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中共独裁政体毒害非洲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跟非洲国家的关系,增加对非洲的投资。最近,四十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还汇聚北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评论界人士称这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余杰说,中共的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正在越来越深重地毒害非洲国家,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

在中非论坛期间,北京处处花团锦簇,活脱脱一个向世人炫耀财产的暴发户的模样。偏偏就是漫天沙尘暴不给胡温面子,不过让非洲客人们仿佛回到了故乡。四十万辆公车停开,外地车统统被拦在五环路外,鲜艳的彩旗四处飘扬,数千名上访村村民却被押送到河北某地囚禁起来。官方不喜欢的人士,皆有便衣一天二十四小时「保驾护航」。就连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黑人弟兄的我,也享受了长达半个月的如此待遇。

此次峰会,经济为表,政治为里。中方反覆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此说法的弦外之音是:非洲人喜欢独裁制度、人喜欢当奴隶,谁帮助非洲人摆脱独裁制度和奴役状态,谁就是不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干涉别国的内政。

这才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中共参与非洲事务,在非洲推行其一党独裁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积极支持若干独裁政权,投票阻拦联合国干涉苏丹大屠杀,对非洲人民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中共在非洲有如下四个战略目标:

首先,中共的黑手伸向非洲,是胡温所谓「和平崛起」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国内矛盾重重,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资金缺口巨大,但中央政府金库充足,似乎可以「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为了胡温的面子,为了重现当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被「第三世界」国家马首是瞻的光荣,中共当局不惜向非洲投入巨资。在此次峰会上,不仅宣布免除非洲国家的百亿外债,还表示要继续援助数十亿美元。

其次,近年来,中国在自由、人权、知识产权、贸易等关键性问题上,遇到了来自美欧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短期之内,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中共一党专制的架构内得以完满解决。因此,中共刻意拉拢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以扩大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并以此对抗欧美。

第三,中共通过投资和无偿援助等各种经济合作方式,参与非洲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开发与贸易,以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因为中东地区的利益格局已经比较固定,中共很难插手,只得以非洲和俄罗斯为其能源战略的重点。

第四,中共竭力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通过在非洲活跃的外交和经援等手段,向该地区五个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早日「弃暗投明」。因此,此次破天荒地主动邀请五个台湾邦交国与会,似乎胸襟开阔了很多,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意图,虽然当前中共的对非政策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以「输出革命」为旨归、具有浓厚的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色彩,但仍然是政治先行、经济为辅。中共政权自身在人权问题上病入膏肓,当然不会、也没有资格去参与和促进其他国家改善人权状况,而只会默许甚至鼓励独裁制度在非洲蔓延,在这个世界上多几个难兄难弟总是好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当局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的外交活动越活跃,中共的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

非洲国家今日触目惊心的苦难,固然有来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的伤害,也有近半个世纪以来苏联和中共政权在冷战背景下划分势力范围、扶植反西方势力的政策的遗毒。如持续数十年的安哥拉内战,其背后就有苏联、中共、古巴等共产独裁国家「运筹帷幄」的影子。

中共向非洲撒钱,又是一出「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丑剧。我也是中国公民和纳税人之一,取之于民的税款究竟该怎样花销,却从来也没有被政府有关部门徵询过意见。中共领导人向来以公共财产为私产,如此「天女散花」的慷慨行为,何时方休?

美国之音

傅国涌:说说“老年人燃烧”现象

林牧先生和何家栋先生接踵而去,让所有对他们怀抱敬意的人陷入了无言的悲痛之中,中国之大,连公开表达哀思与纪念的机会都没有。大凡明白人都会同意,这是一个灰暗的时代,表面的繁荣鼎盛掩盖着内里的糜烂、底层的苦难和层出不穷的危机,在这样的时代里,失去了方向感的个人当然无力前行,这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再也没有轰轰烈烈,再也没有热血澎湃,再也没有风云激荡,有的是日复一日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日子,有的是似是而非、冠冕堂皇的官方说辞,有的是滚滚红尘的物质引诱……至少,在常人能察觉、能体会到的层面,在我们生存的眼下这个社会,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愿意无私地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而做事、而努力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这个时代日益变得粉末化。

正是在这样无望之中,在北京、在广州、在南京,在全国许多地方,一群老年人不顾衰迈老弱之身,点燃起自己黄昏的生命,他们日日夜夜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忧虑,不断地为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借助他们独特的影响力,在国内的万马齐喑的舆论夹缝中一次次地弹出不和谐的音符。

对这些老年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两头真”,许多年轻时追求真理而误入乌托邦阵营、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又回到了追求真理的轨道上,他们当中有很多曾身居高位,最终看清了这个体制的真相,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在当局看来“不合时宜”的道路,比如三年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告别人世的林牧与何家栋先生都是。他们如果老老实实,玩点花鸟虫鱼,与当权者保持一致,或者至少保持沉默,对任何社会不公、体制病症、腐败问题都不吭气,对民族命运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当局一定会很高兴,他们生前的待遇一定会好得多,他们身后的葬礼一定风光得多,什么级别、规格之类都会给予他们。“两头真”的出现,成为一个时代现象,这些有风骨的老人站起来,成了哽在这个时代咽喉的刺,让现存体制吞不下去、吐不出来。

他们曾是这个体制的同路人,其中有些人还参与了这个体制的创立和建构,至少加过瓦、添过砖、做过铺路石。等到风烛残年,他们开始重新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曾吸引过他们年轻时的乌托邦已经灰飞烟灭,这个体制只剩下了对裸裸现世利益的贪婪,有时连遮羞布都不需要了,目睹这一切,他们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我曾亲眼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干部,说起现今官场腐败、无可救药时,禁不住潸然泪下。那泪水是真诚的,一如他们当年踏上抗日、反蒋的路也是真诚的。

