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掠夺进行曲

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产党怎样让一部分人一夜致富起来的呢?原来他们有“权力掠夺”这个法宝。

何为权力掠夺?强取他人财物为己有的行为称为掠夺。依靠公权力进行掠夺,称权力掠夺,如官倒,贪污,受贿,索贿,勒索,敲诈,乱收费乱摊派,乱发工资奖金(集体贪污),无偿徭役,侵吞公有财产,等等。无权者靠暴力和欺诈夺取他人财物,称非权力掠夺,如抢劫、偷盗、诈骗、伪造、剽窃,等等。

中国的权力集团假“改革”口号对国家、民众大肆进行掠夺,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内,使中国社会很快走向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有史以来空前超大规模的掠夺运动的目标是,把巨大的国有资产全部居为己有。五十年前假“社会主义改造”之名没收了地主、富农、中农、民族资本家、国民党政府官员、手工业者等的财产,再经过几十年对全国人民“高就业、低工资”的长期掠夺、剥削,经济价值增长了,现在被这些党阀们一股脑儿席卷而去。经过这么一收一转,财富易主,转移到党阀家族手中,形成新财阀。使全国人民永远成了无产阶级。财富转移有六个小阶段:

第一阶段,曰官倒热,白手起家。党阀们特创“双轨制”,紧缺商品都有两种价格,公价(也称平价)和私价(又叫黑市价)。党阀们指使其妻儿办贸易公司,令厂家赊帐按公价售产品于其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按黑市价出售产品于批发商,收现款后,归还赊帐,差价归贸易公司所有。由于产品奇缺,通常黑市价为公价之三四倍,差价如此丰厚,转瞬间,贸易公司已挟资数百亿元。成本只是电话费,因为产品仍在厂家,批发商只到厂家取货,贸易公司不必转运产品,省事之极。于是国营企业不断亏损,而官僚党阀们的钱袋很快鼓胀起来。赵紫阳政权倒台后,原《参考消息》于1989年7月刊出“康华公司始末”一文,说到,邓太子受命组建“康华贸易公司”,只允许地厅级以上官员入股,经过两年官倒,资本从零抄到3000亿,由于爆发“六·四”事件,决定终止运营,3000亿现金被十多万“地厅级以上官员”瓜分了。其掠夺之巧妙、残酷,规模之大,敛财速度之快,亘古未有,为历史上任何专制政权所不及。

第二阶段,受贿热。从中央到地方,任何投资项目,均被“第一把手”官僚把持,由他与建筑商签合同承包建设,建筑商为获取这嫌钱机会,无一例外地秘密贿赂官僚。于是,官僚与建筑商双赢,共同“闷声大发财”。经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失误”有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圈钱手段。有“失”必有得,失者为国家,得者为一把手。既然主张“外行领导内行”,对“失误”就从来不追究责任。这也是笔无本钱生意。形成“无官不贪,全党腐败”的局面。

第三阶段,金融热。官僚家族既然从前二阶段发了横财,有了原始积累,接下去就可做有本钱生意。何必去从事实业投资这种辛苦事?还是要利用老子的权势,以钱滚钱。首选金融投机,从事股票、期货交易,不但预知国家对金融、股市、期货的政策变化,而且为了获大利,可以制造政策变化来操纵市场,使股票,期货市场完全被玩于股掌之间,赚钱速度仍然世界第一。象阿扁女婿这种抄股手段,在“太子党”,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四阶段,瓜分热。各国有企业已被书记、厂长、董事长、总经理们扒得资不抵帐,瓜分就有了理由。于是中央一声令下:出售国有企业。企业头儿有购买优先权,陈年老帐由银行去背,然后十不计一地估价企业,企业头儿向银行贷款买下企业。国有企业被以优惠价售给厂长、书记们,他们背后再巨额贿赂掌权的官僚,于是双方联合瓜分了国有资本。当年大搞政治运动,既杀人又“吓猴”,没收了旧官僚、地主、富农、中农、资本家、小店主等一切人的财产,就这样最后归属了党内各级新官僚,手法真奇巧啊。由于瓜分国有资产时,财富早已脱离原业主,所以 这种掠夺并不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法西斯德、日、意直接从业主手中掠夺财富,强盗形象太明显了,真是蠢才!阿共何等聪明,转个弯,就可不动声色把财富夺到手,被掠夺者还麻木不仁,没发现自己被掠夺,这才是天下第一大掠夺高手呢!国有资产被瓜分后,贪官污吏掠夺来的财产就有了合法外衣,是绝妙的洗钱方法!设计得何等周密!掠夺进行得如此顺利、迅速,靠的是政治垄断。靠党卫军霸持的权力不由人民授权,高度集中,不受任何约束、监督,掠夺起来就无所顾虑,所向披靡。

