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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受难当做勳章，把受害视为道德，是党外运动以来本土论述的主要诉求。从民主追求的立场来看，被压迫者绝对有其应有的权利要求平反，要求赔偿，要求真相。这样做，是建立转型正义的初阶步骤，也是完成历史解放的必要任务。将近三十年来的抗议与批判，民主 运动确实已为 台湾社会开创全新格局，并且也使党外运动成功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以和平演变方式取得政权的事实，不仅是台湾史上极其动人的成就；从东亚范围内反殖民反威权的历史来看，也是相当骄傲的纪录。

民进党执政六年来，似乎并不认为台湾社会已获得解放。由於两次总统选举都是以些微票数险胜，掌权基础还未稳固， 民进党陷於困境之际，总是习惯地回到受难与受害的历史情境，寻求本土论述的动力，以争取草根民众的支持与认同。这种政治策略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诚然获得强烈的回应。毕竟受难式勳章与受害式道德，最能立即有效唤醒曾经有过的历史记忆，从而在最短时间换取草根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政治目的达成同时，民进党对民主精神与社会文化已构成严重伤害。利用历史平反运动得到政权的民进党，似乎并未意识到本身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已升格为全民政府。一个民主政府，除了必须照顾其治权下每一族群、性别、阶级的权益与意愿，还必须进一步尊重他们之间各具差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但是，站在权力最高点的民进党，却不断制造台湾社会还未解放的假象，持续燃烧历史悲情，并且努力不懈地 开发被压迫的情绪.

殖民时代与戒严时代的历史当然必须重新反省，但民进党所做的反省却只是为了巩固化、永久化本省族群的被压迫意识.这是 民进党政府把自己塑造成本土政权的重要策略。依循这种思路推演下去，历史上同样受到压迫的外省、原住民族群就全然受到抹消遗忘。更严重的是，本土政权似乎只是代表本省族群，特别是 台湾南部的福佬族群。一个世纪初的民主政府，竟只表现出世纪末的思考，已为丰饶的本土与开放的民主带来无可估算的损害。

在新世纪台湾，民进党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为长期存在的族群紧张关系解除危机，而不是制造更大危机.从来没有一个民主政府是以文化自卑感来凝聚国家认同，更没有一个本土政权是以偏颇的族群意识来建立文化主体性。纵然是以些微票数胜选，民进党代表的是社会内部所有族群的共同利益。握有庞大权力的民进党必须承认，岛上的每一住民，无论其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为何，都是构成台湾文化主体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今天民进党对於本土的定义，已完全悖离党外运动时期的理想精神。记得陈菊在七○年代答覆外国记者访问时，曾经如此诠释党外：「除了少数的国民党党员，台湾社会的每个住民都属於党外。」这种胸襟与气度，正是党外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如今，民进党开始演绎出一种思维逻辑：阿扁等於本土政权，挺扁就是支持本土政权。凡是不挺扁的，就被排除在本土的定义之外。党外运动能够汇聚 女性、农民、工人、原住民、外省族群的力量，就在於它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包容所有期待解放的不同成员.现阶段民进党掌权之后，反而与所有社会运动力量彻底切割，就在於它窄化、矮化了本土的意义.

弊案被揭发、法案未能通过时，动不动就指控这是「中国人打压 台湾人」，受到报纸电视批评时就毫不迟疑戴以「亲中媒体」的帽子。台湾的民主 体质有那么脆弱吗？勇敢的台湾人有那么怯懦吗？争取言论自由原就是民进党的主要建党精神，到今天竟然还不能以开放态度看待不同的思考。「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这也是 民进党建党以来的基本党纲.对於不同的言论，执政党只能以更民主的方式予以反驳或辩护，绝对不可使用族群对立的策略继续扭曲分化。

犹记得二○○○年阿扁当选总统时，公开宣称「台湾人民站起来了」。当他说出这样的语言，应该是指台湾社会已经走出历史的囚房，也是指受到威权束缚的台湾住民已经获得洗涤的空间 .绿色执政六年之后，站起来的台湾人民又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是来自海峡对岸的武力威胁，而是来自社会内部族群之间的紧张情绪.本土政权会发展到如此封闭的地步，令人无法理解。

可以预见的是，直到二○○八总统选举之前，民进党显然无心也无意解除这种族群危机.强化历史受害的记忆，窄化本土意义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稀释阿扁弊案缠身的印象，一方面也是为巩固深绿选民的基本盘.然而，台湾历史并不是在二○○八就宣告终止，整个世界也不会因此而凝滞不变。 中国正在累积其经济与文化的生产力，北京奥运与上海博览会开始举办时，就可鲜明对照出台湾社会内耗的恶果。有着强烈自卑感的民进党，制造被压迫形象的本土政权，能够在全球 化浪潮席卷之际为台湾找到出路吗？阿扁政府使改革运动遭到空前的重挫，新的领导人如果不能提出新思维与新视野，在二○○八到来前提早出局，绝对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11月27日《中国时报 / 時代論壇》 

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评选60年来的“亚洲英雄”，我与达赖喇嘛、德雷沙修女等一起被列入“激励人心者”这个类别。这令我感到意外。然而，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份60人名单中，同时也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他被列入“国家缔建者”一类。

有朋友认为把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杀死其子的“六四”主凶邓小平一起列入“亚洲英雄”，是一种黑色幽默，是美国人价值认同的混乱。说实在的，当我最初从《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触，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不想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便人家把邓列入那个名单，我也不会改变对邓的看法——他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元凶，对那场大屠杀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这一点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

那么是否拒绝接受这个称谓呢？我曾有过犹豫，但最终没有拒绝。我的想法是，人家把我列入那个名单，说明人家没有忘记17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人家把邓小平列入那个名单，并不表明人家赞成邓当年对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也许在美国人那里，类别不同，其评选的价值标准也有所不同吧。我对邓小平的获选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必须尊重人家的选择。听说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评选时，只提到邓小平及其他几个中国人的名字，绝口不提丁子霖的名字。正如今年4月30日该周刊评选百位评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中共总理温家宝与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一起当选一样，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是只提温而不提陈。这是中共媒体的惯例，但这是对评选者的极不尊重的做法。纵观西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因为列上了我丁子霖的名字，就不再提邓的名字。这是新闻的客观性。至于受众对获选者作何评价，那是各人自己的事。

我一向对“英雄”这类称号淡然处之，前不久我还重申过一次。我觉得我在“六四”后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出于一种母爱。是母爱催促我说出真相，是母爱推动我从事人道救助，更是母爱唤起我走上为死者寻求正义之路。况且，我所做的一切也已得到了报偿，那就是我找回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认为人的尊严与生命是等值的。至于其他死难者母亲，我也清楚地知道，她们之所以选择同我站在一起，也都是出于这种母爱。我想。母爱是不需要其他报偿的，包括诸如“英雄”这样的称号。

然而，这次获选仍然令我感到欣慰，因为这表明，这个世界仍然有公义在，我和我的难友们为死者也为生者所做的一切，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同情和肯定。这对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来说，也是一种启迪和激励。至于我个人，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在我最初的那一份欣慰之中，夹杂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我不由得想起我死去了十七年的儿子，想起我所熟悉的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这中间有袁力，有段昌隆，有王楠，有赵龙，有叶伟航，有吴向东，还有王卫萍，孙辉，吴国锋，程仁兴……。十七年来，中共当局不让人们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他（她）们的名字是与“六四”连在一起的。我曾多次通过“Google中国”进行过搜索，但当我在搜索栏中键入“六四死难者×××”时，所得的结果都是这样一行提示：“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然而，不管中共当局如何封锁，这些名字已经成为难属群体生命的一部分，永远无法从我们生命中分离出去。孩子们的亡灵通过母亲们的坚韧而活着，通过世界上所有关注六四屠杀的良知而活着，也通过中共当局的恐惧而活着。刽子手对亡灵的恐惧恰恰昭示着亡灵的力量！当年，他（她）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听到枪声后走出家门或校门的；还有不少人，是在屠杀现场抢救伤员时倒下的。他（她）们并没有想要成为英雄，但他（她）们却成了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只是这些英雄的母亲。