毋庸讳言,他们中很多人对这个曾经号称革命的政党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皮,他们的逆耳忠言都是本于挽救、感化的善良初衷,无奈等了多少年,总是等不到一点希望的信息。也只有到了“第二种忠诚”始终不被接受,这种“忠诚”中才会逐渐产生出相对独立的力量。这个“燃烧”的老年人群体,和血泪中挺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和上访村和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自我维权群体,和其他致力于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体一样,都是中国今天这一轮转型中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老人群体的力量更不可轻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在变革进程中起到平衡、稳健的作用,他们比较有公信力,他们的追求本身比较纯粹,他们不图自己的私利。如果要图利,他们只要跟现体制保持一致、合谋就可以了。

学者邢小群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感慨地指出,“如今是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这些年,她做过一些口述史,接触到很多老人,都是60多岁以上的人,甚至是七、八十岁、八十几岁,老人们对近现代一些问题、一些历史真相的反思,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与热情,他们那种紧迫感,对中国问题的那种燃烧的心灵,都使她深受感动。令她感到困惑和担忧的是许多青年人、大学生对历史反思与现实问题的冷漠。南京一位老报人强剑衷先生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现在的老革命干部在燃烧,他们忧国忧民,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激进派,受够了灾难的大多数普通人则是‘政治管他妈’,不愿问讯,青年人则致力于挣钱,吃喝玩乐,快活过日子”。前些日子,我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上面看到深圳企业家白建钢这样的感叹——“有的人老了,但他却很年轻;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他说,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些饱经沧桑的老年人,“面对改革开放,他们接受新事物,勤奋耕耘,思维敏捷,逻辑严密,铁肩道义,与时俱进,语出惊人,就像二十多岁的青年;而我们不少中青年,初生牛犊,现在却暮气萦绕,人云亦云,守旧抱残,确实思辩,没有创意,生不敢当人杰,死不敢想鬼雄,仿佛活在古老的历史世纪中,他们已经很老很老。”

毫无疑问,“老年人燃烧”现象的出现,是我们这个灰暗年头的一抹亮色。他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没处可说的话,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他们的呼吁,他们的建言,他们的忧虑,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微不足道,可以不屑一顾。至少,也是对这个粉末化时代一种小小的安慰。我们无法估量这种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些老人早已离开权力舞台,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道义的影响力,他们代表了一个衰亡时代说真话的残存勇气,或者说,他们只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且他们正在一天天老去,如秋冬的落叶般不断凋零。但,我可以断言,这个群体的反思、醒悟,对于中国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有着不容否认的重要意义,他们将启发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一切,激励一部分人挣脱身上的精神枷锁。他们的反省本身足以埋葬一个漠视人类尊严的旧时代。

当然,仅有“老年人燃烧”是不够的,只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起来关心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和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时,希望才会真正出现。这才是包括上述学者、报人、企业家在内的人们担忧的原因。那些“政治管他妈”的人没有意识到,你可以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没有一天不关心你,“政治”无所不在,每时每刻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作用,而我们没有丝毫的发言权,我们完全是刀俎之间的鱼肉,听任“政治”的宰割。或者许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强权面前感到普遍的无奈和无力,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宿命,那么就选择放弃吧。说到底,对于随时随地都可能损害我们切身利益的公权力,如果我们不想尽一切办法约束它;对于高悬在我们头上的那把危险的利剑,如果我们不造出一个鞘给它装上;对于社会的不公、不义,如果我们都袖手旁观、不予理会,那么,这一切又怎么可能主动改变?信奉“政治管他妈”的人们最终也免不了被“政治”吞噬的命运。

“老年人燃烧”现象启示我们,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你试图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都没有理由回避现实。换言之,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但我们都得为结束这个粉末化、原子化的时代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

2006年11月11日
首发民主中国

莫建刚:参与和实践的公民政治

反抗专制独裁的暴力革命及其政治,是具有公民特质的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公共领域中坚持人的自由、基本的政治权利以及尊严和崇高的政治信念。这样就需要公共领域中一切具有公民特质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以极大的激情所凝聚的力量;来参与和实践属于公民的以及应该恢复政治正义和公共领域中的人伦道德的责任;及其政治自身蕴含的崇高目的。并在专制独裁的暴政统治下,坚持自由个体及道德人格的普遍价值,拒绝来自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限定和侵害。并超越来自各种自称具有终极理念的主义、理论的政治模式,尊重和重述自由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崇高的普世价值,并将其确定为反抗暴政体制和建立公民社会的政治基础。

个体自由及其原创性的普遍价值,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和文明进化的根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自由应体现在生存与发展第一步的未完成性以及每时每刻的可塑造性,从而建立人格尊严乃至崇高目的的具体性。为了个体的自由与尊严的存在应受到政治正义的保护,参与和实践是每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保证和维护好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这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并进入繁荣、昌盛和幸福的必要条件。一旦失去自由与尊严,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将会处在极为不安全的、受压迫的、血腥残酷的、受苦受难的专制独裁暴政体制的统治中。为了摆脱上述的恐怖现状,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心理素质以及行为趋向,是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基本责任。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理念与行为,并不是要极力地追求统治的权力,也不是为了获取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向当政者进行妥协;以及为促使经济积累的再分配的所谓正义,而是让一切所有的参与者能在实践公民政治的过程中,充分显示现实自我的真实;以及个体原创性的人格道德和正义的事实再现。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里,宪法在一党专制独裁的统治下,无法显示其法治的权威作用。人民代表大会的组合在还没有进行全民选举之时,就已经内定了候选人,并在专制独裁的暗箱操纵下,进行着内定候选人必然当选;而不能有任何异议的反对之声。所有国家的政策,都以“党中央”的红头文件为其基础而制定。这些强制性的统治手段与暴力的政治现象,应该受到实践的公民政治的厌恶和拒斥。公民社会应该将每个人的自由、尊严以及原创性的人格价值,确定为公民政治应有的自身目的,在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同时,绝不能给予趋炎附势的政治恶棍、政治流氓、政治街痞提供获取政治权力的机会和手段。

