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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古龙等大侠逐渐淡出江湖之后，大陆开始打造自己的新武侠传人。近日，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将一些卓有名声的新武侠小说作家作品汇编成集，并以“武侠在仁道，天地有公心”为序列，预期推出10本，旨在反映大陆新武侠创作的最高水准。

武侠小说评论家坐镇

“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第一批推出的是《小椴作品》、《步非烟作品》、《小非作品》、《杨叛作品》四本。象征博大壮阔的“武”归属小椴、象征自由不拘的“侠”归于步非烟、象征存在主义的“在”归于小非，象征平民关怀的“仁”归于杨叛。

从图书市场上动辄青春气息浓郁的武侠小说装帧来看，长江社很刻意规避了这一点。他们并没有采用卡通动漫的常规做法，而是以黑色为底，突出白字与红印。整个封面稳重而不乏亮色，灵性十足。

“我们要做经典，不是做流行。要让装帧配得上内容。这不是简单的一季两季的图书。是我们看到新武侠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已经有这么一批作品接近或者达到了经典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氛围内我们才有这样的选择。”主持出版此书的长江社负责人方平如是解释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装帧设计。

不仅仅是装帧上慎重，这套书系也邀请了德高望重的武侠评论泰斗宁宗一和严家炎出任顾问，而年轻一辈的知名学者王一川、孔庆东、汤哲声等出任编委，更有珠海社罗立群、新华书店刘国辉跨社相助，《今古传奇·武侠版》的两位新武侠方面的权威人物冯知明、向麒钢（凤歌）也应邀出任丛书的主编。

高学历、海归派投身新武侠小说的创作

记者了解到，著名新派武侠宗师温瑞安为该书系题写了名为《把手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的序。温瑞安认为，这部“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彻底有力、高瞻远瞩、大气大概地做了足以烛照过去、灿亮未来的武侠大计”，并相信“部分作者肯定可以写出传世巨著，并得到大众的认可”。

“武侠在仁道，天地有公心”，前面四字已经名花有主，后面六字会花落谁家？对于日益壮大的武侠创作群体来说，挑选合适的六人，无疑会让人觉得“乱花迷眼”。

“经典是需要被检验的，也是需要被认可的。”丛书的责任编辑何性松认为，“这套丛书是做经典的，选取的作品也一定是要有这个资格。”至于怎样才获得这个资格，何性松认为读者是最好的检验者：“很多读者是看着这批小说家成长起来的，也有些读者是看着这些小说成长起来的。他们与作者作品感情深厚，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据悉，因为大陆新武侠的发展，许多作者投身武侠小说的创作。这些作者中很大一部分拥有高学历，既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有英美名校的“海归派”。除开整体的高知现象，他们的个人职业却呈现出各种差异，士农工学商几乎无所不包。“兼容并包是一种特色，百花齐放是一种方向。”几乎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和评论界人士注意到此点，他们认为作者的高知与丰富的经历，都是促使新武侠小说超越旧派武侠小说的因素。

长江文艺出版社将以“武侠在仁道，天地有公心”为序列推出10本新武侠作品 .

　　陆天明（作家）：
　　这是文坛的堕落！
　　为什么文坛会集体失语？我觉得，首先媒体应该自己责问。媒体关注的重心不是谴责这种抄袭的行为，而是炒作，无形之中助长了他这样的行为。北京的一家大报，竟然整版报道，还配上郭的大幅照片，却一点都没有谴责之意。并且媒体在事后一直没有追问这件事情，导致了现在说真话的人不多的情况。
　　其次，这是市场经济下道德的丧失。郭敬明之所以这样，就其本身来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感到惊叹的是为什么他这样子还有那么多的出版社为他出书，难道为了挣钱什么底线都能丢掉吗？这真的是一种荒芜，一种文坛的堕落。这样的文坛注定是会垮的。
　　我觉得应该要有严谨的社会环境，给予青年们以宽容的态度，但是不能过分宽容。最起码的诚信一定要有，市场经济诚信也很重要，文人应该有诚信。郭敬明这样的形象一旦树立了，会影响已经置身文坛，或者关心文坛的以及将要进入文坛的好多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方方（作家）：
　　跟他们没有对话的语境
　　对于郭敬明这一事件，首先我很高兴张悦然能站出来说话。我欣赏她的态度。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作家就应该有必要和责任站出来说话。我不想说，但不代表没有勇气来说，也不代表没有是非观和道德观。而是要看我的说话对象是谁，彼此之间能否进行正常的对话。
　　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对话语境。一旦有人站出来说话，就会遭遇一群蒙面人失去理性的谩骂，就像一群疯子和流氓。试想，如果你在大街上，遭遇流氓和疯子，你是不是应该抽身走人？
　　我觉得，整个事件，它的是非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法院已经作出明确的判决，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难道还需要我们这些前辈作家来说吗？为什么作家一定要站出来说话呢？我不认为作家有责任和义务来做这件事，他们不是八九岁的孩子了，都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应该学会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现在的问题是，是非都这样清楚了，但还是有那么多“粉丝”去盲目追捧和崇拜，我觉得这不是作家的责任，不是文学的责任，而是整个教育的责任。未来的生存环境都是他们的，连他们自己都那么不珍惜这种环境，我们有什么责任？作家没有责任去教育别人，作家不说没有任何责任。即使需要我们说，也需要一个正常的环境。

　　谢有顺（评论家）：
　　法律的意见才是最终意见
　　这件事情发生后，张悦然给我打过电话，但我确实不想说。这件事情不需要一个非常伟大的争论。这是一个常识。它的道德是如此的清晰，作为郭敬明，他的个人选择，肯定是不对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说明。
　　我为什么不愿意说？我比较反感现在媒体的焦点都聚集在80后的小孩子身上。其实，在中国，比它严重的抄袭案件，有谁说过要道歉吗？那些大学教授抄袭，不照样道貌岸然地出没在校园里吗？这是整体性的一个道德自律问题，我们的人格、文格，其实都面临一个严重的挑战。
　　一个事件发生后，常会有人质问批评家，为什么不发表批评？我申明，批评家不会对任何事情去发表批评。在郭敬明事件中，法律的意见才是最终的意见。遵纪守法是任何一个公民的常识。不需要在法律之外，再去给出一个额外的警示。如果有人说，这对一个批评家来说，是丧失了立场、人格和良知，那么，这么伟大的道德要求实在是太沉重了。批评家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发表意见。王小波曾经在他的一篇杂文中这样说过，永远在判断是非的人，对文明的贡献是最少的。我个人很警惕成为这样的判断师。有的批评家专门判断是非，还有一种是用创造的方式，来介入社会，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方式。沈从文对时代所表现出的爱与恨，远不似老舍那般的强烈，但是他也实实在在地做着事情，编著《中国服饰史》，你不能说他没有道德是非，这也是一种创造的方式，也是知识者的一种良心。不能所有的人都做老舍，向社会表现出凛然的是非观，还要有人做沈从文，有人做钱钟书，他们一样可以贡献社会。

　　陈村（作家）：
　　这事该他爸管
　　郭敬明做了不对的事情，理应遭到读者的唾弃。但是，这事不该由我们来管。谁该管？他爸该管，买他书的读者也该管。如果他抄袭了，读者拒绝买他的书，谁买谁耻辱，这种抵制才是真正有用的。

　　苏童（作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因此没有任何可以发表的意见。

　　张欣（作家）：
　　我不方便说
　　关于这件事情我确实不方便说，但我唯一能说的是要有一种“自省”的精神。

    在纪念中国的“六四”的今天，我倒想讲讲以色列的故事。

    在各种民族记忆的历史中，犹太人对大屠杀的记忆工作是最为出类拔萃的。最近《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如何加强对于过去苦难历史的民族记忆的报道，对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这样曾经在暴政下生活过的人民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借鉴. 58年前，以色列在充满敌意的中东地区建立国家，结束了上千年的漂泊历史。从建国的第一天起，铭刻历史在人民的心中就是他们不分朝野的重要工作。他们的做法包括：开展记忆之旅，派遣学生到波兰等地的集中营遗址参观，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苦难的氛围；现身说法，让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后代晚辈经常聚会，让后者聆听苦难的每一个细节，并且让他们了解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可以亲自见证到历史苦难的人，以加强他们心中的历史使命意识；进行常态性记忆，以至于一直到今天，几乎每天都仍然有与大屠杀有关的文章出现在以色列的媒体上。曾经研究过以色列的历史记忆的记者TomSegev认为，“集中营记忆”根本就是维系以色列这个小而强的民族的精神纽带，他指出：“大屠杀是以色列认同的核心，为所有以色列人共同分享，在大屠杀面前，一切分歧都不存在。”

