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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离校之际，北大部分毕业生代表签下承诺，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行贿受贿。6月29日，北大首次组织对毕业生进行廉洁教育。据北大学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北大举办了“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座谈，30多名即将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工作的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活动，签署了承诺书，并向全国大学毕业生发出廉洁自律的倡议书。倡议书和《廉洁自律承诺书》均系北大学生自发组织起草。据介绍，这份承诺书将保存在学校，它不具备法律效力，只是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一种自律形式。（见6月30日《京华时报》） 

　　有人说，这是一个承诺泛滥的时代。五花八门、林林种种的宣誓，就是承诺泛滥的例证：医生宣誓不拿红包，毕业生宣誓简历不注水，老师向学生宣誓承诺不乱收费，小学生入共青团宣誓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宣誓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达到预期的忠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在当今时代，我们只能如此来说明承诺的效力和现实意义。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大环境的承诺，多多少少要打折和缩水，这是难免的。承诺应该属于个人道德和行为准则的范畴，当承诺被作为一种公共瞻仰物品，被摆放在公共场合，衍生为一种集体行为时，强求一律的承诺势必会被介定在“严格、标准”的范围内，它忽视了接受承诺群体内部成员接受能力、程度的差异，以及是否是发自内心的心理认同；同时，当承诺成为强求一律的公共行为时，免不了要有做秀的因子参与其中；被承诺的内容，也因为被群体责任的分解和分化，个人往往难以有原有足够大的责任心的约束，被矮化，将所谓的承诺流于口号；而当承诺在群体范围内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虚荣”时，它的恶劣链式方法效应更不能小视。 

　　我们不应该忘记前总理朱镕基，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那幅语重心长的“不做假账”的题词。“不做假账”，理论上来讲是会计作为会计本职的职业底线。由题词可见朱镕基总理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用心良苦。参考本次北大毕业生所谓的“廉洁自律，爱岗敬业”“承诺不行贿受贿”的承诺书，以及上文提到的医生、老师、学生的种种宣誓承诺，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在公共场合，面对公众宣誓和承诺的内容，恰恰正是他们职业公德和个人道德应该承受和遵循的基本底线。 

　　对职业公德和个人道德“底线”还需要宣誓，想不说“承诺泛滥”都难！而这所有的让人看起来、听起来哭笑不得的宣誓本身，正是对各行各业制度不健全、或者是制度履行不力的嘲讽。 