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就应对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进行检验和实践。即便在有明文规定的以在一党的领导下进行多党合作的这一霸王条款的范围里,参与和实践的公民政治也要进行检验和实践。多党这个概念,应理解为出现无数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党派和政治集团;而这些政治党团应该具有包容和接纳各个不同性质的,尊重他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量度。同时敢于凸显自身党派所追寻的政治信念,而不作趋炎附势的权力追随;拒绝和排斥执政党对其国民所形成的专制独裁的暴政统治;反对镇压和迫害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凶残路径;取消强行制订在法律文本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不平等条款;每时每刻都应该警惕执政当局为了自身集团的私欲扩张,而不履行宪法授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同时对不适应于公民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宪法条文,促使执政当局和人民代表大会对其宪法进行修订和改革。只有达到了上述的政治目标,那么和执政党合作的态势才能凸显出来。这就是多党概念的意蕴,也是多党合作的最低量度。

多党合作的政治,并不是作秀和犬儒的政治。它是一个具有宪法权威的严肃问题,它的存在是不能容忍将这个政治概念,作为装饰性的专制独裁的政治背景来蒙蔽世人。有合作就有竞争,这就是和谐与稳定的政治保障。任何政治上的孤阳不长和孤阴不生的现状,都会导致公民社会的动荡、压迫和灾难性的乱象出现。这也是专制独裁与恐怖暴政乐于见到的情景,因为乱中取胜,常常是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理论在实验中的强项。为了幸福的生活以及发展繁荣的公民社会,就要进行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要实现由公民参与的实际行动所构成和维持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及其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所有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又都是不断地以更新、接受和同意的公民意愿而为其基础。更新、接受和同意的社会和谐与稳定,是在所谓“多党合作”的争论、竞争的政治协商中所认定的结果。

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应该坚持思想、言论的开放以及政治竞争的自由量度。坚持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并提出自身的异议;努力超越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对自身的思想、言论的钳制。同时还要坚持普遍的政治道德的价值,对批判的对象保持警觉而清醒的政治正义的标准。只有在这些因素的范围里,才能构成和达到参与和实践的目的。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原创性,可以随时随地的塑造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必须具有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才能塑造自己的未来,以及在普遍适应的价值中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都属于公民社会中的一员。而参与和实践,本身就具有塑造自身命运与未来的多重机会。由于自由个体在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相应共同性的人格价值组合起来,而形成必不可少的公民群体及其社会。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因保持着批判的政治正义的自我精神,同时也应该和所有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他人进行不懈的沟通和交往。“如果人能至少在公共生活中参与行动和知识,那么政治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尊严。惟有如此,人才能接触到一切存在所依赖的那种权力”(雅斯贝尔斯语)。因此,是负责任的,也应该在沟通与交往的行动中积极参与而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具有道德特质与政治正义的成员。公共政治的生活越健康,个体公民的自由度就越高尚和越宽泛。

其质量就更纯正。在这种环境中,参与和实践的公民政治则有助于提高公共空间的话语境界和公民政治行为的层次和人伦道德的品质。

自由民主的政治本质,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政治自由和自由本身一样,以一种客观的、经验的存在凸显出一个必须由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参与和实践自我的才能;在现实中创造和更新自我的存在;调节和适应于公民的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使自由个体的创造和更新不断凸显。“在行为和言论中,人们显示出他们是谁,积极地显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本我,以此出现在人类世界之中”(阿伦特语)。多元性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和实践的重要发展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多元性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存在。高水准和高境界的自由个体是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的重要基拄。因为参与和实践的勇气、能力、文化水准和精神的最高境界,导致自由民主政治的精英的出现。但是,参与和实践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却是平等的,只不过政治精英必须做更多的工作和贡献,才能证实他的存在。

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是使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走向灭亡的开始。

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从个体存在的基本状况出发来探究关于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普遍意义,进而分析和批判现实的公民社会的现实生活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参与和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是在突破一党专制的暴政体制给公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并且在政治正义的意义上,凸显出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人道主义的情感关怀。从根本上说,参与和实践的公民政治,它的价值取舍是来自于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凶残一页的记忆和反抗。

(2006-11-21)

民主论坛

陈破空:海外中资不受欢迎

11月10日,厄瓜多尔,厄亚马孙地区,中国开发的油田,遭到当地人冲击。三百多名厄瓜多尔人冲进油田,扣留了该公司四十名员工,要求该公司更换员工,由当地人接管该油田的技术和服务工作。

事发地点,是中方在厄瓜多尔的最大石油项目。2005年9月,中石油与中石化合资成立安第斯石油公司,以14.2亿美元,从加拿大公司手中,买下在厄瓜多尔五个石油区块的资产和开发权益,每天产油量7.5万桶。

在厄瓜多尔警方的干预下,遭扣留的人质被释放,事态暂时得以平息,然而,中国石油公司损失惨重,油田作业一度中断。中国公司在海外,受到当地人冲击,并非首例。

今年6月,在秘鲁,中国控股的首钢秘鲁铁矿,当地工人罢工,铁矿被迫停产。罢工持续了三星期,秘鲁政府勒令中方公司给工人增加工资每天一美元,罢工才告结束。

今年7月,在赞比亚,中国控制的查姆比施铜矿,当地工人示威,指责中方没有遵守劳工标准,抗议工作条件恶劣,要求提高工资。示威中,六名工人遭到枪击。中方经理人员被控向工人开枪。

今年9月,在马达加斯加,中国地质公司造出豆腐渣工程,一项道桥工程通车不到半年,就发生桥塌路毁事故;而另两项由中方承包的工程(—座水泥厂和一栋国际会议中心),又因中方失信而遥无工期。马国总统闻讯震怒,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一度拒绝会见到访的中共高官吴官正。

