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自由撰稿人刘晓波的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最近问世，该书对“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人”加以抨击，提醒人们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

作者在题记中写到：

“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记者高山邀请美国纽约《北京之春》总编胡平和旅美社会学家刘晓竹讨论这一问题。

（以下，记者简称“记”；胡平简称“胡”；刘晓竹简称“刘”。）

记：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刘晓波的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胡平，晓波在这书中提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爱国主义本来不是个贬义词，而民族主义则在中国大陆的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兴起，这和“5.4”时期、晚清时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精神有什么不同呢？

胡：他这本书中谈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它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下。我在给他写的书评里也提到一个观点，所谓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他“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他“反”什么来定义。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常是他和其他国家，那些主要的和他相关的外国的关系来定义的。当我们谈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那和中共当局所做的舆论导向的操控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这两点是和过去的时代是相当不一样的。

记：晓竹，爱国主义本身不是个贬义词吧，象美国很多人也很爱国，很多人都挂国旗，您觉得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美国老百姓的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刘：首先爱国先要有个体自由的精神才能爱国。如果是一种被操控的爱国，比如萨达姆。海珊也搞爱国主义，反西方，但实际上这种爱国是一种奴才式的爱国，是爱组织的爱国，不是发自内心的，具有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在自由的环境和情况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

那中国显然不是这样，在中国首先应该确立什么都是假的，所以要先确立自己自身的基本权利，在这种基本权利之上，才能谈爱国，才能谈民族。

记：胡平，您还提到中国目前的爱国主义和东欧国家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东欧和前苏联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导致他们走向民主社会，您觉得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他们并不是同一条道路，是不是？

胡：就象我刚刚讲的，因为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他“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他“反”什么来定义。东欧各国当年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苏联的，冲着苏联对他们的控制，也是冲着苏联强加给他们共产制度，因此他这种民族主义就带有一种反对强权、反对共产专制的内涵。

那么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是冲着西方来的，是带有反西方、反美的色彩。这中间再加上中共当局有意的、长期的操控，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带有反美色彩，还带有反自由民主、反人类价值的倾向。

记：晓竹，爱国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是不是被什么人操控了。刘晓波提到，中国的爱国主义和独裁主义结合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是不是呢？

刘：历史上专制独裁和民族主义结合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象德国的法西斯是一个例子；意大利的法西斯是另外一个例子；日本的军国主义是第三个例子。所以专制和民族主义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藏污纳垢，把人类最原始，也就是最卑劣的情感和利益放在一起而忽略正义、忽视价值，压抑人性比较积极向善的一面，而把向恶的部份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以说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民族主义走向邪恶还是走向善良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我觉得中共现在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然后又要搞民族主义，这就非常危险。

记：胡平，如果老百姓单纯的爱家乡、爱民族、爱国，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情绪。关键是不应该被政客利用，特别是被独裁政府利用。

胡：对，因为本来爱国家和爱政府、爱执政党根本是两回事情，这在自由开放的社会里，这种区别是非常明显。因为在民主社会里，政府就是靠人民选举选出来的，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被选上台了，总还有相当一部份民众没有投他的票，他们是支持另一个党。所以对这种开放社会而言，爱国和爱政府，这中间的界线是非常清楚的。

比如美国共和党当前打伊拉克，美国有很多人，包括民主党很多人都反对伊拉克战争，都持有不同的见解。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你对伊拉克战争持什么态度，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他们都是爱国的，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但是在中国这种专制社会里头，政府并不是靠人民选出来的，它常常把自己等同于国家，把任何反对政府的声音斥之为不爱国。

正因为你这种政府，在这种国家里头，人民没有可以替代的选择，所以这种把政府、执政党、国家划上等号，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就比较容易成功。

在这种国家里头，常常把爱国主义变成了爱政府主义，变成去支持政府的一切所作所为，尤其是当政府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或做了很多错的事情引起人民的不满，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这时它正好拿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做掩护，所以在专制政权下，爱国主义的情绪就很容易被拿来为专制政权作辩护。

 

从“以华制华”到“以穷制穷”

腐朽没落的满清末期，西方列强为了使他们的对华侵略行径更加顺当，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以清制清”的策略，说白了就是让清国人去牵制清国人。此法一试，效果果然不错。这使得大清帝国的一个邻居有点儿按耐不住了，也跃跃欲试，企图分一杯羹。而到了民国，这个叫日本的邻居已在皇皇中央之国的广袤土地上大摇大摆、大块吃肉了。东洋鬼子有样学样，从西洋鬼子那儿学到了“以华制华”的招数，当然另外还有自身的发挥，效果同样是屡试不爽。

中国人历来都有“鉴史”的习惯，普通黎民百姓无非是希望统治者以史为鉴，隐恶扬善，造福苍生，而统治者口头上也会这样宣传，大体上都会说“为臣民计”，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宗庙计”才是真的。中共几代领导者里面喜欢读史的人不少，其中应该首推毛泽东，他既读出了豪情万丈的诗意，又读出了帝王将相的权谋之术，尤其是他从东、西洋鬼子那里学来了“以华制华”这一着妙招儿，稍加改装，便成了他的“以穷制穷”的牧民之术，他的后续者更是将此绝招发扬光大到了极致。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即是一部“以穷制穷”的历史。中共治下的中国也同历朝历代的封建社会一样，极少数人占据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多数人却拼着老命竞争极其有限的剩余空间，而且往往争得不亦乐乎。祇不过中共把自己的行经冠以了“国营”的美名——他们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也就代表人民享用权利。一群群贪官们代表人民嫖娼，代表人民大吃大喝，代表人民卡拉OK——这就是三个代表。

“以穷制穷”就是让穷人与穷人自相消耗

为了防止那占社会大多数的穷人的觉悟，皇帝老二们便预先对臣民进行教化，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命，是天命，认了吧，你们去抢属于你们的那一份剩饭罢了。这个道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是反了，那还了得。不消说，“以穷制穷”，也就是让穷人与穷人自相消耗掉，对巩固政权极其有效。中共上台伊始，便大张旗鼓地施展他的一系列 “以穷制穷”的策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穷人们先是乐此不疲，继而筋疲力尽，最后纷纷空着肚子倒将下去。中共一手炮制的一波又一波运动的整治对象，其实都是已经被剥夺了所有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极穷光蛋，而他们鼓动起来充当打手的群众自然也是穷人。地富反坏右的家产实际上早已被中共收入囊中，群众除了揪斗斗争对象以外，还得为争抢剩下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再互相干上一阵。争夺有限资源，其情形肯定会惨烈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穷制穷”的治国方针便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穷人”们已经不是为了争夺资源了，却是为莫名其妙、荒唐透顶的“革命理想”相互残杀，杀将完毕还不明就里。当中共当权者认为文革的目的已差不多达到后，就将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发配到广大贫瘠的农村，让他们再与比他们更穷的农民伯伯争食仅剩的粗粮野草，好使他们在广阔天地挥霍掉旺盛的革命青春激情，也捎带把农民伯伯的不满情绪消磨一下，此可谓两全其美之策，何乐而不为呢，如此当权者才有一种安全感，不然让这帮精力亢奋的年轻人留在城里始终令当局不放心。这一点其实早已在《水浒传》里就预言过了——朝廷让受招安的梁山好汉（造反派）和方腊义军（农民伯伯）彼此磨掉。于是，皇权或曰“革命政权”稳固了，可是整个国家却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社会道德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其严重程度不是以十年计，而是以百年计甚或千年计。那以后，中共这一奇招更是被精雕细作，被赋予了更时髦的各类现代化名称。在当今的中国，天天都在上演一幕幕如此令人无可奈何的伤心的悲剧：城市交通协管员粗暴地将骑车人扯下来；城管员穷凶极恶地对挑夫拳打脚踢；治安协管员随意对外地民工严刑拷打；邻里之间为了一片瓦甚至一句话就大打出手……再例举下去实在让人灰心丧气——施暴者与被施暴者其实都是弱势群体，那些充当这样员那样员的人，或是失业工人、或是复员军人、或是进城农民——大都应该属于穷人之列，可是为何相煎太急呀！1989年“64”，中共煽动、挑拨穷人的子弟兵血腥地镇压民众，这是一个最为直接、极端、残暴、赤裸裸的“以穷制穷”的铁证。如今，穷人的子弟兵还在继续镇压维权的穷人，日复一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所操纵的，其责难逃，其罪当诛。当兵的为何几乎都是穷人的子弟兵？这是因为穷人们的生存路径非常有限，从军或许能够找到一条生路，不是由于所谓的光荣，而是转业后有可能被安排一份工作。祇要能混口饭吃，“党叫干啥就干啥”——驱赶殴打民众也不在话下，若是表现积极，说不定还有升官的机会。中国人多，不愁兵源，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内地，人们往往还要花钱行贿才能当上兵。不仅是当兵，子女升学、工作调动、户口迁移等等日常生活琐事都得请客送礼，这自然富了贪官，让穷人更穷，而穷人还得继续在羊肠小道上互相残酷竞争，穷人和穷人的争斗，常常比穷人和富人的争斗还来得残酷剧烈。由此可以想见，穷人的路子是多么的窄啊！

