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搬家

  做北漂最艰难的时候,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我在北京搬过十几次家。那个时候的搬家不像现在容易,从找新家,到收拾旧居,到搬运,等等,都麻烦,至少租房信息源少得可怜,多需要自己贴小广告或托朋友介绍。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确实不是北京人,没有做主人的感觉。一处房子,住三个月以上,我就开始厌倦。刚开始的新鲜,坚持打扫房子的自我喜欢,很快地陷入了住旅馆的感觉中,租住只是旅馆,懒得收拾了。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的时候,收拾一下,或者换地方。我也确实住过旅馆一样的家,在某个学院的老师宿舍里住过半年,先是住大间,四五个人一起,后来是小间,一个人一间。生活在别处。在哪里呢?反正也不在老家,每年能回一趟老家就不错了,而且回去了也不怎么适应。

  没有家,没有自己的房子。成为当时生活的一大难题。我甚至经常抱怨自己写不出东西,做不了学问,是因为没有必要的条件。没有家啊。还写什么作,学什么问;还去跟人起什么哄,讨论人文精神有无,市场经济的道德,中国崛起的前景……因此,那时的我认定了现代性怀疑派作家们的思想,那种对自己存在的坚定追问,成为我立身的原则。卡夫卡:现在我在这里,除此以外,一无所知所有。里尔克: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鲁迅:你们把明天许诺给人们,把什么留给自己了呢?这些思想都让我在紧张的生存中憎恨大言欺世者。

  但这种对家的刻意寻求反而使我浪费了很多。最大的浪费是在培养生活方式的阶段,未能养成好的居家习惯,比如对信息的收集、整理,以至于我经历了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我保留的材料少得可怜。说白了,这是在漂泊的生活中少了一份耐心、一份定力、一种从容的意境。这就使以研究当代社会自居的我,除了身证、描述,拿不出太多其他实证的材料。传统的生活方式确实在经历变化,但一些人性自身建设的工作并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如果这些生活方式,连同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能够不断地被留存、被追问,一定有利于我们认知自己的存在意义。

  还记得当年在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感叹,每天都跟历史碰面,遇到中国社会一流的学者、专家、企业家,我们眼看着这些贴面的人物事件流失到历史河流中去了。有一次,刘峻给深圳的何清涟打电话,半天后放下电话说,何要他坚持写日记,说哪怕记一年,这个经济文化变迁史也有一个参照的线索了。我们听了,感慨一番,又各自生活照旧。这一经验教训,今天只能说给年轻朋友们听了。

  记卡片也是传统的治学方式,我也记过不少卡片,但跟真正做学问的人比较起来,汗!这种方式是死工夫,但它是否应该死去,未必。网络世界似乎在消解记卡片的意义,但网络搜索收集资料,无法赋予记卡片的个人性。话扯远点,那些靠做卡片就能当教授似乎也确实越来越说不过去了;说实话,一个网友只要对专门学问略知一二,专心数月,也可以在专门领域内写出很不错的文章。我一直不太清楚人们是否已经在质疑这一学问方式。西人不论,中国九十年代重新建构起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及其知识谱系,是极为可笑的。网络对其消解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解那种知识的正当性。不怀疑一个转型社会里的主流知识,仅骂两句改革陷阱,社会断裂,这个社会的转型是永远转不过去的。网友们的青春朝气及其天然的正当性,就仍然不能面对现实社会丧失合法性的知识及其语境、制度环境。

  话扯回来。这两天看托夫勒的《财富的革命》,发现他跟近30年前写《第三次浪潮》时差不多,他的可贵之处,是对我们时代的信息有一种网罗无遗的态度,他对这些信息的知识性处理也足堪称道。这又可以佐证我的生活习惯说了。

  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没有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搬再多的家也没有用。那种家已经不属于家了。有人把家从内地搬到北京,又搬到美国,再搬到加拿大,还是不管用,“反认他乡为故乡”,但故乡的感觉是永远找不回来了。现代派作家们爱寻根,他们守住某个小镇,或自己的出生地,不断地挖掘,其实是要寻找一种实在的、可触摸的人性存在方式。

  北漂。我这一辈子做好北漂就不错了。

傅国涌:“不良情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人民网”上有人写文章批评老百姓的三种“不良”情绪,包括“仇官”情绪、“仇富”情绪、“仇星”情绪。“不良”情绪不可能是无缘无辜凭空产生的,我们首先要追问这些情绪是从哪里来、怎么来的。

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廉洁奉公,踏踏实实为公众服务,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他们的权力也能受到公众舆论的有效约束,不会任意地化公为私,比如不能随意地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等,老百姓对这样的官员当然不会产生仇视情绪。但是,我们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解决权力授予问题,我们现在的官员既不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合法的渠道可以进行监督,再加上民间不能自行创办独立的新闻媒介,所有的舆论机器都控制在官方手中,在这样的体制格局中,官员只须对上司负责,无须向老百姓、向舆论负责,想干什么完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羊城晚报》近日报导,广东省委党校一位经济学教授黄铁苗在广东省政协“构建节约型社会”报告会上指出,目前全国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资3000—4000亿,真正用于公务的只有1/3。此外,一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平均耗电是普通居民的19倍,每年全国的公款吃喝2000多亿元,其中一半被吃掉,一半被浪费掉。在一个权力缺乏制约的大国,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消耗、公车私用早已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在一系列惊人数字的后面是公权私用,是公共服务的匮乏,是各种不同部门的权力、不同等级的权力日复一日的膨胀,在现行的体制框架下几乎没有办法遏止这样的势头。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这是一条铁的定律,没有几个人能够幸免。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产生一点情绪也是正常的。

再看富人们,尤其是那些利用体制漏洞和弊端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巨额财富往往来源不明,决不是天纵英才,加上辛苦创业,在商业经济的浪潮中一步一个脚印起来的。他们或依附权贵,或本身就与权贵有着血缘的关系,权钱交易,以小搏大,总之其中充满了见不得阳光的不法手段,有许多不可告人的幕后故事,财富的透明性很低,灰色特征显而易见。再加上其中不少富人一掷千金的豪阔,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芸芸众生的轻慢和敌视,“房奴”说就是近期的一个例证,这一切都让人对他们产生恶感。

至于形形色色的明星,影、视、歌、体育等方面的各类明星,这些年来也纷纷跨入富人行列,他们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他们的财富是如何轻易得来的,这些都是一笔笔算不清的账。在我们这个只允许娱乐的时代,娱乐的畸形发达成就了他们,使他们迅速跨入上流社会,可以和官员、富豪平起平坐,媒体整天追逐他们的蛛丝马迹,炒作他们的八卦,他们是时代的骄子,却不需要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凭天赋、凭机缘、凭我们不知道的一切就可以赢家通吃。你又让普通老百姓如何对他们常怀好情绪?