　　对职业公德和个人道德“底线”还需要宣誓，还说明对“底线”的背叛和违犯，还是司空见惯、至少是没得到合理遏制的。 

　　众所周知，承诺不具备法律的效力；甚至说，在当今时代，它连基本的道德效力也不具备；我们更缺少强有力的，能够对泛化的承诺起到现实作用的监督的语境和环境。在群体道德和群体素质的建设和提高，还有待用时间和努力去完成的时候，一套健全、成熟、完备而又能与时俱进的制度，这些制度又能用明晰、合适的方法和体系去保证实施，则显得异常重要了。所以说，我们在反思“底线”承诺是承诺本身对制度的嘲讽的同时，更需要动用群体的力量，去努力呼唤和建设齐备和完善的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近一段时间，随着“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关于国家将对擅自报道突发事件的媒体进行处罚的消息，在各类媒体上传播的沸沸扬扬，遍看各阶层人士的各种言论，对草案中的相关规定多不予苟同。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权属于人们的言论自由，是宪法权利，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一种延伸，处罚媒体报道突发事件违宪；在报道突发事件上限制言论自由者，最终受损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所有的新闻都属于突发性事件，若突发性事件的发布都要经过政府管理，那么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就得不到保障了。草案中对于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不仅可能导致突发事件中的荒唐现象发生，尤其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有关人士对于新闻媒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上的不足。公众舆论对于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在严肃的法律文件中被是非颠倒，以法律形式确认政府部门对于新闻报道的行政管理，更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舆论呈现一边倒的状况，对此，国家是怎样一种态度呢？对于这一点，公众无疑十分关注。
　　
    7月3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出面，对问题进行了澄清（7月3日 新华网），他说：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有关对媒体的处罚规定只有在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不会影响新闻媒体正常报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针对近来一些媒体对上述条款所持有的争议，汪永清说，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危害大、影响面广，如果传递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者发布虚假信息，就可能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甚至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他说：“因此，草案在确保政府及时、准确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并为新闻媒体做好服务工作的前提下，规定了对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报道进行管理。这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客观要求。本意是为了防止因个别新闻媒体编发没有根据的信息和传言或者报道虚假情况，误导社会公众，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汪永清表示，“这一规定不会影响新闻媒体正常报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
　　
    这是个很好的说明。按照汪永清副主任的说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只是“在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适用”，换句话说，如果媒体真实公正客观的进行报道，就不受此法的限制。如此一来，就没有近期舆论中人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石头落地未稳，忽然又萌生了新的担心：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是这样规定的：“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仔细分析这段文字，“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与汪永清副主任的说法显然不同。双方都在强调“违反规定”，但草案第57条在强调“报道虚假情况”的同时，侧重强调“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而汪永清副主任所说“擅自发布”的后面，是“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一个是“报”就有错；一个是只有弄虚作假才有错。
　　
    众所周知，一部法律草案至少需要经过三次审议之后才能获得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此次为第一次审议，完全有修改的可能。是不是国家有意要修改关于“处罚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内容，汪永清副主任才有了这番新的说明？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新华网这篇题为《国务院法制办：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不受干预》的新闻稿，在发布了汪永清副主任的“表示”的同时，也原样不动的全文刊发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
　　
    两个相互矛盾的版本，我们应该相信谁？
　　
    如果“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顺利通过三审，未来一旦有违反此条者，是以“第57条”为准，还是以汪永清副主任的“表示”为准？

　　【内容提要】为什么为穷人说话就对了，为富人说话就错了？应该一碗水端平。的确，在我国穷人是弱势群体，应该更多地为穷人说话。但是我国真正的强势群体是政府，那么多人为政府说话不算错，为富人说话就错了？而且为富人说话并不是来反对穷人，反对穷人当然是错的，不过反对富人同样是错的。现在反对穷人的话很少（可是行动上并不少），而反对富人的话却很多。

　　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花言巧语的人往往心怀不良。这句话真正是经验之谈。可是遗憾的是还有另外一句话，与其相对，也是经验之谈，这句话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句话说的是假话总要戳穿的，但是拍马屁的假话却例外，因为人都喜欢听好话。

　　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看，虽然大家都知道，花言巧语的人并不可靠，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听花言巧语，而对大实话却不喜欢。有些人因为说了大实话，被一顿痛骂。但是他们却”屡教不改”，还是在说实话。因此也就继续挨骂，就群众自己的利益而言，不应该光听好话，不顾事实和道理，这样的群众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把社会推入危机，到头来大家要自己承担听从花言巧语的严重后果，所以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听话的问题。

　　一个人敢于说实话，敢于得罪群众，必须心里没有恐惧，必须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如果自己屁股底下有一堆屎，一定会遮遮掩掩，避免把自己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以策安全。我们看那些贪官污吏都会唱高调，说得特别好听，有哪一个贪官会公开和大家唱反调的？我们要善于听取逆耳忠言。

　　有些人认为为富人说话就错了。但我认为为富人说话也不错。为什么为穷人说话就对了，为富人说话就错了？应该一碗水端平。的确，在我国穷人是弱势群体，应该更多地为穷人说话。但是我国真正的强势群体是政府，那么多人为政府说话不算错，为富人说话就错了？而且为富人说话并不是来反对穷人，反对穷人当然是错的，不过反对富人同样是错的。现在反对穷人的话很少（可是行动上并不少），而反对富人的话却很多。我认为这并不正常，要知道，将来还有许多穷人都要变富人（就像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的那样），如果反对富人，谁还敢做富人。这对将要变富人的穷人不利，对大多数人不利。我们必须一碗水端平。