专制中国的个人发展机会极不平等

在一党专制的中国，个人的发展机会极不均等，极少数既得利益者霸占着全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在如此不公的国家里，一个人出生的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特别是那臭名昭著的户口制度，人为地把国民划分为若干等，从而将大多数人限制在资源贫乏的范畴。这种局面太有悖常理了，有悖人性了，简直就是种族隔离政策。著名经济学者、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兰克。耐特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其中最不重要的是努力，最重要的是出身，出身在决定一个人是穷是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经济学者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去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了——所谓的起点不公平，因此他主张公平的权利分配应该先于竞争。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个十分典型而又鲜明的佐证，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昭示着权利分配的极大不公。民主国家尽管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但相当的自由度和公认的游戏规则却能对前者起到很大的消解作用。反观集权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权力被一小撮独裁者所垄断，这就是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中共当权者心安理得地观望着贫困的芸芸众生，为一个当兵的名额、一个升学的指标、一块街头的摊位、一斤削价的大米等等而争得人仰马翻、头破血流，他们乐于看到人们为此相互倾扎，像欣赏章回演义小说那般惬意。当人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又来充当救星，如此中共的权力就愈加稳固，当权者愈加有安全感了。可是，长此以往，中华民族仅存的一点儿灵性、心智都将泯灭，人人都变换着奴隶和刁民的面孔混日子，一方坐稳了江山，一方做稳了奴才，这是一副何等糟糕的局面啊！

学者毛丹在他的一篇名叫《不要简单地梳理社会》的文章中提到：“国家看社会时最容易使用视角霸权，为了使社会情况变得清晰以便于征税、征兵、防止暴乱等等，这类国家总是想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社会情况搞清楚，如有可能就恨不得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张张国家专用地图，打开一张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身份是什么、住在哪里、有多少财富，再打开另一张一看又知道了别的什么东西；国家甚至为此不惜用简单和清楚的社会工程重新建构社会。” 的确，中共政权一直就是如此而行的，总是高高在上，恣意发布名目繁多的圣旨，从未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在治理国家方面历来奉行简单、粗暴的方式，“以穷制穷”便为其中之一，说白了就是人为制造紧张气氛，让老百姓提高警惕，互不信任，彼此监视，以至告密成风。中国人的告密陋习可谓一大国粹，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毛丹还指出：“国家的视角和国家视角指导下的国家行动，危险性主要还不是来自于它的片面，而在于它的偏执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撑，成为独断力量，变得难以被社会、个体所抵挡；一句话，它变成了霸权性视角。”用这段话来概括中共政权的本质是再恰当不过了，有这样下流专横的政府，那么，黎民百姓被以穷制穷就再所难免了。

（作者为中国民主党四川党部成员，现流亡泰国。）

 

读书和“革命学”

孙中山曾对日本友人说：“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是他的信条，自香港西医书院完成学业以来，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或者政务繁忙的从政时期，他也不忘读书，读书可以说相伴了他的一生。尤其是革命受挫之际，读书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书便会跟不上时代，变成一个落伍者。

从1895年第一次经过日本以来，孙中山至少到过日本15、16次，总计在日本居留的时间可能有10来年。在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夫人宫崎槌子印象中，孙中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书。有一次，他在宫崎家住了10天，几乎把他们家的全部藏书都看了一遍，说：“这里的书我都喜欢看。”临行还要用柳条箱子装了满满的一箱带走。宫崎夫人回忆说，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常去东京和宫崎滔天见面，每次到他们家来，有空他也是从随身带的皮箱中拿出书来读，读的书当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内容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哲学的。他还因为读书而得罪过人，一次，他正在他们家走廊上看书，宫崎的乡亲胜木夫妇听说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主动和他攀谈，当时他看书看得正入神，祇是随便答应了几声，眼睛没有离开书。胜木误以为他傲慢不理人，用当地方言大声说：这像什么话！听说孙文是个豪杰，怎么这样简慢人？“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通讯员林奇在日本横滨访问了孙中山后，在3月23日发表一篇报道说，在他当时住的小木屋里摆满了英文、法文的书籍和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方面。林奇特别注意到其中有许多英文的军事学著作。

在中华民国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孙中山曾多次到达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那里的华侨是他的重要支持力量，其中往来最多的是新加坡，很早参加同盟会、担任当地分会副会长的华侨张永福回忆，孙中山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喜欢读书，读书时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读后一定放回原处。孙中山喜欢买书，尤其是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和中国古籍。孙中山对中国地图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对于各国陆军组织法及有关书籍，海军海舰图等，价钱虽高，也一定要买下开，熟读到差不多可以背诵。每次买了新书一定要用纸包上一层书皮，保护起来。他的书籍分类摆放，整整齐齐，毫不混乱。就是读报他也有自己的习惯，先读专电，然后顺序读下来，不乱翻纸张，读完仍然折叠好，不随手乱扔，如果同时有多份报纸，也是如此。

值得我们留意的还有，孙中山不喜欢小说杂着，张永福从没看见他在读无益的书，他也不嗜好美术图画，对于故事图画最多偶尔翻翻而已，对于丝竹音乐没有嗜好，从没听见他唱过歌，也未见他吟诵中外的诗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带的除了书，祇有一副象棋。这些回忆，使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读书的偏好，他对纯粹消闲式的阅读没有兴趣，他的读书也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内。早在1897年他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就说自己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

孙中山从来不懒散地躺卧着读书，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认真。对此他还有过这样一番说法：“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祇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他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读，甚至一些很偏门的书都有所涉及。 邵元冲是他晚年的秘书，曾当面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回答说：“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目不识丁”和“读破万卷”

20世纪初，当孙中山在欧洲动员中国留学生参加革命时，其中有一个叫朱和中的，第一次读到孙中山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他问其故，朱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

举人出身的吴稚辉早年也曾疑心孙中山“不识字”。这位后来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回忆，1901年他留学日本东京时，吴禄贞、钮永健等人相约一起去横滨看孙中山，邀他同往，他当时心想，梁启超都不想去看，何况孙文，孙文不过是个“草泽英雄”，有什么看头？所以就说：“你们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园去。”等到他们几个回来，他就问孙文的相貌是否像庙里供奉的大王爷爷，魁梧奇伟？钮永健说他弄错了，孙文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于是他估量孙文大概是东汉的刘秀、邓禹一类人物，还是不想去见。直到1905年的春天，他在英国伦敦已住了两年，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吴稚辉晚年大为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家境贫寒，7岁开始在别人家的私塾附读，9岁开始到村塾读书，曾接触过四书五经。13岁他远赴檀香山，在当地的学校就读，接受了5年的西式教育。当他回到故乡时，少年时的经典诵读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镜海丛报》说他檀香山归来“不识汉人文”，自然不无夸张，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说，他的英文确实比中文要好。随后，他在香港、广州两地求学。1883年进香港拔萃书室，第二年转入中央书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就是在这里，他在课余时间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不仅节约生活费用，买了一套大部头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他读了以后感到，英文译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释更容易明白，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借过来经常研读，就这样，他基本上读通了四书。1916年7月15日，他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与传统的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诚如着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的美国学者史扶邻说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先读孔子、朱熹的书，然后才接触到达尔文、密尔的学说，而孙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13岁第一次出国，看到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从此就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上李鸿章书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乃至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对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尤其留心。无疑，西学给予他的影响要更大。对于中国书，他也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买过两套“二十四史”，他也读过《资治通鉴》，在阐述“五权宪法”，说到监察权、考试权时，他说：“我读《资治通鉴》等各种史书，中国数千年来自然产生独立之权，为欧美各国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实行者，这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也。”

在孙中山的知识结构中，传统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专业是西医，在香港西医书院他度过了求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除了医学专业书，他同学关景良回忆，他平时非常勤奋，夜里常常起床点灯读书，《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孙中山的心灵。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目录中保存下来的达尔文著作还有两种，一是1892年伦敦出版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一是后来追随他革命的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到晚年，他在演讲中还不时提及达尔文。1923年12月，在广州岭南大学，他在号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时，就列举了达尔文的例子，认为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论的道理。”

那时，他已在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满清政府了。他对农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曾读过《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些古代的农书，也读过西方农业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农政机构、农业政策、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学科都有所涉猎。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农功》，1895年在广州倡言革命时，还曾创立一个小小的团体“农学会”，不仅仅是作为革命的掩护，从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也可以看出，他对农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发起“农学会”，就是希望搜罗翻译各国农桑新书，开风气之先；设立学堂，培养造就农技师；用科学方法检验各地的土质物产，着成专书，引导农民耕植，等等。

流亡和读书

在漫长的革命、流亡、从政生涯中，孙中山先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放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使他有了安静的读书机会。他一生中几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间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从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流亡期间读了10个月的书。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计划流产，陆皓东殉难后，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伦敦，结果被清廷驻英使馆拘禁，幸得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奔走，才得以获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伦敦被难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此后，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把主要用在了读书上面，康德黎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也买了很多书，有人统计过孙中山上海故居藏书目录，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种，也许就有他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书。

这段日子，孙中山去得最多的还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清廷驻英使馆雇佣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他在使馆获释后许多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也许就是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那个阅览室），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侦探报告留下了孙中山清晰的足迹，1896年12月5日上午11点，孙中山去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接着去附近书店选书，再乘车到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读书1小时20分钟。1897年4月9月上午10点半，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下午2点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到下午7点才离开。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便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这种单一税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时期，这不到3年的流亡时光，是他第二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期。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就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很久，等到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他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了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有家外文书店丸善株式会社是孙中山经过购书的地方，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书尤为关注，2月28日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他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铿的著作，还有罗素介绍柏格森哲学的书。在他故居藏书中还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

世界各国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时期，都有过类似埋头读书的阶段。在和宋庆龄结婚后，他们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和家庭、妇女、健康、优生的书，有可能是宋庆龄读的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读书的时期。4位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阶段，他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书，广泛收集资料。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比如一些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方面的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在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定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

《孙文学说》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几十种。为了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光是经济方面的就有二百四十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