第五阶段,出卖土地热。能变成现钱的东西都可出卖,国土、领海可以长期“出租”,现在轮到城乡人民的土地了。共党自订的“宪法”规定土地都是国家所有,亦即党有,可以任意收回。城市周边的耕地,政府卖给开发商的价格为每亩一百多万元,农民拿到手的补偿费仅1、2万元甚至几千元,差价为市政府到小队各级权力部门分赃了。房产营造商承包给工头的住房建造价为 200~400元/m2 ,出售价达2500~4000元/m2 ,差价主要为政府地皮价。政府收刮到大量钱后,就可供自己享受,搞开发项目,“第一把手”官僚可从建筑商处收取5%贿赂,又因提高了GDP而受上级表扬、升官。既发财,又升官,难怪要千方百计掠夺土地了。

第六阶段,瓜分银行存款热。现在国有银行已有18万亿存款,官僚们眼看如此巨额财富怎不生“红眼病”呢?怎会忘记掠夺这笔财富呢?一种方法是“第一把手”出面作担保,令银行地方支行贷款给私有公司老板,老板拿出1、2年利息贿赂政府“第一把手”和银行“第一把手”。老板是不会吃亏的,最后三者会联合找到贷款变呆帐的办法。实际是三者瓜分了这笔贷款。第二种方法是政府直接贷款“搞项目”“搞发展”,贷款就千年不还,万年不赖,变成空帐。政府年年要用大量税收充入银行,弥补呆帐,但是年年有新呆帐,呆帐率永远保持在50%以上,于是不断加重税收,苦了平民百姓。大约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得出结论:国有银行呆帐率维持在50%以下没风险。

农、工、知、商从改革开放中获得一星半点经济利益,又被官僚及依附官僚的奸商集团通过高价住房、高价上学、高价就医、货币贬值、存款风险等渠道收刮殆尽。以解放工农为口号,骗取工农为他们火中取栗夺取政权,最后把工农掠夺得精光。真是天下第一大骗子手笔!

董鼎山:美国新闻界一颗巨星的陨落

谁是A.M罗森索( A . M . Rosenthal )?他是刚去世的前《纽约时报》总编辑。他在美国新闻界的声名是传奇性的,被人称道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新闻就业者,在“时报”当了十七年总编辑后,他的大刀阔斧改革大大影响了全国各地的日报性质。他的最大成就是于一九七一年发表“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 )。所谓“五角大楼文件”是当时国防部规划越战的秘密文件,它的公开于世,更揭露了越战处理不当内情,终而造成了民间反战热潮。当时尼克松总统政府向法院起诉“时报”而败诉,“时报”声名大震,罗森索成为支持反战运动者的英雄。由于“时报”揭露尼克松处政内情,共和党保守份子恨之入骨,它因而负上“为敌仗言”的“左派报纸”称号,至今还受右派人士攻击。

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时报声名大震

其实罗森索本人是个政治保守人物,一向认为越战乃是反共神圣战争的一部份,但是他的新闻职业道德不容他隐瞒事实,这就是他作为新闻职业者的伟大之处。当越战最烈,人民反战情绪最高期间,他有勇气发表对政府不利的国防部秘密文件。当时他曾说过一句话,成为新闻业箴言:“有重要事情发生之时,保持缄默等于是说谎”。而新闻职业的最大信条是:说真话,不渲染,不偏不倚。思想保守的罗森索的受人景仰,乃是因为他奋力保障新闻自由的作为。五月十四日在纽约一个犹太教堂的葬礼中,许多好友,包括政治、新闻界著名人物都出现了,其中一个就是美国保守思想界最著名的“国家评论”创办人威廉.勃克莱。

罗森索乃是有“穷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市立大学产物。该大学也是后来扬名的所谓“牛康派”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纽约知识份子群”起源地。一九三、四十年代的纽约市大学生多来自贫苦犹太移民家庭,到了七十、八十年代,这些人物多在右派文化、政治界扬名。纽约市大仍保持其学术思想自由本色。当时在校内与文化界社交场合中,我曾与罗森索数度握手谈话,我对他的成就虽十分景仰,却不能接受他待人接物的一股傲气。他在新闻职业界以高傲、严峻态度闻名,他的下属都对他有三分惧怕,但对他的大胆无畏、严格保护新闻自由的勇气则拜服得五体投地。

