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曾经响彻云霄。共产党的各级官吏也曾经把自己说成“公仆”，把人民说成“主人”。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这种关系也起了质的变化。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那些“主人”们逐渐沦为“弱勢群体”：“公仆”们则蜕变成“新富”的铮友。

2006年7月6日下午，北京市建委住宅发展与保障处处长程建华在首都之窗直播间说了一番话。看看这个不大不小的“公仆”是如何蒙骗“主人”的，这倒应了一句成语：恶仆欺主；（这种蒙骗“欺主”几十年如一日！）他说：

“目前北京对住房的旺盛需求导致房价出现了较快上涨，但房价过度下跌会破坏经济运行，因此房价应该适度上涨。”

这位“公仆”分析原因说：“……建筑成本提高及土地招拍挂的诱导等因素，本市近年来的房价出现了较快上涨，但上涨的幅度不大，所以大家能够承受”。

再看看“公仆”蒙骗“主人”的奇妙“论证”：

“房价跌了也不好。原来一千万的房子，贷款八百万元，房价缩水一半变成了五百万元……给银行带来了风险。如果不想还了，风险都转嫁给了银行。所以，房价的过度下跌也会破坏经济的运行，所以房价应该是……适度地上涨。”

什么叫“招拍挂的诱导”？是谁诱导谁？是政府诱导房地产开发商吧？这里市场交换居然成了诱导，也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吗？程先生有难言之隐，“大家能够承受”，这个“大家”是些什么人？看来程先生欲说还休，难以交代清楚。这里采用的是老手法：囫囵吞枣，王顾左右而言他。

共产党的官员有一个思维定势，他们总是将老百姓当阿斗。这位共产官僚，经济学知识等于负！为什么说是负？若是零，顶多是听者不信。负，则是伎俩低下，完全暴露了其欺压蒙骗的马脚，还抛出一个拙劣的“论证”。这不奇怪，长期以来，中共的所谓“组织路线”就是不断“吐优纳劣”；类似如此无知无德的人，自然会用在“住宅发展与保障处”的肥缺岗位上，以便于和铮友密切配合。

不明白的老百姓自然认为：减价五百万，当然还不了八百万贷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个名为“公仆”实为“官员”的人，蒙骗老百姓的手段就是八个字：偷换概念，似是而非。一是不说明一千万是售价还是成本价；二是将贷款混同成本。贷款是资金来源，资金不是成本，这是普通常识。按常识来计算，如果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贷款800万，用300万汇给国外的子女去挥霍或自己去嫖娼包二奶，用10万给银行信贷员当好处费，另给相关的党官贿赂50万（这后两项开支在大陆是必须的），用其余的440万盖成房子，售1000万，可以净赚560万（利润翻倍以上，事实见下）。售800万则赚360万，挥霍贿赂后还能还贷。如果像党官说的“房价缩水一半变成了五百万”，则还赚60万。因为贷款800万只有440万用于盖房，只不过他们少赚了一些钱。所以，就是降价一半也没有“风险都转嫁给了银行”。若不挥霍，则还贷有余，很正常。

显然，官长大人关心的早已不是“我党的基本群众”，即所谓“工人阶级、城市贫民、贫下中农”了；他必定站在“政府大出纳”（官办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一边；因为在大陆“权贵经济”下，官员、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了。此事路人皆知！

那么，结局是风险只能贡献给“主人”了：“主人”们在被中共“解放”了的几十年中现正在经历“下岗”和两极分化的贫困……大陆新浪网站刊登一篇文章《警惕房产价格问题正在滑向政治》，以事实说明了房产泡沫的危害和可能的后果。此文警告说：房价虚高“乃是社会矛盾积聚后的一种客观反映，这种现象本身具有值得深思和警惕的内在原因——人民对于房地产价格虚高以及狂涨所造成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形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但是作者忘了，“公仆”有武警，你忍无可忍又能奈何！

非常凑巧，就在7月7日《北京青年报》12版登载了《不透明房价像“过街老鼠”引起公愤》。该文证实，房产售价与成本之比，都在2—2.5之间：成本每平方米1800元左右，售价在3600—4500元之间。房地产开发商利润幅度在1倍到1.5倍，这在大陆是有代表性的。

有一位投资房地产的港商，记者问他：“为什么房价这样高？”那位港商说：“我也奇怪，怎么卖那么贵？这钱赚得都让我发毛。不就是钢筋、水泥、沙子、管道吗？怎么一平米就能卖10000多元？这， 这怎么说呢。”——港商都不忍心了！

这位港商觉得：钱赚得都让他发毛！其实，他不要发毛，在中国大陆是“权贵经济”，赚钱有“法律”保障！我们有几亿人口供其宰割，放开干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就在首都之窗，这位“公仆”还教导了他的“主人”，他表示：

“房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不应求房价就要涨，供过于求局部就要跌。”

我替这位共产党小官僚悲哀。他居然忘了决定价格的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共产理论经典”劳动价值论的交换价值；一个是权贵经济下的市场垄断和抄作。数典忘祖，忘了共产理论那还是合格的共产官僚吗？有谁不知道在大陆垄断行业如铁路、电讯、金融和石油化工等的高额垄断利润？程先生乃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也！推而广之，哪一个共产官僚不是如此呢！他们早已利令智昏，权迷心窍，良知泯灭，还不及上面说的那位港商。

请这位官员看看国内“群众”的舆论吧：在国内，商品房及家居用品是居民消费的最大份额，但是住房消费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购买住房使得大部分人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的“苦力”和“负翁”，他们一辈子，甚至下辈子的钱，都被商品房给吞没了。尽管中国的房子是由世界上最便宜的劳动力建造的，使用的是相对便宜的原材料。但中国的商品房价格，即使是与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算低。看看许小年的文章《走入迷途的中国房价》，那里有关于房价泡沫的计算和中肯分析。

土地能从三个方面为政府带来收入：一是土地出让金收入；二是包括土地直接税和房地产开发相关间接税在内的税收收入；三是利用土地进行的融资，包括土地抵押贷款等。取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是最直接、最便利的增加收入的手段。政府通常会将更多的划拨土地转为经营性供地，甚至采用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再转为商业用地，通过招拍挂的形式进行供应，以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供应，有的地区甚至由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制造“土地供应紧张”的假象，故意抬高地价，提高土地出让金，导致地价在房地产价格中的绝对数不断增大，促进了住房价格的上涨。这在一些大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

