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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几天以来,从小在讣告、祭文和挽联上看熟了的这八个字就在我脑子里回荡。若水,你为甚么偏偏在这个中国最需要你的时候走了呢﹖

我认识若水并不早,是一九八五年夏天到福建武夷山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时才初次见面,然而早三十年就久仰他的大名了。若水从五十年代起,就是一位「名人」。这在当时确实是异数。

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他一九五零年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并且号召大鸣大放后,他一九五七年四月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毛主席认为很好,因此在把邓拓(中共资深报人)叫去狠狠批评他执行鸣放不力的时候把王若水也叫了去,当面称赞,以反衬邓拓不搞大鸣大放是「死人办报」。其实邓拓是凭他的经验意识到鸣放的人将来决不会有好下场而存心保护干部。

二获毛泽东称赞

毛主席还说邓拓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当时热烈拥护毛主席的王若水,虽然对此困惑不解,但是忠实地记录了这几句话,给后来了解一个多月后开始的反右运动和了解毛泽东思想,留下了珍贵的见证。

对王若水来说,这真是圣上特达之知,大名因此不胫而走,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跟他属于同一个圈子,因此知道得特别早,也特别详细。

这是王若水见到毛主席的唯一的一次。但六年后,他又写过一篇《桌子的哲学》,据他说实际上是反右以后看了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受到影响的结果,这本书被苏联(因此也被中国)哲学界认为是马克思早年不成熟的著作而不予承认。然而不知出于甚么原因,这篇文章又受到毛主席的表扬。那时在中国,已是经过反右派、反右倾两大运动而「万花纷谢一时稀」后,王若水也在《人民日报》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下放改造过一段时期了。二次蒙天语嘉奖,实是异数中的异数。

一九七二年,王若水被周恩来任命为《人民日报》的「看大样小组」(相当于当时其它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才具,一方面也与他曾蒙毛主席的赏识有关。但若水后来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他是在林彪出事以后升官的。当时,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批林彪的极左,四人帮则要批林彪的「形左实右」。若水想不通也罢了,却竟然上书毛主席,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天真到以为毛会支持总理而批评张姚。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他不知他反对的正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了一句「《桌子的哲学》的作者,现在看来也不高明」,于是招来了一顿他还没经历过的大批判,而且又一次被下放劳动改造。

不过,这次打击可深深地教育了若水,使他进一步看清伟大领袖的真实面貌。好在一九七六年秋天,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也倒了,若水倒反而多了一顶「勇于反左」的帽子,因此一九七七年就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很可能是当时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高干」。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立国。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就没有一天不是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毯式轰炸之下。五十多年来,按理应该造就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算来算去,似乎只有若水一个,顶多再加上其它几个极个别的人,是真正钻研、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真正熟悉马克思理论

当然理论的最高权威是有的,因权力的中心必定要是真理的中心,他就是毛泽东本人。他尽管不难做到「一言而为天下法」,但要不了多久,甚至不到一年,他的话就会自动转向,使人无所适从,又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原来跟了毛一阵子的「理论权威」,不免纷纷落马,以致于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甚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朕即国家」这一条。

我一直以为若水起码要比我年轻七八岁,现在才知道他不过比我小三岁,且我们的经历十分相似。青年时期都热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学生运动,后来又都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崇拜毛主席,以后由幻灭而开始新的觉悟与追求。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逮捕后,中国开始有了一种「百昌苏醒晓风前」的感觉,但历经三十年的高压,备受荼毒的中国人当时能想到、敢于想到的只是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的概念。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又都是文革前曾有人提倡而又被批判的概念。当初主持批判的主将之一是曾有「中国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王若水则是积极追随的青年理论家。文革中历尽磨难的周扬对此有了反思和新觉悟。到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决定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召开由总书记胡耀邦做报告的大会,另又召开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请周扬做主题报告。周扬决定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同时邀请王若水作为他的报告的起草人之一。

三月七日,周扬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的探讨》的大报告,获会场和社会上热烈欢迎,也得到意识形态部门的赞扬。不料没几天,就引起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最高负责人胡乔木的异议以至反对。

意识形态与中央相左

以后的事是个长长的故事。它部分与胡乔木反复无常的性格有关,但主要是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有关。周扬的报告终于还是违背胡乔木的意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十个月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即周扬发表演说的同一个地方)发表为周扬的文章「消毒」的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最后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三千万份单行本。

周扬的报告与胡乔木的反驳,直接引发了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作为清污的一个结果,周扬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向新华社发表谈话,违心地作了检讨。一贯支持王若水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自请辞职。十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的请求,并且免去了王若水的副总编辑的职务,最后还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把王从党内除名。

一九八四年秋,周扬因病住院。五年后郁郁而死,已是在「六四」风波之后了。王若水始终不接受批评,不断抗辩。事实上他在「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也会异化」此二问题在思想上本来就比周扬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也活跃得多,他一九八六年还出版近二十万字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现在有人奢谈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但是不要忘了,所谓思想解放永远是充满了解放与反解放的斗争的。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而顶压力、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就是王若水。后来的人不要以为这仅是一场理论斗争,它牵动到文学、艺术、电影和电视,牵动到整个社会以至中国的政局。

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也不是没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只能在心底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与敬仰。

没有报刊敢刊登

在若水被中共除名以后,中国报刊和出版社就不敢再出他的文章和书了。但是这个一生不倦地追求智能、追求真理的人是不会搁下自己的笔的。他老当益壮,与时俱进,带问题学,想清一个问题就写出一篇文章。每年大概总要写篇万言长文,不能出版就自己打印出来,分赠友好。我就收到过一些,得益匪浅。好象把他的文章翻印流传的人也不少,我相信他的读者不会比当年他那《为人道主义辩护》一印就是三万册的时候为少。

若水青年的时候是在列、斯、毛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这个「反面教员」使他逐步脱出了列、斯、毛的极左教条主义,回到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点,和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原初理想上来,重新学习、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他在一九九五年底修改定稿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他二零零零年年底完稿的《整风压倒启蒙》已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论证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标题下,他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表明这点。在我看来,他似乎越来越转向几百年来作为世界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一切主义,在其发展特别是实践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偏差、矛盾,以至异化。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但几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实践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少偏差、矛盾和异化的,它也预设随时纠正自己的机制。

《整风压倒启蒙》很可能是若水的「绝笔」了。他在文章的结尾说﹕「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首先知识分子应当进行反思,重新对我们在多年中受到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从左的精神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跨进新千年的门槛时,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本世纪未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

文字简洁了无渣滓

说到启蒙,若水真是一把好手。除了他的学力和识力而外,他的文字能力也是别人难能企及的。无论甚么艰深的题目,也无论甚么复杂的情况,由他写来,都是婉转自如、毫无滞碍,完全做到了从小老师教给我们的文章的极致——「simple」(简单)和「direct」(直接)。有人说他的文字正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形容﹕一泓秋水,清澈见底,了无渣滓,沁人心脾。

一代思想大师,文章大家,为甚么就这样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中国实在需要你啊﹗

若水,你是抱治好病的希望去美国的,不料却竟然死在了美国。我知道你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你几次提到,只要一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你就会热泪盈眶,甚至夺眶而出。你爱中国,爱得那么深沉,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会以衰病之躯,还那么勤奋地写作,正是因为你深爱中国,你才那么关心中国的命运。

若水,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若水,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国走了呢﹗

呜呼若水,生死别矣﹗西方之土,不可以久留﹗魂兮归来,返故居索﹗

于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七日


 

目录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好“党文化”的碰撞
 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唯物史观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
 从理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
 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
 走出马克思的“牛顿时代”
 毛泽东的反人权思想和实践
 “异化”这个译名
 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
 冷静下来的思索
 没有结束的求索
 王道乎?霸道乎?
 哈佛的书世界
 从批“左”到反右的转折
 人道主义辩
 最大的祸害是“左”
 人的难产
 深刻剖析毛泽东思想
 不同视角的人口问题
 和王若水谈心
 集中营门上的“自由”说起
 与王若水谈周扬
 纪念王若水
 从日本投降说到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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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钱钟书

 

《槐聚诗存》中,1989年这一年,钱钟书惟有一首诗,名为《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槐聚诗存》出版于1995年,这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间。作于1989年的《阅世》,其所表达的心迹与感怀,充满家国之哀,至为沉痛。所以,余英时先生在发表于1999年1月2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我不敢签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他的“不敢”,真实原因一望而知。