“时报”就是在他的羽翼护理下成长为一份更受人尊重的言论公正刊物。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时逐日阅读报载(“华盛顿邮报”也同时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时的兴奋之情。文件全部达七千多页,一字不缺的刊载历时数日。编辑室后来传来一宗笑话,“时报”主人说要在决定发表之前先阅读一下,罗森索用一购货推车满载沉重文件而入。老板大笑,知难而退。

记者文笔之生动无出其右

秘密文件乃是当时在国防部工作的一位文员偷印后私下交予“时报”记者。此人名丹尼尔.埃尔斯堡( Daniel Ellsberg ),因为反对越战,认为把官方谎言揭穿乃是他作为公民的义务。后来他被政府起诉,打了长期官司,在世界扬名。记者尼尔.希汉( Neil Sheehan )也因此成名。他们二人是在越战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

“时报”在收到文件后,为防止秘密外扬,由罗森索指定一个编辑小组,在旅馆中租一套房,日夜进行编务,对报馆同事也保持秘密。到新闻公布的一天,全国震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件新闻大事。

任何报纸发表这类秘密文件,皆负有极大风险:一、是否会被处罚款,甚至坐牢?二、读者是否会误认为报纸犯了卖国行为?三、报馆会否因此而破产?报馆上级在讨论是否应该发表之时,争辩热烈,罗森索认为政府犯错,力主发表,报主同意,情愿亏本也要保持新闻业的真谛。此案自尼克松政府向法庭起诉“纽约时报”透露国家秘密后,层层失败,直到最高法庭,判定新闻自由不准政府干涉。此后,新闻业更负起督促政府的责任,而“纽约时报”占了美国最重要民间喉舌地位。

罗森索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廿一岁大学时期,他开始出任“时报”驻校记者,于次年(一九四四年)被聘为正式记者,当时因“时报”记者纷纷服役作战,缺少人才,四年后即成为最出色的纽约新闻采访员,二年后他被升为驻联合国记者,写了好几篇采访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独家新闻而成名。一九五四年“时报”派他进驻新德里,他的报导不久即获美国驻外记者协会奖状。一九五八年他被派波兰,又因采访东欧诸国而扬名。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注意到他的文章。我读“纽约时报”已五十多年,很少看到新闻记者文笔如此出色(今日我想到曾驻北京、现写专栏的克里斯托夫 Nicholas D . Kristov ),他的生动描写一下子就把读者牵入内容或是枯燥的故事中。

改革创新纽约时报成为全国榜样

一九六三年,他在日本驻了两年后被召回升任本市新闻编辑。从记者成为编辑,他的才能更为显然,极受高级编辑部欣赏,于一九六六年升为助理副总编辑,一九六八年升为副总编辑,终而于一九七七年升为总编辑。在此期间,他周游各国,与驻当地的本报记者联络并结识各地政界要人,有时写些杂志报导并发表有关新闻自由的演讲。

罗森索掌了编辑大权后,就大刀阔斧的改革“时报”的外观与内容,务要将一份老气横秋、墨守成规的报纸转化为更可迎合年轻一辈群众趣味的读物,他的目标是提高新闻报导的可读性,因而可增加读者与盈利。当时的星期日报纸与特刊乃是“独立王国”,另设部门主持编务。他的第一行动是把星期日报纸收回总编辑室,另将日报原有的两个部份分展为四个部份,除了国际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商业新闻之外,另辟一部,每日不同:星期一体育特刊,星期二科学知识,星期三生活家庭;星期四家庭装饰,星期五周末娱乐。同时星期日报纸也扩充了旅行、地产、商业、艺术与逍遥、教育、卫生、时装各种特刊。

如此一来,销路果然大增。但是也有人批评“时报”变为充满软性特写的杂志型刊物,有损它的新闻报告严肃的名誉。但是对读者与广告商而言,“时报”的创新新带来一阵新鲜空气,也成为全国各地日报模仿榜样。