2002年以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形成了一个垄断的、由房地产开发商操纵价格的市场，其增长速度远在其他商品之上，据资料载，两年（2003—2004）增长了四分之一。这种情况不仅使得国内房地产市场产品质量与服务差、价格高，而且也让这一市场成了财富聚集、获得暴利、贪污腐化十分严重的市场。通过房地产市场不仅让国家大量财政收入流失，也让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一些“经济学家”，可能得到了房地产开发商扔过来的一块骨头，在房地产市场表现得颇为恶劣，他们推波助澜，为高房价论证，既缺少专业素质，又睁眼不看事实。这也是大陆学术腐败生产出来的假冒伪劣品种；这些人乃是“亦商亦官亦文”，职业常常改变，但同样面目可憎，心肝全无！官商结合，“官文一体”，可怜中华大地上的“主人”该做何想？

前不久，美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世界第二富豪巴非特决定将他一生累积下来的近五百亿美元财富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其中83%捐给世界首富比尔。盖兹的基金会，其他部分分别捐给他的三个子女所主持的基金会。巴非特的这一举动再次使美国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巴非特此举在美国绝非个别现象。美国除了以民主自由和人权立国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值得骄傲和世人所学习。其中美国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热情和大度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美国民间每年的捐款数额，平均每个美国人捐款的数量，都高居世界首位。它不仅标志著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是美国精神的具体体现。这里我可以随便举几个数据来加以说明： 据统计，1998年美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组织达160多万个，年收入超过l万亿美元，其中各类捐款就达到四千亿美元，而且大部分来自民间捐款。据美国税务局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人每年人均捐款近千美元； 笔尔。盖兹曾公开表示，除了留给自己妻子和每一位子女一千万美元遗产外，其他的所有财产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也就是说只留下不到千分之一的财产给自己的家人，其他的全部贡献给社会。最近他还宣布，从明年开始，他将逐步退出微软的管理层，而将全部精力用于管理自己的基金会。他的基金会拥有近3百亿美元资产，主要用于支持全球各地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过去几年里，他的基金会已经在预防艾滋病、儿童教育和健康、图书领域向全世界提供了240亿美元的援助；

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建立的基金会拥有超过一百亿美元的资产，主要用于援助新移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重建。在过去二十年间，共捐出了超过二百亿美元的财富用于全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包括支持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进行重建。他曾一次捐赠一亿美元给处在战乱中的波士尼亚。他也曾支持中国有关机构数百万美元从事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选举。他曾在他的书中提到，他努力去创造财富的唯一动力是在全球建立开放社会；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属所拥有基金会在过去近一百年里共计向社会捐出了超过五百亿美元财产。我曾与洛克菲勒的孙女有过来往。她为人非常节俭。我与她认识很长时间后，才知道她是洛克菲勒的孙女。当我得知她是洛克菲勒孙女后，曾大吃一惊，因为她平时花钱就象一个出生于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一样。后来她告诉我，她家庭从小就教导她，财富来之不易，不应浪费资源，而且每个月给她的零用钱比一般人家庭还少；

美国大学4000多所大学大多数是私立性质，比如众所周知的常春藤八大名校全部是私立大学。仅这八所大学一年收到的民间捐款就接近百亿美元。美国的大学生只要成绩好，根本不要担心学费问题，因为民间有大量的基金会给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以上几个例子只是美国慈善事业的冰山一角。美国无疑是全世界最慷慨、最具同情心的国家。美国政府设有专门的“对外援助署”（USAID）。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总数已超过一万亿美元。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2004年中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各类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额量仅占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1%，大约一百亿人民币，还不到上面列举的几个美国民间基金会所拥有的资金的零头。在国家工商局和全国各地的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总数，已经超过1000万家，而曾经捐助过公益事业的，至今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说，其余的99%的企业至今没有捐过一分钱。中国政府最引以为自豪的希望工程在过去的十几年也只募到十几亿元人民币，平均到全中国人头上，一人不到一块钱，而且多数捐款者都是海外华人。

如此一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要想在各方面赶上美国，象美国一样赢得世人的尊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国家的文明与进步，仅凭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最主要的指标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尤其是国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爱心——它是整个社会永续发展和进步的基石。

