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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9日狱委讯】海涛/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星期二上午对开审一个月的王天成状告周叶中抄袭案做出判决，判处原告王天成败诉，驳回所有诉讼请求。王天成说，这种判决完全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完全超出了法律的范围。  前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王天成指控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和其博士研究生戴激涛合作、由人民出版社05年出版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有30多处抄袭、剽窃了王天成1999年发表的《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  星期二上午宣判之前，王天成和他请的两位律师滕彪和浦志强都相信，他们一定胜诉，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法官的宣判让他们感到十分意外。  浦志强说：“我们输在哪里？我不知道。找不到角度。这个案子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输的。”  王天成说：“这个判决是荒唐的。我们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证据。像这个案子，案情非常简单，即使是个盲人，摸一下也可以摸出来，知道谁对谁错。法院的判决是说原告方证据不足，而剽窃案是不需要多少证据的，白纸黑字是可以对照的。”  被告为受政府青睐教授 王天成的律师之一滕彪早些时候曾表示，如果纯粹从法律角度来看，原告方肯定胜诉，但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王天成认为，这些其他因素，就是政治因素。  目前从事商业工作的王天成是一位异议人士。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并留校任教。1992年因胡石根中国自由民主党组党案被判处5年徒刑。  被告周叶中是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到中南海给政治局成员讲宪法课。王天成认为，这个案子的核心就是政府支持的教授和异议人士打官司只能赢不能输。他说：“我感觉，官方觉得这是一个自由化知识分子和官方知识分子之间的征战。他们把这种事情、一个民事案子看成是政治案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背后还有些政治背景和阴谋，他们是从这个方面去看的。他们完全忘记了，我有民事诉讼权。”  原告受当局监控 王天成说，他出狱后，当局从来没有放松对他的监控，每到所谓“敏感”日期都会“光顾”。他说，政治问题不应该和法律问题混为一谈。  王天成说，他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此案被揭露出来后有媒体介入被官方禁止，有的还受到处份。北大法学院知名教授贺卫方加入了声援王天成的行列，但是贺卫方提出的证明根本没有为法庭所采用。  王天成：公道自在人心 王天成说，这个案子，在法院他们是输了，但在知识分子之间他们实际上是赢了，因为这个案情太简单不过，“公道自在人心”。他认为，他的律师尽到了责任，但“政治上的因素”律师是无法左右的，既然是政治判决而不是司法判决，那么上诉也就没有必要了。

　

【2006年7月19日狱委讯】李建军/异见网站“民主与自由网”由周日开始第四十八次被当局强行关闭，网主指责当局违反中国宪法，侵犯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及权利。而一直支持中共政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福建的网站周一凌晨被黑客攻击，并被贴上批评政府的内容。 民主与自由网在本周日中午再度被封锁，直至周一黄昏为止，网站仍然显示网站未缴费因此被封锁，未能恢复正常服务。这次是民主与自由网自二零零一年启用以来，第四十八次被封闭。 网主吴伟周一接受本台粤语组记者访问时指，中国电信向他们透露，中宣部是以言论内容敏感为理由，要求中国电信封锁民主与自由网。吴伟认为，由于平均个半月被封一次，加上中国国内愿意接受按月缴费客户的服务供应商不多，要重开都需要一段时间。 他指中国当局一次又一次封网，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侵犯了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权利。他说：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因为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网上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不应该剥夺这个权利。 本台记者曾向负责民主与自由网备案工作的广东省通讯管理局查询，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民主与自由网，又名观点网，在二零零一年成立，曾于北京、成都和广州等地正式备案注册，但亦多次被信息产业部，以政治理由取缔备案而关闭。 另外，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网站，周一凌晨被黑客攻击，被换上批评政府的内容。在周一早上，批评政府的内容才被当局去，回复正常。 本台记者曾经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及管理网站的公司查询，但两者都未有回应记者的查询。 而网络维权人士，《六四天网》的网主黄琦，接受本台访问时强调，不论中共政权如何镇压人民也好，反对者也不能以黑客行为破坏。如果任何人都自以为真理在手，可以不按法律办事，很容易令社会陷入无序状态，甚至发展成恐怖主义思想。黄琦说：也许攻击这些网站的朋友都可以说，我们是代表正义的，我们掌握了真理，代表正义一方，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不按规则办事，不按照人类通行的规则做事，那社会就会在无序的状况，本拉登也是他代表了正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中共建政前由中国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团体，是中国现时八大民主党派之一，这些民主党派都支持中共政权的统治。

