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之：致xx————有关“珍惜中文”一文的回应
余杰:光与盐——思想札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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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在这个时代，智商最低和人品最差的人都在疯狂地写诗。他们说自己是诗人。 四十二 我最喜欢的两类人：青春的少女和返璞归真的老顽童。 四十三 苏联崩溃以后，从事尸体保存工作的科学家们失业了。当年他们从事的是无比神圣的工作，现在却一无所有：他们的杰出成果——用高科技保存的领袖的尸体被草草迁走埋葬在荒郊野外。沧海桑田，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随着俄罗斯新贵们的涌现，科学家们又忙忽起来。原来，新贵们在尝遍所有新鲜的刺激之后，也想尝尝“永垂不朽”的滋味，便召来当年为领袖服务的科学家，投入重金将自己亲属的遗体作精密的防腐处理，并希望自己死后也把尸体保存下来，让子孙们“瞻仰”。他们的需要已经发展成为一大潮流。科学家们便成立公司，招揽生意。比起其他冷门专业来，他们又时来运转、富得流油了。看来，再穷困的时代，与尸体相关的行业都不会穷。 专家们的重新“上岗”，既是一种停滞，又是一种进步。 说它是停滞，因为新贵们的思路还是没有跳出专制时代的阴影，还是想过一把将自己木乃伊化的“领袖瘾”；说它是进步，因为毕竟谁有钱谁就有资格保存自己的尸体，保存尸体不再是领袖的特权。而人们也不必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去瞻仰唯一拥有“不朽”的资格的尸体——只要多花一点钱，在自己的家里就能瞻仰自己已过世的父母了。 四十四 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的争论中，当旧思想发现自己即将失败的时候，它最后的杀手锏必然是求助于权力。在五四论战的高潮中，当林纾被蔡元培驳倒以后，便向军阀徐树铮讨救兵，希望军阀派兵杀人北大。 陈独秀充分认识到旧党的罪恶——旧党的罪恶不在于旧思想的蛊惑性，而在于旧党与专制权力的勾结。 通过对中国社会透彻的分析，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在中国，几乎就不存在过对问题的“讨论”，而只有压迫和杀戮——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反对我；你反对我，你就只有死路一条。思想的分歧立刻导致了肉体的消灭。于是，谁掌握的权利、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真理。文字和言辞从来就不是枪杆子的对手。旧党对新党的杀手锏就是自己拥有的暴力或者投靠暴力、利用暴力来对付敌人。 这些手段，至今依然被新的“旧党”广泛地运用着。 四十五 真正的体育，本质是追求自由和拓展已有的自由。体育的精神在于游戏，在于快乐。然而，现代体育却越来越远离体育精神。 当纳粹帝国利用奥运会来体现法西斯的力量的时候，当国际奥委会暴露出贪污巨额金钱的丑闻的时候，体育已经变成了现代专制的一部分、变成了对自由的压制和对个人的蔑视，变成了民族主义的附庸和象征。这样的体育，正是我最厌恶的体育。 艾奇伯格认为：“体育在欧洲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体育把个人身体同国家福利联系在一起，是近代史上的一种现象，必须被视为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形成的国民纪律化手段之一。” 因此，我远离现代体育，远离所有被狂热的人群包围的比赛。 四十六 在成都，阴雨连绵，阳光来之不易。每天的阳光都像黄金一样。张楚的歌这样唱道： “我们站在大路上，向天空望着，看见太阳照耀着就会快乐。” 阳光与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 四十七 甘地在中国绝对成不了“圣雄”甘地。 你如此爱这些人，他们却微笑着看着你绝食，微笑着看着你活活饿死。然后，把你的尸体做成木乃伊，扛着去化缘。 但是，还是要爱他们，如特蕾莎修女所说：“爱，直到受伤。”这才是真正的爱。 四十八 中国人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鲁迅在《药》中指出，是人血馒头。 四十九 甘地之所以成为甘地，除了有热爱他的人民外，还有尊重他的英国总督蒙巴顿。蒙巴顿说过：“甘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远远比我们高。” 蒙巴顿在利益上是甘地的敌人，但他在品格上配得上是甘地的朋友。所以，甘地应当感激蒙巴顿——试想甘地如果遇上斯大林，他早就灰飞烟灭了，还能当什么“圣雄”呢？ 五十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蒙与王朔构成了两大奇观：前者本是奴才却以喜欢以君王的姿态出现，后者则洋洋得意地以过街老鼠的面貌招摇过市。 因此，“二王”之间乃是“英雄”惺惺相惜。 五十一 我记得当年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最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刘少奇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那是一九七八年。我看过的所有小人书的扉页上都有毛主席的语录，上面说，刘少奇是工贼、叛徒。 而我又模模糊糊地听大人说，刘少奇是冤枉的。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远远超过了一个五岁小孩的能力。 五十二 冰心被奉为“文学大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共同的悲哀——她的“老”便得比她的作品变得更重要了。而更伟大的天才都英年早逝了，如朱生豪、梁遇春。 同样是因为“老”，活了一百零四岁的苏雪林在去世的时候也获得了崇高的评价。她的作品，我读过一些，发现很平庸。知道她的大名，还是因为她谩骂过鲁迅。 作为老人，我尊重她；作为作家，虽然活了一百零四岁，我还是认为她的文章不怎么样。鲁迅只活了她的将近一半的年纪，然而，在高山般的鲁迅面前，苏雪林只是一个小土包。 五十三 勿忘“我”。 不久前，中国乒乓球总教练蔡振华在评价乒坛两位后起之秀王楠和李菊时说，她们中任何一人也不能取代邓亚萍的位置，因为她们在个人成绩和内在精神上都没有超越邓亚萍。个人成绩摆在那里，人人都看得见，自然不用说了；那么，什么是“内在精神”呢？蔡教练说，“特别是邓亚萍的那种拼劲儿，那种为祖国争光的忘我精神，是值得中国乒乓球队所有队员学习的。”蔡教练的前半句话我倒是赞成，但是后半句话我听了很不是滋味。什么叫“为祖国争光的忘我精神”？ 我想，体育首先是体育，其次才是“为祖国争光”。体育所表现的恰恰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是对个人的天赋、个人的能力、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毅力的极度张扬。因此，在体育运动和比赛中，不仅不能“忘我”，而且应当把自我的意识发扬到顶点。现代体育最重视的就是个人的荣誉感和功利心。连“我”都忘记了，还比什么赛？ 蔡教练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的思想毕竟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时代是没有真正的体育精神的。就拿中国人为之骄傲的乒乓球来说，它曾经被作为外交活动的一层遮羞布来使用。而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进行的比赛中，上级往往会下一纸“让球”的命令。为了对方的面子，也为了兄弟国家的友谊，你必须让球。对于铁的命令，球员们无一例外地坚决执行，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高于体育精神。我认为，这是对体育精神最厚颜无耻的侮辱。 “为祖国争光”决不是体育的目的。更何况，祖国的光荣难道落到只有在体育比赛中才能显现了吗？那么，这种“光荣”我宁可不“享受”。 我所梦想的、所引以为自豪的“祖国”，并不是拥有国际比赛金牌最多的祖国，而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的、富强而民主的祖国。在这样的“祖国”里，公民至少不会被要求“忘我”——一个要求公民忘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利益的“祖国”，是值得怀疑的“祖国”。在这样的“祖国”里，每个公民都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和设施，进而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完善的精神。 我坚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的话：“唯有个人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除了权利以外，任何权力都不能视为绝对；惟其如此，所有的人才能具有绝对的权利，去拒绝从事非人的行为，而不论他们是被什么权力所统治。” 五十四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衰落，虽然也有外部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内因在起作用。 勃兰兑斯说过：“在现代，文学的生长，是以它所提供的问题决定的。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就会逐渐丧失它的一切意义。”可不可以这样说，文学用审美和抒情的方式，不断地向社会认可的道德和人生价值提出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世俗法则中止之处就是文学法则开始之处。 