《阅世》没有注明写作月份。钱钟书先生去世后的第5日,也即1998年12月24日,李慎之先生写下了《千秋万岁后,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其中可确知此诗的写作时间:“九年前的夏天,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1989年惟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九年前的夏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道伤疤。在1995年这个年份,再标榜“讲真话”的人也没敢公开对这道伤疤有所表示,但字为“默存”的钱钟书讲了。有许多人认为钱钟书远离现实,没有关怀,只是注释派的大师,甚至以“没有良心”来指斥他,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李慎之先生在文中还写道:“我相信海内外不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做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这个评价真是不可谓不高。

《阅世》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余英时先生语)的钱钟书先生在1989年那个特殊年代中的心境与所思,是我们理解钱钟书先生的一扇小窗口。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不久前巴金先生的显赫的死,比起这种显赫的死,钱钟书先生及家人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更见境界。他们谢绝了一切官方和世俗的荣耀和礼仪,以最简洁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其实,他是更有资格享受俗世的荣耀的。起码,在历次政治运动来临,知识分子们咬成一团时,钱钟书是凤毛麟角的能保住自己人格,手上没沾同类的血和泪的知识分子之一。这固然使他没有机会写出忏悔的文字从而博得一种在我看来未免古怪的声誉,但我相信,他会获得我们更深远的尊敬的。

[2006年度致敬人物]除了获奖其他都没有改变

 

  余英时

  「致敬辞」

  自2004年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穷两年之功,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截至2006年5月出版完毕,是这一年中最有分量的出版物之一,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展现了余英时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同年11月,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把素有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桂冠首次戴在了这位华裔学人的头上。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有鉴于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本报郑重向余先生致敬。

  ■余英时作品一览

  《历史人物考辨》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版本:三联书店2005年2月版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士与中国文化》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本书主要收罗作者自2003年以前的论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方以智晚节考》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1972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证及修订。作者希望通过方以智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揭开当时移民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

  ■人物简介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

  “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

  今年11月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共同荣获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对余英时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以76岁的年龄荣获了这个“人文诺贝尔奖”对他来说的确是对他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他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因为“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2001年6月,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他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这种夫妻感情谐乐和合的家庭生活让他非常满意。他一般每天都要和太太一起散步、聊天。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4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本来他准备在1999年退休,因校方一再挽留,直到2001年才得偿己愿。退休使他完全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做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酷爱围棋,名声在外,《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

  “我的朋友还有古人”

  今年11月,余英时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他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他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是禅宗和尚的关系。他每天工作3小时到10小时,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按照他的话说,这“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

  1978年,余英时曾经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最近他表示,还是想到自己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趋看看。“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强烈的社会关怀

  虽然身在海外,余英时一直保持了对中国的关注。前不久,有报道说河南农村一个镇上有一种节日庆祝娱乐堕落为一种色情的表演,据说参加的农民很多。他立即撰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称,从前中国的民间文化和高层文化———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的文化是沟通的、是双轨进行的。现在中国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庸俗化的,所以带到乡村的也是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有人宣称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他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时至今日,余英时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基本在内地出版,他的名字也随着他的获奖而被更多人知道。在余英时身上,显现着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者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而在海外数十年执教于美国多所名校教授中国文化,又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在象牙塔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获得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就是一种承认。在学术的领域之外,余英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并对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丑恶现象口诛笔伐,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也堪称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本文写作参考了《东方早报》陈怡文章,以及相关报道)

[2006年度历史/传记]《上学记》

  作者:何兆武 出版机构:三联书店

  「致敬词」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鉴于此,本报将其推荐为2006年度历史/传记图书。

  ■专家评价★

  谢泳(《黄河》杂志副主编)

  以个人经历重现历史更真实

  读完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回忆录《上学记》,感觉非常复杂。何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有自己独立的视角。他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负面评价,但对那个时代的总体认识,还是不同于我们一般人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我以为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都应该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体验。

  我过去留意过西南联大的历史,也读过相当一部分当时的历史文献,我以为何先生的回忆是真实的,特别是它所体现出的精神是真实的。

  张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人和事让我很感动

  《上学记》最让我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人,一个是事。他在书中写到的人栩栩如生,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当然,这包括他自己对一些老师的评价或体会,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同意见,但这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从作为西南联大学生的眼光来看老师的视角,这一点非常好。从他写的这些人物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的追求,也体现了他的道德情操和品格。

  写事情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西南联大的章节。在当时极度艰难的环境下,那一代学人后来还取得了那么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这件事如何成为可能,如何发生?

  ■历史/传记书提名

  《万古江河》

  作者:许倬云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的宏阔视野、纯熟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对于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照顾,使得这本摆脱帝王将相的中国通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凯恩斯传》

  作者:(英)斯基德尔斯基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

  本书从全球化的高度展现凯恩斯这位有着世界性影响人物的人生轨迹,是其高出其他作品的地方。

  《蛤蟆的油》

  作者:(日)黑泽明

  版本: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1月版

  黑泽明的躯体已经离我们而去,而他的传记《蛤蟆的油》则带着他生命中恒久的电影精神流传下来。

  《列侬回忆》

  作者:(美)温纳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

  《伶人往事》

  作者:章诒和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本书记录了八位伶人:尚小云、言慧珠、杨宝忠、叶盛兰、叶盛长、奚啸伯、马连良和程砚秋的感人事迹,反映伶人在种种政治运动中的坎坷遭遇和他们高贵的品格。

  《世界美如斯》

  作者:(捷克)赛弗尔特

  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这些怀人忆旧的篇什,是赛弗尔特曾经喷薄如朝阳的诗歌过后温暖旷达的夕照散文,平和隽永,娓娓讲述中不掩文字背后的隐隐情愫。

[2006年度文学书]《芒果街上的小屋》

  作者: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版本:译林出版社2006年6月

  「致敬词」

  在2006年的文学版图上,《芒果街上的小屋》算不上参天的大树,最多只是一朵优美的小花。不过在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喧嚣、越来越私人的时代,这样的小花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丽。这一年的文学市场,不缺少喧闹,也不缺少野心。韩白争论、梨花诗风波和汉学家的批评已经充分暴露了当代文学的虚弱,而莫言的乡村、苏童的神话、余华的荒诞对于作家本人而言或许是突破,但对于读者,这些越来越私人的文字,已经是一种越来越遥远的文学。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芒果街上的小屋》致敬,不仅仅是为了这本小书本身在散文文学上的成就,更为了以它为代表的清新小书潮流对文学市场的解毒作用。

  作为散文,《芒果街上的小屋》清纯优美、忧伤动人。而在文体上,这本小书更身兼诗歌与小说的双重特色,达到一种纯美的状态。虽然这本小书描写的只是一个异域的移民故事,但因为作者对人性柔软之处的准确把握,拉丁裔贫民社区的生活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来自文学本身的力量,使得《芒果街上的小屋》在下半年的图书市场大放异彩。

  当然,清新和纯净,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们无意由此宣扬一种浅近的文学观。我们注意到《太平风物》对现实的介入,也注意到《碧奴》和《后羿》对传统超越的企图。但是在一个文学迷失于大众的时代,我们需要来自文学最原始的本真力量,而这正是《芒果街上的小屋》所带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授予《芒果街上的小屋》最佳年度文学图书的荣誉,并希望从这本书开始,迎来文学精神的回归。

  ■专家评价

  张悦然(青年作家)

