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

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賁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乡。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借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巴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郭沫若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以“粪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

人生识字糊涂始，教育由启蒙沦为蒙蔽之时，往往是因为文字里的昏话太多。在中国这样一个许多人读不起书的国家，教育资源相当稀缺，可惜的是，不少人有幸得到这种资源，读成了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反而只把取巧工媚放在第一位，有意忽视本来很简单的常识。批判与启蒙的鲁迅“奶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鲁迅之后越来越多的“二奶牛”，喝的是奶，挤出来的是草。

我今天一觉醒来，发现人权已经到了第四代。为了避免自己更新不快失掉人权(因为在许多人权专家的眼里，知识不够多是没资格有人权的)，赶快补了一下课：《新京报》11月23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以和谐精神超越传统三代人权的精神，将化育出新一代人权———和谐权。相关新闻——全国人大常委称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

和谐与人权都是相当好的词语，能把它们合乎逻辑地拧在一起变成“和谐权”，当然是了不得的“学术成果”，给专款、搞专题似乎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有太多人滥用、曲解“和谐”从而将自己的“不和谐”合法化、神圣化。一个城市的主政者粗暴对待主张自己基本权利的市民，可以说是为了和谐；禁止不同意见甚至是善意批评，甚至把流浪汉、小贩们打倒在地，都能说成为了和谐……

在这种风气中，徐显明校长的结论我就不敢轻易接受，在我看来，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即所谓的“人权”，可能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变，人权只有一代，不像游戏机，隔几年就推一代。说得朴素一点，一个人生下来，成年了，他就有看到一切的权利、听到一切的权利、有用双脚行走到任何地方的权利、有评论一切发表任何观点的权利、有决定自己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权利、有快乐生活反对任何恐吓力量的权利。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完整的先进的人权，做不到，就是人权不够。

徐校长先自行将人权划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和发展权本位的人权。不管他的这种划分法是否科学，也不费事逐条讨论他的论证过程，好在尝一口就知道梨坏了，化繁就简，只说一条吧。徐校长对人权的“第一阶段”有这样的论述：“自由权本位的人权忽略了人与人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平等的人权使人权体系难以和谐”。人是生而不平等，比如出生于中国的偏僻乡村、印度的低种姓家庭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贫穷地区，人生已经输在射精阶段了。而这种弱势阶层的自由权是最容易被剥夺的，从而固化、加剧不平等，比如不许农村人口自由迁徙进入城市。

所谓的不平等就是把一部分人当人，把一部分人不当人；一部分人有自由，一部分人没有自由。后者争取自由权的过程就是人权的进步史，自由权从来都是消除不平等、构造和谐的最重要工具。在人权史上，自由权一直只有不够，而没有过多，而在人权史上最严重的退步一般都发生在人权专家们认为自由过了头。

徐校长太心急了，太急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速成不了当红人权专家。

 

丁聪为李锐作的肖像画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

本文为吴敏写作的《民主探求录》一书的序言，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篇序言发表于11月23日《山西日报》理论专版

作者:李锐

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都是在民主同专制的反复较量中逐步实现的，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尤其如此。民主者，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民主者，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尽其所能，关心国家的大事小事，并予以必要的干预。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关键就在是否实现了民主。

自孙中山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的目标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努力和奋斗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在这一百年里，从“五四”运动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从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六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均以不同方式表明了民主对中国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当前的中国，大概不会有人再公开否定和反对民主了。但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影响和惯性，我们党历史上相当长时期里不重视民主留下的后遗症，特别是与迄今尚未根本改变的“权力过分集中”体制密切相联的深层利益结构的潜在制约，决定了中国民主发展仍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和实践过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思想有所解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维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现在已列入宪法。这是很大的进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深得民心之言，都属于民主政治的内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并举，所谓政治文明，岂不就是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政吗?邓小平早就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惜这个思想还未能完全付诸行动。