我希望一切善良的、有尊严的、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暂时撇开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回到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从人们话语世界中淡出的“八九”去，那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而又让人魂牵梦萦的年头，一个值得大家在记忆里珍藏的年头。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我丈夫曾对1989年的那场伟大民主运动作过这样的回顾：“这场历时50天的反抗运动也象历史上许多同类的运动一样最终失败了，而且是以空前惨烈的流血惨案而告终。然而，也正因其空前的惨烈、空前的悲壮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丰碑，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也象所有酷爱自由的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曾为自己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进行过惊天动地的抗争，而且也曾为此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它以这样的抗争、这样的代价赢得了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 我确信，这正是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和继承的八九“六•四”精神。我确信，这种由同胞们的鲜血凝铸起来的精神终将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份遗产，渗透到世世代代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引自《当我们面对这一五五个名字的时候》，见《生者与死者》一书，2000年）

现在，离写这段话又七个年头过去了，但当我重温这段话的时候，心情依然无法平静。我想，这些话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所有人类正义的守护者来说，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作为那场伟大运动的见证者，作为在以后的年月里曾经为维护、传承八九“六四”精神遗产作出过努力、付出过代价的人，应该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我们曾经为那场伟大的运动感到骄傲，但我们也有责任去总结那场运动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当年，大学生们提出要民主、要自由和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完全合乎民意和世界潮流。他们为此走上街头、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有人说当年的学生是跪求共产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人说当年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是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我同样不赞成这种说法。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民意，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谁都不能否认，当年学生提出与政府方面对话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党内以赵紫阳先生为代表的开明派人士的善意回应。赵提出把学潮纳入“民主、法制”轨道来解决的方案，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在当时，也确实得到了朝野各方的良好反应。我认为，运动至此，无论在学生方面，还是在政府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理性和智慧。可惜，这种理性和智慧却很快被部分学生的狂躁与激进淹没了，而共产党内的强硬派、嗜血者邓小平和李鹏等，则阴毒地利用了部分学生的这种狂躁和激进。谁都知道，邓早就说过“杀二十万保持二十年稳定”这样的狠话，他只是要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罢了。如果当年的大学生能始终保持冷静和克制，在和平、理性的原则下争取到与政府方面的开明力量达成良性互动，实现平等对话，又何至于出现后来那样的流血惨案，今天的中国又何至于滑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呢。

一个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靠暴力来维持，又必然对民众施以强权和暴政，除非在这种权力之外存在着一个足以制约其权力的强大社会力量。我想，我们所要做的、所能做的，就是要在共产党的权力以外形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然而，这个道理当时的一些大学生并不懂得。他们排斥了几乎所有可以给共产党政权造成压力或有可能消弱其权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学生内部的理性声音和共产党内开明派人士的力量，致使多次的“撤离”呼吁难以落实，甚至在运动后期的各界联席会议上做出的5月30日撤离广场的决定，也因某些人的不遵守承诺而流产。他们醉心于“毕其功于一役”，不肯让自己的诉求分步实现，甚至幻想只要采取背水一战的绝食自残就可以迫使政府当局就范。

我想，这个血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后来者必须记住的。

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常常这样想，作为一个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母亲，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去同杀人者拼命，向杀人者讨还这笔血债；另一种选择是把自己融入到整个民间反对力量中去，与各方人士一起来推动民间力量的壮大，以求得逐步改变并最终结束那个靠暴力和杀戮来维持其存在的极权制度。毋容讳言，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但十七年来我所亲身经历的很多事情，告诉我必须放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对我来说，这个选择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我不会后悔。

但愿在我们这片灾难频仍的土地上，不要再出现我儿子那样的英雄和我这样的母亲了，因为这只是“苦难”的代名词，中国人的苦难应该有一个尽头了。

（2006/11/22）

因撰文揭露“爆破作文”的虚假广告，我陷入了一起所谓的“名誉权”官司之中。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我被判败诉，向原告方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抚慰金”并登报道歉。我不服此判决，遂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这起看起来寻常的民事官司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耐人寻味的事件：首先，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夕突然宣布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此案件并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和专利秘密等，既然原告方郑北京并不承认自己是骗子，既然原告方敢于将此事推向法庭，即表明原告方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和评论此事。所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似乎并不会伤害原告的名誉。那么，这一寻常的民事案件为何要采取秘密审判的方式呢？法院的此决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我的上诉之后，郑北京的律师居然向法院提出禁止我出境的申请，法院立即批准了此申请。收到法院的此命令之后，我专程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会晤经办此案的李经纬法官。我向李法官表示，我愿意预先向法院缴纳一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希望法院即时取消禁止我出境的命令。但是，李法官没有接受此请求，理由是郑北京方面不同意此建议。我不能接受法院方面的此种解释。因为法院并不是郑北京个人开办的，法院难道不能独立作出决定吗？法院为何非得要征求郑的意见呢？因为普通的名誉权官司而禁止当事人出境，这在近年来的民事案件中从未有过。李法官本人也承认，这在其十五年的法官生涯中也是第一次遇到。

尽管该案一审未能公开审理并且我方败诉、二审前夕长达数月时间我被部分地剥夺了人身自由，但我心甘情愿为捍卫言论自由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言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迄今为止，我仍然坚持我在《作文岂能“爆破”？》一文中的观点，揭穿此种虚假广告中的谎言，乃是造福于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善事，乃是一个关心下一代教育问题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被法学家杨支柱批评为“虚假广告的福音”。我个人对此判决书不愿作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述。我只想指出，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编号为“（2006）朝民初字第13945号”的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错误。负责审理此案件的代理审判员黄岚在判决书中写道：“现被告主张原告所创‘爆破作文’方法带有欺骗性，原告‘就是骗子’，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认为其所发表的《作文岂能‘爆破’？》一文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和人格尊严，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值得商榷的是，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所有“事实”，都是出自郑北京在报纸上刊登的虚假广告中的种种竭尽夸张之能事的说法。我的判断完全是从这些虚假广告中所推导出来的，并不缺乏任何的事实依据，何来“基本内容失实”之处呢？我说郑北京是骗子，只是我个人对郑北京的看法，难道这种看法应当被禁止吗？有的人认为郑北京是文豪，有的人认为郑北京是骗子，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在社会公众眼中都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现象。我说郑北京是骗子，并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伟大的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因此，法律和法院不应当成为禁止社会文化批评的裁判官，而应当是言论自由的守护神。