　

两个月以来，余杰、王怡暗中运作，将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排斥出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人权人士的会见之外，事后隐瞒事实真相，拒不认错的丑行，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遭到广泛的批评和谴责。余杰和王怡是以中国维权人士这

　　“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　自从房地产大鳄任志强作出这样的公然宣称后，中国舆论一片哗然。官员、学者、专家、网民都跳出来发表了不少意见，意见都以批判任志强的言论为主，但都是从道德、道义上批判，就是说，都是形而上的、空洞的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显然，靠这样的方式来批任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也是毫无说服力的。
　
　　任志强只是谈了一个经济现象，如果你不同意他的判断，大可对他描叙的现象做经济分析，完全不必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更不要谈什么道德良心了，这些虚无的概念对你自己都不适用。就象你开了一个香烟铺子，我来买包４０元的中华烟，但我却只有２０元钱，你自然是不卖给我了。如果我这时堵在铺子骂你缺德、没有良心、不为我这个穷人作想。你大概只能把我当作疯子了。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任志强只是说出了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真话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搞得整个舆论都疯了。

　　舆论为真话疯狂还真是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社会就有了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官员、学者、专家的假话得以横行无忌。所以，有网友说：大陆的愚民太多。我是基本赞成的。站在商人的角度，我完全同意和理解任志强的讲话，因为他符合经济规律。站在国民的角度我也完全同意和支持任志强的讲话，因为他讲的是真话。因此，我曾经专门写帖子《何必对真话感到惊奇》，以支持任志强。

　　回过头来说那些官员和学者，他们在批判了任志强后，也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穷人买房方案，只是和大家一起ＹＹ了一阵而已，说不定到借此事骗了不少稿费，又可以多买一根钢筋，两块砖头了。而真穷人的房子还是不会有。

　　说到怎么才能买房？其实很简单，就是先看看房价，再数数自己兜里的钱有多少，就能做出准确判断了，文人那些花枝招展的文章完全帮不上忙，官员那些义正词严的政治秀也丝毫没有作用。你还是要看自己的口袋才能做出判断。数清自己口袋里的钱应该不难吧？如果数不清，我等会儿会帮你数一下。

　　有人说：我自己口袋里的钱是涨不了啦，但房价应该可以降一降啊。ＯＫ！这是头脑灵活而还没有买房的网友，不能求诸己，还可求诸外嘛。我之所以判断这位网友还没有买房，是因为如果他已经买房，他就会希望房价涨，因为他的资产才能升值啊。请大家注意:这里我只讨论经济问题，不讨论任何人、包括那位网友的道德良心问题。

　　房价能降多少？我不知道。这需要对房价做一些分析后才能做出判断。那么房价是怎样构成的呢？

    我查了一些专业网站后，找到了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构成要素：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开发成本+利润+税金+商品住宅差价

    1) 开发成本=土地使用权费+住宅建造成本+住宅建造期间费用

    2) 住宅建造成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费+附属工程费+开发间接费+其他与项目开发直接费用

    3) 住宅建造期间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

　　上面的解释看起来是复杂了一点，如果大家相信我，我可以把他合并简化一下：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土地使用权费＋住宅建造成本＋各项费用＋利润＋税金＋商品住宅差价

　　简单解释一下上面公式的各项含义：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这应该不用多解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房价，不包括契税和半房产证的各项相关费用。

　　土地使用权费：这比较复杂，但可近似理解为土地的价格，就是一亩地多少钱。

　　住宅建造成本：就是建房子的钱，例如：打地基、砌墙、楼板，主要由钢筋、水泥和砖及其所消耗的人工组成。

　　各项费用：很多。比如监理费，管理费、设计费、银行借款的利息，促销小姐的工资、广告，官员剪彩等各项花费。

　　利润：这个不用解释了吧。一般估计：利润不应该低于房价的１０％；如果能卖出去，老板当然是希望利润越高越好。

　　税金：这是国家的了，种类繁多，计有：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契税、印花税、少数城市对房地产建筑要求征收土地增值税。但这还不是多的，多的是国家各衙门的收费，有专门研究表明：