　　也许有一个误解，认为富人都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挣来的钱。如果果真如此，我也赞成反对富人。但是这个假定未必成立。当然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富人是这样赚来的钱，不但我不知道，恐怕谁也弄不清。不过我认为基本情况并非如此。道理很简单，贪污腐化，假冒伪劣是不能创造财富的，那都是财富的转移。我国改革二十多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增加了十倍，这里不光有工农大众创造的财富，也有企业家和富人创造的成分，如果假定富人没有创造财富，对社会非常危险。要不了多久全国就要大动乱、大革命，从头来起，中国将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万劫不复之地。这是有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包括解放后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的。

　　上面说了，很多人为穷人说话。可是往往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行动，光说不做就有点巧言令色鲜矣仁了。许多说大实话的人，又为穷人做了许多事，大家并不知道，他们也不会自我宣传。说到这一点，我们这个社会在对待好人方面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我们往往认为做了好事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不算好事，做好事必须匿名。这样对待做好事的人未免太苛刻了。我怀疑这是那些自己不做好事，又怕别人拿自己和做了好事的人做比较，而想出来的坏招，这对我们社会的正常发展极为不利。对做好事的人的唯一要求，就是心术要正，是真心诚意地做好事，不图回报（否则就变成一种交易，当然，交易也不算错，但不同于做好事）。

　　我们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我这里强调的是要会听，不要上当受骗，要懂得忠言逆耳，更要防止受花言巧语的骗。

检索中国最近四十年大词，频率最高的是“文革”和“改革”。但是很少人注意，这两个大词只有一字之隔。注意这个“一字之隔”，可能有下列题目可做？

1，就“文化”而言：“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为热衷的话题还是“文化”，第一是“文化”，第二是“文化”，第三还是“文化”。

我之所以说“第一”、“第二”、“第三”，有时间排序为证。紧接“文化革命”的热潮不是其它，恰是“文化热”。“文化热”的参与者都是“文化革命”受害者，受害者与“文化革命”的逻辑关联却是相反相承：还是这个文化问题，差别在于一个是“讨论”，一个是“革命”，似乎“文化”问题不解决，老毛的革命化，老九的现代化都没指望。“文化热”有三个时期：1970年代末开始“文化讨论”，经十年“讨论”，推出“河殇”为总结，也是终结。1989之后开始第二时期，还是“文化热”，走红的是“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一发不可收拾，跟之者众。余杰怒斥“余秋雨，你什么不忏悔”？死死纠缠老余的文革经历，格局未免小。

小余没想过，老余的文化大散文与文化大革命，在历史逻辑而不是个人品格上有无关联？这一关联不幸聚焦于秋雨，秋雨一身而两任，那是碰得巧。文革之后，继续“讨论”文化问题的学者、作家多了去，为什么只揪住我老余不放？当然“不忏悔”。此后至今为“文化热”第三期，儒学上升为“国学”，跟进者不仅有“众”，而且有“国”，可以进“人民大会堂”，可以发“北京文化宣言”。起毛泽东于“大会堂”下，当颔首而笑：“我的文化革命失败了，我的文化问题却继续下来了，这就证明继续革命不仅是完全必要，而且是非常及时。”不仅颔首而笑，他还会拦阻前359旅旅长王震，不要那么仇恨“河殇”，应该鼓励“河殇”，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文化问题，有什么不好？“河殇”应该越多越好。文化大讨论、文化大散文、文化大传统，不都是“文化”吗？与文化大革命一字之隔，有异曲同工之妙。“革命”之后，文人们如此聚焦于“文化”问题，这就不是我毛泽东强迫的吧？可见问题不在“制度”，而在“文化”，那就让我们共享“文化决定论”！