三种“不良情绪”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与其匆忙去指责这些社会性的“情绪”,不如让这些情绪有堂堂正正的发泄渠道,我们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但有这些社会情绪的存在,或多或少能让官员、富豪、明星们知道,还有这样的情绪对着他们,使他们也能有所不快,有所收敛。当然,他们也可能毫不在意。

大纪元首发

高瑜:中共八十五岁了,还剩几杆子?

『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的十四字箴言。伟大领袖毛泽东将这两杆子挥舞到极致。

文功武略的毛泽东

1921年的毛泽东的愿望还只是教书和干新闻记者。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获得过这一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在湖南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1925年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且主编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遵义会议之后,他确立了中共的核心地位,除了牢牢掌握党权、军权之外,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宣传大权。

毛在共产党内无人可及的宣传天分往往令他越俎代庖,他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写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在他登上天安门之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几代人的文风。

毛用笔丧失了政权合法性

毛泽东1957年搞了个“引蛇出洞”,他用如椽的御笔给《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一下抓出五、六十万(数字还被隐瞒)右派,老毛意犹未尽地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反右运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的契约关系不再存在了,国家可以随意欺骗人民。到了文革老毛不仅是“四个伟大”,他还是两报一刊的总编辑,人人都要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人人嘴里喊着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国家的上下信任,荡然无存。

懒惰、好玩的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党政军的绝对权力,惟有总编辑这一行干不来。现在无人能证明邓小平一辈子亲笔写过什么,却有人能证明他一辈子一是懒,二是好玩。1959年邓小平没有上庐山批斗彭德怀,是因为在北京养蜂夹道打台球,把腿跌断了。上不了庐山,却让警卫员背着他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场地看足球比赛。

当年毛周日理万机,邓小平天南海北游山玩水,经常用专机从北京接牌友万里、吴晗打桥牌,打够了再用专机送回去。老邓的桥牌爱好保持终生,老迈得拿不动纸牌的时候,让别人替他拿着牌,还要玩。

老邓用枪封喉

1980年,老邓玩过一次心跳。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讲过之后,没见他真正实行。1986年胡耀邦、赵紫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这篇讲话作为理论根据,结果先后被他拿下台。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揭穿了其中的奥秘:『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
邓小平开创了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先例。『四二六社论』笔管子里已冒火星,等到六四使用上枪杆子,再说什么人民也不会相信了,邓小平是用中共的枪杆子打折了中共的笔杆子。

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当然也看清了这一点,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不争论』的原则就是为中共找出路,而且他的理论又发明了一条——『共产党主义』:『凡共产党干的都叫社会主义。』

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之后

从继往开来至今,枪杆子更粗了,可是半截秃笔几乎派不上用场了,明明是谎话、瞎话还硬要说,只能使『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北京在讲亲民,以人为本,汕尾却在开枪杀民。

92以来,以市场化为名搞社会不公,『不争论』已经限制不了人讲话了,限制不了怎么办?只剩下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往人头上扣,这可是文革的作法。贺卫方只讲出法学的ABC,传说被一常委定为『恶劣的反党事件,是向党的严重挑衅。』最近江泽民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吉又撰文将郎咸平的《人吃人的中国极待和谐化》,打成『货真价实打着“和谐化”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

如果不怕扣帽子怎么办?正在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找到罚款的办法,如果不怕罚款呢?难道还用枪杆子?

——首发《苹果日报》

朱学渊点评:格外留神:胡锦涛政改思路浮出水面

学渊评:喉舌方德豪又说“胡锦涛政改思路浮出水面”了,我还当做一回事拿来读,竟然全是“司法有限独立”、“学习型政党”等等令人笑破肚皮的馊主意,其用词如“敏感政策”“敏感内容”“隐约可见”“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并非中国的戈巴契夫”“可能是”“比较不可能”“格外留神”等等云云。方德豪同志为什么变得如此谨慎呢?当然是得了当初制造“驱张运动”消息时的教训,替刘阿斗打气,刘阿斗未必消受得了的,所以也是须要“格外留神”的。

【亚洲时报】方德豪:胡锦涛政改思路浮出水面

近期的几个发展说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正开始酝酿一个温和的政改方案。胡锦涛找来一众政治局成员学习了民主执政的问题,而中央党校一份报告则建议,为了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必须考虑推行包括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以及“司法有限独立”等敏感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月二十九日进行一次集体学习,主持学习的胡锦涛强调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概念,并邀请中央党校专家讲解。政治局学习之前的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课题组发表了题爲《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改课题报告。报告建议了包括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以及“司法有限独立”等敏感内容。

胡锦涛上台以降,虽有一再在国际场合表达了民主改革的意愿,但外界对其政改思路,一直未能了解。但今年以来,胡锦涛一些言论却开始逐渐透露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些基本思维,一个政改的基本框 架似隐约可见。

简单而言,胡锦涛的政改思路大概的框架是:在现阶段先推行一些温和的措施,目的是要应付一些经济改革带出的问题,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铺路,并开始强调法律凌驾一切的概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争取时间,学晓如何在民主制度下按国际社会的常规执政,到时机成熟时,也即中国共产党由上而下都适应了民主制度后,才会实行全面的民主选举。胡锦涛于今年年初曾就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指示,他当时下令要推动“学习型政党”,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现阶段政改的前提是一党执政体制,党管新闻,党管干部,党管土地,民主集中制不变;这也是胡锦涛把其政改称之为“党内民主”的原因。

对于这些改革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胡锦涛大概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胡锦涛所做的工作是,列举一些前提条件,一方面证明他在支持政改的同时,并非“中国的戈巴契夫”(推行政改导致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则尽量动员党内干部朝这些方向发展,创造有利改革的环境。

过去胡锦涛在推动一些新政时,都会遇上利益集团的牵制;一是地方在落实措施时阳奉阴违,暗中抵制;一是在通过一些关键文件时,删去一些关键字眼,加入另一些跟胡思路不符的补充说明,中和了胡锦涛路线的作用。所以,这次胡锦涛在酝酿他的政改路线时,他明显十分审慎。据台湾中国时报,二年前被胡锦涛取消的北戴河会议,有可能在今年夏季重开。其中一个可能是,胡锦涛需要开这个会以示对元老的尊重,并在北戴河争取元老支持。