我本人根本不认识郑北京，我对郑北京的批评是基于其具有公共性的商业活动的批评。这一批评不应被纳入“民事诽谤”和“侵害名誉权”的范畴。因为“民事诽谤”和“侵犯名誉权”的两大构成要件是“制造虚假事实”和“实际恶意”。在我的批评当中，既不存在“制造虚假事实”的地方，也不存在着“实际恶意”。美国法学家和法官迈克尔•利夫在《摇摇欲坠的哭墙——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一书中指出：“诽谤，是指如果被告对另一个人的情况作了一个书面的、虚假的陈述而使得那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声受到贬损，那么他就构成了诽谤。但是，如果陈述的内容为真，如果这项陈述只是表明一种观点，而不是陈述事实，那么构成诽谤的要件就并没有具备，被告也就不能被判对此负有责任。”显然，如果按照此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我在文章中所作出的所有陈述，都建立在郑北京的广告用语的基础之上，我没有自己编造任何一句话加诸于郑北京的广告词之中。进而，我认为郑北京的广告是具有欺骗性的虚假广告，我认为郑北京是一个骗子，这两项陈述只是表明我的一种观点，而不是陈述事实。法律不能禁止包括我在内的任何公民认为郑北京是骗子，也不能禁止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通过发表文章等手段来批评郑北京是骗子。即便帝制时代的皇帝也做不到消灭所有的批评意见，一个人人沉默的社会也根本无和谐可言。

郑北京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和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多次宣称自己是“著名”的公众人物。更为重要的是，郑北京所从事的商业性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个事关大众利益的公共领域。对郑北京及其公司所刊登的广告，所从事商业性教育活动以及具体的教育方式、教育思路等，进行公开的批评和置疑，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判决指出：在一个公共官员可以对诽谤者要求赔偿之前，他必须证明被告对于出版诽谤言论具有实际恶意，即是证明知该言论为假或者并不在意该言论的真假。只有提供这种提升保护，才可以确保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对个人名誉的保护相一致。后来，最高法院把该要件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公众人物。在此，我认为，我在批评郑北京的时候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应当高于作为公共人物的郑北京的名誉权。因为这种批评和置疑，关涉相当数量的公众的利益。这也是郑北京既然选择成为公共人物，既然选择进入具有公共性的商业性教育领域，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历史上，就连诸多开国元勋也遭到媒体的批评和攻击，即使这些批评和攻击是无稽之谈，他们也并没有用法律或其他手段来压制。比如，在十八世纪晚期，有一个政治漫画家曾经把乔治•华盛顿描绘成一个被他的助手大卫•汉弗莱斯牵着鼻子走的驴子。尽管遭到华盛顿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这个漫画家最终还是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托马斯•杰斐逊的性生活一直是批评者们不断攻击的话题，他被刻画成一个“穿着衬衣等在他妻子的卧室门外的好色的畜生”。在另一张漫画中，杰斐逊被描绘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包工头，一个拥有由奴隶组成的后宫，而且在集市上拍卖他的混血子女的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对于公共问题作无约束、强而有力、公开的讨论是国家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当然，我也承认言论自由有其界限。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言论是不被保护的呢？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指出：“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谎称起火，引起惊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能造成暴力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造成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很显然，我对“爆破作文”教学法的批评并不属于此类越界的言论。我的批评不仅没有危害公众利益，反而保护了公众利益。因此，我不应当为此类言论受到任何的惩罚。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至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在此意义上，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案件。曾担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的休斯说过：“我们在宪法的统治下，但是宪法存在于法官的解释中。”这句话充分说明法官的判决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性。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无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我愿意“服从”此判决，但并不意味着我必然“赞同”它。无论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我会继续介入对商业性教育领域的关注、研究和批评，对于类似于郑北京及其公司的各种活动，也会继续进行批评和监督。这起案件很快会终结，但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在这起我本人意料之外的、事关言论自由的案件中，我愿意与法官、陪审员以及关心此案的律师、法学家和媒体一起，思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实现和捍卫它。最后，请让我们一起重温美国法学家米克尔约翰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中所阐明的真理：“当人民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知识，能够作为自治公民而思考和行动的时候，对我们国家中公共讨论自由的保障就会显得日益重要。这意味着，比言论自由更根本、更有意义的事情是教育和思想的解放。”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

首发民主中国

完成对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的意外拜访，已晚上8点多。夕阳沦落，几抹烂桔子似的晚霞也随之淡化。我在鬼火一般的路灯下，仰头伸了个懒腰，无意中望见早已爬上天际的月亮，竟红透了。出于做过几天诗人的本性，我凝视了半分钟，却从高处的风里嗅着一股甜腻腻的腐败味儿，且越来越浓。我正要将这味儿想象成月亮的烂桔子味儿，就瞟到了斜对面两人高的水泥坎上，露天管道正肆无忌惮地排放生活污水。

我咒骂了一声。胃突然隐隐作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晚餐吃得太急，鱼太辣，饭也太冷硬。老张把车挪过来，问我在哪儿歇脚？我答这年头不愁住，还是先去探望一下大半年不见的张应荣老人吧。

老张说他也好久没拜访张长老了。于是驾车上行，七拐八拐，就直抵那熟悉而亲切的村间红泥路。靠土墙停好车，我们在红月亮的笼罩中，走向张家大院。还没进门，一个单纯的童音就迎面而来，我不禁站在敞开的门口仔细聆听。老张拍肩示意，我也装哑吧，以食指点一点虚空，再点一点自己的耳朵。老张会意地低语：“张长老的重孙子在朗读《圣经》呢。”

我不熟悉《圣经》，不晓得入耳的是哪一章哪一段哪一节，但在一瞬间，被狠狠地震荡了一下。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句子蓦地涌上脑海：“从一滴水里，孩子寻找他的声音。”

波纹顿时吹拂我的睫毛，并一圈圈泛滥，淹没了房顶、树枝，水渍眨眼就浸透了云、星星和月亮，似乎整个宇宙都包含在一粒浩大的水珠中。蟋蟀吱吱叫了，洛尔加接着问：“声音里又找到了什么？可是一只蟋蟀王？”

我刚要继续洛尔加的追问：“张长老在找什么？上帝可是一只蟋蟀王？”阵阵翻腾的肠胃就将出窍的魂魄硬拽回来。我龇牙咧嘴了十几秒，方正色跨入门槛，穿过院坝，踏上两人多高的石阶。朦胧夜色里，阶顶的房屋犹如高高在上的远古戏台，屋檐下灯光昏暗，那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尺幼童肃然而立，端着厚书，一板一眼地宣读着与他的年纪极不对称的词句：“雅各”、“彼得”、“保守”、“神的大爱”、“以苦难，甚至生命去荣耀主”等等。而我这个观众所尊敬的张长老靠坐于戏台正中的躺椅，不时以苍老的“阿门”应和。幼童的阴影犹如上帝的无形被单，轻轻覆盖着他干瘪的躯体；在他的下方，在更矮一点的阴影中，则卧着他长期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伴。

我和老张悄无声息地上完石阶，张长老方从《圣经》里翱游归来。他颤巍巍地起立，双手划动着腥红色的月光问：“哪个？”我赶紧双手接住并回答：“我是老威，大半年前与孙医生一起拜访过你的老威。”

“老威？”张长老的神思还在恍惚。而他的老伴却自阴影里冒出头，边呻吟，边笑，边招呼我“老师”。地下铺着草垫与羊皮，她刚才在那儿蜷缩成一团，已疼得老泪纵横，还跟在丈夫的后面低唤“阿门”。

其实我早就晓得这老两口正日以继夜地靠近天国的阶梯，自去年底采访他们不久，以调查、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著称的作家班忠义受我的情绪感染，也扛着机器，进来实地拍摄过。我和老班曾碰头，本想就文字与影像记录的差异交换看法，可没几分钟，话题就转到张长老的身体上。老班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长老和你一块的时候，精气神都还不错，话说了3个多小时，把一生大概讲完整了。可等到我上门，他们老两口正巧得了场大病，没走，却相当于扒了层皮。张长老的眼睛完全瞎了，他老伴瘫在床上，连说话也没力气。

