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陈尔晋先生的《特权论》在郭国汀律师的鼎力相助下，终于在海外出版。尔晋嘱咐我写篇书评，我欣然从命。

我第一次读到《特权论》是在民主墙下，当时的名字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刊登在《四五论坛》特刊。洋洋洒洒十三万言，一望而知是沉积多年的心血之作。共产暴政是观念的暴政。在这里，每一种压迫都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其初期，每一种反抗首先也都是理论的反抗。早期的理论反抗常常表现为对官方理论的修正甚至看上去不过是引申发挥。今人不了解当时的政治氛围，或许会对这些满篇马列毛词句的大块头理论文章不以为然，殊不知正是这些文章在当年构成了对专制的严肃挑战。

就在《四五论坛》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陈尔晋到北大研究生宿舍找到我，从此相识。那天我俩在校园草坪上谈了很久。他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和遭遇，至今我还记得他挽起袖口让我看他在入狱期间手臂上被捆绑留下的伤痕。以后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八零年一个秋日，一批朋友组织游香山，我和他都去了。那时他已被临时安置在社科院的青少年问题研究所。此后不过半年多就听说他在南京火车站被秘密逮捕。今年四月，陈尔晋来纽约开会，我们在北京之春办公室重逢，距那次香山聚会已相隔二十六年。一见之下，觉得彼此都没怎么变。陈尔晋比我大两岁，头发虽已全白，但脸色红润，真称得上鹤发童颜。

陈尔晋的经历颇有传奇性。陈尔晋成长于地处偏远的云南宣威，少小失学，靠自学成才，从1974年起开始写作《特权论》，多次上书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来到北京，把他的《特权论》删节后，改名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交给了《四五论坛》发表。1984年，在香港的亚洲人权观察的罗宾（Robin Munro）先生将此文译成英文。因为这部《特权论》，陈尔晋三次入狱，妻离子散，2000年流亡泰国，现定居于丹麦。

说来有趣的是，陈尔晋写作这部《特权论》，最初竟是受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启发，从文章的篇章布局以及作者采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很容易感觉到毛著的影响。更有趣的是作者曾经几次三番地设法把自己的论著投寄毛泽东――这和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上写“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还有所不同，因为李一哲大字报是公开张贴在大街上的，这表明它首先是诉诸公众，是拓展公共空间，因而是对当局施加压力。

一位美国学者曾经问我：“为什么有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要用给毛泽东写信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我解释说：由于天高皇帝远，一般人容易以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都是“浮云蔽日”的结果，因此，向最高领袖讲清事实和讲明道理，或许可以帮助领袖作出改进。又由于皇帝独掌大权，最具有改变政策的能力。再说，给领袖写信好比私下进言，即便在最专制的制度下，这种做法也常常会在原则上（在事实上则未必）被视为合法而不致招致什么惩罚。另外，正因为信是写给寄给领袖的，对方反而不好出手镇压，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那份责任。统治者做坏事总希望假借下属之手，一旦球被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反而令他左右为难。如果我们把“持不同政见者”定义为面向公众发表不同政见，那么我们就应该说，陈尔晋的持不同政见生涯是从民主墙开始的。

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民主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作者鲜明地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提出反对特权新阶级的口号，并且还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等主张。今人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指出作者的这些主张和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是在当时，单单是提出这些主张本身就能产生某种震撼。事实上它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这些主张。

在二十六年之后重读这篇文章，一般读者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它的反特权阶级的部分。这大概也是作者要采用原名《特权论》作为书名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特權論》所指出的問題，在今天的中国非但沒有克服，反而更有惡性發展。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著書《新階級》，按照如今的齊澤克（Slavoj Zizek，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学者）的說法，以蘇俄為例，這個新階級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才真正成型的。若依此說，中國的新階級，也是在鄧小平時代，尤其是在六四之後才真正成型的。在毛時代，中共統治集團一直是極不穩定的，其內部充滿血腥的爭鬥與自相殘殺。到了六四之後，這個集團才穩定下來。我希望作者能在舊著的基礎上再加進新的內容和新的思考，那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很有价值的。

人与人权

赤日炎夏，正值大学招新生时，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尤其引人关注，许多报纸都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当然侧重点各不相同，令我眼睛一亮的还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斌的报道《校长论坛自揭大学之短》，这样一次有中、外许多名牌大学校长参加的论坛，如果开成了我们习惯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会议，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那真是令人丧气，好在我们的大学校长还有反省能力，能有勇气直面问题，能自揭短处，至少有10位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直言批评当前大学的培养方式，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不断重复地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扼杀了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

就这一点而言，无疑能让人感到安慰。

做了四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王树国是研究机器人的专家，可他担忧的是大学把学生培养得像机器。他提倡“天真”，有“天真”才有创造性，社会才会有生气，我们在精神上才能保持一种向上的活力。他说的这种“天真”一方面是每个大学生、研究生应该具备对科学、对学术的纯真态度，在浮躁的商业喧嚣中，缺乏这样的天真，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就很难激发出真正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大学要培育一种能包容天真、鼓励天真的文化气氛，天真不是幼稚的代名词，天真是与老成世故相对的，如果大学缺少了一分天真气，势利得和商场一样，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师生安心坐冷板凳，真正以学问为志业，而不是以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吗？为此，他希望我们的大学要少一些行政命令式的举措，多一些自主权，选拔学生的方式更多元化一些，教师评价制度更多元化一些。他的声音在论坛上引起了不少共鸣。

今天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格式化的时代，学生毕业论文格式化，应试教育本身就是格式化的，教授也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困，学校被太多的评估、检查、考核所困，形式主义至上或者说全面格式化为弄虚作假提供了许多便利，对学术风气的败坏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用两句顺口溜概括这一现象：“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他毫无遮掩地指出“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困扰背后实际上是大学能不能按“学本位”运行的问题，王树国批评将大学和校长依照行政来分级别，所谓“副部级”、“正厅级”“这太荒唐了”。这个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大学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官本位”，而不是“学本位”。所有评估、考核都不是由学术自身的逻辑决定的，而是行政逻辑、长官意志和衙门作风产生的，数据里面出政绩，这样的管理体制和惯性之下，大学自然不可能把学术追求看作是第一位的，不可能成为容纳和鼓励“天真”的场所。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在一个普遍世故、功利的时代里，指望多数人不计利害地坚持“天真”，这只是一种幻想。所以，要想在大学校园里鼓荡起一种清新、纯正的学风，还是期望着大环境的改善。这一点，包括王树国在内在其位、谋其政的大学校长也完全意识到了，大学有问题，不只是大学的问题，有很多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学和校长就可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卸掉了，相反，他们肩头的担子更重，道义的责任也更重了。

在这次论坛上，有几位大学校长分别提及了我们曾经的大学传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说，在抗战8年的民族大灾难中，厦大迁到偏远的山沟沟里，那时的校长萨本栋仍千方百计聘请名师，名教授坚持在第一线为本科生上课，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他们都会认真对待。8年间，厦大毕业生3000多人，其中竟产生了15位院士、8个大学校长、上百名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等。大连海事大学的校长王祖温深情回望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他表示自己“很悲观”。他们的回顾与追问，让我感受到其中的悲怆，甚至体会到几分无奈。但是，进一步细想，当这些大学校长都在追寻我们当年有过的好传统，并敢于直言不讳地自我反省之时，这难道不是值得兴奋的事吗？前人在历史中既然创造过那样的高度，就表明我们这个民族有可能达到相同的高度，甚至攀得更高。这次论坛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不妨看作是起点。无论如何大学终究是要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个人，而不是机器为目标，只有围绕这个目标才能将大学办好。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说得简洁而明白：“大学要办好就是八个字，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这不只是与西南联大的传统接轨，也是与世界各国的好大学接轨。

当然，我们知道，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中，在大学校长的头上还有一个党委书记，光有大学校长们的反省是无济于事的，尽管他们的反省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大意义，但要真正把大学办好，还是得从改变体制入手，否则我们的大学不可能做到那八个字。