　　“仅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收费项目上看，有的地方各种收费（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商业网点费等）多达50多项。从收费比例上看，各项收费占销售收入的35%左右，相当于经营成本及费用的70%.收费过多，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导致房地产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严重扭曲了房地产商品的真实价值，直接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二是使房地产开发者和消费者都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房地产开发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三是抑制了真正意义上税收的培育和成长，“费大于税”的状况使得国家税收政策难以发挥其作为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四是收费权力属于基层部门，较为分散，且缺少约束，容易形成一种竞争收费的态势，直接扭曲了收费的性质，变成了部门创收，更容易孳生腐败。”（引自：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徐健文“关于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的思考”）

　　商品住宅差价：这个比较好解释，就是房子所在地理位置、楼层、朝向等因素会影响房价。

　　公式基本解释完了，我尝试代入数据，粗略测算一下房子的价格：

　　首先，说土地使用权费，这肯定是各地不一样，如果以大城市的郊区来看。４５万元一亩应该不算贵，也不算太便宜。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平方米土地的价格。

　　考虑到一般要求绿化率３０％，则实际用于建造房子的土地价格为：

　　４５００００／（１Ｘ６６６Ｘ７０％）＝９６５元／平方米

　　其次，说说住宅建造成本，住宅建造成本的构成很复杂，如果要详细计算，那我们得列出一个详细的建筑工程报价表，估计大家也无法看。好在北京和广州，有一般的经验数据，就是每平方米多层建筑的造价在１０００元左右。

　　各项费用：这完全没有办法精确估计，大致在房价的１０％吧，应该算低的了。

　　利润：也无法准确估计，但北京官方是建议按２０％的利润预收房地产商的所得税的。因此，按房价的２０％计算房地产商的利润是有官方依据的。

　　税金：这是最含糊的了。如果只谈狭义的房地产开发的税，主要是房价５.５％的营业税，房产说约１％／年。其他税就难计算了，总算１０％吧。如果是广义的税到好办，可就按我国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房价的２５％。另外，官方的收费就只好按前面文献的研究超过，房价的３０％了。考虑到我们只讨论发达地区的房价。而认为发达地区官府的廉洁程度高一些，把收费的比例降到２５％。这样，我们理解狭义的税费为３５％，广义的税费为５０％。

　　商品住宅差价：题目是讨论穷人的买房，这一项价格因素，我们就免考虑了吧。希望穷人不认为我是在搞歧视。

　　现在，我们假设是在一亩地上建一栋８层的多层建筑（没有电梯），来计算一下房价Ｍ：

　　Ｍ＝土地使用权费＋住宅建造成本＋各项费用＋利润＋税金＝９６５／８＋１０００＋Ｍ＊１０％＋Ｍ＊２０％＋Ｍ＊３５％

　　解方程得：Ｍ＝（９６５／８＋１０００）／（１－１０％－２０％－３５％）＝３２００元／平方米

　　这到比较符合广州郊区的房价水平。看来假设没有怎么错。就不知道是否符合北京郊区的房价水平了。哈哈！

　　做一些简单分析：

    １. 假设开发商的费用不是控制在１０％而是２０％，则代入上面的方程，我们很容易求得，房价会升到４４８０／平方米。

    ２. 同理，如果开发商主动把利润降到１０％，则房价会降到２５００／平方米；如果开发商吃多了，完全不要利润，则房价会降到２０４０元／平方米。

    ３. 假如其他都按原方程条件，国家不征收狭义的税费（房地产开发环节），则房价会降到１６００元／平方米

    ４. 假如其他都按原方程条件，而土地不要钱，则房价会降为２８６０／平方米。

    ５. 假如其他都按原方程条件，而土地费用和狭义税费都没有，则房价降到１４３０／平方米

    ６. 如果国家不收任何税费，即在５的基础上，连广义税费都不收（全环节的税都免），则房价降到１０７２／平方米

　　房子的单价已经有些眉目了，来看看一套房子的总价，官府已经有规定要早７０平方米到９０平方米的房子。按７０平方米计算：

　　正常房价是：７０Ｘ３２００＝２２.４万／套

　　我不知道穷人是否觉得贵，反正我也没有觉得便宜。２０％的首期，你需要准备约５万元才行，不要给我说４.４８万就够了，你到银行按揭试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错。