海外中资,不受欢迎,而频受冲击,问题出在中方本身。中国急需能源和矿产,满世界挖掘,依靠买通落后国家政府,很快取得当地矿业开发权。但对当地民众和环境,则漠不关心。当地人抱怨:中国人前来投资,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好处。

中方公司尽力压低工资,拼命延长工时,却拒绝提供安全保障,千方百计剥削工人,在当地留下败坏的名声。联想到中国国内的情况:豆腐渣工程流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矿难不断,权钱交易,腐败滥权,等等。中国公司显然是把国内的那一套照搬到了海外。

海外中国公司与当地人的冲突,更暴露出中方人员观念的腐朽与落后。诸如:缺乏宗教情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毫不关心当地的社区和民众;缺乏利益平衡观念,自己人投资,又安排自己人承包,“肥水不流外人田”,被当地人讥为“左手倒右手”;缺乏平等观念,对当地人抱以偏见和歧视,被当地人斥为“傲慢浮夸”;缺乏人权观念,只会盘剥,不施恩惠,到处制造血汗工厂。

这一切,也证明,中国公司在海外,不仅输出资本,也输出强权,输出腐败的意识形态,难怪被外界定义为“新殖民主义”。

在这个世界上,生意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严守信用、注重质量、提供关怀;一种是不守信用、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前者是长期行为,后者是短期行为。中国公司在海外,显然属于后者,追逐铜臭,见利忘义,鼠目寸光。

卑琐的短期行为,狰狞的“暴发户”嘴脸,海外中资公司不仅在当地树起恶劣口碑,而且随时可能激起排华浪潮,殃及海外华人。所谓海外投资,也极可能落得个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阿 钟:京不特的最初印象

85年的一个夏夜,华师大的丽娃茶座,天天文化社成立的聚会上,我正好与京不特同坐一桌。那时的京不特,稚气十足,坐在我边上的陈亮以调侃的口气告诉我他的另一个绰号:“冯大头”。这时我才注意到,京不特的头确实很大。那天,他似乎是憋足了劲,朗诵他新近写就的长诗《生命赞歌》。诗句用语很野,对我而言,这是新奇的。那天的气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过京不特的这首长诗我以后没有再见到,京不特自己后来似乎也没有再提及这首诗。

我和京不特认识是在这之前,好象是北京西路上的“星期文学茶座”,在那里,京不特也算是一颗小小的明星。“星期文学茶座”是由一群文学青年组织的,每到星期日的下午,这里聚集着上百个年轻人,都十分幼稚地在那谈论着自己对文学的见解,这种所谓的见解,不客气点讲,都是拾人牙慧,从教科书上看来的。但这里却是做着文学梦的年轻人聚会的场所,象这样的聚会场所,在当时的上海可算是绝无仅有。

那天,已经很晚了,茶座快要关门的时候,我和其他人正在往外走。

我无意中发现,靠近门边的地方的一张桌子上,整齐地摞着一叠印刷得颇为讲究的油印刊物,我拿起一本翻了一下,问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

“这书卖吗?”

“两块一本。”他说。

我从口袋里拿出钱给他,然后把刊物递过去,指着封底的空白处说:

“你能给我留个地址吗?”

在“星期文学茶座”,大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结识朋友的。对我这个要求,他似乎犹豫了一下,但他并没有拒绝:

“可以。”他说。他在那本刊物上写了一个地址,然后写上了他的名字。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冯骏”。凭着这个地址,我去找过他,才知道那是他外婆家,他本人并没有住在那里。我后来想,在开始的时候,他对我这个陌生人是怀有戒心的,也许他怀疑我要他留地址的动机,毕竟在茶座里确实也混杂着许多公安局的暗探。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我要成为他的朋友尚不够格。

后来,我在茶座上就经常见到他了。那时,郁郁在茶座上是个风云人物,每次在他周围都聚着很多人。有一次,郁郁指着京不特对我说:

“这位是青年俊秀,师院的大学生,《蓝潮》的主要编辑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在当时还是上海师范学院,《蓝潮》是上师院诗会的诗刊。那时候,大学生是社会的宠儿,而我却只是一个傻头傻脑的文学青年,对编辑这个头衔有着不假思索的敬意。京不特这时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面对几个纯朴地望着他的年轻人宣讲他的野兽派理论。京不特表情夸张,借助幅度很大的手势说明野兽派是如何立即抓住读者的灵魂这一过程的。

但是星期文学茶座终于还是被当局取缔了。在茶座要结束的最后一次活动的那个星期天,虽然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但天还是很热,茶座内的桌椅已被搬空,里面挤满了人,大家都站着,气氛很凝重,郁郁情绪很激昂,向大家说明了茶座要被关闭的原因。他说:

“茶座将被改做老年活动室。他们正在走向死亡,而我们却是代表未来的……”云云。

平心而论,茶座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其中的主流成员都是心怀各种目的的机会主义者,单纯的文学青年其实只是少数,但大都也十分肤浅。

但那天,京不特却以热烈的态度向我介绍了陆忆敏。

京不特穿着很长的衣服,长长的头发遮住了衣领,下巴上长着几根细软的胡须,他对我说:

“你知道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是谁吗?”