──《观察》首发

说 明

◇人权人士定义：以诉讼、静坐、绝食、司法援助、联署公开信等直接行动，或撰写文章捍卫个人和社会公共权益的人士。

◇人权人士归类：含盖民运人士、异见﹙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三者的诉求，部分是交叉的。

◇人权人士职业：包括作家、记者、学者、律师、社会志愿者、艺术家、农民、职业经理人、公司职员、自由职业者、公务员、教师等。

◇人权人士只按权利诉求归类，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

◇基于权利诉求的公共性和共同性，以及遭受迫害原因，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异议作家也包含在内。

◇报告部分涉及香港，但未包含台湾。

◇时限：2000年——2006年6月为主要标本，少部分涉及199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

◇资料来源：海内外中文网站的公开报道。

◇引用的人物、个案、数据仅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迫害证据，非对同一迫害事实、人物的全部罗列。

◇此报告为作者独立完成，与任何组织无涉。

前 言

中国大陆人权人士生存空间越来越恶劣、残酷。遭受绑架、软禁、殴打、关进精神病院、死亡的威胁。每年投进监狱的政治犯全球最高，不少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重判，他们的家人、朋友受到跟踪、骚扰、被迫失去工作，甚至遭受殴打。政府豢养的警察——明里是警察，背后是便衣特务，一付皮囊两种身份。在专制制度下合法但却沦为肆意侵犯人民权益的工具，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成为彻头彻尾的黑社会。法律赋予警察查扣、审问、抓捕、判刑的权力，无论是恶法还是良法，都不构成对他们权力的监督。警察奉当局黑手命令，与检察院、法院三家联合，置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于不顾，重判异议作家、民运活动家、新闻记者、学者、维权律师、社会志愿者、维权人士……在常规镇压上，警察特务采取等一系列超越法律、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足以让全球震惊、愤慨。国际人权组织、西方首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必须持续对中共首脑施加强硬压力，否则，中国即将发生人权灾难。

迫害手段和个案

以下辑录的是警察特务25大恶行的事实和人证。

1.在监狱内殴打致残。如湖南籍八九民运涂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三勇士之一、被判20年服刑17年、遭虐打成痴呆人的喻东岳；四川成都天网﹙www.64tianwang.com﹚负责人、被判刑5年在四川监狱遭殴打成脑积水的黄琦……

2.雇佣黑社会殴打残害。如北京人权人士赵昕，2006年在四川旅行途中，被不明身份者殴打骨折住院；广东律师郭飞熊，在广州番禺太石村维权行动中，被殴打致伤、关押；2005年10月北京律师许志永等人赴山东为陈光诚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受到沂南县警方和黑社会跟踪、威胁。2006年6月23日律师李劲松等两批北京法律志愿者再次受到沂南县警方和黑社会殴打、关押。7月，20多位北京律师、人权人士再赴沂南县法院、东古狮村，受到当地警方和黑社会阻拦、殴打……

3.肆意抓捕、关押。如山东临沂籍盲人维权人士、2006年入选《时代周刊》影响世界100位人物之一的陈光诚，因揭露当地政府暴力实施计划生育，遭受殴打，被秘密绑架、软禁6个多月，又被在看守所非法羁押89天，2006年6月11日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刑事拘留，6月21日逮捕，审理延后；北京人权人士、防治爱滋病志愿者胡佳，2006年被秘密绑架、关押41天，殴伤住院。警方秘密抓捕、关押以上两人，对家属、外界矢口否认……

4.警察局蹊跷死亡，关进精神病院。如湖北籍设计师孙志刚2003年被在广州收容遣送中心殴打致死；湖北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湖北工学院研究生于卓，两次以政治犯坐牢。1997年12月18日被深圳警察带走问话时，蹊跷身亡。他被带走5、6天后，家人去警察局打问，才被告知于卓已死亡。尸体上有多处电击伤痕；1992年6月2日，北京异议人士王万星在天安门打出为”六四”平反的横幅，被关在北京安康精神病院13年……

5.剥夺发表、出版权利。几乎所有中国大陆的异议、人权人士和海外流亡作家、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不被允许在大陆发表和出版。

6.绑架、软禁。如北京八九民运骨干、现居深圳的职业经理人张进军，2005年1月，赴京参加赵紫阳先生追悼会，被深圳特工从浙江境内的火车上绑架，在深圳软禁7天；深圳异议作家赵达功，2006年初，应邀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笔会会议，被深圳特工绑架、软禁3天；山东大学教授、异议作家孙文广，高龄72岁，2006年6月六四17周年上京在天安门祭奠六四死难者，被山东特工在火车上绑架，押送回济南软禁；六四学运领袖马少方，2005年1月在北京参加赵紫阳先生追悼会，被北京特工绑架、软禁；深圳职业经理人邹涛，发起”不买房行动”，2006年在深圳机场被绑架、软禁……

7.假造罪名定罪。如美籍华人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2002年被以”间谍罪”、”非法入境罪”判决5年，现仍关押在狱中；2004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调研员李民英以”受贿罪”判10年；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以”贪污罪”、”行贿罪”判刑8年；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以同一案由被刑事拘留……

8.网络过滤、屏蔽、封锁。公安部与信产部联发”金盾工程”全面监控网络。进入个人电子邮箱监控信件内容：雅虎公司与大陆警方合谋，非法进入个人电子邮箱，致使湖南记者师涛2005年4月30日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重判10年；网络BBS敏感字词过滤：如自由、人权、法轮功、异议人士名字等；屏蔽、监控MSN Messenger、QQ聊天内容；封锁海外网站、www.google.com；

9.绑架、闯关回国判刑。如著名海外民运之父、美籍华裔人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哲学博士王炳章，1998年1月闯关回国，两周后被驱逐出境。2002年6月被中国特工从越南绑架回国，重判无期徒刑，现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1998年10月，安徽籍流亡作家张林从美国闯关回国，被处3年劳动教养。2005年1月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美国的中国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1995年6月从中哈边境进入大陆被抓获，以”间谍罪”判处15年，随后被驱逐出境……

10.机场劫持。如四川自贡籍维权人士刘正有，2006年6月16日应邀前往欧洲出席联合国人权会议，在北京机场遭劫持，押送回原籍；北京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范亚锋，2006年应邀赴美参加人权会议，在首都机场被阻拦出国……

11.跟踪、骚扰。如北京律师高智晟自2005年底以来，被大批特务警察跟踪、骚扰近一年，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闭；每年六四及西方元首访华的敏感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刘晓波被软禁在家……

12.限制香港民主人士进入大陆。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支联会常委何俊仁、李卓人、刘山青、梁国雄及蔡泽鸿……他们在大陆入境口岸被没收回乡证或被在大陆机场原机遣返……

13.禁止回国。如八九民运头号通缉学生领袖、现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丹；民主墙领袖人物魏京生；实力派异议作家茉莉；学者、作家张伟国，陈奎德，苏晓康，胡平等一批海外流亡人士，流亡时间大都接近20年……

14.被迫流亡国外。如著名人文经济学家、《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作者何清涟女士，2001年被迫从深圳流亡美国；湖南籍八九民运涂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三勇士之一的鲁德成，被重判16年，1998年获假释出狱，2004年潜逃泰国，2006年4月11日抵达加拿大获得政治庇护；著名诗人黄翔，多次入狱，1997年携夫人流亡美国；实力派异议作家、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任不寐（胡春林），2004年流亡加拿大；北京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中国首个公开申请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浙江分部领导者之一的王有才，1998年被判刑10年，2003年被从监狱直接放逐美国；魏京生、王丹、民主墙异议人士徐文立、王万星等人曾以同样方式被放逐美国、德国；茉莉1993年出狱后，与丈夫、作家傅正明，先逃至香港后流亡瑞典；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袁红冰，2004年在澳洲获得政治庇护；第一部记录法轮功著作《静水流深》作者、北京大学理学硕士、法轮功成员曾铮，2001年在澳洲获得政治庇护；陕西异议人士颜均，2006年跳海投奔台湾，获得政治庇护……