我们这些耄耋之人，大都是受五四精神的熏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十五大召开时，我有长篇上书，谈如何防“左”；十六大召开时，我又有长篇上书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谈党内民主五条，国家民主五条。保障人民各项自由的实现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已写入宪法。在人民的各项自由中，言论自由很重要。马克思就说过，没有言论自由，任何自由都谈不上。有些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怎样过渡呢?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要言论自由。现在，民间流传的调侃、嘲讽谚语太多了，大庭广众中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听到，这和言论自由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是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的反映，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应进入正常轨道，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等法律规范，使民意表达机制逐步健全起来。

在百年来的中国民主奋斗史上，已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心血、辛劳乃至生命。要在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还需两、三代人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开拓。中国的事急不得，但太慢也不好。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已届“望九”、“望百”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为中国民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了。我们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一直传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那一天。

“老三届”群体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许多人是各行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不少人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我喜欢同年轻人来往，在“老三届”群体中有不少的“忘年交”。这本《民主探求录》的作者吴敏也是“老三届”一分子，我和他不很熟悉，仅有过几次通迅联系，见过两、三次面。但我认真研读了这本书的“自序”和目录，粗粗翻阅了全书的书稿，就欣然答应作者的请求，同意为他写这篇序。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觉得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注重研究有关民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个精神值得提倡；二是觉得现在研究和宣传民主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某种风险。我作为一个“风雨虽曾几度经”，“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共产党人，应该为他壮壮胆。当然，这本书中有的观点难免有欠缺，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戒骄戒躁，尽量做得更好些。2004年5月16日于北京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获纽约公共图书馆「雄狮奖」，象徵中华文化软权力得到全球关注，将有更多同胞与同行欣赏他的思想和作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赞他的长篇《灵山》属于全人类。

——————————————————————————–

诺贝尔文学奖二零零零年得主、着名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日前再次获得文化殊荣，荣获今年纽约公共图书馆（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雄狮奖」，并与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不久前于纽约隆重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在国际文化界的又一个重要舞台上，又一次为汉语写作争得了荣耀，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

为出席纽约公共图书馆为这项活动举行的盛大晚宴，高行健特别从巴黎飞赴纽约，出席有关的颁奖活动。

这是近些年来，这位华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次的长途飞行。这几年，由于身体的原因，高行健一直按照医生的要求，尽量避免出远门旅行，但这一次，他在觉得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健康、精神也很好的情况下，没有辜负美国朋友的期待，参加了这一场重要的文学约会。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雄狮奖」被认为是文化界一项相当有地位的奖项，也是一项审定相当严格的奖励，与这座创立于一百年前的世界着名图书馆前那对仰头挺立的大理石雄狮一样，是人类求知的「耐心与坚忍不拔精神和态度」的象徵。多年来，这座名声显赫的图书馆，每年都在全世界范围内，「跨越国度和种族」，挑选他们认为「最能充实馆内藏书品质、充分表达知识之美」的优秀作家和「卓越价值创造者」，并授予他们「雄狮奖」。

根据有关委员会的评选，今年的「雄狮奖」获得者共五位，除了排在第一位的高行健之外，还包括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着名作家帕慕克、一九六二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美国着名生物学家华森（James D. Watson）、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致力于和平和人权的美国作家维赛尔（Elie Wiesel）以及美国着名黑人「脱口秀」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

纽约公共图书馆在致高行健的信中，称赞高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向高行健对文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致敬。主办方并将今年颁奖仪式的主题定为「世界文学」，高度赞扬「文学的伟大力量在于对人类生活发生影响」，认为「人们通过文学了解自我也了解了周围的世界」。因此，盛情邀请高行健一定要出席这次的颁奖仪式。

病后首次公开亮相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在纽约举行的盛大颁奖晚会由一九九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着名作家冬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主持，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五百多位作家和各界精英齐聚一堂。而高行健则在自二零零四年那场重病之后，首次公开在国际文化舞台上亮相，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高行健告诉亚洲周刊，他为能获得这项荣誉感到高兴，感谢世界各地朋友对他的支持和关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获奖者都是在各界作出重要成就的着名人物，尤其是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帕慕克见面，我更感到高兴」。因此，尽管旅途远一点，要飞行八个多小时，但高行健认为身体已经好了一些，「（两年多来）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试试看吧，也是对身体恢复状况的一次检验」。