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身分，我叫吴幼明，1974年出生，警号湖北005676，一级警司，现为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区公安分局西塞派出所民警。我1994年参警，先后在巡警支队、下陆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等单位工作过。公安机关以前长期被称作国家专政机关，国家的暴力机器，我在有着严格纪律约束的半军事化管理的公安机关里工作了十二年，这种体制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很深的。
然后我想说说我个人又在体制下作了什么。2000年我个人创办了一份民间刊物《水沫》，经过六年的坚持，《水沫》一共出版了11期，另有三册特刊出版，在社会上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影响。我是一个警察, 这点常常让人觉得奇怪, 国家体制机器的一员为何却业余从事看起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写作？还编辑出版一份没有合法身分的民刊？其实, 我做《水沫》主要是为了收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和思想界的多元化声音, 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可能性。
　　从90年代未开始, 我觉得中国进入了一个加速度发展时期,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人们的观念越来越趋向于统一, 那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将所有东西甚至自己的身体资源都可以转化为商品去出售。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作家、艺术家、思想家们在思考创作；我想编辑一本综合性民刊来收集这些地下的多元化声音, 并努力传播给更多的读者, 为我们身处的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留下一些记录。
　　作为《水沫》的唯一编辑, 我没有一个统一的选稿标准, 我从不判断某个作品好或是坏, 很多观念绝然相反的作品都出现在《水沫》之中，这引起一些人对我的置疑。而我认为, 重要的是作品里是否有作者的思考, 是否准确的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碰撞, 是否具备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比如在2002年出版的《水沫》6期中,收入了16岁的天津女孩李逃的三首诗, 其中诗歌《慌乱》的全文是”我怎么才能坐的塌实/我心里揣着危险的种子/我可以点燃一根香烟/也可以点燃一座房子”, 这首诗将她那个年龄段女孩的迷惘冲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后听说李逃进了精神病院, 我至今还没把《水沫》6期的样刊寄给她, 因为联系不上了。在同期内, 还有安徽诗人管党生的一首诗， “16大要开了/看来要换人了/换什么人/换上那个眼神呆滞的人/还是那个看起来经验丰富的人/这并不重要/汽车的部件出了问题/换司机有什么用/何况是近期繁殖的司机” 。这期杂志在上海, 一个原学潮参与者读后,当时就傻了。他89年后政治上受了打击万念俱灰, 在上海作着一个不问世事的小公务员；他没想到中国居然有人写这种大胆的 “反诗”, 更没想到还有人将这诗编印传播, 还毫无顾忌的公开自己的联络地址。事实上《水沫》并不强调政治上的对抗, 我同样用过文联干部、中共党员诗人的作品；我认为你所反对的就是你将要成为的。我不想让任何一种声音在《水沫》中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我更重视的是各种声音出现的社会背景。
　　中国历来出暴民与顺民, 更多的是两者的混合体, 太平时当顺民, 一有风吹草动乌合之众就纠合成为暴民。在这种不健康的民族精神氛围下, 永远缺乏一套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批评话语系统, 没有一种对社会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反思的力量；要么是百忍为安, 要么是官逼民反。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无非是两种结局：一是象宋江那样受招安；二是象朱元璋一样取而代之作皇帝。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从秦朝开始就没有一种真正的进步, 永远在来回旋转。包括毛泽东, 他在革命尚未成功, 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就发表了《沁园春·雪》, 词中以”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自比；可见毛后期走向个人极权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也走不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怪圈。《水沫》所要作的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这个体制约束, 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最大可能性。我从来不赞成任何盲目的愤怒, 我认为理性的去做一些民主表达的实事更有意义。
　　我的理想是让《水沫》成为一个大的文化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期待的不是读者对《水沫》的认同, 而是期待着有更多反对和争鸣的声音参与进来，”不认同” 才是《水沫》的精神。我想用民间的声音去一点一点消解官方媒体的众口一辞, 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尽一份力量。不管前方是否存在着危险, 我想我会一直坚定的走下去。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就是2006年1月5日晚我以真名和真实身份在网络上发表了《为什么交警都热爱罚款》一文，文中揭露了我在黄石市交警支队黄石港交警大队工作期间，大队长谢崇明给黄石港交警大队的每一个路面民警制定罚款任务的事。当时的罚款任务为：每名民警月纠章量不得低于180起，平均每起纠章的罚款额不得低于50元（这样每名民警的月罚款额就不能少于9000元），否则就要按比例扣民警的月百分考勤。 根据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任何单位不得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指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以罚款数额作为考核交通警察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我对谢崇明的这种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抵制并上书黃石市交警支队政治处和黃石市公安局局长王庆华反映情况，后来的结果是我被调离到离家很远的郊区派出所工作。此文发表后我接到了全国各地600多个网友（其中包含50多名警察）支持我的短信、电话和邮件，有24个媒体的工作人员（其中有电视、报刊、网络、电台）与我联系过，《我爱摇滚乐》杂志刊登了我发在网上的帖子全文，《南都周刊》就此事发了一个专访。
其后我又写了《罚款任务猛如虎》、《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两文，在网上同样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其中反响最强烈的就是我的同行和其他基层公务员们。可以这样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在网上用真名公开公安机关领导给基层民警下达罚款任务的警察。此前有不少民警用匿名的方式在网上讲述了罚款任务的情况，2005年湖北省随州市的几十名交警还集体到湖北省委上访，抗议随州市交警支队领导给民警下达月罚款30000元的高额罚款任务，此事导致了随州市交警支队长被撤职；但这些民警均没有以自己的真实身分向公众公开罚款任务的内幕，所以他们这次上访事件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之中。
我为什么会在参警12年后的2006年通过网络媒体向公众公开罚款任务的内幕呢？我20岁参警，在一个纪律部队里，一个人很容易受到群体性价值观念的影响，就象一只生活在蚁群中的蚂蚁，每天都和同伴们一起忙碌工作，却从未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意义和价值。在巡警队时，我认为听领导的话积极工作要求进步才是好民警，对领导制定罚款任务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1996年调到了派出所，我的思想渐渐起了一些变化，但在行动上没有改变。我在派出所里是创收骨干，抓嫖抓赌、处理治安案件都是把好手。1999年我调到交警，日常工作中几乎以罚款为主要任务，领导们也单纯的以罚款数额来考核民警们的工作量，我渐渐地对罚款任务越来越反感。在大多数月份里，我还是完成了罚款任务, 也有未完成任务而被大队领导扣钱的日子。从2004年开始，我开始自觉对领导制定的罚款任务依法予以抵制，每个月都主动不完成罚款任务，对领导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下这段对话是我接受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郭嘉轩的采访时说的：
　郭问：”作为交警，你在工作时就要对违章司机开罚单，你上班不开罚单，就象工人上班不生产一样，这明明是不作为，你怎么还说自己是个好警察呢?” 我说:”警察和工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工人不生产, 他就是不作为; 而交警是公务员, 他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和人民, 他并不是只对大队长个人负责, 他不能盲目听从大队长的违法指令, 然后去不折不扣的完成。我1999年调进交警，那时候的月罚款任务是3000元，后来涨到4500元，现在涨到了9000元，权力的欲望是会无限制澎胀下去的，领导们永远也不会嫌钱多得花不完。这就象飞驰的汽车一样，如果不停的加油门加速度违章行驶，最终只会车毁人亡。只有出现了像我这样拒绝大队领导的违法指令（不合作）的民警，这个队伍才会有反思和减速的可能。换句话说，我就是交警队伍里的刹车装置。如果黄石港大队里没有我，这个大队的月罚款任务早就上升到15000元以上了，我们城区就有个大队给民警订的月罚款任务是20000元；还有个大队的某民警，月罚款额达到52000元。”
郭问：”为什么那么多民警不说出这个事实，而偏偏是你说出来呢？”我说：”黄石市八年没有公开招警，民警队伍普遍老化，交警队里大多数都是40岁左右的民警，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在家中是家庭的顶梁柱，同时他们大都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如果脱下这身警服，一个月500元都挣不到，警察身份就是他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保障，不当警察，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你让他们站出来反对领导的指令，这是强人所难，他们根本不具备反抗领导的实力。而我还年轻，也具备一定的谋生能力，如果脱下这身警服，还有把握挣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资。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敢站出来说话，那么这个体制中还要等待谁来说出这个公开的秘密呢？”
虽然新华社、《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均未刊发，但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当初发贴时我都作好了被体制开除出去的准备，现在这结果让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时代在进步，体制的宽容度也增强了，象我这样公开抵制领导违法制定的罚款指标，公开揭露体制问题的民警居然还能在公安局里正常工作，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早己不是某些人或某个机关能一手遮天的年代了。谁有能力将民主与法制的时代巨轮逆转到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话的文革时代或大兴文字狱的满清时代？没人敢讲真话，万马齐喑的沉默世界决不会是个和谐社会。只要我还留在公安局里工作一天，就可以让更多的民警们看到希望和新的可能性。其实体制并不像他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强大和不可对抗。
我以上所说的两件事例，只是想说明：体制下个人的能动性，个人选择的空间和权力都很大，就看你是如何去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微不足道，没有能力与体制对抗，正是他们的这种想法才造就了体制的强大。体制并非铁板一块，体制同样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千万人的沉默和顺从才给了体制以力量去压抑他们自身的能动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力量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体制，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能力改变自己。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尽自己的责任和能力去凭良心办事，讲真话，体制就会被改造的更和谐也更合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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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杂志2006年 7月号编辑手记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人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迅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七至八节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方舟教会在完成主日敬拜活动之后，二十余名教友赴位于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探访。