书籍是第一财产

192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广东博罗县的一船上，月白风清，孙中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赏月谈天，黄昌谷问他：“像先生这样爱读书，又爱读新书，从前读过的书籍自然是多，但是读过了的书籍，是不是都还保存到现在呢？究竟一共读过了多少种？读过了多少本呢？”孙中山回答：“我几十年以来，因为革命的事情，居无定所，每年所买书籍，读完之后便送给朋友们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种类和数目，也记不清楚了。从买书的费用说，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4、5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大多，大概祇有2、3千元。”他对书的痴迷，这件事可以说明，1908年，他到达伦敦时，旅费告罄，吃住都发生了困难，湖北籍留学生曹亚伯在同学中募集了30、40英镑给他救急。过了几天，当曹再去看他时，却发现他将这些钱全部买了书。

孙中山爱读人物传记，从培根、达尔文、富兰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学家、宗教先知的传记，到毛奇、拿破仑、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俾斯麦、威尔逊、纳尔逊等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他对毛奇、拿破仑、俾斯麦的作为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收藏的拿破仑传至少有五个不同版本，尤其屡次遭遇失败的困顿中，拿破仑起起落落的经历也许给了他不少的安慰。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著书。”他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为主，共计1932种（其中1025种是他生前出版的），5230册，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体育、天文、地理、人物传记等，还有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

直到1925年在北京，他已病倒在床上，仍在阅读有关居住方面的书（当时他仍想修订“民生主义”的讲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首发北京之春

 

21.谁是卖国贼？

说到“卖国贼”，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贼，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并非普通民众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人，才有可能“胜任”。当权者卖国，形式五花八门，从低级到高级，应有尽有。

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公权私用，垄断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权，从中牟取暴利，是为卖国；谋取回扣，向外商廉价批发国有土地，是为卖国；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任由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

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有人大搞武装割据，盘踞一方，消极抗日或假装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合谋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更是铁板钉钉的卖国行径。

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权者竟主动放弃对日索赔，并肆意阻扰民间对日索赔，还打压“保钓”人士，使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落入日本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近代，俄国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不予承认，当今当权者却以一个接一个的“友好条约”，签字予以承认，划定为“永久边界”……

所有这些，都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当权者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结论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22.谁是爱国者？

多数中国人都自认或自称“爱国”。其中，却有真有假。在国内，有人盲目地反美反西方，对抗民主理念，谩骂文明世界，发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自称“爱国”；在海外，有人在中共领导人出访时，前往摇旗呐喊，鼓噪欢迎，自称“爱国”；就连中共本身，从不间断地迫害和残杀自己的同胞，也自称“爱国”……

在喊得震天响的“爱国”口号中，除了中共的“假冒”，也有普通民众的迷失。单说海外华人，从向往外国，到移居外国，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不论是如意还是不如意，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之源头，或多或少，都有中共祸国的成分。

然而，今日，他们中的不少人，因爱国心切，而误为“爱党”；因思乡心切，而误被“统战”；因顾及面子，追求虚荣，而肆意攻击他们寄居并入籍的“第二祖国”，甚至不惜充当中共间谍，助纣为虐。有人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国贼”。亲共与反共，基本区别就在于：亲共者爱党，反共者爱国；亲共者为中共政权辩护，反共者为中国人民辩护；亲共者贪图虚荣和钱财，反共者追求真理和良知。

中共头目毛泽东的立场，或许可供亲共者借鉴。在中共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中，毛明确道：“吾深恶爱国主义。”毛临死前，反复唠叨：“要去见马克思。”这句话，也成为其他中共干部的口头禅。可见，不管炎黄还是孔孟，都不是毛泽东和中共官吏认同的祖宗，他们的祖宗是外国人。

主张“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共产党，绝对不可能成为“爱国者”，只可能充当“卖国者”和“叛国者”。中共，早年呼喊“保卫苏维埃”，后来则大规模迫害、侮辱、和屠杀中国同胞，足以证明，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对比之下，那些忧国忧民、不畏暴政、追求民主、主张“人民做主”和“主权在民”的反共抗暴人士，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23. 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上世纪3、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就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之秋，频频制造内乱的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毛泽东语）。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提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蒋介石语）。

国民党说到做到，全面抗日。在平原，在山区，在黄河流域，在长江流域，在中心城市，甚至在缅甸战场，国军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两百多名国军高级将领和近两百万国军士兵，战死疆场。就在国军与日军激烈交战之际，中共游刃其间，从中渔利，扩大武装，抢夺地盘。中共不仅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消耗和重创国军，而且与日寇、汪伪、满伪政权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协调，共同对付和瓦解国军。（毛泽东令潘汉年、杨帆等充当联日联伪特使。）

抗战期间，国军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中共军队可以提起的，仅有“平型关之战”（林彪指挥，与国军合作）和“百团大战”（彭德怀指挥）两役。然而，就是这两次中小战役，也都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和痛斥，说是“无端暴露了我方兵力，把日军引了过来”。彭德怀惨遭毛泽东迫害时，曾悲愤道：“难道连打日本鬼子都是罪？”

共产党籍日本侵华而壮大，国民党因全面抗日而削弱。抗战后，国军肩负守卫漫长国防线、众多港口、桥梁、中心城市等巨大职责，兵力极其分散。中共军队却高度集中，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以多打少”的谋划，接连重创国军，最终颠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空前残暴的独裁政权。

1944年和1966年，日军和中共先后恶意毁坏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南岳忠烈祠”，到1992年，中共才又重建赝品；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当面称谢说“没有你们到来（入侵），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中共执政）。”

中共谎编教科书，自称“领导了抗日”。然而，默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领导抗日战争的，是中国国民党；破坏和利用这场卫国战争的，是中国共产党。正邪自清，忠奸分明。

24. 谁是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1949年以前，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中华民国。至少从1945至1949年，情形如此。1949年，中共自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硬是将海峡两岸切成两国。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中共宣传如是），那么，毫无疑问，以暴力手段颠覆国民政府的共产党，是制造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在此之前，中共大搞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自立“国中之国”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始作俑者。如今，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台独”，实际上另有目的：为了掩盖中共压制和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淡化自身恶劣的人权纪录，中共以反“台独”为名，煽动民族主义（假装的“爱国主义”）情绪，以期转移国内外视线。为此，中共堆积大量导弹、军机、军舰，作势恐吓台湾人民。中共不惜耗费国脂民膏、穷兵黩武的劣行，威胁和损害的，不仅是台湾人民，也是中国大陆人民。近年，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称其为《反独立法》或《国家统一法》，证明中共心虚，并不敢轻举妄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依此“法律”，首先要被绳之以法的，就是两岸分裂的最大祸首 —— 中国共产党。从西藏问题，也可以看出同样的端倪。西藏与中国，有着三百多年的共同历史。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达赖喇嘛或者班禅喇嘛出走境外，并在第三国长时间客居。只有到了中共统治时代，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西藏最高宗教领袖长期流亡国外。中共玷污西藏宗教、毁灭西藏文化、破坏西藏环境，才造成藏人与汉人之间的深重裂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共，也是西藏问题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25. 谁是海峡两岸统一的障碍？

当今台湾政坛，有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分别代表统派和独派，体现台湾社会的多元民意。倾向与大陆统一的泛蓝，并不主张“急统”，而留待两岸都实现民主和均富时。其代表人物的立场是：“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倾向独立的泛绿，也没有把话说死。而称：不排除未来与中国统一的选项，但如果中共不放弃独裁和武力威胁台湾，台湾就不可能与中国统一。换言之，台湾独派的立场，是对中共独裁、打压、威胁的本能反应。

事实上，台湾独派力量的增长，与中共专制时间成正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蒋经国在台湾开启民主政治时，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启动民主改革，那么，两岸的统一，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完成；1989年，当民主之花开遍中国大陆时，如果中共不是选择镇压和屠杀，而是选择和解与改革，顺应民心，实现民主，两岸的统一，在那之后，也很容易达成。有目共睹的是，正是在1989年，中共制造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后，台湾独立的声浪才渐次高涨。在随后的台湾民主选举中，台湾独派不仅赢得了立法院的最多席次，而且两度赢得了政权。台湾民意的走向，清晰可见。

无论是台湾统派还是独派的立场，都可以反证：中共，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道理很简单，拒绝民主，就是拒绝统一。中共顽固阻挡中国民主化，阻挡得越久，两岸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小。

说到底，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共产党宣传如是），可以说，1949年，以暴力手段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不仅是当年分裂两岸的祸首，也是今日阻碍两岸统一的罪人。

首发北京之春

 

这么冷的天气！感谢大家来参加聚会，缅怀刘宾雁先生，祝贺纪念文集发行。

这本书编辑过程中有一些令人感动的事情。参与工作的，都是景仰刘公人格风范的义工，不用说一分钱不拿，还一分钱没花地干了几乎整整一年。人分散在大西洋两岸，往来E-mail信件不知写了多少。说加起来又是一本书，有点夸张，但似乎也相去不远。很认真，太认真了，常有争论，书编得很难。在此期间，对刘公的思索不断加深，编辑与编辑、编辑与作者之间思想激荡，这就产生出第七辑“精神遗产”。这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辑，整本书67万字，光这一辑就有23万字，三分之一强，完全够得上单成一本书了。第七辑还是全书最后成型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第七辑中，有些文章是迟至8月底甚至9月底才写完。这早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截稿日期。我们可以说心急如焚，但仍然咬着牙等候。几位作者在思想上的艰难跋涉，以及情感的付出，都令人感动。他们真正是废寝忘食，挥汗疾书，不甘心赶不上这本庄重的纪念文集。我们自然也不忍心把他们拉下，更希望收入他们有深度的文章以提高文集的品质。眼看刘公周年将到，书稿却迟迟交不出去，一天一天掐手指头算日子，祇有把命运交到上帝手中。最后关头，奇迹还是发生了：我们得到出版社和印刷厂的理解，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书印出来，并快递到美国，赶上了我们这个在刘公辞世周年举行的新书发表会。书印得很漂亮，大家都看到了。每本书还附有一张DVD，是一首祭奠刘宾雁先生的安魂诗，叫“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大家也都看过了。在已有的条件下，国内外通力合作，已经尽心尽力了。也是一次又一次不停地修改，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熬。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到此为止吧，再整下去就要整死人了！光盘寄出去，大约是11月初了。印刷厂的老板看了好几遍，说我也敬重刘宾雁。于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意图，一点折扣不打地把书和光碟赶印出来。人间还是有真情的。我代表朱洪大姐，对文集的一百多位作者、编辑小组、出版社、印刷厂等等各界朋友表示深切谢意！

