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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得到消息，8月15日高智晟律师在东营他姐姐家被公安抓走。我强烈抗议公安的非法行为，高智晟律师近两年多来，为弱势团体维权，先后受到各种非法的打压，但他仗义执言，威武不屈。他已成为中国的维权领袖，良心的代表。

2005年他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勒令停业一年，使得高律师和他所中的将近二十名成员失去了从事律师工作的条件，不久又对他进行全天候的跟踪骚扰，这种骚扰不但针对高智晟先生，而且祸及他的妻子及十几岁的女儿，在长达200多天的时间里，使他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

但高律师在高压下，越彰显出他刚强不屈的性格，他和夫人毅然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决断，在中国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出来？“共产党员”对某些人来讲是当官、升官的必不可少条件，是某些人敛财的基础，他们把“共产党员”当作“护身符”，但是高律师和他的夫人，为了维权，为了维护崇高的理想，为了自由正义，毅然决然，用实名公开宣布退党，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他刮目相看？

在这之后，高律师对当局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继续为受害的弱势团体和个人进行呼号，并做了大量实地的调查，这些调查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冲破各种阻力，摆脱跟踪才得以完成，持续的维权抗争，使高律师成为中国的维权领袖，良心的代表，使他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的知名度。

最近，我们一起去沂南，声援被逮捕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先生，在这次行动中，高智晟律师身体力行，做出很多贡献，为了节省大家的路费，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往返2000余里，劳累紧张，还要承担了车辆被砸毁的风险。很多人失去了正常工作，出来的食宿费还要他掏腰包，这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到了沂南高律师为了节省开支，带头住进没有卫生设备的四人间。

这次去沂南，本想开庭时参加旁听，不想当局竟将开庭延期，高智晟律师毅然决定，到法院去探索究竟，并在法院门前照像记实。后来相机被抢，很多人被摔倒，被撕打，高智晟律师也正当其中，当暴力平静下来之后，我从远处看到他正在向一些观望者（可能包括一些刚才行凶的人），发表讲话，还做着手势，可以看出他的临危不惧。下午去东师古村遇到暴力时，他也很冷静，并没有惊惶失措。据说他穿着“光诚衫”去北京地铁口散发声援陈光诚的传单，警察来了也给一张，看来他是一个实践型的领袖人物。

高智晟律师的所作所为，被那些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践踏人权的少数领导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看到高律师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终于下手进行抓捕，对此必然会带来国内外的强烈抗议，当局应该看到这种势头，尽快释放高律师。

中共当局，最近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要以民主法治建国，如果真要做到这些，就不应该在国内制造“敌对势力”。 中共内部的开明派、革新派应该挺起腰杆，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强烈要求释放高智晟律师，恢复他的自由。

2006年8月17日夜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我的少年时代也是从读鲁迅开始的，鲁迅已率先占据了我们的心灵，部分地化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这些年来，关于鲁迅与胡适，已出过不少书、发表过不少文章，争论之激烈，恐怕超过了两位知识分子生前。对于这两位我都曾喜欢过、依然喜欢的人物，我个人心底里也免不了把他们俩进行对比。我想，鲁迅是神，特别是时代的大变动之后，他身上笼罩着三个“伟大”、七个“最”的光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大量地进入各类教科书，他的作品即便是在“文革”中也可以允许公开阅读，自从70年前他在上海去世的那场葬礼开始[或者更早的时候起]，他就被神化了，他被誉为“民族魂”。而胡适只是个人，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显赫名声，有过怎样的风光耀眼，他都没有被神化，他只是一个教授、学者、知识分子、战时大使、大学校长。其实说穿了，长期以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扭曲的，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面容。

从少年时代起，被《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到《孔乙己》、《阿Q正传》所吸引，我就喜欢上了鲁迅。成年以后，虽然对鲁迅的感情依旧埋藏在我的心底，但我更喜欢胡适，因为他清晰、平和、理性，虽然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深刻、冷峻和激情，但鲁迅更多是文学的，总是以超越红尘的目光打量眼前这个世界，胡适更多是生活的，他就在生活当中、在社会的繁杂与喧嚣中，他的目光就是邻家大伯的目光，包含着一种我们熟悉的柔和。因为他太寻常、太清晰了，有人会觉得不过瘾、不满足、不喜欢。这也是正常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之喜欢胡适恰恰是因为他的寻常、平凡、简单、朴素、清楚，而不是他的天纵英才，恣肆汪洋。那样的天才或许是五百年不遇的，我也不向往，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对胡适的喜欢就是基于一种内心的认同，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对社会的态度，他对自身的定位，都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可以躬行实践的、可以参照的生活方式。他乐观而不盲目、从来不盲从任何一种主张、意见、思潮、主义，他对生活、对社会始终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面对社会，独立思考，独立发言，最大限度地坚持了道义的底线，他身体力行，恪守基本的文明准则，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坚定的水滴石穿的信念。但他从不张扬，他对高调的口号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警惕，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脚踏实地，而不是天马行空。他只是想把金针度于人，从来不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他一辈子都不赞同青年人轻易牺牲，而是再三告戒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铸造成器。他不在乎青年人是不是跟在他的身后，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达摩菩提东来，只为了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大意]。