2，就“政治”而言，文化革命应该否定，而且确实否定了，不过，文化革命却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否定的。

毛泽东1966年最为焦心的是政变，他本人针对这一子虚乌有的“政变危机”，首先发动的就是一场政变，以非程序的方式拿下刘与邓。他给这一政变披上的合法性，是让林彪1966年5月18日大念政变经，由此解释伟大领袖不得不发动“反修防修大革命”。因此我认为，文化革命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并不是这一年的“五一六通知”，而是此后两天的“五一八讲话”，林彪比起草那一“通知”的秀才更为准确地摸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不料毛泽东以政变反政变，政变却离他约来越近，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革命”破产于九一三政变，毛泽东生前就遭受重创；死后尸骨未寒，即有“怀仁堂事变”，九泉之下，老人家当捶胸顿足。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能够证明，文革对立面刘邓“司令部”有政变密谋，而帮助毛泽东粉碎这一集团的林家父子一旦面临刘邓危机，第一反应是“五七一”，第二反应是“火焰筒”，第三反应是“喷射机”，这可比文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文化”、第二反应是“文化”，第三反应还是“文化”厉害多了。

后人之所以把文革乌托邦的破灭追索到1971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有道理，也是有局限。道理在于：文革胜利的标志是1969年召开九大，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九大党章，仅隔一年，林彪即与毛泽东兵戎相向，这不是文革失败又是什么？局限在于：“五七一”与“九一三”仅仅是毛泽东文革在思想与社会层面破产，此后文革政治还在延续，又拖五年，才到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九一三事件与怀仁堂事变不是没有联系，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是毛泽东近侍──汪东兴，汪副主席。近侍因为与后宫主妇江青翻脸，为自保而投靠军人集团。1970年庐山会议华北组跳得最凶的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林彪集团，而是这个近侍副主席。他后来是在深宫之内向毛泽东跪地求饶，才免此一难。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率汪东兴一干人结束南巡，车停丰台召见李德生等，调兵南口防变，同一天下午，林立果接神秘电话，知毛泽东返京，立调三叉戟256号飞避北戴河，此后不到12小时，北戴河半夜“机”叫，方有林彪坠毁温都尔汉一幕。那个神秘电话是谁打的呢？林豆豆哭求北戴河8341部队长张宏拦阻林彪坐驾，张推辞说有上级指示而不拦阻，这个上级指示又只能是谁呢？五年之后，怀仁堂事变发生，在华国锋这个孤家寡人与手握兵符的叶剑英之间穿针引线，说服华国锋投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并在最后一刻直接动用8341警卫部队行霹雳手段，这个关键人物，不是别人，就是这位中南海近侍。事件发生时，邓小平刚被第三次打倒，当下反应只能说“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而党内具备第一代核心资历，又没有被正式打倒，由此而享元老集团中唯一合法地位的陈云，听王震来传信，不禁忧胜于喜，说有一句：“下不为例”。这个“下不为例”，是文革十年无数大词中最有意味的一句。陈云忧什么呢？他是不是忧虑此例一开，党纪家法荡然无存，领导人交接只能依靠“非程序更迭”？倘如此，那可真是现世报，文化革命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请注意汪东兴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地位、能起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对文化革命的理解，理解到恰如其分：倘只看文革“能指”，那确实是马列宏愿，大词炎炎，五百年出一个，五千年出一次；如拆解文革“所指”，那就是后党与内侍争，屑小弄权，一个数千年不变的宫廷故事。“能指”与“所指”不啻天壤，前者“可上九天揽月”，后者“可下五洋捉鳖”，故而才有那庐山会议将近200个中央委员全闹不明白，竟为三个“副词”指天戳地，突然骚动起来。今日左翼文人死抱那些个“揽月能指”，又能比那200个中央委员好到那里去呢？更为重要的是，注意这位“近侍副主”，有助于人们理解文革是怎么结束的，以及如此结束，将与此后的改革开放新有什么样的关联。