    记忆的层面也在不断的深化过程中。与已往注重对整个民族悲剧的记忆和对纳粹的追究不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记忆围绕着个人，关注那些弱小的个体如何在巨大的命运面前维护人性的光辉，关注那些普通的受难者们如何在集中营中共同分享一块小小的面包，如何保护失去双亲的孤儿，如何彼此鼓励对方的生存意志等等。新翻修开幕的大屠杀博物馆的设计就体现了这种平民记忆的风格，那里陈列了大量不知名的受难者的书信，诗篇和绘画作品，电脑系统中贮存了大量的文件和照片。现在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还有22万人左右，他们在“二战”是大多还是儿童，但是现在已经是年迈的长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投入到建构历史记忆的民族集体工作中，不少人每年花大量时间陪同青少年旅行到波兰的集中营遗址，在承载了他们的苦难的现场向子孙们讲述一个个普通人度过浩劫的故事。尽管回忆是痛苦的，一遍遍的回忆更是反复的精神折磨，但是这已经成了那22万人的历史使命，他们仿佛传递教会秘密的使者，精心搭建民族记忆的宫殿。

    没有人可以比今天的以色列人更以自己的民族为骄傲的了，这样一个沙漠中的孤岛，在世界扮演的角色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欧洲传统大国。按理说他们有理由忘记或者淡化苦难的历史记忆，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拥抱新世纪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他们选择了不断记忆，而且不断是刷新记忆，他们选择了让记忆成为生活的重心，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中国也有过苦难，有过文革和六四这样绝对比犹太人大屠杀更悲壮的民族悲剧。但是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愿意回忆呢？提到“六四”，那些有着各种话语权力的人就出来说“让过去的过去吧”，这，同样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不是吗？

    （2006年5月24日）◆ 北京之春7月号

“党国一家”、“党即国家”的司法逻辑   评李元龙案一审判决书 刘　路

2006年7月13日,即开庭两个月后，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对李元龙案做出一审判决：李元龙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这个结果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在大陆目前的司法环境下，这样的一个政治性案件要求法院做出无罪判决是一种奢望。并且，相对于同类案件，这个结果是最轻的。但是，作为辩护人，笔者仍然不能不对判决书的逻辑感到惊讶。因为它欲说还休、羞羞答答地告诉世人：在大陆中国，党国一家，党即国家。 证据无法得出结论 判决书列举了11份证据，除了证据5之外，都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程序性证据，其证据本身及其组合与指控的罪名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 1、证据1系上诉人的供述，证据2和证据3分别是李元龙妻子和儿子的证言，这些证据仅仅证明李元龙通过互联网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了四篇批评中共的文章。没有涉及到文章的内容是否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品质。 2、证据4为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手稿、打印件及刑事照片,这些证据只印证上述文稿为李元龙所写，没有涉及到文章的内容。 3、证据6、7、8系鉴定结论，仅印证文章系李元龙所撰写、传送，同样没有涉及到文章的内容。 4、证据9《关于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有关证据的说明》证明李元龙文章在海外的反映：“点击率为1532人次，回复率为25人次。”没有证明这些读者受到李元龙的煽动，产生颠覆国家政权的想法或者准备采取行动。     5、证据10证明《看中国》、《新世纪》、《人民报》等网站在海外。对本案没有实际意义。     6、证据11贵州省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e视通装拆业务登记单证实：李元龙于2005年2月5日在该公司开通了e视通业务。对本案没有实际意义。 不仅攻击党，而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因为上述证据无法得出结论，判决书在对证据五进行分析时说： “证据5 下载网页《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 死的可悲》、《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证实：该四篇文章不仅充斥着污蔑、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语，而且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 这是指控李元龙的核心证据，但是，判决书并没有列举这四篇文章中哪些文字“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并且经过法庭质证，公诉人也没有列举出上诉人的只字片语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含义。公诉人的逻辑是“污蔑、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等于颠覆国家政权”，因为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领导力量。这个逻辑遭到了李元龙及辩护律师的批驳。判决书悄悄更改了这个说法，但却虚构事实，污蔑李元龙文章中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但这却是无中生有的陷害！根据司法惯例，法庭认定被告人杀了人，总要说明杀了谁，如何杀，使用了何种凶器，岂能凭空诬陷？毕节地区中院认定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排除了批评中共的言辞作为根据，那么，请举出哪怕只言片语作为证据来支持这个结论，毕节中级法院没有丝毫证据可以在判决书上列举，让李元龙如何认罪？ 再次退回党即国家的逻辑 原审法院无法回避没有证据证明李元龙的文章中存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这一客观事实，只有可怜巴巴的退回到公诉人的逻辑，判决书说： “被告人李元龙采用一些虚假的、没有合法来源的消息并加以夸大和歪曲，写入其文章，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而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在这里，“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进一步描绘成：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而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首先，李元龙采用的消息是否虚假、是否没有合法性来源，公诉机关并没有予以证实，甚至在公诉机关给国家安全机关的退查材料中，对文章中关于“六四屠杀”和中共夺取政权以及执政期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要求提供真实材料来证伪，国安在补充材料中言明他们无法提供，可见，李元龙的说法并没有被判定虚假，至于是否具有合法性来源，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而且，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对每一条信息的来源都安排一个“合法性”渠道，恐怕受众将不胜其累，信息将为之闭塞。 其次，污蔑、攻击中共，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情绪性指控，客观的描述其实就是批评中共，中共作为执政党，肩负管理国家、服务人民的重任，中共不是封建皇帝，李元龙作为人民的一员对其提出批评似乎并不该被视为大逆不道，至于批评中共等于颠覆中共的执政地位，进而就颠覆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我们看不出法庭的逻辑鸿沟是如何跨越的。并且，法庭在这里又退回到公诉人的逻辑上去了，即：党国一家，党即国家。 欲加之罪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元龙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系列文章，夸大、歪曲、捏造事实，发表、传播有害信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施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客观行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系列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后，被多人次点击并回复，具有较强的煽动性，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成了危害。被告人李元龙明知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文章，可能导致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对此结果持希望的态度，其主观上的故意明显。 首先，“夸大、歪曲、捏造事实”，在十一分证据中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发表传播有害信息”，要害是信息何谓有害？如果说批评的信息即为有害，那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岂不是成了歌功颂德的自由？ 其次，批评中共是客观事实，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证据何在？证据缺失，“实施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客观行为”这一结论，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再次，文章发表后多人点击并回复，“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成了危害”。有何根据呢？25人次回复，有些人还有不同意见，就能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造成危害”，那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岂不成了“风吹吹就会坏”的林妹妹了？判决书这样评价我国的国家政权，岂不是对其合法性的极度不自信？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极度不信任？ 最后，判决书说，“被告人李元龙明知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文章，可能导致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对此结果持希望的态度，其主观上的故意明显。” 真是抬举李元龙啊，原来李的几篇文章就能“导致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发生”，李元龙的文章岂不成了精神原子弹？并且，互联网上比李的文章更深刻、更激烈的文字每天都浩如烟海、广泛流传，真有如此效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岂不早就灰飞烟灭？怎么至今坚如磐石？而且有能力把李元龙关进大牢？ 可见，法庭的逻辑前提不过是杞人忧天，对犯罪构成的分析不过是强词夺理，对李元龙的判定不过是欲加之罪。 如此胡判，夫复何言？ “党即国家”,不过是“朕即国家”的变种,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皇权（党权）至上的意识仍然指导着司法审判，批评执政党仍然被看作危害国家安全，不能不说是对“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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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0年，我就读的中学来了一批“下放干部”。他们住到最西边的一间教室，打的地铺。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来了，只看到他们经常坐在地铺上开会。有一回，他们忙着往教室西墙上贴大字报，嘻嘻哈哈地发着议论。我至今仍记得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胖子说的话：批判“白专道路”、“分数挂帅”，学习好的来批才有说服力。

这些年的人生阅历，使我经常想起这句话。

我所以要说说“资格”，这句话实在是我个人精神史的榫子。

我从“资格”两个字看到的首先是一些青年的多重苦痛。

我认识几个真正底层的正直青年，当然是现在已经非常稀缺的优秀青年。他们即使什么都缺少，唯独改变黑暗中国的想法不少。每每听到他们痛彻肺腑的诉说，我的心情便格外沉重。底层的青少年就这样，由于家庭教育文化含量极低（我猜几千年没啥长进），也接触不到什么“高人”，即便碰上“比较有头脑的人”，也未必能有缘订交。他们纯朴、急切、苦闷……这些“少年卢骚”大多处于自生自灭、孤独迷茫的境地。“愤怒”于丑恶当然不是这些青年的缺点，正如怀抱理想不是青年的缺点一样。我跟他们交流不可能为了息怒、制怒，因为我自己也还怀着一颗“愤青”的心。我从王朔作品或者互联网知道“愤青”一词，好像都是贬义的。我不明白在如此黑暗的社会，“愤怒的青年”有什么不对劲。在我看来，如果人的概念涵有超出动物的伦理意义，没有了道义激情，便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佛教固消极，唯其消极得彻底才成了佛教。但佛教确实从非制度的层面将世间的险恶说透了。不信教的中国正直青年，是彻底积极的。说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一无所有的苦难者，挫折面前会灰心丧气，但只要不是宗教消极主义的，挫折过后便还会抗争奋斗。这往往意味着终身的内外不宁。我完全通过孤独的摸索才终于知道：现在的人只要基本温饱有所依靠、知识结构大致健全，就能建立多方面的积极平衡。无所谓真相假相的自然界，既平衡着又激烈躁动着；人的非消极平衡则一定建基于对种种真相的认知。