今天这个会，还要感谢华盛顿华文作家协会、书友会朋友们的帮助。他们帮着出主意，找会场，通知人。总之，书出了，会开成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也有一桩，有点意思，值得一提。我看见一张大幅广告，整开纸那么大，印得很漂亮，五彩缤纷的。说今天晚上，12月9号，离我们这个会场不远，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中国音乐会，主办单位名单一长串，华府地区中国人的音乐社团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吧？唱些什么歌呢？广告上写着呢，《东方红》、《少先队队歌》、《军垦战歌》等等“红色经典”，还有就是“样板戏”。公告中间部分是文字，一转圈是彩印的革命宣传画。看得我真是产生了幻觉，时间倒流到毛泽东在世的那些日子。天哪，这是怎么啦？让毛先生杀得还不够吗？几千万无辜者的血，能够把他们的演出大厅都泡满，把那些桌椅、乐队、道具什么的全部漂浮起来吧！我不是反对怀旧。再是苦难岁月，童年、少年、青年总是美好的，洋溢着生命自身的活力与光彩，值得怀念。但是犯得着去歌颂暴君吗？毛泽东直接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不死的也扒了一层皮。他毒害了摧残了我们的青春，为什么还要腆着脸去歌唱他？这就真叫人想不明白了。还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节目安排明显不对称：有队歌却没有团歌，有《东方红》却没有《国际歌》。略一思索，也就明白了其中奥妙。当年的代团歌是苏联版，有点人情味，写共青团员告别母亲奔赴前方，请母亲“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有一点淡淡的感伤，不那么革命化。《国际歌》现如今则成了农民和工人反抗掠夺和压迫的歌，在大陆已经不许唱了。——瞧瞧，揣摸迎合自我约束到了何等细微之程度！

宾雁先生在晚年时，对中国人的素质有比较悲观的看法。朋友们庆贺他八十大寿的餐会上，在谈到中国汉奸出得太多时候，他质问说“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接下来又谈到八九后知识界的怯懦萎锁，说“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候就在想：活该！”——真是活该！杀得还不够！否则，为什么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完完全全的自愿！在国内说中国人有毛病还有不少人不服气，在美国这实在是有参照的。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古巴人的故事：几年前，卡斯特罗搞统战，邀请佛罗里达的流亡古巴人回国观光。一位女律师在老卡接见时和他拥抱接吻，回到迈阿密就脱不了手，大浪喧天。古巴人的吐沫都快把她淹了！人们围着她的房子游行示威，闹了几天几夜。他的父亲出来发表声明，说她女儿的行为不代表他们一家。古巴人的信念很简单很清楚，卡斯特罗是暴君，暴君就是暴君！她开的律师事务所也散摊儿了，律师们纷纷辞职，其他律师事务所马上高薪聘任。最后我记得她出来承认了错误。这是古巴人。几年前，越南人社区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一个录像店主挂了一面共产党的越南国旗，引起越南社区大规模抗议。在美国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他就是不摘下这面革命的红旗，你能拿他怎样？警察在他门口设立警戒线，实行保护。越南社区的游行示威持续了有一两个月，声势越来越大，最后似乎是警方受不了了，发现这位店主有好几台机器大量转录电影片，就以盗版的茬儿叫他关了板儿，总算结束了这场冲突。中国人的事情是反过来的。在华盛顿，你经常能见到举着五星红旗的盛大游行，兴高采烈。反对者举着几块自由民主的标语牌，形单影只，人数少得不成比例。比如今天，去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就比我们这里纪念刘宾雁的多得多。我相信，那些今晚要高唱东方红和样板戏的人，他们或者他们的父兄，大多数都遭受过共产集权迫害，不是受难者，就是幸存者。今天，他们反而在自由的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块正在兴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神圣的土地上纵情歌唱大暴君。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奇观！能想象犹太人唱德国出了个希特勒吗？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到底怎么啦？这真叫人无话可说，而唯有叹息。

让我再回到刘宾雁。倘若我们多少具备一点刘宾雁那种高尚的人格，多少有一点自尊和勇气，也不至于堕落到在华盛顿高唱东方红这步田地。

刘宾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本书后记中我写道：“这个人，是中国当代史深重苦难馈赠予我们的回报。”在编书过程中，我又有所发现：在刘宾雁身上，相反的素质互补共存，交相辉映。绝望却又有希望，愤怒而又悲悯，尖锐却不失宽容，高贵而又谦卑……这种境界，是我们很难企及，因而值得用整个生命去追求的。

请允许我重复我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的两句话：

“我们将长久地思念宾雁。

我们将长久地分享他的光荣。“

谢谢大家！祝各位圣诞快乐！

（2006年12月9日于双溪图书馆，本文为作者在刘宾雁逝世周年暨纪念文集发表会上的讲话）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6日下午4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撒老乌赶回禄劝县城。老张不愧为模范基督徒，他兜了几圈，七探八问，才将我送到指定的一家旅馆。我当即付了几天的包车钱，共计400元人民币，并连连道谢。本来已相当便宜，老张却特别不好意思，就陪我进门，扯开喉咙喊了好一阵，直到惊动了一位衣着相当正统的妇女同志，她边打毛线边打量我们：“找哪个？”

“马鹿塘孙家的老辈子啰。”老张陪着笑，“这位作家专门来找他。”

“有单位证明吗？”妇女同志一脸警惕。

“我出过许多书，这张脸就是证明。”没办法，我只能自吹一把，以气势压人了。

妇女同志果然一捏就软。“孙如策在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啰。”她干笑着解释罢，就领我们进了开着小窗的“旅客登记处”。里面乱糟糟的，桌椅、床铺和破沙发上都堆满棉絮、床单，我一时不知道该在哪儿落屁股。正左顾右盼，一个戴着鸭嘴帽和白框眼镜的老头出现了，小城退休干部的装束，一笑，满口假牙。我的开场白带着调侃：“你们可真是一个有地位的家庭。”

谁知老头的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从云南境内的孙姓祖宗哪儿来哪儿去哪儿落户起头，一直讲到如何垫家底，如何发达，如何名扬四海，乃至祭祖宗修家谱，将春秋时代的孙武孙膑、三国的孙权、民国的孙中山统统纳入了家门，颇有天下孙者一家亲的气象。我洗耳恭听了20来分钟，终于截断他的话头，问及土地改革。老头愕然，并抬手搭住长长的寿耳，冲向我的嘴：“啥子？”

“孙家在土改中的遭遇。”我提高声量道，“我已采访过好几位，你的辈分高，有文化，肯定比他们更讲得透。”

“都过去啰。”老头沉吟道，“现在提起来不合适啰。”

我抹了一把口鼻的尘土，清清喉咙，也打开话匣子。从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一直往下说，口沫四溅，还从包里掏出《土地改革运动史》作为佐证。老头眉间紧锁的愁云方才散去，他最后还疑虑地问一句：“真的可以说？”

我这个反革命如革命者一样坚定不移地逼视着企图隐瞒历史的老地主。访谈正式开始。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少了点东西，转眼一瞅，老张不知何时消失了。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很乱。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真的很乱。

老威：老人家莫着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不催你。

孙大川：整个禄劝县境，孙姓的影响很大，光马鹿塘一个乡，就有300多户。其中又数我们这一支最著名。

老威：我这一路下来，听了不少有关你们孙家的故事。

孙大川：我们的祖籍是南京罗安，大约在明朝朱元璋手里，我们的祖先作为军人，被皇帝派来攻打云南。然后驻扎下来，镇守边陲，就再也回不了家乡。以后，又经历了许多变迁和繁衍，我们这一支孙姓在曲靖的秦寨沟小衡山落户，至今，小衡山还有我们的祖坟。大约过了6年，虫灾严重起来，搞得颗粒无收，加之兵荒马乱，所以老祖们只好再次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底走了多少时间、多少个县市已无证可考。最后听一个姓杨的客商报信，称马鹿塘条件好，又山高皇帝远，开荒没人管。于是就全部过来了。

当时，马鹿塘还叫新火山，地势虽然高，可万山老林，土地肥得出油，开春刀耕火种，随便撒下一毡帽（相当于一升）荞子，秋天就能收获一石。我们孙姓，还有其他姓，就在这儿扎下根来，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据家谱记载，率领孙姓在马鹿塘落脚的老祖叫孙准和孙浩，顺着下来的辈分，是兴、开、万、济、大，然后才是如。孙姓以农业为基础，以畜牧业求发展，经几辈人的辛劳，从彝族土司手里买了不少土地。在马鹿塘之外许多地方，也遍布孙家子弟了。开明老祖时期辉煌了一段，办了4个铜厂4个纸厂；接着是孙万昌老祖，抵达了顶峰。那时的交通不发达，马鹿塘产的铜，经常要用100匹以上的骡马驮到昆明，交割给国民政府。

老威：这么说，刀耕火种起家的孙姓，这时已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

孙大川：只限于孙万昌老祖这一脉。因为他脑子灵活，懂得就地取材，多种经营。比如造纸的竹子，就是山上砍下来的。国民政府还送了一个匾，派人来悬挂在堂屋正中，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一解放，家里人就赶快取下来烧了。

