显出不屑：“现在是一个进步，大狗小狗一起叫，但您还是小狗，谁没年轻过？”郭敬明（blog）在他眼中则“完全一小偷”，“他怎么那么不要脸？郭敬明说，我又有名又有钱。你有什么钱呀？别不要脸了，写那点东西能挣几个钱呀？那几百万算钱吗？太可笑了。”

不喜欢“知识精英”

王朔表示自己本能地不喜欢那种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人，如余秋雨（blog）、张承志、北村……

“那演名人演精英的余秋雨，经常说一半是对的，扯最后又不对了。很多人假装谦卑，实际上控制大量资源，搞绝对权力。天天在那儿招摇撞骗的，往往是知识精英，读过点书，知道点事，你更应该知道学然后知不足，你怎么会觉得你就成了呢？就成圣人了？太可笑了吧。张承志怎么就成圣人了？包括作家里的北村……自己完整吗？这些人都是跪着的人。”

王朔表示自己会写文章讲他们怎么露怯。

「谈自己」

新的北京话又形成了

王朔眼下新的小说已经完成，谈到自己的新作，他表示有了很大的变化。“语言上不一样了，有些新的语言，新的北京话又形成了。……汉语不是没有时态么，我现在学会用时态写小说了，比较多是现在进行时，写法特别不一样，但是我不能通篇这样。现在进行时跟拍画面似的，三维写作。”

他表示自己原来那种小说不写了，以后也不写了。

我不靠人多势众起哄

虽然这些年不断有人约王朔开博客，但他一概拒绝，在他看来不写的答案很简单，“我凭什么给他们写？……我一个字还10块钱呢。我给你白写才怪呢。”

他披露说，徐静蕾（blog）打算办一电子杂志，他在那上面写，“我要收这个钱。也准备开这种聊天的博客、脱口秀那样的。……我聊死他们。”

当记者询问是否担心会有他的“粉丝”和别人骂架，他坦然表示，“我从来不需要别人支持我，支持我没用……我会和他们保持距离，谁也别支持我，大家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人生前40年是演戏

回顾自己以前的生活，王朔表示2000年后他感觉特别崩溃。“我这前40年完全是演戏，演猴戏给人看。所有人认为我是个什么，我自己也认为，其实我不是。”

他认为“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只是我都快50了，我有我的事……我太容易被忽悠，我年轻的时候被忽悠过，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了，这跟我从小是一个坏孩子有关系。”

他说，自己为挣钱耽误太多的时间了，“挣太多钱又不送人，就没劲了。我这么自私，我挣够自己花的，够我女儿在美国上学的，行了。你要真为挣钱这也没完啊，后来我写小说就是为钱写的，那时候极没有快感，为别人写作真是痛苦……”

 

 

今天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杂志中，作家王朔在接受该刊采访时，除了透露自己将重出江湖外，还痛批文坛，包括刘心武、余秋雨、北村、郭敬明等在内作家都在被批之列。昨天，得知自己无辜遭王朔批评后，北村颇为不满，他说王朔此举是在借骂人吸引读者眼球，为出版新书做准备。

在名为《王朔的思想武器》的采访报道中，王朔锋芒依旧，痛批“红学家”是最无聊的。他还称“80后”基本上是被港台文化洗脑的一代，基本是泡沫，还大批了余秋雨、张承志、北村等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一批人。“那演名人演精英的余秋雨，经常说一半是对的，扯到最后又不对了。……包括作家里的北村……这些人都是跪着的人。”

对于王朔的批评，作家北村认为王朔此举多为炒作，“既然要重出江湖了，那么肯定有新书，所以怎么着也要弄出点水声。”北村说：“他说我是跪着的，我承认，他这样说我很开心，我能跪着说明我还对某些事物心存敬畏。恐怕只有莽夫才不跪着，所谓无知者无畏吧。”对于王朔痛骂郭敬明“不要脸”，北村觉得费解，他说既然一些“老江湖”可以不要脸，那么何以苛求一个“小江湖”要脸呢？

 

“我迫切希望开始《格萨尔王》的书写，就又可以回到写《尘埃落定》时那种自由神采的岁月里。”刚推出《空山2》的阿来昨天对记者说。《空山》这一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已经让他略感拘束，他期望能在仲夏彻底结束这个难题。

《空山2》：迷恋乡村“碎片”

