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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纵横千百国，有哪一个国家像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又有哪一个年代像中国1966至1976那一疯狂的年代？自有人类以来，自有戏剧以来，不论关汉卿的剧，还是莎土比亚的剧，又有哪一出剧能像20世纪中国的那一疯狂年代的那一个红得发紫、红得发烧、红得发烫、红得发疯的京剧，能家喻户晓，能名满神州，能传遍天南地北，能传唱亿人之口？ 曾几何时啊，几乎无一人不熟悉它的唱词，几乎无一人没听过它的唱腔；大街小巷“提篮小卖”，男女老少“谢谢妈”，举国上下“听奶奶讲革命”，神州大地“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全民普及，这样的深人人心，非亲身感受、亲身经历者，难以思议；证之于中国及世界艺术史，史无前例。

这出声名显赫的京剧，便是＜红灯记＞！ 真是没有哪出戏能有＜红灯记＞这样的殊荣：伟大领袖亲临观赏，第一夫人亲自督导，尊之为样板，奉之若神明，发社论一再宣扬，要国人百看不厌，说它是思想改造的武器，称它为政治革命的动力。在那红潮滔天的年代，一切都被打倒，一切都被毁灭，几乎所有的书籍都被焚烧，惟独四本书必须人人诵读，这便是雄文四卷；几乎所有的艺术都被禁绝，惟独几出戏必须个个观看，这便是八出样板戏。雄文四卷，被副统帅赞颂为人类思想的顶峰；八个样板，被旗手钦定为文艺革命的峰顶。而＜红灯记》则是样板中的样板，是第一样板，其地位之崇隆早已超出文艺范畴，成了传世的法典，不行的圣经！

又有哪个剧本和它的演出，能像＜红灯记＞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唱错一句台词，便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念错一句道白，便是对革命样板的歪曲。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因“提起敌寇心肺炸”一句唱腔不是高八度，便被江青认为是“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是对抗江青，罪莫大矣。＜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因在剧本的修改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便被江青认为是抵制和反对革命现代戏，在文革中关进牛棚，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中更有一些中小城市以及区县的剧团在排演和改编《红灯记》时，因条件所限，在艺术上没有达到某些要求，便被目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渎神，是辱圣，是蓄意篡改和破坏革命样板戏，以致被捕下狱，甚至惨遭枪决。

又有哪出戏和它的音乐能像＜红灯记＞那样不但红得发紫，而且红到令人发颤。当时在牛棚和私设的公堂里，在用各种酷刑来摧残善良的人们时，常常播放《红灯记》，既能让“提起敌寇心肺炸”这样的革命唱段激起打手们的“无产阶级”斗志，又能用这种高亢激越的唱腔淹没受刑者撕心裂肺的叫喊。于是《红灯记》在某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魔掌上，蜕变成了造反者鞭打“午鬼蛇神”时的背景音乐，变成了革命派对无辜者施虐的伴奏，变成了掩盖专政者的罪行和被专政者的痛苦的黑色音幕。《红灯记》对这样一大批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特殊的听众来说，是上刑前的警号，是临终时的丧钟。以致至今还有一些幸存者，一听见《红灯记》的旋律，仍会毛骨悚然，心有余悸。这就如在牛棚里硬逼着“牛鬼蛇神‘’强行背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文一样，即便这些无辜受害者如今已平反，已昭雪，已事隔多年，可一见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仍然会像当年在牛棚、在监狱中一样，会恐怖，会发颤。艺术竟成了帮凶，美妙的京剧音乐竞成了霍霍的磨刀声，这倒是＜红灯记＞的创作和演出者甚至它的旗手江青都始料所不及的，这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特例。

1965年3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来上海献演，我去看了，地点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楼下第一排的边座。大幕在开场锣鼓声中升起，第一场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员接关系，矛盾突出，冲突激烈，极为简练地就将全场观众立即带入戏剧的规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随着剧情的发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的双眼：那样的激赏，那样的亢奋，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赞叹，直至剧终都觉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烧，从面颊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这样的观赏经验，令人久久难忘，如今已事过三十多年，和当年一同看过此剧的朋友谈起那一次的观剧感受，还是那么的激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看此剧是在1965年，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虽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苹之末，但整个社会还没经过文革那样政治狂暴的大冲洗，当时的气氛还不像一年之后那样的紧张和肃杀，文艺欣赏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那时对我以及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看戏还仅仅是看戏，是欣赏，是玩乐，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圣，并非拜佛，不是上课，不是受教。那时艺术欣赏中的观演之间的关系还属正常；虽然政治第一仍被视为金科玉律，但也还没有绝对化到以后那样吓人的程度。鉴赏心态还是自然的、真实的。所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的情绪感染应该是种美学感受，当年那样一种空前的激动也纯因＜红灯记＞的艺术魅力所致，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夸张的。这和以后在文革中再度观看此剧时的心态有所不同。