“九一八”以后的民族危机时刻，他对左翼青年是宽容的。他曾给苏雪林写信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学。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以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当过“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夏天他在北大毕业前夕，找不到工作，就是胡适主动帮的忙。有一次，胡适出门坐火车，无意中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工业化问题》，亲自介绍他到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陶一打听，千家驹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有点犹豫，跑去问胡适，胡适的回答是：“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这样的人才你不用，你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这么一说，陶的过虑也就打消了。胡适还介绍千家驹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1935年，如果不是胡适的鼎力帮助，他不可能登上北大讲坛，讲《中国近代财政史》。1936年元旦他结婚，胡适还是证婚人。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胡适看人从看不论左右倾向，罗尔冈、吴晗都是众所周知的，赵俪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胡适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发表，胡适亲自写给他表示鼓励，对他最终踏上史学之路有很大的影响。

胡适对鲁迅也是宽容的，鲁迅生前，他从未写文章或发表谈话，与鲁迅对垒，鲁迅身后他直言批评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帮忙出版《鲁迅全集》，到晚年他还对人说：“鲁迅总是自己人。”他不夸大与鲁迅的分歧，而是在底线上认同鲁迅和他的相同点。这些都是斑斑史实。他与鲁迅的不同也许就是这里。

鲁迅与胡适之间其实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我们在他们两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各有各的高度，同时也各有各自的限度，只是彼此的限度不太一样。我并不因为 喜欢上了胡适就否定鲁迅，这将和有些人因为喜欢鲁迅而轻易鄙弃胡适一样，都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两者是可以兼容的，我们完全可以尽情地汲取两个人的精神养分，而不是吃了苹果，就坚决不吃西瓜，两者所提供的是不同的口味和养分。我要说，那个写出了许多打动过我心灵的作品的鲁迅，那个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鲁迅将一直活在我心中，与我的生命同行。

我当然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鲁迅，因为文学本来就是要超越庸常的生活，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胡适的文字、思想、为人都看上去都太平常了，他属于常人的世界，向往一个超凡脱俗世界的年轻人，从他这里找不到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自然会转过身去。鲁迅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丰富、复杂、深邃，如同不可测浩瀚星空，鲁迅的世界首先是文学构造的，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出一个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世界来。另外，长期以来，对我们这个精神资源极为匮乏的民族来说，鲁迅倾倒众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更能打动我们的精神资源，就很容易把这个唯一的资源放大。

胡适太清晰了，对平平常常的人间生活太热爱了，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的生活本身就有充实的乐趣，他的人际交往、公共发言、读书、写作、考据本身就已满足他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需要，他没有用文学去重造一个新的世界，从而去吸引青年。胡适在文学领域只有倡导之功，他《尝试集》中的新诗，你可以说他没有展开飞扬跋扈的翅膀，你可以认为缺乏想象力，作为诗人的胡适是不成功的，尽管文学史不会忘记正是他开了新文学的风气，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时代的主流，他的功绩无人能比。所以，在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精神世界的人。

　　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是有关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还且呈发展趋势，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这次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运用专政机器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但由于对黑恶势力为什么能和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这些问题，尚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研究，所以这些整治措施有许多只治标而没有治本，缺乏长期有效的根本性的整治方案。 
   

　　本文是在对湘南某市40个因黑恶势力侵入造成的“失控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试图从方式和手段的角度来解答，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农村基层政权这一问题。 
     
   

一、乡镇领导的“引狼入室”
    
 

   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利用“合法的政权”， 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无不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其二，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有些乡镇领导因这些年来农民的税费难以征收，就采用“恶人治村”的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政权中，并作为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比如，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此人素有劣迹，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做事十分凶狠，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乡镇领导扶持这些黑恶势力的主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当地有名的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为农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级政权“三主干”的一把手。湘南某市这次集中整治的40个失控村中，就有10多名村支书因此而被依法查处。其三是这些乡镇干部腐败变质，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这些地方黑恶势力之所以

　　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黑恶势力一般采用两手来对付乡镇干部，即对“识时务”和“合作”的给好处，这些好处不仅是给个人送礼行贿，还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为条件，而一些乡镇干部在得到这些“好处”后，就会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撑腰。而对那些“不识时务”和“不合作”乡镇干部，就会来所谓的“软硬兼施”，在给经济好处的同时，常常以乡镇干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来恐吓某些乡镇干部。那些立场不稳、党性不强的乡镇干部，往往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向黑恶势力低头，充当它们的保护伞和黑后台。 
   