正直青年几乎都是天生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不耐烦甚至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多思索。“做事的资格”便是我漫长摸索之后出于挚爱与责任，（我由此回想到我接触过的兄长）跟青年朋友“说出真相”的主题之一。首先当然是：只有对苦难有充分了解与准备的青年，才有可能炼成丰满的正直品格。

我甚至有些武断、霸道地警告青年朋友说：现在的中国没你们多少可做的事，诸如维护人权等需要做也做不完的事情，首先也不是你们的事情。真想改变中国的话，需要的首先是努力解决好共产党政府不能给予一丝关爱的生存，和尽可能多快好省地知道方方面面的真相。就像没有性生活还想生育的男女一样，我自己因为知道得少耗费了太多的情感心力。“民主自由为什么迟迟不能受孕于中国”，这是青年人首先要弄清楚的。共产党说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我到1996年才终于懂得：如果一个社会的先锋是青年，而不是相对成熟智慧的中年老年，这个社会就是无望的，至少说明了父辈祖辈们不够勇敢，很可能更是不良成人利用或者煽动着青年而已。当然，必须在例如真诚可信的李大钊、陈独秀们与道德低劣、手段残忍的毛泽东们之间作出区分……。

我坚持认为，首先要有道义激情，要有鲜明的爱憎，其次才是力争让自己的知识、技能，与正义感对称平衡起来。正直的青年首先是把这个“其次”做好。我当然看到了，很多青年知道得少的时候还能可爱些；一旦知道得多了就变得圆滑犬儒了，这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不能因为有人浪费而不种地了的比喻。我不知道，卢梭的科学艺术堕落论，是不是源于对人的日常观察有感而发。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一些人正是在知道多了、能量大了之后变坏了。

但是，科学艺术本身当然没有堕落的酵母，“知道”本身决非坏事，知道得越多越不是坏事。现在的中国大学除了一点专业知识以外，也差不多笼罩在无知愚昧之中了，即便是博导离开专业领域，一开口就叫人听不下去，甚至连普通工人农民的良知都没有了。例如院士政协委员钟南山，作为抗击SARS的专家型英雄之一，很了不起的，可最近自己的手提被抢，就迁怒到废除收容遣送上来，显出了思想上的鄙陋。但鄙陋归鄙陋，钟南山这个名字意味着多种意义上的资格。假如没有SARS，专业之外便言不及义的钟南山，恐怕也享受不到让省委书记、100多警察为他的手提忙活的待遇。钟南山不傻。

不傻甚至很有些精明的胡适，其实不傻甚至也有些精明的鲁迅，都曾赞美过“傻子”。但中国人内心里都盼着别人做“傻子”，很少有人愿意做“傻子”。偶有几个傻子活着，所有的“社会资格”被褫夺光了，以至最无知的看客都敢吐几口痰水以示非我族类。

我喜爱的一些青年无一不是“傻子”。中国也真正太需要有些生气，这生气当然主要通过道义实践才能开发出来。但是，正直的青年的确不太可能充当实践的主体。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成长为“不傻的傻子”。

不傻不是世故，但肯定包含了了解世故。就世故的“基因”而言，我相信中南海决不比乡村更文化更高级，是一样的，否则，那些谈不上有多少学识智慧的人物不可能成为党政国家领导人。

中国人的世故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我以为就在：即便是崇尚道义，也要使道义的人生比重缩到最小。这个秘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存在了。儒家讲不讲道义？讲的，但一定不能讲得太多，即便讲道义，也要包裹在宗法秩序或者干脆说皇权秩序中来讲。今天的官场（广义的，不限于官员）开明派，骨子里都以“维护党国秩序”为重，只是希望压迫剥削得轻一点，并非真正在意民众的苦难，决意要造成新国家。这个“不逾矩”的本领在孔子那里就有了。在存在论意义上，中国是一个官民对立极为严重的社会，但在诸子百家及其徒子徒孙们那里，站在民的立场上的言说实在太少，即便说到了爱民、恤民，那意思还在为官着想——我的概括就是：中国其实一直没有左的政治传统，有的只是右的传统。请不要跟我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扶助农工”、“瑞金苏维埃”等等，我是说“中国政治”（或者同样语义不清的“华夏政治”？）。今日所谓政治精英（在道德的意义上念成政治痞子亦无不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狼狈为奸，哪一个朝代不如此？“不合礼度”的一律是“贼”，大盗贼反可以称王。昔日慈禧党骂革命党的话今又成时尚新论了，值此官民矛盾尖锐年头，不奇怪的。当然欧美也只是到了现代普选与广庇型福利制度实行，才开始有了左翼政治——说明迄今人类有光的历史实在不是从耶稣教开始的，更说明如今的中国在政治上还相当于中世纪末期。

中国的“体制内精英”历来的本领之一就是只有道义表演而无道义冲动。内心深处的冲动是有的，那是因为人有良知本能。但到了社会表现的层面就被压抑住了，而只有明眼人一望即知的空洞词句。不是因为精英了才如此，而是因为不如此便不能成为精英。“一成 ‘人物’便无足观”确实是中国入彀、吸纳、招安、隐逸、挤压、逍遥等传统共同作用下的一大奇观。

我活在世上看到了，许多人即便崇尚质朴的道义，也要从道义之外挣一些“资格”来。东林党、维新党人要是没有著书立说，谁还记得他们？要是平民家庭的瓦文萨身陷中国，歇着吧。我观察到，许多人物的精力主要用在努力表现自己有学问识时务甚至很有古文化功底会写古诗会唱京剧很尊重权力因此宁肯上书也不肯撕破脸皮……更多的则愿意在权力者面前，尽量表现自己的“懂事”；若能在权力者眼前奚落、虐待几下“傻子”，简直就是“机运”了。有智慧鉴别家破解说：显示学问、见识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否则连发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了。有道理，你看现在共产党对普通工农下手就比对知识分子狠多了，对一般知识分子又比对“高级”知识分子狠多了。也没道理，只要想想毛泽东时代就够了。中国是怪物，有太多的颠倒错乱。

中国是一个混乱无规矩的社会。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充满怪异规矩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凶险规矩的社会。这个“规矩”当然不在课堂书本上，而在人们的日常言行中，很多其实是千年不变一直存活着的。按照一些社会理论，欲使老规矩改变甚至非得指靠“灾变”的恩赐了。

天才是极少极少的，通常成为精英的道路也是一条漫长的煎熬之路。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话包含的种种意味，对各类精英都适用的。熬到省部级甚至国家级容易吗？熬到手了华发已生，人上人的滋味才开始，怎么肯解构“婆媳规矩”？“学术带头人”、“国务院津贴奖”、“跨世纪人才”等等等等，都是要经受官场式的煎熬的。拿发财来说，无论索贿行贿，都有一个“门槛资格关”要过的。抛开价值评判不谈，就算是黑社会头目，混到手也是要些本领的。

也抛开价值评判不谈，真正的“民运领袖”是要付出种种人生大代价的，可没有那些多少赚了点“国际声誉”的“作家”们幸运。一般底层青年并不能知道代价的丰富社会意味。我多少旁观到了一些，当然在多种意义上有责任告诉他们，以免他们多了种种不谙世事的迷失。有些兄长辈对青年人不甚负责，客观上把热血青年当成了工具。

“资格”往往是一张无形而坚硬的资源凭证。例如同样一句话，讲还是不讲、由谁来讲，大有讲究。很多小人物一直试图发起一些事情，不灵光，没人接你的茬，由此知道不光在官场，规矩都一样厉害。同样一句话，讲的人不同影响效果不同；同一个想法提出来的人不同，变成实际的可能便不同。有“鸡毛成令箭”、“放屁也香”，更有人微言轻、心血白费、一动不如一静的。等等等等。一般悟性不够天才的底层青年哪里知道这些呢！