高行健表示，如果这次身体感觉好，他就可能在以后的几年中，再到亚洲旅行。过去的两年多，由于身体的原因，高行健除了没有长途旅行之外，也不能进行过多的写作，却自认为给他的水墨画「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据高行健称，这些年来，他在新加坡和比利时的画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正在筹备明年初到德国的大型回顾展，并且很快要到瑞士伯尔尼艺术馆举行大型画展，并到附近的巴塞尔大学演讲。

也被誉为大艺术家

事实上，自高行健二零零零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六年来，除了其作品《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之外，他的美术作品更获得越来越多文化艺术界精英的欣赏。美国着名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据称特别喜欢高行健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评价高行健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对于诸如威尔逊的赞誉或是纽约公共图书馆授予的奖项，高行健称「均以平常心对待」，他说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要赢得时间，以继续其进行的「精神价值创造」。高说，他的身体虽然弱些，但思想却空前活泼。

不久前，高行健曾通过录影对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台湾大学，作了四次专题讲座，题目分别为「作家的位置与角色」、「小说叙事艺术」、「戏剧新创造的可能性」以及「艺术家美学」等。之后，高行健又修订了与好朋友、文学教授刘再复的文学对话《放下政治话语》，以及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方梓勋教授的戏剧对话。

十月十五日，在法国爱克斯│普罗旺斯大学的组织下，高行健更与日本着名作家、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江健三郎进行了一次公开对谈。两位东方着名作家幽默而诚挚的交流，引起了听众的高度兴趣。作为普罗旺斯大学庆祝「图书节」的核心节目，他们两人的对谈成了这项活动的高潮。

与大江健三郎对谈

高行健和大江健三郎对谈的主题，是「从边缘地带看世界看文学」。尽管两人的创作风格不尽相同，却都有独立面对社会的态度和率真的作家性格，他们不回避任何问题，据称「谈得特别快乐」，听众也享受了一场难得的文化盛宴。

大江健三郎表示，他非常喜欢高行健的作品，并在他的文章中引用高行健《灵山》中的思想意象。其对《灵山》的细读，很令高行健感到惊讶。大江还说，他不仅读了《灵山》，还读了《八月雪》等高的剧本，并且看了三遍《八月雪》的演出录影，「多次激动地落泪」。目前，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正在用法文整理两人的对话，并将翻译成中文。

与此同时，在地球南边的澳洲，有关出版社正出版发行高行健的英译本论文集《文学的见证》，并将在明年春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发行，他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向高行健颁发的「雄狮奖」一样，象徵着世界文化界和文学界，在中华文化越来越获得世界关注的今天，对这位华人作家的再次肯定，更希望他的母国，有越来越多的同胞和同行，也能有机会自由地欣赏他的思想和作品。

其实，除了专业作家欣赏和喜欢高行健的作品，这些年来，他也在政界结识了不少知音。二零零三年，当他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爱尔兰总理共同获得美国终身成就学院颁发的「领袖金盘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颁奖典礼上，克林顿就热情地告诉高行健：「你的《灵山》属于全人类，你在获诺贝尔奖仪式上的演说，是我读到的最好的演说之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这些高度赞扬的话，不仅仅是对高行健个人文学创作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赞誉。在不少西方人看来，高行健既属于法国，也属于中国。高行健的汉语写作，不仅为中华文化争得了光荣，更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耀，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

最近遇到一些学文学理论的丹麦年轻人在那里开口海德格尔闭口罗兰巴特，这让我又想到从前在网上看见自由主义标签盲从现象时所想到的一些东西。

本来，自由主义让我感觉到的是思想上的自由，但事实上在网络上，我不时会看见了一些中国自由主义门徒们（至少他们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不自由心灵表露。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一个年轻人在论坛上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对民主和自由的领会，可能是出自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得自书本的知识，也许能够让人觉得不全面，但是从他的经历出发，那都是一些闪烁的思想火花。但这时来了一个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网友，水瓶子晃荡晃荡响地教训那年轻人：你读过亚里士多德吗？你读过卢梭的契约论吗？你读过哈耶克柏林吗？在我读这个人的回帖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人似乎就只知道这些人名书名，就拿来扯虎皮拉大旗。对自由民主的领会可以是一个人自己的心灵结晶，根本无须拿名人们的著作来作衡量尺度，这可不是八股式的读书考试。也许这位网友有自己所顶礼崇拜的历史名人，但试图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而拿这些名人来压制别人，这样做就难免露出太多自己受专制主义熏陶而不能自拔的原本面目。