说着他便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刊物,匆促地翻到其中一页,但他沉吟了一番后说:

“不过这一首不是最好的,但也能说明问题……”

他念了陆忆敏一首带有自白风格的短诗。也许主要是因为京不特的情绪感染了我,陆忆敏诗中特有的女性意味使我感动。

 

民主论坛

程翔案料本周发还重审

 

【2006年11月22日狱委讯】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指的上诉至今悬而未决,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透露,程翔案很有可能在本周有结果,预料会发还北京第二中院重审。程翔的胞兄程曦及代表律师何培华则表示,未收到有关消息。

人权信息中心昨在新闻稿指出,国安部在没收程翔被指载有涉密文章的电脑时,并无按照规定用封条查封硬碟,因此法院应宣布有关证据无效。

据知,程翔的律师何培华虽然身在广州,但已委派另一律师上京探望程翔。何培华拒绝透露律师上京的原因,但强调自己未有收到法院的任何信息。至於案件一旦发还重审,何培华强调并不代表程翔有机会脱罪,“案件重审的可能性很多,可能是检控机关或司法机关程序出错、事实不清,也可能是证据不充份。而重审的结果亦很难预测,可能脱罪、减刑,但亦有可能是加刑”。

程曦表示,程翔案一旦重审,吉凶难料,「如果因而拖长时间,对程翔不公平,但如果案件的性质有变,则可能是好事」。家人会待法院公布上诉结果後,才决定下一步行动。

 

残 雪:我们的文学

我们是神经过敏的人,多年来,那些陈词滥调和白日梦话每天都在刺激着我们。我们做不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对外界的愤怒在黑暗领域中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的养料。所以,我们决不是对世俗不感兴趣的自鸣清高者。应该说,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太大的兴趣。恰好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想描写高级的东西。在文学界,一旦说出这类话,便被归于“贵族文学”,“脱离实际”的另类圈子。也许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被这样归类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一股力量。那,也许是中国文学真正的希望。

高级的东西原本属于每个人,但绝大多数人都将她遗忘了,遗忘的时间有几千年。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遗忘的民族。通过遗忘,我们可以化解自己内心的所有矛盾,让黑暗的“生”与澄明的“死”在内心搅和成一片混沌。于是晕晕乎乎,得过且过,而这被称之为“活”。我们还时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赖活是多么的伟大(中国人很快要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高级的东西是可怕的,她使我们丧失良好的“自我感觉”,那就像见了鬼一样不吉利,当然也绝对不合时宜。那是异物,搅乱白日梦的东西。据说我们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关怀的是别人的灵魂乃至肉体生活,尤其是“百姓”。关怀者的灵魂必定是很崇高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崇高的关怀者永远不必关怀自身的灵魂。而我们,我们专注于自身的得救,所以我们渴望高级的东西。

 高级的东西不是想写就有的。我们必须在追求中剥离,在剥离中追求,那是暗无天日的、充满失败与虚幻的过程,冥河的黑浪一波接一波地袭来,吞没生存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执著于一种东西,唯一的一个东西,即体内的那种律动。不忘记这个唯一,高级的东西就总在我们的心的深渊里闪烁。探索生命之谜,正是为了在另一种层次上赋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新的意义,而不是苟且。继承了千年惰性的人们,在致命的世纪大冲撞中仍然“坚守”这种惰性,否认高级的东西属于人类,将僵虫似的苟延冒充为“中国特色”的高级。这,才是真正的末世皇帝的新衣。而我们,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也不高级的人,我们要写那种真正高级的文学。几乎是一旦开始追求,我们就不断得到她确实存在的证实,因为我们的国土,如今正是她生长壮大的理想之地。

人性在发源处就是一个矛盾,这在文学上本应是一个常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认识由于先天的缺失而导致自身的精神在几千年里不发育,不独立,因而在文学——这种精神的事业上明显的相对滞后,外界的几次冲撞也始终未能催生独立的文学形象。由于保守和自满的劣习窒息着文坛的一切生机,由于某些人故意混淆对于人性的定义,文学自身的确处在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多年来,危机感时时刻刻在我们内心。这主要在于我们追求的这种创作其超越的难度,同时也是由于对于自身所处大环境的意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我们必须加倍压榨自己,使自己不断爆发,将这自相矛盾的好戏唱到底。否则,我们就只能在窒息中灭亡。

在创作中,所有的逼迫与操练都是针对自我的,黑暗的领地上没有装腔作势者的立足地。高级的东西就是将自身的世俗根基抽空之后,我们倾听到的那种怒吼。一个人,如果他在从事这种文学活动当中,下不了狠心屏弃一切,如果他对于自身那些外部的标签与利益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浪漫幻想,这种文学便与他无缘——无论是读还是写。由于这种独特的文学是对于我们漫长的传统的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坛很难有真正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在进行内部的“无中生有”的创造的同时,外部的“无中生有”的使命也由历史赋予了我们。这种对于自身的挖掘和批判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要存在。

新的写作决不是空穴来风或忽发奇想。从千年重封密锁的压抑中爆发出来的能量必将源源不断释放出来,那就像死囚临刑前的倾诉,也像从地心长出的顽石为意念所移动。我们是高度自觉的创作者,也许是时代的馈赠,也许是民族的机遇,我们意识到了那种高级的东西,并在我们民族潜意识的巨大宝藏内一次又一次验证了我们的信念。先前,那里的确是一块处女地。我们伟大的先辈鲁迅先生曾在那里进行过短暂的探索,这种探索物产生的光芒很快就为乌烟瘴气所遮蔽。几十年过去了,很少有人还记得属于我们的这个艺术领域的存在。先驱者已经死去,留下成千上万的庸人。

潜意识是一个奇妙的王国,你不追求它,它便不存在。因为它隐没在最深最黑的地方,谁也看不见它。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不承认这种东西的独立性,也不相信任何纯精神的东西,荒芜的领地在死寂中渐渐化为流沙与岩石。然而,千年的岩石不是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吗?再看那流沙的舞蹈,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在这里,生命在踏着死神的鼓点跳舞,漆黑的空中有鹰飞过,它们的肢体被一次次撕裂,惨烈的血变成腥臭的雨纷纷落下。我们要写这种东西,写到底。