抛开权力霸权、话语有无霸权不谈，例如福科所做的学问肯定有中国人也容易理解的生活内容，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与一些青年一样，不服气很多规矩，但我自己就是一路被“规矩”折磨过来的。我不希望善良青年因为善良而格外多吃苦头，因为不懂“中国规矩”而格外多碰壁。这个苦头不光吃的是共产党的，还吃的是成了风俗的“人情世故”的。我跟青年朋友说：例如我们的很多想法谭嗣同一代甚至更早些的王韬、郭嵩焘们都说到了，但因为不是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或者现在的胡锦涛们说的、想的，即使是治国（省、县）的良方，也差不多只能是无影无踪的意念随风而逝。不要说芸芸众生和痞子党及其官僚们了，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也是有很多“潜规矩”的。我自己因为全靠自个儿摸索，到1996年才对方方面面有了大致健全的了解。我希望青年人成长得快一些、顺当一些。我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知道的说给青年！

现在的我也还不服“规矩”，但“服不服”与“行不行”自古以来就是两回事。

“中国规矩”依然是现中国的主要规矩。往深里说，这个“规矩”是每天都在吃人、杀人的！这个“规矩”的核心是“名分”。遇罗克们或死或伤，就栽在这个“名分”而不是所谓的“血统”上。同样的红卫兵或者自由化分子，“名分”不同命运也不同。更不用说同名不同实的红卫兵与自由化分子了。腐败集团及其“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不也是一种“自由化势力”吗？

这些年舆论批评“应试教育”，没看到有谁说：只有学习好的才有批评“应试教育”的资格。抛开中国各种“应试教育”都有许多弊端，尤其党校教育、官场文凭大跃进、硕士博士招生弊端丛生不说，的确也有很多人希望回到变相“推荐上大学”的荒唐时代。但是，无论什么人，不论愿意不愿意批评、有没有批评的能力，倒是似乎都不面对批评“应试教育”的资格门槛的。可无论人们对“党化教育”、“垄断教育”、“工具教育”、“应试教育”如何批评，改变或者维持中国教育的资格却只攥在少数统治者那里。1970年过去30多年了，人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远远超出了当年对“白专道路”、“分数挂帅”批判的水准，但有关“资格”的格局，依然如故。

到人世活过几十年，自以为看到人世的大概了，不妨多一些自己的判断，而不必到处打听“权威看法”了——没有资格是一件紧要的事情，没有权威紧要么？真正的权威实际上是一种多维信用支票，往往需要几十年来验其真假。私域多见于友谊，公域呢？学术、制度……我个人经历过三阶段，先是从众的，1979年刚进入大学，还处在谁批评毛泽东就跟谁急的阶段；后来拒绝权威主义（不必翻译为威权政治并以为有了区别）政治，但认为象征着一种资格的权威还是难免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精神无政府主义；最后觉得将权威与人格联系起来是非理性的，认理不认人虽然难，但是对的，也已经足够。一些青年喜欢到处跑拜见权威，不这样视野开展得慢，但害处是多了认人不认理的危险。我个人现在的处置办法是：尽可能少一些私人交往，保持对非人格信息的了解，以便对任何人都没有为其隐、为其辩的羁绊。这样做人需要经历“虽生犹死”般的孤寂——“设若一孤魂，游戏人世间。”

抛开具体是非善恶不论，实际上人一生下来，就入了资格的藩篱。人家就是人家不是自己家；别人的喜怒哀乐不是我的……归根到底，资格只能是个人的资格，夫妻共家的资格，说到底还是要分摊到男女各方。欧美社会讲资格其实更普遍，除了人们之间权界清晰且直接交易不容易出岔子的，和上帝也说不清道理的（例如文学艺术），几乎所有职业都实行准入证制度。要紧的是，除了国家机密，所有的准入信息都是透明的。中国呢，很多应当规范的资格没有规范，很多应当公开的资格信息没有公开，越是要紧的、人们普遍关心的，越是要交给黑箱。所以，各种与共产党进行各种合作的人，都似乎有了成为“不明身份者的”的嫌疑。当然，共产党秘密培养的合作者，资格标准就更见不得人了，我猜是两条：有才能；人品差。

由资历深、资格老的来打破旧格局是改革；由普通民众来打破旧格局是革命。中国有史以来未有大变的格局，太需要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了。

首发民主中国

穷途末路，北韩导弹有可能袭击中国 綦彦臣

流氓国家即金二独裁集团试射导弹，已经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有报道称：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致决定制裁朝鲜。因此，金二集团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更大。 面对金二集团的导弹诈术，在中国乐以军事副刊赚钱的官方报业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中国青年报所属的《青年参考》于7月7日在头版打出新闻标题，称曰“朝鲜射导弹，美国没敢拦”；该报主笔邱永静在第6版的详细报道中又写了一个鼓励性小标题，曰“盖了美国国庆日和‘发现号’的风头”。（二）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时报》7月16日报道说，美国已经启动导弹拦截系统，对付北韩导弹（转自网易）。 后者是一个基于事实的报道，无须讨论；前者是一个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几乎是幸灾乐祸。此种幸灾乐祸，若为报纸的销量而炒作，无可厚非，但要是真心地希望北韩以此制约美国的霸权那就是大错特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战略短见。 以北韩技术较为成熟的“劳动”型中程导弹论，其试程为1300公里，即可“覆盖日本全境”。如果北韩真地“犯神经”，导弹袭击日本，似乎也让所谓的爱国的中国人出一口恶气。但是，你拿一张4400万分之一的最普通的世界地图，再配一支圆规、一把尺子，以平壤为圆心、以3厘米为半径（由1300公里换算而来）画一个圆，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一）中国东北重要工业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均在半径内； （二）往西看，不但京津在射程内，太原、石家庄也在所不免； （三）往南看，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均在射程之内 （四）再看黄海海域，北纬30度以北地区，全在北韩导弹“照顾”之下，也就是说中国的北部海上油田亦有危险。 要知道，北韩这样的流氓国家是没有什么底线可守的，基于两点利益损失，它完全可以对中国实行“飞弹伤人”式的袭击：（一）报复中国在安理会投了制裁赞成票；（二）为了将东北亚地区局势完全复杂化，“技术性”地威吓中国;(三)在日本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中国不予救助，北韩报复中国。 北韩或被认为是中国的一张战略硬牌，或被认可根本不接受中国的影响。究竟如何，只有北京最高层那极少的一部分人明白，但他们是否明白养痈遗患这样的道理，则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有一天，在强力新闻管制下的《青年参考》、《环球时报》无法报道一个外电纷纷报道的事实，或曰：“北韩发疯，导弹袭击中国大庆”，或曰：“朝鲜导弹试射失误，弹头飞向京沪”。 到那时，幸灾乐祸也许就笑颜变哭脸。因为中国至今根本没能开发出导弹拦截系统。中国当局应当记住：放疯狗咬人，自己可能先被咬。所谓玩火自焚是也！ 以上警告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东北亚战略格局与美国全球战略指向的简捷分析，其中日本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性最大，从而导致北韩报复中国袖手旁观的行为。日本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有三种动因：1，小泉内阁以来，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中尤以对北韩的“不确定性”最为愤恨，即使采取全民公决方式，也能很快通过军事行动案。2，美国倾力关注伊朗问题，并有计划地支持日本的防卫转攻击化的进程，能够在日本对北韩动武上对日保持“克制态度”；不久前美国退休高级国防官员出版的《对决》一书，已经预测中日将在2009年有一场大战，意在提请美国政府坚决支持日本；日本也更寄希望通过打击北韩的方式给中国颜色看看，而不能选择与中国正面对决的战略。3，日本已经实质性地成为地区大国，总要有一次展示实力即改变“被管制”地位的机会，而此前遭遇的则是东北亚邻国的一贯的不宽容压制。 2006年7月17日写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

截止2006年6月22日，深圳中院仍未收到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早该转交的《朱健国关于不服“收获案”一审枉判致深圳中院上诉书》。朱健国电话告知深圳中院立案庭孟庭长：早在一个月前——2006年5月24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就自行代理深圳中院签收了《朱健国关于不服“收获案”一审枉判致深圳中院上诉书》，并开发票收取了二审上诉费人民币330元正。罗湖区人民法院经办“收获案上诉”的助理法官梁万邦，曾在6月12日电话答复朱健国：此案上诉手续已全部完成，所有材料早已转交深圳中院，开庭时间请等中院直接通知。现在看来，这只是罗湖法院暗地里阻止“收获案”二审的又一个“新鲜谎”。

这一“新鲜谎”的揭穿过程是这样的——

6月21日10时许，朱健国致电深圳中院立案庭查询开庭时间，一女性办事员回答：未收到“收获案”上诉案卷。朱健国再致电罗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一自称“黄小姐”答复说，负责“收获案”的助理法官梁万邦休假了，七月三日才能上班；关于此案是否移交深圳中院，经她查询负责向中院转交上诉材料的林小姐，已于昨天（6月20日）移交：朱健国再致电深圳中院立案庭，曾回过话的那一女性办事员再次确切回答：未收到“收获案”上诉案卷；朱健国再致电罗湖法院立案庭负责向中院转交上诉材料的林小姐，林答，刚才说已“转交”有误，实际情况是：因立案庭“黄小姐”说早已将“收获案”上诉案卷转到移交环节，她想既已转来，肯定就已移交出去了。但现在她仔细查对了移交目录，并无“收获案”上诉案卷——立案庭经办人（梁万邦）根本就未将此案材料送来。朱健国再打立案庭“黄小姐”电话，一直到下午下班，也未有人接。