老威：孙百万的名声在禄劝县境很大。

孙大川：他又叫“金铜官”，在云南省志上都有记载。

老威：据我了解，到了解放前夕，你们孙家已经衰败了。

孙大川：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土改时划阶级，在整个撒营盘区内的孙姓，成分高低各占一半吧。

老威：请讲讲你自己在土改中的经历。

孙大川：我家是孙百万的直系后裔，所以共产党一来，大部分被镇压了。我父亲有6弟兄，都不在了。我三大爹是减租退押阶段被杀的，罚款交不出，命就保不住。三大爹的大儿子也叫杀了。我是四弟兄里的老小，当时还在昆明做生意，没料到一回马鹿塘探亲，就没走得脱。

老威；为什么？

孙大川：家里已相当紧张了。大哥曾做过保长，一解放就不在了；二哥孙大尧，才26岁，也被当成反革命镇压掉；二大妈家的五哥孙大恩，是马鹿塘的乡长，大概40多岁吧，自然该杀；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孙维汉，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过排长，也叫杀了。

老威：人命关天，总该公布罪状吧。

孙大川：先把人集中关押，当时赊角、新槽、马鹿塘为一个乡，就把这几个地方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有四五十人。天天审天天打天天用刑，你熬不过去，一认罪，就符合枪毙条件了。唉，那年头，其实认罪不认罪都是走过场，如果有3个以上的贫雇农站出来揭发，你就死定了。

老威：不通过法律吗？

孙大川：有临时法庭。工作组在上面，有时候是南下干部，有时候是本地干部，最高的级别就是区长了。下面坐一排贫雇农主席团，胳膊上还绑着红布条，满脸杀气腾腾的。成百上千的人一呼口号，打倒、枪毙、铲除之类，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口水、石块、棍棒都朝阶级敌人飞过去。这时才由贫雇农主席团举拳头，往往都是一致同意杀，再将脸转向工作组。只要上面点点头或挥挥手，一个五花大绑的倒霉鬼就报销了。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孙大川：我都在场，不过没有挨斗。我1947年在皎西上中学时，就接触到地下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孙营长的部队。孙营长后来起义，倒向郑伯克的游击队，我也就跟着成了共产党的人。马鹿塘闹土改，本来我赖在昆明的单位，也许就没啥子事啰。可母亲带信来，责备我没回家尽孝，受旧教育的人，这罪名可大了，于是回家，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

老威：你也算革命干部吧？对你的家属没有优待吗？

孙大川：连我都自身难保啰。

老威：能不能讲具体点？

孙大川：过去了就过去了，共产党提倡向前看嘛。

老威：可是，

孙大川：没得啥子可是，一辈子命运就这样了。

（我被呛住了，谈话陷入僵局。幸好这时陈秀英老婆婆进门，点着虾米腰接上了话茬）

陈秀英：小同志你不了解，老头子胆小，他1930生，今年76岁，还天天读报学文件，生怕一不留神犯错误，又挨整。我1933年生，嫁到马鹿塘孙家才14岁，没过几天好日子就撞上土改啰。夫家遭殃，娘家也遭殃，连个退路也绝了。

老威：你娘家在哪儿？

陈秀英：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跟孙家也算门当户对，土改划为地主。我妈妈在旧社会就去世了，家里剩我爹爹，还有我们子妹两个。一解放，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动员穷得没底的人站出来，在大会上揭发富人。草海子所有富庶一点的人家，都没跑得脱。我哥哥是在减租退押阶段判刑劳改的，那时22岁，结果54岁才放回来。

老威：什么罪名？

陈秀英：有两个贫雇农检举他杀人。

老威：杀了谁？

陈秀英：我大嫂的堂舅老公，姓田。我妈去世后，我哥18岁，正在乡里的小学教书。姓田的成天在外游手好闲，我哥看在亲戚的份上，就把他弄到学校来打杂工。没想到这家伙作风不太正，利用背柴的机会，动一个家门的姐姐的心思。我哥发现了，就批评他，因为身为教书先生，要给学生和家长一个严于律己的榜样。可能是言语重了点，姓田的想不通，就吊脖子自杀了。这事远乡近邻都晓得，解放前就结案了，可万万没料到解放后又被翻出来，作为地主阶级谋杀贫雇农的一个例子。我哥被公审公判，先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成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满后强迫留在昆明市第一监狱，转为工人，54岁回家时已成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大嫂死了吗？

陈秀英：改嫁了。她守了几年，有一回去探监，大哥就对她说，我可能这辈子回不来啰，你这么年轻，还是另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

老威：你大哥是个好人啊。

陈秀英：死掉的好人多啰。

老威：判他这么重的罪，不经过调查取证吗？

陈秀英：小同志你今年30多岁吧？

老威：40好几了。

陈秀英：所以你不明白那是个啥子世道！划成地主富农了，就是案板上的肉，任砍任切。根红苗正的贫雇农检举你个臭地主，还敢狡辩？当场打死你！

我哥送劳改，民兵又来折磨我大嫂。吊几天几夜，还跪瓦碴，顶烧红的铁十字。田地、房子、财产全拿走，还不甘心，要挖浮财。交不出来了还要罚款。真是生不如死啰。我爹风闻我大嫂被整成那样，估计自己一把老骨头，熬不过去，就在半夜自杀了。

老威：什么？

陈秀英：也吊脖子了。当时，地主吊脖子很普遍，不值得大惊小怪。光草海子一个村，就有七、八个地主吊脖子。

老威：熬不到头了？

陈秀英：打、吊、用大杠子压腿，你嗷的一声昏死过去，又水泼，醒过来又整。还想方设法消遣人，逼你围着海子跑，或者从这面山跑到那面山，跑不动就用竹杆追着打，像赶牲口一样。旧时代的妇女，都缠裹脚，三寸金莲，平常出院子门都少，这时候却一跑几里十几里。大群年轻力壮的汉子一路跟着，摔了筋头，大家就哈哈笑，再抽你几杆子，爬起来跑几步，又摔了，大家又笑。你越鼻青脸肿，人家越高兴。我三婶就是被活活累死在半路的。

大形势摆着，你没处躲，有工作组撑腰，日子也看不到头。动不动就枪毙人，地主的胆子早骇破了。与其最后受尽折磨而死，不如吊脖子来得痛快。我六公公家，大妈和大哥吊在同一棵树上，大妈70多岁了，弓腰驼背的，大哥也有50多岁，母子俩就那样脸对脸、头抵头地去了阴间。草海子的晚上很冷，大清早人们发现他们，眼还睁着，脸上的泪冻成了冰槽槽。于是去拿锄头，嘿唑嘿唑地刨坑，十几个人忙了一上午，估摸着够躺两个死人了，才挥一刀，割断绳子，让母子俩扑通一声落下去。有人说他们在坑里竟然直挺挺地站住了，一个民兵用锄头一勾，才倒下，可脑袋还双双卡在坑沿，又一勾，才在坑底摆平了。

还有三对地主夫妻吊了脖子，有陈姓，也有外姓。都脸对脸、头抵头，吊在同一棵树上。

老威：这情景够震撼！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啊。

陈秀英：不是故事，是真的！男人熬不下去了，想死，又觉得自己死了，把婆娘丢在人间咋办啰？孤苦伶仃，挨了斗挨了整回来，连个擦身子的人也没有；痛得叫唤，连个递水的也没有。就哭，就把脑壳去撞墙，就喊：“婆娘啰婆娘！”女人一听就清楚了，男人你好自私，没活头就要先死！我成了地主婆，又改不了嫁，为啥不一块死了干净啰？于是抱着哭啊哭啊，又不敢大声，怕民兵听见，就你咬我的肩膀，我咬你的手杆，将牙齿印往肉里压。找一根长绳子，在树叉顶绕几圈，绳子这头挽一个套，那头挽一个套，再搬一条长板凳，一起站上面，一起把脑壳伸进套中。你盯我，我盯你，身子冻僵了，泪流干了，还看不够啰。再一起踢板凳，一起……埋人倒省事啰，脚底下刨个坑，人成双成对掉下来，也不用棺材也不用寿衣，甚至坟包都不用起，土弄平了就完事。

（话至此，陈秀英婆婆已泣不成声。孙大川老汉忙插断话头，连道“提不得”，并声明马鹿塘与草海子不属于一个乡，马鹿塘的土改就要温柔得多。我指出，马鹿塘已去过了，而且采访了谁谁谁，连贫雇农剥死人衣服的细节都了如指掌。老头神色愕然，随即也点头证明，这一切不是虚构）

孙大川：我二哥被镇压，不仅衣服，连鞋子、帽子都叫人脱了。光溜溜、血糊糊就入土了，家里不敢出面管啊。老母亲63岁，在减租退押时也关押了，因为她吃斋念佛，是乡里出了名的善人，所以工作组指示要专政，下面的群众明里打几下，暗地都不忍心出狠手。

老威：那时候还讲人情吗？

孙大川：山沟沟里的农民，没见世面，本来都淳良，可搞土改，把阶级斗争意识一灌输，就凶起来了。可老母亲，连叫化子饿死了，棺材板她都出，哪个能冲她凶啰？即使做个凶的样子给工作组看，转眼也就放她一马了。由于没吃大的苦头，她92岁才去世。我们也算尽了孝道。

你这辈人，已想象不出当时有多黑暗。城里许多像我这样参加过革命的人，一听说家里划地主，统统吓得不敢回去，就是在单位上，也得夹着尾巴做人。我回去了，心想总可以为家庭承担一点，但土改一划成分，我过去的革命经历都不认了。