  那些幸福的小雨点

  读《芒果街上的小屋》是在一个温暖的冬天。我像是跟随一个欢快的吉卜赛舞者,又像被阿里阿德涅的线团牵着,走进了一座丰饶曲折的地下迷宫。

  确切地说,这本小书所记录的,是从女孩蜕变为女人的过程,是少女时代的最后的一段光明。它就像熟透的芒果一般,饱满多汁,任何轻微的碰撞都会留下印迹。

  令读者感到欣喜的是,这还是一个诗情画意的王国,作者希斯内罗丝将她的跳跃灵动的诗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诗性,并不是通过华丽的词藻,对仗的句子弥散开来的。事实上,若你留心一下这本书中的词句(一个微小的建议:当你阅读这本书中的句子时,最好可以读出声来),就会发现,书中没有什么繁赘,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词和句。每个词句的出现,绝不是一根随意摆放的树枝,它们是有方向的箭,直达靶心,———那么精准和有力。当然,它们同时是诙谐机智的。“雪糕一样的厚嘴唇”,“她的气味是粉红的”,“野草多得像眯眼睛的星星”……书中充满了这样诱人的比喻,使希斯内罗丝建造的这座童话王国,绝不逊于她钟爱的名作《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我一向很羡幕能将少女描摹得细致入微,生动明艳的艺术家,比如巴尔蒂斯,比如希斯内罗丝。因为这些活泼的作品,将帮他们抓住青春,留住韶华光阴中一抹永不褪色的色彩。于是,他们不再会衰老,在阴雨连连的日子里,只要将这犹如压箱绸缎般的宝物拿出来,幽暗的房间里顿时光芒四射,再黯淡的人也会在瞬息间被点亮。他们在方寸中跳舞,快乐得像个孩子。孩子,是的,孩子就是那些在方寸中热切地伸出双手,接住雨水的人。他们想更多一点地触摸世界,于是他们自己伸出手来要。就是那么简单。

  黄集伟(书评人)

  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这是那种读起来会特别流畅的书,但这其实正是要警惕的地方。在每个流畅的句子后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些或很多意味。好像在某条小路的尽头忽然有一片竹林或一只流浪猫……干吗那么恶狠狠看着我?我不欠你的?或者,我曾对不起你?都有可能。

  不同的人读出不同的感受,且并不彼此合作,包括作者在内,各行其是。它所构成的,确是本书可能生成的意义,可它只是一个个命名古怪的文件夹,密码丢失,很难二度打开。它们存储在各位读者的电脑里。

  它就好像早年间的言情小说,红男绿女人约黄昏后,说好在第7根电线杆下不见不散。可居然无功而返———因为绿女说的电线杆是正数,红男说的电线杆是倒数。

  这也是典型的小资读本,当红小资或过气小资都会喜欢。因为无论“当红”还是“过气”,小资读者尤其不喜欢那种满满当当确确定定的文本。满满当当挤掉了充填幻想的可能;确确定定排斥了猜谜的乐趣。

  这样看,小资读者是对好的文字好的文学永远满怀期待的读者,也是最有创造性的读者。他们好比土地,肥沃的土地。“你今年在那里种下一根车轴,明年就可以收获一辆马车。”(契诃夫语)

  所以像《芒果街上的小屋》这种小说总读不完。我总会停留在某个句子旁边,抽根烟,喝口茶,让联想的雾气跟着烟圈飘走,去向不明。

  ■文学提名书

  《我的名字叫红》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这本书名无形中应了新科诺奖得主帕慕克的名字,10月,世界上名字最红的人就是他了。此前两个月,《我的名字叫红》在内地出版时,几乎无人关注,而两个月后,它成了畅销书。这不是一口气能读下来的书,如果从一开始不能适应他的叙述方式,就很难读下来,因为这种“第一人称”的“接龙”叙述方式,有别于我们以往阅读的经验。

  《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这本书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好评,是因为胡赛尼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关于命运轮回和人性救赎的故事,小说讲述了阿米尔从一个懦弱自私的富家少爷到后来回到阿富汗,去救他的仆人(也是兄弟)哈桑的儿子的过程。作者胡赛尼是个很聪明的作者,他的书有着典型的畅销书套路,他先把阿米尔写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进而描写他的转变和救赎,这样的故事往往很能打动善良的读者。

  《风之影》作者: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这是今年阅读史中最舒心最畅快的一本,书中有我对小说喜好的很多元素,比如惊悚、悬疑、推理等。这是一本向爱书人致敬的书,也是一本向文学尤其是拉美文学致敬的书。小说从少年达涅尔在“遗忘书之墓”获得那本《风之影》起,一段奇妙的追寻书中的秘密开始了,我的阅读神经也就被紧紧扣住了。读完本书,我多了一个ID:风之影。

  《太平风物》作者:李锐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11月

  阅读书中的一个个短篇,一次次被农民的命运所震撼。李锐借农具来讲述农民的命运,我认为是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农具,对于农民来讲,就是最贴切的意象。纷纷登场的农具就像一页页农民生活的画卷,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虽然,现在很多农民已经离开土地,离开家,来到城里,过着边缘人的生活,但土地,毕竟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命运的归所。第一次读到这么集中、这么中肯地表现农民命运的小说。

  《兄弟》作者:余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

  解读《兄弟》的人越来越多,但说好的人越来越少,这和余华以前的作品的口碑显然相去甚远。是余华变了,还是时代变了;是作品真退步了,还是我们的阅读要求提高了。总之,围绕《兄弟》展开的话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一部作品的优劣了。不可否认,《兄弟》是余华走畅销路子的成功尝试,他的文字直白了,尤其是下部,完全是畅销书的语言,能让人一口气读完。或许,《活着》时期的余华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个时代,只能产生《兄弟》式的余华。

  《生死疲劳》作者:莫言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

  在众多关于莫言的《生死疲劳》的评价中,“疲劳”二字被反复提及,我想,对于一部作品而言,给读者的阅读带来“疲劳”总归不是好事,尽管文学界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什么“划时代的史诗巨著”、“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等。和李锐的《太平风物》一样,这也是一本关于农民与土地的书,但相比较这两本书,我偏好《太平风物》。

[2006华语图书传媒年选]《八十年代:访谈录》

《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查建英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5月

  「致敬词」

  追寻八十年代,是今年看似突兀的一个文化回流热潮,却无疑有着耐人寻味的当下社会体征。查建英是这股热潮的“点石”者,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访谈录,谈话者以个人的角度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阿城、李陀、陈丹青、栗宪庭等,他们身份遍及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在场者,他们在那个年代里特立独行地展开了精神远行和心灵漂泊。

  这本书试图重现那个年代的场景和氛围,虽然强调反省和审视,但终归掩饰不住内心中的那份迷恋和怀念;虽然强调浪漫和诗意,但终归还是脆弱而短暂;虽然强调文化和启蒙,但终归还是“精英们”的八十年代,虽然……虽然,我们依然要向那个年代致敬,向这本书和书中出场的人致敬。

  ■作者访谈

查建英:用八十年代参照现在

年度图书《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接受专访

  八十年代成为符号违背了我的原意

  新京报:你最近曾说,本来以为这本书是向后看的,但没想到却引发了回顾八十年代的热潮,甚至年轻人也很爱看,对此你很意外吗?

  查建英:同代人会对这本书产生共鸣,我并不意外。年轻人可能是出于好奇,比如想知道他们父辈们是如何过来的。或者说用80年代说事,寻找一些我们现在缺乏的东西,但这里面可能就有一种浪漫化的倾向。成了一种心理投射,不见得一定是事实。我说向后看,其实是向前看,或者说拿过去做参照物看现在,看未来。

  新京报:在“商业”、“喧嚣”、“现实”和“利益”的现在,“八十年代”这个词本身也会成为一个被利用的符号吗?

  查建英:这点的确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80年代这个词会变成一个商业符号。我做书的初衷不是为了把80年代弄成时尚“打入”现代。80年代有很多可贵的,令人难忘的东西,也有很多深色、自我膨胀,不真实的东西。我在书中不同程度都谈到了。但变成符号之后,就可能变成金光闪闪,被简化甚至道德化,这就违背了我的原意。

  我采访的对象是有话语权的

  新京报:李陀在《追寻八十年代》一书序言中说:要多写写普通人的八十年代,同时,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你构建的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精英色彩的时代,而韩少功拒绝你的采访也有此意,还是想听听你对这些质疑的回应。

  新京报:少功其实答应了,但我自己后来改变计划了。所有批评都欢迎,但我觉得这里面一些概念非常混乱。首先我再次强调,我这个访谈录是一组个人,他们不代表任何组织或阶层。其次,我做的方式也是个人的,我不是把他们当作精英,而是当成朋友。再次,我觉得现在好像语境里面经常有一些反精英的草根意识,向权威叫板,有时甚至变成一种时尚。我做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要用一本书来涵盖整个时代。即使从文化热的角度,我们认识的很多东西都是残缺的,你没法让这么一本书来承载这么大的一个话题。

  新京报:你认为你采访的这些人,他们都有话语权吗?

  查建英:他们在八十年代确实是有话语权的,他们现在站出来说了一番话,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说明他们到现在还是有着一定话语权的。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关键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这个话语权,而在于他们怎么利用这个话语权。其实里面很多人是在检讨这件事情的,他们对80年代是反省的。

  八十年代并不失落于现状

  新京报:有人说你采访的这些人失落于现状,只能缅怀他们那个时代的得意?