我之所以说出当年我观看＜红灯记＞的经历和感受，是想说明＜红灯记＞尽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认它本身自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它确实是好，确实是美，确实是精彩，确实是令人激动。虽然它也有时代局限，但不论从剧本本身还是从演出的表演导演、音乐创作以及舞台美术的水准来说，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被那个时代的观众普遍接受，才能感动当年整个一代人，以致对它如痴如狂，就像当年我看此戏时所表现出的那样。我本来就是一个京剧迷，小时候也学过一些京剧唱段，看了＜红灯记＞之后我又成了现代京剧迷，迷上了样板戏。我女儿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我给她取了个样板名字，叫“沙智红”，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八出样板戏，我让我女儿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见我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的痴迷。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剧，有什么样的戏剧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当年像我的这样痴迷于样板戏特别是痴迷于《红灯记》的观众为数并不少。

＜红灯记＞之所以能达到当年京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几代京剧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江青贪天之功，攫为已有，自有其政治目的。1980年11月20日在审判江青时，《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出庭作证，他怒斥江青说：“江青，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没被你整死的阿甲！ 你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迫害文艺界人士，我本身就是见证。你……你算个什么东西！ ”阿甲又手指江青质问道：“＜红灯记＞是你搞的吗？呸，无耻之尤！”阿甲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但江青并非白痴，并非外行，她毕竟还是上过舞台、拍过电影、演过京剧的演员，还算是懂行的。刘长瑜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句公道话，江青还是挺有艺术品味的，毕竟她搞过艺术，所以我认为她的有些建议还是可取的。”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我认为刘长瑜的这番话不失公正。

当年的风云都已消散。江青被判死缓，自杀身亡；阿甲历尽磨难，得享天年；李铁梅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李玉和息影舞台，蛰居一隅；余者也大都垂垂老矣，也难于再“痛说革命家史”了……《红灯记》虽风光不再，但舞台上偶尔一唱的

“我家的表叔”，仍然能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那一代观众还在，最年轻的也要40岁了吧？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亚洲的左派力量正在重新崛起。在印度，印度共产党（马）通过选举成为仅次于国大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党团；在韩国，信奉共产党宣言的政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并誓言要成为执政党；在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本已奄奄一息的一些左派政党，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欢迎的迹象。据说，这些亚洲的声音实质上是冲着全球化的资本市场而来，它力图表明，人类世界并非“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撒切尔语），“另一世界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左派的死硬死扛并非亚洲独有的现象，用拉美人的话说：“我们——年过半百的一代左翼——始终梦想成功地抵抗美帝国。近年我们曾以为这个时刻永远不会来了。”言外之意，风水轮流转，又转回梦望了。

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源不难想见，即政治势力及其追随者们认同某种观念或真理的“政治正确性”：人生而平等，人们不应再心甘情愿地只看着别人过幸福生活而自甘贫穷。我们难以确知的是，这些左派力量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

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中，我们亚洲人的想法往往是被忽视的，这其中似乎有人类的宿命或必然性。我们一流的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们，在世界知识谱系里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孙文、鲁迅、泰戈尔、川端康成等人只是被承认而已，梁启超、胡适之、石原慎太郎、池田大作、铃木大拙等人似乎只是零，甘地（或许还可以算上达赖和昂山素季）则是以血肉之躯的惨烈织染进了其文明画布而已。规模庞大的现当代亚洲人的生命理想或生活图景是以西方人为参照的，西方人的文明模式和生活模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可能和边界，他们一生的努力难以抵达并突破这种边界。就是说，在当代文明演进里，亚洲人不能代表他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亚洲人因此难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难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积极因素，即使他们想参与国际社会，但他们有心无力，本能而无意志。

这样说，并不表示亚洲人只有被动地“脱亚入欧”的命运，日本现代史就是一部主动成就自身的历史，其他国家地区则对欧美化多有距离或保留，实际上，亚洲人虽然主导不了世界，却始终跟孙文说的“世界大势”格格不入，始终用着各种名目抗拒着欧美化道路，亚洲人虽然以“印度之路”为病，但一度有过四小龙的奇迹，今天更有人们一直拭目以待的中国特色道路：上海会议、“中非论坛”正在显示这一道路的宽度。因此，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过程里，我们亚洲人一直在尝试或在努力发声，李光耀、金大中、马哈蒂尔等人的嗓门一度大得世界注目，更早，尼赫鲁、毛泽东等人的声音也极为宏亮。