四年以后，当民众关于怀仁堂事变的记忆已经淡漠，邓小平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施以法律审判。那场审判组织得十分粗糙，以致闹出原告与检方共坐一边，面对被告另一边的笑话。此外，民间也有不利腹诽流传。邓小平不管不顾，坚持要对四年前被押的阶下囚施以司法宣判，他是不是想到了由中南海近侍发动的怀仁堂事变，在党内程序上属“非常手段”，必须补办法律手续？这就和陈云想到一起了。怀仁堂事变的合法性必须补办，合法性来源于党法党纪，则不如国法刑律。在当时，用党法党纪已经难说周全，只有以“反革命”而不是“反党”治罪，才能避免这一尴尬。不仅避免尴尬，还能将合法性安放到一个更高层面，这就不是“补办”，而是“升华”了，此其一；其二，他此后用于改革开放的政权与汪东兴所交之权必须有个间隔，以防污染。仅仅在政治上拿掉这个中南海近侍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法理上给他交来的东西盖上新纹章，与那场事变拉开距离。只有如此想，1980年那样不合情理的事情才能豁然开朗，方能理解到邓小平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苦心旨意：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文革却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与改革是相反相承的，相反相承的联结却是要回避的──哪怕时隔四年，从怀仁堂经秦城，再绕道正义路特别法庭，也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不得不办的！

北韩金家王朝在7月5日凌晨两点半发射了多枚导弹。有关这次试射的最早报导，是5月20日的日本媒体。因为安全受最大威胁的是日本。本来南韩也在北韩武力严重威胁之下，但是这些年来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升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北韩会“朝鲜人不打朝鲜人”。连这次被卫星测出的发射准备，有韩国媒体报导其实是准备发射卫星而不是导弹，为北韩独裁者涂脂抹粉。

北韩这次发射的挑衅性非常明显。这有三个表现：

其一，六方会谈近来停滞不前，原因是北韩一直在耍花招。所以美国把重点放在对付伊朗。北韩为了提升它的国际地位，于是有这次发射来吸引国际的关注。

其二，这次发射时间是美国时间7月4日下午两点半，选择美国国庆发射，故意挑衅美国的意图也很明显。

第三，发射的多枚导弹中，有一枚改良型的大浦洞二型，射程达15000公里，足以攻击美国本土任何地方。虽然这枚导弹试射失败，也掩盖不了它的挑衅意图。

北韩的这些挑衅活动，都有中共的影子：

选择“黄道吉日”发射导弹或搞核试验，是中共传统做法。因此选择美国国庆“献礼”，即使不是北京直接教导，也是金胖子“以中为师”。

中国总理温家宝6月28日在深圳与澳洲总理霍华德举行会谈时，温家宝首次促请北韩停止试射导弹，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恶化，并表示中方会致力寻求重开六方会谈。这是非常虚伪的表态。一个多月前外国媒体已经报导，中共无动于衷，显然，中共知道北韩发射的确切日期而在一个星期前才公开呼吁，以撇清自己的关系。

我们知道，北韩的经济非常糟糕，像中国大跃进那样饿死了许多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上的支持，根本就没有能力发展核武与导弹。中共要制止北韩穷兵黩武，不是假惺惺的对外放话，而是私下以停止经援来要胁即可。可见，这是双方合谋的结果。这几年来六方会谈没有什么进展，不也是中韩一起玩弄美国与世界吗？

还需要一提的是，20天前在上海举行的上合会议，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出席，这个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狂人，成为中共的佳宾，反客为主的成为媒体的焦点。这是中共用核讹诈手段玩弄美国与世界的第二条战线。

● 总统女婿涉嫌弊案而被捕，是真正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驸马之弊在中共太子党看来，简直是小儿科，大可偷笑不止。他们滥用权力、非法经商，挪用、贪污、受贿，鲸吞国有资产动辄上亿乃至数十亿计，人数之多，更无人知晓。

 