在阿来的写作计划中，《空山》包含3卷长篇，描写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6个故事，12个短篇穿插其间。刚出版的《空山2》延续了第一部的写作风格，由两个中篇———《达瑟与达戈》和《荒芜》构成。喜爱读书的达瑟，为爱情来到机村的猎人达戈，以及爱唱歌的美女色嫫，共同构成了机村的青年世界。在“文革”冲击下，几个年轻人沿着歌谣中传唱的路线，去山谷中寻找生存之地。

曾有评论者称《空山》有着“花瓣”式结构，但阿来认为这是对乡村问题的理想化，他宁可将作品描述为“打碎了的瓷器散了一地”。似乎印证他的“碎片说”，阿来还把写作中的“边角料”也写成了6篇短篇小说，“乡村的命运由于政治经济的影响，从来不是线型发展的……所以我不会舍弃这些小的‘碎片’。”他强调，写作中，他会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可粗糙地表现现实，在一些作家不自觉地被主流意识所影响时，“我要坚持表现我眼中真实的乡村的变迁。”

《格萨尔王》：期待想象空间

阿来说，《空山》是现实主义题材，如果作家肆意想象，就会失真，写起来制约比较多，但是《格萨尔王》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活着的最长史诗，一半是传记，一半是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它与历史真实的面目已经相距甚远，写作它将是一种自由的状态。

阿来计划回到格萨尔王的诞生地金沙江边上的阿须草原为《格萨尔王》开篇，因为“越是想象空间大的小说越是需要真切的感受。”阿来透露，自己已于去年10月正式辞去《科幻世界》杂志总编辑和社长的职务，开始专职写作，他期望能在仲夏完成《空山3》的写作。

 

自王长征就发表在百灵网上的作品《王满子》被剽窃一事，起诉著名作家余华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山东省滨州市新华书店，于去年11月份被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愈发受到国内舆论的关注。据悉，今年1月9日，原告、被告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10日，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本人抱着学习和关注的态度，饶有兴致地旁听了开庭期间的前前后后，综合此案审理情况，本人看法，余华要栽。

本案的原告、被告均未在庭审中露面，出席庭审的都是委托代理人。笔者对一天的庭审过程进行了旁听。在庭审过程的调查和辩论阶段，原告、被告各自拿出新的证据，分别进行了举证、质证，围绕几个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了辩论。笔者注意到，在整个庭审中，余华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廖恬讲话很多，但很多发言已经离开本案太远。譬如他先是标榜自己是网络搜索专家，又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经常不去围绕证据推理，而是大段大段讲述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有关理论，以至于宝贵的时间被拖延。相对而言，王长征的委托代理人高春明则言简意赅，针对性强。

对于第一个争论焦点问题——原告作品《王满子》是否按照正常途径在网上公示，原告举证了在滨州市公证处所开具的公证书和王长征个人于网络上所拍的5张照片，以证明《王满子》在2004年7月7日的百灵网站上首次公开发表的真实性。被告余华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廖恬则质证并拿出新的证据详细地反驳原告，认为照片上所显示的2004年7月7日的网页截图有造假行为，还表示按照普通人的上网浏览方式，余华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根本看不到《王满子》，谈不上抄袭一说。高春明认为，被告查阅和下载的网页材料是在本案立案后的页面状况，而打开百灵网上的文学页面，显示的是新近的发表状况，就是说越新的长篇小说越是排在前面，而其他依次推后，王长征的小说《王满子》在04年就是排在文学网页的靠前位置，当时的浏览和阅读是非常容易的，余华的《兄弟》上半部写作正是发生在04年到05年期间。笔者认为，既然廖恬说他是网络搜索专家，他为什么就不会搜索《王满子》的出处，是因为他把自己标榜为专家就可以下结论说别人是在造假？或者就可以把真的说成是假的吗？果不其然，在下午的辩论中原告律师则提供了2004年7月5日，百灵网文学编辑王德伟给王长征的电子用稿信的打印件。面对公正和详尽的证据，廖恬竟强词说该证据是无效证据。而证据有效与否，不是以律师的观点为准，如果法庭调查属实，该观点自然难以成立。