我们产生到上访村探访的念头，直接的原因是两个引子。一是作家廖亦武和艺术家高氏兄弟在海外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上访村》的著作。这本著作以大量第一手的访谈和图片资料，揭示了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中种种惊心动魄的事实。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它既是中共当局掩盖社会矛盾的遮羞布，也成为底层民众惟一的希望所在与抗争方式。在《中国上访村》一书中，记载了许许多多惨绝人寰的“访民”的经历——在今天中国，有顺民、暴民，也有“访民”，就是没有公民。在众多的访民当中，有人已在这一臭气熏天的“都市里的村庄”里住了超过十年的时间，这里已然成为他们“最后的家园”。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共当局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将“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作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原则。但就在此条例公布之后不到半个月，北京警方于一月三十一日出动大批警员，将信访村中居住的数千访民强行带走，据说这是为了确保每年二月召开的“两会”的“面子”而例行的公事。由此可见，正如政论家胡平所说的那样：“在现有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仅仅是在纸面上加强对权利的保障，只能是自我欺骗。”

第二个原因是，前段时间有几位来自上访村的基督徒前来方舟教会聚会。他们那种经常受警察骚扰的“敏感”身份，以及卑微的社会地位，使绝大多数的城市教会不敢或不便接纳他们。方舟教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家庭教会，遵循圣经的话语，实践耶稣基督的吩咐，凡是愿意倾听福音的人，都向其敞开大门。因此，不管是六四受难者的家属还是上访村的访民，不管是国安国保的秘密警察还是胡主席和温总理，我们都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主日敬拜。在主日讲道之后的分享里，这几位来自上访村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向我们讲述了上访村里的真实生活。他们虽然生活在渣滓和尘土之中，却因为信仰而蒙福。他们在受到警察殴打的时候，仍然为这些暴戾的同胞祷告。方舟教会中有许多从事律师工作和研究法学的成员，能够为这些沉冤待雪的访民提供种种专业上的帮助。但是，我们更感到，应当“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如果我们不曾亲身去上访村，又如何实现对这些受苦受难的同胞的“爱”呢？那样的隔岸观火式的“爱”，岂不成了悬浮在空中的肥皂泡？

于是，到上访村探访成为方舟教会的共识。为了此次探访，连日来方舟教会的成员们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牧师和传道人在讲道时，多次提及耶稣基督对穷乏人和冤屈人的关爱，“爱人如己”是所有律法中最大的律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做光做盐，所谓“做光做盐”，仅仅是像先知那样指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罪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自己并不在这些罪孽之外。我们更需要彻底谦卑顺服下来，更需要像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一样，去关心和帮助那些深陷绝境、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同胞——上访村的访民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整理并清洗了家中的一批旧衣服，这些旧衣服搜集起来有将近五百件之多，我们计划将这些衣物捐献给上访村的访民。方舟教会还专门针对此特别事项进行了“十元奉献”，即在每次主日聚会时，呼吁教友们为此奉献出十元人民币。在北京，十元人民币也就是一份最简单的盒饭的价钱，也相当于乘坐出租汽车的“起步价”，这个数目是大部分教友都能承担的。两个多月来，大家一共为此奉献了两千多元人民币。

这样，我们便用这笔奉献款购买各种访民急需的食品和日用品。在此次主日崇拜活动之前，方舟教会的几位同工分头到附近的超级市场里购买了面粉、方便面、食用油、盐、饼干、牛奶等食品和洗衣粉、肥皂、牙膏、牙刷、毛巾、面盆、碗等日用品。这些物品很快便将五辆车的后备箱全部装满了——当然，对于日常居住人口超过万人的上访村来说，这点物品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驱车约四十分钟，我们便到了位于北京南站附件的上访村。经过几个繁华光鲜的新兴街区，残破肮脏的贫民窟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上访村就在南二环路边上数百米外，离中国的权力中枢中南海仅仅数公里之遥。在这几条狭窄的巷子里，两边是一些食品店和杂货店，中间则四处是污水和垃圾，这里显然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当访民们发现我们这群陌生面孔的时候，都围了过来。他们当中，有的人身穿写着斗大的“冤”字的衣服，有的人拿着厚厚的申诉材料，有的人身体残疾只能推着轮椅，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戴着眼镜，访民们大概认为我们是记者或微服私访的官员，差不多将我们当作在苦难中终于见到的大救星了。有一位访民高高举起这样的标语：“胡主席，温总理，我们好想您们，您们快来看我们！”然而，胡主席和温总理并没有挂念他们。虽然从中南海驱车到这里只需要区区二十分钟，但胡主席和温总理那高贵的皮鞋岂会踏在这淤泥与垃圾之中？