在亚洲内部，亚洲人的声音更是热闹了。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家和分析家，有自己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军事专家，对世界事务的饶舌可以说是非凡的。在文明舞台的大天地里，旁观者或说观众中，似乎只有我们亚洲人作为观众才是最有意思的，非洲人是沉默了、南美人远离舞台的“心脏地带”（麦金汉语），只有亚洲人才多受影响，才在看台下交头接耳、品头论足、揉身而上、众口一声、摸鱼揩油、合群而大。

今天，当亚洲人告别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焦灼的赶超心态，从容地做观众时，文明大戏的演员们，其言行更成为亚洲人议论的焦点。不仅石原慎太郎在说不，亚洲的政治家们更多地开始说不，据说亚洲的年轻人也多在摇头说不。维和也好、反恐也好、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亚洲人都有着精彩的分析和重要的意见。比如，新加坡人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就是个有心人，他做联合国大使多年，“仆人眼里无英雄”，他太了解西方人的片面、偏见、自私、盲目了，他因此从历史和现实证明，并不是只有欧美人有脑子，亚洲人也有，亚洲人也会思考。

就是说，亚洲人的声音逐渐开始大了起来。这种现象只会长期存在下去，在国际舞台上（或网络世界里），亚洲人的嗡嗡声已不可静止或终止。这种局面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前说的亚洲左倾化。但是如前说，这种自立自决态度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真实的声音仍值得人们观察并分析。因为亚洲人的自性意识到目前为止，仍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地区内部发挥作用。他们的思维多半落脚于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之上，他们很少立足于个体本位。用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蒋廷黻先生的话说，“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也总是没多少长进。我们对欧美人说不、唱反调、放狠话一类的声音，对欧美人崇敬、欢呼、恨铁不成钢一类的声音，到目前为止仍只有自导自演的意义，仍只是观众席上的热闹，还不能进入国际舞台作秀。在此文明阶段里，亚洲人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主见或成见，对亚洲人是福是祸，真是难有定论。

就是说，亚洲人有了声音，有了左倾的苗头，但亚洲人并不是对国际世界说话，亚洲人的众口一词也不是表明亚洲人已经有了共同体意识或联盟感觉，他们更多地是在折腾自己的同胞，是在治人或治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亚洲人说话是否就代表了所有的亚洲人。比较起来，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却一直是而且全力加速右倾。它经受了不逊于任何亚洲国家的苦难，但它并未声称自己代表真理，代表坚定的平等派或均贫富者。它很少有口号的高标，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按世界银行的评估，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日本。

不错，亚洲人有过太长久的苦难，但苦难并不构成自立自决的资本，相当多的国家地区却以苦难构成了自己的成见，每一次寻找现代性的关键时刻，都恍然自己发现了真正的道路，更有“好了伤疤忘了痛”者，仿佛自己天生高贵。一部亚洲人的现代化史就是这样充满悲喜剧的历史。直到今天，亚洲人仍在现代化途中，“在路上”。因此，当亚洲人以为自己站在政治正确性一边时，也许可以想一想一位西方人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我喜欢神话，在我的心中，那是人类远古的史诗，是每个民族永远不竭的精神源头。每当我苦闷、彷徨的时候，悲观、绝望的时候，我总是常常到神话里面寻找生命的勇气，汲取新的力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喜欢本民族的神话。在我们自己的神话传说里也有慷慨激昂的叛逆者形象，如触倒不周山的共工，以乳为眼、以脐为口、断首舞干戚的刑天；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盗息壤……他们都体现了人类最崇高的悲剧精神。

这些古老的神话自古以来就激动着我们这个民族，连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陶渊明，在读《山海经》时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

我喜欢夸父这个形象，《山海经》里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列子·汤问》记载“夸父不自量，欲追日影……”邓林，就是桃林。夸父逐日，渴死在路上，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

这是多么悲怆、多么壮丽的神话！是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以全部生命力唱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曲壮歌！他超越了整个时空，从混沌的原始社会到因特网时代，从东方到西方。茅盾说夸父是巨人族的族名，如同希腊的提坦，夸娥氏二子负山，就令人联想到希腊神话里阿忒拉斯负地而立的神话。但是我认为夸父和普罗米修斯更具有相似性。他们同样展现了人类命运的悲剧性。

每当我仰望星空，我常常会想起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被铁索绑在高加索山上的悲剧形象早已跨越了千年，我同时想起逐日的夸父，他渴死在路上乃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悲剧，我由此想到了一切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人们，在火刑柱上微笑的布鲁诺、横刀对天的谭嗣同、惨死狱中的少年邹容……他们也是夸父、普罗米修斯。

