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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 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得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期，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汆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白勺“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马明博　肖瑶)     （摘自《清香四溢的柔软时光》，马明博肖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26.00元）

     中国学界一对著名的伉俪，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与中文系乐黛云教授夫妇上月同时获得了关西大学“科学与文化荣誉博士”学位。

    乐黛云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7月26日，汤一介和她应邀前往日本关西大学参加该校成立120周年纪念活动。两人发表了主题演讲：“儒学的现代意义”和“文化自觉与文学研究的新契机”。

    乐黛云介绍：“汤一介是做国学研究的，我是做跨文化研究的。我们的观点就是提倡平等对话，反对文化霸权。关西大学对我们的观点很赞成。”会上，关西大学河田校长授予了两人关西大学“科学与文化荣誉博士”学位。乐黛云称，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已邀请汤一介和她每年到日本讲学一次。

嘿，老高，这一天终究要到来

黑头罩终究要蒙住你黄土般的脸

并不是苦难骤然深重，而是

独裁者从未有真正和解的打算

 

嘿，老高，你早等待着这一天

你的平静朴实如家乡的窑洞

当绑架者的脚步匆匆踏过楼梯

那受惊吓的恰恰是盛托权力的宝座

 

嘿，老高，黑头罩让视线瞬间模糊

你的眼睛却因此更加明亮

还有什么比得过内心的力量

铁窗和镣铐又岂能锁住自由和爱

 

嘿，老高，那一天终究要很快到来

我当然指热衷于审判别人的人被审判的那一天

祖国和民族彻底解除耻辱的那一天

公民们获得梦想、尊严的那一天

 

2006
8
21??-

 

 

 

        畅销400万册的《日本沉没》一书在时隔33年后终于有了续集。日本老牌出版社小学馆日前推出由小松左京与日本SF(科幻)作家俱乐部会长谷甲州合著的《日本沉没第二部》，该书着重描绘日本人在“失去国土”之后的命运，被舆论视为将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发挥到了极致。

　　《日本沉没》于1973年甫一出版，就创下了上、下集400万册的销售纪录，成为日本战后第一畅销书。小说讲述的是日本小笠原群岛北部一个70米高的小岛一夜之间沉入海底。负责调查工作的地球物理学权威田所博士与深海潜水艇驾驶员小野寺俊夫潜入海底，在7000米深的日本海沟发现了大规模的异常现象。与此同时，日本列岛上也发生了新干线工程被迫停工、高速公路大桥坍塌等事故，各地火山活动频繁、地震不断。随着调查的深入及“京都大地震”和“东京大地震”的发生，日本面临沉没的事实越来越明朗化，日本政府不得不制定旨在拯救日本民族的“D-2”计划，国际社会也立即展开救援……

　　小松左京创作该书花费了9年时间，其中关于日本沉没的科学论证，“可与硕士论文相匹敌”。现年75岁的小松左京说，当时人们沉浸在经济高速成长的乐观情绪中，写书的目的是想再次让日本人直面国土沉沦的危机。

　　日本列岛沉没，流离失所的日本人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小松左京本该沿着这一主题，趁热打铁完成《日本沉没第二部》，然而各种事务缠身、体力衰竭，他始终没写。直到3年前，他才组成一个5人团队，在深入采访文化人类学者和探讨适合人类生存的气象环境的基础上，开始构思续集。

　　执笔新作的是科幻作家谷甲州。小松说：“他出生在战后，比我小20岁，没有经历过战败时的无序状态，他的笔也就没有经受过战争的创伤，可以客观、冷静地去写日本人的命运。”

　　《日本沉没第二部》描写了日本人在“失去国土”25年后，作为难民漂泊到世界各地，在与当地社会的摩擦中建立起自治团体，并努力维持着高科技和国家的存在感。其中迁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支日本人成功融入了新环境；而另一支迁移到哈萨克斯坦的日本人则沦为了地区民族争端的牺牲品。尽管国土已丧失，但日本政府依然存在。小说第一部中的科学家如今成了中田首相，为了使漂泊在外的日本民族再度集结，他正秘密实施着在日本列岛沉没的地域建设人口规模达100万的巨大人工岛的计划，还企图在紧张的东亚政治局势中实现其“领土恢复”的梦想……