次日（6月22日）10时许，朱健国再打立案庭“黄小姐”电话，“黄小姐”始出面答复：“‘收获案’的确还没有移交中院；到下星期二，将移交中院。此事已请示庭长胡建忠，可向其直接查询。”

“收获案”一审枉判就是罗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胡建忠一手操持，《朱健国关于不服“收获案”一审枉判致深圳中院上诉书》，主要是反驳审判长胡建忠的枉法胡判；但冤家路窄，现在向深圳中院上诉的材料竟必须经胡建忠“研究批准”，难怪上诉书一个月也到不了深圳中院！此种由“贪官批准上诉贪官自己”的法律，不知是否深圳司法界的“自主创新”？如此“自主创新”，当然就只能制造一个个阻止“收获案”二审的“新鲜谎”！

深圳呵深圳，你又要新添一件丑闻！

2006年  6月23  日于深圳“早叫庐”

邓小平式改革的最大特色是靠独裁权力来推动跛足的经济发展，他在各类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优先性。据邓小平的研究者统计，在《邓小平文选》中，“发展”一词出现过500次以上。六四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的论断，一直在中共政权的决策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江朱政权与胡温政权有多大差别，但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点上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江泽民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战略”；胡锦涛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如果仅仅从强调“发展”这点上看，发展优先的战略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权所一再强调和自傲的发展，仅仅是没心没肺的跛足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独裁政权的稳定。而这样的发展，恰恰与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当代潮流相反。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而著名。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让自由民主价值贯穿于经济研究之中，特别是他关于大饥荒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为宪政民主制度的普及提供了专业化的支持。1999年，他出版了新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任颐和于真译，刘民权和刘柳校），对自己的漫长学术生涯的多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性表述，提出并论证了一种以实现和扩展人的自由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和自由经济学，以区别于传统的专业化经济学及其狭隘发展观。在此意义上，他得到“经济学的良心”之美誉，的确是名至实归。

森所提出的以促进自由为目标的新发展观，不仅是对西方经济学界的狭隘发展观的纠偏，更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倡的“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否定。传统发展观只关注经济上的效用、收入和财富，只重视GDP增长、收入提高、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等技术型指标。森认为，这种发展观严重偏离了发展对人的自由的意义。无论什么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都不能只讲效益而不讲价值，而且，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不讲价值的发展无法持之久远，因为它无视人的自由价值，也就必然抑止作为发展最主要动力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建立在现代文明准则上的发展观，其首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通过发展来扩展个人自由和运用个人自由来促进发展。因为，自由不仅是改善个人生活的前提，也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活力和高效的源泉。

森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以扩展自由为中心的发展，用这五项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其跛足的弊端一目了然。

一，在政治权利上，发展应该促进包括普选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罢工游行示威自由的政治自由。而在一党独裁下的中国，尽管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种发展与所应促进且所需要的各项政治自由恰恰背道而驰，以至于今日中国仍然毫无政治自由可言。

二，在经济条件上，发展应该以建立自由市场和公平规则为目标，即由超然的法治所保障的私有产权和公平竞争。而中国经济发展是独裁权力主导下的垄断性权和歧视性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

三，在社会机会上，发展应该促进所有人的机会平等，为所有人提供进入市场的起码公正。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充满了特权垄断和制度性歧视——权贵垄断、政府干预、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对私营经济的诸种限制、教育和就业等机会的不平等，使中国的发展变成了权贵牟利的天堂和大众受损的地狱。

四，在透明性担保上，发展需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需要信息的开放性、公开性、准确性，也就需要透明政府和独立媒体，以保证整个社会运行在法治健全和信息通明的阳光之下。而在中国，黑箱交易普遍，人治潜规则盛行，无论是政府决策、财政收支，还是信息提供、经济交易，均在黑幕之后进行。

五，在防护性保障上，发展应该促进更公平的分配和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既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公平待遇，使之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而发家致富，又要通过政策性、法律性的分配调节，来保障底层群体的基本温饱。而在中国，由权利不平等所导致的资源占有、竞争机会以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畸形的两级分化、社会保障的严重匮乏，以至于，中国底层家庭陷于“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悲惨境地。

总之，中共主导的跛足改革所导致的，正是只追求经济效率而无视人的自由的狭隘发展，受益于发展效率的主要是权贵集团。与此种发展观相呼应的，是把“生存权”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权观。它割裂了人性欲求和人权的完整性，而只把人作为满足于物质温饱的动物，只强调自上而下恩赐的小康生活，而毫不顾及人在根本上是要求独立自主的存在，以便为肆意剥夺人应该拥有更为重要的诸项自由权利提供借口。作为一个人来说，即便是物质上的温饱，也应该是独立挣得的而不是被赐予的。所以，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和生存权改善所服务的中心对象，不是人的自由而是独裁政权稳定及其最大受益者——权贵集团。

中共强调的稳定第一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只是为了自身的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利益，而非为了扩展民众的自由及其权益。主流知识精英为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所作的各种辩护——“特殊国情论”、“后发优势论”、“改革代价论”、“中共不可替代论”、“民主缓行论”和“镇压有理论”——都是在为奴役制度和掠夺式发展辩护。这些辩护，正是森所批判的狭隘发展观和专业化经济学的产物。

比如，如果让森来评价中国长期实行、至今仍未废除的户籍制度，那么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废除户籍制。因为在森看来，对于劳动自由的理解，不能只看重其市场效用，首要的价值是人从歧视制度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可能轮到效率方面的论证，即废除户籍制对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好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好处，对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好处，等等。现代化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取代了人身依附性劳工体制，用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取代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这总发展对自由的促进尤其体现在部分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主的地区。所以，z在中国废除户籍制的理由，决不应该首先着眼于社会效益，而应该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还农民以平等身份和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这些人权的失而复得本身就是最大的善政，而不必乞求户籍制的废除是否有利于发展效益。

然而，在中国主流精英的眼中，不但歧视性户籍制的存废首先关系到经济效益，甚至还不断有人呼吁恢复送容遣送制度。最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兼抗萨英雄钟南山，只因自己的手提电脑当街被抢，就把中国治安状况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流动人口，并要求“乱世用重点典”，公开为已经废除收容遣送这一恶法招魂。这正是森所批判的那种跛足发展观的典型——为了治安效率而宁愿牺牲最基本人权。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关于户籍制存废的讨论中，无论是主张废除者还是主张缓行者，首先提出的论证大都是着眼于效率方面的理由。主张废除者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自由流动、减少农业人口和加快城市化等好处；而主张缓行者提出的理由是，废除户籍制不利于社会稳定、造成城市负担过重、城镇化的盲目扩张和农用地撂荒等坏处。而二者对农民遭受残酷歧视——诸项权利和人身自由的长期被剥夺——却很少有真切的关注，甚至就是视而不见。

与户籍制的身份歧视相适应的，还有选举权和代表权的严重歧视。虽然，中国宪法明示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其选举法却规定：农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市人的4倍。同样是国民，但4个农民的权利才等于1个城市人的权利。扩大到全体国民的权利比例，那就是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国民，而5亿城镇居民等同于5亿国民。试想，在政治权利上的2亿农村国民如何与5亿城镇国民相抗衡？在如此不对等的权利歧视下，即便农民人口再多，落实到有效权利上的农民人口还不到城市人口的50％，农民沦为弱势群体就是注定的。

为什么，歧视性的户籍制和选举权比例制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改革也已经进行了20多年，关心三农问题的主流精英们，还不希望让户籍制下的农奴获得解放而变成自由人？！起码变成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权利的国民！

以自由为优先目标的发展观和以效率为优先目标的发展观之间的歧途，在前两年发生的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的争论中已经昭然若揭。御用经济学家林毅夫则代表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经济改革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对外开放上的对应策略，必然是立足于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而保持经济高增长。由于技术模仿相对于制度模仿，具有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易学特征，所以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进程中，把坚持技术模仿上的后发优势作为优先策略，应该加以无保留地肯定。

而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精彩论证，与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小凯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只重技术模仿而忽略制度模仿的改革，只是一种跛足而短视的发展观。对于致力于赶超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来说，只看重相对容易的技术模仿而拒绝相对困难的制度模仿，非但不是后发优势，反而是后发劣势。因为，这种先易后难的赶超战略，一方面只重效率价值而忽略道义价值（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只重技术提升而忽略制度改造。其结果便是：无视人的自由价值的技术进步，固然可以为发展提供的短期动力，但其最大恶果是扼杀了发展的长期动力，因为扼杀人的自由就等于扼杀了人的创造力。所以，如果不改变制度本身的反自由的奴役性和歧视性，中国社会，不仅因重大矛盾的持续积累而陷于危机型统治，而且中国的改革，也将因越来越背离社会公正而失去内在动力，即便单从效率的角度讲，也只能导致短期发展而无法持之于久远。