另外,近期胡锦涛较大幅度提拔了一些理念跟他较接近的人出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这有利于胡锦涛在中央和地方推广其路线,争取中层和基层的支持,形成一股气势对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中央近期较高调的反腐动作,像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下台、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等消息,对一些备受腐败丑闻的地方诸侯和中央领导都有示警意味。一旦某些地方诸侯像过去一样公然针对胡路线唱对台戏,也不能排除中纪委立即高调查处这些地方诸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曾出现中央委员质疑胡锦涛路线的场面比较不可能出现。

也有分析认为,胡锦涛也十分重视军方支持其路线。胡锦涛近期晋升了十名解放军上将,外界注意到,胡锦涛这次较着重抓政治的方面,单是总政治部中成为上将的就包括副主任刘永治和孙忠同;而重要的军方单位的政治委员,像总装备部政治委员迟万春、空军政治委员邓昌友、第二炮兵(导弹部队)政治委员彭小枫等,都获大力提拔。可以说,也许是吸取了其前人胡耀邦中箭下马的经验,胡锦涛在推动其政改前夕,可谓是格外留神。

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遇上一些樽颈问题,像日益严重的徵地纠 纷等,已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稳定。所以,胡锦涛必须能在其任期内启动政改,克服这些经济发展上樽颈问题,中国才能确保其经济可以软着陆。

中央党校《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提纲 (http://gb.atimes.com.hk:82/gate/gb/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8760&Itemid=64)

•••••••••(完)

80后“清理门户”及市场正义的贫困

  在郭敬明抄袭案扬天尘土中,日前有10名来自80后阵营的写作者加入“庭外审判团”,发表公开信敦促郭敬明尽快道歉,否则将发动读者抵制其作品。此举被媒体解读为“清理门户”。可见抄袭案除了引发道德、法律等层面反思外,其可能产生的市场负面作用,也正在受到关注和评估。
  
  80后这一概念,本身就为商业包装的产物。而在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品牌效应下,更成为图书市场一大金字招牌。近年来有多少报刊杂志和图书出版物躺在80后温床上大获其利,又有多少本来默默无闻的写作者藉此鱼跃龙门,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在80后品牌的光芒照耀下,凡是自我标榜或市场贴牌为80后的写作者,俨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为如此,当被称作“80后掌门人”的郭敬明身陷“抄袭门”时,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可能不掂量将可能引发的品牌贬值及市场危机。所谓的“清理门户”,也便有着丢车保帅之意。此举说白了就是,当年大伙儿“捆绑上天堂”,如今却不必一起“下地狱”。公开信声明:“郭敬明抄袭是个案,请媒体不要误以为80年代后作家尽数如此。”这再清楚不过地传递了80后急欲与郭敬明划清界限的态度。
  
  80后虽为市值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了这一非专用商标,80后之间的争吵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比如,同样是80后作家,郭敬明等人被划入偶像派,李傻傻等人则被称作实力派。这种区别化策略,同样是出于市场的考虑。而郭敬明抄袭案,则为80后们提供了新一轮洗牌的契机。
  
  此次站出来签名发表公开信的,大多是80后中不那么出名的写作者,有的甚至还曾经是郭敬明的粉丝。不难看出,公开信活动还有着挑战“黄昏派”偶像郭敬明的市场地位、瓜分80后市场份额的意味。也就是说,这场公开信闹剧,非但意味着80后利益共同体的分裂,其实质还是80后争夺“市场文学”话语权的小剧场。
  
  随后相关新闻也证明了这一点。有报道披露,80后们的所谓“清理门户”不过是一场自我炒作,参与签名的均为一本80后杂志的编辑或作者。如此,抄袭者在被同道抛弃同时,还成为新一轮炒作的引子,而抄袭案所涉本质问题——写作的道德法规,则以“道德正确”的名义再次被送上文学市场化的祭坛。这种行为,与那些高呼“小四,我们永远支持你”的粉丝的区别,仅仅在于多套上了一块道德遮羞布。
  
  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人们有时反而会促使自己遵从“公序良俗”。这种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道德,或可对应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公开信以“道德正确”为名,正是这种市场自发秩序的典型体现。如果说这场“清理门户”秀还有一点点正面价值的话,或者也就在于此。
  
  但是,这种个体(基于利益考虑)的自发意识,反过来又凸显了市场规则缺失与社会正义不彰的隐患。因为,一些人为了追逐利益选择抄袭,另一些人又出于利益考量而反抄袭,绝非一个成熟社会的体现。80后们围绕抄袭案上演的黑白大片,再次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市场化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市场正义”却极度贫困。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

  ——读《旧京,旧京》
  
  
  
  在《旧京,旧京》之前,我读过范若丁的《莫斯科郊外》、《皂角树》和一些散见报刊的作品。我为他写作态度的真诚深深打动,也为他作品中蕴藉着的高贵的生命情怀和优美的语言感觉所打动。我们花很多时间去阅读不就是要在作品中寻找语言感觉和生命感觉吗?
  
  《旧京,旧京》让我时常掩卷沉思,耳畔飘过天才诗人阿波利奈尔•吉洛姆的诗歌《米哈博桥》: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
  
  故乡和爱情一样,是我们永远的栖留地。无论我们离家多远多久,它总是会唤你归来。在《旧京,旧京》中,我们跟随叙事者一道重游他内心的故乡,这个故乡“旧京”与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一样不随时光褪色。
  
  《旧京,旧京》这部散文体小说在形式上回荡着《米格尔大街》的美感:在一条古老的街道上,生活着政客、贵妇人、交际花、饭店老板、牧师、教师、女佣、杂货店主、裁缝以及各式以苦力谋生者,他们共同构筑出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在一个山雨欲来的时代,无论贵贱贫富,一律躲不过时代雷电的袭击,他们在时代转承的旋涡中共同承受着命运的悲欢和日常的甘苦。叙述者以自己孩提时代的纯真视角存留住旧京的记忆,存留小街上人们的悲哀和欢喜、爱憎和情谊、奋争和无奈……并以一位老人苍凉的口吻来叙述这一切。在这种纯真的视角和老道的口吻之间是叙事的张力,它包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包容了孩童的疑惑和人生的无解。
  