  查建英:这是很无聊的猜测,我不认为这是真实的状况。人们说的失落是被想象出来的,你对比的前提是众星捧月这样的场面。这些人每个人都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而且反而比过去更扎实了,反而是过去的水分挺大的。那个时候是在多么低的水准上给他们评价?一点成就就显得非常辉煌。我记得当时一个作家代表团出一次国,回来就每人写一本书,那是怎样一种膨胀啊!现在看来这种要量化的价值标准本身其实还是在延续。

  新京报:但肯定现在的社会更多元了。

  查建英:80年代膨胀,现在难道不膨胀吗?我们老是说新纪元,新世纪,其实可能有些东西已经病入膏肓了。

  现在可能形式上多元了,比如影视、网络、电影、电视很多媒介,但即使电视这么多频道,里面内容有多少是重复的?这么多人说我们现在更开放了,但的确是这样吗?我们的教育方式中,很多东西来了先是接受,而不是打一个问号。

  所以八十年代的问题不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教育上。很早开始,精英、民众、东方西方等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这些集体概念最后被牺牲掉的就是个人,这种思维就是在八十年代出现的,但我们现在批判八十年代同样还是用这种思维,所以这问题还是没有过去,整个思维惯性还在延续。

  新京报:这本书会有延续吗?下一步你要写什么?

  查建英:我目前要把因为这本书搁下的一本英文书重新捡起来,实际上是1995年“China Pop”的续集,包括我给“纽约客”写的人物稿子集成一个集子,通过特案的描写来体现社会的氛围。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东西,很费心。因为给美国人讲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大量解释,而像《八十年代:访谈录》,无论我,采访对象和读者都是心领神会,好像是跟自己老家人在说话一样。

  不过八十年代的题材我暂时是不想碰了,当然我希望有别人能从任何其他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

  ■专家评价★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关于八十年代的个体言说

  在话题沉闷的2006年,《八十年代:访谈录》所引起的关注,为出版者和作者始料不及,也肯定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其中缘由可能比已经呈现的要复杂的多。各类学人在争论了十几年后,第一次在同一个对话框内回顾、反思同一段经历,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次之,八十年代渐行渐远,期间发生的故事几近传说,当事人现身说法,当然引起广泛兴趣。还有,访谈者的角色扮演也是阅读者感兴趣的焦点。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对作品不同寻常的热烈回应,各种声音,包括激烈的批评。其中典型的批评意见是,认为作品过于强调精英群体而忽视了同样构成八十年代底色的边缘人群。作者的巧妙回应是,写作比较个人化,潜台词是难免“片面”。我很难同意作者的辩解。看得出来,12个被访者是精心挑选过的,问题设计也颇费作者思量。但我也不同意上述批评意见。查不是历史学家,她的意图不是写一部年鉴学派式的八十年代史。关于八十年代,读者看到的就是查建英的角度。有什么不好?

  最后,我想指出,普通读者和年轻人对作品的热烈反响,被过高估计了。从作品的发行量看,证明鼓励消费、享乐所造成的后果已然迅速发酵。于此,作者以为的由作品出版可能引起“八十年代学”浮出水面甚至成为显学,也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回到个人反思的起点

  毫无疑问,这本书增进了关于80年代的知识。我关注细节,历史的玄机可能就隐藏在细节之中,我看到张承志、陈建功、郑万隆和李陀正在马路边上热烈地讨论文学———这样的场景迄今只属于80年代,在那时,“精神”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是大街上的也是私宅里的,精神还没有与我们的行动割裂,退化为一种隐私或一种姿态。

  但这本书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知识分子的80年代访谈录”,而且是一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同时,也不要忘了,就书中所收录的人物来说,80年代固然是他们的年代,90年代以至现在也依然是他们的年代。

  也就是说,80年代需要反思,如果我们承认那是一个辉煌的、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我们也必须思考,那个时代何以终结。我常常怀疑,我们热衷于谈论时代和年代,不过是为了回避对个人责任的省察,我坚决认为,现在这个年代是“我”的年代,它可能的好和它可能的坏都在我的身上,我分担它的荣耀和幽暗———对“80年代”,亦应作如是观。

  所以,我把《80年代:访谈录》视为一个起点,一种真正回到个人反思过程的起点。

[2006年度人文社科书]《兵以诈立》

  作者:李零出版机构:中华书局

  「致敬词」

  李零是这个时代最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之一,身处学院派而知识分子意识非常淡薄的人,大概只有他一个。身处学术界却又一直想摆脱学术的“束缚”,“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他如是说。2005年,他“逃”出了一本《花间一壶酒》,自谓“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今年,又“逃”出一本《兵以诈立》,李零研究孙子多年,《兵以诈立》在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讨论《孙子兵法》。李零凭借20余年积累的古文献和历史文化知识,在讲解《孙子》各篇时,插入大量的背景知识,涉及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多方面,令人目不暇接。而其清新、非学术的笔触则可以说是“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

  独立思想和丰富的学识,成就了《兵以诈立》别具一格的品质。有学者甚至不吝用“传世之作”来评价这本书,鉴于此,本报推荐其为2006年度人文社科书。

  ■专家评价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难得明白的《兵以诈立》

  在我的记忆中,世界上这么多研究或者号称研究《孙子》的书,从枪战打到商战、政战和情战,只有这本,让你真切地感觉到了两个字:明白。可以说,这是同类著作中对孙子理解最深刻、最透彻的。

  李零告诉我们,兵学其实也不是兵家的专利,老子、孔子、墨子和荀子,也都谈兵。反过来,作为兵学的著作,《孙子》中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谋略部分,当作人生的一般哲理,也相当高明。李零的优势在于,他的古文字、古文献功底很扎实,研究《孙子》有很多年的时间。另外,他具有国际视野,对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孙子》的情况很了解。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零对孙子的思想吃得比较透

  《兵以诈立》对《孙子》的考证很丰富,更重要的是对孙子的思想吃得比较透。作者相关的考证,对古代社会的理解等等古文献功夫是一流的,这是李零的专业。另外,作者的思想深度尤其让人看重。很多讲《孙子兵法》,甚至《老子》、《论语》的书,尤其是这些年出了不少想迎合商界需要或者大众阅读需要而简单化的通俗读物,说《孙子》对人际关系和商业有用,都停留在文献说明的层次上,然后偶尔说一点思想,相对来说都比较肤浅。这些书与《兵以诈立》属于两类书,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相比。

  除了严谨的考证和对孙子思想的透彻理解之外,李零的写作、研究和分析方式也是比较新的,把很多现代学术新的分析技巧都运用进去了,这也是《兵以诈立》的独特之处。

  ■人文社科书提名

  《如彗星划过夜空》

  作者:林达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

  本书首先通过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后的一系列故事,梳理美国宪政民主从源头、发展到相对成熟和付诸实践的基本过程。

  《人文寻求录》

  作者:林同奇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本书所涉及的几位美国学者哲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这些问题和关切做出自己的回答。

  《哲学要义》

  作者:叶秀山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10月版

  本书以论带史,以史显论,将西方哲学和千年历程融合在对哲学理论和论述中娓娓道来,深富哲学的内在张力。

  《心与物游》

  作者:王铭铭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书名“心与物游”本是作者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变化而来,却容人品出一丝庄子“逍遥游”的味道来。

  《黑暗时代的人们》

  作者:(美)阿伦特

  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

  同为黑暗时代的人,阿伦特把她所敬佩的“黑暗时代的人们”的言行记录下来,可谓惺惺相惜。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作者:(美)里拉德沃金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版

  1998年,纽约人文研究院主办了一个纪念伯林逝世周年的会议,事后,会议组织者将会议论文及讨论编辑成书,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2006年文学批评年度 文坛热点事件扫描

 

与我们这个奇异的时代同步,2006年的文学圈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潮涌动,问题与问题、立场与观点时有碰撞,热点事件不断。

文艺学边界论争

这是最近几年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一定延续性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文艺学学科的新兴方向——文化研究——势不可挡地展开的同时也遭受来自各方的质疑与批评。2006年度之初,上海的《社会科学》发表了钱中文、童庆炳、许明一组题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的笔谈。三位先生结合自身观念的变化及亲身见证的二十多年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危机与突出的理论焦点,再次阐发了“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核心价值观”等基本思想,文章捍卫文艺学道统的意义大于理论创新。

其后,朱立元的《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以下简称朱文)是对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的反思》等系列文章较为全面的回应。文章认同文化研究在观点及方法论上的理论创新,认为当代文艺学存在的问题一是文艺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及其实践存在某种脱离;二是文艺学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忽视;但另一方面,朱文也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当代文艺学的危机是全面的”说法,更无法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开出的药方: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朱立元认为,在西方,“文化研究”的对象模糊,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域及学科界限,优势正逐渐转为劣势,文艺学朝文化研究的方向走,很容易“从根本上取消文艺学自身的独立性,而降为文化研究理论的附庸”。文章结尾处不无忧虑地提出质疑:“难道我们也要重蹈伯明翰学派的覆辙,让文艺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最终失去自己的学科性,消失在茫茫无边的‘文化’大地上吗?”