2006年7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动向》2006年7月号）

目前独立笔会内部争议甚多，还有会员对我谈起独立笔会分裂解体的可能，话有些危言耸听，但笔会显然又一次经历危机。我个人并无解危良策，但还是相信我们笔会有化解这种危机的能力，相信理事会将有措置，相信大多数笔会会员的理性和智慧。这里我想介绍瑞典笔会的一次内部争议，也许可做为我们笔会处理此次危机的借鉴。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时，瑞典国家电视台有过一个谈论邓历史功过的专题节目。有一对极左派作家扬·缪道尔（Jan Myrdal）和贡纳·凯塞勒（Gun Kessle）夫妇在节目中大放厥词，称赞邓小平的历史功劳，包括在六四问题上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也有道理。缪道尔夫妇都是瑞共（马列）成员，缪道尔本人著作很多，在瑞典是左派作家代表人物，而且缪的父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家人在瑞典都非常有名，在瑞典这个左派势力强大的国家影响不小。文化革命中缪道尔曾访问中国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写过专门介绍中国文化革命的书。毛死后，邓小平推动改革初期缪道尔也激烈批评邓背离了毛的革命路线，但后来中共又请他去访问，待为中南海上宾，还给了他南开大学荣誉博士头衔等，他一下改变态度，开始吹捧中共改革，所以为邓小平唱赞歌也不奇怪。

不过这位左派人士也是瑞典笔会的老会员，他的捧邓言论引起了瑞典笔会很多会员的激愤，包括我和我妻子安娜在内（我早加入瑞典笔会，安娜翻译了十几部中文文学著作后也有资格成为瑞典笔会会员，后来还出任过理事）。安娜首先在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批评缪道尔的文章，认为一个笔会会员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应该维护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邓小平和中共体制压制的正是这样的自由，无论如何是违反国际笔会原则的，作为一个笔会会员赞同邓的六四屠杀举动是极不应该的。安娜文章发表后，有四十七个瑞典笔会会员呼应，在报纸上发表了联署声明，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瑞典作家，例如曾经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现为荣誉副主席）的瑞典学院院士（现为诺贝尔奖评委主席）的派尔·维斯特拜利（Per Westberg）。赞同的还有汉学家马悦然等。他们都认为缪道尔严重违背了国际笔会维护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原则，要求缪道尔退出笔会，如果不退，瑞典笔会理事会就应该开除缪道尔。此事一时成为瑞典文化界的大新闻。尤其是瑞典笔会要开除一个会员，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缪道尔死要面子，不肯认错，自然也不宣布退出笔会。瑞典笔会召开理事会时特地讨论过开除案。据当时的理事、汉学家罗多弼教授告诉我，理事会内部争论也是很激烈的，后以六票赞同开除缪道尔、七票反对而没有通过开除的提议。罗本人也投的是反对票。其原因是他和反对的理事认为，虽然他们觉得缪道尔的说法是有错误的，但本人也是发表言论，缪道尔也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的言论而加以惩罚，本身是否也违反了国际笔会的原则。（我并不赞同这种看法，因为缪道尔的言论自由在瑞典的公共空间是完全受到保护的，如果违反笔会原则，瑞典笔会是可以请出去的，否则章程就用不着列出开除规定。开除并不影响其言论自由。我想，这一表决结果实际上还是笔会内部左派理事占上风的原因。）

瑞典笔会理事会公告其决定之后，瑞典笔会很多会员是不满的，上述四十七个作家中有人就宣布退出笔会，我记得汉学家马悦然就是其中一名。不过，这大概也是一时激愤之辞，因为瑞典笔会会计后来告诉我，其中大多数会员后来还是按例缴纳笔会会费，就是说依然保留会员资格，依然认同爱护笔会。倒是这个表面死不退会的缪道尔，虽然赢了笔会一场小官司，似乎没有丢面子，但后来也不来参加笔会年会等活动，大概知道来了也是自讨没趣。据会计说，缪道尔后来也不缴纳会费，等于自动退会了。

此事也算是瑞典新闻界一时丑闻，对于瑞典笔会的声誉打击不小，但因为有笔会传统存在，有规章遵守，有很多有声望的作家会员坚守，也就不置于分裂和解体。同时，坏事有时也可能变成好事：瑞典笔会理事会因为要改善不良声誉，对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从此就更加关注。一九九八年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后组织了五个中文女作家来瑞典开会讨论中国问题，介绍中国情况。一九九九年还委托我协办组织了六四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请来了一批中国作家参加，包括后来我们笔会的会员刘宾雁、郑义、黄翔、刘国凯等等。2001年还组织了流亡作家会议，邀请过北岛来参加等等。

“缪道尔捧邓事件”和我们笔会这次内部争论在性质上当然不能简单类比。我只是想把瑞典笔会这场内部风波作为我们笔会解决这次内部争论的某些参照，借此谈谈我对国际笔会性质和宗旨的一些看法，如果能引起会友在这方面的有益讨论，共同维护国际笔会精神，少来个人攻讦，少来宣泄私愤，或许危机就能化解，也使坏事变为好事：

一，国际笔会非政治组织非宗教团体，有包容性而不排斥异己。瑞典笔会容许一个极左作家保持会员身份，甚至到其赞同独裁者屠夫行径也没有开除的程度，说明瑞典笔会肚量确实够大，其言论自由度有多宽，包容性有多强。瑞典笔会内部左派很多（其实国际笔会大会本身也如此，所以柏林大会上允许德国作家格拉斯在开幕式上大篇大论批美国），自由派也不少，会员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不同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国际笔会超越政治和宗教的原则下共处一会。因此，有人提出我们笔会要在政治上也一致的意见，我是反对的，我反对党同伐异，排斥不同信仰和宗教的人。即使左派作家或编辑或翻译或记者等要加入笔会，只要具备国际笔会规定资格，只要认同国际笔会宪章和笔会章程，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挠其入会，排斥在外。这一条自然也涉及宗教，不应对会员的不同宗教信仰或非宗教信仰有任何歧视。总之，笔会不是帮会，不是教会，不是政党，而更接近民主国家的议会，是可以容许不同政见和信仰的人共存共处的。

排斥异己的倾向本身不一定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用于办教会，办政党，办帮会，那也许是有道理的，是无可厚非的。随便哪个教会，也不会让异教徒来玷污自己的圣地。随便哪个政党，也不会留下反党分子。随便哪个帮会老大，也不愿意留下不听话的伙计，这种排斥是合乎逻辑的。但笔会是个高于政治高于宗教强调包容性的民间组织，笔会包容性也是原则之一，那么这种排斥异己的倾向用来处理笔会事务是万不可取的，体现在一个笔会会员甚至笔会掌权者身上，是违反国际笔会包容精神的。在处理我们笔会内部事务上，如果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排斥异己，因为政治倾向或宗教信仰问题而把合乎资格的申请入会者拒绝在外，个人不喜欢的会员就拒绝安排职务，拒绝在会员出国访问、推荐获得奖项和决选会员写作补助等等问题上給以公正对待，这些当然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一般来说，在国际笔会的历史上，越是在政治上、宗教上活跃的公共人物，越是出色的政治家或宗教领袖，例如哈维尔、曼德拉、图图主教或达赖喇嘛，做笔会会员或接受笔会荣誉头衔还可以，会给笔会带来声誉，但都不适合担任笔会领导职务，道理也在于此，这是防止笔会因为领导者太鲜明的政治和宗教倾向而使笔会有立场偏向，缺少包容性。例如，据我所知，过去并不是没有人提过请哈维尔出任国际笔会主席，他也是笔会会员，但其总统身份就不合适。他下台之后本来可以出任，但健康欠佳，所以最后推选的还是他在七七宪章运动时的老战友格鲁沙。

二，瑞典笔会的这个例子还进一步证明笔会接近民主国家议会的特点，内部有不同“政见”发生争执是很正常的，连理事会都有左派右派，都有六对七的分歧。其实这是件更好的事情，比一言堂好得多。可怕的反倒是一团和气，丧失原则，有意见也不敢发表不敢讨论不敢争执。更怕的是一有笔会公务意见不同，就把个人情感和恩怨都牵扯进来，就诛心诛肺，甚至发泄私愤，于是让每个人都担忧自己的个人关系、情面和声誉，而不敢发表意见，该说不敢说，该管不敢管。这是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忘了笔会大计。