  小说是与时间抗争的艺术,叙述者展开想象的双翼飞翔,力图将时间掠走的一切归还回来,并通过虚构弥补了现实人生的缺憾,使生命丰满。
  
  《旧京,旧京》中,细节最见功力,将语言感与生命感熔为一体。“家事”首篇《影子马》是一个大的隐喻:一匹叫“胜利”的马掉进了黄河,只留下挣扎的影子;而存活的另两匹则在内战战场被抓去,那匹因抗战丢失一只眼睛的“独眼龙”竟被杀掉充“驴肉”砍碎出卖。
  
  小说是这样叙述这匹可爱的小白点的丧身过程:小白点由于性急,在跳板上一只后腿踏空,忽然后退着将屁股向河面坐下去,一阵踢蹬,正跌落在河面它自己的影子上。影子碎了。起初还只是后腿没在水里,前腿尚能扒在岸边,车老板用力拉住鼻绳……车老板垂死般地瞪了白副官一眼,无奈地松开手,狠狠咬住唇边的那绺胡须。……那双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对着碧蓝无云的天空,硕大的泪珠在里面晃动。我看到那滚动的泪珠,在最后一瞬间,我与它对视着,我又看到它耳尖上的那个小白点。
  
  冷静节制的描述蕴蓄着叙事者的温情与忧伤,爱与唏嘘。为文尾“却有三个马影子印在路面上……忽然我又想起那沉入黄河而影子在河面上凝然不动的小红马”
  
  留下了伏笔。抒情嘎然而止,氤氲着惆怅的氛围。这种力透纸背的细节描绘能够迅速抓住读者并长久地保留在读者的记忆中。
  
  与细节相应的是作者意象新颖的语言感,写郭娃脸上的麻子之多用“挤来挤去”;而姬参议的“白麻子不停地颤动着似乎要一个个蹦将出来”。再看写语言,“旧京土话在他口中打着滚,被他咬出了滋味”,“这句话太重,一时把苍蝇吓跑了”……多么精妙多么妥帖的用语!这样的神来之笔决非凭空天降,而是作者多年不辍笔耕的回报。
  
  范若丁出身名门,然而并不纨绔,时刻对人本身的局限性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与自省,同情社会底层的人物并试图理解他们的生活与生命。作者对生命的认知在小说中表现为贵族精神,而这种贵族精神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对小人物的叙述上,如《马嫂》《烟外婆》、《甘裁缝和杂货老八》、《夫子与牧师》等篇章。
  
  《马嫂》一文感情充沛,叫人泪流。马嫂是作者的陈干娘,她为了养家在女儿未满月就出来做“我”的乳母,一带就是12年,青春东流,一生坎坷,晚境凄苦,只有这个吃过她乳汁的干儿子像艾青怀念大堰河一样怀念她。几个人生场景几个命运转折,陈干娘的性格跃然纸上,她那悲惨的命运与祥林嫂异曲同工。在马嫂身上,不仅承受着阶级的苦难而且有性别的苦难,仿如罪恶的旧社会的剪影。更为让人深省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深受迫害的妇女从不抱怨,独自默默地坚韧地承受住一切。短句的运用更加重了这种情感力量。
  
  《甘裁缝和杂货老八》中两个人的性格迥然,甘裁缝饶舌,杂货老八手抖嘴拙,然而却在那种乱世建立了今天望尘莫及的情谊。甘裁缝买酒斗嘴的场景保留着旧时说书人的传统,有浓郁的现场感。甘裁缝买酒和杂货老八缝衣改衣寥寥几个回合,就将他们的善良、悲苦、懦弱与勇敢描绘出来。在一个动荡的社会,这样完全靠手艺和小买卖维生的小人物生活完全无法自保,随时受着时局的惊恐甚至被抓进了监狱。甘裁缝铺子上挂的剪刀其实是他内心不能撩拨的结,一个深爱女儿的父亲因女儿的变节而用剪刀刺杀了自己的女儿,却反被汉奸诬蔑,最后被逼自焚。
  
  一面是对下层社会的深切同情,另一面是对上流社会虚伪虚荣和空虚的批判,就是“我”的母亲,我也由衷地批判她身上漂浮的贵妇人的不良风习。这种节制的立场进一步增添了小说的魅力,使之真实可信。
  
  《旧京,旧京》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耐人寻味,尤其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这样的特殊时候。现在不仅是过去的未来,也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从来不是单向度前进的,所以我们总是可以在过去中见到未来的影子。
  
  
  《旧京,旧京》(范若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定价22元)

当鲁迅遇见了王菲……

  鲁迅遇上王菲,等于是关公战秦琼。可是,这一回他们却真的碰到一块儿了。
  
  由若干所谓的“强势媒体”紧急烧制的“十大文化偶像”,日前新鲜出炉。一时间引来公众一片尖叫。喝彩的,跺脚的,嗤鼻子的,啐口水的,无所不具。以前,中国的公众只有一个共同的偶像,那就是毛主席。那时,大家倒也相安无事。如今,人们已不再共同拥有单一的偶像了。而偶像一多,麻烦也就多了。所崇拜的偶像不一样,冲突就不可避免。
  
  最具争议的是鲁迅、巴金一辈与张国荣、王菲之流能否同登一榜。这就好比有好事之徒开一个晚会,请来了一群名人,在嘉宾席上落座的有鲁迅,也有王菲。这是一个无聊的晚会,本身不值一谈,但由此引发的争议却更有意思。
  
  鲁迅作为文化大师,一般没有太多的争议。即使是作为王菲崇拜者,也不会对鲁迅的存在价值持有异议。鲁迅崇拜者则往往比较容易对王菲的存在感到不满。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令他们对另一种文化贬损有加。我从互联网上看到许多这样的议论:将鲁迅王菲并举,是对文化伟人的羞辱,鲁迅知道了,是要“活活气死”的,云云。
  
  真的那么肯定鲁迅会因为跟王菲同座而拂袖而去,乃至“活活气死”吗?为什么不能设想鲁迅也会喜欢听王菲唱歌呢?当鲁迅遇见了王菲,以鲁迅的个性,说不定会喜欢王菲这样的女孩。鲁迅虽然生性刻毒,但对女孩子却一向比较宽容,当初许广平一干女学生在他家里胡闹,他也听之任之。对于像刘和珍、萧红这样的个性倔强而又才情不俗的女孩,他更是宠爱有加。王菲在演艺圈里的任性好强是有目共睹,完全属于鲁迅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
  