　　５万元是穷人几年的工资？广州据说有４、５百万所谓的农民工哦，平均工资１０００元怎么样？两口子存一半的钱，也得４年才能凑齐，这期间还必须绝育。不然还要借钱养小孩，就不必说存钱了。还要老天保佑，不要生病。然后还得面对３０年的每月１０００左右的月供，看来得５５岁后在生小孩了。希望到时能生得出来，而家中的父母就完全不能管了。

　　因此，穷人到底能不能买房子呢？要多少收入的才是穷人呢？据说：按国际贫困标准，一天一美圆的绝对贫困线，中国有一亿人在此以下。他们最高的月收入才只有２４０元人民币，又怎么存首期，怎么还月供呢？房价就算降到１００元一平方米，他们能买起吗？

　　因此，穷人要住得起房子，只指望房价降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考虑更多：

    １. 想法增加自己的收入，使自己变成不穷的人。

    ２. 国家把地还给人民，自己盖干打垒，茅草棚（事实上，贫困地区农民就是这样做的）。

    ３. 政府精简机构，降低行政成本。为穷人提供居屋和公屋（香港就有现成经验）

    ４. 租便宜的破房子住

    ５. 睡天桥下面

    ６. 政府大楼夜晚免费开放，为穷人提供住宿。

    ７. 开放社会慈善团体，让有良心道德的人为穷人提供住宿，免得他们总是在网上空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明显得出下列结论：

　　
    １.房价受多方面因素制约。降房价不只是房地产商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在税收、行政收费、资金供应和土地供应量及价格这四个方面垄断，对房价的操控远高过地产商。因此，政府对房价负有更大的责任。
　　
    ２．专家学者都没有说真话，他们所谓的为“穷人”呼吁是假的，那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穷人。只是想在城市买房子而没有买成的“准中产”。
　　
    ３.真正的穷人就是房价降了也买不起房，因此政府和社会有责任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由于中国没有民间慈善机构，这个任务就只好由政府独立承担了。
　　
    ４.房价还是交由市场调控才对，要点是，政府不能垄断资金供应和土地供应，消除行政收费，减少税收。
　　
    ５.经济问题可以通过算帐发现真相并寻求解决路径，而不必靠空喊道德口号来煽情。

北大的校友薛涌先生最近提出，随着香港地区的大学进入内地招生，一些优秀的生源将逐渐分流，这样的竞争将会成为迫使北大清华沦为二流大学的一个因素。他的说法引发了媒体和网络的热烈争论。我觉得，无论如何，对于北大清华以及内地高校来说，薛先生的告诫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作为一个在北大任教的学者，我认为虽然存在着使内地大学“相形见绌”的可能，但香港的大学如果能够在一个更加合理的框架内与内地高校竞争，也完全可能成为提升而不是降低内地大学层次的因素。

 

实际上，从招生引起的这样的讨论应当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让我们反思一下，内地大学在学术、教育以及管理制度等诸多层面上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如何改进我们的体制，以便使内地高校在这种竞争格局中不仅不沉沦，而且更上层次。这里不妨举出几个我作为教师感到最严重的问题，作点简要的讨论。

 