最为个人化的活动却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我们描写的是本质,是永恒,我们用天空,用海洋,用岩石来比喻这种东西。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黑暗领域里长久地辗转,在死海里打捞,这种自力更生的活动并不能得到丝毫外援。形成团体对于这种文学创造本身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孤独的受难是创造的前提。然而时代赋予我们的幸运却使得我们这几个同人走到一起来了,那就像是天意的安排。也许是在那种地方探索过的人身上都有某种标记,某种痕迹,某种神秘的气息。我们的作品使我们相遇,认出对方。在文学创造之余,交流的渴望使我们创办了这个杂志,这块园地,既是为了自身的存在,也是为了新写作的启蒙。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学探索深深地感到,我们追求的是一桩伟大的事业,在追求中,我们不仅仅改变了自身,也或多或少地在影响他人,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的宇宙观带给这个古老守旧的国度。是的,我们要改变的就是人心,因为最可怕的腐败是人心的腐败,是对真理的视而不见。

通过孤独的创造产生的这类作品,其存在有一个前提,这便是交流。我们的文学比任何其它类型的文学都更依赖于读者而存在,可以说,没有读者,作品也不存在。每一篇作品都是一个謎,一个诱惑,要等待知音来解开它,完成它。这类作品是来自黑暗的潜意识底层的报告,是心灵对心灵的召唤,它本身是封闭的、自满自足的。如果人不去阐释它,它就如我们民族那巨大的潜意识宝藏一样,隐没在黑暗之中——那其实不就等于不存在吗(想想我们民族千年的失语吧!)?我们这几位同人作者都有自己的读者圈子——由一些受过现代艺术熏陶的人组成。我们的读者圈子虽然不是太大,但毫无疑问在多年里头正在渐渐地扩大。深知读者对于这类作品具有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我们在多年里头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园地。现在机会终于成熟了——由于同人的热情和理想主义。

认识自身是一个漫长的、没有尽头的矛盾过程。生命的张力发挥得越极致,探索的层次越深,伴随而来的颓废感、沮丧感,虚无感也会越可怕。这种没有退路的严酷机制是如此的违反人性,但支撑这种机制的动力却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迷醉与深爱。为使人性美好、崇高,创作者画地为牢,监禁自己。当然,创作者决不是为监禁而监禁,不如说,他为的是获得最高级的精神享受。所以最终,现代艺术又是最符合人性的。然而由于作品的特殊性质,精神的享受只能在曲折的交流中真正获得——也就是在阐释或破解谜语之中达到沟通。为开辟更多的沟通渠道,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一个阐释(用批评也用新作来阐释)的园地。阐释让孤独的探索者获得心灵的慰藉,让新加入的追求者在尘世中合流,让更多的寻求高尚的个体来最后完成我们的作品,也让我们读到更多同质的新作。多年里头,正是伟大的读者在支持着我们,使我们的作品存在到了今天。我们中有一位同人,长年将美丽的作品写在笔记本上,在文学界高层次的读者中流传;另一位同人出过一本书,书中的作品篇篇优秀,远远超出主流的水平,在最敏锐的读者中引起了震撼,但文学界却是一致的沉默。我们决不是孤芳自赏者,我们在拯救自己的灵魂的同时还要在文学界呐喊,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改造灵魂,改造文化的行列,这其实也是我们创作的初衷。可以说,没有愤怒,当初我们也不会开始创作。

我们需要新的作品。正如我们对自身作品的衡量一样,我们杂志对于作品的采纳也只有一个标准——他们所达到的艺术性方面的高度。我们在作品中寻找一种“纯”的东西,透明的东西。不论作者描写的题材与方法如何不同,只要有这种东西,我们就认为是好作品。也许我们寻找的就是艺术的理想,人性的理想,她是真正的文学的核心。创新是首要的,因为任何一种艺术的表达其前提就是创新,是不可重复的独特。这里所说的创新并非指流行的那些“花招”,而是对于本质的不断认识,对于自我的不断挖掘。只有那些“意识到了”(哪怕这意识是朦胧的)、并有这方面的渴求的作者才是我们要寻找的。简言之,我们这里希望聚集的,是那些具有内省习惯的作者,具有内省品质的作品。内省的深度和力量,是作品艺术性、文学性的试金石。

“纯”和“透明”,指的是作品中的深层结构。如果一位作者具有精神上的渴求和对于精神方面的事情的好奇心,他就会在追求的过程中逐渐将文学当成自己的理想。而只要他的追求持续下去,他的作品中就会出现一种闪光的深层次的结构,这个结构会出现在他的每一篇力作之中。这个特点是为现代艺术潮流所屡屡验证过了的。新的写作的动力同现实紧密相联,我们从当前的大动荡中汲取创作的营养,然而我们创造的作品属于全人类。这种纯文学同表层的现实拉开了距离,以其超脱的形象象征着人在精神领域里的追求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显示着人性的崇高与美好。这样的文学,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最最急切需要的吗?作者们作为个体默默地努力,完全不考虑个人功利(因为在当今,人不可能通过这种文学获利),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提升了人性和国民性,我们愿我们的杂志为他们提供表达的场所。

新的东西总是在同腐败的斗争中成长的。我们追求的新,不是一时的新,而是永远的新。所以只要这种文学存在,剥离就得持续下去,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我们的杂志将以批判为己任,在创作中批判自身,在评论中对抗潮流。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希望新批评的文章出现在杂志上,不是一团和气的瞎吹捧,也不是水平低劣的漫骂,而是认真阅读文本后的有感而发,以及针对文坛劣根性的深入分析。敏锐、深刻和朴实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相信,一种新的批评文风一定会在我们的园地里诞生。我们需要那种说理的文章,说到底的真东西,而不是夸夸其谈,投机取巧,不着边际、蒙骗读者的赝品。

在这本杂志里,我们通过作品向读者和潜在的新作者发出召唤,让那些有类似追求的人们(尤其是青年)意识到这个园地的存在。这里的大门是向勇敢的追求者敞开的——无论是对这种文学的阅读还是写作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投机取巧者不用来,来了也一无所获。一个人,如果内心充满了灵魂自救方面的焦虑;如果他有开口说话,说真正属于自己的话的那种冲动;如果他对自身环境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极为不满,决心改造生活;如果他身处污浊却一心向往纯粹的理想,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将同他一道前行。