  更有力的证据是,当初上海滩著名的女艺人阮玲玉,因畏流言而自杀之后,鲁迅却挺身而出为阮玲玉申辩,并对那些流言散布者予以愤怒抨击。阮玲玉不从俗流的性格,正是她遭遇流言蜚语暗伤的原因。鲁迅与阮玲玉并无交道,但他显然欣赏阮玲玉的性格。可见,鲁迅并未以“文化精英”自居而对演艺界的人表示轻蔑。倒是那些借鲁迅来贬损大众文化偶像的人士自己要当心成为鲁迅批判的靶子,就像在阮玲玉事件中那样。
  
  当然,鲁迅究竟会如何看待王菲,我们无从得知。他也有可能不喜欢听王菲唱歌,但他还不至于像他的崇拜者所设想的那样“活活气死”。这种越俎代庖的想法与其说是鲁迅的态度,不如说是鲁迅崇拜者自己的态度。崇拜者总喜欢将自己的偶像神圣化,乃至怪异化,总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看得比别人的要高一等。
  
  至于“偶像评选”这种无聊事情,说鲁迅耻于与此相关,倒是有可能的。但依王菲的个性,她也未必就喜欢这种活动。在这一点上,这一老一少倒有不少相似之处。他若碰到跟王菲同坐一排,彼此惺惺相惜也未可知。
  
  需要偶像,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幼稚病。鲁迅的文化价值也许远高于王菲,但既然同被“偶像化”了,他们在作为“偶像”的本质上也就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偶像所代表的并非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偶像崇拜者的价值。偶像只是一个空洞的情感符号,抽象的文化代码而已。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偶像的权利,因而所有的偶像都是同等的,差别只在于崇拜者的数量多寡。如果一类人的偶像一定要强求别人也跟着崇拜,而不允许别人拥有其它的偶像,这又是哪里来的道理?
  
  据说,现在的小孩子喜欢歪解词语,对“偶像”的解释是“呕吐的对象”。童言无忌,倒是说出了“偶像”的真相。自己的偶像很可能就是别人的“痰盂”。

[中共历史回眸]: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

    向忠发为恶名昭著的“大人物”之一,此人作恶多端,厮养走卒,出降事敌,毁坏党与革命组织,破坏中国革命,种种罪行,指不胜屈,死亡山积,血染成川。受害群众,事隔多载尚谈虎色变,余悸犹存。中国不敢提其名字,更不敢道其经历,万马齐喑,

魏京生:论文革起因

有多少人还记得文化革命呢?现在50岁以上的人还有记忆,还经历过
那一场大动荡。40岁以下的人,恐怕就只能听人家说了。听长辈们说
的可能不太多。主要是以书报杂志,电影电视上零零星星听说了一
些。由于40年来中共不允许研究和评论文革,所以中青年人头脑中的
文革印象支离破碎。更谈不上总结历史的教训。现在已是文革发动40
周年的时候,我就和大家谈谈我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和大家一起
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文化革命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逐渐发生一直到突然爆发
的过程。把它叫做文化大革命,就说明了发动它的那一批人的的确确
是想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而不简简单单地是什么夺权斗争或者被压
迫群众的反抗。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绝不是简单的,许多种因素掺
杂在其中,才汇集起来形成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动荡,改变了社
会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可以说这是一场触及了人们灵魂的大革
命。不过并没有象毛泽东一伙人想象的那样更加相信共产党的一套,
恰恰相反,是更加不相信共产党的一套了。这种不相信,就成为后来
的民主运动的起源。

那么文革起源于什么呢?往前追溯,应该起源于19世纪末和上个世纪
初洋务运动的失败。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的主流思想,就象现在的中共
所说的一样,旧的制度和旧的文化思想不用改变,只要学习西方先进
的技术。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引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以及新
出现的社会成分,和清朝末年已经腐败了的官僚体制和社会环境之
间,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矛盾。更重要的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官僚体制一
方面和新的经济结构难以互相适应;另一方面和迅速发展的世界局势
难以互相适应。这两个无法互相适应就象个给一座快要倒塌的破房子
再来上两记重锤。清朝就这么垮掉了。象其他腐朽的王朝一样垮掉
了。

垮台之后的中国人十分痛苦,都认为仅仅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不行,
还要学人家更多的东西。学习文化思想艺术等等,还要学习先进的社
会制度。清朝末年已经有一小部分人这样想也试着做了,这就是著名
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宪改派的青年们大多跟随孙中山的一派,
从事了激进的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从一开
始就失败了,没有能够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看上去象是改朝换代一
样,和西方的社会制度相差太远。

对篡夺权利的北洋政府的失望,和对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期望,
产生了两股主要的社会思潮。这两股思潮的共同点就是要全盘西化,
彻底改道中国文化,直到改道得和西方一样。这一思潮在文化革命时
期达到了它的最高潮,破四旧是它的表达方式。它的目标就是消灭所
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换上一个全新的西方现代文化。而且还要换上据
说最先进的马列主义文化,结果制造出的是文化的沙漠。

这两种思潮的不同之处,就是大部分人主张学习看上去不那么美丽动
听的市场经济下的民主制。因为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比较容易接受这
种温和的民主制。但是另外一小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则倾
向于听上去更加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们希望一步登天,学习
连西方人还没有试验过的理想中的完美社会。

以当时全人类都并不太了解共产主义所可能造成的罪恶来看,这种激
进的理想完全可以理解。当他们企图建立这个理想中太完美,而在现
实中太难让人接受的社会时,他们遭遇到中国这个根深蒂固的市场经
济的小农为主的社会的剧烈反抗。虽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仍然艰难困
苦,得不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这一派的理论家们不承认自己的理
想不对头,而把责任推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上。把共产主义
在中国遭到了比苏俄更大的抵制,归罪于所谓的中国封建文化。不彻
底摧毁中国和外国传进来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社会主义的进
程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这种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基本思路。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上的来源产生于“5.4”运动前后的有中国特
色的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认为不彻底改变、铲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就
不能实现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用他们的理论描述,
这种文化是中国的所谓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因此发动文化
革命不是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共产党人长期的理想,而且在
40年前的5月份促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份重要的文件,《五.一
六通知》就是中共中央一致通过的决定。包括后来被打倒被整死的中
共领导人,没有人反对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对此有几十年
的认同。

虽然没有人反对,但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主动提出的建议。为什
么不是由别人而是由毛泽东在这个时间提出这个建议呢?这里边首先
是有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和党内领导权转移的背景。就是说,是党内斗
争的结果。是坚持错误政策还是改行修正主义的一份政治斗争,借用
了文化革命的外壳。使这段历史掺进了复杂的因素。