庭审中，辩论最激烈的焦点是被告余华《兄弟》一书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当谈到王长征诉《兄弟》有83处内容与《王满子》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时，廖恬进行了诸多举例反驳，并表示这些约5000字的83处内容只占《兄弟》总字数50多万字的大约1%，构不成抄袭。他还不惜时间列举“王长征的小说与余华过去的小说有相似”的10多处描述，原告律师立即指出此类描述与本案无关，如果对方有起诉愿望应当另案讨论。廖恬又抛出让人震惊的一句话称，如果这都算抄袭，那“我们出版的这一类作品多得是”。由于他的陈述时间过长，审判长和审判员几次打断他的发言，要求其尽可能简短地阐明核心意思。笔者由此想到，廖恬的这一表述是想说明什么呢？上海文艺出版的这类作品因为“多的是”就排除了剽窃的可能吗？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否一直为剽窃者提供着园地？而是否构成剽窃正是本案的关键，高谈阔论的廖恬的这一观点非但无法证明余华没有剽窃，反而反证了余华的剽窃。高春明表示《王满子》先于《兄弟》问世，并强调《兄弟》与《王满子》在主要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性格、身份、命运及故事情节等方面，均有直接相同或相似，且这种相同或相似贯穿了整个作品的前后，导致了两部作品在整体上的相似，而且两部作品在语言和词汇上存在80多处相似。高春明指出在构思相同，人物相同，命运相同，故事相同，结构相同，又在部分场景相同之后，还有如此多的细节相近、相似，并且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这正是余华剽窃的高明之处，这才破坏了王长征作品的完整性。而80多处相同或相似只是剽窃行为中的一部分，仅就这80多处串联起来也已经构成了两作品的故事梗概。

对于审判庭归纳的第3个争论焦点问题——被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是否按照法律要求的谨慎原则，是否尽到了基本的注意义务，王长征的委托代理人高春明说，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出版发行单位，未尽到应有义务，致使侵权作品得以出版。廖恬则坚决否认原告的指控。但是，廖恬此前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余华没有剽窃，因此这一否定也显出没有根基的苍白。

在最后陈述阶段，高春明表示坚持原有的诉讼主张，三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庭没有宣判结果。该官司是否还需要第二次开庭，需经合议庭合议后决定。在下午休庭后，有人询问廖恬对于自己的庭审表现打多少分，他很干脆地说：“100分”。有人问他是否会如在庭审中想反诉王长征剽窃余华其他作品一事时，他则说反正不承认《兄弟》剽窃《王满子》一说。当有人追问其在庭审中用到“文字狱”和“玩火自焚”词汇来形容王长征起诉是否情绪过于激动时，他不置可否。

综合以上情况，被告称原告网络造假问题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应被排除，被告对原告的举证又没有强有力的压倒性的反驳，而对出版社应尽的审查义务难以自圆其说。因此笔者觉得本案的胜负似已定论，余华的栽倒也成定势。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孔之见，孰胜孰败当由法院判定。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一 “抹黑”中的民主启蒙

（一）2000年美国大选的抹黑

美国“出事了！”“出丑了！”

一片幸灾乐祸声中，2000年美国第四十五届总统的难产，使中共当局以为能够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一下中国人，所以，中共第一次有限地放开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与大陆媒体对台湾世纪大选的全面沉默相比，中共对美国大选真的是手下留情了：大选前的竞选辩论、特别是大选期间的种种波澜，在大陆媒体上都有空前详细的跟踪报道。

我不否认，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被海外的许多人看成“抹黑术”的泛滥，因为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自由国家进行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抹黑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共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决定的。特别是对美国，又特别是在中共驻南大使馆被误炸以后，大陆媒体几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素材来抹黑美国。比如，在对古巴男孩埃连事件的每日报道中，大陆媒体就完全站在独裁者卡斯特罗一边，指责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不讲最起码的人道。这一次美国大选的曲折，更为中共提供了抹黑的绝好素材。只要看看一些媒体的标题就一目了然，如“美国出事了！”“越民主越乱”、“总统难产，丑态百出”、“自家大乱，还有脸指手画脚”、“小布什玩弄了世界”等等。而且，还转载了大量世界各国对美国制度的批判、嘲讽和恶作剧式的评论，有些电视台还选播了一些国外媒体上讽刺美国大选的节目，如木偶剧、脱口秀等。