大学的官僚化问题。与香港以及台湾和国外许多大学相比，内地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官僚化。这体现在大学领导层的官员性质，整个管理过程中的行政色彩，以及学者在决策中的边缘化。大学校长分为副部级和正厅级不过是这种官僚化的一个表征，整个大学中有官职者人数众多（某大学流行的说法：“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公文成山，会议似海，官员们在决策以及资源分配上近水楼台，凡此种种，都使得大学更像是官场。官僚制使得大学之间无法展开个性上的竞争，官僚的特点只能是想方设法确保任期内不“出事”，任满后有一个更高的去处。我们观察一些西方国家，校长的教育哲学的差异便足以给大学的品格以不同的塑造，诸如洪堡对柏林大学的自由主义教育和学术观的奠定；艾略特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的校长任期里将其教育理念逐渐推行，最终使哈佛由一个地方性学院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全国性的名校；年仅三十岁的哈钦斯在他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任内（1929-1950）大刀阔斧地推进所谓“哈钦斯计划”，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二十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充满争议，参看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29-330）……反观我们的校长们，有多少人具有如此教育哲学？当然，我们知道，即便个别人有点雄心，恐怕也很难实施，因为按照我们的《高等教育法》，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开放程度。开放程度低下也许是制约内地大学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出类拔萃的最大瓶颈。香港的大学通常是在世界范围内选任教授以及管理者，同时在知识的向度上，也多以西方为取向目标。大体上，大学的语言以英文为主流，这无疑便利了国际间知识与思想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同时，由于处在一个个人自由得到法律严格保障的社会里，大学可以很便利地获得世界各地的各种资讯。例如，那里不会有哪个网站被屏蔽，书店里销售着来自各国的学术和其他书籍，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某个课题被归类为“敏感问题”而不允许召开学术研讨会。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不同。说来难以置信，在北大这样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号召的学校里，教授们上网还受到校园网关的严格限制，上域外网站既费用不菲，又处处受阻（当然，屏蔽网站的不是大学）。前一段时间，我很想对于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法治改革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刚刚获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作些分析，都是，市面上既买不到这类报纸，上网查，每一个相关网站都打不开，可谓一筹莫展。在这种环境下，大学能够成为一流，那才是咄咄怪事。

 

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指的是教师和学生在免于法律、机构规章以及公众压力不合理干预或限制的情况下从事教授、学习以及探索知识和进行研究的自由。在教师这方面，学术自由包括可以探讨任何引起他们求知兴趣的课题；可向他们的同事、学生以及公众发表他们的成果；可以出版他们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结论而不受限制和审查；可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地与香港之间在大学学术自由空间方面的差异也许可以通过发生在2000年香港大学的锺庭耀事件清楚地显示出来。

 

私立大学。与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东方国家的一流大学通常多为国立或公立大学，但是像日本、韩国以及台湾、香港都有很具活力与个性的私立或教会大学，例如早稻田、延世、东吴等，它们可以发展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可以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与国立及公立大学展开竞争。这种教育的竞争格局本身就促使国立大学不敢松懈，积极进取，否则便会受到来自民意机关、舆论以及纳税人的巨大压力。其实，在1952年之前，我们也有相当好的私立或教会大学。在法律教育界著名的“南东吴，北朝阳”，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她的法学院在三四十年代乃是整个东亚最好的法学院；朝阳学院是私立大学，在法律教育上也是成就卓著。另外，还有著名的私立南开大学、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等等。但是，1952年院系调整的结果，私立全改国立，教会大学一律停办，大学都成为国家所有，至今仍然没有一所真正的正规私立大学。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学之间又如何开展竞争？没有了竞争，想办一流大学最多也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教育内容。一位朋友有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去年考取了港大。他跟我解释为什么为孩子选择港大——“尽管本科学制只有三年，但是，老贺，那里教和学的内容可全是干货啊！”我无言以对。

 

2006-7-17

《琴声如诉》，［法］杜拉斯著，王道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18.00元。

　　凌越(诗人)
　　
　　在许多读者看来，玛格丽特·杜拉斯首先是《情人》的作者。在我看来，和《琴声如诉》情感上的节制和冷峻相比，《情人》不过是一部感伤而任性的通俗读物而已。《琴声如诉》是1958年出版的，其时杜拉斯44岁，是她写作的一个转折点，传统小说固有的许多要素都被她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物心理活动和内在感受的关注，因而杜拉斯也被评论家理所当然地视为“新小说”的一员，尽管她从来就不是“新小说”热心的参与者。这是一部激情洋溢的作品，只要你不把激情简单地理解为歇斯底里，有时候隐忍不发反而蕴藏着更大的激情。