大家知道1960年前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革,而制造出来的人
祸。恰恰在这缺少食品的年代,中共为了制造核武器和军事工业,而
用食品作为支付手段,向苏联购买了大量机器设备。使人民公社大食
堂的灾难,加重并且延长了时间。所以一年的人祸造成了三年的大饥
荒,饿死人最多的恰恰是大跃进之后的两年。竟然使得人口负增长。

虽然当时的社会还沉浸在对共产党美好理想的信任之中。但现实的饥
饿和大量饿死的农民,对这种信任是个沉重的打击。谁该对这些负责
呢?中共必须找出一个替罪羊,才能继续欺骗中国人民。弥漫在老百
姓之中的怀疑和指责,可以暂时用一个谣言来搪塞。但在知识分子和
干部中酝酿的怀疑和指责,就不是靠镇压彭德怀可以封得住口的了。
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万言书,所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上层精英对所谓大跃
进的错误政策的控诉;所代表的是更广大的工人、农民的控诉。毛泽
东可以把彭德怀和他的同伙撤职软禁,但还是无法推卸他的罪责。他
不得不在还剩下一点儿的党内民主面前低头,做检讨,并在党内缩减
他的权利。这就造成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另一派,或有叫
做务实派势力乘机上台。接管了过去由毛泽东独攥的大部分权力。只
是毛泽东是他们大家共同塑造的一尊神,换一尊新的神来欺骗老百
姓,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塑造新的活神仙的过渡期,全党就只
好容忍毛泽东继续先当共产主义的活神仙。

但毛泽东的性格是个不甘于失败的性格。就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忙
于政务并乘机收编行政干部的同时,毛泽东也开始了他的新的重塑金
身的计划。他的老朋友林彪所控制的军队系统,从学雷锋开始发动了
一场制造活神仙的新道德运动。而他的夫人江青,则开始聚集一批知
识分子,从教育界和文化界入手,开始了和新道德运动相辅相成的文
化艺术界的清洁化运动。开始是以创造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为主流,渐
渐地发展到以批判所谓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已经跟中共翻脸
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毒草为主流。一步步地在精神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
革命。

由于这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共产党人几十年来的共同的意识形态
基础,所以中共的领导阶层并没有人反对,而且得到了全党的大力支
持和热情的协助。新道德运动和文化的革命甚至是五.四以后中国知
识精英们的共同目标,于是得到了几乎全社会的拥护,至少也是容
忍。从1960年的学雷锋运动,到1965年的批判封资修的挖毒草运动,
仅仅花了五年的时间。毛泽东及其一伙人就把“5.4”以来的新文化
运动,发展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文化
专制一面倒的配合下,垄断了八亿中国人的头脑,树立了毛神仙的绝
对个人权威。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风靡了全世界。不但给中国
人带来一场触及灵魂的大劫难,而且在全球危围内掀起一场新理想主
义的暴力活动高潮。这个暴力革命高潮一直延续到现在,以恐怖主义
的名称不断发挥它的破坏力。影响着全人类的生存,也毒化着全人类
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的有两个。

一个公开的目的就是打倒封资修的意识形态,用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
主义文化代替旧文化。减轻建立更纯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阻力。另一
个目的,是借这场运动打倒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所谓的“资
产阶级司令部”。

因此,在60年代初的新道德运动和文化批判运动的同时,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宣传的主调。
因为只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才具有最大的煽动性和杀伤力。才能达到
毛泽东的全部目标,而不是和党内同志共有的新道德运动和共产主义
文化的目标。

在60年到65年的五年中,共产党的笔杆子们创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文
艺形象,使得新道德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被推向
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做好了思想舆论准备。
到1966年初揭批封资修运动达到高潮时,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成为深
入人心的、模式化的、形象鲜明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极端表现
形式有两个侧面。

一面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风靡一
时。从极端的口号退潮到固定的民众思维模式,就是维持了十年以上
时间的划分阶级成分,实行身分歧视和身分历史歧视的国家法律政
策。类似于西方的种族歧视制度,是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西方文
化。虽然80年代逐渐取消了这些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但至今仍有许
多人以这种思维模式对待人和事务。甚至有人策划推出修改了内容的
新血统论,以便操弄起新一轮的阶级斗争,重温毛泽东的一统天下的
旧梦。值得大家警惕。

另一个侧面。就是毛泽东在时机成熟时,借助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
化,把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引导到“揪出党内暗藏的阶级敌人”的现实
政治斗争中去。很轻松地达到了消灭政治对手,统一思想和队伍,加
快实行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这个揪出运动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60年开始的阶级斗争运动,是以
过去的地主刘文彩为典型,把几千万早已被剥夺了财产和社会地位的
地主、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和右派知识分子,与刑事犯罪分子和政治
反抗者(就是被称为“坏分子”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外的人员)划为
一组阶级敌人。他们被称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虽然宣传配合政策法令,已经推行得深入人心了,也得到了党内精英
阶层的一致的支持。但理论的不完善,仍然会在有头脑的人们心目中
遭到质疑。这就是:按马列主义理论,这么凶恶的黑五类形成的社会
基础,谁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呢?他们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实行他们残
害人民大众的狼子野心呢?

在1966年初,毛泽东适时地发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同时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疑问,完
善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毛在这张大字报中正式提出了黑五类和封资
修文化的代表,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指出:
这一小撮当权派在中央内部有一个和他毛泽东唱反调的、甚至已经压
迫了他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从此集中到了党和政府内部,并且迅速
进入了白热化。进入了发动群众斗争官员的新阶段,也就是文化革命
转变为政治革命的阶段。而且被斗倒、斗死、斗进监狱的官员的比
例,超过了任何一般的革命。它的的确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如毛泽
东自己所说的那样。但也的的确确起源于文化革命,并借助于文化革
命的表现形式。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它的准确表述,没有
背离毛泽东的新理论框架。

它确切的字义,就包括了阶级斗争和全盘西化这两种理论。同时,它
并不是改良,而是革掉了几千万人的性命,革掉了大部分的当权者。
这还不叫革命,什么叫革命呢?