我们找了一个稍稍宽阔的路口，便开始分发这批食品和日用品。一双双黑黝黝的手向我们伸了过来。“有教会来给我们送东西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呼喊着，很快周围便聚集起上百人来，他们如同过节一样，这是上访村里少有的欢乐的时刻。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后，这些物品便我们被分发完了。面对那些晚到者无比失望的神情，我们只能表达深深的歉意。我们深知，我们的探访和派发物品，对庞大的上访村乃至对每一个访民的生活来说，都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无法改变整个局面。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上访村的状况将永远这样持续下去，最终成为这个时代的不可挽救的溃疡。如果我们尝试着开始做了，也许会有更多的基督徒、教会和同胞也来尝试着如此而行。那么，某个转折点也许会由此出现——那便是爱遮盖恨、公义胜过不义；那便是“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中国已经有了数千万的基督徒和数十万的教会及团契，我们不能躲起来偷偷摸摸地持守我们的信仰，不能满足于充当礼拜天的基督徒，更不能对那些饥渴的、呻吟的、苦痛的同胞视而不见。教会不是俱乐部，信仰也并非自娱自乐甚至自慰的工具。因此，没有爱心及灵性的复兴，便没有中国教会的复兴。

方舟教会走出了这第一步。我们还计划使得这样的探访成为教会的“传统”——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便去上访村、孤儿院、养老院等地方探访。在探访中，我们获得的东西比我们给予的东西更多。我们在出发前的祷告中，求神引导、求神怜悯，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的举动不是施舍，更不是挑战。比我们带去的物品更重要的，乃是微笑、倾听、握手和拥抱。美国记者里斯曾经针对美国纽约贫民窟的状况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另一本是《与贫民窟的斗争》。里斯将贫民窟比喻为一个溺水的人，如果一个人溺水了，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先将他拉上来，然后再谈别的。如果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是无力自救的。

毫无疑问，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便是这样一个向溺水者伸出援手的人。她在面对诸多批评的时候心平气和地解释说，自己不是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不能在政治与经济层面研究并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她知道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人们失去了爱的能力。特蕾莎修女告诫公众说：“我们帮助的，是那些无论你为他做过什么，他在某些方面仍然必须依赖别人的贫穷者。总是有人说，与其给他们鱼，还不如教他们怎样钓鱼。我们只能回答，多数接受我们帮助的人，甚至已经没有了手握钓鱼杆的力气。”如此，方能实实在在地活出耶稣的模样来；如此，“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的“新天新地”方能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九日

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了。最近一段时间，几所高校因为文凭等问题发生学生群体事件，这让学生运动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也许可以作个借鉴。

前一段时间，法国大学生为了政府的就业政策重新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引起举世关注，并最终迫使政府收回原来的决策，取得了学生运动的胜利成果。这场运动让很多人想起了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并惊呼“学生运动东山再起”。

不遑多让的是美国这边。因为移民政策，美国的民权运动也有再起的趋势。移民团体几次发起全国范围的大游行，并得到学生组织的大力支持。美国学生对政治与社会议题的兴趣逐渐高涨。这似乎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样子了。

在我“挂单”做研究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生们也蠢蠢欲动。最近由于学生的串连反对，UCLA董事会已经决定撤回对与苏丹政权有牵连的公司的投资。

事情还要从两年前说起：当时媒体报道出苏丹难民营的妇女和女童在离开营地出外收集木材和水的时候，经常被苏丹士兵强暴的事情，引起了UCLA一些积极的女权运动分子的关注，她们随即发起“撤资”运动，迅速得到其他学生响应，参加人数由第一次会议的六人增加到几百人，最终组成了“行动委员会”，并得到了学校非洲研究中心的教授的支持。他们收集所有来自“国际危机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的相关报告，与其他学校的团体合办“苏丹周”唤醒人们关注，他们播放电影，组织演讲，最终，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学校当局。

去年11月4日，加大投资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投资事项，会前学生进行了积极的串连。当天会议召开前的一个小时，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沉默游行，举办记者会，强烈反对延续对与苏丹有关的公司的投资。学生的行动对董事们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当天的会议提出了关于撤资的提案。这被成为“加州学生运动历史上的又一项胜利”。

这种角色承担的例子绝不仅仅是美国和大学生群体。2005年11月17日，三名法国大学生进入巴黎郊区一所高中的生物实验室，毁坏了其中价值数万法郎的生物辨识仪器，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仪器把人当作试验工具，不仅侵犯了个人自由，而且为警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他们自然面临着走上法庭的命运。也许他们的做法不可取，但是他们这种社会关怀还是引起广泛的同情。法国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就公开表达对他们的道义支持。

在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里，学生运动是否还有空间呢？加州大学学生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关注世界范围的人权发展，推动普世价值的实现，是学生在学习自由的过程中实践自由的重要方向。无论是对抗跨国集团，还是伸张基本伦理，或者是挑战政府政策，青年学生的主张和做法都也面临质疑和批评。但是我想，他们的这种社会热情和理想主义，是没有人可以反对的。谁说小孩子无法改变社会，今天在西方的这些学生就在试图参与历史。
首发RFA

经历了12年漫长的“不可告人”的利益博弈，中国的《反垄断法》立法总算有了眉目。这该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好事。

《反垄断法》素有一国“经济宪法”之称，之于经济社会其作用之大，由此可见。然而，也有利益集团称“反‘垄断’是全盘私有化的险恶圈套”。如此一论，足让那些苦心孤旨推动反垄断法出台的专业人士惊怵，因为果真被判明是在设立“圈套”，那么，他们就解犯了“政治上正确”的纪律底线。

此外，中国的制度惯性再一次显现于《反垄断法》草案中，称曰：“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待）”。由于这个“例外”条款，《反垄断法》也就成了一个新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法的垄断”版本。由反垄断立法堕入“法的垄断”，成为中国立法史上的“准丑闻”，尽管它远没突发事件应对法那样引发普遍的质疑——盖由于它较为专业之故，少为普通世人所关注。

果真“除外”条例成为最后通过的立法条款，那可以相信：像烟草、铁路、通讯这样的行业将会少为《反垄断法》限制，而新兴的民营（私企）的新技术含量高的行业（或专门企业）反而会受到钳制。所以说，近些日子媒体炒作的“外资企业加紧预习《反垄断法》”的报道，绝非空穴来风。这说明：1，外企的母国法律背景清晰，知道的《反垄断法》与企业命运攸关的关系；2，深知中国制度惯性——更多的是“言在法外”；3，中国垄断行业与政府存在法定的利益输送关系，甚至说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如烟草、盐业、粮食等行业本身既负责市场规制的确定，自己又实行营利经营。