　　虽然《日本沉没》从第一部到第二部时隔33年，但据小松左京透露，他已开始酝酿第三部，其主题是地球人能否变成宇宙人。到时候，流离失所的日本人将在宇宙建立人工都市，而《日本沉没》三部曲也将完成从日本到世界、再到宇宙的时空跨越。

　　今年可谓“日本沉没年”：7月7日《日本沉没第二部》正式发售；7月15日重新拍摄的《日本沉没》在日本上映，制作费用高达20亿日元，号称动员了日本电影史上最多的人员和资金。舆论认为，近年来日本虽然经济上有了起色，但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而与东亚邻国关系紧张等问题也始终困扰着日本人。33年后，日本再度“沉没”，恰恰将隐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危机意识发挥到了极致。

      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越长，对其固有矛盾的感受便越深。在过去的12周，我三度造访了中国——创下我个人的纪录，期间相当多的时间是用在与中国领导层和最高政策制定人的会面和讨论上。我实地考察过一些大小不同规模的公司，在天津消磨了一个周末——在滨海新区的心脏地带，这里也许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个大型开发区——我瞥见了未来的景象。我也到过位于天涯海角的海南省。我在中国的著名大学讲过两堂课，与来自不同层面的学生进行广泛的交流与辩论。我甚至涉猎目前发展得非常红火的当代中国艺术市场。但当我静下来并尝试把以上种种整顿一下，我发现我在期待着一个不可能的景象。社会充满着反差与矛盾，中国远非笼统化(generalization)可以概括的。 
         
        毫无新意的“13亿现象” 
         
        我们西方人总是倾向从非常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把焦点放在其令人生畏的规模及其对我们的意义上。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举忽略了阐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张力——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角力。北京是中心，是推动中国宏观发展的管理机制代表，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是从一群群到北京权力中心朝圣人士的所见所闻而形成。在最近的这些日子，我在北京的餐厅和政府机构比在纽约遇到更多的熟人。 
         
        这是中国故事的圣地麦加——但不是中国，至少不是全部。更为真实和全面的中国是在省和地方层面上，它们远离以北京为中心的权力网络。尽管经过了27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真正的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微观故事，只是很多时候会加插一个让西方容易理解的宏观故事。目前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的形象正由于“13亿现象”而受到影响——这是占世界人口1/5的令人生畏的经济发展力量——随着目前已经达到全球第四并持续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规模到达某一个临界点，突然间这种算术呈现出一种新意义：如果中国保持现行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其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到2030年，它将超越欧洲；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继续沿着按美元计算每年增长12%的轨道运行，而工业化发达国家则继续沿着5%-6%的道路前进，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按美元计算的GDP年增长值将比美欧总和还要大。 
         
        其实，它们并无新意。世界上创下像这样数字记录的跨国公司并非前所未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也并非头一遭要面对由此引发的工人和选民的忧虑。这种认知的问题在于，在中国正由中央计划体制相对顺利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设想下，它把中国描绘成一股巨大的单一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误读正是中国的最大矛盾所在。在旧有体系中，中央政府对经济控制权是近乎绝对的，但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里则不然，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乡镇层面分散，使得北京在执行宏观调控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当然，这个现象也不足为奇。中国5000年历史中没少出现这种情况。然而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中国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这种不够协调的组合，已经妨碍着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经济近期和未来的趋势。 
         