但是，以现在大陆人的素质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来看，这种抹黑也会起到另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民主启蒙。因为在中共严加控制的大众媒体中，从未有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如此大面积、如此长时间和如此详细的介绍、报道和评论，而借助于此次美国大选，美国的建国之父是怎样设计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要如此设计，为什么选举制度要保护少数，三权分立和联邦与各洲的权利关系；普选中的选举人团和选票的计算方法，法院与选举的关系；两党制的特点，两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倾向以及交替执政的简史；为什么会出现误传小布什获胜，美国历史上的几次选举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办法；美国制度与欧洲诸国的政治制度的区别等等——只要细心地读一下这些报道和评论，就能读出美国宪政体制和选举制度的真义。

前两天，北京电视台一套的“世界，你好”栏目，邀请专家谈美国大选，虽然标题“都是民主惹的祸”令人反感，但其内容却是在普及民主政治常识。那位专家讲的很细，连美国历史上就选举制度进行过多少次修宪辩论都有量化的数字介绍，他还说这样的选举危机如果能够达成修宪，那一定会在基本制度和技术操作两方面的更加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自由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式自由制度，在大陆也有很多正面的介绍和研究，如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十册的《美国丛书》，社科出版社也出版了大型的《美国学丛书》，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办了专业刊物《美国研究》和通俗杂志《美国大观》），但这些大都局限于专业知识界、专业刊物和学术著作，很少与民众相关。比较通俗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丛书是林达等人写的《近距离看美国》，通过具体个案的介绍和分析来普及民主常识，但读者群也主要局限于关心时事的知识界和少量工商领域的白领阶层。

在此次大选前，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和通俗读物，也主要局限于经济、影视、流行歌曲、NBA、先进武器等大众化名牌方面。中国大众眼中的美国，就是可口可乐、麦当劳、卡迪拉克、F-16、第七舰队、麦当娜、乔丹、泰森、盖茨、李察基尔、纽约、拉斯维加斯，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和富得流油的生活。他们对于美国政治的了解，也就限于一些总统的名字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在中共的反美宣传中，美国曾经有过的种族歧视制度得到了最有力的传播。

所以，经济上的高度发达和政治上的超级霸权，构成了中国大众心中的美国形象。

但是，此次美国大选的难产给了大陆的媒体和普通百姓一个机会，透过抹黑的表面文章和详尽的个案报道，大量介绍民主政治的常识，使大众可以了解美国的经济神话背后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支撑，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怎样使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保持了社会稳定，了解总统难产的大选为什么还秩序井然。

这些天，北京人议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美国的大选。我在餐馆里听到过几个外地口音的生意人，边喝酒边辩论美国选举制度的利弊，其热烈程度用面红耳赤来描述一点也不过分。在此之前，不要说一般民众，就是知识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选举人团”制度和计票程序。而现在，当包括大量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第一次通过大陆媒体知道了“选举人团”制度，知道了得票少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时，美国式民主终于在大陆走出了学者的书斋和学术专著，通过传媒走向民众。这无疑是一次普及性的民主启蒙，其影响的广泛是教授们的授课和学者们的专著等传播方式无法比拟的。

看来，大陆还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有心的“民主布道士”，因为他们知道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教徒”。两者在抹黑民主的圣旨下，进行了一次普及民主常识的合作，而且合作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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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4年：更全面更客观更详细地报道

在伊拉克局势仍然不稳定的情况下，也在挺克里而贬布什的世界性舆论浪潮中，美国历史上动员最广的、投票人数最多的2004年大选终于落幕，布什赢了！且以较大的优势连任成功，创下自里根当选以来共和党赢得大选的最高得票率——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且普选票上多出近四百万张。同时，共和党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中获胜，以多数席位控制了两院。

就美国大选对大陆中国的意义而言，不仅在于哪个候选人入主白宫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在于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强烈关注和大面积跟踪报道——无论是恨美国还是爱美国，无论是挺布什还是挺克里——无疑都是覆盖面极广的一次民主启蒙。仍然处在独裁制度下的国人，可以通过媒体的全方位报道来了解和学习美国民主，即便是那些仇恨美国和反对布什的爱国愤青，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在互联网和凤凰卫视的竞争压力之下（凤凰卫视的性质如同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虽办在香港，实则是大陆媒体，经常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上误导大陆人，特别是其首席新闻评论员阮次山，不仅竭尽能事地讨好北京，而且常常摆出言行不一的犬儒式爱国姿态。但相对于办在大陆的媒体，它们的新闻开放度毕竟要高一些），大陆媒体在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报道上有所进步，比如，过去很少即时报道的各类天灾人祸，现在则大都能见诸于媒体；对某些部门和地方大员的丑闻也敢于爆光……等等。但仍然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国内重大时政新闻实行严格控制，而对国际时政新闻则相对开放，特别是9.11事件，大陆媒体的沉默给了凤凰卫视以绝好的机会，联线直播式的跟踪报道一下子赢得了大陆观众的青睐。

