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的破门而入

怎样才算是正确的破门而入?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再简单不过– 既然是破门而入,当然是使用暴力强行进入了。但是,在美国,这个问题是如此的复杂,最终不得不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投票决定。

1998年8月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底特律市风和日丽,阳光明媚。Booker Hudson坐在自家前厅的椅子里,却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他是一个毒品贩子。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当。他不但要时刻同警察周旋,其他毒品贩子以及吸毒者其实威胁更大,黑吃黑的情形在底特律司空见惯。他已经习惯了枪不离身的生活。此刻,一把已经上膛的左轮手枪,就藏在他的椅子扶手和靠垫之间。他甚至已经不再信任家人以及家里的其他地方,而是选择把几块高纯度可卡因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即使如此,他仍然感觉到紧张,甚至预感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随着这个念头的出现,他又开始安慰自己:别紧张,你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不都平安无事吗?不要庸人自扰了。

门前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有人用力敲门。“警察!搜查!开门!”

他愣了一下。警察?怎么办?逃走?往哪里逃?身上的可卡因怎么办?家里其他的毒品又怎么办?几乎是出于本能,他的手伸向了那只手枪。

但是已经迟了。还没等他拔出手枪,警察已经破门而入,7支黑洞洞的枪口齐齐指向了他。“不许动!把你的双手放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动作要慢!”

他知道一切都太晚了,于是决定保持沉默。很快,他被戴上手铐,一名警察向他宣读了米兰达原则,然后告诉他:“Hudson先生,你被捕了”。警察不但搜出了他身上的高纯度可卡因,还搜到了大量散落在其他房间的毒品,以及那把子弹上满膛的手枪。

人赃俱获,铁证如山。完了,他心想,一切都完了。高墙,电网,黑暗的监狱,全副武装的狱卒。他几乎肯定自己又要在那里度过几年岁月。

Booker Hudson随后被Michigan州Wayne县检察官起诉,罪名是拥有可卡因并试图贩售,以及在犯罪时非法拥有武器。看上去,这个案子证据确凿,好似铁板上钉钉,Booker Hudson已经难逃法网了。

然而,他的律师Richard Korn却不这么想。在法庭辩论时,Richard Korn提出的抗辩却几乎让Booker Hudson无罪开释。

其一,Richard Korn辩称,虽然警察在Booker Hudson家中发现了大量毒品以及非法武器,却无法证明那些毒品及武器属于Hudson。这一点,检方的确难以证明。有些时候,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恰恰是最难以证明的。比如我们都知道3等于1+2,但如何从数学上证明这个等式,却令许多大师穷尽毕生精力但最后郁郁而终(这个问题由陈景润于1966年解决)。不得已,检方在这个问题上只好让步,而把精力集中到那些在Hudson身上发现的可卡因上。那些可卡因少于50克,Hudson即使获罪,量刑也会很轻。但是,检方认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其二,Richard Korn使出了绝杀技 — 他指称,警察在搜查Booker Hudson家时执法不当,已经侵犯了Hudson由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的宪法权力。因此,警察在Hudson家中获得的所有罪证都将被视为非法搜查的结果,不能用于指控Hudson!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简单地说就是,执法人员必须持有合法搜查证并有正当理由,方能对公民的住宅及财产等进行搜查。这样的搜查得到的证物才是合法并且有效的。在司法实践中,第四修正案衍生了两个具体的原则:“敲门及通报”原则(Knock and Announce),以及“非法证物无效”原则。前一个原则规定,警察在执行搜查任务时,必须敲门并通报,然后等待15-20秒钟之后方能进入嫌疑人的房间进行搜查。后一个原则规定,警察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非法,不能用作证据。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执法犯法。现代英美法系的一个共识就是,程序就像一棵树,而最终的结果就像树上的果实。如果这棵树本身是一棵毒树,其果实也必然是有害的。同样,如果逮捕和诉讼程序不合法,其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这样的结果也许能暂时将少数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但长远来看则不利于司法公正。特别是如果警察非法搜证受到认可的话,会造成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公民的宪法权利可能会受到严重侵犯。

在Hudson一案中,警察敲了门,但只等待了3-5秒钟就强行进入了Hudson的房间。Hudson的律师认为,警察应当再多等至少10秒钟;少等了这10秒钟,就违反了“敲门及通报”原则。为首进入Hudson房间的警察Jamal Good则说,他有多次被嫌疑人枪击并被击中的经历。他的经历告诉他,时间就是生命,多等10秒钟,也许就意味着有警察受伤或者献出生命。他所言不虚。在逮捕Hudson的时候,他们在Hudson的椅子上发现了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多等10秒钟,谁能担保Hudson不会用这把枪袭击警察?

Richard Korn的“非法搜证”动议未被Wayne县巡回法院完全接受。法官宣布,Booker Hudson因持有少于50克可卡因而被判18个月缓刑;因为检方无法证明发现的其他毒品以及武器属于Booker Hudson,因此这些证物不能用于指控Booker Hudson,而被视为“非法搜证”。Hudson上诉至Michigan州巡回法院。恰好稍早Michigan州高等法院在People vs. Stevens一案中判决即使“非法搜证”获得的证物不能视为绝对无效。州巡回法院援引这个判例,推翻了下级法院视从Hudson家中搜到的所有毒品和手枪均为“非法证物”的判决。在随后的上诉中,Michigan州高等法院支持了州巡回法院的判决。最终,Hudson上诉到美国高等法院。

2006年1月,最高法院对这一案件举行了首次辩论。当时,Sandra Day O’Connor尚在位,她倾向于支持Hudson。然而,O’Connor即将退休,这个案子将不得不再次辩论。其馀8名法官力量对比为4比4,势均力敌。这样一来,Bush总统将要任命代替O’Connor的大法官态度就成为关键。这个人就是Alito。最高法院再次辩论时,Alito已到任,他不支持Hudson,而是支持Michigan州高等法院的判决。今年6月15日,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以5:4维持Michigan高等法院的判决,即 Hudson一案中虽然警察事实上违反了“敲门及通报”原则,但他们发现了大量毒品和非法武器也是既定事实,无法更改;这些毒品和武器无论如何(不管警察等待3-5秒钟还是15秒钟)都会被发现,符合必然发现原则(inevitable discovery doctrine),因此应被视作有效。

大法官Scalia代表多数法官写下了判决书,其中说,警方承认在他们喊完“搜查”后只等了3到5秒种,违反了“敲门及通报”原则。但法院认为:“不管开始是否步骤有误,警方是在执行搜查令,并发现了枪支和毒品。” Scalia法官说,如果因为警察的失误就驳回证据,社会成本太大,“如果任何违反‘敲门并通知’规则的行让所有证据无效,那么,会引发潮水般的诉讼,让犯罪分子逃避惩罚”。他说,如果Hudson打赢这场官司,无异于为他和其他罪犯颁发“自由出狱卡”。

同时,Scalia法官认同办案警官的说法,认为在复杂情形下,如果警方像法律要求那样等得时间更长些,可能会遭遇暴力抵抗,警察生命遭遇危险,也让犯罪嫌疑人
有机会销毁或掩藏证据。