然而，九十年代大大小小的作家们，曾经走红和刚刚走红的作家们，完全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已经无法提出问题来了，而他在八十年代，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不断地以王朔自己的方式提问。现在，是他看不到问题了，还是感觉不到问题了，或者是不敢面对问题了？ 在对既定秩序和人生形式的质疑已经成为世纪末最夺目的时代性的今天，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同时失去了质疑和提问的能力。他们安安稳稳地充当着权力机器上的螺丝钉，并享有作为螺丝钉的种种优待。 所以，文学的衰落是必然的。 除了怪自己以外，我们无话可说。 五十五 李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台湾的新人类们不再知道他、也不再尊敬他了。李敖与当年的读者一样，都衰老了。十年前，我想对他说，不用搞出什么诺贝尔奖之类的新闻来让民众记住你，你已经进入了历史。 然而，这些年来，曾经被我尊重的李敖不断地自己给自己抹黑，这个太过自恋的人最终还是耐不住寂寞。当李敖开口“毛主席”闭口“毛主席”地在凤凰卫视上胡说八道的时候，已然从昔日的战士堕落为今日的小丑。他堕落的速度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李敖一直不明白这样一个最简单不多的道理：一个人怎么可能永远站在聚光灯的中心呢？ 李敖的悲剧在于：没有确定性的信仰和价值皈依。 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从民主斗士到专制帮凶，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五十六 每一扇窗户的里面都有一个忧伤的灵魂——就那样寂寞着，度过整个通宵。 五十七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英国外交大臣与伊朗外长会晤，伊朗表示撤消对英国作家拉什迪的追杀令。 自从拉什迪的小说《撒旦的诗篇》出版后，先后有四十五人为之丧命。拉什迪因此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死亡的阴影时时刻刻笼罩着他，他的妻子受不了这样担惊受怕的生活而离开了他。 然而，回首往事，拉什迪并不后悔写了一部《撒旦的诗篇》。他表示，自己决不会因此而道歉，也不会要求书店收回这本书。他说：“如果在最后一刻放弃的话，便难以争取言论自由。……我生命中将近十年的时间被这件事情丑化了。我朋友的生命受到威吓，我的家庭也由此弄得一团糟，我关心的人差点被射杀。我本可要求人家道歉，但我没有这样做。世界正在改变，让我们继续生活吧。” 这段话感人肺腑。拉什迪把自己个人的立场与整个人类的基本理念紧紧联系起来——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保卫言论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职责。他拉开的是一个人与一个世界的战争。他的生命可能会被剥夺，但他所捍卫的理念将永存。我深信，最后的胜利者绝不是那些杀人者，而终将是勇敢的拉什迪。 与那些剥夺人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的邪恶力量对抗到底，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职责。所有的现代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当有为捍卫言论自由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思想准备。满脸胡须的拉什迪，承担了这一伟大的使命，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骄傲。 文学的本质是拓展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拉什迪作出了巨大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他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撒旦的诗篇》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它深深的轨迹。 虽然伊朗政府取消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民间宗教极端主义团体依然不甘心就此放过他，他们对拉什迪的巨额悬赏依然有效。在拉什迪的声明发表以后，这些组织更是咬牙切齿，表示要与“邪恶的异教徒”周旋到底，不惜任何代价取其人头。因此，拉什迪的生命依然笼罩在危险之中。也许这种折磨将伴随他度过整个余生。但他没有屈服，如果他屈服了，一种理念也就崩溃了。我理解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段“雪上加霜”的讲话——拉什迪的心中除了求生的欲望外，还有一种更高尚的理念存在。 我一想起那些发出追杀令的宗教领袖们，我就掩饰不住对他们的轻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达到了如此愚昧的程度。宗教的实质是与人为善，而不是为了保卫某种抽象的教条而剥夺他人的生命。 一本小说是不可能让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覆灭的，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问题不在小说而在这一宗教本身。 一本小说同样也不会成为反党的武器，真能够“利用小说反党”吗？ 一个党派、一种教义或者一个国家居然害怕一部小说，不正说明这个党派、这种教义或者这个国家的病症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吗？ 五十八 一九四九年初，诗人柳亚子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听说毛主席会早已见了傅作义和李济深等人，自己却遭到冷落，便在私下里发牢骚说：“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济深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作义在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柳亚子不知道，政治是不问对错的，他的牢骚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羞辱。自视甚高的柳氏在诗人之中是世故者，但在政客之中却是孩子。 五十九 通常而言，越接近真理便让人越痛苦。 六十 一个高中生在来信中对我说：北大很好，北京不好，北大要是不在北京就好了。 |
王中陵:从皇甫平的文章看中共江湖“纷争”的白炽化
| “皇甫平”者，“黄浦”江之“评”论也。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
90年代初，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数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 日前，皇甫平又以一篇《越南改革值得关注》吸引了国人的眼球。文 １、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规定对 客观地说，这几条确实击中了中共的弊病。学习越南，无论如何也比 遗憾的是，这些意见无异是与虎谋皮。这些意见倘能在十年前提出且 然而，读了《越南改革值得关注》后，人们不禁会问：为了打鬼，借 据说李瑞环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曾批评中共：“我只讲四句话，第一， 《越南改革值得关注》结尾说：“正当越共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 云谲波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江湖的“纷争”已趋白炽化。 （2006-07-14～0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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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民主论坛 |
刘晓波:珍爱自由和敌视自由的较量——有感于港人大游行的胜利
作者题记：现在，由于被誉为“香港的良心”的陈方安生女士公开呼吁港府拿出普选时间表，香港民主化进程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这是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延续。故而重发当年旧文，以表达对港人争取民主的敬意和支持。
傅国涌:底层社会能改变无力状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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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位友人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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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民主中国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
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
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
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
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
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