竞争的压力让大陆媒体幡然醒悟。从伊拉克战争开始，中央电视台和一些比较开放的地方台也开始采用联线直播的报道方式。对于今年举世瞩目的美国大选，尽管央视没有像凤凰卫视那样进行全程的联线直播，但也拿出不少时段来直播大选进程的关键时刻，比如，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卫视都做了多小时的直播报道。

值得肯定的是，大陆媒体对刚刚结束的2004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不仅在报道的持续时间、覆盖面、深度、详尽度等方面，皆远远超过2000年的报道，而且远比四年前的报道来得现实、客观、中立，那些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学者专家，也大都能比较客观、现实地看待布什连任之后的中美关系。这些报道都配以选情的预测、选举进程的图示和专家的评论和分析；在最便捷的互联网中，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三大官方网站，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站，也都设立了2004年美国大选专题，进行细节化的全程跟踪报道，并配以大量的照片和美国的选举地图，采取世界通用的红、蓝两色来标示布什和克里的选举战果，并列出两人选票分配的表格，使国人对选票的分布一目了然。

虽然，无论是大选前还是大选后，大陆媒体仍然忘不了抹黑，但抹黑的主要对象却与2000年有巨大差异：不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是谋求连任的布什个人。大选前的大陆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挺克里而贬布什，布什被称为“魔头”、“凶手”、“战争贩子”、“霸权代表”、“大资本代理人”、“弱智牛仔”、“布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布什让世界呻吟 让美国流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布什和拉登都是恐怖分子”、“布什是比拉登更可怕的恐怖分子”……等。在大选即将开始之前，《中国日报》发表钱其琛的文章《新世纪的国际关系》（此文最早刊登在十月十八日出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中国日报》翻译转载），乃挺克贬布的高潮：以强烈措辞对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提出批评，指责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全球反恐联盟，把美国在全世界挥之不去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德州牛仔”的自大。由于钱本人在中共外交上的重要角色，境外舆论皆把钱的发言看过中共高层挺克贬布，以至于，在美国政府要求中共做出说明的压力下，中共新闻发言人不得出面澄清：钱本人并未授权《中国日报》发表此文。言外之意，钱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大选之后的主流舆论，也是对布什的胜出表示失望。但大众舆论和专家解读却有明显得不同：网络舆论的主流是失望、甚至愤怒，而专家们的解读却理智而现实，特别是涉及到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大都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对布什连任后的中国政策给予乐观的估计。可以说，在美国大选期间，大陆知识界中最受媒体青睐、也是最为忙碌的学者，无疑那些中美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就我知道的这类专家而言，几乎是倾巢出动，现身于各类媒体，或是电视台请来的嘉宾，或是纸媒体上的专栏作者。

绝大多数媒体对此次大选的公正性给予客观的评价；对布什获胜的内外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包括9.11的影响、保守主义的崛起、共和党的政见、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布什家族的政治遗传。即便是媒体上最极端的抹黑标题，也是采用了国际上左派媒体的通行说法：“单边主义的胜利”、“美国式傲慢的胜利”、“福音派基督教的胜利”、“世界将更加不安全”、“让老欧洲失望的选举”、“欧洲和美国将更将分裂”、“布什获胜将更加激起穆斯林愤怒”、“分裂了美国的大选”、“一半美国选民的心碎了”等。

更重要的是，大陆媒体对此次大选的报道，不仅是全方位的、跟踪式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选举文化。也以各自的方式全面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和竞选历史。新华网在专题主页上，不但详细介绍了此次大选的每位参与者，两位候选人的政见，大选结果对世界局势、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且特别设立了两个专栏，一个是详细介绍了从1901年到2000年的百年间美国的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另一个是详细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小标题分别是“美国总统届、任、位的区分”、“总统最终产生的日程”、“美国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美国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民众怎样选出总统？”、“美国总统如何产生”、“美国大选知识”、“ 美国总统预选”、“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选总统36轮定胜负”、“美国的总统选举团制度”、“美国宪法与美国总统的选举”。新华网上的这两个专栏的内容，也被各大网站所采用。