台湾总统陈水扁的女婿赵建铭，因涉嫌卷入台开「内线炒股」弊案，被台湾检方拘押审讯。「驸马爷」被捕，震动台湾朝野。身为总统的陈水扁，直接受到冲击，不仅声望大挫，而且面临在野党逼宫下台的压力。该案形成的冲击波也震荡两岸。

总统若无涉案，罢免殊难成功
在野党攻势凌厉，不仅利用媒体热炒，更上街头呛声，甚至在立法院推动罢免案。国亲两党利用其在立法院的过半席次，将罢免总统案排入议程。然而，要通过罢免，谈何容易？根据台湾宪法，罢免总统，须经四分之一立委提议，三分之二立委同意，才能立案。立案后，还需全体台湾选民投票公决，过半数选民同意，罢免才能成立。因此，除非陈水扁本人涉案，否则，被罢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国际上，民选总统亲属涉及贪腐弊案，并不鲜见。韩国实现民主后，两任民选总统金泳三和金大中的亲属，都曾先后卷入弊案，而给两金带来不小伤害。金泳三次子金贤哲因受贿，拘押入狱；金大中次子金宏业因受贿，被判刑三年半；金大中最小的儿子金弘杰，也因涉嫌贪污而遭到监禁。但不管是金泳三还是金大中，都未被罢免，而做完总统任期，毕竟，他们本人没有涉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儿子科乔‧安南卷入「粮食换石油」腐败丑闻，安南本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国际上曾响起要他辞职的呼声，但安南最后还是渡过难关，至今仍然在位。

发动罢扁，泛蓝人物各有打算
回头来看台湾，推动罢免陈水扁的泛蓝人物，心理复杂而微妙。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最初并不积极推动罢免，惟希望因亲信和亲属弊案缠身而民望下挫的陈水扁，成为未来两年民进党的负资产，到二○○八年总统大选时，形势对马英九而言，如水到渠成。然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却不甘寂寞，大声喊打喊杀，有意借陈水扁亲属弊案为自己找回舞台，进而挽救濒临泡沫化的亲民党。

眼看亲民党动作猛烈，国民党基层也响起罢扁的强烈声音，马英九不得不临阵掉转枪口，一百八十度转弯，高分贝加入罢扁行列。马英九之所以如此，一则怕被宋楚瑜抢了风头，二则怕危及自己在泛蓝中的龙头地位。然而，马英九终究面临两难：如果罢扁成功，将提前面对泛绿整合，提前面临与泛绿实力人物苏贞昌对决；如果罢扁失败，马英九将担负作战失利的责任，可能被泛蓝阵营自伤。

台湾「驸马」 中共「太子」
台湾「第一家庭」涉入弊案，令人遗憾。但却揭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任何弊案，都难以隐藏。在言论公开、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台湾，已经落实「人人平等」的人类文明价值，真正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一起「内线炒股」案，就能将台湾「驸马爷」送进监狱。这在中共「太子党」们看来，简直是「小题大做」，大可以偷笑不止。且不说中国股市上，官商勾结的内幕交易层出不穷，司空见惯。内线炒股对中共「太子党」而言，简直就是「小儿科」，滥用权力、非法经商，挪用、贪污、受贿，鲸吞国有资产动辄以数亿乃至数十亿计，才是他们的「大手笔」。

江绵恒，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曾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一所三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以毫无科研建树的浅薄资历，立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相当于副部级高干），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如坐直升机。随后，该「太子」又被冠上一连串头衔：「创新一号」小卫星工程总指挥，「神舟五号」工程副总指挥，高科技数码化军队顾问；封锁信息的「金盾工程」总策划，等等。

非但如此，江绵恒又纵横商界。与台湾富豪王永庆之子王文洋联手，投资十六亿美元，创立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江绵恒自任副董事长，随即被称为「中国半导体大王」。与此同时，江绵恒还兼任三家公司董事，这三家公司分别是：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其中，因中国网通已经是中国第三大电讯公司，江绵恒又被称为「中国电信大王」。