　　对于乡镇领导因腐败而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非法性和危害，一般较容易认识。而对于所谓“以黑治黑”和“以黑治良”这类引狼入室的做法，还有许多乡镇领导并没有意识到其社会危害性。甚至有些乡镇领导还对政法部门打击这些黑恶势力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如果将这些得力的“干部”处理了，将来就没有人来治理乡村社会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税费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主要是近些年来，随着乡镇财政体制的改革，乡镇党政已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而存在，乡镇政府的利益与村民利益存在一定的对抗性，而一些乡镇领导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更多的税费，企图利用黑恶势力来进一步强化其在与村民利益争夺的强势地位 。而事实上，任用恶人治村，虽有短暂苟安，但其危害程度却是不可估量，无疑于饮鸩止渴，遗害无穷。它不仅阻碍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助长了宗族派性势力和歪风邪气的滋生蔓延，消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 
     
   

二、宗派控制的“民主选举”
    

    　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这次集中整治的40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20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从形式上来说，他们控制村级政权有着一定的“合法性”，即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选举而进入村委会的。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而“合法”地窃取村级基层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其一，是这些地方的选举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由乡镇领导“主导”或黑恶势力控制的，选举的结果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如某村康某，利用村委会选举之际，通过给镇干部送礼和动用黑恶势力来控制村委会选举，窃取了村主任一职。他掌握村委会权力后，就为非作歹，将村委会的财力和人力用于其黑帮的发展上，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其二，选举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但由于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民主”体现的“多数人”的意志，并不能形成正常的社区性力量。这样一来，一旦家族势力与黑恶势力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就会成为黑恶势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武器。某村李氏宗族利用宗族势力控制了村委会的选举，并“成功”地将本族的利益代表者李某“民主”地选为了村委会主任。李某在控制村委会后，利用合法的身份，以社会联防为名非法购买了火药枪20多支，以加强本族的“打击力”， 对不听话的外族村民动辄以暴力相加，对峙械斗，将基层政权变成了与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的犯罪组织。  
   
　　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这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必需注意的问题。因为，在农村社区内，家族势力的客观存在，会使“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体现社区正确的发展方向。许多大的家族，就是利用这种“多数人”的意志来“合法”地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目前的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原则，而且还要建立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的机制。这一点，对于生活在一定社区的村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属于少数的村民，并没有退出这一社区的可能性。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否定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的意义。但社会上的一些黑恶势力利用“民主选举”而合法地控制乡村社会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正视的，因为这种由宗派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对社会的危害性十分巨大。特别是，由于其有着“合法”的形式，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治体制是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界定为指导关系，这就使代表国家权力的乡镇政权不能直接干预这些“民选”干部的行为，无法对他们采取有力的管制措施。而这些所谓“民选”村官，正是利用与乡镇的这种“非领导”关系，来对抗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农村的实行。 
     
   

三、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
    

    　通过经济上的诱惑来达到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
   
　　农村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引导下，有许多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而致富。这也从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行为评价体系及由此决定的权威结构。“财富”效应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于是大批的“经济能人”因拥有了金钱的支配权而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变得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社区的事务尽力。但也有少数的“经济能人”则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成就了其政治野心，他们以改革开放为口号，以发展经济为借口，通过经济上的诱惑，来实现对村级政权的控制，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如湘南某镇企业办主任吴某，是当地有名的“经济能人”。由于其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深受镇党政领导的心爱，还得到了一些村级领导的拥护。此人以利益为引诱，通过手下的一大批打手和马仔，以黑社会的方法为镇某些领导或村干部“了难”，骗取信任，最后发展直接控制镇政村务，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祸害，最后被劳动教养2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以“经济能人”的面目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主要发生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由于这些地方处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土地资源往往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金钱。而为了控制这些经济资源，那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完成了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能人”，就会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名，以“投资”或“捐赠”等手段来诱惑一些乡镇领导和群众，他们中的有些人通过“入党”而进入农村基层政权。他们在控制农村基层政权后，会充分利用合法政权的政治资源，并通过金钱开路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其黑恶势力，成为了一些有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大老板”、“社会名流”和黑社会的“大哥大”等多料角色。
   
　　这些“经济能人”控制乡政村务的主要方式有：一是直接出面，争夺乡村控制权。有些“经济能人”在乡村换届选举时，以金钱为诱饵，大搞非法活动，直接出面“竞选”村委会干部。由于拥有金钱支配权，并以“致富带头人”的身份出现，容易得到乡镇干部的支持，也容易在群众中获得认可。因此，为他们掌握乡村政权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有的还被宣传成改革开放的典型。二是控制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这些“经济能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手法是通过腐蚀乡镇领导和村级干部，或者架空村级政权，成为“影子”政权。或者利用黑恶势力胁迫村级干部，有些村级领导为了获取私利，或者为了自保平安，而放弃了对村务的领导。这样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村级政权，村中的大少事情都必须经他们表态才可以算数，合法选举的村干部就只能是他们的代言人。三是抚植黑势力掌握乡村权力。有些“经济能人”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把一些本来就是社会黑恶势力中的人物“举荐”进乡村领导岗位。再通过控制这些担任了乡村领导的“打手”或“马仔”来行使各种“权力”，“合法”地欺压群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黑恶势力以“经济能人”的面目来实现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无论这些人以什么样的时髦外衣打扮自己，他们也许在某的时期或阶段能促使地方经济的一定发展，但其反社会的破坏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任其恶性发展，也就必将成为社会上的一大毒害，到时不仅会给农村社会政治造成危害，还会从根本上破坏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
    