英雄的神话固然激动人心，但我同样喜欢吴刚伐木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他们展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在《淮南子》里有关嫦娥奔月的神话之后，唐代出现了吴刚在月亮中伐木的记载，“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酉阳杂俎》）吴刚在月亮里日复一日地斫桂树，他斫一斧，树上便有了斧痕，他的斧子一离开树干，斧痕又愈合了，所以桂树永远也不可能斫倒。习惯了毛泽东“吴刚捧出桂花酒”的美丽诗句，我们很难把吴刚和这样一种无休无止的劳作联系在一起，看不到吴刚的痛苦、悲壮和坚韧。

我相信自从有人类以来，吴刚就已经在那里斫树，斫月亮上那棵高五百丈的月桂树，一直斫到了现在，而且将继续斫下去，与人类相始终。吴刚是我们的祖先，也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个人。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人。他是人，却想成仙，学仙有过因而受到惩罚。这一惩罚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针对全人类的。他承受着我们人类共同的命运，——宇宙无垠，我们不可能斫断时间的大树。吴刚无法创造五百丈月桂树訇然倒地的辉煌，但他一次次举起了斧子。就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石头推到山上，又滚落了，又往山上推……

吴刚伐木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是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独自创造的古老神话，其内涵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无法逃避的、悲欣交集的人类命运。我们的命运就是举起斧子，或推石上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必将如此走下去。人毕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直至天荒地老。

对人类而言，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过程。吴刚的意义不是人类是否能最终斫倒月桂树，而是他一次次地举起了斧子，不断地举起斧子，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缩命。伐木也罢，推石也罢，就是这个周而复始，似乎毫无意义的过程，但人生的全部价值恰在其中。

无论吴刚，还是西西弗斯，他们不象东方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或者夸父，不象西方神话中的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他们并不是什么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人，是人类自身命运的化身。东西方神话中所创造的这一形象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其实这是人类命运的相似性，东方、西方并无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在阅读西方文学名著时也同样会为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或激动、或亢奋、或悲伤、或沉默，因为人性本来是相通的，人类的命运也是一致的。

我突然记起了这样一段话，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奴隶，你就有可能沦为奴隶；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奴役，那么你今天的自由也缺乏可靠的保证。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一家的观念也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同，大同世界难道永远只是一个梦吗？

 

文革座谈会如期于14号下午二时在香港教师工会会议室举行。主讲人是司徒华先生、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和我。

程惕洁教授发言的轴线以他和高树华先生合著的《内蒙文革风云》展开。其中心内容是以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文革造反派绝不是中共当局几十年来抹黑的那样。造反派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不是没有做过错事。在那个大动荡的时期里，谁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一直正确。但是，就他们内蒙造反派而言，则一直是以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姿态出现。即使是在内蒙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大搞清“内人党”时，内蒙造反派都是消极应付乃至抵制。但是，后来有人却把迫害“内人党” 的罪孽移植到内蒙造反派的头上。

程惕洁教授还讲了一个很具典型性的事例。他说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是他们内蒙师大的韩侗。1967年2月某日韩侗对造反派集会队伍作演讲。演讲内容是叫集会队伍要注意政策和战略，切不可一时冲动冲击军事机关。这时共产党军官柳青从背后开枪把韩峒打死。据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内蒙军区就是想以打死韩峒，刺激造反派冲击军区。军区大院内已架好机关枪，准备造反派一冲进军区大院就予以扫射屠杀。1967年5月韩峒被周恩来定为烈士，发给烈士证书。铆青被捕判刑。1976年十月政变后，韩峒被褫夺烈士称号，坟墓被平毁。而柳青则平反出狱，恢复党籍官职。程惕洁教授沉痛地说，这就是血的历史。但它已被中共政权颠倒了黑白。

司徒华先生的发言主要涉及文革期间的香港暴动。司徒华先生认为在大陆造反浪潮的影响下，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为防止员工造他们的反而先发制人，动员其员工去造港英当局的反，从而引发一场社会动乱。司徒华先生还指出这种做法其实在共产党最高层内都是不获认可的。周恩来批评了这个做法。

林昭寰的发言赞同司徒华先生分析，但作了个重要的补充。就是在暴动中有“人民文革” 的成分。

由于时间有限，我的发言直接切入主题。我指出文革中到底有没有民众的反抗运动（人民文革），这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再来作价值判断。对于事实，我作了这样的陈述。

作为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其第一波是批判“资反线” .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6-7月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把各单位出身“不好” 、有政历问题的人、与领导关系紧张的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尽管毛对这些人遭政治迫害是毫不痛惜的，（这从稍后毛默许、纵容“红色恐怖运动” ，和于1969年主导与刘、邓第二次反右类似的“清理阶级队伍” 得到印证）但是那次毛却不允许刘、邓所为。因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清洗党内高层的异己势力。刘、邓搞矛头向下的第二次反右完全偏离了毛的政治意图。故此毛把刘、邓的第二次反右定名为“资反线” ，并允许群众起来批判之。