另一次，则是在我的一个博客页上，——在我努力回归到自己读哲学之前的思维状态而描述出自己最初对人的权利问题的思考时，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忠实追随自由主义门户传承的网客来向博主强调“自由主义宗师对自由的定义”并指称博主“无知无畏”。这就让我感觉到交流上的艰难：我的努力是在这样的原始个人心灵回顾的文字中消灭掉一切名人名言而避免掉权威的误导，而这位老兄稍稍看了一些自由主义学派的书籍就以为所有世上的自由思想都必须按照他眼中的这些自由主义宗师们的教条来展开。他是我博中的网客，依据我自己的原则，我既没有训导他的权利，也没有教育他的义务，——既然他喜欢他心中宗师们的“定义”和“规则”，那么作为博主我能够做的就是给他送一个链接，链接到我在学院教育环境里所写的旧论文，那是哲学专业里引经据典以表明概念发展历史的枯燥阐述，与“一个人自身对世界和人生的直接领会”这一主题的关系并不大。这能够满足学术初入门者寻求去接触深奥表象的欲望，而且在那一类论文里有很多他所愿遵循的宗师圣言，虽然我不相信他能够读得懂，但是我相信他会很喜欢。

（当然这种“知道一点皮毛就以为皮毛是一切”并非罕见现象。这里涉及了一种因自己所获知识有限而又自以为是所引起的偏执。说实在话，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状态”，如果我不说这是一种毛病，——比如说我自己二十年前对基尔克郭尔、黑格尔等等的阅读就是这样，只看了一些简介就急于为他们下结论。今天看起来可笑，但那时却自以为是得很。）

人生有限，书海无边，而具有不同人生观的作者在自己的书中给出不同的“人生哲理”。其实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让自己去相信“书中所讲的道理当然就高于从自己心灵中找到的道理”。名人的话可以作为一种启迪，从正面或者从反面刺激或者引发你自己的思考，但不要将之当成训诫、当成至理。至于别人抬出名人名言或者主义标签来压人唬人，则更没有必要把它当一回事，至多你作为好心人可以告诉相关者可以去什么地方找到更多他所喜欢背诵的名人名言。有人能够把圆周率背到三百位，这也是一种能力。能够常常引述什么大师说过什么话，作为趣味消闲、作为类似于业余爱好的修养摆设，那还是值得以微笑报之的。

我还记得我中学、大学的时候曾经想过这一类的问题，大学毕业后又想这个问题，我记得以跟舒芜先生的通信中谈到这个问题，舒先生回信说，人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能做好一两件事就不错了。我那时奇怪为什么他如此说，因为我们那时流行的观点，似乎一个人一生可以成就无限。后来才知道十年寒窗十年一剑之说并非虚妄。曾有教育说法，大意为一个人青少年时的学习是为人生储蓄，后来的人生都将从银行中取息受益；又说，一个人在35岁以前的经历都是为后来储蓄。两说是一个意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都是为了一个至高的自己。只有如此看待人生，才不致异化得太厉害。

曾看到一个教授去年一年的工作清单，从编写书刊、到发表论文、到各地讲学，等等，平均起来，一天都快有一件事了。所以这次我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忽然想做一句诗：在知识的流水线上生产、作业。

我们观察周围的成功人士，他们离我们都太远，像在台子上。甚至一些名望不错的知识分子也做悲壮状、做痛心疾首状、做正义状、做只会思考只在思考状，实在是未能回到真正的精神个性中来。我们完全明白，一个真正的人，他带给我们的温暖和亲切；你看孔子的童心、老子的幽默，都是极为个人的，他们很少端着，更不会道貌俨然。我们只要想想周围的那些活得健康的朋友，他们的平易情谊，是我们生活的保证之一。我们就明白，活出一个至高个性的社会意义。