    　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也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形因之一。
   
　　在湘南某市这次被整治的村霸中，有许多曾经是当地的政治精英，他们在成为黑恶势力之前，是当地的村支书或村主任，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曾经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一定的贡献，也获得过各种荣誉。但在各种原因下，他们逐渐由“红”向“黑”蜕变，由农村政治精英变成了村霸或黑恶势力的组织者、保护人。某村支部书记陆某，担任村组干部多年，也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过许多积极作用，因此而成为了市政协委员，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政治精英。但随着地位的上升，他逐渐将全村视为自己私有的领地，将村支部和村委会当成了自家的衙门，容不得了任何反面意见。而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村民他就开始聚集社会恶势力为己所用，最后成为了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而被依法查处。某村村主任、镇人大代表陈某，不仅保护黑社会势力来欺压群众，并发展到自己组织黑社会团伙，蜕变了黑社会的“大哥大”。而某村村支书、县人大代表罗某，则直接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涉嫌敲诈勒索，而被刑事拘留。从已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从政治明星转为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及其参与者的比例要大于前三种情况。 
   

　　这些由农村政治精英向地方黑恶势力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一是腐化变质，以黑恶手段获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利益主导行为价值观得到普遍倡导，使得有些农村干部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村组干部的“合法权力”控制的经济资源有限，权力寻租难以满足他们的私欲。为了更好地获利，他们就采用一些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就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并逐渐将村级政权变成他们从事非法活动的掩蔽所。这些掌握了村级政权的政治精英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或有甚者，亦官亦黑，一身二任。二是错误地选择治理农村的方法。这些地方政治精英，面对日益紧张的党群关系，还不习惯用社区民主的办法来治理乡村，只看到了强权的一时之效。他们认为，支持和保护黑社会团伙对于治村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村民就会怕自己，许多通过按正常合法途径办不了的事，只要通过黑社会团伙出面，就容易多了。而事实却是，他们就从开始利用黑恶势力发展成为了掌握合法政权的黑老大。三是对村级干部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村级政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乡镇领导对于村级干部的管理表面上强性的，而实际上却是软性的。这在于村级干部的本土性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家族势力或乡土社会势力的控制。而村级政权的非行政性则使乡镇领导一般很难改变村级干部的本土性特色。这样，乡镇干部在监督和评价村级干部时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国家和乡镇的上交提留及计划生育任务。这样势必对那些本地性的政治精英产生很大的依赖。因此，当这些政治精英发生蜕变时就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约。
     
   

结束语：基层政权建设任重而道远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杜赞奇在研究民国期间中国乡村政治状况时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到了村级政治之中。这些由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懒等为非作歹之徒、串通、依靠、仰仗一些被拉拢、腐蚀和腐化变质的地方官员、头面人物，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凶恶势力的客观存在，标志着国家政权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衰退状况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虽然没有出现政治真空，但在新旧体制交替和社会转型中，乡村社会的控制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漏洞，管理不够严密，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有的瘫痪，有的不够健全，这就给黑恶势力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尽管，我国许多学者以各级政府不需要借助外力来实现其政治意图来作为黑社会在中国难以形成的证据。但从农村基层政权发生的情况来看，“任何低估黑社会势力在政治上的渗透力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更多的是对国家政权体制进行的制度性侵害。这种侵害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性建设的确还任重而道远。

病有所医是现代社会福利不可或缺的一种，而在中国诸种“改革”当中，医疗保险体制却遭受举国痛诟，公认这项改革有三大缺陷：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政府投入不足和医疗服务公益性缺失。最常见的指责是认为医保体制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全在于过度市场化。

医疗体制改革的缺陷易于总结，但将其失败归咎为过度市场化却过于简单。因为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一点，正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平等理念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要求法律认可和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并反对特权和垄断。

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既不能让本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医疗保险，同时又在医疗保障中设置了按照干部行政级别分级享受医疗待遇、分级给药的规定。这些其实都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悖。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疗事业都有其双重性，既有市场属性，即追求盈利的一面，也有其公益性的一面。所谓“市场属性”指的是医护人员的服务及医疗设施的使用均需用钱购买；所谓“公益性”指的是政府应该拿出钱来，为本国人民购买医疗服务，这里说的“购买”就是说政府要用公共投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让医疗部门既能够满足盈利需要，又能保持其公益性特点。

兼顾公益性与市场属性，其实就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虽然各国医疗制度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大趋势却是共同的：一是医疗保障体系趋向普遍覆盖；二是医疗服务体系趋向“有管理的市场化”。而中国却正好呈现了两大相反的特点：一是医疗保险覆盖率过低（城市里只覆盖了50％人口，农村里只覆盖了20％的人口）；二是医疗市场缺乏有效率的监管，从而导致医疗制度面临公益性不足与市场化不足的双重困境。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有赖于社会制度系统。在社会制度系统中，医疗制度只是一个子系统，它的所有问题只是中国社会制度缺陷在医疗领域的折射。