15.镇压宗教组织。如法轮功长期受到残酷镇压，成员普遍受到迫害、关押、肉体折磨；2005年11月，河南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张明等8人在北京火车站被特工绑架；北京、河南等地基督教家庭地下教会长期被骚扰、干涉……

16.剥夺迁徙权、工作权和生存权。如深圳记者、作家刘水，2006年5月29日，因揭露深圳收教所黑幕，被深圳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传唤，并限期3天内离开工作生活9年的深圳；八九民运参与者、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异议人士李剑虹，2005年被深圳警方强迫离开工作地深圳；深圳网络异议人士刘逸明，多次被警方骚扰搬家，2006年4月被迫离开深圳；广州网络工程师吴伟，多次被骚扰搬家，离开广州，后被迫借钱在广州按揭买房，仍受骚扰；北京自由作家李卫平，拒绝被警方收买，2006年被迫回到原籍武汉……

17.监听电话，跟踪手机，拆查信件，干扰海﹙境﹚外广播、电视信号。窃听警方怀疑的任何公民的固定电话通话内容，或中途切断；定向跟踪、窃听手机通话内容；拆查一切可疑信件；干扰、屏蔽香港广播电视信号、海外电台信号。

18.封杀党外民间网站。如民主与自由，羊子的家园，北国之春，不寐之夜，宪政论坛，剑虹评论，万科论坛的思想评论，爱琴海、世纪中国……这些网站中的绝大多数在大陆永久消失了。个别网站服务器挂在海外，才勉强生存，但几乎成为事实上的海外网站。其中有些网站被当局封杀多达3、40次。

19.收买内奸叛卖构陷。如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杨子立、徐伟、张宏海、靳海科，2001年被李宇宙出卖，被判8——10年徒刑，现均在监狱服刑；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刘荻2002年被李毅兵出卖，关押1年多，免于起诉释放，恢复学籍；2004年5月，刘水被江西籍教师吴伟如与深圳警方构陷，入狱一年半。

20.警察具有判决权。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都是恶法赋予警察不经法庭审判，肆意处决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往往成为警察镇压异议人士、举报人、政治对手的暗器。

21.收买。如北京自由作家李卫平，2006年初被北京国保谈话、骚扰，承诺给他提供经费，让他充当线人，监视北京民运人士，被李卫平拒绝……

22.迫使单位开除公职、威胁。如北京大学副教授、新闻学博士焦国标，因发表《讨伐中宣部》等文章，被北大开除；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法学博士滕彪受到开除、逮捕的恐吓；北京邮电大学教师、法学博士许志永被带走调查；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刘晓波，因参与六四被北师大开除……

23.骚扰亲属、朋友。所有异议作家、维权律师、人权人士的亲属和朋友都被骚扰和调查。如北京杨子立夫人路坤2001年被关押调查；陈光诚的母亲、儿子受到跟踪、骚扰，其夫人袁伟静被殴打、软禁；北京基督徒余杰的夫人受到威胁、挑拨，被迫辞职；2006年6月19日胡佳夫人曾金燕被多名特务、车辆跟踪，甚至去卫生间也被监视。6月21日，她在大街上举着自制纸牌”欺侮妇女 可耻！！！”，站在跟踪特务汽车前，无言抗争；同日，陈光诚的72岁的母亲和3岁儿子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被北京警方阻拦，所有与会的北京朋友均被限制参加；张进军的夫人的工作受到威胁，5岁小孩被跟踪；刘水的亲属多次受到调查威胁，个别朋友受到骚扰、冒名欺骗……

24.不予办理护照或禁止出国。如四川实力派作家、诗人廖亦武，申请护照8次被拒；北京律师张星水；广西律师杨在新；刘水，刘晓波，高智晟，赵达功，邹涛……

25.被迫多次换工作或搬家。如北京法律学者陈永苗；辽宁维权网总编李健；黄琦……

评估和判断

一。当局与民间对立，特别是与人权人士的对立，已接近危险的临界点，双方的危险系数是对等的。特务极有可能采取暗杀手段恐吓人权人士。

二。迫害手段残暴多样，密度逐年加大，在当今全球罕见。

三。关押政治犯全球第一。绝大多数因言治罪或因宗教信仰治罪。

四。全球判决政治犯年限最长。王炳章被处无期徒刑。

五。迫害程度加剧，多人多次被判刑、囚禁。不经基本法律程序就绑架、软禁、关押、骚扰成为常态。

六。当局镇压的地域扩大：以北京、深圳、山东、广州、上海、四川、黑龙江、吉林、长春、河南、等省市囚禁、驱逐异见和宗教人士最为普遍。

七。遭拘押人数历年攀升：互联网增强民间权利意识觉醒，一亿多计算机用户获得更多资讯，但互联网同时加大维权的风险性。

八。出现职业维权人士。

九。参与维权面扩大：从异议作家、记者等的纸上维权，走向律师、学者、农民以及商会介入的行动维权。

十。救助系统非常薄弱：法律救助主要依靠法律志愿者，经济救助几乎空白。

十一。党外势力没有生存空间。

十二。维权智慧和手段亟需提高、多样。

十三。国际社会实质支持度不够：美国、德国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些实质性关注、支持，但大多数国家牺牲中国人权换取经济利益回报，对恶劣人权状况保持沉默。

十四。所有民间维权行为都依照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但政府大多采取暴力形式对待人权人士。

十五。维权不是颠覆政权，更不是夺权，而是维护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

结 论

中共完全站在宪法和国际公法之上，逾越了基本的人道、人权底线，驱赶，殴打，绑架，监禁人权人士。当局封锁所有新闻媒体和网络，大多数身在大陆的中国人却并不了解罪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中共57年奴性教化的人民，麻木，冷漠，功利。看客心理普遍存在。培育公民普遍的维权意识，需要假以时日。中国社会贫富严重分化，弱势群体越加边缘化；失业率剧升，特别是大学生失业严重，同时由于高校乱收费、乱发毕业证等，导致郑州、西安、长沙等地发生大规模学生骚乱；中共权力寡头化、市场化，贪污腐败普遍；社会道德沦丧；深圳、广州等城市社会治安失控；重大矿难居高不下，死难频发。因此，政府与民间关系激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政府业已签署、认同《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社会、文化和经济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保障公民权利的国际公法，但是，中共却变本加厉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天赋人权。在中国法律赋予”言论自由”却有大批因言治罪的政治犯；法律赋予”宗教自由”却有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功被定性为邪教。国家宪法和国际公法被当局肆意扭曲，解读，滥用，虚置，这就是独裁制度的最邪恶之处。

由此可见，专制独裁制度决定了当局本质上是反人道、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把人类现代文明与泱泱中国隔绝，愚弄和残害人民，以维持一党之尊，体制之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财富的积累，民间各种利益群体将走向联盟，规模会越来越大。由于当局镇压非常残酷，总体维权方式将越来越暴烈、极端。这尽管不是每个中国人所愿意看到的，但不可避免。统治越残暴，反抗越剧烈。一切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的专制政府都将自行崩溃。我们乐意预见中国社会平稳过度，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社会公民化的民主国家。历史不会倒退，民权不可剥夺。我们相信布什总统的一句话：台湾是未来中国大陆民主制度的范本。