Bush总统任命的两位大法官Roberts和Alito在这一案件中的立场很明确,都支持维持原判。难怪左派的CNN说,Roberts和Alito的判决证明他们的确是保守派;这是政府的一个重大胜利,警察也许会在今后行动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度。

美国最高法院成功释宪,将警察如何合法的“破门而入”用判例的形式规定下来。自成文法出现以来,我们看到在检方和辨方的竞争之中,西方国家的法律条文越来越趋向于“精确化”。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倾向。首先,任何语言文字都不可否认的具有模糊性,并不总是能充分表现具体解释的思考和决断过程,因为后者涉及大量的无法交流的认知。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尽管许多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都有正当的原因和理由,但人们无法由此获得一种众口称是的关于法律文本或条文的正确”解释”,也无法构建成为一种客观的、统一有效的、程序化的并因此大致可以重复的、可以传授的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学。也就是说,司法活动作为一种决定他人命运的实践,仍具有某些超越人的控制的特质。其次,这种精确化发展到最后,就会构成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甚至于举手投足都会触犯法网。我想这绝不是我希望看见的。

有多少贪官是“偶然”落马

许多贪污贿赂案件中的贪官落马,往往并不是被我们的检察机关给查出来的,而是让一些“偶然”事件给牵出来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比如,是被群众出来的;情妇失宠后出来的;小偷无意中出来的;有关部门根据线索出来的;其它贪官们落网后抗不住出来的;收了好处费不办事被出来的;驾名车、养美女、住别墅出来的;非正常死亡后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九种“偶然”情况,把贪官给搞出来的:

 

一是出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贪官背后至少有一个或几个甚至一百个贪婪的女人。不少贪官在美色的勾引下,不惜离婚弃子。

二是出来的。一些贪官为了自已的利益,不惜铤而走险,雇凶杀人。另外,由于纠纷和利害关系导致贪官或其家人被杀,也易引发窝案串案。

 

三是出来的。延安第一贪郑大平采取威胁手段诈取了国有陕西省延长市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的职位,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后坐上总经理的宝座,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威胁要炸毁油田,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

 

四是出来的。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看到贪官大肆贪污受贿,便采取绑架勒索等手段敲诈钱财,从而拔出萝卜带出泥。

 

五是出来的。意外的火灾事故和故意的焚尸灭迹,使许多贪官露馅。

 

六是出来的。日记、凭证、账簿往往是违法犯罪事实的有力证据。由于不小心,这些东西容易遗失,被人去从而导致贪官落网。

 

七是出来的。贪官心虚胆怯,许多不法分子抓住这一特点,进行敲诈,结果愿者上钩。

 

八是出来的。有的贪官怕罪行暴露,企图用假身份证、假姓名等欺骗他人,结果罪行败露。

 

九是出来的。贪官表面镇静,其实内心害怕,一有风吹草动就寝食不安,精神终于抗不住,结果暴露了罪行。

 

贪官落马很少是被查出来的,实在是件悲哀的事情。

从“腐蚀官员”到“腐蚀社会”

   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金道铭近日表示,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情况,其中惹人注目的是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

    应该说,随着工程建设重点的转移和决定工程建设的主体的变迁,腐败的目标和形式随之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尽人皆知的问题,算不上什么新趋向。不过,与上个世纪的腐败相比较,今日之腐败确是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蔓延和升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腐败在基建领域里的升级表现为:在一些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不但主管官员,就连所谓“专家”也被纳入腐败体系。只要在专家论证的过程中给足每个专家红包,无论什么样的建设方案,都会获得通过。“红包论证”已成为业内的一种潜规则。

    不过,这种“红包论证”也并非交通基建领域一家独有。前年召开的山东省风湿病学会会议,其会议费用几乎全由药厂包办。每个厂家交3万至10万元不等的赞助费。会议间隙,宴请、洗浴、旅游、到娱乐场所消费等活动应有尽有。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一些老药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价格便扶摇直上;有些新药一上市价格便高得离谱,其定价过程与医学界部分专家在背后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就腐败本身的规律来说,从“腐蚀官员”扩展为“腐蚀社会”,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目前腐败真正的新趋势是:我们时代的腐败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政治腐败,而成为一种社会腐败,即参与腐败行为的人员越来越多元化。在一些项目建设中,从主要领导干部到基层管理人员,从政府部门到被聘请的专家,参与权钱交易的面越来越宽。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腐败面扩大的问题。

    在社会腐败的情况下,虽然大家对腐败仍然存有道义上的痛恨,但这时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小民百姓,最关心的已不再是如何遏制腐败,而是如何从这种看来难以改变的状态中获益。关于腐败的打油诗在酒桌上的盛行就表明整个社会对腐败的社会态度正在从痛恨转为调侃,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宽容和羡慕。无孔不入的、弥漫性的腐败不仅在腐蚀社会肌体,也在腐蚀社会人心。

    对这种社会性腐败的遏制,仍然要回溯本源,从根子上遏制腐败。这个根子是什么?不是社会公众的反腐决心削弱,不是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变异,更不是专家参与决策等新机制,而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一切政府机关的腐败和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的腐败,都是以此为发轫的。不受监督的权力缘起于监督主体的缺乏。其他国家反腐败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制度上保证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官员民选、司法独立和公正,才能培育监督主体、遏止政治腐败;也只有遏止住了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才能迎刃而解。

张之洞,那个时代的伟大先行者

    知道张之洞是在书里,感受张之洞是在武汉。

    张之洞,因为清末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我们读到的正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有保留的。不过当代的许多研究已经渐次有一种更开放的立场,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更积极的评价。按照正宗的历史观,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应该看他在历史上做起到的作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站在所谓“执政党”的立场上,对于近代史上的一些人物,我们的视角本该更开放、更客观些!
 
          中国工业化的伟大先行者
 
    汉阳,龙灯堤特1号,“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6月22日,在这家博物馆,使我震撼的首先是迎面墙上一幅从未见过的巨大照片:100年前,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在视察他亲手建立的汉阳铁厂。在他面前,厂房鳞次栉比,高楼和烟囱耸立。1890年由他始建的汉阳炼铁厂是当时亚洲第一家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图1:1894年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光绪十七年(1891 年)元月,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两年以后,所属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陆续告竣。光绪二十年(1894 年)六月,高炉开炼,张之洞亲临铁厂视察一周。汉阳炼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七年。它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当时日本人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美国驻汉口领事则赞其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人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汉阳炼铁厂的建成和投产,不仅使武汉成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而且直接刺激、催生了一批近代企业的萌芽和发展,包括近代采矿业、交通运输业、机器制砖业、水泥业等行业。湖北枪炮厂共建成大小各分厂15个,“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
图2,博物馆里汉阳铁厂布局沙盘)
 
 
    汉阳铁厂最初是由于卢(沟桥)汉(口)铁路的兴建而创办的。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兼任卢汉铁路总督办。他指出:“若中国能制钢轨,彼未必舍近图远。是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不特此也,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铁钢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上海虽亦设炼钢小炉,仍是买外洋生铁以炼精钢,并非华产。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豫筹铁厂成本折》《张文襄公全集》卷33)张之洞从国际国内的市场需要和加强国防的角度阐明,钢铁工业是武备的基础,也是民用交通、工商设备之本,是国家之要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图3:张之洞出席卢汉铁路通车典礼)
 