        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人很快便发现他们正陷于一个严峻的困境中。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和创造就业机会，地方党政官员运用其对地方银行分行的影响力，对于投资项目的审批往往比公司管理层或银行北京总行信用部的主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地方银行的影响力也同时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还有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行业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现行相对温和的收紧措施，正好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忧虑。我觉得尤其有趣的是，一些市政府目前也自行制定法规为其过热的房地产行业降温。换言之，北京发出的信息不足够，完成工作的责任落在地方政府身上。在这方面，深圳起了带头作用，在北京发出行政指令的三个星期后，深圳政府于6月22日公布了十项紧缩措施。根据报章消息，深圳房市对国家的指令反应不大，但面对地方政府的行动却立竿见影。这一重要实例反映了国家紧缩措施相对乏力与地方行动直接有效之间的矛盾。 
         
        在最近与多家中国银行和公司进行的会议上，有关地方与中央控制权之间的张力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议题。这不仅是关乎项目的融资，还涉及日益重要的环保政策。两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对地方官员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从与地方商人和银行家的对话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把其从事的项目授权和目标，视为独立于国内各地情况的活动。尤其是在天津的一次，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是中国前中央银行行长，他对于宏观政策问题肯定十分熟悉。负责带领这个位于北京以东约175公里的高速增长地区发展的戴市长，突然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姿态说明地方增长的至关重要性。他形容北京的看法——特别是最新一轮的收紧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与追求增长的地方目标不一致。然而就此而言，与我会面的银行家和商界人士大部分都认为，中央近期的行动像一个刺激多于一个重大的调控冲击。当然，戴市长身兼着两个身份。在晚宴上，他承认在中国的整体可持续增长可能是较接近7%而非现行的10%的同时，觉得天津的适度增长步伐大概是20%。 
         
        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改革的关键。在经济及其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分散发展和伴随而生的不均现象，仍然是增长经历中的突出部分。总的来讲，中国平均每年实现10%的GDP增长，但由于全国幅员异常广博，实现高速增长的地区集中在约占全国20%的城市领域内，其余农村地区的增长仍然相对呆滞。伴随实体经济发展不平均的是银行体系结构的同样分散，整个体系由大量独立自主的地方分行主导着。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实体经济在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上的效力。事实上，在一个结构分散的银行体系里，政府将需要比一般体系紧密情况下更大力度地收紧货币政策，才能达成一个既定的政策目标。银行业改革是解决这个两难局面的关键。国有银行的公开上市将有助于强迫银行从地方色彩浓厚的“政策性贷款”，向按商业规则设定信用额的做法转移。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在需
要时充分发挥其抑制投资活动过剩的实际功能。 
         
        中国看来仍然与功能发展成熟的宏观体制距离很远。随着在过去12周来回穿梭于这个非一般的国家，我感受到的介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张力——北京宏观政策战略与独立自主的超级增长地区之间的博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这严重地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除非中国能协调这种矛盾，有效的政策性管理对于这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仍然是遥不可及，而经济面临风险却挥之不去。 
         
        “山高皇帝远” 
         
        上文我提到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宏观经济，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分散、集合各个地方权力的经济体。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对亚洲各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任教于耶鲁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能说得对，大部分西方观察家长久以来都以他们用来自我审视的一套标准来看中国(参见史景迁的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1998 年)。从13 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至1970年代的尼克松访华，精于剖析历史的史教授揭示了外部世界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未能真正窥见“中国的内部”。看来，我们是再次印证了他的看法。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西方涌现了不少利用传统宏观观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机遇、压力和限制的中国专家。然而，这当中藏着一个有趣的玄机：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正在顺水推舟——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错误理解，也或许我们全都误解了。 
         
        表面上，中国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包装整齐的经济体，它拥有一个设计周全的符合国际GDP会计准则的国家统计系统，并定期每月公布一整系列的详尽的经济数据；它拥有一家于1998年参照美联储体制而重新组织的中央银行，其财务政策立场每年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呈审批；中国定期列席七大工业国会议，以外部观察员身份参与范围广泛的宏观事项讨论，从全球失衡和世界增长问题到贸易政策和货币事宜；还有，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15 年的迅猛成长，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特别是在关乎通胀走势、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跨境就业等方面。 
         