2006年6月初稿2006年7月定稿

——原载《人与人权》2006年8月号，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2006年8月4日狱委讯】近百名海内外知识分子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发出公开信后，引起世界各地传媒的广泛关注。 路透社报道称，《世纪中国》网站已经建立六年多,是一个相当知名的网站, 经常有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探讨,对当局也有一些批评。  台湾中国时报3日发表报道称：中共近期强化了控制网络言论的手段，在六月底宣布将加强对博客（部落格）、搜寻引擎和网络聊天室的管理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动手关闭了包括「世纪中国」在内的多个网络论坛网站。此前，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燕南小区》及清华大学《水木清华》等学术论坛网站遭遇关闭时，也都曾引起大陆民间抗议声浪，但这些抗议行动，都不如《世纪中国》关闭后引起的震荡幅度。  明报3日报道称，发出呼吁者包括内地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冰点》前主编李大同、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艾滋病关注者胡佳、维权律师滕彪等﹔现居美国的前学运领袖王丹、王军涛及现居台湾的吾尔开希。滕彪表示，他们是通过电邮参加联署，他认为中国政府监控互联网和打压言论自由，完全违背世界潮流，当局封闭网站的程序也违反国家法律。 联合新闻网8月2日 引自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站报导，王丹等一百零三名中国大陆和在海外居住的异议人士和学者周三联署发表公开信说，「世纪中国」网站不是因为运行衰竭而自然死亡，而是被中国通信部门强行关闭。  公开信说，「世纪中国」被关闭，其政治效果相当于「毁掉大陆网络上最后的知识家园，不仅关闭了官民互动的高质量网络平台，而且封锁了海内外华人共同拥有的沟通渠道」。

　

李建强为读者签名留念（曾嘉连摄）

---

香港、北京民间合办的《世纪中国》网被关了，世纪沙龙论坛也”熄火”了。
这是谁干的？混帐王八蛋们干的。
这个网站在香港不会关，甚至在海南、广东或许会被整顿，但也不至于关，但到了北京却被关了，可见北京不是什么首善之区，而是首”不善”之区。真正的首善之区应该以恶为耻，而不是以恶为荣。
但眼下的中国，能够称得上首善之区的，确实少而又少了。
7月29日，浙江杭州萧山区政府率暴力队伍强拆基督徒民间自建的教堂，众多教徒受伤，还有很多名教徒被抓走。且不说这个教堂原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建了教堂，只是说政府不能动辄以非法建筑为名暴力执法，而且至今掩盖打人真相，哪有”文明执法、科学执法、民主执法”的模样？
8月1日，我和一些朋友指出根本原因，现在都是文明社会，共产党是执政党，也穿西装了，不能再和穿短裤、打赤脚的革命党时候一样了，难道共产党讲文明执法比讲”八荣八耻”还难？
8月1日，共产党萧山区委常委、主管宗教事务的区统战部长邱有来说，7月29日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受伤”。这和新华社的调子是一样的，新华社也说”整个事件没有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
我们对此可以求证，打电话找当事人，网络上找线索，海外新闻上找被揭露的真相，如8月1日《南洋商报》引自英国路透社的电文称”中国证实拆非法教堂2人被捕20人伤。其实，还有多人被非法关押，不知道关到什么地方了。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也通过自己的渠道证实基督教徒在杭州萧山区党山镇与执行拆除行动的当局人员爆发冲突。据称有20人在事件中受伤。
民间也有真实的事实记录：7月29日事发时，教堂已造了相当大部分，有照片为证。但政府执法过程中有大量使用暴力的情况，如政府派出的吊车、推土机不顾房子上有人，强行拆除，以致有人摔下来受伤。警察用电警棍电人，然后扔到警察的车里带走。尚未使用的建筑材料，如楼板等，被敲碎捣毁，破坏，损失严重。另有一些教友被带走，不知道被拘在何处。8月1日晚，有个别被抓的教徒被释放回家。
而杭州当地的新闻媒体，却对此表现不良。《杭州日报》没有指明非法建筑是民间在建教堂，以及最初政府为什么不批准，原因何在，都含糊其辞，只是称”非法建筑”。《萧山日报》倒是明显站在政府立场上讲话，说什么周围有不明真相的人围观，现在是开放社会，到底谁不明真相？至于杭州党报下的《都市快报》19楼论坛，也是处处不让人发言。该论坛只是在”钱塘水涌”栏目留下一句话”萧山区党山镇在建教堂被政府拆除”，有网友跟贴指中国”说什么信仰自由全屁话”，以及萧山的论坛地址，但浏览时却发现这个论坛的内容已经被删了。
网上还有网友表示支持教徒，有留言说”虽然说是违章建筑，但是去看看他们现在在聚会的地方，又小又低矮，而且是一危房。这种情况下，党山政府有帮忙解决问题吗？没有！而且在这一拆除过程中已有人员受到重伤，是被那些所谓的’武警’所伤到……”
为什么这个19楼论坛不让人畅口说话呢？还是因为上面有个党在”抵挡人民的声音”。这个党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呢？看看这个党领导下的党山镇党委政府的做法，以及当地警察的做法就可以明白了。前几天看到大陆的自称国民党”精神党员”的几位人士欲参选人大代表，据说他们要打出这样的口号”我们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只是不是共产党员，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嘲笑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吗？
看看那个19楼论坛不让人说话，其”发贴规定”直接揭开了言论不自由的真相。还论坛警告网友：含有以下内容的信息，如发布政治话题，反动言论，张贴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或讨论国家领导人的，帖子会被删，ID有可能被禁止或清理。其次才是散布淫秽、色情的。由此可见共产党怕议论国事，批评领导人，至于黄色，就是次要的东西了。
建在萧山区党山镇的这座基督教堂，虽说未经过当局批准，但教徒们向当局申报，当局言说七日内批复但七日过后却不了了之，眼看没有下文，等不到消息的教徒们坚持要建，违约的责任是不是在政府身上呢？现在萧山区政府用大批警察暴力执行拆除行动，并所谓逮捕两名涉及建教堂工程的人士，这是不是发生在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正常现象呢？
萧山区一名基督教徒女商人对记者表示，地方政府认为这个具经济价值的地段用来兴建教堂过于浪费。这样的政府是不是抢劫人民呢？
明摆着的道理很简单，土地就是政府的财富，因为这个在建教堂所占地段位于一个工业郊区，当地已计划兴建一个商业中心，百姓的利益不足挂齿，在政府眼里也就算不了什么。
政府要财富，民众要信仰自由，政府强大，百姓弱势，最后导致百姓被打压，受伤众多。
一方面政府说”一个也没有受伤”，一方面新华社说没有发生”冲突”，而百姓又确实受伤，哪里还有真相和公正可言？
政府的谎言加上实施暴力所透出的恐惧，谁能不敢到害怕呢？
都说一个文明社会，不能反政府，但若这个政府是邪恶的代理人，而不是代表公正，那么是否能够不服从，或者反对呢？
当然，人们要理性的和平方式反对政府，要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沦为人民的敌人，他们的任何合法性都没有了，也就走向疯狂的末日了。
希望萧山当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非法，早日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教徒，安排医院救治受伤的教徒，赔偿教徒的损失，保护教徒早日把教堂在原址建造起来，惩罚有关决策人和责任人，保护信仰自由，早日让真正的文明之光照耀在萧山这块土地上。