医保改革失败，首先应归因于政府放弃了在全民医疗保险中的责任。这种放弃体现为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结果既导致保险覆盖率偏低，也导致个人支付的医疗卫生费用迅速上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高达6,623亿元，其中由政府支出的只有17.2％，社会支出为27％多，个人卫生支出占55.5％－－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发展中国家负担了57％－59.3％左右。

其次，中国社会缺乏医疗商业保险等筹资机制。这其中原因就更复杂，一是商业保险的历史很短，二是整个社会信用缺失，市场风险很大。商业性医疗保险这一险种虽经保险公司推出多年，但鲜有人问津。从表面上看，缺乏多元化筹资管道是医疗市场化不足所致，但其深层障碍却是道德信用缺失，人们对各种保险商品缺乏信任。

第三是监管力度不够，导致医药费失控。由于政府投入大量减少，而医院要维持运转，必然提高对患者的收费水准。而医疗行业是一个医生（医疗服务的卖方）与患者（买方）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卖方市场”，医生掌握病症分析、用药的有关信息，极易形成“诱导性过度消费”。加之中国的医疗体制又是医药不分，医院既是药品厂家最大的购买者，又是最大的销售者。这个市场如果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力，就等于放纵医生利用职业优势诱导或者迫使患者消费。而作为医疗市场管理者的中国政府又高度腐败，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希望中国医疗市场走向管理型市场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也正因为医疗体制折射了中国社会体制的弊端，在外部社会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善并无多大可能。但病有所医又是人的基本经济权利，从中国的国力与人口现状出发，中国政府与其以发达国家为效法样板，不如学习印度。印度奉行政府重公平，市场重效率的准则，用公共投入建立了一个低水平的全民医保体制，以满足穷人需要而体现公平；同时鼓励民间投资，建立商业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体系，以满足富裕阶层的需要而追求效率。一个低水平的医保体制未必理想，但总比中国目前这种生了小病也无钱医治的状况要好得多。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从绑架到软禁再到逮捕，随着山东官权对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步步升级的迫害，官权的野蛮也越来越走向疯狂和下流。如果说，一个月前，“陈光诚声援团”在临沂遭遇，临沂当局还表现出最低的理智，虽然有堵截围殴，却无毒打和抓人；那么，一个月后，在陈光诚案开庭前夕，山东官权对高智晟律师的秘密抓捕，已经是丧失最低理智的疯狂行为；临沂警方以莫须有的“盗窃嫌疑”刁难许志永、张立辉、李方平三位律师的行为，凸现的不再是权势者的蛮横力量，而是恐惧导致的下流，是脑子进水的弱智。

然而，面对民间依法维权的坚韧理性和不屈尊严，山东官权再癫狂，也尽现虚弱；临沂警方再流氓，也不敢一黑到底；否则的话，中共当局不会对高智晟容忍到现在，山东官权也不会严密封锁抓捕高智晟律师的信息，更不会让陈光诚的三位辩护律师走出派出所。

一直关注陈光诚案的许志永博士，曾经为陈光诚写过一篇很愤怒的文章《一个政府对一个盲人的战争》。的确，在独裁国家，政府是庞然大物，个人则微不足道，个人面对政府的蛮横，常常产生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之感。然而，当庞然大物缺乏道义基础而微不足道拥有充分道义之时，对抗的结果未必就是强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即便官权拥有一切有形的专政手段，在无形的道义反抗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围绕着陈光诚案的官民之争，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今日中国政治天空仍然晦暗不明，但不再是看不到丝毫光亮的纯粹黑暗，民间抗争的此起彼伏，如同点点星光点缀着夜空。因为，独裁官权已经无法一手遮天，民间已经摆脱了“三呼万岁”的愚昧，也在逐渐超越万马齐喑的懦弱，所以，官权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官权暴虐的下降和民间勇气的提升……同时并存。加上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工具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平台，使民间的反抗之声已经无法彻底封锁，很容易将民间抗争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从而形成国内外相互配合的舆论压力，致使中共的监狱等于道义成全。

今日中国，民间价值与官权价值越来越走向分化乃至对立，在对官民之争的社会评价中，民间价值往往压倒官方价值，那些遭到官权打压的勇者，可以从得道多助的民间土壤中汲取力量，民间良知的不断涌现又反哺民间土壤，形成了相互激励的民间勇气。尽管政治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民间人士走向监狱的过程，既是不断加大镇压成本之旅，也是一路提升反抗者知名度之旅。所以，即便官权屡屡用牢狱之灾来恐吓民间，也无法让民间闭嘴；即便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镇压维权，也无法扑灭草根维权的火焰。

没有人喜欢坐监狱，绝大多数人怕坐牢，即便大家都不怕坐监狱，也不可轻言把牢底坐穿。然而，当独裁者把监狱强加在反抗者头上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共制造的每一起牢狱之灾，都将让它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良心犯面对牢狱之灾的大义凛然，都会让民间多一份让强权害怕的从容。