我吃了一惊，才两三个月，变化这么快？

老班说对。还说尽管如此，张长老还是支撑着，在镜头面前作了见证。虽然同你的文字比较，有不少残缺，但这有可能是最后的见证了。

老班的语调非常阴沉。我立即开玩笑，将后颈窝渐起的寒意缓解下来。老班也默契地笑了。他说幸好有上帝，要不人间的苦难真没法熬。张长老恐怕是不行了，但他的灵魂极其快乐，我看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将一致持续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因此他拒绝吃药，拒绝任何医疗，“什么时候接我去，主会安排的。”他对家人说。

老班离开又几个月了，我能够重逢张长老，大约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不禁叹了口气。就紧紧把住老人枯柴棒子一样的手臂，一道坐下。相对无语了好一会儿，老人转头叫重孙子端出两碗杂糖，一碗麻饼，并亲手抓了两大把，塞给我和老张。因肠胃胀痛，我再三谢绝，老人却不依，以两只盲目冲着我说：“你是远客，吃啰吃啰。”不得已，我将一颗杂糖含在口中，老人却侧着耳门，非要听那咔嘭一声碎响，才满意地笑一笑。就这样我连吃半把杂糖，肠胃反而逐渐通泰了。

又有客人来访，老两口再次起立。由于急了些，张长老被躺椅绊了一下，差点栽倒。我不假思索地相劝：“眼睛不方便，就别动吧。”立即感觉失言。不料张长老闻之抚掌大乐：“瞎掉好！瞎掉好！人的国看了80几年，足够了，瞎掉好一心一意看神的国。”接着，又唤来重孙子，一老一幼手牵手唱起了赞美诗，后来我打听，它的歌名叫做《礼拜散歌》，共有三段，其中有以下歌词：

将来听见主爱呼唤，
命我长离人间时，
生死关头坦然无惧，
欣然应招不犹疑。
愿能永远！愿能永远！
跟随主爱！跟随主爱无尽期……

我呆在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稍后，我想起逝去的亲人们，姐姐、爸爸、舅舅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得到临终的祝福。姐姐死于车祸，猝不及防，我在千里之外，连遗体告别都没赶上；舅舅死于脑溢血，送医院途中邻居打来电话，我也仅仅赶上了整理遗体；爸爸死于肺癌，拖了将近1年，终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地主爷爷倒是能讲话，可他作为土财主的身世，我从来没弄明白。

我还想起自己持续了多年的冤案访谈，我暗暗扳着指头数，已有几位被访者永远出走？杨继年，1946年生，11岁时因盗窃罪名被捕，在狱中加刑3次，总共坐牢34年。出狱前后，一直坚持申诉，写了几百万字的喊冤材料，却不幸死于2002年1月13日深夜的一场火灾，终年56岁。于东山，与我父亲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楼”的病友，曾做过国共两党3次俘虏，因此以“派遣特务”的罪名获刑15年，实际坐牢35年。1999年出狱，2002年10月14日因肺癌去世，终年75岁。灯宽法师，俗名陈锦荣，1900年生，6岁在成都郊区崇庆县街子镇的上古寺出家，40年代升任主持。1950年，在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寺庙大地主”，遭受多种酷刑与多年管制。曾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迫还俗，经历九死一生，熬到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方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已化为废墟的上古寺。2002年先后接受我4次采访，2005年圆寂，终年105岁。刘世昌，1914年生，道路工程师，曾在国共两代政府手中，参与云南境内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军用飞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却因“历史不清及老婆是彝族土司女儿”等问题，一直倍受迫害。文革中遭数次抄家、关押与批斗，毒打致残。妻子也被侮辱毒打致死。坚持申冤20余年无果。2005年去世，终年91岁。袁相忱，1914年生，自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信仰耶稣，青年时期曾在北方农村传教，成长为一个极有影响的牧师。改朝换代时坚持留在中国，因拒绝以“三自爱国”改造教会，强调“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而被捕，1955年定罪“反革命”，获无期徒刑。1979年假释回家，成为中国地下基督教会最早的领袖之一，曾在1989年六四惨案之夜，聚会谴责刽子手，为死难者祷告。2005年去世，终年91岁。张紫葛，1921年生，著名盲人作家，作品有《心香泪酒祭吴宓》《我给宋美龄当秘书》等。在国共新旧社会里，都做过大学教授。1957年，以莫须有的“极右反革命”罪名获15年徒刑，受尽折磨。1973年刑满，继续管制4年，稍后恢复公职。2006年9月去世，终年85岁。何家栋，1924年生，著名老革命、出版家和传记作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刘志丹》等革命文学的执笔人。建国之初始，就因澄不清的历史问题和多次误入政治白虎堂，倍受打击迫害。“挨整30年，下放14年”，晚年与共产信仰分道扬镳，成为众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2006年10月去世，终年82岁。

众多死者从我的手指尖淌过，我的文字里尚有他们的余温。不管是不是我的血亲，不管在临终前受没受到祝福，此刻我都愿意跟随张长老，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祷告。如果在藏传或汉传的佛庙，我也愿意跟随另一个法师，为他们，也为我自己超度。我也愿意在清真寺，以及任何山川大地，任何与至高的造物主接近的地方，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大声呼喊。我活在他们当中，天哪，因为这么多人含着冤屈死了，所以我暂时还活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上。

我年轻时就热爱的短命诗人狄兰. 托马斯此刻进入到心里：

那里他们得到了安息，在慈爱的土地上
最黑暗的死亡判决，盲目的，没有得到祝福
却被人们找到，让他们不能安息

我在低矮寂静的屋子里祈祷，靠着这褪了色的床
中午，黑夜，早晨到来之前的每一分钟
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一个不幸的世界像雪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我触摸着张长老正日益衰落的躯壳，我明白他在盼着上帝替自己脱下这躯壳，犹如脱下一件涂满了苦难符号的外衣。纯灵魂的上升多么轻盈多么喜乐啊，浊世的煎熬到底快结出甜美的果子。

过分专注于精神，我却忽略了现实中的老张一直躲在旁边打电话。约9点钟，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不早了，我们告辞吧。”

我醒悟似的点头道：“还要接着拜访地主婆婆张美芝呢。”

老张却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回头，赶到德嘎村。”

“明日一早去不行吗？”我迟疑道。

“不行。刚才我已经联系了。”老张断然道。“张茂恩牧师正在德嘎准备圣餐，他太忙了，你要采访他，就得先候着，随时准备见缝插针。”

张长老也在旁边催促：“去吧去吧，赶紧去为主做工。”

与两个老人匆匆道别，恐怕是最后的道别，我们又上路了。夜色寂静，红月亮正在变白，车灯开出的路如河流嗖嗖退却，转瞬间，灯火稀落的则黑乡就沉入残梦之中。

我忍不住打起盹来，轰轰隆隆中，我梦见车子冲至公路的尽头，就突然腾空了。轮胎还在滚动，在拳头般的星星之间，在星星般的火把之间。我回到了少年，回到为乡村百岁老人送葬的行列中。那是文革后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丧葬仪式在偏远的山区老家死灰复燃，所以尽管入葬者是地主，全生产队两三百号人仍倾巢出动。鸡叫三遍放上路鞭炮，灵幡引路，12个壮汉抬起棺木上山，后面弯弯曲曲一长串人马。我和妹妹牵着地主爷爷的腰帕，在晃动的火把下，吭哧吭哧地爬坡，浑身累出了汗水，让山谷里的风一吹，又冰凉冰凉的。在天明前，百岁老人葬在叫做“龙脊”的梁子中央，在场的每个人都往墓坑内丢一把土……