宝钗是牡丹，艳冠群芳，黛玉是芙蓉，风露清愁 ，那么，妙玉，该是什么花呢？ 想象中，她该是那凌波而生的水仙，孤高洁净，顾影自怜 ……
　　
　　姑苏人氏，父母双亡，读书仕宦之家，自幼体弱多病 …… 这女孩儿的身世竟大似黛玉 ，有时我甚至想，假若当初如海夫妇一念之间，将多病的女儿交付与那和尚，那世间，是否就又多了一个妙玉？
　　
　　
　　何曾勘破什么？又何曾彻悟什么？也许，还是在一片懵懂之中，就已经身入空门。
　　
　　佛门一入深似海，从此后，埋葬了所有的憧憬与梦幻，青灯古佛，暮鼓晨钟，过了一年，好象才是一天，过了一天。又好象已是一年。漫说什么升天成佛，只这人世间的欢乐， 她是半分也没有了……
　　
　　雪花飘飘，大观园里的女孩们正围着暖暖的炉火烤肉联句，而她，却只能独自徜徉在冰冷的琉璃世界里，寂寂的 ，对着那一树树寒梅。
　　
　　怡红寿宴，离了长辈约束的少女们，纵情欢乐，从朝至夜，而她，只能独自彷徨在门后 ，悄悄的，窥着满园的欢乐的身影。
　　
　　中秋月明，老太太带着阂家大小，赏月听萧说笑话，而她，也只能独自徘徊在清冷的月下，远远地， 听着那幽幽的萧声。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谁言？ 尼庵的日子，没有新鲜，也没有陈旧，朝朝暮暮。暮暮朝朝 ，相伴的只有佛前那无言的经卷，袅袅的青烟 …… 任是如花美眷，绝世才情，也只在那暮鼓晨钟渐渐枯槁。
　　
　　那一片片洁白的雪花，那一滴滴晶莹的雨珠， 噙在口里，是清香，还是苦涩？总觉得，那与其说是雅兴，不如说是寂寞。不然，那漫长而没有尽头的时光又该如何打发？不必惊叹那清清一瓮梅花雪，要花费多少的时光？ 因为她的生命里，丰裕的，除了时光，还有什么呢？
　　
　　黛玉虽然孤苦，尚有宝玉相知，李纨虽然不幸，还有兰儿可以倚望。 生命不是没有缺憾，但到底，还有所梦想。 然而生命之于妙玉，只是一片无边无望的空虚和漫长，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时光在慢慢消失，青春在慢慢枯萎 ……
　　
　　可是，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寄居在这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纵使是古井深潭一般的心，也难免，氤氲起一缕遐思。
　　说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两扇山门，怎挡得住青春的诱惑？内心的憧憬？
　　
　　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目光，若有意，若无意，锁定在那怡红公子的身上？
　　
　　园中这许多人，为什么偏偏是他的生日她送去那一纸粉色的贺笺？
　　
　　平日是何等洁净，可为什么竟将自己的绿玉斗递在他手中？
　　
　　平日是何等孤僻， 可为什么竟将心爱的梅花折给了他？
　　
　　还是不要再问了吧。因为这许多“为什么”原是她自己也不敢面对的。你看她，满脸正色，不苟言笑，连一杯茶也要推到黛玉宝钗的身上。
　　
　　矫情的妙玉，自欺的妙玉，可怜的妙玉。其实，藏在心中那缱绻的一缕情思，何曾瞒过众人的眼睛 ……
　　
　　温厚的李纨，既深知妙玉的孤僻， 为什么偏偏让宝玉去栊翠庵折梅。细心的黛玉，又为什么不让人跟着宝玉？谁不是水晶心肝玻璃人？会看不出她那微妙的心思。
　　
　　可是，还有什么呢？ 仅止于此。 什么也不会有的，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作者的笔下，既不会写出私定终身后花园的俗套，也不会写出陈妙常思凡的传奇。
　　
　　碧海青天夜夜心啊， 但这颗向往红尘的心，是她自己也不敢面对，不敢承认的。外表的孤傲，内心的怯懦。她需要一些东西，将自己和尘世隔开，那，就是她的洁癖，近乎病态的洁癖。也许，这洁癖是一种保护，给了她自己一种超凡脱俗的幻象。可其实，真正的超脱这是不需要这虚假的表象的， 看看那衣衫蓝缕一身泥水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吧，他们和妙玉，谁更超脱于尘世之上？

　　才开始读红楼的时候，总觉得妙玉矫情而造作，人生阅历渐渐深，才咀嚼出那背后的悲凉。她就像那蚕儿，用洁白稠密的丝，亲手织成独头茧，将自己与尘世隔开，而包裹其间的，其实仍是一颗渴望破茧而出的心。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样的境界，不经历人生几度秋凉，怎能达到？ 身在空门，心在红尘，不该是她的错。毕竟，出家原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也不是勘破三春景不长的惜春。这心灵与人格的分裂，是命运与身世造就的悲剧。
　　
　　妙玉的身世，其实，颇堪玩味，随手取出的几件茶具，仍隐隐可见往日的繁华与高贵，而一个身入空门的少尼，又何至于权势不容，而漂泊他乡呢？
　　
　　可是，繁华如梦，往事如烟，眼下的事实是，她仅仅是这温柔富贵乡中的一个寄食者，花柳繁华地里的一种点缀。
　　
　　看见妙玉，常常想起 《 飘 》里面那些南方的妇女，当往日的繁华已化为一片废墟时，一无所有的她们，固执地保有的，仅仅是她们的骄傲，一种根深蒂固的贵族式的骄傲。没落的贵族，往往有这样一种过分的高傲。只是为了维系那敏感的自尊，忘却那严酷的现实，在巨大的落差中求得某种平衡和安慰。 壁立千仞的外表之下，其实是脆弱与无依。直面惨淡的人生，是需要勇气的。刘姥姥的自嘲，也自是一种坚韧。 顾影徘徊的妙玉，却只能守着那些往昔繁华的残余，以一种孤傲的姿态，对抗着现实的沦落。
　　
　　这孤傲，虽有脆弱和虚幻的地方，但，也自有一份可敬。
　　
　　身处公侯之家， 却并没有奴颜卑膝之态， 比起那招摇撞骗的王道士，装神弄鬼的马道婆，八面玲珑的张真人 …… 她的确要高洁得多，这种高洁，并非来自对佛的虔诚，而大半出自本性的狷介。毕竟，无论身世如何沦落，她还努力维系着心的高蹈，哪怕这高蹈的姿态仅仅是精神上的一种幻境。
　　
　　可是，欲洁何曾洁？即使是这可怜的幻境，也终究是彩云易逝，转眼成空。 到头来，仍是风尘肮脏违心愿，一枝孤高的水仙，就这样，零落在污浊的尘世 …… 妙玉的结果，是一个未解的谜，但无论那谜底是什么，却一定，是充盈着悲哀的 ……