        由于中国拥有一个如此西方化的外表，再加上其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力，我们西方人都倾向认为可以用我们观察其他宏观体制的同一套标准来检视中国。因此，当事情出了问题时，我们便搬出一大套宏观理论，并从中选出传统的政策挽救方案。 
         
        美国如何处理其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就是反映这种态度的最明显案例。自从中国成为美国多边外贸赤字中最大的顺差国以来，华盛顿和学术界的传统派均要求大幅度调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我从来都不赞同这种理论，因为我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个多边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国内储蓄短缺所致，“解决”对华贸易问题，仅意味着把美国贸易失衡的其中一部分向别国转移。另外，即使我的看法有偏差，中国真的是关键所在，也无人能保证人民币升值便能解决问题。一个经济体需要有发展成熟的市场机制，才能利用相对价格变动(比如汇率)来调节数量(比如贸易流量)。可是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混合经济体，还有大量国有企业和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体系，仅仅是局部“市场化”。经济中缺少了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传统货币政策可能会因仍然“看得见的手”而受到妨碍。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宏观问题或无需执行宏观政策。相反，这个全球增长最迅速的主要经济体存在不少严重的宏观失衡情况，必须尽快地从速解决，包括过热的投资行业、低效的大量需要石油和原材料的生产技术、长期偏低的私人消费和过度依赖出口。在市场化体系里，这些问题可通过结合收紧银根和货币升值的政策得到解决。考虑到前所未有的投资和出口过热情况——两个板块在中国GDP里共占到75%以上并以每年30%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在遏制这趋势上只迈出了一个小步。自2004 年以来，短期借贷利率只轻微调升了两次(每次27个基点)，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仅窄幅升了3%。取而代之的，中国在政策层面的严峻任务却由相当于昔日国家计委的发改委代为执行，发改委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政策性机关，出台了一系列具针对性、旨在限制若干过热行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措施。目前，措施针对的行业包括铝、水泥、有色金属、煤、焦炭以及房地产建筑行业的投机活动等。 
         
        中国领导人已郑重地向世人表明：中国还不具备条件通过货币、财务和汇率等政策进行较传统的宏观管理。这些政策手段不只要求有一个市场化机制，还需运用非常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调节的目标。对于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拉力的难度很高。这方面的限制严重地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战略。央行就借贷利率发出的任何意见，对于地方银行分行如何向地方投资项目配置资金往往影响不大。此外，当宏观政策机关调整汇率，外商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并不会自动缩减它们的对外采购。简而言之，北京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层面的根深蒂固的分散结构和独立自主作风所妨碍。从北部的天津到南部的深圳，我们很难想象正在享受着超高速增长的中国沿海大城市会慢下来。 
         
        这里正是考察现代中国经济的着眼点。宏观中国的持续性已到达至关重要的临界点——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然而受到地方层面的自主性发展拉动，微观中国却继续向前迈进。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在宏观与微观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大量民工涌进大城市，估计在未来15年每年介乎1500万-2000 万，这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对个别地方和省的超高速增长情况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便有效吸纳庞大的民工迁徙潮。不然的话，持续上升的失业率、日趋显著的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安情绪，将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归根结底，加快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是舒缓这些不断上升压力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样，传统的宏观政策才有用武之地并起到其发挥拉力作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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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这个逻辑，我建议大家少点在意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宏观政策官员的高姿态声明，多关注一些发改委微观管理人就经济走向做出的指导性举措，这些在数量层面做出的行政措施，将远比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稳定政策调整来得重要。 
         
        我同时建议大家留意史景迁的意见。我们总是倾向使用我们用以检视自身问题的同一套标准来看中国。就中国经济的当前状况而言，这样做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误导。中国不是一个传统宏观分析及有效稳定政策所讲求的发展成熟的宏观经济体。其分散的结构比任何体系都更为“反宏观”。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