在这些商业活动中，江绵恒享受一系列特权，并明显涉嫌不正当竞争和不法经营：其拥有的上海宏力公司，轻易获得「两年免税三年减半」的优惠待遇；其拥有的中国网通，公开排挤其它电信公司，公然破坏中国电信的通信电杆，理由竟是「中国电信设置的杆路离中国网通的杆路太近。」上海首富周正毅违规贷款非法圈地被查处后，仅被轻判三年徒刑，关键因素就是，在周正毅背后，有江绵恒及上海政要撑腰。

且不说江绵恒在官商勾结中的不法行为，即便按照最低标准││中共党内纪律条例，江绵恒及其任用他的人也都完全违规。中共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并要求凡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免去或本人主动辞去在企业的职务；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

然而江绵恒身为中共副部级高干，却在多个企业兼职，公然违反和践踏党纪，竟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难怪，纵横政商两界的江绵恒，被称为「当今中国最牛气的红顶商人」。

中共「太子党」弊案累累
「太子」 江绵恒如此，其它中共「太子党」们，也不示弱，纷纷从政又从商。邓小平次子邓质方曾被称为「中国地产大王」；李鹏长子李小鹏被称为「电力大王」；李鹏次子李小勇因涉嫌「新国大」诈骗案，负罪潜逃新加坡，至今逍遥法外；王震之子王军，任保利集团董事长，人称「军火大王」；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因巨额贪污和严重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其罪当诛，却因父亲为中共元老，被免于死刑。

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共「太子党」滥权腐败、恣意妄为，但全国上下几乎无人敢于问津。原《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因撰文揭露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原大连市长、辽宁省长、现任商业部长的薄熙来，而遭到薄熙来的公开报复：姜维平被逮捕下狱判刑六年。

中共「太子党」，现多贵为「第五代」高官，其中不少人曾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被戏称为「青红帮」。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其父李干成，原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是上海红卫兵的武斗干将；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其父薄一波，中共元老），曾经是开武斗之风气、令人闻风丧胆的「联动」组织头目；现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其父黄敬，江青前夫，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曾经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卫兵，积极参加批斗校党委、黑龙江省委的造反活动。这些「太子党」成员，文革后并未列入「三种人」被清算，官位反愈升愈高。

台湾「驸马爷」与中共「太子党」的不同境遇，映照出台湾与大陆的制度落差，民主的台湾，与独裁的中国，差距何其巨大！

中共炒作，叶公好龙
台湾「驸马爷」弊案曝光后，中共媒体兴奋莫名，大肆炒作，这一回，其舆论导向的用意，莫非是：看，台湾也有腐败案！然而，中共的炒作，反而证明台湾社会的公正和清廉，因为揭露这一弊案的恰恰是台湾媒体；将「驸马爷」逮捕下狱的，恰恰是台湾司法机关。台湾总统和政府，无权过问，更不敢干涉。

反观大陆媒体，不过是中共自己的喉舌；大陆司法机关，不过是中共自己的工具。在「党大于法」的前提下，中共高层甚至经常「指导办案」。姬胜德、周正毅等人可以获得轻判；江绵、李小勇等人可以逍遥法外；薄熙来等人可以打击报复。这一切，都是中共独裁之恶，中国社会之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舆论大肆炒作台湾「驸马爷」弊案，使揭发此案的台湾国民党立委丘毅在大陆「红得发紫」，被称为「英雄」。然而当丘毅兴冲冲地准备奔赴大陆，欲按原计划到北大演讲时，却遭到中共当局的悍然封杀。这表明，中共的宣传，不过是「为我所用」，一旦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声音传到中国大陆，叶公好龙的中共，马上就表现出惊恐万状，如临大敌。到后来，中共突然降低调门，不再渲染台湾「驸马爷」弊案，并暗发通知：相关报导必须依中央口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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