　 一直觉得，红楼女儿里，最难落笔的，就是宝钗。
　　
　　开始读红楼时，就有困惑，十余支红楼梦曲，曲曲写尽了各人的性情际遇，却何独漏下了群芳之冠的宝钗？在本属于她的位置上，却是以宝玉的口吻长叹而出的《终身误》，正应着黛玉那凄婉缠绵的《枉凝眉》。或许，这正是所谓旁敲侧击，不犯正位？或许，连作者自己也感到了这个形象的难以言说，不可言说？
　　
　　黛玉感性，宝钗理性。
　　
　　黛玉是性灵派，任情任性，不加掩饰。爱也罢，厌也罢，一切都摆在那里任人评说。
　　
　　
　　宝钗是智慧型，含而不露，游刃有余。褒也罢，贬也罢，却总是一时难以看清说透的。
　　
　　风姐亦绝顶聪明，但聪明得太过张扬，不留余地，终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枉送了卿卿性命。若置身庙堂，少不得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一代权臣，只是彩云易散，冰山易化，恐难逃和砷之流下场。
　　
　　探春也才华出众，但更有丈夫气概，刚直严正，锋芒毕露，也少不得开罪小人。若步入朝堂，必然是令人敬畏的一位直臣。但也可能忠而见疑，信而被谤，走上历代逐臣之路。
　　
　　宝钗的聪明，含而不露，却又无所不包，若与风，探二人并立于朝堂，定是岿然不倒的三朝元老，但若论及贤愚，却又比不得那二人黑白分明，教史家一时难以措笔。
　　
　　偌大的荣国府，上上下下几百号人， 种种微妙复杂的人际关系，恰如那柔软无形的蛛网，稍不留神，便是“拂了一身还乱”。谁能进退自如？谁能游刃有余？便是八面玲珑的风姐，也难免处处树敌。而唯一获得完美名声的，大概只有宝钗。 不必说那一言九鼎的老太太，不必说那些玲珑剔透的小丫头，只看看那素来疙瘩心胸狭隘的赵姨娘，也对宝姑娘赞不绝口，便可知她的成功了。而对于湘云黛玉这一双孤女，这位宝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更令她们如沐春风。
　　
　　可是，这春风，是真？是幻？
　　
　　金钏儿羞愤投井，结束了一条如花的生命，但宝钗一句 “糊涂人”，便判定了这死亡的可笑与无谓，抹去了姨母心头残留的一点愧疚。
　　
　　三姐自尽，湘莲出家， 演就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那呆霸王犹自泪痕满面，恋恋难舍，而宝钗也不过淡淡一句“命中如此”，她提醒哥哥的，只是生意事务。
　　
　　在这样的瞬间，我们感到的，只有冰一般的冷。
　　这冷，不同风姐， 风姐是冷酷的，这冷酷，源于自身的嫉妒与贪婪。
　　这冷，不同惜春， 惜春是冷漠的，这冷漠，基于对外界的绝望与恐惧。
　　而宝钗的冷，似乎与生俱来，是一种无所动心无所动情的冷静。
　　读李泽厚中国古代史论，有一章印象很深 ，即 “孙老韩合说”，老子不与庄子并列而与兵家、法家合说，很出意料。但细细读来，却确有独到之处。
　　
　　同为道家，老庄，的确是同而不同。
　　
　　庄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在槁木死灰中仍保留这对生命对自然的深深眷恋。在守分顺时中有着遗世独立的放诞高洁。如果说黛玉身上有道家气质的话，正近乎于此。
　　
　　老子却寡情薄恩，不露声色，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 那是一种诉诸于理性而不诉诸情感，诉诸现实利害而不诉诸个人好恶的极端冷静的用世之术。如果说宝钗身上亦有道家的气质的话，却近乎于此。
　　
　　而在她身上，这分理性冷静，又与儒家的明哲保身，中庸之道融为一体，形成一种高度冷静，近乎完美的处世艺术，
　　
　　金钏儿投井，三姐自尽，湘莲出家 …… 这些人的命运既与她无干，又何必为之太息？这种负气自尽，为情痴狂的非理性举动，在她眼中原也不足取。何况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太息又何曾能追回什么？重要的，还是将现实世界里的事情处理妥帖……
　　
　　一句 “糊涂人”并不代表着她对金钏儿的嫌恶，只是就事论事的冷静分析，而这轻轻一句话，原也不是特特批评地下的金钏儿，只在平服眼前姨母心中的愧。 那一套崭新的衣服，又何曾包涵着多少对金钏儿的同情？不过是为姨母圆一个面子，贴一点金。姨母得到了面子与心安，她得到了姨母的感激和器重。这就是圆满的结局，至于什么忌讳不忌讳，在见识高远的宝姑娘心中，倒的确是不值一题的。
　　
　　至于三姐、湘莲，本是远在她生活之外的人，更是不足介怀的，比不上犒劳伙计来得重要，这虽也不是她自己分内的事情，但到底，是自家的生意。若宝姑娘自己便是男儿身，这样的事情，又哪里需要别人的提醒？只有那糊涂的哥哥，才分不清轻重缓急，呆做着与事无补的喟叹与寻觅。
　　
　　那么赵姨娘，又与她的利害有什么相干？这地位如此卑微之人也值得笼络？又哪里用得着讨好？ 的确，卑微如赵姨娘，是犯不着讨好的。但是，至卑至弱之人，有时也正是可怕可嫌之人，只要给他们机会。心胸狭隘的赵姨娘，是那种只要有机会，决不放弃报复的人。 风姐宝玉的性命不也险些断送在她手中吗？换而言之，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种人，固然用不着讨好，却最好不得罪。何况不就是小小一份礼物吗？至于那性格温顺，安静得好象不存在的周姨娘，倒真是可送可不送的，所以我们也看不到她给周姨娘的礼。 这样长远的道理，风姐是永远不明白的，所以她也想不到有一天卑微的环儿会把娇贵的巧姐捏在手心里。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 宝姑娘的聪明，就在于她的不张扬。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但安分守拙的温厚外表下，却是无所不包的。
　　
　　扑蝶一场，历来为人诟病，拥林派多以为其用心险恶，刻意嫁祸。但其实，所谓金蝉脱壳，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本能自保，若可以不拉扯上别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只是情势使然，若要自保，少不得临时拉过一个人来，既然本来是去找黛玉的，便也顺口喊出了她的名字。于是自保的目的之下，便无意中有了“嫁祸”的事实，虽然并非存心。
　　
　　这一场戏，如东风乍起，来得猝然，去得也猝然，快得让你来不及有所反应，那一池涟漪早已平复如镜。只是当一切都过去之后，回视一切，却不能不咀嚼出许多的“不同寻常”。
　　
　　这十几岁的少女，竟有如此的不同寻常的冷静。金蝉脱壳计策未见得就是多么高明，但难得的是完成的迅捷 —— 仅仅是在小红推窗那电光火石的一刹那，脱身的计划就已经形成，而且完成得如此自然从容游刃有余。对比鸳鸯撞上司棋的惊慌，害怕，羞怯 …… 确实是不能不佩服她的冷静。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她对小红的了解。这个面目俏丽的丫头，虽也身在怡红院，却不过做些杂役，便是那一味多情的宝玉，眼中也不曾留下她的身影，偶然一见，只有陌生诧异。虽也想过提拔，却苦于又不知性情。可是，仅仅是隔窗的三两句话，宝姑娘便听出了小红丫头的身份，更有心中的一段评语—— 刁钻古怪，眼空心大。不是时时在意，步步留心的精细人，哪里有这番丘壑？ 但除却留心二字，这一半，大概也是天分或本能。历来治世之才，多有这样的天赋。本来这样的博闻强识，用于学问，便是无所不通，用于世情，便是无所不能。 前者成就学者，后者成就能臣。 若身为男子， 宝钗该是后者，但身为女儿，她的精细也只好用在大观园这小小的一片地方了。
　　
　　且看：探春在园里大搞包产到户，却一时找不到打理竹林的妥当高手，有人提出莺儿的娘，而宝姑娘却提出了茗烟的娘， 又是诚朴可靠之人，又是莺儿干娘， 事情自有人去做，名分上又不逾越。真正是四角俱全，妥妥当当 。这客居的宝姑娘，实在该让大奶奶三小姐觉得惭愧的，自家园里的事情，反不如她清楚。说到那富贵闲人无事忙的宝二爷，恐怕更不知老叶妈何许人也？
　　
　　这样的洞悉人心，通透世情，也实在很难用好或坏来一语定之的，
　　只看她如何用？
　　
　　大部分情况下，原是彼此有利，双赢互惠的事情。即如自己的生日，顺着老太太的心，点些热闹戏文，老人家开心，大家欢喜，也难说有什么不好。虽然认真说起来，这里面原没有多少真情，但本来不过是客居，倒也难苛刻强求。便是我们自己在外做客，大概也少不得有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时候。
　　
　　
　　她明白云丫头的娇憨直爽，心无成府，所以可以明公正道得为她代办宴席，她深知林妹妹的孤苦娇弱，敏感自尊，所以雨夜静静送在她手里的，是知心着意的一包燕窝。于是云丫头和林妹妹那单纯透明的心，都不加掩饰交付给了她。但宝姐姐的那一颗心，却不是她们所能看透的。
　　
　　在滴翠厅前的一刹那，深知小红丫头那头等的刁钻古怪，眼空心大的她，轻轻的把窃听的嫌疑转移到林妹妹身上，虽说并非事前的存心刻意，却也一瞬间见出了内心的那一抹不甚高尚的阴影。