老威：以后认了吗？

孙大川：也没认。因为孙旭原来是国民党的营长，虽然投奔了共产党郑伯克的游击队，但历史问题始终没交代清楚。在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他就受到冲击；57年反右，他又成了反革命右派，直到邓小平上台才平了反。我参加的是由孙旭部队改编的游击中队，所以也跟着倒霉。后来他们上头有个说法了，我才把要求平反的申请递上去，云南省信访处批示：“应予平反。”从县上发回到乡里，被党委书记丁绍文给扣押了，所以我离休干部的待遇一直没享受到。

首发人与人权

 

人说在美国人们多选择飞机旅行，火车运行成本很高，因而乘火车旅行所费不啻。然则果何如哉？最近我做了一次乘坐铁路交通横穿北美大陆的尝试。这趟旅行2006年9月28日始自太平洋岸的旧金山，10月1日止于大西洋岸的纽约，车票单价一百八十四美金。电子车票上不显示里程，只显示时间。从旧金山湾区的Richmound站始发，行一小时三十八分到达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站换车。这段铁路沿旧金山湾铺设，列车运行中右侧傍山，左侧濒海，风景绝佳。换车之后，接下来就是直达芝加哥的五十小时零六分的漫漫长途。前不久乘火车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走了四十五小时。

列车出萨站不久即进入落基山的大林莽，在其中穿行了大约十多个小时。这是太平洋水气滋润的林莽。之后进入内华达州的荒漠。之后是犹他州光秃的岩山，一棵草不长，山体整体风化，岩石上留下一道道似乎是千万年来雨水冲刷的沟痕。第一个天蒙蒙亮时，列车穿过大盐湖。我随身的世界地图册告诉我，这是北美面积最大、盐分最高的盐湖。记得中学地理课里说，柴达木盆地的铁路是铺在盐层上的，觉得难以想象。以大盐湖的情形而论，铁轨铺在盐层上就是铺在盐层上，没什么不好想象的。它怎样铺在地上，就怎样铺在盐上。进入科罗拉多州，山是山，水是水，很分明的样子。这水已经是大西洋水气带来的水。不过科罗拉多河水系将这水送进了加利福尼亚湾，滋补了太平洋。再往东到密西西比河流域，那水就是来自大西洋，复归大西洋了。

列车出科州之后，即进入中部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平原的农业区。遍地的玉米秸已经干枯，列车大约奔驰了近二十个小时才奔出这漫天的玉米带。车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站附近经过密苏里河，时当夜间，未得睹北美这条大河的尊容。列车上的第二个早晨，隔走道邻座的美国乘客告诉我：“瞧，密西西比河。”河面宽阔平静，把眼眶撑得有些发疼。我立刻遥远而又亲近地联想起密西西比河上水深十二寻的美国作家马克图温。

美国火车爱晚点，这是网上下载的介绍美国铁路交通的正规资料上说的。列车到达芝加哥，果然晚点三个多小时。在芝加哥换车，直达纽约。列车继续东进十好几个小时之后于奥尔巴尼折向南下，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茂密山林与哈德逊河岸之间狭窄的结合部穿行。哈德逊河河面宽阔，水量丰沛，又值大雨，一望烟雨溟朦，悠然想起中国的江南。车票显示，芝加哥至纽约这段行程是十八小时三十分。实际走了近二十二个小时，又晚点三个小时。不算两次换车等车的时间，这趟旅行在车上的时间总计约七十七个小时，合三天三夜零五小时。十月一日到达纽约，今天已经十日了，尚未遇到有这么横穿美国经历的朋友。

列车上的席位分沙发席和卧铺两种。我们买的是前者。沙发席的空间比中国列车上的硬座席大很多，可以坐，也可以半躺。自萨克拉门托至芝加哥这一段，列车上专设一节观光车厢。该车厢像一个玻璃房子，椅子正对车窗，不仅可以看两侧的风景，也可以看上方的天空和斜上方的山峦。列车上的服务人员，身穿制服，黑人、中老年男性居多，仿佛重现了在电影里看到的十八、十九世纪英美列车里的画面。中国列车上的服务员几乎清一色的女孩子或年轻女性，她们在家谈恋爱或照看孩子更合适。

中国人真是地球人类中的一个大族群。从旧金山一上车就结识一个中国女孩，北京的，十一岁随父母来美，伯克利大学土木专业刚毕业。在芝加哥又遇到一个中国女孩，清华的本科，中科院的硕士，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生物学博士。我座位后面是一位美国老人，退休工程师。他特意告诉我，修筑这条横贯北美的铁路时，有许多中国劳工累死在铁路沿线。

横贯美国，自西徂东，多样的气候和地貌景观依次展开。太平洋上的夏威夷，跨越北回归线，属于热带。跨越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北达北纬七十度以北，属于寒带。俄罗斯没有热带，中国没有寒带，美国则什么都有。美利坚帝国，上帝之剑，又美又利又坚，世界民主自由帝业的磐石和摇篮。

2006年10月10日写于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

──《观察》首发

 

2006年12月30日，世界在绞死萨达姆的绞架声中送走了又一年。面对绞死萨达姆的事实，世界一切热爱自由、民主、人权的人们是应该欢庆的，然而在欢庆之余我们是否该追问一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怎么还会存在这种违反人性的独裁者？是什么促成了萨达姆的为恶？是什么将萨达姆送上了绞架？人类何以避免悲剧的重演？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萨达姆的悲剧呢？应该承认，从个体还是从萨达姆家族而言，萨达姆的绞刑都一个悲剧。也许有人会说是美国的正义之师，或者说是美国的军队入侵，把萨达姆送上了绞架。的确，若没有美国的军队进入伊拉克，萨达姆目前可能仍在台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退一万步说至少他不会如今天一样走上绞架。也有的说是伊拉克人民，是他们觉醒后通过法律的形式将独裁者送上了绞架。当然若没有伊拉克人民的认同，萨达姆是不会这么快被绞死的。应该说美国的介入，伊拉克人民的觉醒，无疑是结束萨达姆生命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这一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种真正导致萨达姆终结、将萨达姆送上绞架的原因，我认为是曾经让萨达姆得意忘形的权力，是权力促使萨达姆疯狂，也是权力促使萨达姆死亡。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权力是由于族群、国家的出现才出现。权力从其产生的根本而言是个体权利的部分让渡，从其产生的目的而言是为了更好保护个体的权利。可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却一再显示，权力一经产生就有背离自身使命的趋势，并且有背叛自身来源的动能。为了约制权力，让权力不致完全走到人们的反面，人类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一度借助超自然的神力，如“天谴”、“神罚”等学说来警诫权力，然而由于人性的背离，恶欲的作祟，权力掌握者常常走到赋予权力者的对面，而作出许多危害于赋予权力者利益、甚至生命的事。没办法，在历史上人类只好不断地将一个个背叛自己的权力推翻，而重建起一个个尽可能符合自己利益的权力机构。然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政权在建立之初往往还能考虑权力赋予者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权力总是以背叛民众意愿而告终。在反复的历史悲剧中，人类日益认识到，权力必须有个设限，即公民让渡的权利所组成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表现于第一是公民有些权利是始终个会让渡的，是不可剥夺的，如自由、财产、尊严等；第二是权力必须在法律授权之下行使，无明确授权，就无权行权；第三是权力行使者必须是可以定期更换的。这样权力就被设定了边界，就是在一定的框架内行动，也就是权力被装进了法律的笼子，只有在笼子中权力才可以尽显威力。

装进笼子的权力就是现代的宪政。只有装进了笼子的权力才能不成为人们的对立，才能始终不成为人们的危害。可是人类数千年血泪凝结起的认识并不是为所有人所认同，尤其它不易为一些掌握权力者所认同。一些掌权者总回避权力自身的来源，认为权力是靠自己的能力与手段得来，或者是上天赐给，命里注定，如何行使权力那完全是我自身的事，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于是利用掌控的权力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这种无视权力来源，背叛权力目的的行动就是独裁，就是将权力视为个人的私器，当成为所欲为的工具。一个不受约制的权力，就好象没被关在笼子中的猛兽，其残暴、野蛮、随意、无常就是它的本性。在这种权力统治下的人民就生活在随时可能被伤害的境地，人们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没有保障，整个社会被恐惧所笼罩。

由于权力的不受约制，人性中的恶就没有顾忌。在权力与人性恶的相互怂恿之下，许多荒谬的、灾难性的事件就会上演。于是权力掌握者的一念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的重创，如萨达姆对一个族、一个村的屠杀，如中国的文革等等。

萨达姆的为恶正是有不受约制的权力助推。应该说萨达姆一切的罪恶都是借助权力来成就的。若没有权力的支撑，萨达姆也就跟所有伊拉克人民一样，就是为恶也不过是极其有限，断不能祸及全国，危及族群。蹂躏、荼毒伊拉克达几十年之久的萨达姆，从本质上而言是不受约制的权力在危害伊拉克，是没有约制的这种权力怪兽通过萨达姆在祸害伊拉克。

萨达姆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助推下日益变得疯狂，作出了许多伤害伊拉克人民的事，不仅如此权力也使萨达姆丧失了基本的理智，让他觉得世界不过是自己手中的面团，可以肆意玩弄，世界人民也如伊拉克人民一样可以任意糟蹋，于是他公然挑战人类文明，公然与世界为敌，不仅一再侵犯邻国科威特，而且一再用核武来讹诈国际社会。如此不得已，美国联合其他一些国家选择了出兵征讨，最后萨达姆只有就擒。让人回味的是在萨达姆被关押后，伊拉克实行大选，萨达姆居然还声称自己若参加选举还有把握当选。如此狂语梦话，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对一个被权力熏得丧失理智的人是有这种张狂的。不过文明世界与伊拉克人民不会再给这种疯子以机会了。

一个不受约制的权力成就了萨达姆的罪恶，最后将萨达姆推上了与伊拉克人民、与文明世界为敌的地位，最终等待他的就是正义的审判与绞架的侍候。萨达姆死了！这完全是不受约制的权力将他最终送上了绞架，试想如果一个现代文明的宪政国家，权力是在严格限制下行使，萨达姆又怎么能犯下那么多罪，欠下那么多血债，而最终只能以绞架来结束自己呢？