那夜的繁星与顺着山势盘旋的火把长蛇阵贴得很近，犹如一张青铜镜的内外。而此刻，光阴在梦里回荡了几遍，就哐当一声落到实处。我醒过来，车已颠簸在盘山道了。窗外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坠入深壑，老张说，再拐一个弯就是德嘎。

首发民主中国

茅盾（中）

巴金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铁凝

49岁的美妇作家铁凝被任命为中国作协主席，成为特大新闻。中共建政后，两任作协主席茅盾、巴金都是终身制。此番得票最少的女作家铁凝走上前台，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按照中共的一贯作派，不很重要的行政部门一把手，一般都是论资排辈。凭资历、写作成果，铁凝排不进大陆作家的前十名，偏偏是她胜出，政府意图昭然若揭。因此，一些体制内作家迎合官方立场，说什么女性利于提高中国作家凝聚力；符合政府干部年轻化要求……不一而足。谁当中国作协主席，确实不重要，不要奢望他们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在写作、出版自由方面有什么突破。现体制下任何一个作协官员，政治色彩都远远大于作家本身的精神意义。铁凝，中共党员，中央候补委员，原作协副主席；金炳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分析中国作协两大当家人的身份背景，间接印证官方意图：表面弱化作协的官方色彩；实则强化文化行政控驭力；迎合当下社会庸俗文化，削弱严肃文学功能。

但是，作家非为执政党的附庸，这是常识。需要回到原点，搞清楚作家的立场和身份。国家用纳税人的银子豢养一些专职作家，已是奇闻，据说全球只有中国大陆作家享此厚待。屁股决定大脑。豢养的作家能写出什么优秀作品，暂且不论。追随中共意识形态，充当政府喉舌，顺从当权者，是体制内作家普遍的心愿，也是官方的要求。进入官方作协，一定意味着他们不仅出卖身子给政治，思想也连同搭卖。国际上也有类似的作家组织，比如声名卓着的国际笔会。在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注册备案，为非政府、非赢利性民间组织。其最大的使命是扞卫写作者的写作、出版自由，不管政治和宗教信仰、种族、语言。一旦认同笔会章程，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两个会员推荐，即可加入。国际笔会几乎在全球每个国家都设立分会。中国作协是在大陆的国际笔会唯一分会。据悉，中国作协多年没有交纳会费，也没有派员参加国际笔会每年的例会。独立中文笔会，由流亡海外及大陆的异议学者、作家、诗人组成。首任主席是从中共体制内逃离出来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现任主席由居北京的原北京师大教师、中文博士刘晓波连任。独立中文笔会在世界上的声誉，远远超越中国作协。华语世界的香港、台湾也是国际笔会的一员。国际笔会最大成就在于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即狱中作家委员会（简称狱委会），声援、救助因言治罪的笔会成员及其家属，这在当下中国别有一番意义。独立笔会为华语作家搭建的自由平台，非为中国作协所比肩的。

中国作协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打上为政治利益群体服务的烙印。从不试图在言论禁锢的国度争取、扞卫作家的自由写作权，只一门心思扮演政府的吹鼓手，文化打手。韩寒讥讽中国作协是二奶组织，作家都是二奶，入木三分。中国作家的没有骨气和血性，精神失血、软骨病、犬儒症，由来已久。取悦政治集团，然后被招安。郭沫若、王蒙……都是代表，他们走不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为官妓，为囚徒，为花瓶。统治集团按政治需要，作家时而被高高捧起，加官分爵；时而重重摔落，流放天涯。独立性是作家的立身之本，他们常常昏头闹不明白，或者闹明白了，舍不得丢弃官方赏赐的名誉和地位。因此，他们宁可选择政治上投机取巧，良知丧失，头破血流也要挤进体制内。他们全然对作家安身立命的自由写作视而不见，糟践作家的名分，莫过如此。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尔曾说：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服的姿态；边缘化是知识分子的本真状态。作家丧失对人性的关注和悲悯、对权威的蔑视、对群体意识的警醒，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写作不能忠实自己的内心，只一味迎合大众和官方，文化和文明的颓废将成为作家的标签。功利性趋同，便有了作协的日益庞大。据新华网2006年10月26日专电（记者曲志红）报道：“近年平均每年申请加入中国作协人数800人，近5年吸收会员1661人，现有会员共7688人。”每个省（区）也有作协。按照吸收的宽严度，一般而言，加入省级作协要宽松许多。作为作协的主管部门，各级文联，也养了不少专职剧作家和属下媒体的编辑、记者。中国有多少专职作家，我没有查检到。他们占着茅坑不拉屎，每年要消耗纳税人多少的血汗？何况作协这个茅坑早没有存在的必要。前段时间哈尔滨文联专职作家洪峰拿不到工资上街乞讨，没有比这更荒诞、离奇的黑色幽默了。着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其博客撰文：现在豢养的作家，竟然连羞耻感都没有了，还指望他们创作什么文学作品？（大意）

中国作协作为官方行政的一部分，只为执政党代言，与作家的独立姿态相距甚远。解散中国各级官方作协，还原为民间组织，既是作家本身的解放，也是读者的福分。

2006年11月19日

首发议报第278期

河北继程维高灰溜溜的离去之后又出了特大丑闻，红心鸭蛋成了“食品恐怖主义”代称。作者本人不太相信杂道儒于一家的天人感应论，但红心鸭蛋之出多少有点董仲舒意味上的“天罚”之兆。

红心鸭蛋导致河北在全国名誉大跌。

红心鸭蛋，是由于饲养者给鸭子喂了一种药的缘故，蛋心就特别红。可以说，在“革命”被滥用如“学习的革命”、“厕所的革命”之流行的情况下，鸭蛋的蛋黄部分由黄变红，也算一种颜色革命了。

红心鸭蛋的那种“核心药品”叫苏丹红。苏丹红之厉害，几乎让人谈红色变。一时间，草民不再以进入消费潮流为时尚，个个相问：“你家买过鸭没？”更有甚者，人们对枸杞、番茄酱之类的含有红色色素的营养品与食品，都心怀忐忑。

国家农业部的人去了石家庄的井陉、平山，又导出一个新消息，说：他们的“红药”是由一个保定人提供的，有名有姓。保定人在河北，大约相当于河南人在中国，口碑不好。我们家乡人有谚曰：“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当然，正如河南人被贬化是以偏概全的逻辑那样，保定人在河北被贬化也是偏概全之一种。

保定府除了时下出了卖“红药”的，又出了一个政治上的“红心鸭蛋”。此公姓王，不久前还任保定的市委书记。公开的消息说，他因上了或是京油子的诈骗犯的当，花了不少钱去疏通中央高级领导人，结果骗子落网，牵他出来。王书记，当时的保定党政第一大员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市委书记，“上任45天就落马”－－官方媒体如是说。

相对于两年多前的程维高，更比之于不久前的陈良宇，王书记的落马实在不算个大事。但是，是谁给这个本来尚可的政治鸭蛋加了“红药”呢？至今仍是个谜。更有趣问的是，骗子想引他去见谁呢？

按王书记的资历来说，他是踏踏实实地干上去的；按官方负责人事的官员说，他的任命早已在省里内定，根本没必要再往北京跑，云云。

剩下的问题则是，王书记本身也发生了颜色革命。这个政治红心鸭蛋，本质上不再相信他的红色信仰体系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更倾向于利用一个灰色的系统。其实，这也怪不得本来比较踏实的王书记，当年程维高不也是爱听李真算卦吗？在程维高开溜之前，被中纪委给“办了”的常委副书记丛福奎先生不也是笃信“仙人指路”吗？