　　但冷静得几乎超出其年龄的宝钗，也有不冷静的时候：
　　
　　宝玉当着众人的面，说她像杨妃，她勃然色变，反唇相击。
　　
　　宝玉挨打，她送去医药，一时失语，在床头娇羞满面。
　　
　　哥哥混闹，张口说她护着宝玉，她委屈得失声而哭。
　　
　　这嗔怒，娇羞，流泪 …… 在黛玉，几乎是常态，而在宝钗，却只能说是“失态”，这仿佛冰雪堆成的宝姐姐，有这样的失态，唯一的解释，只有 —— 爱 。
　　
　　可是，少女情怀总是诗，即便冷静如宝钗，她的心中，又怎么会毫无涟漪呢？
　　
　　早在家中，和尚就对她的婚事做了预言。若说是毫不在意，一笑置之。这一向朴素淡泊的宝姐姐，又何必把那沉甸甸的华丽金锁整日挂在胸前？ 犁香院里，宝玉本是前来探病的，宝钗却提出了看玉的要求，并忘却矜持地“挪近前来”，将那玉托在掌中，细细鉴赏 ……
　　
　　怡红院里，莺儿正为宝玉打汗巾络子，一进门的宝姐姐却提出了把玉络上的新建议，而且提出了孔雀金线的配色方案。可为什么，偏偏是金线 …… 一切，与其说是刻意，不如说是下意识，但正是这下意识里，透出了真情。
　　
　　但宝钗毕竟是宝钗，即使偶有一缕情思萦绕，她也必以理制情，即如探视挨打的宝玉时，一句心疼还没出口，便觉失言，转眼又谈起大道理来了。
　　
　　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 …… 这远近的关系原是那般微妙的艺术。更多的时候， 她矜持的身影，总远着宝玉。 而她的目光，若有意，若无意，总不曾离开怡红院，连那粗使丫头小红，那不为人知的老叶妈都不曾逃过冷静的眼光。
　　
　　
　　如果说黛玉的爱情是心灵的爱， 那么宝钗的爱便是头脑的爱。
　　
　　虽说进府不久，但从风姐那露骨的玩笑，老太太那“两个小冤家”的抱怨里，她分明感到了什么。只是外表上，却仍然一副超然事外与己无干的模样。甚至，她还应和着风姐， 开着林妹妹宝兄弟的玩笑。
　　
　　单纯的黛玉，要的只是宝玉的一句话，一颗心。 但聪明的宝钗，却知道宝玉本人并不是关键，决策的权利，本不在他手中。于是，当黛玉的心一天天走进宝玉的心时，宝钗的身影， 却一天天走进老太太太太的心。
　　
　　可是，得到婚姻的宝钗，并不曾得到爱情，
　　
　　其实，从理性上说，宝玉并不是她理想中的完美男性，对他，她时不时，露出一缕嘲讽轻视。也或许，她对宝玉的爱中本来就有有些母性的成分。她相信时间会消磨宝玉的孩子气，相信自己可以将宝玉领上正途，就像古代的那些贤德的妻子。可是，她不了解宝玉，宝玉的“乖张”，不是孩子的稚气，而是骨子里的东西，即使她如何努力，也是改变不了的。更不用说他与黛玉的那一段情，那不是死亡可以带走的，也不是理性的她可以了解的事情。
　　
　　黛玉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宝玉既是她今生唯一，天下男人，都不在她心头眼中。即使尊贵不凡的北静王，也不过是臭男人一个。宝玉洞房花烛之夜，便是她泪尽而亡之时。不能想象，黛玉可以陪着一个不爱的男人共度一生，哪怕他在世人眼中如何优秀。
　　
　　但宝钗不同，即便不能嫁给宝玉，只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依然会是一个对丈夫忠贞不二，与夫君相敬如宾的贤妻。因为对她来说，理永远高过情字。
　　
　　和黛玉在一起，无论有多少眼泪烦恼，但你却确实地知道，你真真切切痴痴迷迷地爱过。和宝钗在一起，无论如何令人羡慕，但永远不能确定的是，所谓的爱到底有没有存在过？也许，这正是宝玉的无人领会的终身遗憾所在 ——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而对于宝钗，今生最大的错误，也许只在于，身为女儿家。
　　
　　纵有一段高远的青云之志，却终究，还是要凭借那并不把稳的“好风”，这是个男人主宰的世界，无论他们多么庸碌，却可以决定她的命运。说到底，柳絮终究是柳絮，原本是轻薄无根的东西，又如何能比得上大鹏？ 这属于女性的无奈的命运，黛玉凭着与生俱来的那分敏感，早已看得清楚不过，而志向高远的探春， 在才华与命运的矛盾中，也早已经深深感受。只是一向聪明的宝钗，却偏偏不曾看到这一点，偏偏在一片哀音中唱出了意气风发的高歌。也许，这时的她，还是太自信太年轻了。真正的悲凉滋味，只有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体会。

汪曾祺的“小”不世出的小说家，汪曾祺可算的上是一位。
　　
　　
　　用他老先生作品中经常唠嗑出来的一些话来说：“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当然，人的生老病死，却又是这自然界中最逃脱不出的一种法则。而他作品中的一个个小人物，却总是很自然地成为了一个个生动的文化符号，而他们的消逝，却又往往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消逝，同时也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一种不同寻常的技艺、一种较为特殊的味觉、还有淡然的生活下，一些别样的生活雅趣……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颇有些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的味道。而现在的现在还有什么呢？北京的老城墙我们是来不及见了；而胡同也拆的十有七八了；虽然各个城市都相继地修起了“仿古一条街”什么的，但也仅仅只是“仿古”而已，而缺少的那些，或许正象电影《洗澡》中蟋蟀所攀附着的那种地气，这也正是汪曾祺小说中时不时透露出的那些东西。
　　
　　曾经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汪曾祺的“小”，相同的话也曾批驳过鲁迅，说中国的这位大文豪咋弄不出一部长篇呢，这在一个崇尚饕餮追求磅礴的国度里应该是很平常的一种心理。据我个人私下认为，中国当今文学的空前繁荣，一年似乎可以出上数千部长篇，但书名和作者换了一拨又一拨，却绝少有质的突破，其问题或许就是忽视了这“小”的缘故。所以至《儒林外史》、《红楼梦》以来，中国很难再有真正恢弘大气的作品，而古人穷尽一生，往往却只能留下一部半部的，这是无论如何让那些两三个月出一本书，一年出五六七本书的作者，所摸不着头脑的。
　　
　　作品中的“大”，固然是创作者所应该追求的，却也得由无数个“小”的细节精巧地构成才能真正地谓其“大”啊！君不见《水浒》、《儒林》诸书，细细地从中拈出一两段，亦自可成为一篇上佳的文章。而《水浒》、《儒林》等书后人自难胜之，即使从他国舶来一些别的题目和创作手法，虽然一时间在作者和读者眼里看来足够先锋足够另类，却难于更见其伟大，因为还是不深知国与国文化不同的缘故。这种文化上自然的疏离，也常常使作者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至于这里所说的“小”，也恰恰是生活里的一种细微末节，鲁迅写过，废名写过，沈从文写过，早期的贾平凹写过……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汪曾祺更是在“小”中善于着笔的佼佼者。
　　
　　在现在的中国，而“大”更象是少数人的一种专利。譬如说市长，在一般人的眼里，他的政绩就是盖了高楼修了几座立交桥什么的。至于别的政绩，偶尔一天我们也会从电视里看见他在某个小角落握住某位平民的手，至于其它一些日子是不是这样，我也实在无法知道。更何况这些本是他分内应该做的小事，但因为其小其琐碎而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天天录成电视，我们看电视的人也就生厌了，还是情愿他们多盖几座高楼多修几座立交桥为好，这也是一时间里猪尾巴戏满天飞的原因。如果把这样的视角转到文坛上，一篇文字的长短，书的厚薄，一年是否出过几部书，却又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一条法则。所以，题目无论如何要大，这文字无论如何要长起来，而出书与否，却又成为文坛的一种身份验证。每到这里，我就想起明朝唐顺之给门人说坚决不给自己出文集的决心，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他一时的愤懑，等到他死后，他的门人照旧把他的文集印的飞快。
　　
　　还是回到“小”字上来吧，前两天和朋友闲来无事说起吃的时候，极尽画饼望梅之能事。忽地想到汪曾祺有一本谈“吃”的书，那里面的饮食说屑，细细品来，如闻前朝旧事，隔江琵琶，颇多兴味。其实这些，再用他老先生的一句话说，“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手抄本作为地下文学，其创作者的民间地位和边缘身份，决定了它是漠视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