 
    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张之洞到达武昌开始总督湖广,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晋京入参军机,除光绪二十年(1894)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度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外,前后督鄂近二十年。此一阶段,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进一步成熟。
    1898年3月,张与盛宣怀合奏在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并禁止另设公司,萍乡煤矿并吞购买小井265口,使安源周围数十里内的煤井都为萍乡煤矿所有,并设有机焦炉、土焦炉以及辅助设备等厂。 1907年,萍乡煤矿基建工程完成,昼夜可出煤1300吨,出焦780吨。 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汉冶萍公司成立后,招募了一批商股,拟招新股1500万,连老股共2000万元,到1911年实收股份1300多万元。解决了部分资金短缺问题,厂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
    湖北炮枪厂于光绪十八年(1892 年)动工,两年后落成。张之洞建湖北枪炮厂,“器必求精求新“,他通过驻德公使许景澄订购当时最先进的小口径枪、新式快炮及炮架、炮弹、枪弹等成套设备。该厂所能生产的口径六至十二厘米的陆路快炮、过山快炮,均属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其生产的79步枪即俗称的“汉阳造”,直至抗战,仍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
(图4:今日重建的”汉阳兵工厂”大门)
 
 
    在督鄂期间,张之洞大力倡办实业,使武汉的近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年)、湖北枪炮厂(1890年)、大冶铁矿(1890年)、湖北织布局(1890年)、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年)、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年)、湖北缫丝局(1894年)、湖北纺纱局(1894年)、湖北制麻局(1898年)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发展速度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如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位,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思想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当政者深感积贫积弱的国家面貌必须改变。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廷中的洋务派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高畅“自强”和“求富”,学习、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史称洋务运动,主要内容有:创办军事工业,创办民用工业,建立新式军备和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等。但是,正如梁启超所言:曾、左、李的洋务活动“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舰、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起见”(《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他们对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深入的认识,还处在由传统的“农本思想”向近代“重商思想”的转变之中。
    光绪十一年(1885),张之洞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洋务规划时就提出,要把“储人材”、“制器械”、“开地利”“三者相济为用”,强调“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
(图5:博物馆内的张之洞塑像)
 
     张之洞在创办洋务过程中,深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特别强调发展近代工商业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他说:“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张之洞亲眼目睹洋货大量输入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性,提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的主张:“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拟设织布局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6。)针对各省洋务企业“所造皆系军火,于民间日用之物尚属阙如”的情况,张之洞主张:“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其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其次,张之洞特别强调创办钢铁工业对于发展近代工业和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他说:“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外洋输入中国的商品,“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因此,张之洞极力主张:“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以杜外铁之来。”(《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
    通过在广东任两广总督的五年洋务实践,张之洞的眼界大为开阔,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本质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即张之洞离粤前夕,他明确指出:“就外洋富强之术统言之,则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将近代机器工业置于发展国民经济头等重要的地位。“以工为本”、“工本商末”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张之洞工业化思想已系统形成,这也是他在督鄂期间大办工业的理论基础。
(图6:博物馆内展示的当时汉阳铁厂位置图)
 
 
          湖北重工业发展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由张之洞所创建的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刻的。
    在这家博物馆里,我们到处可以见到当年汉阳铁厂的徽记,这个由榔头和钳子组成的明显带有工业文明色彩的LOGO,或许可以使我们联想起由布尔什维克推向全球的那个著名标志。不知这个LOGO是否中国工业标志设计的滥觞?这是玩笑也不是玩笑。
(图7:“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大门一瞥)
 
 
    重要的是在“武器的批判”意义上,汉阳兵工厂所制造的武器武装了辛亥革命的起义者,根据当年在新军第八镇21标一个士兵的回忆,当年第八镇的步枪全部是汉阳兵工厂出产。因此, 1911年10月10日晚上,程定国所开的第一枪,用的应该是汉阳造,由此打响了推翻千年帝制的第一枪。
    在“批判的武器”意义上,由卢汉铁路的建造,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群体,1927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就是由这一群体为主进行的。在汉冶萍矿务局所属的学校里,董必武、施洋等先后在这里就学。而中共最早的工会组织—–汉冶萍矿务局工会,是由刘少奇任委员长,向忠发任副委员长的。由刘少奇、李立三领导发动的江西萍乡煤矿工人罢工,并进而成立的安源煤矿工人武装组织,成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支主要力量(另两支为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之一。上世纪30年代,中共的5大以及”八.七会议”均在武汉召开,中共“长江局”主要依托武汉纱厂、钢厂、铁路局内的组织开展工作。“宁汉对立”之时,武汉是中共集中的主要地区;而“宁汉合流”之后,对中共党员的屠杀又是以武汉为烈。
    至于100年前汉阳铁工厂所实施的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国外人才、股份制、官督商办、促进民办企业发展等等政策,在100年后的今天看来,更是让人感慨良多!
    还有关于设备引进的一笔是必须要提到的:百年前由张之洞引进的一台800毫米轧钢机,今天仍在重庆钢铁厂被使用着!作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实物标本,这实在已经是个传奇了。
    1937年,为抗战形式需要,武汉工业设施迁移至四川重庆,奠定了内地的纺织、钢铁、军工工业基础。汉阳铁厂就此湮没。
 
    武汉,“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一个2002年刚成立的博物馆,一个由“武钢集团汉阳钢厂工业旅游公司”负责管理的只收5元门票的博物馆,就这样默默地立在武汉街头,在那个炎热的上午,只有我们这几个参观者。。。。
    有一瞬间我忽发奇想地想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我不知道,那最后一句里,张之洞,算吗?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地点:汉阳,龙灯堤特1号。电话84592273。
 
(除图3外,图片均为在博物馆摄.本文部分引言参考了黄长义先生文章)

武宜三:赵紫阳的逝世与萧蔚云的死

   纪念“六四”,总不能不提作为“六四”事件标志性人物的赵紫阳。在这六月将尽,纪念“六四”十七周年已到尾声之时,我想起了去年赵紫阳逝世的情景。想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赵紫阳逝世时所遭到的冷遇,只能用“可怜”两个字来形容,真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香港两大左派喉舌报转发的新华社消息,连标点在内,只得六十三字,干巴巴的,实在可恨!