笔会有包容性，所以内部明显可以有不同政治派别，而笔会权力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竞争，和民主国家议会相似：不同政党在民主制度的共同前提下竞选议员席位，竞选总统，以获取多数来通过法律、掌握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大家都尊重民主程序投票决定的结果。除了国际笔会最高原则必须遵守，除了民主程序和章程必须遵守，我们笔会内部完全不必在政治、宗教和其它层次的问题上都求取共识，各方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不必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内部同样可以有权力竞争，多数自然掌握权力，少数就当反对派。

很多美国朋友都很讨厌小布什，不尊重他本人，但还是得尊重他作为总统的权力，他签署批准的命令就必须遵守，军队得听他的命令去打仗，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授予他的权力，这就是民主之意义。这种原则也适用于笔会事务。我和瑞典笔会理事会至少某些左派当权者在很多问题上肯定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他们不开除缪道尔也非常不满，但是，除了在将来选举笔会职务时投反对票争取把他们选下台，我也没有其它办法对抗，因为这些当权者的现有权力也是通过会员大会多数授予的，是符合章程的，我也就只能表示尊重，包括只能尊重他们通过理事会做出的不开除决定。因为这不是赞同不赞同当权者的问题，而是尊重多数会员，尊重民主程序。

在民主制度下，当权者的权力当然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剥夺之，必要时，会员有权力提案召开紧急会员大会来罢免他们不满意的当权者，这种权力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但我不联署目前本笔会会员提出的罢免案（或应称呼为改选案），主要原因是我们笔会比较特殊，会员分布世界，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是不容易的，这就和瑞典笔会有很大区别，瑞典会员集中，开紧急大会很容易，而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笔会章程才规定会员大会两年一次。秘书处要完成一次开会作业是很费力的。目前还有很多紧要的会务需要完成，至少现在我没有看到那么迫切召开紧急大会的理由，非要立刻罢免余王不可，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开紧急大会，可以等到明年改选。尤其是我知道现任秘书长已经够辛苦，实在没有精力时间再增加工作负担，再来组织一次紧急会员大会。仅仅从这种实际操作原因来看，发动一次紧急会员大会也不合时宜。此外，我认为每次会员大会修改章程使其完善都是重要内容，我们的章程当然不完善还需要修正，这需要多数会员积极投入献出智慧，也需要较长时间来讨论磋商，靠紧急大会就不解决问题。特别是我本人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章程修正案投票开始前五分钟还有人提出新的章程修正案，而据说就出了大问题！所以，什么事情能有充分时间安排最好，仓促召开会员大会我个人认为是绝对不可取的！！！

民主的要义不光在尊重多数，也在不压制少数，更不因为做了少数就要离开这个组织，这和民主国家议会的少数党派是一样的。否则，做了少数党派就退出，不等于让大党一党在议会独大而搞成专制，不还是没有民主不懂民主？所以，如果和我们笔会当权者意见不同，和多数人意见不一，那么应该仍然坚持作反对派，争取做光荣的少数。如此，何来我们笔会解体分裂一说？

三，当年瑞典笔会出现争议，缪道尔本人也有说法，说自己的发言是在电视台上，也不涉及笔会，此事情也可以说和笔会无关，讥讽别的会员瞎起哄。但发起争议的瑞典笔会会员是从其是否违反了笔会精神原则进入讨论的，而且也有四十七个会员对瑞典笔会理事会提出了开除动议。瑞典笔会有五百多名会员，四十七人显然是不够规定动议人数的，理事会也可以不理睬，但在瑞典笔会，并没有任何理事以此事与笔会无关而保持沉默，以动议人数不够而拒绝讨论或发表意见，拒绝投票决定开除案，反倒是因为有理事在瑞典笔会理事会提出开除动议，因此合法列入理事会议程讨论并进行了投票，尽管投票结果倒是有利于缪道尔的。无论如何，瑞典笔会理事会的理事积极回应会员的意见，我想是更为可取的措施。

四，最后愿意强调，当初我赞同瑞典笔会开除缪道尔，是因为他违反了笔会章程和精神原则，这是完全合理的排异，违反笔会章程和精神原则者不可姑息，需要排斥，可比作人体要排除粪便一样合理，否则人必害病。

一般而言，我不赞同排斥异己的做法，即使对笔会之外也一样，因为我以为作家实际上应该站在超越政治和宗教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想起雨果的《悲惨世界》开篇，米里哀主教能对逃犯冉阿让如此容忍，被其偷走银器也不计较还反赠送之，结果让冉阿让良心警醒再做新人，可见基督教也可以有大胸怀，可给人新生命。《九三年》中，保皇叛党朗德纳克侯爵宁为救一个小女孩而自己被捕上断头台，而革命军司令郭文因此放其生路。所以雨果有句话我一直铭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也巧了，我在王怡送给我的书里，看到他也引用了这句话。我相信王怡不会忘记这句话！！
以上个人意见若有不当，请各位会友批评，更请当权者批评。有批评，总比沉默对我来说更好。总之，我觉得危机过后，我们笔会依然前途无量！

 

七月十七日

   我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没两天，感觉上是从中国天堂回到了美国地狱，梦里依然咂吧著嘴回味风光怡泥的国内腐败生活。

　　这次我只是回国一周，去北京参加一个铁哥们的婚礼。以前也回国几次，但都是陪老爸老妈妈做乖儿子，从未腐败过。这次自由行动，真是开了眼。

　　结婚的哥们是海龟，清华同系同级同学，97年和我一同出国，他读硕，我直博。99年他毕业，在泡沫中找了个IT工作，01年泡沫被WALL STREET和拉灯大叔共同撞碎，哥们儿下岗，在中餐馆送了一年外卖，最后弹尽粮绝。管我借了$1000买机票回国。

　　我那时刚和相恋7年的女友吹了，也如世界末日般惨淡，正值暑假，跑到TEXAS和他喝了一夜壮行酒后，和他同去机场，二人洒泪而别，如老鼠过街，各奔东西，他海龟，我回学校继续接受台湾老板的变态蹂躏。

　　匆匆5年过去，哥们自己的公司已经年入千万以上，我也在街上一家IB做DIRECTOR，都忙的一塌糊涂。但这次他结婚，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反正VACATION 还有好多，就用了一周的PTO，飞回了北京。

　　哥们去机场接我，已经胖的不成体统，加上墨镜和两个手下，很有些老大做派。见面后二话不说，直接开车去最近的东来顺涮肉。时已仲夏，东来顺生意冷淡，算我们才三桌。啤酒，鲜手切羊肉、肥牛、羊肚、白菜百叶，桐　围著翻花的锅子满满铺开，再闻著混著香菜和葱末的酱料香，让我食指大动。他让两个手下先走，我们哥俩好聊天，边吃、边喝、边聊。吃到后来只剩下我们一桌，俩人都脱了上衣，光著膀子，大快朵颐，颇有当年在清华西南门外露天涮肉的感觉。

　　虽然东来顺里空调开的很大，有个服务小姐过来提醒我们把衣服穿上，哥们一瞪眼，身上肥肉一颤，小姐就一边凉快去了。

　　我和北京的那哥们就是在涮肉上情投意和，在清华的时候就经常一起涮肉。到了美国，虽然自己时不时可以烤点羊肉串，但要说涮一次羊肉，那是相当的难，而且是自己切肉，自己调料，对我们这种四体不勤的光棍来说杀了我也不可能。再说国内东来顺的涮肉也确实好吃，你没见我另一清华哥们刚回国去饭店，拍黄瓜吃对了口，连点6盘拍黄瓜呢。

　　言归正传。吃罢羊肉出了东来顺已经晚上班10点半了。我们前脚走，东来顺后脚就打徉了，感情一堆服务员早就盼著我们这桌吃完他门好下班呢。和哥们上了他的别克商务VAN，打著火，哥们剔著牙，淫笑地对我说∶怎么样，让老哥带你领受一下繁荣娼盛的伟大首都？

　　由于回来前我们在E-MAIL里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也不惊呀，就直接点点头。他问我∶“是去洗浴中心按摩再打炮呢，还是先唱歌喝酒酝酿一下感情？” 我说还是先唱歌吧，从文的整起再整武的。哥们二话不说，掏出手机，炫耀般开始一个个熟识的妈咪打过去。无一例外的调一翻情，然后讨价还价。

　　看著他满脸横肉的贱象，真不敢相信他是个两天后就要结婚的人。他未婚妻的照片他E-MAIL给过我，模特出身，我看了口水当时就流下来了，和他简直就是猪八戒配七仙女，他娘的真是绝配，绝的让别的男人立马想找块豆腐撞死。