长篇小说标准之争

2005年是长篇小说高峰年,这一年,先后有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韩东的《我和你》、毕飞宇的《平原》、东西的《后悔录》等长篇小说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视野,媒体的宣传策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也派生出对长篇小说的价值指向,精神深度和广度以及与创作篇幅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

其中,集中的意见体现在长篇的容量与深度关系的探讨中。《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这也是该杂志持续开设的一个专栏,莫言认为:“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莫言因此将长篇小说的长度视为长篇小说的尊严,他说:“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汪政认为,短、中、长篇的区分是有大量经典支撑的,形成了相应的审美定律,作家应该有文学史意识,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而小长篇不过是中篇的加长。中篇本来就是一个新兴的暧昧的文体,还不成熟。为了适应现在的刊物的需要,再加上影视化写作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泛滥成灾的小长篇,它使许多本来不能从事长篇写作的人得以混迹其中,败坏了传统长篇的形象,使得传统长篇的许多审美特性与审美功能难以为继。复杂变成简单,丰富变成单薄,深刻变成肤浅。许多技巧以及赖以支撑的美学表达也成为不可能,比如描写,现在描写几乎难有立足之地,小长篇的篇幅限制太大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描写,只能是叙述、叙述、再叙述,一路狂奔而去,这实际上是文学在图像时代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字优势。

洪治纲认为,绝大多数小长篇都是不成功的,只是一种时尚类的消费产物。小长篇的兴起是迎合当代文化的快餐消费心理,只能适应于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不是真正的长篇写作目标。从常理上说,一部长篇所要表达的应该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生活,过度的简约化处理,要么是作家的审美思考不深厚,文本驾驭能力不够,故而投机取巧绕道而行;要么是原本就是一个短篇或中篇的构架,作家主观上刻意注水而成。

李敬泽认为,长篇小说首先涉及经验和体验的自然长度,“80后”的长篇差不多都是小长篇,因为他们的经验的自然长度就是那么多。他认为,小长篇的时兴表明了我们在简化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无法为这个经验提供纵深和发展。他质疑小长篇是艺术上的权宜之计。他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维持对“重”的把握。自昆德拉搞出一个不可承受之轻,卡尔维诺搞出个“轻逸”,“轻”的哲学和美学在中国就大行其道,它成了小资和流行时尚世界观的核心配备。所以长篇小说不在于写多长合适,而在于我们是不是要维护对重、宽、驳杂与丰富、深邃与困难的体认和表现。

在《上海文学》的回应文章中,葛红兵等提出,应当反思长篇小说的评判机制。不应当拘泥地按照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框框来套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样会导致我们对长篇小说形成一个僵化的看法,长篇小说在19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那种创作是在认识论、本质论的观念下创作出来的。20世纪以来,认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冲击着旧有的文学概念,但是我们看到国内长篇评价体系和评价理念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长篇小说的文体应当是开放的、处于变动中的,那种以宏阔的历史为背景,全景式、系统性为固定标准的社会画卷式写作,在今天看来根本就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一部以展现社会本质、人物命运为标榜的作品,其遮蔽掉的信息可能远远超越表达出来的信息。

都市文学批判

都市文学问题的产生,源自都市生活的快速发展。然而面对都市,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显得十分茫然。

李敬泽在《在都市书写中国》一文中真切地表达了这种茫然:“我们对都市和乡村都知之甚少,所思甚浅,对这个时代人们混杂的、复杂的经验所知甚少,结果就是观念的自我运行,不指涉人的生活和经验。”他举例说,“90年代以来,一谈到都市就是两个关键词:欲望、物质,这也成了一种歪曲和遮蔽。一方面它制约了作家的眼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词是暧昧的、负面的,也使人们习惯以负面的眼光去看那些作品。”他同时认为:“在文学叙述中,都市不得不向乡村‘借用’意义。都市无法凭自身产生意义,只有在乡村(通过农民工)在场的情况下,作家们才猛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陈晓明在《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认为,城市文学是一个不存在的幻想,目前的城市文学并没有形成一种类型,一种题材,一种可以被称为“城市文学”的主题。

葛红兵在《上海:都市写作的前沿》中认同目前对于都市文学弱势地位的判断,认为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1、都市书写的色情化;2、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玩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零余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3、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4、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

“新世纪文学”命名之争

新世纪文学的命名直接源自2005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设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栏。《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认为:“21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在《南方文坛》的另一篇系统阐述“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认为:“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所做的,乃是又一次将“中国文学”时间化了,并在这种时间化的意义上,将其进行了一次历史总体化。

《文艺争鸣》自2005年第二期开始连续展开的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讨论,吸引了张炯、陈晓明、张颐武、程光炜、孟繁华、贺绍俊等学者撰文参与。2006年,“新世纪文学”在建构与争议中,继续推进。先后有十多位研究者从各个侧面对新世纪文学展开论述。雷达、任东华的《“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是继2005年的《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文学的走向》之后的又一篇试图建立“新世纪文学”概念合法性的论文。但文章列举了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对于世纪之交的文学进行筹划的种种努力,承认“新世纪文学”的实践并未完成,需要从多个层面补充概念表述。张颐武等人的讨论文章《关于新世纪文学》梳理了新时期、后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差异,设定出新世纪文学的若干表征……一时间,“新世纪文学”在结束了短暂的正名仪式之后,全方位地扩张开来,从文学当代发展史脉络的规划到文学理论新状况的归纳,从整体文学状态的勾勒到类别文学状况的精雕细描,“新世纪文学”有声有色地开始了全方位的理论构建。

在我们看来,有关“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带有明显的先验意味,文学的实际创作也许并不像理论批评家们先验观念那样来得清晰透彻和乐观高效。也许这也是“新世纪文学”命名会遭到部分学者批评的缘故。宋一苇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陈思广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更为全面的分析来自刘卫东的《新世纪批评话语中的“新世纪文学”——以〈文艺争鸣〉对“新世纪文学”的建构为例》,文章对比20世纪初赵家璧组织编选的《新文学大系》之后指出,“新世纪文学”缺少类似新文学的成绩,其参与者也缺少对成绩的自信,众多的学者在论证“新世纪文学”的合法性时,也缺乏对“自身”的言说合法性的审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世纪文学”仍然会是一个讨论的热点,然而,如果“新世纪文学”无法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文学形成切割,无法从其自身找到内在设定,那么概念的泛化、弥散,恐怕也无可避免。

底层写作立场之争

对于底层的讨论直接来自2005年的一场论争,论争的脉络延伸到2006年。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不谋而合的是,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揭示出“指向底层的文学”、“为了底层的文学”的虚幻性。南帆认为:对话是一种有助于抑制专制主义和压迫意识的形式,再现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关系,并且在对话网络中鉴别、提炼和解读底层的诉求,想象底层人物的真实命运;而在王晓华看来,这种姿态仍然没有摆脱为底层代言的窠臼。“为底层代言”与“底层自我言说”的差异,在于对“底层”这个群体名词及其与之关联的“人民”、“公民”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王晓华看来:个体绝非仅仅是怜悯、同情、关怀的对象,更是权利主体——公民。作为公民他们与文学家天然平等,文学家并不天然具有对其他公民的代言权。

韩白之争

白烨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本是发表在《长城》2005年第6期的一篇论文,文章认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我以前说过‘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这是有感于他们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2006年2月24日,他在自己的博客贴出了这篇文章。2006年3月2日,韩寒在自己的博客里做了回应,引发了一场“80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口水战。