应该说人类历史因这种不受约制的权力而被送上黄泉路的实在不少，在专制时代各国王朝倾覆时都会有一批王公贵胄被处死，就是上世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不也是被杀，或是被逼上绝路自杀吗？还有上个世纪末前南斯拉夫的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是不可一世的权力掌握者，而最终都因权力而被葬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民主宪政下的美国，历经200余年，更换几十位总统，但没有一个总统被他们人民送上断头台的，相反那些因在位上被暗杀的总统还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与纪念。深思起来，原因大概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力是装在笼子里的，这种权力只能服务于人民，它做不了坏事，所以行使权力者纵使无大功于国，但肯定无大错于民，因此这样的权力行使者不仅可以自保，而且也常会得到人民的尊重与爱戴。

不受约制的权力，必将给权力统治下的人民带来灾难，并且也会危及权力之外的他国、他族，如此最后权力之下的人民，或者文明世界的人民必会本着人类安全及正义追讨的精神，将这种不受约制的权力捆绑，作为捆绑的象征就是将行使这种不受约制权力，危害人民的罪魁送上绞架。应该说这种绞架所绞死的虽然是一个人的生命，但它的意义更在于宣告结束一个不受约制权力的时代，因此它绞死的是那种不受约制的权力。基于此，伊拉克的新生就不是萨达姆的死亡与另一个总统的诞生，而是一个不受约制权力的终结与一个受约制权力的开始。就此而言，萨达姆的死不过是伊拉克将权力装入笼子的祭品而已。

由上可见，萨达姆的死昭示了：世界一切的权力都应该是有边界的，只有在笼子里的权力才是安全的，而一个不受约制的权力在荼毒天下百姓的同时也最终会将权力行使者送上绞架。在此，通过萨达姆的死，希望世界一切掌握权力者铭记：权力不关在笼子里，就将吊在绞架上！这是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能宝社区

 

北京时间12月30日11时05分，大独裁者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他的罪恶生命画上了句号。萨达姆死有余辜。他应该为独裁统治期间屠杀的无辜伊拉克人民，付出代价；作为一个叱咤风云、挑衅人类文明秩序的政治人物，萨达姆一生对其追随、信奉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强权政治进行了最为充分地邪恶实践；作为一个被终结的69岁健康生命，悲剧性地消失在曾被他残暴玩弄的伊拉克人民手里，这是一个朴素的正义战胜邪恶的自然法则。对萨达姆的审判，多少带有复仇的味道。

复仇是原始的寻求正义的自然手段。在庆贺萨达姆为自己的罪恶承担生命代价的同时，也有隐忧时时袭上心头：

人类为什么不能阻止野蛮的诞生，阻止野蛮人屠杀自己的同类？

用绞刑赎买屠杀，难道正义通过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得到伸张？

事前为什么不能够阻止罪恶和屠杀在一个国度的发生，却要在事后追加惩罚屠杀者？

是否被屠杀者只有数字上的意义？是否这些冰冷无语的数字，只有在给屠杀者定罪时才呈现人的意义？

屠杀与绞刑，审判与被审判，这是否都是人类的原罪？

发生的都成为历史。历史不能假设。

这个星球交织着文明和野蛮，正义和罪恶。全球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今天的区域化政治格局。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最为文明的民主自由制度，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部地区人民，沐浴在民主自由制度的氛围中；最为野蛮的独裁专制制度，依然在亚洲、南美、非洲每时每刻制造着屠杀、禁锢和贫穷。文明和野蛮，同时呈现地缘化、区域化特征。

人类在进化的同时还有太多的局限。丘吉尔总统曾说：“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对普遍国家外交的精确描述。当利益选项成为首要目标时，文明便沦落为附属品，自由的火光也暗淡下来。这是生者与死者共同的悲哀。民主有它的局限性，民主制度是次好的制度，但不因此说人类就应该熄灭对自由理想的追逐。

一个独裁者萨达姆被送上了断头台，并不意味着残暴的独裁制度在地球上的消亡。中国人依然生存在政治禁锢的国度，经济自由并不能诠释中国人权的全部。专制集团躲闪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背影里，象魔鬼一样徘徊在古老的土地上。我们的身边依然潜伏着金正日流氓政权。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最为顽固的几个独裁政权堡垒。

即将过去的2006年，是值得人类庆幸的民主战胜独裁的年代。观察世界上几个独裁者的下场，爱好自由的人民，没有理由不欢呼雀跃──91岁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虽然逃过了被送上绞刑架一劫，但他下台的十多年在耻辱中苟延残喘，智利人民走上街头欢呼他的死亡；独裁者朝鲜金正日反人类文明，实行恐怖统治，绑架一国之民走向饥寒交迫，核暴激怒国际社会，六方会谈再次失败，他越来越走近绞刑架；伊拉克萨达姆已被送上绞刑架。无论是独裁政权的消亡还是衰败，独裁者遗留的政治遗产，值得人类永恒警醒：都是通过流血军事政变或暴力革命夺得执政权，继而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期间大肆屠杀、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严酷实施言论和宗教禁锢，民间不同声音遭受打压，个人信仰被剥夺；强权实施个人崇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形象；经济上形成寡头垄断，对社会中下阶层实施剥夺。

（2006年12月30日）

民主论坛

 

自1978年我从滇黔桂交界的大山里跨入大学校园，转眼间在治学之路上已走过20多年了。

20年来我不敢说取得了多少成就，但却自知是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而在史学(通常认为的)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

二是“逆潮流而动”：19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知识界思潮迭起，西学东渐，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做着“死学问”，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保守”成为美德，“第二思潮”兴起，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我反而在这时“激进”起来，越来越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由“问题”走向“主义”。这是为什么呢?

我自知才智平常，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到处发言非我所能为。我更清楚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正如这一时期世风、政风的变化一样，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许多人力求适应于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也是有理由的。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19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并对诸如社会公正这类论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

但另一方面，我这条路更不是追风逐潮的趋时之举。20多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我不知道后人将视我为成功者或是失败者，更不想在这篇文字中摆出一副金针度人、启迪后学的架势，只想把一个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公之于众，为后人留下一份“民间叙事”，使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足矣。

从“农战史”走入学林

我于1978年作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入西北最大的综合性重点高校兰州大学，在此之前在壮族山寨里做了九年多的农民(知青)。我下乡时年仅15岁，三年“初中”都是在“文革”大停课期间度过(我所在的南宁市“文革”中内战之激烈闻名全国，“复课闹革命”也晚于其他地区)。因此我的课堂生活实际上是小学之后就是研究生，中间的12年(1966—1978)，即从12到24岁的求学黄金时代都是在社会上，头3年在“革命”中，后9年在大山里。我的中学与大学知识都是自学的。当年在那个边远小县只有我这个“农民”一人考上研究生，而同考的大学毕业者们均未遂愿，这曾成为当地一桩新闻。但就全国而言，由于正规高等教育中断了十年，我们这届在北京常被戏称“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中相当一批人都来自没有本科文凭的“同等学力者”。这也是改革初起时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这样的背景使我的学习带有两个特点，一是社会关怀导向。有人说我后来选择农民学、农民史为专业是“情系黄土地”，其实倒不一定是“黄土地”。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社会人”，对我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进程我要知道“为什么”。二是专业畛域的淡化。我父母都是学史学的知识分子，虽然1949年以前便在大学里作为民盟活动家从事反蒋，1949年后又成为“干部”而脱离专业20余年，毕竟“家学”(包括家中藏书)对我走进史坛是很有影响的。然而在我的自学时代的确没什么“专业前途”方面的考虑。我因此形成了多方面的求知欲。今人常引为“文革中异端思潮之源”的“灰皮书”，我是在插队后才读的。由于缺乏理、化实验条件我曾对数学发生极大兴趣，至今因此得益。在全无听说条件的大山里我仅为阅读而用汉语拼音来念英文，居然在进入兰大后的“英文”考试中连拔头筹，不是以专业而是以“英文”好而在校园小有名气，然而实际上我的“英语”既聋又哑。这种自学的习惯使我在大学任教后头几年总把学生当做为智求智者，热衷于抛开教材讲“问题”，而难以适应当时的教学常规。

但这一切在我读硕士期间尚无反映。1978这个年份是国人兴奋的一年，我一家尤其如此。我考上研究生、妹妹考上大学和父母结束流放回城“落实政策”都在一月之间 。一时真有否极泰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遂心之感，似乎风声雨声已过，只有读书声“声声入耳”了。有道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山中九年之后回到“世上”，面对如潮新知不免有烂柯之叹。我于是成了个不问世事的“书虫”，读研三年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那时太平盛世的气氛下我虽然从“三论”到萨特、汤因比接受了不少新知，却没有太大的理论冲击感，穷究史料而考证“问题”成了我用功的主要方向。我信奉陈垣先生“竭泽而渔”的史源学原则，无新史料不落笔，每文辄引书百数，列注数百，还专门写过批评某些人猎奇哗众，学风不谨的文章。这赢得了不少史坛前辈的赞许，但年轻同仁则往往对这种乾嘉式文章的“老气横秋”不以为然。