陈鲁民:我不读五种作家的书

如今是信息时代,知识爆炸,各种书籍多如恒河之沙。而人生苦短,一晃就过,要想博览群书,当是痴心妄想,所以只能有选择地读书,用有限的时间读最有价值的书。那么,如果你实在搞不清哪些书值得一读,至少可以给自己划个范围,确定哪些书不要读。书籍分类很细,譬如说艺术类的小说吧,我就给自己订了规矩:五种作家的书不读。

“用身体写作”的作家的书不读。几年前,上海一女作家率先提出“用身体写作”,某诗人不甘落后,也提出要“下半身写作”,并解释说:“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北京某女作家,最近又提出了“胸口写作”的口号,她说:“女人的乳房是很敏感的,是女人最漂亮的部位,‘胸口写作’对男人充满诱惑力。”作家本来是用大脑和心血来写作的,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可如果一旦蜕化成“用身体写作”,那就变成了无耻的堕落,看这种书,无异是对自己灵魂的伤害和精神的亵渎。“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的书不读。文人写书,全靠作品来赢人,与作家容貌毫无关系,“好脸蛋不能出大米”,自然也无法出精品佳作。李杜文章流传千古,可他们长得胖瘦丑俊,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因而,对作家来说,“金玉其外”固然可喜,“败絮其内”未免可悲。一般来说,在头衔、前缀上大做文章者,其内力皆不足,用脸蛋为作品张目的作家,其文必不可读。

“高产”作家的书不读。什么是高产作家 举个例子吧,2001年,某作家出版七部长篇小说,2003年,出版六部长篇小说,连创文坛“奇迹”。想想看,一年出七部长篇,每部若按平均25万字计,七部就有175万字,平均每天就要写5000来字,作家还有时间思考、酝酿、升华吗 有时间阅读、学习、充电吗 更不待说深入生活了。那么,不经反复思考,没有丰富的生活积淀的作品,其阅读价值自然可想而知。一个作家十年写了一本书,我一定会认真拜读;一个作家一年写十本书,我连翻翻的兴趣都没有。

“前卫”作家的书不读。“前卫”作家们,不仅热衷于乱树旗帜,自封流派,各种旗号令人眼花缭乱;而且故意把小说写成艰涩难懂,古灵精怪,让人读来很不舒服的“半论文”,成心不让人看懂。此外,他们还喜欢空洞冗长的东西,作品越拉越长,内容越写越空,言之无物,面目可憎;他们还把写小说变成炫耀写作技巧,玩弄文字游戏,扮酷装相,终日作曲高和寡状。那么,既然读不懂此类作家的书,我又何必自找麻烦?

热衷炒作的作家的书不读。热衷炒作的作家大约有几种:或自我吹嘘,自戴高帽,哗众取宠,不知天高地厚;或今天“封笔”,明天复出,反复无常,就为“吸引眼球”;或屡有新闻,花絮不断,四处作秀,频频“讲学”;或三天两头接受采访,特别喜欢充当各种大赛评委与“特邀嘉宾”;或攀龙附凤,经常奔走于权贵豪门,热衷于和名人政要拉拉扯扯,以为登龙之术。这些个作家,无心创作,热衷炒作,书是敲门砖,“工夫在书外”,读他们的书,岂不是浪费时间?

流沙河:昔年我读余光中

那时,北京《诗刊》每月发行四十万份,《星星》每月发行二十万份,一次诗朗诵,听众两三千,成都一地就有诗人三百以上。如此盛况仅仅见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但空了前,而且绝了后。噫,大家忽然风雅起来了吗?非也。那时九州月落,长夜破晓,凡睡醒者莫不睁开眼睛,不过未敢贸然起床,深怕有所触犯,一个个都尖起耳朵,侦听门外有何动静。新诗在那时就是报晓的鸡啼。一句“天亮了”能使人心跳,翻身坐起。一句“政策必须落实”能引起朗诵会鼓掌的暴风雨。“中国又有了诗。”一个诗人这样写道。

也是那时,我从故乡返回成都,从二十年苦役归队《星星》编辑部,心头快活,工作夜以继日,星期天当作星期七。日夜看稿改稿,同时写诗写文,还要覆信。某日从来信堆中翻出一封香港刘济昆写给我的,说他编的《天天日报》副刊连载我1957年出版的诗集《告别火星》,并且逐日寄剪报来。我很感激,就和他频频通信,虽未晤过面,却无话不谈。在某一封信上,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随即寄来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一是《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二是《郑愁予诗选集》,三是高准《葵心集》。《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排列诗人顺序,第三是余光中。看照片人很瘦,属龙,大我三岁。这三本台湾诗集放置书桌上,时在1980年秋。当时工作太忙,我只读了高准《葵心集》,觉得诗风与我相近。又读了《郑愁予诗选集》,觉得精巧,有宋词味。固然两位都好,但难以惊悚我。《当代十大诗人选集》这一巨册,无暇翻读。刘济昆又来信,劝我读后写出一些看法,作为评论文章发表,当有益于海峡两岸诗艺交流,亦大好事。为不辜负他的美意,我翻开这一巨册,读了彼岛十大诗人之首纪弦。此老之作,短小活泼,潇洒之至。偶有“政宣”作品掺杂其中,未免扫兴。读完纪弦一家,又因差旅北行,不克续读。遨游两月归来,案头山积,更不可能读了。忙到1981年初秋,差旅东行。列车长途,不可闲度,终于在酷暑与喧噪里读完纪弦之后的九家。车上52小时,窗外景物一无所睹,唯神游于书中灵境。其间最使我震动的是余光中。读他的《当我死时》《飞将军》《海祭》诸诗,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吾始见真龙!”