韩白之争,让我想到一个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经典笑话:一只蝎子求一只青蛙背他过河,青蛙不肯,说要是到了河中间你蛰我一口,我就没命了。蝎子说这不可能,要是我蛰你一口,你当然被毒死,可我不会游泳,所以也得被淹死。青蛙想想有理,便同意了。结果到了河中间,蝎子真的蛰了青蛙一口,青蛙临死前痛苦地问蝎子为什么要这么干,蝎子回答说:“因为这里是巴勒斯坦。”这个故事的背景如果换作中国文坛,也一样成立。白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惑:韩寒为什么要釜底抽薪?韩寒的回答与蝎子如出一辙:因为这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就是颠覆与反叛。当然这个故事的象征关系也可以倒过来,“80后”文学群体是青蛙,而放言他们没有进入文坛的白烨是蝎子,白烨对市场上春风得意的“80后”反戈一击,认为他们还是票友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里是文坛。文坛的规则同样波谲云诡,变化莫测。有人说这是两代人的思维的断裂。我们倒觉得这其中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有“80后”作家幻想挤入那个威权控制的文坛,就有威权幻想这种控制可以实现,当一种幻想破灭后,引起另一种幻想连锁反应毫不奇怪。

两年以前,吴俊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于‘80后’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还缺乏真正的有效性。文学批评的标准与对象,缺乏有效的沟通,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自‘自娱自乐’。”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来自批评界和“80后”写手的错位造成的断裂如此难以弥合。韩白之争,没有胜者,批评家和文学作者的沟通和理解被破坏殆尽。韩白之争也值得我们反思:无论掌握文坛准入资源的批评家,还是拥有市场强力的“80后”作家,如果双方的资源处于绝对的不对等之时,被动者除了破釜沉舟,别无他法。被“80后”文学市场所排斥的批评界,是这样,被批评界所控制的“80后”作家也是这样。

玄幻小说之争

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首刊于《中华读书报》)对当下流行的网络玄幻小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以《诛仙》为代表的拟武侠类玄幻文学(有人称为“新武侠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它专擅装神弄鬼,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小说人物无论正反无一不热衷魔法妖道,作者更以此来掩盖自己除装神弄鬼之外其他方面艺术才华的严重贫乏。

至于产生这种作品和被广泛接受的现象则是因为:绝大多数80后一代真正懂事的时期已经是90年代,而这个年代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就是全民的政治冷漠,大家对于社会的道德沦丧、价值世界的真空和颠倒已经习以为常,对于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公共财产的私有化等等已经没有了愤怒。他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电子游戏机的世界,而且也生活在一个道德颠倒和价值真空的世界。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必然也是道德价值混乱、政治热情冷漠、公共关怀缺失的一代。他们一方面没有任何参与现实改变现实的欲望和信心,完全认同了“坏者为王”的逻辑,不择手段地捞取现实利益,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游戏等手段打发自己的无聊,发泄自己的剩余精力。

陶东风的批评很快招致玄幻小说作者和读者的反批评,其中,来自文学批评界内部的张柠的声音格外引人注意。张柠在其博客中撰文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矛头应该指向商品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的秘密。无论是“80后文学”、“青春小说”,还是“玄幻”、“奇幻”、“武打”等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文学商品生产领域里的事情。今天在年轻人中流行的那些读物,首先应该当作商品市场中的生产、消费、流通问题,不应当把它们当作封闭的美学整体来分析,并试图从中发现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等价值问题。

玄幻小说的论辩在此之后迅速归于沉寂。这体现了作为庞然大物的理论界对于网络民间视若罔闻的傲慢和无礼。与之相关的诸多的问题甚至连展览的机遇都没有就遭到悬置。诸如:神魔原型的当代对应、神魔谱系的营造、神魔叙事与历史的互文关系,以及神魔小说(包括动漫产品)的生产、消费机制等等,甚至连词源意义上的神话、神魔、玄幻小说的类型的区分都懒得探讨。

思想界论战文学界

事情起源于2006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研讨会,讨论会上,由于作品本身描写了一位民间思想者的个人史,引起一些思想史学界、哲学界学者对文学现状的批评和质疑。文学界缺少什么,当代作家缺少什么,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傅国涌认为:“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学者丁东则说:“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而哲学学者邓晓芒先生认为,文学作品“里面应当有一个民族的血肉和灵魂,中国文学里面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有人总结这个会上发出的批评的声音其实有两个,第一,中国文学没思想,这是针对中国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态度而发的,中国文学缺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没有实现“文以载道”的理想———因为作家本身缺少批判精神和批判的思想,第二,中国作家没灵魂,这是针对当代文学对个体灵魂的描述而言的,背后问题在于,中国作家缺少对时代精神的把握,缺少描述这个激变时代中人的灵魂煎熬的能力———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充分感受到这种煎熬。

5月26日,《南都周刊》发表《文学界反击思想界:不懂就别瞎说》,报道了一部分作家对评论者的批评的回应。其中,作家陈希我的回应是有代表性的,他说:“请问,你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你自己有‘独立看法判断’了吗?我想问,这些思想家真的有思想吗?中国真的有思想家吗?中国真的存在思想界吗?只要我们想想这些思想家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令人可悲了。”6月,思想界的丁东、崔卫平、傅国涌等又先后撰文反击。一场争论大范围展开。包括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文学报、南都周刊、天涯杂志等许多报刊,新浪网、中华网、中国经济文化网等众多网站都做了报道或载文参与讨论。

其中,王晓渔《聋子之间的对话——我看文学界与思想界的辩论赛》认为:思想和文学绝非敌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双方互相干扰,而是双方的交流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需要共享的常识未被双方接受,从而变成“异见”。正如残雪所说,思想者需要补补文学常识;也正如袁伟时所说,文学界需要补补现代政治学的常识、现代法学的常识、中外历史的常识。只要是公民就需要拥有常识,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当然不可能拒绝。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对话姿势也不必定格在“反唇相讥”,而是需要“躬身自问”。

如今回顾这场颇有戏剧性的论战,诚如谢有顺在《一些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中所说:思想界对文学界的批评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一些学者对“当下中国文学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缺乏良知和勇气,缺乏承担”的批评,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对很多作家都是一个必要的提醒。

回顾2006年的中国文学理论,从文艺学边界之争,文学精英主义问题之争,底层与人民性问题之争,长篇小说标准问题之争,新世纪文学命名问题,都市文学问题,到韩白之争、葛易之争、玄幻小说之争,还有被媒体烘托出来的但又不是空穴来风的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对立,都在表明这样的事实,不同文学群体之间基于文化身份、价值尺度、利益关系、年龄、性别等因素而产生裂隙——某种形式的断裂正在发生。

(本文为选登,全文将于2007年1月号《当代文坛》刊发。)

三毛死因新说:服药后被动勒死自己

 

1991年1月4日,一条新闻震惊了海内外的华人世界:作家三毛自杀身亡。虽然事件发生距今已近16年了,但“万水千山走遍”的三毛,始终没有走出纷纷扰扰的世相人情,尤其关于她真正的死因,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谜团。1998年,美籍华人马中欣推出了《三毛真相》一书,引起很大反响。近日,马中欣在沪再度向记者爆料,在他最新撰写的书中,对三毛的死因提出了新说法,“三毛应该不会故意自杀。”

死前医院记录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在医院被发现死亡。警方鉴定结果与法医相同:陈平(三毛的真名)“自缢”而死。警方、法医与院方都没有进一步追查“自缢”的前因后果。他们一致认定没有他杀嫌疑,简略以“久病厌世自杀”结案。但陈平真的是久病厌世自杀吗?