编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我曾想找到一个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人为我说法，我跟不少学者教授联系，做朋友；以至于我的朋友说我不是名人，我只是”名人中的名人”.基本上，我算明白过来，人生成就跟青少年时期的志向有关。对我个人而言，可能还是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这种旁观又不是冷漠的。周作人晚年实践古人至语：不作无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马克思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人类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或消极或积极，其实都指精神的丰沛，那种不依傍万有的自性和创造力。我后来多次倡言的：个人的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大致如此。

最近，中日两国外交部长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要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包括近代史以及战后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争取在2008年发表研究成果。其实在将近半年前，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历时近三年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已经相继在这三个国家发行。不过这本书基本上是民间行为，现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共同研究，是向这个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步。

中日是亚洲邻近的两个大国，二战结束也已经60年。战后关系始终没有理顺，而如何看待历史，则是一个纠葛重点。这让我们想起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过类似的历史宿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和德国。

法德两国因战争引出的宿怨源远流长。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都读过《最后的一课》，堪称短篇小说经典。小说通过一个法语教师向孩子们的告别，描绘了法德边境争议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的困扰。法国教师告别，是因为法国输了战争，这一地区被划归德国，这些法兰西的孩子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德国人，学校的语文课要改教德语了。最后，法语老教师在黑板上写了他最后给孩子们的话：“法兰西万岁！”没有一个小孩子读这样的文章会不读得激动万分，更不要说法国小孩了。小说描绘的是阿尔□斯－洛林地区，这个地区在法德两国之间，被翻来倒去划了好多次了。就在这样的文学和教育中（当然也有德国那一面的），传承着民族历史记忆、爱国主义情操，也传承着一代代的历史恩怨。

就在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的时候，法德两国学者也推出了他们对历史的合作研究。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写的是今后两个国家共同的中学历史课本。虽是中学课本，内容却很详尽。《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只有20万字，而法德两国共同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仅今年5月先完成的高三历史部分，就厚达335页，分为四大章节，时间跨度是二战后至今的60年。内容涉及更多对历史细节的评价难度也就更大。有意思的是法德媒体在谈论合作编写历史的项目时，不约而同以日本为“反面教材”，他们都批评日本的学界与政界不愿面对历史，不愿意提及对其他民族的残害屠杀。

法德双方学者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对二战历史的理解大致相同。无论进攻波兰、占领法国或屠杀犹太人与吉普赛人，德国人都能坦然面对历史，早已不再回避自己国家对他国或其他族群的侵略与杀害。而法国学者也没有虚妄的民族优越感，不是只看到德国的历史问题，也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包袱，法国过去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与压迫，甚至在民族自决的潮流里，法国原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的过程，也都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不过法国人的自我认知也是经历反复的。去年，法国国会表决通过制定法令强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要写明，过去法国在外国，尤其在北非地区的殖民是具“正面意义的角色”。这个法令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最后，由总统提出撤销这条法令。殖民是一个历史过程，不管历史学家有怎样的不同观点，政府无权以法令强求。

历史书一般来说，总是涉及两个部分，一是事实，二是对事实的看法，也可以说观点。法德两国学者的处理方式也许值得借鉴。他们在发生观点分歧相互无法说服的时候，最后选择把双方的观点都列出，由两国读书的孩子们自己去判断。

可以料想的是，两个有过历史怨恨、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认定和看法差别很大的国家，编制共同使用的教科书，相比学者合作写书，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情，却也是对两个国家未来更具深远意义的事件。这是真正在两个国家的一代代新人面前，对过去作一个了结，站在一个新的两国关系起点上，开始新的未来。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中日两国的孩子，使用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同一本历史教科书。

非洲草原上常年生活着一些流浪的狮子，这些狮子不属于任何狮群，一般是一到两个雄狮子，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别人领地的周围，随时寻找偷袭的机会。他们能通过气味和嗥叫声，判断出附近狮群所处的方位，以及狮王的身体状况。一旦听出他们年老色衰，或在警戒线之外，便会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胜利后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该狮群所有的幼仔，并将老狮王留下的妻妾兼容并包；当然一旦战斗失利，他们就会被狮王咬死，阵亡，或者浑身布满血洞，一瘸一拐地离开。