颜色革命早已发生，但他不似中亚独联体国家那么中规中矩地在政治竞争的公开场景中发生，相反是上接灰暗传统政治文化之浸淫，下连现实运行之潜规则，慢慢发酵。

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另一种含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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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红心鸭蛋”风波板子该打谁》，新华网河北频道，2006年11月21日。
2《河北保定前市委书记上任54天就落马》，东方网，2006年11月22日。

首发议报第278期

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本贫瘠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唯利是图的地方官员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私欲，不惜肆意剥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有关政策对土地的使用有明文规定，但中国社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独特政治生态决定，违规使用土地的行为必然屡禁不绝。有学者近日发表文章披露，中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并指土地腐败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成为民怨沸腾的一个重要诱因、成为破坏官方威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遏制地方政府违法占地蔓延的势头，中国官方日前宣布，从明年开始，新批准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倍。官方认为，提高征收标准将增加征地成本，从而抑制地方政府用地扩张的冲动。中央政府能够在此时此刻制定新的征地标准，其初衷不可谓不好，但在严重缺乏监督制衡机制的中国，即使有关政策看起来天花乱坠，但要真正落实到地方，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已经成为困扰中央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圈地运动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圈地的无穷利益让不少地方官员敢于无视党纪国法而铤而走险，一些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不计其数的耕地被无偿或者低偿占用，农民的生存遭遇空前危机。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中共中央1997和1998年连续发布通知，严厉禁止地方政府滥批土地，尤其是占用耕地。但是，圈地运动不但无法遏制，而且愈演愈烈，之前单纯的地方政府征地行为逐渐演变为官商勾结的圈地狂潮。据统计，1991年到1995年短短5年时间，中国的耕地面积每年平均净减440万亩（约29万3000公顷），而在1996年到2003年的7年间，中国年均耕地净减量却猛增到1428万亩。由此可见，中央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地方政府面前形同虚立，全国各地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中央政府也只能无可奈何。

毫无疑问，中国官员和部分商人所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圈地，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和圈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商们违背良心的财富积累使得中国老百姓产生了空前的仇富情绪。在官权万能的社会现实中，老百姓在无法生存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胡温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登台，之前已经习惯于滥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的地方官员并没有缩回他们横征暴敛的手，因为圈地而引发的警民冲突仍不断涌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部主任竹立家近日撰文指出：“对于土地腐败的危害，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和重视”。圈地将导致的严重后果可以说在体制内外的观察分析人士里面都形成了共识，从以往的情况看，新的土地政策出台以后，圈地的势头仍然不容乐观。

地方政府的圈地行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顺利得逞，因为畏惧官权的受害民众一般时候都选择沉默，所以，能够凸现于公众面前的维权事例并不多。中国国内的媒体至今都难以改变它们的喉舌本质，面对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一些媒体不但不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声援，反而进行颠倒黑白的歪曲报道，为官员的镇压暴行摇旗呐喊。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信息的传播速度一日千里，不少民众开始接触到自由媒体，并懂得运用舆论的武器来和无拘无束的官权对抗，将官员的违法行径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2005年是中国维权运动最为激烈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既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太石村村民维权事件，又发生了汕尾军警野蛮屠杀维权民众的“12.6”惨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省份的广东，在民众维权意识上再一次走在了中国的前列。可悲的是，官员既是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又是法律的践踏者，太石村村民的合理合法举动被诬蔑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行为，而东洲村民的合法抗争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几个幸免于枪杀事件的村民在今年被判3至7年的不等刑期。两大事件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虽然两地民众的合法抗争已是不争事实，但中共中央却对两地官员的暴行置之不理。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是因为中央政府对民众利益的漠视还是因为对地方官员的无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地方政府继续一意孤行，置民众的死活于不顾，群体性抗争事件还会接踵而至，中央政府可以沉默一时，却无法沉默永远。

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被捕入狱让很多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人慨叹中国维权运动群龙无首，然而，维权的火炬既然已经点燃，就很难熄灭，精英维权群体的暂时困顿依然无阻中国维权运动的继续，越来越多的群体正不断加入维权队伍。河南郑州升达学院学生和江西南昌的高校学生维权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维权运动新的希望。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冲击下，依法维权的队伍将越来越庞大。

圈地是地方官员敛财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腐败的种子已经洒遍中国官场的每一隅，官员的滥权也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监督机制的缺失纵容着官权的泛滥，在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今天，中央政府要想仅仅凭借几纸法律法规去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只能是缘木求鱼。没有民众的监督，在官权可以我行我素的情况下，违规圈地和贪污腐败将难有尽头。正在高唱“和谐社会”的六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国大地上的维权运动又是如火如荼，不满征地的广东顺德三洲村村民在围堵当地官员之后，曾在去年发生过警民流血冲突的广东汕尾东洲村再度发生警民对峙事件。民众的不屈不挠除了因为公理在握，更因为对贪官污吏滥权的深恶痛绝。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相比，虽然有其进步性，但缺乏民主的制度终究无法成就真正的“和谐社会”。民主国家的发展现实表明，只有官权受到制度的有力约束，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才能避免警民冲突的发生。

2006年11月24日

首发议报第278期

窗外的雨潇潇地落下，轻风细雨滋润着这无边的夜色。“一春梦雨常飘瓦”，雨与夜色相契，雨飘于瓦本是素不相识，竟也会邂逅成一份美丽的情愫。

少年时候听雨，是惆怅拌着苦涩，有几丝淡淡的清愁，甚至还会有漠漠的感伤。“芹泥雨润”，即是细雨浸泡的童年的记忆。少年的雨是春雨，那么霏微，那么轻款，几乎所有的雨都是不动声色、悄无声息的。一夜香梦，清晨推窗，樱桃红了、芭蕉绿了。有时会让你觉得少年的雨竟有甘蔗的香甜。少年的梦是枕着潺潺的雨声入眠，梦中桃红柳绿、姹紫嫣红；梦醒后，落红片片，美丽的花瓣跌落在地上，让你心生怜意。

雨，属于听觉的。红楼隔雨，一夜吹笛到天明，帘外红萼无言。只有听觉才能真正领悟到雨的情致。对面的宿舍楼住的是中文系的才女，在蒙蒙的雨夜，舞文弄墨的女子，也有的会用二胡拉上一首《葬花吟》，在雨声中缠绵的不仅是乐声还有朦胧的夜色。听雨，最好是在孤独、寂寥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属于自己，你的心界离雨的韵味更近。喧闹的场面会把你的心淹没，更何况雨呢？ 只有孤独时听雨，“细雨淋湿的是记忆，淋不湿的是心情”。

雨，这晶莹的雨。我从《诗经》里曾品味过它的情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试想：哪一株杨柳没有经过春雨的爱抚？哪一对热恋的情人，没有在雨中深情地等待呢？雨，在一定程度上，它靠近内心，靠近灵魂深处。因此，优美的诗歌、散文都离不开“心雨”的浇灌；热恋的情人大都迎着风雨牵手走过。

听雨，我以为听的是春雨，最好是初春的雨，初春的雨是轻盈的、曼妙的。而晚春的雨有了几分的无奈和悲凉，“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读这样的句子，就有些无所适从，“愁绪无处诉”，哪还忍心动用听力呢？如果说，初春的雨，像一位豆蔻少女，晚春的雨就是迟暮美人。夏雨呢？比作悍妇丝毫不过分吧。听雨，就是聆听红衣少女在你耳边呢喃，她的声音细润、温甜、多情。