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到60年代的毛泽东式的阶级斗
争理论,40多年的时间终于发展到了顶峰,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爆发
了。但是它的爆发,并不是纯粹的文化革命,纯粹的文化革命也不会
以如此暴烈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不局限于文化有两个重要
的原因;一个是毛泽东集团企图夺回失去的权力,就利用了全党给他
树立的活神仙的地位。第二个原因就是在人民大众之中积累了十几年
的怨恨和不满,在专制的压力减轻时,会借机揭竿而起。也就是说,
统治阶级争权的斗争和被压迫者的反抗交错纠缠,使人一时分辨不清
它的主要性质。大家都看错了形势,都有自己的自以为是的估计。

一般都认为毛泽东雄才大略,敢于玩弄发动群众斗官僚的把戏。这只
说对了一半儿。另一半儿是因为他也无路可走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
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三年大饥荒之后,走了一条
比较务实的、有限恢复市场经济和自主经营的修正主义的路子。既不
是与共产主义政策尖锐对立,又很快地恢复了经济。使中国社会从大
饥荒中缓过来了,并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社会动力。这条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得到了社会大众和党内官僚多数的支持。

中国人民的多数支持共产党,并不是认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
因为共产党在四十年代的口号,吸引了农民阶级的大多数和民族资产
阶级的大多数。与在城市和乡村中各占少数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
级形成的对立中,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如法炮制。
利用城乡大多数人民要过富裕安定生活的愿望为动力,获得了大多数
人民和官吏的支持。居然架空了全党树立的活神仙,在权力斗争中步
步为营地战胜了虔诚的马列主义者。

但是刘少奇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他没有纲
领,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只不过是偷偷摸摸的改良。毛派指责他们
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既形象又准确。第二个缺点是刘、邓既然和
平演变继承了毛的衣钵,也就同时承担了共产党政策的恶果。基层的
怨恨与不满,就得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倒把毛泽东的责任撇清了,使
毛泽东处于更有利的道德制高点。

这种形势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毛甘当虚君,支持总理大臣收拾烂
摊子。全党也是这样希望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接受的,60年代的前五
年也是这样操作的。而且操作得很顺利,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恢
复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快。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神化也以同样的速度膨
胀起来。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怨恨也以同样的速度膨胀起来。他们在共
产党的体系内拥有完全的合法性,他们不认为造成大饥荒等等的政策
是错误的、是执行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果,反倒认为是没有真正执行共
产主义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站在了这个有利于开脱他自己罪行的立场上,在党内获得了一
大批人的支持。摆脱了虚君的地位,而拥有了再次争夺领导权的资
格。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帮助他的支持者,完全控制了军队和治安情报
机构的最高指挥权。一场准备了五年的政变终于在1966年爆发了。爆
发时毛派掌握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而且控制了军队和情治机构。

这些条件保证了他即使放弃了第一种选择,也不会产生大混乱,不会
被外敌所利用。而且保证了他的对手不可能彻底打败他,在不败的前
提下,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的谋略。
刘、邓及其官僚队伍显然看清了这个形势,所以没斗几下子就立刻投
降了。但这回毛泽东可不要什么招降纳叛了,招也只招将官以下,不
接受统帅的投降。因为他不再相信这些背叛了他的部下,正式的说法
就叫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也确实把刘少奇及其核心成员整到
死为止。之后,再招降以邓小平为首的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官
僚,来执行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50年代导致大饥荒的工农业政策,经修改之后从文革结束后的1969年
开始继续执行,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结果。

关于文化大革命谈到现在,也只是个大概。更详细的内容,有宋永
毅、王友琴等学者的资料,描述的巨细无遗,色彩斑斓,可供有兴趣
的朋友做更深入的研究,我这里只想简单地评论一下,文革是为什么
和怎样出现了各方意料之外的情况,造成了欲罢不能的结果,并延续
到今天发展出各派共产党都不愿看见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运动。

文革并不是什么民主运动。而是毛泽东及其同伙假借民主运动的旗
号,达到实现一党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私货的一场专制化运
动。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一样,是借助于民主化运动的
大潮骗取了社会的支持,篡夺了领导权之后成功的。这就是列宁主义
的实质,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集团,
扩大了列宁主义的范围。不仅打着民主的旗号骗人,而且主要依靠非
工人阶级,并团结资产阶级,打败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共产党建国前、有两千多年市场经济传统的中国社会,它的主要成分
是资产阶级、中产知识分子和以农民、小手工业者为主的小资产阶
级。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因此1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中国人的观念。刘少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深得民心。这就是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障碍。

所以毛泽东就把两个力量作为发动运动的主要力量。一个是不谙世事
而又迷信权威的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中共搞了几十年的学生运动,
经验丰富。如果不是最早期的学生运动参加者,几乎无法观察到,康
生的特务机关是如何煽动和操纵了北京的中学生,发起了这一场造反
运动。

但是仅靠学生闹不起大事,刘少奇的工作组差一点就平息了这一场学
生运动。这时老毛亲自出面支持中学红卫兵,同时又用《炮打司令
部》的大字报支持大学造反派。并号召把运动推向社会、推向全国。
这就动员起了毛泽东希望依靠的第二支更为庞大的力量,被压迫而又
有怨有恨的社会底层,特别是容易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以及各机
构的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这些力量的动员,才真正打败了刘少奇所控
制的官僚体系。

在破四旧达到意识形态目标后,毛立即号召学生红卫兵全国大串连。
并且明明白白的指示说;大串联就象长征,是革命的播种机。而且战
火也确实蔓延到了全国的各个领域。这时,刘少奇徘徊在老毛的门口
几天想讲和,老毛也不理他了。大局已定,善后处理只是时间问题
了,棋局已进入了收官阶段。毛的目标是置刘、邓这一批叛徒于死
地,决不做东郭先生。然后用更纯洁的、便于指挥的人马去完成他的
共产主义理想。

但计划出了意外。首先是最有胆量造反的那一批红卫兵也最不听话。
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和江青发动文革的目的并不纯洁时,造反的对象就
上升到了毛本人的集团内部。这一部分没什么经验也没多大社会基础
的年轻人,已经不太好对付。反反复复,直到一年后用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的阴招儿,才把他们彻底解决。

更难对付的是社会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造反。他们争取的
是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利益,触及的也是共产党的基本权力和利益。而
且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或者愿望。给予更严厉的镇压和瓦解
仍不能平息。从一开始打着毛皇帝的旗号奉旨造反,一直发展到林彪
企图打着下层人民的旗号造毛泽东的反。使毛泽东本人也感到了无能
为力,感到了社会对共产主义倒行逆施的反抗,感到了他的理论的欺
骗性的有限。感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百姓的难以抗拒的吸引
力。这就是他虽仍坚持己见,又不得不请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的真正
原因。