如果侥幸取胜，作为新狮群的统治者，它必须励精图治，因为它深知在它领地的周围，徘徊着一批像它当年一样的觊觎者，随时准备侵犯它的王位。在这儿，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可言，一切都是膂力和牙齿说了算。表面上看，老狮王是受害者，不仅身死国灭、江山易手，而且妻妾被夺、断子绝孙，作为狮子，为祸且有比这更惨烈的吗？但大家不要忘了，它当年正是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的前任的。

这使我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弱肉强食。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文化上更是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等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得手足无措时，便只有跪地求饶，割地赔款一途，仅沙俄一国从《中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三个条约中强取的土地就有150万平方公里之多，令此后的”爱国主义者”提起莫不血脉贲张、痛哭流涕，以为自有国以来以此耻为甚。可他们恰好忘了清朝的土地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朱元璋的子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满人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发不留头，以及集顽劣、卑怯、荒唐、野蛮之大成的文字狱恰好说明它的土地也是抢来的。既然是抢来的，这就有了问题，即，先抢的是不是一定比后抢的高尚？做满人的奴才是不是一定比做沙俄的奴才舒服？如果把满清王朝比喻成一个强奸犯的话，强奸一次是流氓，强奸一辈子或几辈子是不是就成了合法丈夫？抢人肯定不对，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问题是，抢到手以后不加爱惜、任意毁坏和抢到手以后小心谨慎、倍加爱惜之间就有了坏和比较不坏的区分。注意，是”坏和比较不坏”，而不是好和坏，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

与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一样，无论帝俄、日本、还是英法联军遵守的其实都是一种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不相信道德和眼泪。它只相信强力。具体到国家问题上就是，只有综合实力才是决定其他规则的规则。但丛林法则也是法则，中国人叫”盗亦有道”，它的核心原理就是”弱肉强食”，说好听点就是”优胜劣汰”。它的残酷性在于，抢不到手固然性命难保，但抢到手如不枕戈待旦、奋发图强则迟早有一天会身死国灭、祸及子孙的。因而，没有听说那个狮王沉湎酒色、不理朝政，腐朽得像嘉庆皇帝，懦弱得像宣统小儿，更没有听说那头狮子像毛泽东一样在狮群内部发动一场又一场运动瞎折腾。”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粗浅的常识，中国人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明白，而这是任何一只狮子、胡狼或野猫、野狗一生下来就知道的。可见这些明君、忠臣、文人、雅士的智商有时还不如一头走兽。

但丛林法则毕竟是丛林法则。它的野蛮之处在于，无论是帝俄还是满清都不会考虑生活在黑龙江以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是否愿意被倒手转卖？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憧憬与不幸、叹息和眼泪，压根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就像一头雄狮不会顾及前任狮王的遗孀是否情愿，它们的幼仔是否乐于被生吞活剥一样，这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沙皇、陛下、领袖、功臣对待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子民”，就像一个农民对待他承包田里的一窝蚂蚁一样冷漠无情。

有没有一种比较文明的，或比较不坏的制度来代替充满血腥和杀戮的丛林法则？有。那就是由”蚁民”自己来决定统治者及管理方式。这既可避免”蚁民”的身家性命随时倾覆之虞，同时也避免了大大小小的”狮王”们人亡政息之时肝脑涂地、妻小不保的悲剧。说简单点，就是以点人头的方式代替割人头的方式。比如，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公决”，就可以看作是这种历史嬗变的先声。魁北克省是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份，面积15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1/4，其中约82％的人讲法语，９％的人讲英语，另有９％的人讲英语和法语以外的语言。由于文化背景及历史的原因，英裔与法裔之间一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聚集在魁北克省的法裔从70年代以来就一直试图摆脱加拿大，成立独立国家。