　　小说情节很简单:小说主人公安娜·戴巴莱斯特是外省某海滨城市一家企业经理的年轻的妻子，每星期五带孩子到一位女钢琴师家中去上钢琴课，女教师所住的公寓楼下面有一家咖啡馆。小说开始，在孩子上课的时候，楼下咖啡馆发生了一起情杀案，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他所爱的女人。下课以后，安娜看了咖啡馆出事现场，之后的一段时间，安娜又不断来到这家咖啡馆，每次都会遇见一位蓝眼睛青年肖万，并和他聊天，他们从情杀案谈起，模模糊糊地又带出自身的某些经历和情感。小说的主体其实就是二人的谈话，众多的信息——包括两人的身份等，都是在谈话中隐约透露出来的。

　　杜拉斯关心的就是情感本身，或者按她的话说就是“那个叫做爱情的难题”。情感说到底是无形的，最拙劣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无疑就是“直抒胸臆”(某种程度上)，就像后来杜拉斯在《情人》中冒险一试的那样。在《琴声如诉》中，杜拉斯为情感找到了合适的载体——对话。小说一开始就是对话:“‘琴谱上写的两个字，你念念看？’钢琴女教师说。”此后对话完全主宰了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当然是安娜和肖万的数次对话，而且这些对话显然独具匠心。对对话的描写，使杜拉斯“安全”地将笔触控制在事物的表层，许多评论都认为《琴声如诉》着力刻画心理，可是在这部小说中，你看不到任何一个“他想”或是“她想”，所有对心理的刻画都是通过对话和行动折射出来的。——这当然是更高明也是更谦逊的做法。许多时候就是这样，你对“表层”越是倾心描绘，你越是容易达到理想的深度，作家如果试图直接按照自己的有“深度”的思想去图解反而会显得傲慢和浅薄。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杜拉斯说:“它不提出任何说法，不作任何解释。”“它”当然是指小说。

　　《琴声如诉》中的对话——或者说安娜和肖万的对话还自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含蓄和躲闪。因为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安娜和肖万并不熟悉，当然通过对话，我们知道肖万上一年六月曾经作为冶炼场的工人代表，去过安娜的家——别忘了安娜的丈夫是工厂的经理，“在您一半袒露在外的胸前，戴着一朵白木兰花”，可是安娜对此却是完全没有印象；而且他们的谈话自始至终都被小说家安排在咖啡馆这个公众场所进行，屋外玩耍的孩子、一边打毛衣一边不时偷觑两位主角的老板娘，还有咖啡馆里的顾客，成为自觉不自觉的监视者，使得两位主角的谈话更加暧昧难明。

　　新小说作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限定自己的叙述视角，罗伯－格里耶就曾在《新小说》一文中攻击巴尔扎克小说中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是上帝，“只能是上帝”，接着又自豪地写道:“在我们的作品中，相反，只是‘一个人’，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像，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他受着感情欲望支配，一个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人。书本只是在叙述他的有限的、不确定的经验。”《琴声如诉》显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小说不仅出自个人的视角，而且这个视角本身在小说中又受到多重“监视”，因而小说人物的对话和他们的心理之间平添了一道障碍，他们的对话因此只能似是而非，有时候甚至显得前言不搭后语，可是对话之间的空白和断裂正是杜拉斯心之所系，而在这个看起来有些局促的小说空间中，杜拉斯被证明是一位有勇气的智慧的作家。所谓戴着镣铐跳舞即是如此吧。