   尤其对比四日之后即一月二十一日死去的萧蔚云,就更让人气愤。对于萧蔚云的死,这两家喉舌报立即图文并茂、大事铺张,可谓生荣死哀,无限风光,一片热热、闹闹、红红,绿绿。尤其《文汇报》,除消息外还配照片、简历和专题报导,另外加萧某墨宝、该报董事长兼社长张国良的唁电,简直到了不惜工本的地步。与赵紫阳的寂寞成强烈反差。

   《大公报》第二天接着也用了大半版,报导“北大设灵,师生悼念,成立治丧委员会”,“中联办发唁电,范太赞为港作贡献,李刚发表谈话”。

   北京当局及其喉舌,给了萧某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真的因为萧有多可爱吗?不是的。这只不过是共产党“爱之欲其香,恶之欲其臭”的党文化的体现。

   中联办和张国良的唁电,李刚和范徐丽泰的讲话,都不约而同地对萧某的死表示悲伤、悲痛、惋惜,甚至震惊;对比之下,对赵紫阳的逝世似乎觉得稀松平常、高兴、死得好,甚至值得庆祝。

   他们把一个普通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捧上了天,赞扬萧某“为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作出了卓绝贡献”,是国宝。那么,对当时身为国务院总理、参加香港回归决策、《中英联合声明》中方签署人的赵紫阳,该如何评价呢?对不起一个字也没有。历史完全被抹煞、被篡改!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政党和无耻的政客,如果这些人也叫政客的话。

   听听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先生的讲话:“赵紫阳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应该说,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一些有益贡献,同时也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至今还是称他为同志。”

   “还是称他为同志”,那是官样文章上的话,李刚本人是不肯称的。“有益贡献”也只有“一些”,而且还是“应该说”,多么宽宏大量,多么爱憎分明,多么高超的春秋笔法呀!李刚先生更上一层楼,已经把无耻当作光荣来炫耀了。

   北京大学为萧某设灵堂供师生吊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什么不为赵紫阳设灵堂供中共党员和全国人民吊唁,相反的还要阻止和殴打到赵家吊唁的群众?

   中联办和《大公报》可以给萧某家人发唁电,为什么不能给赵家发唁电?萧某的死有个治丧委员会,赵紫阳的死为什么就没有个治丧委员会?萧某的死可以开追悼会,赵紫阳的死为什么就不能开追悼会?

   对这些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国家已实行了丧葬改革云云。究其实,无非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狗眼看人低罢了。对于一个奉命行事、吠声吠影的口舌小吏,还能指望他说出几句人话来吗?

   这不能只怪李刚,也不能只怪孔泉;要怪只能怪他们那个法西斯的党。这个党具有迫害包括历届总书记在内的一切党员以党外人士的优良传统。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就是领教过这个党的整人手段第一人吧。

   一九三八年康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每月领日本的津贴三百元。《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陈独秀立即写了《致〈新华日报〉》公开信予以反击,他指出:“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除开事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

   这个党还说瞿秋白是叛徒,并毁骨扬灰。

   这个党指使潘汉年与日汪勾结,又指他是汉奸以杀人灭口。

   这个党说胡风等人为“反革命集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是该党忠贞党员。

   这个党说章伯钧等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其中同样有许多人是该党忠贞党员。

   这个党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这个党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用非法手段迫他下台。

   这个党现在又说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犯严重错误”,非法罢他的官,并非法囚禁他直至死亡。

   有什么事实呢?一点也没有。有什么党纪国法为依据吗?同样一点也没有。所以,陈独秀斥之曰:“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扫荡报》1938年3月20日)

   但是中共罔顾事实,任意加人罪名的恶名,几十年来不但无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妖混淆的共产党人那里,哪里还有什么“做人的道德”呢?在那里,有的只是专制独裁者的厚黑,有的只是刽子手的凶残,有的只是走狗的嗜血,有的只是对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贪婪。

   这就是为什么赵紫阳成了“还是同志”,而萧蔚云成了“战士”的根本原因。

   根据中国共产党“无反不平、逢案必翻”的伟光正定律,“六四”事件和赵紫阳案也一定有平反、翻案的一天。不知道到了那一天,《文汇报》、《大公报》、张国良、李刚和范徐丽泰之流,又会对香港人说些什么!

   请在对“六四”事件和赵紫阳的不绝如缕的纪念之中,拭目以待吧。

   26jun2006于酒香书屋首发《大纪元》

 

杨银波:王致魁之死与中国人之杀

王致魁死了。一个在酒后以”检查工作”为名,竟在晚上九点钟闯入村民家中,强行收取费用的甘肃省岷县马坞乡乡干部,脑部被村民刘某用家藏的土枪连开三枪……,就这样,王致魁死了。本案案发于2006年4月4日,6月27日方得见报。这条由《西部商报》记者李晓军报道的新闻,今天在网上炸开了锅。同历次相关新闻一样,舆论几乎以接近100%的相似规模,对王致魁的死亡拍手称快。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它令我们触目惊心、感慨万千,眼前尽是红色!这是一群充满残酷悲情的底层人,他们是:胡文海、杨桂清、张武华、张明春、艾绪强、王斌余、刘兴伟……,每一次案件爆发之时,也是旁观者热血沸腾之时。基于长久被压抑的冲动,在强弱、贫富、欺压与报复俱在的中国,一股独特的气息正在大地上广泛传播:个体抗拒,或者个体复仇。

仇腐、仇富、仇强权,在这里已几成共识。当然,被司法审判的强势群体和黑恶群体也是有的。例如广东省五华县水寨镇某村村委委员周福茂,被判14年零6个月。此人组成”地下追债公司”,专门持凶器替人”收数”、摆平纠纷,横行乡里。然而,司法的审判很快就被淹没在舆论之中。因为,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国还或公开或隐蔽了太多太多。在他们当中,有的已被”非司法”地杀了。对于中国官员的被杀,尤其在底层社会,法律对之是难求最大公正的。此类案件的起因,较一般刑事案件而言要复杂得多,含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利益冲突。当然,有的官员也迫于某些压力或者遭遇某些势力,有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另一面。

一、村官被杀。(1)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宋庄村:管理财务的村干部张家滋被人打断肋骨,村支书伍自生两次被打,甚至遭砍20余刀生死不知,五名村委会成员和家属竟然在同一天早晨收到了”量身定做”的寿衣。这是新上任的民选村官们的惨重代价。(2)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黄合少镇格此老村:副村长赵福奎被杀,凶手竟是前任村支书石玉良。(3)山西省晋中榆次区乌金山镇西沙沟村:村长白某被杀,村民邢某在村支书家将其杀死。(4)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宋家漕村:村党总支书记李富康被村民马德良所杀。(5)浙江省宁波市鄞县东钱湖镇前堰头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志康被村民陈树春所杀。(6)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廷坪乡黄埔村:原村支部书记萧书建被杀,村长萧书浙等三人被通缉。(7)辽宁省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熊岳镇金星村:村长郑某被杀。

二、镇官被杀。(1)广东省紫金县中坝镇:与副镇长许某通奸的镇委书记严伟宁,被许某的丈夫李某所杀,导火索是婚外情。(2)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角直镇:镇长许林根被杀。

三、县官、市官被杀。(1)山东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国税局监察室女干部杨某被杀、轿车被抢。(2)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被杀。(3)甘肃省永登县:工商局干部原安明被当街打死。(4)辽宁省抚顺县:县委书记李显英被杀,凶手是抚顺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抚顺县司法局副局长张永清。(5)云南省曲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纪检书记王某被杀。(6)内蒙古丰镇市:地税局局长刘丽英及儿子被枪杀。(8)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之妻李淑娥被杀,林礼深反被查出来源不明的154.9896万元人民币、4942.32美元、3.0994万元港币。

某些案件更为轰动。如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被枪杀,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被斩杀,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被枪杀,四川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峨边县政协副主席)被炸死……。与之相对应的,是激情杀人式或激情自杀式的讨薪案件,以及各种报复社会的疯狂事件。