关于第2点，是引发对《反垄断法》大讨论的肇因。2004年上半年，有政府背景的调研专家推出了《在华跨国公司限制性竞争行为报告》；国家工商总局也随之“小狗吠，大狗咬”，发布权威文件《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两个文件引起了外企的“恐慌”，纷纷要求国家工商管理当局对文件做出完善解释…

如此案例，似乎让传统的与政府有利益输送关系的垄断行业有“转移视线”之收获。但是，中国传统垄断行业的特殊地位导致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一）这类行业腐败高发，使高薪养廉之策在此范围内犹如以雪填井。因为再高的年薪也有上限（如100万），而腐败的“合理所得”可能一次就是十年、五十年的年薪。现在亿元大案已经不是“新闻”！

（二）这类行业平均工资畸高，“央企十二强”（如电力、石油等）人均年工资高达12万元，是普通行业平均年工资5至6倍，甚至是小型民企工资水平的20倍。这必然导致托克维尔意义上“分散的、互仇的社会小团体存在”，也是社会崩盘的一个重要诱因。

（三）这类企业效率低且排斥新的市场准者，至少让新进入者要向政府主管部门花上一笔相当可观的许可申请费（含寻租），才得进入。如此，推动社会整体腐败。与此同时，作为“二级政府”或曰“代理政府”，他们更愿意操作“壳资源”－－出卖垄断衍生权、吸纳民间资本与其“挂靠”。

12年来，《反垄断法》迟迟拿不到“准生证”，这本身就是由政治垄断产生出来的问题。表面的一些利益博弈虽然影响很大，但绝不是核心问题。一党执政必然形成政府作为党的“政治公司”的存在，比方说一个地方（如县级市）的党委书记就相当于这个“第四级政治公司”的董事长，而其县（市）长则是总经理。在政治垄断且公司化的经营下，那些拥有经济垄断权力的行业则：（一）以“国字号”为荣，与政治权力公司密切协作，横向攫取地方利益，转而进行纵向输送；（二）积极寻求“由商而政”的途径，实现最本位化的官商一体。

在现有政治构架瞬时解构之整体社会风险较大即认可所谓渐进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那么，《反垄断法》既便是一件法律次品，也不应回避它的私有化导向，因为只有标准的私有化才能彻底解决政治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较为缓慢，但它绝对能够中间性地解决“权贵私有化”问题。

简言之，只有彻底私有化才能将“经济－－政治”双重垄断下的中国传统垄断行业予以解构，至少能压缩到最小空间。此后的问题则是，一部改进型的《反垄断法》再来约束新技术型私企的垄断行为。

彻底私有化，能够解决社会冲突极端化问题。因为“人手一份的资产”，便生成了“有恒产亦有恒心”的社会。设想，将国有（原叫“全民所有”）企业如石油、铁路、航空等的资产存量人均一份地分到每一个拥有中国籍的人手中，还会出现大量的上访吗？

不会的！初步估计，国有（全民）资产的人民私有化，会使每一个中国国籍人能分到30万元人民币（以现不变价格计）。考虑农村土地实际“准私有状况”，可以适当降低农村的人均货币资产获得量，同时依不同区域的人均地亩量划分等级，决定货币资产的配比。但同时规定每个农民的货币资产分得量不少于10万元的条款。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思路，在具体操作上有待全民讨论（甚至确立并启动全民公决程序）及立法确认，比如在《反垄断法》之后推出《私有化法》与《全民公决法》（可先期确立）。

时至今日，反腐败仍是个伪问题。因为腐败的根源就是权力（特别是经济资源配置的设计权力及操作权的）集中，完全私有化则可最大程度地遏止腐败。在行为经济学意义上，专制即政治垄断国家的腐败无非都是“个体主动私有化”行为。每一个腐败者，都想从公有的“大堆”上及早拿回自己的那一份。只不过，就像精细化刑法之前的血族报复那样，计量不准而已。

所以说，只有私有化才能将初始意义上的腐败冲动予以计量化。在唱之已久的“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两律悖反状态下，只有标准的私有化才是唯一的答案。换言之：只有（标准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国，只有（标准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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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8日上午构思于乡下细雨中

2006年7月19日下午定稿于小城绵逸书房

首发新世纪

The First Feminists

The American womens rights movement was born 158 years ago today, on July 19, 1848, when about 300 people gathered in Seneca Falls, New York. Their meeting was a result of long dissatisfaction. It all went back to when two of the events organizers were kept out of an abolitionist convention in London eight years before, simply for being women.

In 1840 a young woman named Elizabeth Cady accepted a marriage proposal from Henry Stanton partly so she could attend the 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 in London with him. To her shock and dismay she found when she got there that women were not permitted to speak, or even to sit with the men. Her husband was not much bothered by this and took his seat. However the abolitionist leader William Lloyd Garrison refused to speak because of it.

Elizabeth Cady Stanton, as she insisted on being called, was outraged. Lucretia Mott, a friend of hers who had also hoped to attend, was similarly dismayed, though not surprised. Mott was older and more experienced in the antislavery world, and, in conversations with her, Stanton began to realize that she wasnt held in much higher regard by white men than were the slaves on whose behalf she had come to London.

The Stantons soon settled in upstate New York, where they had met. At their home in Seneca Falls, Elizabeth Cady Stanton would be near other women who shared her views. One day, while having tea, she, Mott, and three other women, Jane Hunt, Mary Ann McClintock, and Martha Wright, began discussing the lack of rights afforded to married women, who couldnt own land or significant sums of money. Also, divorce was almost impossible from an unwilling husband, even if he abused his wife, his children, or the bottle. When divorce did occur, women had no right to the custody of their children. The group decided that to make any progress they must start by holding a convention on womens rights.

They took no more than five days to put the convention together, and they advertised it in a Seneca Falls newspaper. About 300 people attended, 40 of them men. One of them was Frederick Douglass, who was already well known for his antislavery work. He was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onventions outcome.

The meeting lasted for two days. Lucretia Motts husband, James Mott, ran it, as having a woman do so was unthinkable. Elizabeth Cady Stanton had written up a document only days before that she called the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the general tone of which mimick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t described abuses and injustices inflicted on women and demanded that they be righted.

After her opening remarks, Stanton read the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to the audience. Later the Declaration was read for a second time, after which there were votes on its various parts. Every part was controversial, but none more than its demand for the right to vote, whichwas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those present to accept because most of them were Quaker; among Quakers, even men seldom voted.