热言时代 　　傅国涌　(学者) 　　 　　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的时代离不开时评，时评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时评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 　　——傅国涌 　　 　　《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无非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前者是新闻，后者是言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报纸的两翼，缺一不可。报纸的言论通常是以时评的形式出现的，包括社评和社外撰稿人执笔的个论等。自从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以来，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岁月里，时评都是报纸的生命线。曾几何时，时评消失了，代之以副刊中带有更多文学色彩的杂文，这当然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时评是每日的生命，是日复一日的拱卒，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来说，以直截了当的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时评，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近些年来，仿佛一夜之间，新闻界重新发现了时评，许多报纸都有了时评版面，连杂文也都有时评化的趋势，这当中《南方都市报》的努力就是不可忽略的。现在出版的时评精选显示的正是南都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实绩。在这些或平静或炽烈的文字背后，是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是社会生活的起伏脉动，无论是以那种形式出现的时评，我们都能读出作者和报纸的诚意、忧虑与关切。 　　什么样的时评才是好时评？我总是一再地想起王芸生1943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看重庆，念中原》。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不是文学化、哲学化的转弯抹角的文字，而是直面现实、毫无遮掩的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难怪当时此文一出，大街小巷争相传阅，拍手称快。这样的时评注定要永远留在新闻史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良心。《大公报》当年为这篇时评付出了停刊三天的代价。我们深知，要产生真正的好时评一定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言论环境，离不开写作者本身内在的道义关怀、人格追求。前者，不是凭一己之力一时所能做到的。后者却是每个人可以自我要求的。 　　批判是时评存在的意义所在，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面对真问题，说出自己真实的良心判断，这是时评这一特有的文体所承载的使命。相反，不痛不痒、缠上一层又一层裹脚布的“时评”，戴着镣铐舞蹈的“时评”，常常失去了时评的本来面目，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南方都市报》，我虽然还没能看到足以与王芸生、张季鸾这些前辈相媲美的文字，但它已走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一点，透过这本时评精选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南方都市报》把这个时代命名为“热言时代”，并以自己在言论上的探索参与这个时代。我觉得，这确是恢复或接续“文人论政”传统的一种努力，尽管这个传统在一个新的变化了的时代里是否还能放射出夺目的异彩，今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包括《南方都市报》在内的这么多报纸对时评的重视本身，就有可能开创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来。毫无疑问，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的时代离不开时评，时评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不是时评家书斋中赏玩的对象，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时评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真正有生命力的时评不需要黄金铸造的桂冠，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它加冕。

《文与画》，汪曾祺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3月版，24元。

　　
　　　
　　汪曾祺的怀旧文章写得好。一个人爱怀旧，原因很多，其中不免有些无奈现实中说不出的寂寞。汪曾祺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光被拉去写样板戏，自是无奈。重生后再写些自己的心里话，却有人拿他的痛心史说事，乃感寂寞。汪曾祺和黄永玉都是和沈从文很亲的后辈，据说当年在上海时曾亲密无间，从黄裳的一篇文章看出，“文革”后的十几年，汪与黄已不大来往。黄裳觉得对两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依我看来，热闹的黄永玉比寂寞的汪曾祺损失小一些。

　　汪曾祺主张小说要短:“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和他同时代的几位名满天下的小说家，似乎更擅长制作宏大叙事的巨著。他的短篇小说变成了鹤群里的小鸡，不过这小鸡是齐白石笔法的小鸡，虽然是寥寥几笔的小品，也足以传世。他的散文也与同时代的散文家不同，更像比他年长的丰子恺、梁实秋那一路了。在文字的世界里，能和汪曾祺对话的同代人并不多。

　　在晚年，汪曾祺挥去生活的无奈，化为平和清雅的文字，慰藉了人心的寂寞。兴致高时，他也画画写字吟诗了。这本是传统文人的雅好，然而在这个时代也成了清流。在新编的《文与画》中，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汪曾祺的书画，心里说不出的舒服。汪曾祺的画，是快乐的画，也许他见过生活中太多的不快乐，想借画遣兴:“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画画只为快乐这一点，很像他早年的好朋友黄永玉，可惜他们也没有多少机会一起探讨绘画了，这对他们真是大损失。汪曾祺不仅画得有意思，看画也很有见地。他说，曾经见过一张“小丁”丁聪的老爸“老丁”丁悚的画，画面简练:一个人在扬袖而舞；另一人据案饮酒，神情似在对舞者的嘲笑。画之右侧题诗一首:“张郎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张郎当筵舞，恐更郎当舞袖长。”笔意在国画和漫画之间，能题这样也深也浅，富于阅历的诗的画家似乎没有了。我想，今天能像他这样写“也深也浅，富于阅历”的家常话的作家也越来越少了。