例如:河北石家庄爆炸案,靳如超杀害109人;杨新海特大系列杀人案,杀害67人;南京大毒杀案,陈正平杀害至少42人;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杀害28人;王福仁特大系列持枪杀人案,杀害18人;河南平舆特大杀人案,黄勇杀害17人;山西胡文海特大杀人案,杀害14人;辽宁葫芦岛”2·18″特大杀人案,郭忠民杀害13人;北京市石景山特大杀人案,闫建忠杀害12人;深圳求职少女被杀案,马勇、段智群杀害12人;四川南充特大杀人案,刘天兵、刘天龙、赵强、廖雄杀害11人;”兄弟杀人魔”案,沈长银、沈长平杀害11人;成都头号杀手案,涂贵武伙同他人杀害9人;陕西柞水灭门惨案,简学良杀害8人……,另有广东揭阳灭门案、云南曲靖特大杀人案、河南平舆艾滋病人特大杀人案等,以及周文、刘超等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狂杀人犯”名字。

这当中,既有官官相杀,也有官民相杀,更有百姓相杀。底层群体一旦遭受非正义侵害,在没有办法诉诸公权力或者没有办法继续诉诸公权力的情况下,要么深度地忍耐,要么强力地反抗。不管是个体反抗,还是群体反抗,其复仇结果均是社会秩序紧张的明证,有甚者需要上升到社会与政治的高度来寻求动机与因素,而不是法律本身。在一个资源分配高度不公平的社会,如果公权力不受监督、富裕群体为富不仁,那么个体复仇、持续上访、无奈自杀、极端虐人等事件都会反复重演。长此以往,伴随着整体心态和精神的失衡,复仇便会替代法律发挥正义,暴力被认定为铁律,法治将会被摈弃,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中国,毕竟是由造反事件、抵抗事件反复重演的历史而演化,新时代的普通人,仍然流倘着祖辈的不少鲜血。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形势格局下,矛盾的爆发与释放,甚至由不得官僚阶层的控制或疏解,这也是中国当前的悲情。富裕阶层是尤其值得思考的,不注重诚信、不尊重劳动对象、藐视比自己弱势的人并恶意欺压,这是短视而危险的结果。须知,在社会崇尚资本的同时,社会也同样憎恨着腐败的资本,并把这种憎恨泛滥化——腐败带来的不公正、不平等给普通百姓的印象实在太深。富裕阶层的形象是需要重新设计的,应有维护整体利益的公共意识,并更多地将资本融入国家、社会和整个民族的建设。作为生存于这个腐败横流、有失公允的社会里的公民,也应省思冷漠、欺生、等级等”历史传统”的弊害。

今天的话题太大,然而也还并未说尽——本身也是说不完的,更不要说外延了。总之,我们既然生存于中国社会,就更应有极强的判断力和责任感;倘没有独立的头脑,乃是极易被污浊的世道所淹没的。

大纪元首发

王丹:如何做富人

你们好,我是王丹。国内的有钱人现在越来越多,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种称作“仇富心态”的现象。我们当然不赞成仇恨财富,但是如何做一个富人的确是一门学问。要想了解这门学问的人,应当看看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一件轰动性新闻:今年50岁的世界排名第一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最近宣布他将要从微软公司总裁的位置上退休,以后要专心从事慈善事业,换句话说,就是专心把自己的钱用在社会公益事业上;几乎是与此同时,6月26日,世界排名第二的亿万富翁巴菲特签署文件,把自己440亿美元财产的85%,也就是374亿美元卷给盖茨的基金会,用于对抗爱滋病和改善教育品质。剩下的64亿美元财产,巴菲特留给自己的三个子女,但不是汇入他们的帐户,而是捐赠给他们分别成立的慈善基金。至此,巴菲特可谓散尽千金,创造了一则历史佳话。难怪捐赠签字仪式吸引了全球两百多家媒体见证。

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这是很多美国富人的心态。美国很多教育机构,包括哈佛在内,还有很多艺术机构,包括洛杉矶著名的盖提美术馆,都主要是靠个人捐赠支撑运作的。在美国,还曾经出现过有人匿名捐赠给大学一亿美元的事情。要说做好事,这种匿名捐赠,来得比大张旗鼓的巴菲特更为彻底。在美国的历史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耐基也都是以慷慨好施著称的,他们的捐献至今仍然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与东方最为习惯的父业子承的观念相反,巴菲特这样的富人认为遗产留给子女是不可取的做法。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巴菲特说:“当你的子女在各方面(不论是家庭环境,生活水平还是受教育机会)都已经占尽优势时,还要留大笔钱给他们,是既不正确也不合理的事情。”也许东方人听了会大惑不解:“留钱给自己的子女,怎么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巴菲特的想法的确值得深思。前不久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访问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家为了能够与这位大明星握手拍照和吃饭,不惜重金买票;与此同时,一场具有慈善性质的晚会,却没有一个企业家愿意参加。

这则新闻报道出来,可以部分地暴露出今天的富人们存在的问题:他们离政府很近,离人民很远;离金钱和权力很近,离爱心和慷慨很远;离国家很近,离社会很远。美国的富人们不见得就是多么慷慨,但是除了制度上种种鼓励他们捐献的安排外,给予社会一些,以免除“仇富”心态,或者说“花钱消灾”,应当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吧。反观今天中国的富人们,不要说要求他们承担建设公民社会的责任了,就是回报社会的意识都还很淡漠,怎么还好意思希望社会底层不要敌视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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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

力虹: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违宪审查(中)(下)

廖亦武:我要出国权

2006年2月底,我接到美国笔会的公函,及其笔会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盛情邀请我参加4月26至30号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一个重要的作家会议。此前与此后,我的朋友康正果,蔡楚,陈迈平等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与居无定所的我取得联系,强调这次邀请与会议的不同寻常。国际笔会的一位负责人通过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当听出了我的迟疑,就说,廖亦武,你一定要去争取护照!因为你的英译本今年秋天将由一家影响很大的商业出版社推出,他们要花力气做宣传,你的来访也是项目之一。曾倾力推你的《巴黎评论》主编将到会,与你有一个现场对话,你还将就“虚构与非虚构”“中国的见证与文学”等许多话题,接受美国各大媒体的采访。另外,你知道邀请你的是谁?是拉什迪!《撒旦诗篇》的作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500万美元,号召全球的穆斯林追杀了十几年的那个人。

我在彼岸的免费代理康正果与我交道密切,熟知我的脾性,就劝解道,耐心一点,尽可能对警察客气一点,你就是一个写字为生的倒霉蛋嘛。虽说六四坐了4年牢,属于有前科无头脑,但毕竟过去17年了。共产党不是提倡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吗?不是讨厌有人揭旧疮疤吗?不给你办护照等于自己还惦着旧疮疤。