By all accounts it was Frederick Douglass who finally convinced the group of the importance of woman suffrage. We are free to say, he wrote not long after, that in respect to political rights, we hold women to be justly entitled to all we claim for men. A hundred people, 68 of them women, signed the Declaration.

Douglasss speech at the convention began a period of almost 18 years during which he was one of the womens movements most important allies. There are two obvious reasons for his support. First, many women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abolitionist movement. Second, the two causes were clearly similar in seeing a moral imperative in gaining basic civil rights for a large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at had been denied them. Despite this, the two causes did not ultimately remain fully sympathetic.

Friction between them occurred when it became apparent to the feminists that most of their male supporters, including Douglass, saw woman suffrage as secondary to suffrage for black men. Stanton and Susan B. Anthony wanted voting rights for blacks only if women got them too. At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newly formed American Equal Rights Association, Stanton demanded, Why ask educated women, who love their country, who desire to mould its institutions on the highest idea of justice and equality, who feel that their enfranchisemen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is end, why ask them to stand aside while two million ignorant men are ushered into the halls of legislation?

Despite such comments, which sometimes descended to the baldly racist, the women still wanted Frederick Douglass to speak on their behalf. But in 1868 he wrote to a woman named Josephine Griffing, whom Stanton had appointed to communicate with him: I am now devoting myself to a cause [if] not more sacred, certainly more urgent, because it is one of life and death to the long enslaved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nd this is: negro suffrage.

This debate soon divided the political parties, with Republicans dropping the fight for woman suffrag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argument for black suffrage, and Democrats picking up the womens cause in order to stave off black suffrage. As George Francis Train, a Democrat whose support Stanton and Anthony enlisted, put it, Women first and negro last is my slogan.

Black men, who had had been fighting for freedom since the nations birth, finally won the right to vote after the Civil War, with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Fifteenth Amendment in 1870. Women had to struggle for most of a century too. They waited until August 1920 to gain suffrage. By then only one woman, Charlotte Woodward, of the original 68 who had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in 1848 was alive to cast her vote, which she proudly did.

Sally Waggoner is an undergraduate at Syracuse University.

One World Cup

Soccer gives American elites the chance to celebrate nationalism in other countries but not ours.

By Steve Sailer

Just as Brazil, soccers dominant nation, has been the Country of the Future for, roughly, ever, the quadrennial arrival of another month-long World Cup reminds us that, for Americans, soccer is the Sport of the Future and always will be. Every four years Americans get lectured that the World Cup is the biggest single-sport competition on Earth and that well no doubt be hopping on this global bandwagon Real Soon Now.

Yet during the first weekend of the 2006 event, more people in America watched the World Cup on foreign-language networks such as Univision than on English-language ABC. Univision has paid $325 million for the Spanish-language rights in America to the 2010 and 2014 World Cups, while Disney (ABC and ESPN) chipped in only $100 million for the English-language rights to these same 128 games. NBC, in contrast, bought 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and 2012 Summer Olympics for $2.2 billion.

Lately, though, a soccer-crazed fraction of our post-nationalist verbal elite has switched tactics and now implies that Americans will never get excited about soccer as a spectator sport because we just dont deserve the beautiful game. In the new anthology The Thinking Fans Guide to the World Cup, novelist Dave Eggers contends that watching soccer on TV hasnt caught on here because people of influence in America long believed that soccer was the chosen sport of Communists. & If you were soccer, the sport of kings, would you want the adulation of a people who elected Bush and Cheney, not once but twice?

This World Cup in Germany offers the soccerati the opportunity to flaunt their cosmopolitanism as they elucidate the exhilarating subtleties you likely missed in that Croatia-Japan nil-nil draw because you prefer native pastimes such as baseball, basketball, or, God forbid, NASCAR. The celebrate diversity folk want America to become athl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them, the tepid 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World Cup is evidence of our bigotry, our xenophobic failure to get with the global program. As Kevin Michael Grace says, their slogan would be One people, one world, one sport, if they werent so freaked out by all the host-country fans waving German flags. Ironically, while the World Cup is an occasion for globalist preening in the U.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a prime locus for jingoism.

A common defense among intellectual soccer advocates against charges of status-climbing is that they are instead welcoming the Hispanicization of America by mass immigration. But in truth, soccer is growing in the U.S. on two distinctly separate tracks, the immigrant and the upper middle class.

When my family lived in Chicagos Uptown neighborhood, an immigrant entryway where 100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supposedly spoken in two square miles, every Saturday morning the adjoining soccer fields would swarm with white yuppie families from the posh Lincoln Park neighborhood attending American Youth Soccer Organization games. Intrigued, my wife repeatedly called AYSO to sign our boys up, but she got the runaround until she finally swore that, despite living in an immigrant neighborhood, our boys were not demonically gifted foreign soccer dervishes but just American-born klutzes like the rest of the league.

As with many aspects of American life, however, where the tangible contributions of Latin American immigration have been slower to arrive than orecasted by the advocates of multiculturalism, the enormous Hispanic influx into America has had less impact on American soccer than the census numbers would suggest. Only two of the 23 players on the U.S. World Cup roster have Spanish surnames. In contrast, six players are black, even though African-Americans overall show little interest in the game.

Soccer is by no means a bad sport to play. It’s fun, good exercise, cheap, and, unlike basketball or football, it doesn’t help to be 7-feet tall or 300 pounds. In fact, soccer shares many virtues with hiking, but there are no hiking hooligans and nobody calls you a chauvinistic boor if you don’t watch Sweden v. Paraguay on TV in the World Hiking Cup.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classes have learned that soccer is a terrific game for small children. In comparison, tee-ball generates farce, while Little League baseball inflicts humiliation on rightfielders who drop fly balls, strike out, and get picked off. (Not that I’m bitter or anything.) Via random Brownian motion, a soccer team of tykes is almost guaranteed to stumble into a few goals. (That’s why college robot-building competitions typically feature soccer matches.) When my five-year-old would trot off the field after one of his AYSO games, which he spent discussing the Power Rangers with his opponents while occasionally swiping at the ball as it rolled past, he’d brightly inquire, “Did we win? How many goals did I score?”