切莫以为毛的一句话、民众就可以大行其道。批判“资反线” 其实是经过了一段过程才得以推展的。因为各地党委还在一段期间里掌控着局面。如果说某些省市级的高官会由于被毛中央点名而失势，那么，各单位的领导则大不不同。他们大多在本单位里有得力的保皇派拱卫着。故此群众起来冲击他们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实际上在许多单位里，尤其是大型国营工厂企业里，保皇势力一直占有优势。

批“资反线” 的热潮是文革时期群众乘机而起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第一波。这一波并不只限制在批判各地各单位领导执行刘邓“资反线” 把群众打成右派，而且对领导平时各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河南、四川的造反民众揭发了省委领导在1960年倒行逆施，致使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罪行。有些地方还提出要为在“四清” 运动中被整的人平反，甚至提出五七年反右也是刘邓的“资反线” .当然这些政治诉求都被毛共压制下去。

在批判“资反线” 致使共产党统治秩序部分崩塌的情况下，1966年12月一场纯粹发自工人群众自身的维权运动拔地而起，瞬时席卷全国。这就是被毛共中央斥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的轩然大潮。工人群众提出过去许多隐忍不敢提出的正当要求。工厂领导克扣加班费、保健费、工种补贴，合同工、临时工长期不予转正，削减乃至剥夺他们劳保福利被的行为都被造反民众揭露出来，予以批判，并要求经济补偿。毛共中央起初还假惺惺对工人表示同情，后来觉得不对其味道，立即转向予以压制和镇压。“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团” 的头头们都被逮捕并判以重刑。

1967年2-3月，各地军方大搞“镇反运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开枪打死打伤三百二十多名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造反派面临瓦解。

此时毛的政治清洗尚未完成。毛还需要造反派群众为之火中取栗。于是批评了军方的做法。各地造反派乘机而起，要求军区释放被其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

亦是切莫以为此系轻而易举的事情；切莫以为有了毛对军方的批评民众就可以通行无阻。军方不是毛的清洗对象。毛对军方的批评相当温和。军方的威势是省市地方干部无可望其项背的。何况军方与保皇派结成了联盟。从前保省市党委的共产党保皇势力现在转而投靠军方、与造反派为敌，并在军方的支持下对造反派发动暴力袭击。造反派民众在要求并迫使军方不得不释放被捕民众、和在抗击保皇派发动的暴力袭击中取得了胜利。这里面除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因素而至外，造反派民众的斗争反抗精神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上这三波“人民文革” 是全局性的。除极少数地方（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除此之外，各地还有许多地区性的反政治歧视、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如在广州就发生“持证工人” 和原技校学生要求返回广州居住工作的维权斗争。

從六二年到六五年由于工業萎縮、經濟不振，城市就業不足，中共遂辦了許多農場，把一些城市的失學失業青少年安排到那裏做農場工人。農場大多種植經濟作物，農場勞動者吃商品糧，領固定工資，故以工人論（但已屬農村戶口）。當時為便于動員城市青年前往，廣州地方官訂了戶口保留規定。即去農場四年後可回城另行安排工作，並發有戶口保留卡，故他們被稱之為持證工人。1967年许多1962、1963年去农场的持证工人都回到广州，提出回城生活工作的要求。

在广州造反派中有一个组织叫“工读600”。这个组织是由广州的一批下乡支农青年组成。他们与其他支农青年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在下乡之前不是没有考上高中、中专、中技的初中毕业生和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抑或其他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而是在校生。他们读的是1964-1965年开办的好几间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毕业后的分配定向为技工。这些学生在初中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家庭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空气已很浓的64、65年，他们出于对自己家庭政治等级的清醒估计都不去投考高中——因为将来绝无“考”入大学的可能——而选择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日后能有一份技工职业为满足。当然还有少数是投考中专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数不够被拨到技校里来的。

文化革命前夕广州市委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政治质量太差，连留在广州市做技术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应该都下乡去做支农青年，于是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学生全部下乡务农。这批学生的数量有600名左右。

1966年底，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他们大多回到广州。1967年夏求之后他们四处申诉自己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复学，要求读书的权利和毕业后做工的权利。他们串连起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是“工读600”。尽管并不是当时被赶出校园的600名左右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名称则是极其鲜明地表明了他们的构成和诉求。