　　汪曾祺写字画画只是为了自娱自乐，顺手送送朋友，讨个彼此会心一笑。就像他做菜一样，也是为了自己小日子过得自在点，再请些朋友一起品尝谈天。然而晚年名声太大，相干不相干的人都来求字求画了。他人太好了，有求必应，画画本可健身，如今反而累坏了身子。看过一篇写他在外地开笔会的文章，求画的人太多，他竟要熬夜作画。而要画者中有不相识不懂画的无赖，他也委屈自己，满足别人，看到这里，我想汪曾祺如果有一点黄永玉那样的“匪气”该多好，至少能让自己过得更自在一点。

　　单从汪曾祺的文章书画中看，这是一个潇洒快乐的老头。然而，我竟莫名地读出他的内心是寂寞的，我想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他总希望后来人不要有那么多他们这一代经历过的遗憾与寂寞。他想用自己的笔让人自在些、快乐点。
　　

　　继《失乐园》震撼日本文坛9年之后，“写情圣手”渡边淳一的新作《爱的流放地》又因其对于男女“终极之爱”的描绘而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在纯爱之风吹遍日本大地的背景下，这部小说犹如一股强劲的逆流，其中过激的性描写显得格外“抢眼”，而作家本人也对时下的纯爱风潮进行了辛辣的反讽。

　　探讨“终极之爱”

　　尽管婚外恋几乎成了渡边淳一作品的“永恒主题”，但他却称自己在《失乐园》中描写的是使身心都得以愈合的成年人的纯爱，不过这次他想写的并非纯爱，而是想探究男人和女人在所谓的“终极之爱”面前，会有何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爱的流放地》描写了陷入困顿的作家村尾菊治与有3个孩子的家庭主妇冬香之间的不伦恋情。为了同菊治幽会，冬香抛下了丈夫和孩子，得到的却是从未体验过的近乎疯狂的性快感。随着冬香的死，两人的恋情最终大白于天下，小说的场景也移至法庭，现实社会终究无法理解这种男女间的私情，菊治只得发出绝望的呼喊。

　　渡边淳一说，作品中的主人公自认为找到了“终极之爱”，那就是令人销魂的性爱，而男人和女人最根本的差别恰恰表现在这里。相比女性对怀孕、生子的展望，男人的性爱随着激情褪去也急速萎靡，思维随之处于闭塞状态。这种根本性差别，以前没人在小说中写过。

　　“纯爱”是幼稚的爱

　　这部小说最先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时，过激的性描写就屡遭非议，有人甚至在网上大骂渡边淳一变态。渡边淳一则反唇相讥：“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想证明文字依然充满魅力。”

　　针对时下横扫日本文艺界的纯爱风潮，渡边淳一认为不少人深信没有肉体关系、只有精神相连的爱是最为纯粹的，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未成熟的幼稚的爱。而真正至高无上的爱应该是精神和肉体两者紧贴在一起，身心都像疯了似地在燃烧，这样的爱才能得以纯粹、升华。

　　《爱的流放地》中所描绘的达到忘我境地的“终极之爱”可说是纯爱的顶点，能否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最高的愉悦”靠的并非是理智，而是感性。小说下半部所写到的庭审也正是体验过那种顶点感觉的人与不知其况味者之间的一场战争。

　　同名电影即将开拍《爱的流放地》(上、下)于5月20日一上柜，即受到热烈追捧，不仅早早登上日本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首位，销量也轻松突破了20万套。随着同名电影将于7月下旬开拍、今年冬天上映，日本媒体预测该片有望超越《失乐园》40亿日元的票房纪录。而到那时，渡边淳一重返日本作家纳税排行榜也就指日可待了。

　　作为日本“恋爱小说第一人”，渡边淳一表示写《爱的流放地》是因为受到了有人说他无法超越《失乐园》的刺激，自己始终会将“写情”作为创作的主线。从今年8月开始，渡边淳一将在日本《产经新闻》上连载以繁华的京都为背景的最新小说。此番走入他视线的是一位沉溺于浮华世界的舞伎，而爱与性依然是他“永恒的主题”。

美国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代表作《尸骨袋》，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首印1.5万册。这是世界恐怖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斯蒂芬·金抛开了传统小说通过描述具体形象来获得恐怖效果的方式，而是不遗余力地营造事件的气氛来震慑读者。人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尸骨袋》对斯蒂芬·金2003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