实际上，我这时的文风虽然“老”，“问题”却不属于传统史学。我读研读的不是传统的断代史，而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之重要成分的专史——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这一选择无疑与我的“农民情结”有关，而且影响到我的专业兴趣至今与“农”有缘。我的导师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外语系，参加过左联与“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山西抗战，随后转入文化领域，成为一名新锐的左派史学家。建国初期他曾非常活跃，但不久便耿直招祸，成了“右派”，经历了无数坎坷折磨，直到改革时代才又重新崛起。先生也非史学科班出身，他学贯中西，思想敏锐，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主义”信仰，视野开阔而不囿于专业畛域，这一切都对我有着极深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我显得像个考据派学者。对史料的搜寻、甄别、辨伪、整理极为入迷。明清不同于前代，其文献数量大增堪称浩如烟海；但又不同于近世，没有机印、传媒，多数文献流传甚罕。于是到处“访书”、泡大型图书馆尤其是善本特藏部，成为我的日常之功。以致一些前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在内，在肯定我重视实证的同时也提醒我要开阔眼界，不要局限于????之学。

但实际上，这个时期我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人”的关怀。我一直记得赵俪生先生的两句话：“小问题要越做越大，大问题要越做越小。”我的考证也是有感而发的。在《营庄制初探》一文中我总结说：“从经济学角度讲，营庄制作为宗法式小农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是逆历史潮流的。……它实行的结果正是对它的经济原则的否定。大西军为实现宗法小农的‘公有制’而斗争，结果却是使云南的封建私有制朝着摆脱领主制残余与落后的宗法共同体天然羁绊而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段语言具有80年代上半期的色彩，但其中已包含了我后来学术转折的一些因素。

探索“古典经济”

在对明清农民史的研究中，我已对“租佃关系-土地兼并-农民战争”这种通行解释模式产生了很大疑问。明末租佃关系最发达、土地最集中的江南地区恰恰是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战争惟一没有涉及到的“偏安之地”，那时虽然也出现过“佃变”，可这种抗租不抗粮、反主子不反朝廷，往往通过向官府请愿讨公道的方式进行的事件明显与北方的“农民战争”性质截然有别。而北方的“庄佃”往往随庄主守“土”不“流”，在乱世中持“介于似贼似民之间”的立场，主佃关系反较南方缓和。作为农民战争主体的“流寇”则与主佃关系几不相干，基本上是因天灾及(更主要是)专制国家的横征暴敛而抛弃土地的破产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他们抗粮不抗租，矛头直指朝廷及官府，体现的是“官逼民反”、即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而非民间社会内部的贫富冲突。

过去把“官民冲突”说成是民间“阶级冲突”的体现，往往要强调地主与农民发生租佃或土地纠纷，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镇压农民。但史实却常常相反：是专制国家及权贵层压迫民间(包括贫富庶民)致乱，而在乱起时贫富民的态度可能有异：贫者穷则思变，富者厌乱思安，从而在民间内部生成次生矛盾。换言之，不是“阶级冲突”激化成农民抗官，而是官民冲突派生出贫富斗争。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分野是主要的，有产(或多产)者与无产(或少产)者的分野是次要的。只有在专制特权与权力—身份等级制消除后的近代公民社会里，资产(包括地产)的差别即“阶级”差别才会凸显起来。而直至改革前，我国历史从未走到过这一步。权贵欺民并不是以资产(包括地产)所有者的身份实现的，而是以“国家”，即大共同体的人格化身份，通过对臣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的统治实现的。亦即不是以一部分所有者与另一部分所有者的关系、而是以共同体压抑其依附者的个人权利及个性自由的方式实现的。

这一结论不仅仅得之于明清。1980年代中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当时每年都有到各县搞函授辅导的任务。利用这一机会我对关中各县的十余个档案馆进行了查阅，搜集了土改、民国以至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的大量资料。那时我国尚无《档案法》，社会上对档案并不重视，基层档案馆多是设施简陋、门庭冷落、编目混乱，也没有向非政府的社会人士提供查阅服务的成规，而除了故宫明清档、南京民国档乃至曲阜孔府档以外，当时史学界也尚无利用基层档案的风气。?荨上接22版

但我通过多方“钻营”还是大有所获。这些收获不但把我在基层了解到的有关土地改革运动中“关中无地主”的说法实证化了，而且通过发现的明清地籍、税籍和方志资料证明了传统时代关中地区地权分散、租佃制不发达、自给自足背景下的“雇佣制”比租佃制更活跃、宗族组织不活跃而官府的基层控制较强、专制国家与“编户齐民”间缺少中介性的小共同体自治机制、传统小农缺乏“小资产阶级”性质而直接依附于传统权势，形成浓厚的权力经济氛围。而这一切并非只见于近代，至少明清已然。(我当时已隐约感到这些特征与秦统一时发达于关中的法家大共同体本位传统有关，但尚无把握。)后来我依据这些资料形成了“无地主而有封建”的“关中模式”理论。

这一时期我花在中、西“古典”时代即战国秦汉与希腊罗马的比较研究中的工夫很大。1986年我开设了《古代社会形态学》课程并以中、西古典经济比较为主线写了20万字的教材(打印稿)，同时采用从微观入手的方式，开始发表《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西汉五铢钱流通数额问题》、《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论古典借贷关系》、《关于古典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汉金新论》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受过去“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尤其受“魏晋封建论”的影响，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是：我已把关注点从“生产关系”转向了资源配置方式，从“奴隶制、租佃制、雇佣制”的“阶段论”转向了古典商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或习俗—命令经济及近代市场经济的机制辨析。

我对古典经济的研究有我自己的“问题意识”，不仅不为“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所限，也没有追随当代西方流行的“原始主义”古典学，但我对“现代主义”的古典经济范式也有不满。长文《汉金新论》在对汉代与罗马黄金(金币)流通的分析中肯定了贵金属通货与古典商品经济的关系，但批评了套用现代概念认为那时存在着“金本位制”的说法，指出本位币与法偿制度在当时的经济机制下不能存在，汉金在魏晋、罗马金币在中世纪初期的“消失”也与格雷襄定律无关。不过相对而言，我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仍大于其他各派古典研究，这与我作为“社会人”持有的“现代化情结”不无关系。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工作在推翻陈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论(但又不走向那时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文化类型史观)方面是有意义的，许多具体考证与分析也能成立。但我对专制国家、尤其是以秦代法家理论为指南的极权国家的经济干预有所忽视。在这种干预下，汉代与其说像罗马，不如说更类似于拜占廷专制帝国(今天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也成型于拜占廷)。秦汉的“非宗法化”不是公民个人权利消解了家族权利，而是专制国家权力压垮了家族权利，当然就更压制了个人权利。这与拜占廷专制皇权对罗马父权制家族的解构是类似的，由此形成的拜占廷罗马法虽然消除了罗马时代、尤其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宗法色彩而显得十分“现代”化，但拜占廷社会反而比罗马社会更加远离了“公民社会”而向东方帝国发展。秦汉的非宗法化、非村社化体现的同样也是专制帝国本位而非个人本位进程，它与以公民社会为方向的宗法解体、村社解体进程是相反的。这些新认识构成了我后来的“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论。但这是后话了。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

作为学者，要说不想在专业上“出人头地”那是假话。但应当说我的治学方法对“专业前途”似不有利。这也是习性使然。我早年失学，自学的动力全在于“兴趣”，而“兴趣”又来源于“问题”。学问学问，学以解“问”。没有“问题”死背“知识”未免太没意思了。解“问题”是有趣的，背“知识”则可能是有用的。但在当时环境下“知识”之用不知何在，追索问题便成了主要动机。而一追索起来，往往是甲问题套着乙问题，乙又套着丙问题……这么一“追”往往就不知“专业”界限何在了。

说起来我的不少学识都是这样来的。例如我没在中学学过数学，后来在乡下对解方程来了兴趣，因而只学代数。但因摆弄小水电要看电学，结果被功率因素、正弦波、相位这些概念难住了，才去掉过头来学三角，又由此迷上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我的数学知识就这样七颠八倒地学了若干。又如我在乡下一度对中草药着迷。但草药书看了若干，却引发了对植物分类的兴趣。到后来那些药材的性、味、主治大都忘了，却对当地的草草木木几乎都能说得上来其纲、目、科、属及彼此间的亲缘谱系。

后来吃上了社会科学这碗饭，跟着“问题”走的恶习仍然未改。所不同者，关注社会的“问题”少不了在纯粹求智之外带点儿“正义感”或曰人文关怀，而这又必然带出“主义”。既想谋道，又想谋智，既想当“刺猬”，又想当“狐狸”，于是便徘徊于“问题”与“主义”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

我的研究难改“有感而发，有据而论”之习惯。有感而发，则文以载道，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则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自觉是个价值取向强烈的人，价值“偏见”是否会影响客观观察呢？不敢说绝不会，但起码应做到不去故意歪曲事实。

我往往在追索中从一个问题进入另一个问题，这就难免逾专业之界。我当然不可能对许多专业都有发言资格，但我希望在我关心的具体“问题”上不讲外行话。例如，我不是美国史专家，但我关心“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对这一问题提出以来至今的讨论经过及各家的得失有认真的了解，这我自觉能做到。

我治学20多年来经历了不少事变，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心路，也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主要苦恼于学科的危机，想的是在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史萧条的情况下农民史研究向何处去？而在此之后，我则苦恼于另一种危机，想的是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农民中国向何处去，我自己又向何处去。

于是在人们由“主义”转向“问题”之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主义”了。如今中国似乎又迎来了一个讲“主义”的时代，而且比1980年代更进一步，不需借谈“文化”来讲了。如今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都可以研讨了，这令人感到振奋。

但在“主义热”兴起之际，我却又想回到“问题”了!

“主义”具有自洽的逻辑完美性，可供把玩。但“主义”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供把玩，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是想用它来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而不是中国古代或西方的问题。“主义”中包含着普世性的价值，每个“主义者”都应当弘扬这些普世价值。但“主义”的具体文本往往是针对特定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建构的。自由主义者把公民个人权利当作普世价值，但威胁此种权利的“问题”却各有不同。因此弘扬普世价值时恐怕要慎言普世问题，还是那句话，“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