同时，中国派出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赴美观选团，也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之一，甚至连很少关注国际新闻的《老年文摘报》，也在11月4日转载了关于中国赴美观选团的报道。11月4日的《南方周末》用三大版的篇幅报道美国大选，其中两个整版给了中国赴美观选团事件，而且是头版头条。

由此可见，这次大面积跟踪报道美国大选，为大陆百姓更全面地了解、更深地认识和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美国民主制度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竞选中的舆论造势、拜票过程、电视辩论，区别于其他民主国家的独特选举制度，两党政治的特点以及两党政治理念的区别，美国人对大选的态度，美国对儿童的选举教育——模拟投票，败选者的君子风度，胜选者对失败者的尊重……等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媒体的压力，还是出于借机传播民主的动机，在“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下，大陆的媒体都要尽量在看“老板”脸色的前提下，也为争取更多的“买单者”而讨好受众，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上寻求更大的空间。因为，靠娱乐节目开拓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少，几近饱和。最有潜力的巨大市场无疑是时政节目，在新闻管制和灰色空间并存的局面，媒体即便仅仅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也要尽量在扩展时政新闻的报道空间上下大力气。何况，大陆媒体人的新闻良知决不甘于做“党的喉舌”。所以，在急需进行政治改革以突破跛足改革瓶颈的大陆，也像2000年报道美国大选一样，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仍然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民主布道士”，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信徒”，两者抓住可以公开谈论美国大选的时机来谈论民主。

尽管中共现政权仍然坚持一党独裁，不断重申不走西方式民主之路，但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和国内的民心所向，绝非后极权时代中共政权所能阻止的。现在，对于中国的转型来说，不是中国政治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过程的长短和代价的大小的问题。

因为，在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自发推动下，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自下而上地发生，民间财富的增长，此起彼伏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底层维权反抗，六四难属的抗争，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信仰自由的争取，不同政见者运动和知识分子的言论维权，互联网上的民间议政及其网络维权，传统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民间道义英雄的不断出现……在在展示着中国社会中最具正面意义的活力，也是中国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最大资源。所以，民主化进程的时间长短和代价大小，关键取决于中共政权能否顺应民意和大势，抓住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经济高增长和宏观稳定的时机，启动政治改革。

2004年11月7日于北京家中

 

这次我要谈谈中国内地的政情，而这个星期最引人关注的新闻就是硕果仅存的“八老”之一、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一月十五日于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九岁。新华社发出了简短的报导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可见给与他非常高的评价。

说到所谓的“八老”，严格来说他们算是中共的第二代领导，跟邓小平同一辈。在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在八九民运前后，在中共的权力核心当中有所谓的“老人政治”，这是指中共有一群老人家并没有什么的实际职务，顶多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好像薄一波就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理论上，没有实际的职务应该是没有实际的权力，但是这群老人家的影响力甚大，一般称他们为“八老”，他们其实都是一群老干部，是中共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当时的“八老”所指的包括了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等人。虽然他们在那一段时间没有实际的职务，但是他们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在八九年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提出要镇压的就是这些老人家。

中国的政治是很有趣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人政治”，只要他们还是一息尚存，还是会指手划脚，譬如说邓小平在八九年举行亚银会议的时候，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巴卓夫时表示，真正拿主意的还是中共总舵主邓小平，这与中共的体制是有抵触的，他说了这些话后，就被认为是逼供，其后他要下台。其实，当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实际的职务，为何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呢？为何他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发”那么厉害呢？这就是中共的“老人政治”当年之特色，他们的影响力是维持到其去世的那一天。虽然目前胡温已经上场好一段长时间，但是中共对于薄一波的辞世，当然仍会给予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非常高度的评价。

事实上，薄一波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八老”，中国的“老人政治”好应该是随之而画上句号。即使薄一波还没去世，其影响力已经是有限度的，可能是将之留给他的儿子薄熙来罢，他是目前的商务部长，说不定将来他会在中共的领导层中占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中国的“老人政治” 目前已经是明显地画上句号，而中国究竟是否可以从此朝向民主开放呢？我认为这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

“家长政治”、“老人政治”是应该要结束的了，接下来真的要以民为本，又或是中国共产党要真真正正的自我完善、开放党禁，否则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政治改革不一致的话，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走左边，一条走右边，早晚会跌死。从薄一波的辞世，我们可以看到“老人政治”的正式结束，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走向真真正正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