2006年8月1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2006年8月11日中午，共产党的杭州公安局传唤昝爱宗先生，并于当日晚上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昝爱宗先生行政拘留7天。这里暂且不论昝先生关于7.29事件的呼吁文章，是否真像中共警察机关所指控的那样“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也暂且不论本案件背后明显的政治迫害和刻意构陷，仅就其决定程序本身而言，也存在明显的违法性。
   
   请看中国共产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
   
   根据网络上报道的事实，中共杭州警察机关在11日中午传唤昝先生后，当晚就立即做出了拘留决定，并于当日开始执行。在关于该事实的报道中，看不出昝先生接到处罚决定后是否表示服从？如果不服该决定，他是否申请了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是否申请缓期执行拘留决定等内容的报道，而且从时间上看，昝先生已经被立即野蛮关押于拘留场所，人身受到监禁，自由被即刻剥夺，其自己已经不可能亲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了，如果要行使这些法定的司法救济权利，也只能委托近亲属或委托律师。再查8月11日的日历就可以发现，11日为星期五，正好是周末，在他们向昝先生宣布拘留决定后，昝先生当日从时间上即便委托律师，律师也已经不可能行使司法救济权利了，要想行使该权利，必须等到8月14日，也就是下一个工作日开始的时候，而这时对昝先生的羁押已经进入第四天了。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共杭州警察机关涉嫌程序违法，在对昝先生实施行政拘留的过程中，非法剥夺了昝先生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提出暂缓执行拘留等权利，至少因相关办案人员的行政不作为，造成昝先生无法实际行使这些权利。可以合理设想，当昝先生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执行公务的中共警察很可能推说这与我们无关，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表示要提起行政诉讼，他们也可能说反正法院大门开着，你爱告谁就告谁吧。我们还可以合理推测，在8月11日中午传唤昝先生，经过半天的讯问、恐吓后，又在当日下班时间过后才宣布对他拘留的决定，也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因为这样从时间上就可以取消昝先生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就可以“合法”的对昝先生进行关押，剥夺人身自由。
   
   今天，当我怀着万分气愤的心情写这篇文字时，昝先生的拘留期限已满，该走出拘留室了。是的，中共的警察机关就这样“聪明”的实施了对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专政。他们也许此刻正在暗自得意，觉得自己完全“合法”的剥夺了公民进行法律救济的权利，成功报复了不听话、不驯服的人。
   
   我对这种规避法律、玩弄法律、把法律作为卑劣的害人工具的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同时支持昝先生在拘留期满后拿起共产党的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讨回正义。
   
   
   20006-8-17

——读余良先生《红色漩涡》

「导语：柬埔寨是中国的影子和镜子，柬埔寨三年八个月的浩劫是中国五十多年苦难的浓缩和反映。 柬埔寨共产党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中共流氓政权的翻版。因此  ，柬共和波尔布特的破产也预示中共独裁专制也一定以失败告终。」

七月三日联合国审判柬共头目的二十七名法官在金边宣誓就职的时候，余良先生的《红色漩涡》由美国明镜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是反映柬埔寨革命、战争、苦难的第一部作品。读完之后，心情非常沉重，久久无法平静。震惊、恐惧、悲哀、愤怒，兼而有之。读余良这部自传体小说，简直像做了一场恶梦；不对，应该说是重温了一场恶梦。《红色漩涡》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中国人民、柬埔寨人民和华侨的深重苦难；其中有理想追求和主义之争，有错综複杂的国家和民族纠缠，有生死抉择和儿女柔情。《红色漩涡》用铁的事实控诉了本是一丘之貉的中共、柬共长期狼狈为奸，共同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的罪行。

目睹人间惨剧

余良在一九四七年出生后因父母去国，寄飬在广东省潮安县下赤水村外祖父家。在陶铸「村村流血，户户冒烟」的暴力土改中，外祖父和舅父被定为地主遭枪毙，外祖母上吊自杀；舅母带表姐和表弟在逃亡中被捉，表弟也遭杀害；为了斩草除根，农会派人到汕头追索藏匿在亲戚家中的小余良，幸得好心人掩护而逃过一劫。

一九六O年，十三岁的余良离开饱受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肆虐的饥饿中国，经香港偷渡到了柬埔寨。到柬埔寨后又遭并非亲生的父母的泠漠和虐待，十五岁时离家出走；在失学、苦力、失业、流浪的过程中，受左倾华侨的影响，一九七O年进入由越共和柬共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从此掉进了柬埔寨革命的「红色漩涡」，几度遭灭顶之灾，九死一生。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一直打着解放人民旗号的柬埔寨民族解放军攻占首都金边时受到市民热烈欢迎；谁知仅仅一小时之后，柬共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藉口要市民立即撤出金边；在匆促慌忙的「疏散」中稍有迟缓者即遭杀害；有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因延误了撤离时间而死於枪口之下；不少老人、病人、妇女、小孩在途中不堪折磨，而大量死亡。一个星期后，人烟稠密、繁荣兴旺的首都，变成了一座死城。马德望、磅湛、贡布等所有城市亦无不如此，余良在撤徃农村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许多人间惨剧。