文革由毛泽东打开了“造反有理”的潘多拉的盒子。虽然瑕瑜并存,
千奇百怪不可能统一定性,但赋予了人民造反的合法性,并不是毛泽
东和共产党所希望看到的。文革中失败的奉旨造反留下的精神遗产,
有奉旨的一面也有造反的一面。

后人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就产生了四.五天安门运动,78年
的民主墙运动和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的海内
外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中共歪曲文革历史、禁止谈论文革的原因,
正是害怕被文革意外惊醒的人民造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最终将导
致一党专政的崩溃。

(于2006年5月12/20/24日。部分内容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原载《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

中国家庭教会杰出的传道人蔡卓华弟兄

    蔡卓华弟兄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牧师,是北京市海淀区坡上村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同时他还带领另外几个家庭教会,他是一个杰出的传道人。多年来,蔡卓华弟兄一直坚持着将《圣经》等属灵刊物发送给各地的弟兄姊妹,他为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因此他在2004年9月13日被抓了,后被判有期徒刑3年,目前在监狱里为主受苦。

我认识蔡卓华弟兄是在9年前。1997年5月25日我在第一次为主坐牢从牢里出来的当天,我的妹妹就向我提到蔡卓华弟兄,说蔡卓华弟兄在我坐牢期间帮助过我们。几天后我见到了我多年的主内弟兄华惠奇,他再次向我提到了蔡卓华弟兄。经过华惠奇弟兄的安排,几天后,在永定门外铁道边上华惠奇弟兄生产镜框的小作坊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蔡卓华弟兄。蔡卓华弟兄,当时26岁,长的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

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谈了我们的一些经历。我谈到了我的这次坐牢,90年代初家庭教会还不是很多,把我们的家庭教会的情况写成文章告诉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引导其他弟兄姊妹也在自己的家中办家庭教会,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在1994年我们写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1995年,因为这篇文章,我、刘凤钢、高峰被劳动教养。

蔡卓华弟兄谈到了我们坐牢后他们的一些经历。我们被抓后,华惠奇弟兄不得不到外地农村躲了一段时间。华惠奇回到北京后,就与蔡卓华弟兄、傅希秋弟兄一起为主做工。他们请我们家庭教会的老姊妹王美如在房山找了地方,办了一个圣经培训班,好几个省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圣经。几个月后,这个圣经培训班被公安局查封了。因为面临被抓,华惠奇弟兄和蔡卓华弟兄不得不又到外地农村躲避了一段时间,傅希秋弟兄还不得不通过香港流亡到美国。

蔡卓华弟兄还向我谈到,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为主做工,回到北京以后,他们开始给各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发送《圣经》,有时通过邮寄的方式,有时还要亲自送去。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中国的基督徒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只有在三自的教堂里才能买到《圣经》,而三自教堂多在城市里,很多农村没有教堂,很多农村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缺乏《圣经》,蔡卓华弟兄就是给这些弟兄姊妹送去《圣经》。他所做的工作是弟兄姊妹需要的,他所做的工作是上帝喜悦的。

以后我和蔡卓华弟兄经常有一些联系,我知道,他在一边给弟兄姊妹送《圣经》等属灵书籍的同时,还带领坡上村的家庭教会和另外几个家庭教会。他们的聚会是在星期天,这天我也要在我家带领一个家庭聚会,因此我一直没有机会参加过他们那里的聚会。只是有一次,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韩庄镇多义沟村家庭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北京时,我和这个弟兄去了他们那里的家庭教会。

多义沟的家庭教会是一个著名的家庭教会,在90年代初他们就有几千人在一起聚会。1992年6月18日公安人员用推土机推倒了他们的教堂,拿走了他们的财产,抓走了他们的弟兄姊妹。郑元苏弟兄被判了12年,四十多名弟兄姊妹被关了2年以上。在1994年,我们曾帮助过那里弟兄姊妹。

2002年,多义沟的弟兄来北京,对我说,郑元苏老弟兄年龄已经很大了,因为坐牢多年身体也不好。他这次特意来北京是希望北京的弟兄姊妹帮他们一个忙。郑元苏老弟兄一生为主做工,他曾经创作了一些属灵的歌曲,弟兄姊妹们聚会时经常歌唱。多义沟弟兄姊妹们很想把这些歌曲以歌本的方式记录下来,可是农村的弟兄姊妹不懂乐谱,不会记录。他们用磁带把这些歌曲录了下来,带到北京,希望北京的弟兄姊妹帮助把乐谱写出来,并整理成歌本。我想到了蔡卓华弟兄,我听说他们的那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在音乐方面有很好的才华,我打电话给蔡卓华弟兄说了这件事,蔡卓华弟兄一听就很高兴,表示一定会帮助多义沟的弟兄。

按照电话中的约定,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坡上村的家庭教会。我和多义沟的弟兄一下公共汽车,蔡卓华弟兄弟兄就在车站等着我们。我们参加了他们聚会,他们聚会的房间比较大,人也比较多,这在北京的家庭教会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在北京的家庭教会中,坡上村的家庭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聚会。而且多是年轻人,很多还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坡上村这个地方离北大、清华等高校都不远。聚会结束后,蔡卓华弟兄请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吃的饺子。一起吃饭的,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姊妹,他们懂音乐。以后在这些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写出了乐谱,编好了歌本,多义沟的弟兄姊妹们一直很感谢他们。

2003年10月,刘凤钢弟兄被抓,11月我和张胜其弟兄被抓,后来我们被分别判有期徒刑3年、2年、1年。原因我们写了三篇文章,《我所了解的辽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说的是辽宁省鞍山市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李宝芝聚会处的弟兄姊妹被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后被劳动教养;《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说的是浙江省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教堂被炸、被拆毁,弟兄姊妹被办学习班;《在北京远郊的山区传辅音被警察盘查的经过》,说的是北京市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传福音时被抓。

2006年1月30日,我为主坐牢2年多,刑满释放。出狱的当天,我就听接我出狱的张胜其弟兄说,蔡卓华弟兄也坐牢了,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也就是印刷印制包括《圣经》在内基督教书籍,50余种,20多万册,蔡卓华弟兄和我们一样又是一个明显的冤假错案。

我坐牢期间,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主一直与他同在,使我能在监牢狱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平安地度过了这2年。现在蔡卓华弟兄在牢里为主受苦,刘凤钢弟兄也在牢里为主受苦,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牢里为主受苦,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同时也要为那些侵害我们宗教信仰权益的人祷告,使他们也能早日接受主,早日认罪、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