象这类地区性的“人民文革” 其实各地都有发生，只是时间不象那三波“人民文革” 那样具有高度的同时性。

在作了这样的事实陈述后，我继而对“人民文革” 作出价值判断。我指出“人民文革” 是属于在没有突破共产党政治框架的、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初级层次的民主斗争。它和当今的维权斗争的相似之处是都没有突破共产党的政治框架，和都以集会、游行示威、绝食等非暴力的形式进行。两者的区别是当今维权斗争是纯属民众自发，而“人民文革” 是藉着共产党的内斗乘机发生。

司徒华先生说，即使文革中有民众的乘机反抗运动，但也远不是文革的主流。我的看法是；如果按中共的文革十年论，“人民文革”当然不是主流。但是，如果考察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8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人民文革” 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就是主流。而在广州这种较特殊的地区，“人民文革” 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广州造反派的体制外性（原省市委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支持造反派，而且其大多数都支持保皇派）、被迫害性、坚持反抗性，使之一年另八个月的历史成为一部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史诗。

至于在1968年8月以后造反派或被屠杀镇压；或被取缔强令解散，“人民文革” 岂止不是主流，而且是彻底完结。那么主流是什么？是对造反派民众连续三年的反复清算。（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 、1970年“一打三反” 、1971年“清查五一六”） 和后来六年里共产党文革窜升派和老官僚集团的争权夺利。

在这段发言中我还反驳了造反派“反贪官、不反皇帝” 论：“依靠毛的支持反政治迫害无正义论” .我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当今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也没有提出终结中共一党专政的诉求，你能说它没有进步意义吗？如果不能，又如何能以“人民文革”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否定它？把“人民文革” 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比较，其参照物应是保皇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皇派保贪官、保皇帝要好得多。至于要求军方释放被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承认前阶段镇压的错误，并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如果认为这是靠了毛的恩准就无正义性，那么要问，什么是正义？难道军方的镇压屠杀是正义的？难道让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继续关在监狱里、牛栏里，才是正义？民众利用了毛的“恩准”是斗争的策略性。这个策略性绝不否定它的正义性。

我在“人民文革” 价值判断中着重反驳了，“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荒谬推断。

我指出，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1957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1966年6、7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1989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再考虑冲击与否。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好官，这首先是误以为文革前共产党里真有这样的好官。接着是凭空臆想造反群众会甑别出这样的好官再特别加以冲击。

实际上在民众造反运动中受冲击较多的正是共产党里的坏官。那些平时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造到更多的冲击。1960年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倒行逆施造成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坏官在批“资反线” 时期就因其此项罪孽遭到造反民众的揭发、批斗。故此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观点，纯属以文字为依据的主观臆想。

“人民文革” 论在我1979年结识的青年朋友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这样才有了林昭寰在华叔发言之后，提出不同的看法。林昭寰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香港六七暴动，他指出里面有“人民文革” 的成分。即有民众因不满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漠视底层民众的疾苦，乘机起来冲击之的成分。不能把这一成分与中资“左仔” 的反英行动绑在一起予以否定。我完全赞成林昭寰的看法。

 

最近，长江流经湖南省的干堤发生了强烈的‘崩岸’，也就是长江大堤发生严重崩塌。

湖南的水利工程人员认为三峡大坝是长江崩岸的主要原因。大坝蓄水以后，大量的泥沙沉积在库区倾水下泻造成下游严重崩岸。记者采访了三峡总公司枢纽管理部胡兴娥处长，胡兴娥处长证实，崩岸的产生确实与三峡蓄水以后下游江河含沙量减少有关系。’记者问：‘前不久，长江干堤岳阳段发生严重崩岸，有报道称原因是三峡工程初期蓄水后，下泻江水泥沙含量下降 导致携沙能力增强，下 靖江河床冲刷严重，这一说法是否是事实吗? 胡兴娥回答，三峡工程建成后，确实减少了大坝下游江水的含沙量使冲刷加剧。从而造成了崩岸。但江水含沙量的减少不仅仅是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因，主要原因是长江本身水流含沙量的大幅下降。记者问难道长江变清了反而不好吗？胡兴娥说，这就像溶解度一样，可以打个比方：沙子是融解在江水中的，江水中的沙子要达到一定的饱和度，现在水清了，饱和度不够了，就需要融解更多的沙子，于是夹在河床和河岸的泥沙造成冲刷，有些地方就会把护岸的下部基础冲深冲掉，造成崩岸。这个矛盾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保持水土，使河流去浊还清，减少泥沙，但暂时又出现崩岸问题。