1990年12月4日,医院发现三毛子宫内膜肥厚,母亲担心可能是癌症现象,安排三毛到荣民总医院住院检查。1991年1月2日,三毛住进荣总,由妇科医师为她检查治疗并手术,术后没有发现癌症现象。由于三毛过去常有严重失眠,幻听幻觉,精神异常(歇斯底里现象),院方安排1月4日彻底检查她在精神方面的症状。同时,已安排她在1月5日出院。

按照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女士的回忆,三毛的死应该是一场意外。1月3日9点,家人还在陪伴她的时候,她向护士取到一颗安眠药。10点50分,家人离开病房,一再叮嘱三毛好好休息。缪女士说,陈平吃了安眠药之后,时睡时醒,因为某种意外原因,在无意识无挣扎的情况下失去自主能力,精神被动地勒死了自己。也就是说,三毛不是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

没有自杀意向与迹象

马中欣说,三毛平时最好的朋友林先生夫妇告诉他,1991年1月2日,也就是三毛出事前两天,林太太还在台北侨大家具行遇到了三毛,当时三毛已经安排好新一年的工作,并安排好几个重要行程:在香港约好夏捷去逛摩罗街,在上海看望干妈冯雏音请安,前往马德里重新申请已经过期的西班牙护照,以及前往西安与贾平凹会面。由此可见,三毛没有自杀计划。

没有留下遗书

马中欣在遍访三毛的朋友后这样分析到,三毛热情友善,读者好友来信必复。她的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写书之外,写信是她作品文集的内容之一。因此如果三毛想要自杀,必然会留下文字。但三毛却在“自杀”前没留下一个字给父母家人。也没有留几句话给干妈、好友和喜爱她的读者,这显然不是三毛的风格。

余 杰: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在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会的演讲

 

失去目标的大学与中国留学生的杀人事件

在21世纪,大学逐渐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时代,大学在社会格局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正是这种中心位置的取得,使大学丧失了它的本质与目标。“大学何以为大学”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让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们瞠目结舌。如今,全球的大学教育都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

美国政治哲学家克瑞可指出,困扰着美国大学的有四种严重的疾病。第一,无目的。学院和大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的泛滥,雇佣成千上万的人,给他们好工钱,祇是为那些孤独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上了年纪的大染缸——很少提供足够的思想,更不用说良知了。这个体制存在着,似乎就祇是为了让其本身得到不朽一样。英国作家拉什迪在其新作《愤怒》中,描写了剑桥大学终身教授索兰卡的故事:虽然在学术界的地位如日中天,索兰卡却在繁琐的学术研究中迷失了心性,大学无法为其生命提供终极的价值与意义。于是,索兰卡在精神崩溃之前毅然辞去了人人眼红的教职,抛弃家庭远走纽约,希望在异国他乡过一种更为真实、更为鲜活的生活。没有想到,他却像卡夫卡小说《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一样,陷入到一个更加物资化的世界之中。《愤怒》揭示出了当今大学的溃败以及学术的虚伪。第二,知识上的无序。今天的大学流行自助式的学制课程,表面上让大学显得更为“开放”,也让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却导致了以“职业为中心”的专业化计划的盛行,一个要求知识运用课程的变形。教授和大学生不约而同地使用这样一种换算方式:这些知识能让我挣到多少钱呢?能挣到一分钱的知识,便用一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讲授或学习。于是,探究“人的来源与本质”的、那些基础的人文学科和古典文化无人问津。人类能运用科技的力量,上登太空、下入海洋,却失去了对自我心灵世界的掌握。

第三,规模上的巨人主义。大学开始越办越大,有的大学甚至接近了10万人,大学本身成为一座无所不包的城市,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几乎等于一支庞大的军团。借助现代科技和传媒的力量,高等教育确实变得更加普及了。但是,许多大学生从来没有见过一名真正的教授,他们祇能通过宿舍里的电视和网络来听教授讲课,他们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于是,古代那种小规模的、师生朝夕相处的教育方式,孔子和苏格拉底式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再也无法存在下去了。

第四,许多教授和学生对意识形态的顶礼膜拜和攫取。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校长阿特金森的说法,大学应当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即“人格的塑造者、价值的批评者、文化的守卫者”。但是,今天的大学却向金钱和权力献媚,他们自觉地成为跨国公司和政府的代言人。大学逐渐跟着社会潮流走,而不是大声疾呼、指出时代的沉屙。美国伟大的人文学者白璧德曾敏锐地分析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在于,我们的心灵已经为沉重的信息资讯所湮没;对于这些信息,我们缺乏内在活力与反思能力来为我所用并转化为有机的营养成分。”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此问题显得尤为严峻。

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不仅具备以上的四大病症,而且危机更为深重。在官方“教育产业化”的热情倡导之下,90年代以来,重点大学均获得了来自国家财政的大笔拨款,自身也迅速演变成最具盈利能力的大型“公司”,大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反人文”及“非道德”的相对主义,成为教授和学生们所信奉的最高原则。日益官僚化的大学管理机构和商业利益的巨大侵蚀作用,使大学失去了它必须坚持的人文标准,也就是白璧德所说的“大学的目的就是必须在这个量化时代中培养有‘质’的人”。大学成为一个个僵化的、自私的、不容异己的“堡垒”,它拼命吸取社会财富而吝于反馈社会。从大学中走出来的许多毕业生,拥有“适应社会”的“变色龙”式的素质,却无法为社会未来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引导。这一危机,白璧德在一百年前便已经预见到了。他认为,一所大学的最高功能,并非从事那些因为商业利益和工业技术目的而展开的研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和财富,也不是像一个浪漫的怀着乌托邦梦想的人道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而是要“团结联合新一代的智慧和美德,通过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的领袖群体来影响一个民族。”

今天的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许多都属于“心灵上的残缺者”。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屡见于报端,其手段之残忍、心思之缜密、精神之扭曲,震动了全美国社会,亦让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形象蒙羞。一名北大出身的学生,因为与女友发生争吵,遂操刀将其杀害。他从容地将尸体肢解,装入垃圾袋,放入汽车后备箱。然后,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乡下的一片玉米地,将尸体埋葬其中。回到学校之后,他仍然面不改色地继续去上课,直至数天之后案发被捕。警察前来逮捕他时,其同学和老师均大惊失色:这个勤学好问的学生居然是杀人弃尸的凶手!一名清华出身的学生,因为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遂枪杀丈夫并肢解尸体,丢弃于路边的垃圾箱之中。这个身材瘦小、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精心化妆之后,手持一本假护照逃离美国,在上海入境时被查获。北大和清华是中国大陆最具声誉的两所大学,对于许多高中毕业生来说,能够入读这两所大学,简直就像是“登龙门”一样。但这两所中国最好的大学,居然培养出了如此可怕的冷血杀手。当然,这两名杀人凶手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的北大人和清华人,但他们的杀人事件,以及近年来接二连三的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已然释放出了一个值得人们为之警醒的信号: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然病入膏肓。而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批判和反思,必然要从北大和清华开始——它们占据着最多的资源、享有着最美好的名声,其对社会的贡献与反馈却名不副实。作为一名北大人,批评自己的母校是痛苦的,但我仍然要批评之,正是“爱之深,方责之切也”。

刘海洋伤熊事件及其反响

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高才生,在海外留学期间因为承受不了学习和生活的压力,频频发生杀人之后再自杀的血腥惨剧。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他们个人人生的失败,更是他们昔日所接受的教育的失败。近期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新闻事件,可以用以观察和分析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模式的弊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游览的时候,先后两次使用数瓶硫酸,将两头珍贵的黑熊灼烧成重伤。这一事件在媒体上炒得火热,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表示谴责,也有人表示惋惜,还有人认为不可思议。北京的一份报纸报道说,清华大学电机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邓副书记,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根据刘海洋平常的表现,我们无法解释他的不良行为。”(这种“无法解释”,算不算一种失职呢?)邓老师还说:“学校对硫酸泼黑熊事件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一个大学生残害国家级保护动物,我们感到震惊,感到痛心!可以预料,这件事会对刘海洋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他可能因此失去学籍。”(这种“震惊”和“痛心”是否太迟了呢?)而和刘海洋住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位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昨天中午他从电视上看到刘海洋出事的消息后很难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介绍说,刘海洋成绩不错,平常爱好广泛,喜欢羽毛球、电子游戏。刘海洋和同学处得也很好,挺关心集体的。刘的一位室友说,因为课业紧张,同学之间沟通不够,见面祇是随便聊聊而已,很少交心。