1976年11月，主张独立的”魁北克人党”成为魁北克省的执政党。他们提出要在加拿大联邦和魁北克省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即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与其他地区保持联系的”主权——联系”方案。该方案出台后，舆论哗然，主张”统一”和”独立”的两派争执不下。1980年3月,魁北克省议会决定就”魁北克是否与加拿大成为主权的结合”举行全民公投。公投结果是赞成票占40.44%，反对票占59.56%。”独立运动”第一次遭到挫折。1982年，加拿大保守党执政，总理Brain Mulroney致力于修改《加拿大宪法》，对各省权限和修宪过程作了许多修订。8月间，各省省长在米奇湖畔商讨国是。结果只承认魁北克省的特殊社会地位，种族平等以及多元文化对加拿大的贡献等。此即《米奇湖协议》。但魁北克省政府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及政府的组织形式，只有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才有最后的发言权。因而他们没有单方面表示赞成还是反对，而是把是否接受”米奇湖协议”交给全省人民自己来决定。1992年10月26日，魁北克居民再次举行公投，公投题目是”你是否赞成根据《米奇湖协议》，来修改加拿大宪法”，结果赞成的占43.32%，反对的占56.68%。这表示魁北克人仍然不满联邦政府的体制。1995年10月，魁北克人党就”魁北克是否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举行了第三次公决。结果两派势均力敌，赞成的占49.42%，而反对的占50.55%，联邦主义者以微弱多数获胜。令人惊奇的是，投票期间，加拿大联邦政府除了在舆论上表示反对分裂，派出行政人员加入反对阵营以壮声威外，一任魁北克人民自己选择。

中国人说了许多漂亮话，《吕氏春秋》上就讲”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隋代大儒王通更提出了”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不拿一条百姓的生命来换取整个天下）的伟大主张，但这是书上的话，说说而已，实行在地上的却完全是始皇爷爷的那一套，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因而，对我们来说，魁北克将来的命运是”统”
还是”独”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它完全超出了我们的制度想象力。我们习惯的是暴力的原则，即割人头的方式；可人家习惯的是投票的方式，即点人头的方式，区别之大正好比人与狮子。

这部英国电影对政治言论尺度的挑战，摇晃了今年的多伦多电影节。10月底以来，开始在部分美国院线上映。导演以仿纪录片风格，虚构了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在2007年10月出席芝加哥商业领袖会议时遇刺身亡。警方的地毯式排查，渐渐把焦点放在一个现场被捕的叙利亚人，曾去过基地组织参加集训。一年后此人被判罪名成立。但电影中的独立调查暗示，真正的行刺者却极可能是一个参战伊拉克的美国大兵。几个特勤人员、白宫幕僚、CIA官员和嫌犯，一直端坐在采访镜头前铺陈整个故事，与电脑合成的纪录片场景穿插起来。将导演反战和反布什的政治立场，刻画得令人坐立不安。

从技术上说，这部电影达到了电影史上政治批评的颠峰。虚构的是未来的犯罪，落实的是现任国家元首，逼真的纪录片手法，完全使用政治人物的真实形象。连布什的头号政敌，一贯反战的民主党议员希拉里，也公开谴责这是一部丧失责任伦理的作品。

1981年行刺总统里根的约翰•辛克利，曾说自己看了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汽车司机》，爱慕年轻的朱迪•福斯特，才萌生此念。但这部电影不同，从法律上说，它的尺度已无限挨近了“挑衅性言论”或“煽动性言论”。若未来当真发生行刺事件，导演还能否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立法限制信仰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就很难讲了。美国的各大院线和电视台出于法律和道义上的谨慎，都拒绝了这笔买卖。导演公开否认他的电影有可能怂恿犯罪，只不过他出席首映式时，特别聘请了几位私人保镖。

没本事的用FLASH“恶搞”电影，有本事的用电影“恶搞”政治。英美两国的电影界都有恶搞的传统，全世界声名远播的两个“恶搞”电影团体，一是英国的“巨蟒剧团”，60年代末就开创了嘲讽政治和宗教的“无厘头”风格。一个著名的段落是，有妇人走进理发馆，说我想剪一个撒切尔夫人的发型，于是理发师举起剪刀，将她的头齐着脖子剪断。在代表作《生命的意义》中，“巨蟒”则对基督教信仰作了也许是艺术史上最粗俗的反讽和嘲弄。