按照胡处长的原话：‘河水变清是我们保持水土，使河流去浊还清。’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相信，于是记者马上追问到江水是怎么变清的？胡兴娥回答说：‘一是上游的水土保持有效，一些25度以上坡度退耕还林等措施确实使植被恢复了很多；二是长江上游，如嘉陵江的一些积极开发使泥沙下泻减少。’说水土保持有效，谁都明白这是骗人骗了半个多世纪的谎言。所以记者根本不理会。继续问道：‘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下泻的泥沙减少了是不是意味着淤积在库区内的多了呢？’胡处长说：‘你上午去了现场可以看到，目前不论是库区内的水还是下游的水都是绿的。’这可真是一句哄小孩的话，只要不是汛期，泥沙沉积下去了，库区和下游的水可不都是绿的吗？当然胡处长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有六成的沙沉在库区里。但是她辩解说：‘水库下游泥沙减少对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是有好处的，它们的淤积会减缓。’

1998年洪水流量不大，却淹没了很多地方。重要原因就是洞庭湖等湖泊泥沙淤积、库容减少。胡兴娥处长辩护之心太切，不停地绕圈子，最后把自己也绕进去了。她费了这么多口舌，最后却证实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水库不过是把下游的灾害搬到上游；把湖南的灾害搬到四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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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予素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奖的余英时先生，以坚持反对中共极权著名，在1989年的时候，面对中共的大屠杀，余先生和在美国的许多著名华裔知识分子一样痛心疾首，发誓中共不平反六四，就不再踏入中国一步。

16年过去了，随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六四已经逐渐被遗忘，当年的誓言也被很多人遗忘。只有余英时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誓言。尽管中共当局通过不同管道，多次恳切希望他能访问大陆，但是都被他拒绝。在海外民运逐渐处於低潮的情况下，很多原来支持民运的海外华人都开始与海外民运保持距离。只有余英时先生，对海外民运的支持没有丝毫动摇。他退休之后闭门写作，不再参与公众活动，但是只要是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知识分子出版书籍，找他写序很少被拒绝的。

在中国崛起的声浪下，他的这些坚持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美国的华人主流报纸《世界日报》甚至专门为此发起讨论，看余英时的坚持是否得到华人的认同。

这让我想起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作家阿城提到的一件事。他指出：当年所谓新文学运动中，其实从销量上看，真正的主流是鸳鸯蝴蝶派，而鲁迅的著作的销量其实很有限。也就是说，鲁迅的书在三四十年代，其实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是我想问的是：今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合时宜”的鲁迅高呢？还是很”合时宜”的鸳鸯蝴蝶派高呢？

我认为，仅仅扣合当下主流的东西，虽然赢的现在，但是往往进入不了历史。他们拥有今天，但是失去了未来。而真正进入历史的，回头看，往往是那些因为走在时代前面而显得”不合时宜”的东西。

今天，全世界都在羡慕中国的飞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代价和对未来的影响，却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今天的时髦就是说中国的伟大，於是大家就都去赶这个时髦。只有余英时先生指出处繁华背后的空洞，指出没有文化支撑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并指出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很值得质疑。这样的观点当然很”不合时宜”，但是他敲响了世纪警钟，我认为这种”不合时宜”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风范。我们这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需要不是让他们唱赞歌，而是希望他们提出批判。而批判，一定是”不合时宜”的。

克鲁格奖颁发给余英时先生的见间词中特别提到他对中国民主化的长期坚持，说明这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殊荣强调知识分子应当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余先生获奖当然是当之无愧，同时也应当对那些已经丧失了批判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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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对外发布宿迁医改调查报告。由于这份调查的结果与此前北京大学所做的第一份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引起公众激烈讨论。（12月13日《新京报》）

针尖对麦芒，北大版认为宿迁医改的结果是老百姓所承担的医疗负担将越来越重；而清华版则认为宿迁医改是政府在财政压力极大的背景下，寻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制的过程，改革方案具有整体性、彻底性，医改应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由于清华报告出台前后存在着种种“巧合”，有人也因此怀疑清华所做的这个报告是“受宿迁政府所托”。

写作本文，我们不妨“疑事不疑人”。中国两所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搞出意见截然相反的调查报告，看似匪夷所思。面对部分公众的指责，清华调查组组长认为造成这种意见分野的主要原因，是参与调查的两方有着不同的视角与参照：北大是横向比，即和外地比，和理想状态下的医疗比；而清华是纵向比，即拿现在的宿迁与过去的宿迁比。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是半瓶水，乐观的人看到半瓶水，而悲观的人看到的是半瓶空气。对此，英国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解释是，意义的真正完成，在于信息接受一方。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即使是基于同一组数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

显然，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作为宿迁医改的调查者，其所提供的版本都只是代表自己之权威，绝非公众之权威。对于后者来说，真正的权威报告，都装在宿迁当地民众的心里。从这方面说，两份调查报告是支持还是反对宿迁改革，都不是至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倾听当地民众的心声，让他们有更多渠道亲自表达自己的真实遭际与利益诉求，而不是仅靠那些短期走访式的调查报告来代言心声。