另一份报纸则报道说,刘海洋事件并不能说明清华大学的教育存在着缺陷。据了解,清华大学很重视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每个班级都有专门的“辅导员”,大一、大二开设了道德修养课和法律课,政治课的学习也从未间断。然而,这一辩护式的报道却从反面揭示出清华大学以及其他中国大陆名校所存在的严重问题。“道德修养”之类的课程的设置,与学生的心灵和精神的成长根本没有同步。确实,清华大学在政治教育方面一向堪称全国高校之“表率”。刘海洋的老师和同学透露说,刘在上政治课和道德修养课的时候“非常认真,一节也没有拉下”。然而,虽然上了三年多的政治课和道德修养课,刘海洋仍然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两次实施其令人发指的邪恶计划。这不能不说是对那些上政治课和道德修养课的老师的莫大讽刺。不难判断,那些在课堂上传授的“假”、“大”、“空”的条条框框,并没有与刘海洋们的生命发生任何切实的关联。学生们仅仅是在考试时将这些所谓的“知识点”死记硬背下来罢了,他们从来就不相信那些条条框框是真实的、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因为他们的老师的所作所为,与这些条条框框亦截然相反。换言之,这类教育至多教会学生如何做“伪君子”,而无法让人成为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种人:“人之完美杰出的真正标记,是他协调自身对立之德行的能力,以及他占有这些德行之间所有空间的能力。人通过这种融和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其他所有动物的优越本质。”

在此一事件的诸多后续反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论调是,有一名自称是刘海洋的同学的学生,在网络上振振有词地替其辩护说:“从他的自辩可以看出,他有好奇的成分。做科研要有这种精神,哈佛、麻省理工里面的著名教授,80%是神经兮兮的。至于刘海洋是清华的学生,论坛上有人就给清华泼脏水,这是一种葡萄架下狐狸心态。刘海洋更是中国人,你们为何不去骂中国人?刘海洋的精神状态是健康的,论坛上很多人是变态的。另外,媒体在此事上不负责任地炒作也对大众进行了误导。刘海洋的行为让我很震惊,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勤奋,随和。”这种观念很能代表诸多把自己当作“高等华人”看待的名校子弟的想法: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我们是不能批评的,因为我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的学生。你们必须用敬仰的目光来看待我们,我们不接受任何批评意见,因为任何批评意见都是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嫉妒心理。这样的一种惟我独尊的思维方式,使得自我反省完全不可能。

针对这些认为刘海洋是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好奇心”才用硫酸伤害黑熊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出现。同济大学的学生王骅反驳说:“科学是把双刃剑关键要看谁掌握。如果像刘海洋这样不择手段的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的话,首先是对科学的不尊重,其次是对动物的不尊重。因为科学是把双刃剑,关键就是掌握他的人是什么品质的人。”我同意王骅的观点。是的,科学和技术本无所谓“善”或者“恶”,最后的“善”与“恶”都是由人心决定的。科学没有道德之分,科学家却必须考虑道德问题。比如,纳粹德国的御用医生门格尔,是一个让集中营中的犯人闻风丧胆的“死亡天使”。单单从医术上来讲,门格尔的医术确实无比精湛,他也热心于医学上的创新。但是,他在集中营里残忍地实施活体解剖的实验,他的医学实验得到元首的批准,他先后残害了千百计无辜者的生命。在被审判的时候,门格尔也声称,他是为了搜集实验数据、推动医学进步、造福更多病人。那么,我们能够接受门格尔的这一辩解吗?

在我看来,刘海洋伤害黑熊事件以及此后清华师生和教育界的诸多反应(无论是莫名惊诧还是拼命辩解),都充分暴露出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致命弊端。当然,今天所有的中国高校都在向清华学习(包括北大在内,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最近十多年以来,北大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清华)。清华的问题就是所有大学的问题。清华等名校的学生从高考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冲杀出来,就智商而言,显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在这所历史早已被拦腰斩断的大学中,学生的心灵的成长并没有与智商的开发同步。以刘海洋为例,虽然他成绩优秀、表现良好,却没有恋人和朋友,自己也没有一颗温柔宽厚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没有谈过恋爱的大学生必定不是好大学生)。刘海洋的专业成绩很好,精神世界却是荒芜的。他的生命里没有爱的因子,就很有可能作出孤注一掷的恐怖行为来。当大学教育将活生生的人变成僵硬的工具之后,工具当然比人要好使用,但是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敬畏感和爱心的“工具”,很可能反过头来对社会造成危害。

大学成为赚钱机器以及人文精神的丧失

大陆媒体上对刘海洋伤熊事件的报道连篇累牍,却极少人由此害熊事件看出当今大学教育的致命缺陷来。即使是某些在教育界身居高位的人也是“醉眼看花”,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便发表评论说:“如果刘海洋的出发点真的是为了研究,这件事也说明我们组织学生在课外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实验的机会太少。”此观点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作为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居然祇能从如此低层次的“技术”层面来考虑问题,完全没有进入到“价值”层面。如此浅薄的“反思”,真是让人感叹: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大学难道仅仅是给学生提供“实验机会”的场所吗?如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所说:“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的理念与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对于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调激的作用。”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呢?

今天的中国大陆,在教育被彻底商业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教育的工具化和“去道德化”亦同步发展。大学向官员和富豪低头屈膝,大学蜕化成为政府的一个分支和大公司的附庸。大学不是以教授和学生为主体,乃是被一个日渐封闭的学术官僚阶层所控制。大学教育的内容日趋技术化和功利化,“无用之学”遭到冷落和排斥。在盲目扩大招生的背景下,大学不再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而专注于毕业生的就业率。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正越来越远离这样的宗旨与目标。在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亦无所适从。他们将利用大学的品牌“捞钱”当作第一要务,而忘却了什么是大学精神,以及大学应当给青年一代提供何种教育。在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里,这种最为重要的人格和心灵的培养恰恰处于缺席的状态。1949年之后的清华大学,其教育模式号称“又红又专”,一方面将人的价值降低到工具的层面,另一方面又将本来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技术的价值提升到终极的意义上。清华大学所奉行的是一种苏联式的“技术至上主义”——注意,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当然,更谈不上“人文”了。

那么,教育的主体究竟是“人”还是“工具”呢?学校究竟是人的灵魂的启发之所还是生产统一的产品的流水线?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指出:“有时人们把学校看成仅仅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与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把个人仅仅作为如蜜蜂那样的社会工具。因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大学不能将学生当作产品,大学不能以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为自豪;大学必须提供完全的“以人为尊”的教育,除了传递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当让学生具备公民素质及其背后的爱与公义的理念。这样,如果青年一代全都是具有爱心且明悉公义的人,这个社会自然也就是一个健康、积极、有活力的社会。否则,如果青年精英大都属于某种“心灵的残疾人”,这个社会也就必然充满暴戾和猜忌,而无法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以刘海洋为例,他平时在学校里循规蹈矩,不失为一个“好学生”,而他唯一一次的独立行动和思考,居然是残忍地伤害黑熊。这难道就是他“为社会服务”的表现之一吗?大学培养出千万个像刘海洋这样的“工具”,却没有培养出多少能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的个人来。我们的教育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人文教育不是写在书本上的要点和提纲。人文精神的树立和人格的养成,不能靠“言传”,而必须靠“身教”。金耀基指出,品性教育祇有在一个心灵与一个心灵真诚相遇时,才能彼此发生感染力。在道德教育上,教师对学生最有益的帮助不在抽象的不关痛痒的说理,而在如何切己相关的提出他的感受与判断。西哲布勃说:“笼统地口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他(教师)的责任。他的责任是回答具体的问题,回答在一特定的情境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问题,这,我说过,祇有在一种有信赖的气氛下才能发生。”这种“有信赖的氛围”,从80年代末以后,就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校园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教授不再令世人和学生尊敬,这是大学教育最大的失败。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多年在大学中任教,他对教师这一职业深有体味,他认为:“教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人物,这确定好教师应当接受的训练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他的性格。依我之见,好教师不是以他的知识面宽、讲课条理清晰或者学生们的课堂反映好而著称的。他的基本任务不是传播和散布知识,因为在这方面,他根本无法与书面文字相比,相反,他的任务是激发学生们对知识真诚的好奇心,逐渐灌输一个学者的良知——传授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的大量冒险行为和高尚品行。”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在中国大陆所有大学的校园里,究竟有几个教授符合这样的标准呢?

中国大学的危机以及人文教育的缺席,让今日中国的大学愧对“大学”这一名称。大学的变革与复兴已经迫在眉睫。金耀基在谈到大学精神的时候,特别强调一流的大学应当给学生提供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正如西哲布勃说云:“真正配称为教育的,主要的是品性的教育。”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人道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解决了知识的传播的问题,而没有告诉学生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这些最基础的建构都没能得以实现,更不用说产生金耀基所倾心的“高尚的情操”、“尊贵的人格”和“正当的行为”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学的“刮毒疗伤”乃至“脱胎换骨”应当由此开始迈出第一步。

首发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