英国的普通法传统，有一种特别的“亵渎罪”。专门针对“任何对上帝、耶稣或《圣经》的侮辱性、辱骂性及庸俗下流的出版物”。反对基督教和否定上帝存在的观念会受到保护，但上述侮辱性言论，却可能被视为“对英国国教教义的亵渎”而被禁止。“亵渎罪”只适用于英国国教，对其他宗教信仰的亵渎性批评仍在言论自由之内。显然这违背了“非歧视性”的人权标准，但最近的欧洲人权法院还是容许了这一“被历史的铰链所束缚”的特例，它相信英国的法治传统有足够的信用，担保这一罪名不被滥用。

事实上，这一罪名已长达50年没被惊动了。“巨蟒剧团”从未因他们搞翻天的谩骂而惹过官司。十几年前，英国的穆斯林曾企图以此罪名控告《撒旦诗篇》的作者，英国法律大臣对穆斯林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再利用这一罪名去保护信仰不被亵渎。他说，“宗教信仰自身的力量是反对嘲弄者和亵渎者最好的武器”。

世俗的政治就更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出现许多反对征兵的宣传，大法官霍尔姆斯在宪法判例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标准，若非某种言论引发了“明显和现存的危险”，就不应被禁止。他举了一个后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最严格的言论自由，也不会保护一个在剧场中谎叫失火，而引起恐慌的人”。照此标准，这部《总统之死》颇有些在剧场谎叫失火的嫌疑。这一原则把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几乎缩到了最小，但仍然引起不断的批评。宪法学者米克尔•约翰反驳说，第一修正案是不能打折的，政治批评的言论自由，不应受到任何削减。

之后霍尔姆斯和最高法院逐渐修正了“明显和现存危险”的标准，到70年代，这位大法官发表了一个更著名的论述，他提出“观念市场”的概念，说人们如果信奉某种思想，就应该相信“思想具有使其自身在市场竞争中被人接受的力量”。如果市场体制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观念市场也同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会忍不住使用强制力。而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其实并不相信自己所宣称的真理。

1978年，一些新纳粹在居住了几千名犹太人集中营幸存者的社区，高举纳粹标志进行示威。结果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这不算“挑衅性言论”，这些令人厌恶的家伙有权这样做。就像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性书大亨》中，色情杂志的老板佛林特，用一幅色情漫画辱骂天主教的教会领袖。他的律师在最高法院中宣称，我极其讨厌我为之辩护的这个家伙，但我更讨厌一个在思想领域使用强制力的政府。所以我要为他辩护。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流氓面前保持克制，所以大法官们说，佛林特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道德价值的藐视。

就这样，电影慢慢成了一种写政论的方式，或者严肃，或者恶搞。迄今为止，在银幕上被好莱坞杀害的美国总统，大概已超过历届总统的总和。也许当总统在银幕上被杀死，自由就在银幕下被成全。拍这部电影真的很奢侈，看着也很奢侈。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我们有盗版。

比“巨蟒”更恶搞的电影团体，是美国的“南方公园”。他们交替使用动画和真人秀，用淫秽粗鄙的方式，对一切政治和宗教信念进行亵渎。最近的碟市，还有另一套“南方公园”几年前嘲讽布什的肥皂剧。辱骂第一夫人是“高级妓女”，已算是剧中比较文明的语言。迄今为止，南方公园也没惹上任何官司。

但不被政府强制，并不等于在道德上免于被谴责。曾主演《刺杀肯尼迪》的凯文•科斯特拉，在公开批评这部电影后，越发的令我尊敬。他说，虚构一位总统被杀的真相，和诅咒现任总统被杀，是完全不同的。电影全然不顾布什及其家人的感受。凯文说，“如果你是他的妻儿、父母和亲人，你就知道这部电影无法令人接受。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它，是喜欢它还是嗤之以鼻，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但却被导演抛弃了”。

说这么多，最后一句回到了常识。

2006-11-14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