　　哥们当时语重心肠的解释∶“清华的同学结婚越晚的，老婆越漂亮，你没看谁谁上个月结婚，老婆是电影演员呢”。他说的谁谁我认识，和我们同级三班的马加爵式的好小伙，与孙悟空和武大郎都有很近的血源关系，加上来自贫困山区，领著助学金整天找人打麻将，有输无赢。有一次输的狠了，从帮厨的食堂偷回一把菜刀，半夜起来红著眼睛磨刀霍霍，吓得前天赢他的哥儿几个第二天连本带利把赢的钱和菜票还给他，才避免了马加爵事件在祖国提前12年上演。

　　就是当年全班倒数第一的他，勉强毕业后没法以惨不忍睹的成绩出国和读研，留在了一家北京国企，现在是一家垄断企业的正处级副总工，手里动辄几亿的项目向外招标，牛的一踏糊涂。这次回京我考虑再三，怕受刺激没敢看他。真是N年河东，M年河西。

　　搞定了一家夜总会，哥们一边歪歪扭扭的开著车，一边向我介绍经验，说得我心情如当初入党时一样汹涌澎湃(当年是假的,这次可是真的)。

　　11:00PM，车开进夜总会，竟几乎没有停车位。下了车，仔细一看，霍，好家伙，富丽堂皇一栋建筑上面十几个浮雕被射灯照的绚丽多彩。

　　进了门，1米7以上，穿著高开叉旗袍的　妞给我们领进大堂，姓刘的妈咪已经笑脸相迎了。哥们和她连搂带抱，连摸带捏，和我一块上了电梯。说是妈咪，其实也就27,8岁左右，染的淡黄的头发，瓜子脸，一双往外滴水的大眼睛，一身银灰色西裙，称著凸凹有致的身材，别有风味。

　　哥们告诉我，夜总会里妈咪的地位崇高，有的牛妈咪连夜总会老板也礼让三分，因为她们手里的小姐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夜总会的生意。妈咪只抽小姐的提成，不出台。“但这个妈咪，”哥们过来时在车里淫荡地说，“嘿嘿，在她是小姐的时侯就被我搞穿了”。

　　来到三楼，走廊隔几米一个小弟，见到我们临近就鞠躬，然后一个传一个鼓足劲喊∶“两位大哥312！”气势非凡，很有清宫戏里紫禁城的感觉。312是个大包(房)，有50平米左右，举架很高，顶棚上有一幅巨大油画，一大趟真皮沙发，三个茶色玻璃茶几间隔排开。

　　这时又进来两个26，7岁的小兄弟，是哥们手下销售部的，是哥们怕我抹不开面，找两个久经沙场的兄弟助场。俩小子不愧是搞销售的，眼疾手快嘴甜，1分钟后已经各敬我一轮烟，叫了N声大哥了。

　　我不想做嫖客又立牌坊。从02年我和女朋友　了以后，我早就不相信什么纯真的爱情了，在美国逢场做戏也没少干。老子一没老婆二没孩，也不用对谁负责任，你们瞧著眼谗，心里不爽，骂几句泻泻火，我可以理解。但这和清华不清华没关系，清华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清华。再说了，清华出来的就不是男人了?

　　当然，要是女士骂我，我无可辩驳。在当今中国，女同胞的地位真是每况愈下。

　　算了，言归正传。

　　和哥们手下两位东北兄弟见面后扯了两句，哥们点酒，我就去了趟洗手间。一出门，一个夜总会小弟问我干吗？回答后，小弟扯著嗓子嚎了一声∶“312大哥去洗手间”，吓的我一机灵。还是几个小弟一个传一个把我带到了洗手间。

　　说实话，夜总会的厕所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唯一的不臭反而喷香的厕所。放完水，一个小弟递过来消毒手巾，擦了把脸，又递来一个擦了把手，刚要走，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递给小弟二十块钱，扭头一看，是哥们手下刚认识的小周。再一扭头，递手巾的小弟满脸堆笑∶“谢大哥赏。”

　　妈的，没想到中国厕所撒泡尿给的小费不比美国一个人吃顿饭给的少。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小平同志在九泉下看到这一幕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的。

　　谢了小周，结伴回房。一开门，看到了有生以来最香艳的一幕，三四十个小姐分成几排，都穿著低胸吊带衣、短裙、腰上挂著牌，牌上写著号，齐齐的向我和小周行注目礼。小周机灵，立即闪身，指著我说∶“这是我们老大，你们今晚上看谁有运气伺候他。”

　　得，小姐的注目礼立即聚光。我立马就幸福的找不著北，肾上腺激素分泌成倍增长，还想跑回厕所。哥们躺在沙发上，叼著烟卷说∶“别著急，细点挑，好几百块一个呢。”我晕……

　　旁边妈咪还带著歉意补充说∶“你们来的有点晚了，不过她们也不是别的房挑剩下的，有不少早台刚完。”我定下心神，注目细看，真是各有风情。有冷若冰霜的(估计有的客人喜欢这口)，有面带媚笑的，还有看见我目光掠过，干脆就鞠躬，笑著说∶“大哥晚上好！”

　　灯光下，小姐一个赛一个的漂亮，有几个根本就是模特胚子，我1米78的个子往她们面前一站，根本不显高。难怪人说很多电影演员和超女以前都坐过台，今日一见，可能性大大的有啊！心念一转∶“哥们的未婚妻也是模特出身，不是从这里挑的吧。嘿嘿，没准马家爵的老婆也是FROM SAME POOL”想到这里，心里平衡了许多，嘴角也露出欣慰的笑。

　　这时正好一个模特候选人也冲我发出类似但更有电击特色的笑容，灯光下肤光胜雪，美人如玉，眼中波光荡漾，脸上春意盎然。仔细看看他们三个选的小姐，不由暗自赞叹，不愧为花间老手了，一抬眼皮就能挑的这么准。

　　哥们挑了个标准肉弹，前凸后翘，分明就是小一号的花花公子女郎，他两个手下可能风尘女子见多了，要么就是离开学校时间还不久，都选了两个清纯的学生妹似的女孩。 我的模特看我，贼忒兮兮的瞄著另外三个妞，用红指甲轻轻　了一下我裸露的小臂，趴过来把嘴靠到我耳边说：“哥哥，看什么呢？”我立马收回目光，深深吸一口她身上带过来的香风，笑著说：“看你们谁最漂亮。”

　　“那谁最漂亮啊？”

　　“傻妞，那还用问？谁最先被选上谁就最漂亮　。”

　　又一阵香风扑来，一只温润柔软的嘴唇亲了一下我的面部：“谢谢哥。”

　　我说：“谢什么？”“谢谢你选我　。”

　　我们在这卿卿我我，那边哥们已经搂著肉弹，一展其破锣嗓子引吭高歌了。他看来也不知道多少新歌，唱的竟是10多年前我们那一代流行的“流浪歌手的情人”。还别说，他的嗓子唱这首歌真有点沙哑派的味道。

　　我只能一再地让你相信我

　　那曾经爱过你的人

　　那就是我

　　在远远地离开你

　　离开喧嚣的人竤

　　我请你做一个

　　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地让你相信我

　　总是有人牵著我的手让我跟你走

　　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

　　你和你的爱情在四季传唱

　　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

　　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

　　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

　　一扇朝北的窗

　　让你望见星斗

　　听著这沙哑又沧凉的歌，我仿佛又回到了清华，我的青春岁月，初夏的夜晚，和著蝉鸣，坐在礼堂前的草地上，抱著一把破红棉吉他，用半生不熟的和音，做深沉状唱给我的初恋。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她，我还是一个人身在异乡，岁月如歌。人生如梦。回忆终究是回忆，面对人生的无奈，我们能做什么？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晃，哪里是故乡，谁拥有永恒？哎，面对身侧美人，杯中美酒，及时行乐吧。

　　我把模特搂在我的胸前，她温柔的伏在我的怀中看著我的眼睛。不管这温柔是真是假，能留住一刻算一刻吧。

　　说实话，我只想以一个正常男人的身份随手写一些回国观感和体验，明天开始我回美国后第一天上班，熙熙攘攘的华尔街，又有谁会注意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只是个普通的工程师，每月拿回家几千美金过日子。我没老婆没孩子，光棍一个，没有负罪感。

　　这次还抽空回了一次清华，漫步在贯穿南北的主干道上，空中飞扬著各种国际研讨会的横幅。望著路边排的满满的为评甲级团支部或优良学风班而办的宣传八荣八耻的板报，突然想起昨天在一个KTV也见到过类似的东西，真是莫大的讽刺。

　　清华学子在思想教育上和夜总会小姐小弟们没什么不同啊，身边三五成竤的学弟学妹，骑著破车去上课，仿佛又看到十几年前的我。当时竟天真的以为清华就是我的，未来在我的手上，世界在我的脚下，我们象风一样追逐属于我们的人生。可十几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中哪还有当年的誓言和梦想的痕迹？

　　清华只是作为我若干年前生命的一站。

　　清华是不变的，但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变化的年代， 谁还能再吹嘘自己所持守的是永恒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