虽然我直觉到前景不是太乐观,但文人的名利心还是叫我鼓舞起来;况且这是一个在国际文坛上还原自己作家身份的机会。于是,在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反复考量的同时,我又约会了成都市公安局一处的警察李航,我们在百花潭公园旁边找了个茶楼,由我请茶,双方沟通很顺畅。李航是我近几年的管理者,喜欢读书,熟悉我的《底层访谈录》。我把公私两份邀请函给他看,问他是否将复印件带回去,让省市两级的公安领导都研究研究。李航连说不必了,现在同一两年前相比,出入境的程序更简化了,公民只要提出护照申请,有关方面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就必须办理。他还打了个比方,比喝茶复杂不了多少。我提醒说,本人已第8次申请护照,没获批准,你也是见证人之一嘛。李航充满歉意,说前几次的确不是我不帮忙,而是帮了忙没有结果;这次也一样,一个星期前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向领导汇报了。如今的出国政策的确放宽了,属于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才三四天,厅局两级领导就答复同意。我笑道,既然同意,就出具一个证明,这样也表达了你们的诚意。李航摇头道,这个证明不能出给你,但我们会跟重庆方面联系,你就按照程序去走吧。他还说,你这事情放在成都就好办,涪陵那小地方,真有点不开化。上次我为你的事给那个叫卓树民的科长打电话,他居然要我们担保你出国以后不出问题!这能担保得了吗?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出国,难道公安局都要担保他们出去之后不出问题吗?

文人面软,见别人这么推心置腹,我反而不太好意思,连忙道歉。我记得这是个下午,下着绵绵细雨,我将这个文质彬彬的便衣警察送出茶楼,握了手,还叮嘱他雨天骑自行车要慢点,谨防发生交通事故。

3月28日这天大早,我从故乡和长期居住地成都出发,搭长途客车,去800多公里以外的户口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我转了两趟车,直到下午3点半钟才抵达。涪陵位于长江与乌江的交汇口,是一座以出产榨菜闻名的老旧山城。1984年,我因为第一次婚姻,从省会成都落户于此,在当地的涪陵地区文化馆工作,先后做过编辑与专业创作人员,并得过20多个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学奖,曾经是当地文学艺术界的骄傲。1989年六四凌晨,北京发生大屠杀,我激于义愤,写作、朗诵了长诗《大屠杀》,并与当时在现场的加拿大汉学家一道,把长诗制作成磁带,广为传播;1990年3月,又组织了10多个诗人,编剧和主演了诗歌电影《安魂》,旋即东窗事发,整个剧组全部入狱,其中6人被关押两年以上。我作为首犯,获刑期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由于国际舆论,特别是国际大赦组织和英国前首相梅杰的努力,我于1994年1月,提前43天出狱,并缩减剥夺政治权利2年。我按政府的安排,回到户口所在的原单位,没几天就离婚,成为光棍汉,只能返故乡成都投靠年迈的父母。一晃十多年又过去了,除了匆匆办事兼看望女儿,我再也不愿靠近这噩梦般的山城。

这一次,我也是快步穿过那鸡肠子一样狭窄而混乱的街道,直奔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科。这儿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属四川省涪陵地区公安处的下属单位。我在此来往了多次,也算轻车熟路。接待室非常热闹,有人在询问,有人在填表。我混杂在人堆里,也要了张表来填,并将事先准备好的照片贴上。在填表过程中,出入境科的科长卓树民发现了我,热情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盘问我为啥又要办护照?我客气地掏出公私两份邀请信,卓见是英文,就没仔细看,但比较仔细地听了我讲的大概意思。卓说,按照新规定,不要他国的邀请也可以办护照,因此,你在出国事由栏里填上“旅游”就行了,我回答好。

我交了钱,被叫到电脑摄相头前照了像,我把这次申请的回执要到手,正准备离开,卓科长又将我叫到办公室聊天。卓当年是我们案子专案组的书记员,后来因为办护照,又频频打交道,可谓老熟人了。我们隔着桌子回顾往事,大概都觉得对方的生活没多大意思。他恭维说,自己年轻时就读过我的许多诗,还经常看见我留着大胡子,目中无人,在街上晃来晃去,感到很羡慕。我谦虚说,我的诗没让你灵魂升华,而将你熏陶成了一个抓人的警察,我觉得比较惭愧。卓皱着眉头说,廖亦武,我晓得你恨我,以为是我卡着你不让出去,其实,我也就是个小人物,一个上面精神的执行者。批准不是我的意思,不批准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笑着站起来说,感谢你告诉我真心话,我不会恨你,可是会记住你的。他说那没关系。我说,那你就等着退休吧,没几年了。

从公安局出来,感到极度恶心,我连孩子也不想看了,就乘天色未晚,在公路边搭过路车返重庆,跟着回到成都。

3月20号左右,我收到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的一封平邮公函,里面是正式的回复,这是我2000年以来,8次申请护照所得到的唯一书面答复,大意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8条,对我的出国要求不予批准。其实在这之前,我已打过长途电话给卓树民的科长办公室,卓拒绝通话,却让另一个副科长再次重申,不准我出国的理由是“第8条第5款”,即国保部门通过鉴定认为,我是出国后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的敌对分子。

一件不关系国家和民族,而只关系我个人的好事就这样泡汤了,美国那边开会前夕,我的译者还不甘心地来电话,说美国笔会那边可以给驻华大使馆打招呼,能以最快的速度办理签证。

我只能表示遗憾,并写了一封正式的回复信,托朋友翻译并转交。其中写道:

我虽然得到了美国笔会和脑袋被霍梅尼悬赏500万美元的拉什迪先生的亲自邀请,却依然不能前往参加4月26日在纽约召开的作家盛会,除非偷渡并且成功,而目前,我还没这种打算。

我拜托我的朋友xx将我的音乐光碟《不死的流亡者》送给拉什迪先生和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深深的感谢他们。

事后一个多月,焦虑与愤怒像一窝黑蚂蚁咬蚀着我的心。难道我不是一个中国作家吗?难道我做了贼,杀了人吗?难道我在走私毒品或买卖枪炮吗?难道我是把儿女、金钱、黑箱作业送去西方的银行吗?明明是出国参加文学活动,往国家和民族的脸上贴金,偏偏赖我“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我在这里要大声告诉公众,正是他们——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在“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正是那个出入境科科长,那个声称自己是“上面精神的执行者”的卓树民,在“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他们砸我的饭碗,断我的生财之道,不想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中国作家,这是将人往疯里逼,往绝路上逼。共产党人的红太阳毛泽东说,逼上梁山。可惜我没有信进去,可惜我的爹妈把传统的“饿死不做强盗”的观念扎进了我的根子里,可惜老天照顾我,给了一枝能混生活的笔,否则,我拿不准就会信奉暴力革命,丢下笔来换刀枪,以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为己任了。

我实在希望有关当局长点脑子,不要给西方人这么大的想象空间,不要用这种方式把别人的同情,别人的猜测,别人的照顾都吸引到我头上,否则另一个世界的读者就会戴着有色眼镜买我的英译本或法译本,我的钱包也会莫名其妙地鼓起来,这让我昼夜不安。因为我不是贪官污吏,我讨厌来路不明的财路,我尤其讨厌仅仅因为出不去,作者的身世就成了苦胆加黄连腌制的谜,我的个人银行就在我不熟悉的地方给建起来了——本来我可以当面解释,我远远没西方读者想象的那么苦大仇深,那么万劫不复,我只坐了4年牢,没像好些人,反反复复坐许多次牢。我还会哭和笑,还有性欲和食欲,跟他们一样,没变成被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得变态或五官错位的怪物——这一下好了,人家本来就认为尔等国家是一所大监狱,你们又如此无理地剥夺同胞的基本权利,限制人的进出,不正好授人以大做文章的口实吗?不能让你们四处树敌啊,不能让你们将这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的违法行为再继续下去啊,每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爱共产党的公民都不能让你们这么干啊!所以我委托了与我想法不太接近的律师——滕彪和王怡,把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及出入境科告上法庭。