二万越侨统统杀光

「疏散」到了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或偏僻的乡村安家落户的市民，在口粮严重不足，住无法躲避风雨的茅棚，加上医药奇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超大跃进」和「尽快建成社会主义」，还要每天从凌晨四点钟下田干活到夜里九点半钟才准收工。於是大批大批的人由此酷暑、劳累、饥饿、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而死去。老百姓   吃树上的水果、到河里抓鱼，都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轻者殴打，重者处死。作者见到一个华侨小孩因偷吃番薯，被活生生地扔入滚水锅里煮死。

更多的人则是因旧政权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异己分子被集体屠杀。向柬共投降的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从总理、司令、部长到广大士兵，几乎全部杀掉，许多人是全家杀光，如旅游部长努诺夫人一家十四口无一倖存。作为柬共的盟友西哈努克亲王一家，有十八人（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十三个孙子）被杀；亲王夫妇亦遭软禁，如非中方特别关照，也必死无疑。由於与越共有宿怨，柬共把来不及撤走二万越侨统统杀光仍不解恨，结果有越人血统和会越语的柬人也成为  代罪羔羊。

华侨一半死於柬共屠刀之下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O间，曾经三次到中国当面向毛泽东取经，一九七五年攻下金边后两个月，又到北京听取指示。仅在一九七O年，中共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王贤根：《援越抗美实录》）。然而许多受中共输出革命理论影响而积极支持和参与柬共革命的的左倾华侨，却被柬共认为是非我族颖，以刘少奇派、林彪派等种种罪名而加以逮捕和杀害。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波尔布特认为中共也修了。碍於还要向中共索取物资不曾公开閙翻，但华侨就大倒其霉。一九七五年后，中共派了大量专家帮助柬共建设，为专家作翻译的华侨青年在工作完成后即遭集体杀害，余良即是其中一员，只因越军攻城而捡回一命。抗法时期参加革命的华人党员张东海，是柬共的商业部副部长，也在大清洗中遭杀害。一般估计，五六十万华侨中有一半死於柬共屠刀之下。

但中共对此不置一词，当华人向中共驻柬使馆求救时，中共外交官竟幸灾乐祸：「这就是你们背叛祖国的下场！」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朱德、华国锋「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电乔森潘、波尔布特、农谢「最热烈的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并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人民日报》）。邓颖超一九七八年访柬时，也对柬共赞扬有加：「中国人民要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中共对一九九八年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妇女的反应也是这样，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外拚命封锁消息。中共之无耻无良大抵如是！

柬共是中共的影子和镜子

波尔布特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许多老战友、高级干部、将领也遭杀害，据估计被波尔布特杀死的柬共人员超过十万人。在不间断的政治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由越南回国的二千多原人民党党员，其中许多曾留学中国、苏联，全部被杀光；把满腔热情地从外国回来为国家服务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当作特务，先送去农村，再加以全部杀害。在波尔布特「多一个人不如少一个人」的孤家寡人主义笼罩下，柬共把做生意的、甚至有缝纫机的人都当作资产阶级加以清除；把战争期间居住在朗诺统治区的人民，也视作附敌人分子加以迫害；对少数民族占人也加以镇压，磅占省曾发生集体屠杀占人的事件。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攻克金边，柬共十几万军队兵败如山倒。在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共没收了一切私有财产，取消货币，关闭学校，禁止宗教，取缔中文，禁说外语，搞合作化，变全国为集中营。以大规模处决和疯狂虐待的方式，杀害了近二百万人，相当於当时柬埔寨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柬埔寨竟是中国的影子和镜子，柬埔寨三年八个月 的浩劫是中国五十多年苦难的浓缩和反映。

毛泽东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不但给中国带来浩劫，也给柬埔寨人民和居柬华人造成惨绝人寰灾难。柬埔寨革命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柬埔寨的全面、彻底的实施和模拟试验。柬埔寨共产党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中共流氓政权的翻版。因此  ，柬共和波尔布特的破产也预示中共独裁专制也一定以失败告终。

“昂贵的遮羞布”

所以，中共对审判前红色高棉头目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此，四年前朱镕基免去了柬埔寨欠中国的全部二点二亿美元债务；去年向柬埔寨投资二点四亿美元并赠送六艘海军巡逻艇；今年温家宝又宣布向柬埔寨提供六亿美元经济援助，为洪森政府修建豪华的办公大楼。中共如此打肿脸充胖子，大令友邦诧异，原来目的无非要洪森当局放中共一马，在审判红色高棉问题上，尽量拖延和淡化。   洪森当局果然心领神会，不仅拒绝将红色高棉头目送交国际法庭   ，而且包庇他们，让他们在柬国境内逍遥自在，过着安逸的养老生活。尽管洪森曾经是红色高棉的死对头   ，也曾经就是中共的死对头。（陈劲松：《中共金援柬埔寨，用心良苦》）