很多年前，读台湾作家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像欣赏一枚珍藏多年的黑白照片。作者早已告别躲在红绡罗帐听雨的年龄，也远离客船听雨的年龄，浪漫失去、厚重渐减。留下的只有对过去苍茫岁月的忆念。那厦门街的石板路，那四川乡下的蛙声，那五陵少年的豪情……人海茫茫、天隔一方，怎不心生感伤和怅惘呢？

有一段时间，爱上周作人的“苦雨”，但是慢慢地厌倦了“苦雨”中的细琐。如果真要强说愁滋味，我更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任窗外的冷雨洒落，我只在案头点上一豆灯火，那片刻的安宁，可抵十年的尘梦。

“先锋文学”在中国是一个有具体所指的文学概念。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它曾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最终作为有力的文学潮流，终于完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文学革命的策动。当“先锋文学”确立了自己在社会文学结构中的合法性地位，度过了“苦难的历程”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先锋文学”的使命即已告终结。今天来谈论它，事实上是在谈论一段业已消逝的历史，或是在谈论曾经给过我们激情和冲动的文学遗产。“先锋文学”之所以值得怀念，是因为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它不作宣告却有声有色地实施了一场“无边的挑战”，先锋作家和他们的阐释者，代言人，已成为那一时代的文学英雄写入了切近的历史，他们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和相关的理论，被后来者不断地做着类似“考古学”似的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它已被广泛地认同。甚至可以这样说，是“先锋文学”最后摧毁了旧有的文学秩序。它所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识形态，相对来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因此也就更适于维护正当的文学生产。然而，近些年来，“先锋文学”这一概念和它的具体内容被注意的程度在渐次下跌，这不止是说，“先锋”的身影已逐渐远去，而是说“先锋文学”在悲壮地颠覆旧有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也正被自己呼唤出来的“妖魔”所颠覆。

在以往的研究中，“先锋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等概念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但事实上，这些相互联系的概念具体所指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它们发生于大体相同的时段里。“现代派小说”是指刘索拉，徐星，残雪，刘西鸿等创作的《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苍老的浮云》，《你不可改变我》等作品。这些作品，一般被认为与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梅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存在着源流关系。他们在主题选择和表现方法上，直接承继了西方现代派。因此，荒诞，变形，夸张等，被广泛运用。在这些小说中，年轻一代不同于前辈的价值观念得以突出的强调。人物没有历史，被前辈夸大了的历史和价值标准对他们来说，不仅不具有支配性，而且从来没有相信过。一方面，他们以愤怒的方式嘲笑了流行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在无所事事和归宿难寻的痛苦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心理惶惑。“现代派小说”是“文革”结束后合乎逻辑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同诗歌所表达的“我不相信”的怀疑和愤怒精神，在思想气质上应同属一脉。虽然因这些作品引发了“真”“伪”现代派的争论，但它却开启了中国当代小说新的革命则是事实。

“现代派小说”创作并没有持续更长时间，与“先锋小说”的崛起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直接关系。将“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作出区别，是批评界在那一时期的重要贡献之一。如上所述，“现代派小说”更注重思想和精神上的表达，他们喷出的是“愤怒的火焰”。在这一点上，他们与50年代美国的金斯堡有许多相似之处。金斯堡抗议“繁荣昌盛”的美国，这个天堂般的神话在《嚎叫》中一无是处，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是个苦难的深渊。金斯堡将自己的感受复写后还给了现实世界。年轻人也在这样的表达中找到了知音。但这被夸大了的苦难书写，不仅没有缓释痛苦的感受，反而加剧了它。完成了痛苦的“嚎叫”后，金斯堡也对年轻人的玩世不恭，“漠不关心是与非，真诚与虚假”，“对愚蠢和残忍持暧昧态度”等，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同时他认为，文学的关键在于通过帮助人们不怀怨恨地理解当前的状况。它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人们的痛苦……不是责怪他人，不是把恐惧留给他人，不是造成新的苦难。“人类活动的意义一直都在于减轻存在时的痛苦。”（2）这一状况在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又大体相似地重复了一次。刘索拉，徐星，刘西鸿们创造的激进，压抑而又徒有反抗姿态的人物，终于被概括为“嬉皮士”或“多余人”而“愤火冷却”。（3）

“先锋小说”与“现代派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先锋小说”更注重“形式”的探索，更强调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受到先锋作家的普遍认同。上述提到的作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派”作家而不是“先锋派”作家。“先锋小说”的起点普遍认为自马原始。叙事的问题成为作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罗布。格里耶，罗兰。巴特，博尔赫斯等人的创作和理论被先锋作家和批评家奉若神明。叙事理论是解读先锋小说最有效的金钥匙。于是，“零度叙事”，“叙事的圈套”，“有意味的形式”以及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阐释一时蔚然成风。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在文体上的实验和处理故事的方式，是批评界最热心谈论的话题。应该说，“先锋小说”实现了让文学“回归自身”的努力。无论是政治文学所强调的政治与文学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还是“现代派小说”没有节制的自我膨胀，都在“先锋小说”这里被终结。但是，“先锋小说”事实上所实现的，也并非仅仅是“形式革命”。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涵义，在下面的论述中得到了揭示：“它们对于‘内容’，‘意义’的解构，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归根结蒂不能与中国现实语境，与对于‘文革’的暴力和精神创伤的记忆无涉。笼统地说在‘先锋小说家’的作品中，寻找象征，隐喻，寓言，寻找故事的‘意义’都将是徒劳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事实。只不过历史和现实的有关社会，人性的体验的记忆，会以另外的方式展开。不过，‘先锋小说’总体上的以形式和叙事技巧为主要目的的倾向，在后来其局限性日见显露，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

“先锋文学”的出现，与两种现实语境相关：一方面，8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开始落潮。读者在文学作品中试图寻找政治倾向或解答现实困惑的期待已经弱化，作家也不再以代言人或人民利益守护者的身份从事写作；他们的身份诉求是在另一种表达中体现的：80年代，赶超西方仍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愿望。在文学上，“走向世界”的口号不仅被视为是一种尊严的要求，同时还被赋予了一种“前赴后继”的悲壮感，它密切地联系着20世纪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因此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强势的文学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心态，但它的问题却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激情所“合理化”。在这种文学意识形态的昭示下，“先锋文学”一开始就陷入了与“现代派小说”创作相同的心态。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性作家或范本，然后将其“东方化”。在不同的时期，几乎都有一个为“先锋文学”认同的文学英雄：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都曾是共同崇拜并热爱过的文学偶像。弱势文化是边缘文化，也是一种处于受压抑状态的文化。我们的这一文化处境不仅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反抗和赶超的情感需要。“翻身解放”是我们熟悉并认同的真理意志。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压迫，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因此，“先锋小说”背后，不仅示喻了对传统文学制度的解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对强势文化的屈从。貌似自尊自强的文化要求，无意间又恰恰成为弱势文化自卑心理的佐证。