█有关本人护照的链接

1、2000年5月,我因与今天派著名诗人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龙影公司投资拍摄的电影《飞呀飞》,而接到该公司和日中人类学会访问日本的书面邀请。6月,我从成都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我当时所在的单位——重庆市涪陵区文化馆签的意见是:“该同志长期不在单位上班,所以只要公安机关同意该同志出国,我们也无异议。”所辖的荔枝派出所一位杨姓指导员也在表格栏里签署了意见:“该同志没有5种行为,同意出国。”并盖了派出所的公章。可当我拿着这合理合法的《申请表》返回出入境办公室,当即被副科长卓树民认出,二话不说,就表示不同意,并当场强行没收了我的《申请表》。幸好我已留下了复印件。

2、2000年底,因我主演的日本电影《飞呀飞》准备参加次年的柏林电影节,在东京的龙影公司再次发出邀请,安排的行程是2001年8-9月,从日本到德国。2001年3月,我在约见了成都市国安局的赵江林科长,征得同意后,从成都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结果连表格也没让填,就当场被拒;

3、2002年6月,当时在美国的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和《倾向》杂志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我“倾向文学奖”,此前的2月,我在与成都公安和国安两家分别商量,征得同意后,我以领奖为由,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被拒绝。结果在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只能由我的朋友,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康正果代替领奖并致答词;

4、2002年5月,台湾麦田出版社隆重出版我的3卷全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在彼岸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该年11月,我在涪陵看望女儿时,以“按照与出版方达成的意向,准备去台湾访问并宣传”为由,到老地方老单位碰护照运气,当场被拒,还遭到卓树民的挖苦;

5、2003年,我的《中国底层》法译本由巴黎中国蓝出版社推出,刚好这一年是法中文化年,法国文化部准备在地中海边的城市蒙佩利耶举办书市,以及盛大的文化活动。我的翻译者为玛丽.侯芷明,法国顶级汉学家之一,她和出版方,还有我的代理人都先后多次来电话,要我一定想办法弄到护照,并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中性活动,中国体制内的作家王蒙、余华、韩少功、刘心武等都将出席。2月,法国文化部和法中文化活动的总干事菲力浦先生从蒙佩利耶市寄来邀请,还说明他们承担全部费用。3月,我与成都市公安局一处的七、八个警察进行了很多次斡旋,拜托他们一定与重庆涪陵方面沟通。我还写了一封致两地公安部门的言辞恳切的长信,拜托他们改变老观念老看法,不要老是敌对,给祖国和人民的形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我满怀信心地在成都和重庆、涪陵之间穿梭若干次,路费损失若干,口水损失若干。但两地公安机关都互相推委,这边说已发了公函,那边说没收到,如此过去了近半年,法国的书市就已开场了。举办方以“萨斯”为理由,取消了对所有中国作家的邀请,而只有我的委托人康正果先生从美国前往,在开幕式上代表我出席了宴会,并致辞答谢。随后,法国《世界报》与法国电视一台都先后来成都,在我家里进行了文字、电视的“作家专访”;

6、从2002年到2003年,我的前妻宋玉也先后两次向四川省江油市长钢公安局申请护照,被很快拒绝。警察甚至说,除非你和廖亦武离婚,否则不可能出国。为此,宋玉哭了不止一次。我除了对她的愧疚之外,再也想不出该怎样安慰她。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是造成我们稍后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我,这种心灵的重创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7、2003年春天,我与一位老朋友相遇,他当时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中共许多高官认识,极有影响力。他慨然答应帮我搞定护照。我记得这年从春到夏,我在这位老朋友的一次次电话鼓励下,打起精神奔波。我曾站在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窗外与朋友的朋友打了很多电话,卓树民也给他的上级的上级通了很多电话。但是,经过曲曲折折的周旋,卓树民最后吐了口长气,对我说,不会给护照,你走吧,没有商量的余地。

8、2005年,公民出入境的新政策出台,按规定,不需要任何邀请和证明,公民都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申请护照,这成了一项基本权利。于是我在这年夏天,再次约会成都市公安局一处警察李航,彼此沟通没任何问题。李航又找来另两位同事一道喝茶,沟通也没问题。李航还说,我都晓得你不可能跑,你的亲人朋友在国内,创作土壤也在国内嘛。他答应尽全力“与涪陵那个姓卓的打交道”,还安慰我,会去争取让领导出面。但是,当我再再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户口所在地涪陵申请护照,等来的最终答复依旧是——你是5种人,不准出境。

我,一个作家,永远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的第5种人吗?难道我真要像我们的老祖宗老子所说的,除了逃跑,就与外面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吗?

2006年6月21-24日,星期六,于北京。

观察

前情如梦 一曲秋坟

 

                                                                                 小明星

 

  一.
    
  2003年6月2日早上,在兵书宝剑峡,被称作长江三峡第一棺的悬棺,因水位抬高使轮船可直接开到了它的脚下,号称千古之谜的棺木得以开启,并起获了数件神秘宝贝。过去曾经听说,年深日久的文物出土,见风就化。可以想象,专家们在取走异宝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小心翼翼。
  
  16年前,香港人不知怎么忽然在湾仔的一间茶楼上,也发现了一件大文物 ——当时已经80多岁的王心帆老先生。王心帆老先生当年曾经为粤曲名伶小明星撰曲50余首(自选得意名曲也有26首之多)。小明星逝世后,心帆先生隐迹江湖已有半个世纪。一时间,“发现王心帆”的消息在香港各大媒体传开,发烧的香港人激动、感动得几乎发了狂。王心帆老先生马上成了新闻人物,应接不暇。本来每天早上9点钟到湾仔那间茶楼清清静静地喝早茶的恬静,竟变成了“日影黄犬”,不可复得。王心帆和小明星各自的、共同的故事,万口交传;心帆先生几十年前撰写的歌曲,响彻了香港大地;小明星妙曼凄婉的歌声在街头巷尾到处播放;在各种文艺集会上传唱。。。记得当时我天天有机会看到香港的《信报》,也总是激动得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遗憾的是,隐迹江湖半个世纪的心帆先生,被作为文物“开掘出土”以后不久,便遽尔仙去。正应了“年深日久的文物出土,见风就化”的说法,令人扼腕不已。
    
  1942年,小明星在广州添男茶楼登台演唱的第二晚,她正在演唱自己的“首本”名曲《秋坟》,也许因为曲中故事让她感怀身世,怅触情变,病发无法支持,唱了一半便在歌坛当堂昏倒。虽然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但延至翌日终告不治,终年才29岁。 此后,老搭档心帆先生痛失知音,封笔羊城。后来不知怎的又“大隐”于现代都市香港垂五十年,终身不娶。也真算是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了。
    