也就是在这时,在列车从成都到上海,转乘去南昌的车厢烤炉里,我反复权衡了刘济昆的劝说,立志要写《台湾诗人十二家》一书。《星星》主编白航嘱我为本刊写专栏,正好以此应之。差旅结束,回成都后,我便动笔。我尊重彼岛《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的权威性质,在现成的“十大诗人”之后,添上郑愁予和高准,得十二家,一一介绍。《星星》1982年一月号到十二月号,连载这十二家的介绍文字,并附录诗作数首,每月一篇。陆续刊出后,反应很不错。 翌 年成书,正式出版。《星星》三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我给余光中写信表敬意,托刘济昆面呈。不巧的是余光中已离港返台授课一年,要等他回港才好面呈。

1983年余光中回香港中文大学续任教职,给我写了回信。钢笔字,很方正,严肃坚定,一笔不苟。信中有一段话我最赞同,如下。

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这是君子之言,和而不同。此后蒙他不弃,陆续来信赐教,并赠《余光中诗选》和他别的诗集多种。拜读既多,感想生焉。天下之诗汗牛充栋《星星》每月来稿二筐,可读的却很少,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辞。讲余光中我上了瘾,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已。回想当年盛况,觉得好笑。诗能迷人,确实如此。那几上内我讲过的余光中诗有《当我死时》《飞将军》《等你,在雨中》《罗二娃子》《所罗门以外》《乡愁》《民歌》《盲丐》《白玉苦瓜》《小褐斑》《长城谣》《唐马》《雨伞》《六把雨伞》《水晶牢》《橄榄核舟》《哈雷彗星》等等。例皆打印成件,人手一册,逐字逐句细讲,还要粉笔板书,就像上国文课。有一次讲完课下台来,一位先生上前低声问我:“余光远是你大哥?”我点头说是。他接着问:“余光中该是你二哥吧?”我赶快声明不是。猜想他是见我如此卖力宣讲其诗,故有此疑。

《台湾诗人十二家》出书前,我又写了《隔海说诗》十四篇文字,在四川的《当代文坛》连载。其中一半篇幅都说了余光中。后来加上长序也成了书,正式出版。当时海峡两岸阻于政治风涛,尚无交往,我这样做,不免招来物议。一位外省诗人来警告说:“中宣部对你的文章有意见哪!”我答:“请写文章”。两三年后,这位诗人又著文说:“有的人介绍台湾诗很邪乎。”那是暗指鄙人。我当时憨胆大,自认为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此心可鉴,怕他个甚,所以全不放在心上。此前1984年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馀波尚在,一位政工干部来编辑室窗外,隔窗盘问鄙人:“有个叫余光中的人吗?”我知此人有所风闻而来,告状的人岂少也哉,回答说有。来人冷冷命令:“把他的书拿来,我们要看。”我说不愿意拿,不再理睬来人。我的办公桌靠窗,放着一体《余光中诗选》,他可能瞥见了。几天后,桌上的这本书不见了。遍找找不到,遍问无人借,我就疑心,那是重庆诗人李钢,此崽最爱搞恶作剧,近日又夜宿在编辑室内,一定是他作案。可是李钢大呼冤枉,他说:“我已熬了一个通夜,把《余光中诗选》抄誊完毕,还拿书做啥嘛。”究竟是谁拿了,遂成悬案。我给余光中写信,谎说那本书被人借去不还。于是余光中又寄一本来,扉页题写“再送流沙河兄”。这也算是趣闻吧。

1986年我又选余光中诗一百首,一一加以分析,作为导读文字,附在诗后,拿到安徽《诗歌报》上连载。此报面向全国,拥有读者甚多,遂使影响扩大(此前只在四川)。《余光中一百首》后来也成了书,正式出版,一印就三万册,(真实印数远不止此)。我在本书编者前言中说:“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具有强列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赞美当代诗人,我从未如此狂热过。惭愧的是此书印刷窳劣,又不付酬给原诗的作者,只给我二百五十元。我拒收,添成八百元。看在熟人面上,忍辱收下。此事我无法向余光中交代,至今横梗在喉,扼腕捶桌。

大约是1987年,台湾陈映真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座谈,介绍彼岛文坛现状,说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陈映真是进步作家,服膺马克思主义,按理出牌,宜有此说。有些人的说法比他的更难听,我早已听熟了。轮到发言,我说:“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算是有来有往,维持平衡。大约也是这时,人民日报台湾专栏以香烟盒大小的篇幅刊出余光中1971年写的小诗《乡愁》。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这样审查一个作者,曾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实行多年。谢天谢地,总算一去难复返了。

又想起了段趣闻,不妨说说。1982年夏,余光中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故国之思,深深使我感动。四年后,他写的《蟋蟀吟》中两行:“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信上的那句话触动灵感,我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发表在香港的文汇报副刊上。朋友酬唱之诗,被人嘲谑为“利用蟋蟀搞统战”。1988年我差旅北京,北京电视台制作中秋节朗诵诗节目,已选这首诗。某部长指示说:“必须征询陈鼓应的意见。”陈鼓应是台湾进步教授,新来我们这边做了客卿,曾有讨伐书《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在彼岛出版,敌忾既深,一见那首诗有涉余光中,便叫取消。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节目就取消了。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中第四册语文课本选入这首诗,给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读。并给诗句作注释云:“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如今又过去十五年,高中生读者若累计计算恐怕上亿了。陈鼓应若有知,当大不快。

二十五年浑浑噩噩一梦,醒来人就老了。新诗大潮早已消退,绝不可能再来二次。青丝成白发,炬火馀寒灰。昔年恩恩怨怨,群鸡争虫罢了。只是回头写来,堪作趣闻,娱人娱已,或可助谈资吧。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末,悟到自己缺乏天赋,乃停笔不再写长长短短的诗句。从前我写的诗,或偶有可读的,但是皆不可讲,因此太浅白太直露,讲起没味道。看清自己之丑,亦算明智。昔年读余光中,我最大的收获,正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