毕竟，无论我们做出怎样“权威”的第三方报告，无论我们如何标榜自己价值的中立，都不如给当地民众一个表达自己群体意见的机会，他们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东汉政论家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充的这句话道明了现代政治传播的真谛———无论政治怎样运行，无论改革进行到何种地步，最真实的评价来自于受政治与改革影响的个体，因为他们才是变革的利益关系人与意义阐释者。或者说，任何旨在谋求公众幸福的改革是否成功，皆在于公众的感受。正因为此，我们听到人们常说：为任一方，无论你怎样为自己树“功德碑”，都不如民众的口碑。

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旁观者，无论他抱着怎样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都不可能像常年生活在屋里的人那样真切地知悉这间房屋是否漏雨或哪儿漏雨。回到北大与清华这两份调查报告结论的对立，双方在最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匆匆搞出的两份“调查报告”，自然难免有纰漏之处，更不可能得出一揽子真理。

对于宿迁医改，有不同版本的调查报告出台，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件好事。因为一个人说话，不如大家都来说话。任何人、任何文献都不可能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关键在于我们从中找出有益的东西。所以我说，不同的报告，同样的纠错，无论是北大的报告，还是清华的报告，无论是赞成的意见，还是反对的意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些表面的悖论与矛盾中找到“信息增量”，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加合乎情理的解读，形成更理性的公共意见，以推进中国当下众说纷纭的医疗改革。

 

2006年12月7日，高勤荣刑满释放(因狱中多次立功减刑4年)。媒体很快给出了充满敬意和同情的高调报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曾经大胆说出真话的反腐斗士，今天更是一位受难英雄。——相关新闻：山西记者揭露工程造假入狱八年 出狱称永不言悔

1998年5月，记者高勤荣率先揭露了运城地区耗资2亿元的作假工程。《南方周末》、《焦点访谈》等媒体迅速跟进，将运城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曝光。1998年12月，高勤荣被捕。1999年8月，他被运城地方法院判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刑期12年。

从媒体的报道看，这案件似乎是高勤荣遭受打击报复：揭露报道发表后不久，有关部门便找到高勤荣谈话，并且决定对他进行调查；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由有关部门牵头的专案组便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专案调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所有的“罪证”都是在高勤荣被捕之后调查取得的；高勤荣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是被捕前数年发生的，突然集中“暴露”出来，连经得起推敲的报案人都没有；证人的最新证词与案发时的笔录不符；高勤荣并无职权可以出卖但是被定为“受贿”……

此案所引发的争议并无最后定论，虽然很多人都明白，不能随意怀疑司法公正，但是人们实在是有太多的理由去相信，高勤荣是因为说真话而遭遇了报复。甚至不需要去援引案情经过和“罪行”细节，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作出判断。因为常识告诉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地方司法机构有时被某些地方官员滥用；因为生存守则告诉他们，说出真话是危险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有某些人在阻止人们说出真话。

正是因为高勤荣的故事击中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难言的痛处，击中了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所以人们没有将它当成一桩普通的“冤狱”，而是将它放大为一件具有典型寓意的社会事件。8年来，人们以批判社会丑恶的愤怒，以维护说真话权益的激情，不断地为高勤荣申诉。

在网络上，不断有新帖在讲述这个故事，不断有跟帖支持。媒体方面，有超过100家报纸杂志曾经报道过高勤荣的遭遇。人们似乎也明白，一篇报道，一条帖子，一篇博客，不能改变高勤荣的命运，但是人们不断地提起他，至少是可以抵抗自己的遗忘，人们不能允许自己遗忘：有一位公民因为说真话而正在遭受牢狱之灾。保持这份清醒，已经是人们最后的，不能放弃的底线。

舆论支援以外，“搭救”行动也已经多方展开。2001年，李肖霖律师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文，揭露运城司法机关肆意“伪造、篡改、后补司法文书”；2001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光等人就此事提交了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作提案，仍然没有结果，直至高勤荣如今刑满出狱。

本来高勤荣可以更早出狱，只要他愿意签一份认罪书。但是他认定自己无罪。8年来他从未放弃过为自己洗冤，每个月发出10多封申诉信。可能在高勤荣看来，坚信自己无罪也同样是坚持真相，不断申诉洗冤也是在说出真话。就好像8年来一直没有忘记高勤荣的学者专家、两会代表、委员、媒体同行、热心民众，他们坚信高勤荣是遭遇了打击报复，他们坚持要为他伸冤还他清白，都是在说一个更大的真相：说真话的权益正在被威胁。高勤荣，和所有相信他支持他的人，就用这样的方式，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