  二.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罗帐卷,翠帘垂,啊。。。。。忆啼痕,怜往事啊。。。屐粉衣香,旧欢如梦。此情可待成追忆,落尽梨花月又西。”这是《知音何处》的开头几句。多么娴雅潇洒!还记得读高中的时候,在要好同学的影响下,我一下子就迷上了小明星的唱曲。曲词,写得如此典雅;唱的人,又永远演绎得那么婉转低回,如泣如诉,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当然,那时并不知道曲词是心帆先生写的。只是到处去想办法借唱片听。有空,就自己学着唱。当然,词语是早就熟透熟透了。不断地学,只是想学到自己也唱得出一点点那种风韵。
  
  “忆年前,通眉语,她避人、在灯下。坐石桥,望仙郎,同饭胡麻。翻旧谱,画新缣,亦儒亦雅。唉,叹今日,红粉成灰,还说什么碧玉年华。记画眉,我曾为卿研黛,你潤吻犹教我奉茶。媚态难描下,娇姿更潇洒,情难罢,心牵挂。。。”这,就是著名的一曲《秋坟》中段的唱词。
  
  稀里糊涂记住了许许多多这类唱词,让我在上了大学以后很快就迷上了古典诗词。并且几乎毫不费力地记住了不少。“一不小心”,就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了。很简单,这些唱词,大量地直接引用纳兰性德们许多佳句。单从这一点上说,我也无法忘怀王心帆和小明星这两个名字。
    
  三.
    
  那年“五一”没有外出,在家看了人称“妖女”的李碧华的《胭脂扣》电影。电影一开头,劈面而来的就是女主角唱的一大段“南音”。马上把我带入了故事。“南音”,是粤曲的一种曲牌。一唱就唱的很长,而且曲调变化不多。因此,粤曲中常常用作长篇“叙事”,或者说,让台下的小朋友尽快睡着 —— 实在太枯燥了。然而,小明星唱的“南音”,却可以让所有的曲迷屏住呼吸,一面听,一面生怕马上就要唱完。真是绝顶聪明的点石成金手段。
  
  最绝的是,在一曲《花弄影》中,有一段“乙反南音”,又名“苦喉南音”。顾名思义,一般是用来表达“苦情”而歌之咏之的。在工尺谱中,所谓“乙反”,就是把原谱中的一些音符,改成了“变徵”、“变羽”,也就是简谱里的“半音”4 和7。这样一改不打紧,曲调马上会变得凄惨苍凉(诸位可以尝试用一首自己熟悉的歌譜改改看,我试过 —— 立杆见影)。荆轲在易水送别时唱的所谓“变徵之声”是也。这样的曲调,在《花弄影》中,王心帆竟然大胆地让小明星用来演绎一段青年男女缠绵缱绻的欢爱情景:“郎意重,妾心坚。无边风月,两缠绵。共对丹青,设下千金的愿啊:不作王魁、世美,食前言”。第一次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是让它怔住了、震住了。然后,起而拍案,而击节,而手舞足蹈,状类疯狂。
  
  除了一曲《秋坟》之外,最最百听不厌,越听越爱的,是《前情如梦》,开头几句是这样的:“明月多情应笑我。笑我微芝吟草,断肠多。种下情根,我愁结恨果。才人病后,壮志消磨。记得绿梅花下,卿逢过。我爱她秀发明眸,粉玉搓。痴情怕被人猜破。看她残红欲扫,荷着花锄。。。”
    
  下面,让我们来看“妖女”李碧华写的关于王心帆和小明星的一篇文章:
    
  裁破鸳鸯怨剪刀
    
  一年将尽,我在收拾抽屉时,发现一盒几被遗忘的录音带,一看,是小明星。不知什么时候所买。
  但岁暮,听小明星是特别辛酸的。—-因为唱来就象啼血。
  我印象最深,是她一生(1913-1942)为情伤,为曲亡。死于29岁,台上的《秋坟》,正为绝唱。吐血昏迷。
  死时乃农历七月十四日。《秋坟》成为自己的谶语。
  “小明星”是个瑟缩偏怜的艺名。星而小,如泣如诉。一个人的名字便是她的故事。她的曲子又是她的际遇。倒像为了唱几厥歌匆匆来世上一趟似地。
  “星腔“名曲,以王心帆和吴一帆所撰最为缠绵悱恻。歌者中性,唱平喉,擅南音,以悲腔诉说一个至简单却深沉的字。没听过她唱快乐的曲子。–因为她不曾快乐过。半生佻达任情纵,情意加浓–。亦很苦。
  那么风风光光的一代歌伶,其实晚境相当幽怨。
  但说小明星,不能不记王心帆。
  王老去年8月辞世。(也是一座“秋坟“)
  他与小明星感情微妙痴绝。
  二人从未道破一个“情“字,但他一直在她身边。在她匍踏歌坛时,渴求好曲,央请中间人介绍认识:报人、编剧家、撰曲人,自是文采风流的才子。(我见过他二三十年代的照片,极清奇)而他对她声韵亦甚欣赏。于是自《痴云》一曲开始了。
  他不断送曲子给她,不受酬。她拿到新词,总是反复吟唱,把曲点正叮板。先在他耳畔低唱一回,问他满不满意?清唱,比有铉管拍和更醉人。
  他见尽她身畔川流不息的追求者,当她爱上其中一个男子,便向他坦白。有些是阔少,有些是文人,有些是顾曲周郎。–当她为情惆怅伤痛时,竟也不加掩饰在他跟前落泪。她曾为年轻才俊花尽积蓄,供之到外国学音乐后遭弃。也有南天王的兄长用尽办法,要纳为小星。
  把心事相问,他叹道:“薄命怜卿甘作妾“她就不嫁了。
  王
心帆曾为张月儿撰过一曲。小明星嫉妒了。让我试写这场戏:–
    “《花月留痕》是不是你写的?“
    “是。此曲说来有个故事哪“
    “是么“
    “一个小说,写男子痴恋名妓–“
    “哦?你好偏心,有此好曲,也不给我。你不是答应过,有暇写曲,一定给我?我喜欢唱你的曲呀。你却给了月儿!“
    “不不不,别误会。我写此曲时你还未出道。而且,此曲也不是给月儿唱的,是给郭湘文唱的。你别耍蛮。“
    “–“
    “好了,再写一支给你唱,曲句要好过这也不难。你可笑了吧?“
    “为什么郭湘文不唱?为什么月儿却唱到呢?为什么你不先给我唱呢?–“
  –小明星去世50年后,王心帆方逝。
  他写过的词儿:
  “思往事,记惺忪。看灯人异去年容。可恨莺儿频唤梦,情丝轻袅断魂风。“
  “向何处,吊湘灵,枫林月冷,更愁人。青粼乱走,掩映翠微间。“
  “可怜蝴蝶生前梦,谁续春蚕死后绒。只怨句墙角朱燔,无力护拥,致使网得明珠,上手亦空“
  “抛残珠粉铺黄雾,才使我裁破鸳鸯怨剪刀“–
  王90多高寿。
  终生不娶。
    
  李碧华随笔集《绿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