“先锋文学”的终结业已成为历史事实。它的终结不仅与先锋作家的分化有关，与全球化的文化处境有关，同时更与多元文化时代的各式新潮前卫文化的彼此消长起伏有关。“先锋文学”成就了一批声名显赫的作家，但是他们最初的影响还只局限于趣味相近的文学圈内。他们被广泛的认知和接受，显然来自于电影家通俗化的“转译”工作，无论是《红高粱》，《活着》还是《妻妾成群》，如果没有这种通俗化的“转译”是不可能走进千家万户的。当“先锋文学”经历了这一通俗化过程后，先锋作家对待故事的处理方式基本上离开了原来的立场。1989年，“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这时的余华迷恋罗布。格里耶，普鲁斯特，并经常和国内的“文学先锋”讨论诸如叙述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他常常引用他们经典式的体会，用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折服。而余华这一时期的创作，对暴力，死亡或者复仇主题的处理都是极端化的。但他认为他“已找到了今后的创作的基本方法。”（5）十年之后，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中文版自序》中，他又作了如下表述：”在这里，作者有时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他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的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6）这时的余华说的几乎都是自己的体会。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余华不再把西方大师奉若神明挂在嘴边。他尤其强调了小说人物，他的这一立场与此前是不尽相同的。余华自己也曾谈到他的变化：”我以前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我叙述中的符号，那时侯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只要传达叙述者的声音就行了，叙述者就象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7）《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小说，对其肯定性的评价几乎超过了余华以往任何一部作品。我们不仅肯定余华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激活了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对普通人生存及心理苦难的书写就是对真实历史的想象和复写。而且国外的传媒也以热情的笔调称赞”作者以其卓越博大的胸怀，以其简洁人道的笔触，讲述了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8）”显然，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9）这些评价已经远离了形式的意识形态，而更多地注意到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先锋小说“在90年代的变化，决不是重返一个纠缠不休的文学命题的起点。但这一变化改变了”先锋“的性质。这是”先锋文学“终结的内在原因。

“先锋文学”终结的外在原因，一方面是全球化审美趣味的流行，一方面则是各种“文化带菌者”……多发性制造时尚前卫的冲击。全球化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它不仅是具有支配性的观念，而且已经诉诸于实践。但所谓“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对当今国际事务所具有的支配地位，不仅表现在“麦当劳”，“肯得鸡”已遍布全球。更重要的是，美国因强权地位和经济地位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所造成的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应该说，美国从第三世界国家拿去的都是他们的文化精粹，但美国流向这些国家的文化制品多是与“麦当劳”，“肯得鸡”有相似性的快餐文化。这些文化的批量生产，因其低廉的价格而大量地进入第三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平等不仅实现了美国的文化霸权意图，重要的是，这些快餐文化极大地改变了第三世界文化消费的趣味。于是，即便是在中国，审美趣味也是向着越来越简单化，通俗化，平面化和形象化的趋向发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走向世界”的情感诉求不仅没有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实现，现实提供给我们的恰恰是一幅“全球化”无处不在的卡通图景。

另一方面，前卫性的时尚因有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环境，特别在青年中易流行的文化时尚，不断在商业化的推动下被制造出来。文化时尚并不是审美行为，而是追逐潮流的心理现象。在时尚中并不是审美体验，而是具有狂欢性的参与的快感体验。比如“网上文学”的兴起，尽管这一文学形式为每个人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并具有空前的书写自由，但“网上文学”同样也有新的专制，同样也有“文化带菌者”的肆意妄为和有意设置的陷阱和圈套。但是，因为它是时尚，涉足这一领域不仅不会受到“健康带菌者”的怀疑，与之相反的是，参与者还会获得可资炫耀的置身潮流的身份。这也正是文化时尚的魅力和力量。

“先锋文学”终结的原因当然还可以总结出更多，但上述两个外部原因可能是不可忽略的。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文学探索的命运也许只能如此。另一方面，“先锋文学”在它辉煌的时刻嘎然而止，绚丽之极归于平寂，这与“先锋文学”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1杰弗里。古德史密斯：《艾伦。金斯堡专访》，向阳译，载《创世纪》1993年2期。

2同上。

3王晓明：《潜流与漩涡》2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38——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5余华：《虚伪的作品》，载《上海文学》1989年5期。

6余华：《许三观买血记。中文版自序》，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9月版。

7余华：《‘99余华小说新展示。自序》，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7月版。

8 9见《许三观买血记》封底评价。

不久前，《纽约时报书评》正式公布了由124位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编辑评出的近25年来美国5部最佳长篇小说。荣获桂冠的是诺贝尔文学将得主、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宠儿》（1987），其他4部是唐。德里罗的《社会底层》（1997）、科麦克。麦克希的《热血沸腾》（1985）、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1995）和菲力普。罗思的《美国田园诗》（1997）。这5部小说描绘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不同人物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艺术风格独特，催人回忆逝去的生活，引人深思。

莫里森的《宠儿》问世快20年了，如今已走进美国大学的课堂，成了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不禁令人想起1965年《图书周》评选中，脱颖而出的是黑人作家拉尔夫。艾立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它揭示了30年代大萧条时期南方和1940年纽约哈莱姆区美国黑人的历史经历及其产生的文化传统。如今，这一切已融入美国文学的主流，获得学界的认同。

除了上述5部以外，得票较多的还有17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罗思的5部：《安息日剧院》（1995）、《生活逆流》（1987）、《聂洛克在行动》（1993）、《人类污点》（2000）和《反对美国的阴谋》（2004）以及德里罗的两部：《白色噪音》（1985）和《天秤星座》（1988）。加上前面两部，他们两人在总共22部小说中占了9部，相当显眼。两位后现代派名作家的小说如此受欢迎，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次评选始于今年初，由《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沙姆。坦仁豪斯给两百位知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发了一封短信，请每位评出近25年来美国出版的一本最佳小说。后来，他收到125人的答复。他们中有名作家唐。德里罗、哈津、辛西娅。欧芝克、威廉。斯泰伦、安娜。泰勒、汤亭亭、安。贝蒂、威廉。沃尔曼和理查德。鲍威尔斯以及老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弗兰克。兰特里基亚、大卫。洛奇和弗兰克。克默德等等。评选没有任何限制，作家可以投自己的票。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倒是不少人感到为难，没有复信。

这次评选结果令人大感意外，引起了学界的轰动。有人觉得评得不错，有人感到不全面。什么叫“最佳小说”？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只评近25年来的小说？况且，名单上前5本都是出自20世纪30年代一代作家的手笔。莫里森生于1931年，厄普代克生于1932年，罗思和麦克卡希都生于1933年。德里罗算是5人中最年轻的，生于1936年，今年已经70岁了。在其他17部小说中，仅有两本是生于二次大战后不久的玛丽琳。罗宾孙和梯姆。奥布莱恩写的。也许评选的人认为他们5人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对美国社会更了解，艺术技巧更成熟。不过，许多当红的名作家如托马斯。品钦、E.L.多克托罗、邹恩。狄第恩、辛西娅。欧芝克、汤亭亭、欧茨、泰勒和贝蒂等人，为什么一本小说都没入选？

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50岁以下的名作家如沃尔曼、华莱士、鲍威尔斯和奥斯特等得票极少，甚至零票。他们的小说《欧洲中心》、《无尽的玩笑》、《犯人的困境》和《雪崩》等小说十分畅销，备受读者欢迎，有的还获得大奖。这样对待他们，是个鞭策？还是不公？在大众文化兴盛的今天，在政界商界新人辈出的时代，怎能忽视这些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

这次评选带来不少疑问。但有人认为美国文学传统比较年轻。一个大国要求出大作品。这意味着一部最佳小说，并不仅仅要写得漂亮，让人读得开心，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塑造的人物揭示时代的精神、国家和社区生活的变迁，给后人以启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但最佳小说必须超越个人的喜恶，体现社会、国家和时代的变化。这次评出的5部小说和其他17部小说都以美国为背景，用生动的生活图画展示了上述的主题。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作家诺里斯就期待“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出现。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20世纪美国小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小说家路易斯、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索尔。贝娄、辛格和莫里森先后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今天，许多美国作家仍在朝这个方向冲刺。这次《纽约时报书评》的评选，能否对此发挥一些促进作用？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