　　手抄本的传阅史

　　□杨 健

　　随着《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在2000~2001年先后出版，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引起了出版界对手抄本的广泛关注。

       2003年，根据“文革”时期手抄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一双绣花鞋》热播，更在唤起许多观众回忆之余，让人们再度关注手抄本的流传与阅读。

　　在那个年代，作为大众集体无意识写照的手抄本，基本有两方面的内容：反特文学、性与爱情。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远东之花》《曼娜回忆录》《少女之心》《塔姬》等。

　　富于生命创造力的世界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在民间文学中，对立的两个世界，虽然矛盾十分尖锐，却相互依存，甚至有着密切的思想情感交流。某些故事将那个对立的世界，描述成一个异质的富于生命力的世界，新鲜的情感都源自那一世界的异质文化。这些故事都传达了一种共同情感体验：对敌人的世界抱着恐惧与向往的矛盾情感。

　　《塔姬》描写了化学家与交际花的恋情，还有国民党军官穿插其间。化学家的那把小提琴则象征着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动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们的。

　　有些故事试图突破“文革”社会贫乏、狭窄的文化空间，进入一个可以张扬个性的世界。《叶飞下江南》从政治内容上看，是一个歌颂政府实行“安定团结”、整顿社会秩序的故事，但它的深层叙事，却是在描述一个在社会中执行正义的现代独行侠的形象，赞扬个性自由才是它的真正主旨。

　　《林强海峡》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虚拟出一个广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科技发明和新奇的先进事物。林强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民间英雄。故事结尾以林强来命名台湾海峡，可谓点睛之笔。海峡是大陆和台湾共享的空间，是一种政治、文化空间的隐喻，以林强来命名这个重要的空间，是将政治冲突的空间，变成一种个人的空间，使其脱离僵化的政治、文化模式，成为富于生命创造精神，可以驰骋个性的空间。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而这些故事却可以克服地域因素广泛流传。其原因除了它们吸引人的曲折情节和完整叙事结构，主要还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合乎民众心态的共同母题。

　　反映两性的手抄本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丢弃了一切文化禁忌。

　　“洁”与“脏”的版本之争

　　70年代手抄本《少女之心》在民间广泛流传，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之一。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这本小册子。各地公、检、法部门都把它当成“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黄色毒品进行清除。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的“谈性色变”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

　　“文革”手抄本的搜集、研究工作，开展至少有10年以上了，从目前的田野考察来看，《少女之心》可以说是唯一尚存的、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性罪”手抄本。该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类性主题的手抄本，其中大量细节涉及性内容，但客观地看，文章的描写其实均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近年来，人们的性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电视台开设性卫生讲座，街头出现性用品商店，人体艺术风行一时，《少女之心》也从当年的手抄本搬上了互联网。面对《少女之心》这个富矿，多个出版社都同时在努力运作该书的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洁本”《少女之心》的出现，就非常自然了。

　　最早的“洁本”出现在1998年的深圳。据当时有记者采访多位曾抄写该书者，均认为所谓的“洁本”纯属胡诌乱编，与当年的手抄本毫无关系。而“洁本”最终被有关部门追查，全部收缴。

　　2004年初，全国图书发行会前夕，“洁本”再次浮出水面。曾成功地推出《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的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宣称，《少女之心》的出版手续已办妥，正筹办印刷事宜。

　　白士弘准备出版的《少女之心》，其实就是6年前在深圳被禁的“洁本”，只是这次“包装”得更精致、更专业化了。《少女之心》的这次出版，同样被查禁。但经过手抄本研究专家白士弘的周密包装，在作家摩罗的首肯和赞许下，“洁本”的正统地位得以建立起来，而历史上曾经广泛流布的手抄本成为被无数抄写者性渴望支配下产生的“脏本”。

　　其实白士弘计划隆重推出的“洁本”，除了名字相同之外，无论是在人物名称、地点、故事情节和细节，以及思想内容上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脏本”都毫无相同之处。

　　孙正龙曾著文批评，出版《少女之心》是文化投机心理作祟。出版者看重的是“少女之心”这块品牌。“少女之心”已然成了一种指代，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就是“黄色”，而出版者也许就是看中了这个效应。

　　世俗化的幸福观

　　在“洁本”推崇者看来，原创的“洁本”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思想性上都远远高于群体抄写者们演绎出来的“脏本”，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队。“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和性生活的。如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她们的丈夫不是革命军人（江水英），就是在外跑单帮（阿庆嫂）。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禁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

　　直面《少女之心》对70年代年轻人的重大影响，就不得不直面人性存在的物化基础，不得不接受本能的冲动是人性中最巨大的势不可挡的一种能量。《少女之心》只是一个引子，但它激起的能量反应却是空前绝后的。

　　青少年传抄这种“小说”，首先是为了了解性知识。它还谈不上是“文学”，但是在性即是罪的时代，以“叛逆”性的勇气追求和宣布性是快乐的，确实具有一种“文学”因素。

　　《少女之心》对人体官能的青春“迷狂”，是对非理性的一种认定。手抄本不可抗拒的流行正是非理性的
胜利。返顾历史，非理性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一切流行的价值理念都是一种人为的思想预设，对任何崇高的思想预设，都必须保持冷静与质疑，只有站在人本的立场上，对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一切价值观念保持警惕，才能避免被天国的美景引入人间地狱。

　　摩罗给予“洁本”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这部作品凝结着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道德意识、性观念和伦理观念，是对于时代黑暗的深刻而又荒谬的体验与反抗……就像《野兽》、《波动》诞生于北京思想者群体、黄翔的诗歌诞生于贵州觉醒者群体一样，我们可以假设《少女之心》也是从当时最有思想最有反省意识的青年思想者群体中诞生和流传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作品绝不是一个封闭环境中的文学青年所能够写得出来的。

　　摩罗分析发掘出了“洁本”的精华所在。但是，他高估了“洁本”的历史价值，也低估了“文革”地下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性。“文革”地下文学的本质，并不是抵抗“文革”意识形态的，恰恰相反，它是漠视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

　　“洁本”有意识地迎战严肃的禁忌性的话题，并且无所顾忌地与主流价值对抗，将性罪观引向了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道德、价值取向。可以说，“洁本”更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的对抗性也反映出与传统社会的对位性。

　　从“洁本”鲜明的对抗意识、明确的价值判断，笔者猜测它绝非“原始本”，反而可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作品。当然，这只是笔者“大胆的假设”，有待“小心的求证”。

　　“脏本”作为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现实传统的漠视和超越。从表层看它与传统缺少直接的对抗，从另一层面看，手抄本创作者的民间地位和社会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的高蹈式的表述倾向和价值取向。他们与正统文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由此联想“白洋淀诗群”的“现代诗歌”，它们与“文革”意识形态、传统话语的非对抗性的错位和逃逸，正是民间文学的旺盛生命力和原创性的所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文革”过去40年的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脏本”——真正的《少女之心》，就会发现，作者对她所描述的性活动，说不上崇拜，也谈不上忏悔，而是表达了一种切实的人生体验。笔者重读时被其健康的性意识所震动，《少女之心》所说的都是常识，普通的、不带偏见的日常价值判断。如果说，它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只是一种市井化的价值观，一种世俗化的幸福观。

　　圣·鞠斯特曾经说过：幸福的思想在欧洲是崭新的思想。200年之后，在中国，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幸福的思想在中国是一种崭新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评判说《少女之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文学，而且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