到今年七月三日联合国提名的十七名柬埔寨法官及十名国际法官在金边宣誓就职的时候，除波尔布特已经在一九九八年死亡外，其余领导人年事已高，病患缠身，有的已处弥留状态。在中共和洪森政权的联手遮盖下，红色高棉可能得以逃脱历史的清算，这固然是柬埔寨人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中共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缝制了“昂贵的遮羞布”（陈劲松）。

7Aug2006於酒香书屋

《动向》2006年8月号

 

【2006年8月18日狱委讯】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涉嫌透露国家机密案又有最新进展，继本周二程翔出庭之后，与他同案被起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华今天（8月17日）也出庭受审。 陆建华被捕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并且是中国权威年度报告“中国社会蓝皮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智囊之一，经常接受媒体采访。2005年上半年，陆建华因为涉嫌向程翔透露国家机密而被逮捕。此后，包括香港记者协会在内的许多自由新闻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以公开信等形式，要求中国政府对程翔和陆建华案件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处理。在本周二程翔出庭之后，陆建华也在两天之后出庭受审，据香港媒体报道，对程翔的审讯持续了一天，而陆建华的庭审只有90分钟。而且所有审理过程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两人的家属都没能在现场旁听。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对此表示：  “陈先生和陆先生的家人都没有知会进入法院听审，我们觉得这是很坏的安排，其它传媒也不能够进入法庭听审，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到达中央政府的耳中。” 在程翔出庭受审之前，香港记者协会组织了一次烛光祈祷晚会，对他和陆建华进行声援。据胡丽云女士透露，大约有1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烛光晚会，其中包括了传媒界以及政界人士，还有一些与程翔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向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表明态度，也就是希望程翔和陆建华能够得到公正对待。关心此案进展的香港立法会委员李鹏飞也出席了这次晚会，但他表示，程陆两人被定罪判刑的可能性非常大，只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考虑到他们以前对国家的贡献，从轻发落。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表示，如果程翔和陆建华最终被定罪的话，对于香港媒体和海外媒体的相关从业人员将是一次重大打击： “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位先生被定罪的话，对所有的人，不但是香港，或者是国内的传媒都是一个很坏的消息。香港很多传媒工作者都在国内进行不同类型的采访，但我们对国内的法律还有很多不认识，不明白。好像程先生，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传媒工作者，也会遭遇这种事情，那对于年轻的记者来说无疑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胡丽云女士同时表示，已经有国内和海外的同行向她表示，由于中国内地很多法律规定并不明晰，比如对于国家秘密的定义很模糊，因此很担心一不小心，程翔和陆建华的遭遇就会发生在自己或者为自己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身上。因此，程翔和陆建华的案件最终结果将会对香港，乃至海外媒体产生巨大影响。香港记者协会也将继续关注程翔和陆建华案件的进展，并根据法庭的判决结果和两名当事人家人的态度而决定如何采取下一步措施。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2139005,00.html 德国之声:石涛

笔者8月17日22：15接到李劲松律师短信，三个冤民律师都已经平安回到沂南县东方宾馆，目前只能连夜加紧准备法庭辩护词。22:47分，李劲松律师又收到消息，才知道搞错了，又给笔者发来纠正短信，许志永博士依然被羁押在派出所，只有李方平律师、张立辉律师安全返回了宾馆。李劲松律师在傍晚六点和李方平律师、许志永博士、张立辉律师在沂南分手后，离开沂南来到临沂市买了八点半的车票，按原计划准备返回北京出席明天北京一中院的一个庭审。但是此事一来，他耽心明天又出状况，决定独自留在临沂，明天八点重返沂南出庭。

与此同时，已经赶到沂南的张鉴康律师和邓永亮等维权人士在获悉许志永博士竟被当地流氓诬赖指控为偷了其钱包的窃贼，与许志永同行的张立辉律师及李方平律师亦被其指控为偷包贼的同伙，三人均被沂南县警员带至沂南县公安局界湖派出所控制起来了后，立即准备拿着律师证到该派出所要人。未曾想，刚刚准备从交通宾馆出门，警察就来盘问了！22：11分，邓永亮发来短信，表示警察刚走，但是楼下已经有四辆警车严密看守着了。

据悉，除已经到达沂南的近十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外，严正学、齐志勇等等维权人士也正在赶赴临沂的路途中。最先到达沂南的杨在新律师还在外围安全游击，联系各方。

紧急！23：08分，赵昕又收到邓永亮、张鉴康短信：“警察又来盘问了！”看来，临沂警察们今天晚上是不准备睡觉，殷勤加班了。请各界朋友们高度关注，沂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已经放话：敢来沂南，老子要发狠了!必须警惕强权者狗急跳墙。到凌晨24：30，警察依然未有丝毫走的迹象，还在胡搅蛮缠。

已在沂南同仁电话：李方平：13901360413，李劲松;13691124988,许志永：13693399478；杨在新：13517898996，邓永亮：13379009947，张鉴康：13384916864，请良知朋友们予以高度关注、积极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