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
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
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
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
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
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
敌？
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
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
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
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
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
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
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
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
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
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
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
“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
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
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
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
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
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
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
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
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
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
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
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
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
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
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
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
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
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
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
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
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
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
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
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
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
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
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
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
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
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
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
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
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
BR>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
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
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
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
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
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
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
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
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
“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
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
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
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
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
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
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
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
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
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
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
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
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
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
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
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
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
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
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
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
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
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
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
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
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
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
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
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
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
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
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
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
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
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首发北京之春
陈破空:六四屠城的后果：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
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云云。
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避
免这种悲剧的唯一出路，就是政治改革，实现中国民主化。“六四”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
入全面发展高潮。“六四”屠杀，不仅在政治上、社会上、国际上带来严重后果，即便在经
济上，也直接带来负面后果。
后果之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增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难度。因为，
不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体制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改革经济体制，必触动政治体制。
“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更加理直气壮地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
为名，抗拒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借政治改革的无限期推后、以及经
济改革的放缓和停滞，更加肆无忌惮地洗劫国有资产，暴敛财富。
十七年来，发生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以及发生在农村的强行征地和
暴力征地，愈演愈烈，就是对上述发展趋势的活生生写照。特权利益集团的膨胀，为改革构
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八九时期，示威学生要求“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果然，“六四”镇
压后，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
掏空。与此同时，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
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
染的恶性循环.后果之二，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
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
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
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
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增长而不发展。
后果之三，中国知识分子主体蜕变。回顾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九民运，除
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经济层面，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
上也起了中介或中间人的作用，“反腐败”的口号，就是无形的体现.“六四”镇压后，中
共一方面监禁和迫害民主运动的带头人，另一方面，又加紧收买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
英，通过再三加工资和分配福利房，让知识分子“收声”，甚至变为己用。知识分子主体的
失声和蜕变，使官民之间和贫富之间，都失去了籍以调节和润滑的中间地带。如今，每年高
达八万多起的抗争事件，已经直接来自农民、工人等广大弱势群体.少数保存风骨、坚持仗
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则融入到这类抗争中，通称为“维权”。换言之，“六四”之后，知识
分子也被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替政府说话，一方为民众代言。
目前，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达到“世界之最”。标志贫富分化的基
尼系数，官方承认已经超过0.45，达到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算上中国官场和社会精
英中，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这一数字更高，甚至可能高达0.6，不仅超过“警戒线”，
还创下“世界纪录”。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可以说，这些，
都是“六四”镇压的后果。
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转型和平达成，彼时，初露苗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必然得到及时遏制。断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时至今日，当局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可能朝前走，也可能往后退。朝前走，
就是切实展开拖延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和透明机制，监督官商两界，平抑收入差
距，进而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康庄大道。惟将触动特权阶层的既得
利益，主导者可能冒莫测的风险.往后退，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以胡锦涛
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往后退”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中国早有古训：“不患
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锦涛往后退，祇需搞几波“杀富济贫”，暂时也能缩小收入差距，
祇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今年五月底，中共政治局就“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召开
专门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一贯“温文尔雅”的总书记胡锦涛，“训话”中颇有几分
“火气”。看上去，是流露其对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官吏之阳奉阴违的不满和不耐烦。但也很
可能祇是借机敲打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为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铺路：排斥江系人马，
扶持团派子弟。
因为，目前很显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大多出自“上海帮”或江系势力。如果胡锦
涛的“火气”，仅仅是出于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所谓解决中国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也不过就是一句空话，仿如各种“严打”运动般，刮一阵风罢了。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
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一
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
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若不那样，何以保持
“世界第一”？ ◆
首发北京之春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狱中作家奖”的评选办法要点
奖名：狱中作家奖
奖金：两千美元
授奖人数：一人
提名范围：本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狱中作家”名单（及国际笔会名单中国部分）中仍
在系狱或获释后仍在“剥夺政治权利”期者；
评选程序：会员提名，狱委投票决定，报理事会批准；
提名时间：200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
颁奖日期：2006年11月10日的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颁奖项目：奖状，奖金，颁奖辞。
提名邮寄信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林昭纪念奖评选办法要点
（2006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