To us Americans, a kids’ soccer game doesn’t look all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endlessly ineffectual endeavors of the scoreless 1994 Brazil-Italy World Cup final in the Rose Bowl. Similarly, because we can’t recognize quality soccer, we’re as happy to root for our women as our men. We were ecstatic over America’s victory in the 1999 Women’s World Cup of soccer. We’d beaten the world! When cynics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ld, other than China and Norway, doesn’t much care about women’s soccer, well, that just made us even prouder of how liberated our women are, compared to those poor, oppressed women of Paris, Milan, and London, whose consciousnesses haven’t been raised enough to want to trade in their Manolo Blahniks for soccer spikes.

Why is soccer played so much around the world? The countless hand-eye co-ordination sports like tennis, golf, ping-pong, and boxing are more popular taken together than foot-eye coordination sports like soccer, hacky sack, and tlachtli (that Aztec ballgame where every contest was sudden death—the losing team captain was sacrificed to the gods). Yet no single sport commands a large market share of hand games, while soccer holds a gigantic slice among foot games—perhaps not surprisingly when consider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mpetition—and thus its position as the top sport.

Unfortunately, there’s a cost to abjuring the use of the opposable thumb: competence. While the averag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team sinks three dozen field goals per 48-minute game, the all-star squads in the knockout rounds of the 2002 World Cup averaged less than one goal per 90-minute game. The reason soccer so often seems like an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that it’s played with the wrong part of the anatomy.

For a conspicuous component of our alienated punditry, though, soccer’s ennui is perversely attractive. The New Republic,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Franklin Foer, author of the 2004 book 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 An Unlikely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has gone gaga over the World Cup.

Geopolitical theories of soccer (and soccer theories of geopolitics) trace back at least to Henry Kissinger’s bravura 1986 essay on how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character are embodied in the contrasting styles of their teams. Dr. K. majestically analogized:

The German national team plays the way its general staff prepared for the war. . . . At the same time, [it] suffers from the same disability as the famous Schlieffen plan for German strategy in World War I. There is a limit to human foresight;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those charged with executing excessively complex maneuvers cannot be calculated in advance. If the German team falls behind, or if its intricate approach yields no results, its game is shadowed by the underlying national premonition that in the end even the most dedicated effort will go unrewarded, by the nightmare that ultimately fate is cruel.

Sadly, it has been downhill for soccer highbrowisms ever since, with The New Republic posting endless World Cup Deep Thoughts, including a classic on the psycho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of 1963” and the rise of English soccer hooliganism. (Uh, actually, Suez was in 1956.)

Obsessing over soccer has “been a way of resisting assimilation, because it’s always been such a foreign phenomenon in the country,” explains Foer, who was raised in our nation’s capital by his baseball-crazed father. So Foer isn’t “resisting assimilation,” but de-assimilating away from his native culture. Not surprisingly, Foer has denounced American criticism of soccer as “Buchananite.”

The irony is that if soccer were a traditional American game, these same commentators would be excoriating it as politically retrograde. Around the world, soccer fans are far more explicitly nationalist, uneducated, working class, and reactionary (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 than those of any American sport other than professional wrestling. To the American alienists, however, lauding foreign nativists illustrates their cultural and moral superiority over their fellow Americans.

Outside the U.S., soccer players don’t start out too bright on average and a lifetime of bouncing balls off their skulls doesn’t improve matters. Not surprisingly, soccer statistics only recently surpassed the rudimentary. If Bill James, the great baseball numbers analyst, had been born in a soccer country, he would have expired of mental inanition.

In Tony Blair’s vulgarized Cool Britannia, it looks like the class war is over and the chavs have won. Even the most expensively educated captains of industry, the fans of cricket, rugby, and golf, must proclaim that since boyhood they have stood on the terraces with the lads. Because the game is only minimally entertaining to watch, it leaves many idle minds to become the devil’s workshop. While hooliganism has ebbed since 1989, when 94 fans died in a stampede at Hillsborough Stadium in Sheffield, England, and no country has invaded a soccer rival since the 1967 Futbol War between El Salvador and Honduras that cost about 2,000 lives, the level of off-field violence remains wholly alien to American sports.

To the common people of Europe, whose ancient nation-states are being dissolved by immigr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Eurocrats of Brussels, soccer provides a rare outlet for expressing their love of country. Unfortunately, in the minds of the ruling caste of Europe, the linkage between national pride and soccer hooliganism only reinforces their belief that all people of quality disdain patriotism.

While soccer is usually extolled or derided as a Eurosport—Tom Piatak calls it “the metric system in short pants”—it is actually another triumph of Anglo-Saxon culture. Sports have been played all over the world for all of history, but 19th-century Britain and its offshoots possessed a genius for self-organization. The Victorian emphasis on fair play created enough trust for local sportsmen to be able to co-operate nationally. Most of todays major spectator sports, such as baseball, basketball, track and field, ice hockey, boxing, cricket, tennis, and golf, were formalized by English-speakers in the 1800s.

Soccer, rugby, and American football evolved out of medieval English mass mêlées in which the livelier lads of rival villages would celebrate Shrove Tuesday by trying to propel an inflated pigs bladder past the other mob. In England, soccer became the gentlemans game played by thugs and rugby the thugs game played by gentlemen.

Today, the English Premier League, which formed in 1992 with the backing of Rupert Murdochs satellite TV channel, is the biggest money circuit in all of soccer, with the most fans around the world. In contrast, the professional leagues in Brazil, home to the best playing talent, are moribund due to corruption, with almost all their best players in Europe.

Strikingly, one place where soccer is not terribly popular is in Britains cultural offspring. Being equally blessed with co-operative creativity, Canadians instead devised ice hockey and Australians developed Aussie rules football.

Similarly, Americans didnt need to import soccer or rugby because we could cultivate our own variant. American football was adopted by the Republics commercial classes and refined into the most perfect sport for television the world has known. While soccer remains hamstrung by the need to keep the game affordable in the Third World, Americans could adopt costly innovations such as separat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units that make the football far more exciting than soccer, where tired players often visibly dog it around the field.

In summary, Americans play soccerat least until we are co-ordinated enough to try other sportsbut we dont watch it on TV. Quite possibly, weve found the worlds best way to deal with so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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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Sailer is TACs film critic and VDARE.coms Monday morning columnist.

Ideas whose time has come: A Conversation with Iranian philosopher Ramin Jahanbegloo

Danny Postel

Ramin Jahanbegloo, one of Iran’s preeminent intellectual figures, is currently behind bars in Tehran’s notorious E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