一九八○年罗森索一度创设“时报”全国版,在芝加哥出版,于全国发行同日新闻,此举后来因电脑网络的发达而未成功。在编务方面,他扩大了国内国外新闻部门人员,并扩充了华盛顿分处的编辑部,也着重了纽约市外郊区新闻。在他任总编辑期间,“时报”一共获得二十四个普立策新闻奖。他自己于一九六○年早期记者时代也曾获得了国际报导普立兹奖。独揽大权之后,罗森索统管了“时报”各级有关新闻采访与写作部门,他所不能干涉的是社评版、专论版以及广告部。他在舆论界的声威受到政治、商业、文化各界尊重,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主编人,惟一可与他在声名上相抗衡者乃是揭穿“水门丑案”的“华盛顿邮报”当时总编辑本杰明.布拉德莱( Benjamin C . Bradlee )。

批评中国文章董乐山大为赞赏

罗森索处理下属的方法是有功必赏,有
过必贬,今日新闻界许多名人都是他所提拔出来的,有的是名编辑(包括今日总编辑 Bill Keller ),有的是名作家。钦慕他的人很多,批评他的也有,以为他的高压性独裁手段与傲慢态度只能引起许多下属气馁,或受委屈而辞职,前往他处发展。

罗森索于一九八六年退休后,继任总编辑者乃是前社论版主编麦克斯.佛兰克( Max Frankel )。佛兰克自己于一九九四年退休,在五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批评了罗森索对下属态度过严,他自己采取和婉态度,但是他的成就不能与前者相比。

退休后的罗森索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替“时报”写专栏。突然间他在发表意见上好像获得解放,把他保守思想完全抒发出来。当编辑时,他受新闻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束缚,不能参与个人意见,现在写专栏,他可尽量表达自己对政治、时事、社会的看法。罗森索对美国新闻业最大的贡献是他能保持“纽约时报”的公正不偏立场,不受他自己私人偏见影响。他的最后一篇专栏发表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罗森索特别看重人权问题,某次他写了一篇批评中国大陆与古巴剥削人权情况。我还记得我的弟弟董乐山读到后大为赞扬,在信函上与我讨论。当时正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执最烈的时期。我在信中偶然提及,罗森索毕竟是犹太裔,惟一缺点是把以色列视为十全十美。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我们一对以色列有所批评,就立即被他指为“仇视犹太”( Anti-Semetic )。我以为罗森索如也能把以色列缺点指出,就不愧是个纯粹正义人物了。乐山回信指我“为中共张目”。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提出,只证明世界没有完人而已。

【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于纽约】

读书: 恐惧之邦

近来看了一本小说,名为State of Fear,作者为Michael Crichton(中译为“恐惧之邦”,麦克.克莱顿着(或译米高基里顿),洪兰译,台北远流出版)。Michael Crichton是笔者颇喜欢的一个作者,他的小说以科技为蓝本(此与他是医学院毕业有关),而且往往就人类利用科技干预大自然作出反思,有暮鼓晨钟之效(此亦可能与其考古人类学训练有关系)。

Crichton的故事特式在于其情节的描述,作者擅故事分为不同的段落,就似是电影中不同的章节,而在描述的过程中作者就化身为旁边的摄录机,将主角的行动、周遭的反应及身处的环境一一仔细地描绘。阅读其小说,脑海里不其然就会将故事情节幻想成一幕幕电影影像(当然,作者的设定必然是西方白人,加上耳濡目染下,脑海中出现的会是汤告鲁斯、尼古拉斯基治等人,要幻想成李连杰、梁朝伟、成龙总觉不是味儿)。

Crichton并非一个擅于进行人物性格素描的作者,所以其故事角色会较为平面,而故事的张力亦并非沿于主角的性格或与其他角色的冲突。Crichton最擅长的是以科技变异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及悬疑性,如他的上一部作者奈米猎杀(Prey)中,他便利用一系列杀人事件作为序幕,透过抽丝剥茧的过程,最终以纳米变异成为杀人工具而吸引读者追看。Critchton另一常见的技俩便是为故事设下时间界限,主角必须在指定时间内闯过难关,完成任务(以上两部作品为例,一级空难(Air Frame)是在有限时间内查找空难原因,而时间线(Timeline)则以有限时间找回时空穿梭装置,返回现代),以增加其故事的紧凑性。这点亦与达文西密码作者Dan Brown相似,Brown所写的三本书,都是以时间限制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达文西密码主角要与时间竞赛寻找凶手、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则要在新教宗选出前,找出“光照派”(信奉科学的激进组织)、而他的第一本著作数码城堡(Digital Fortress)则是双重时间限制,既要在有限时间破解密码,以防止黑客入侵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超级电脑,主角亦同时要查出一名科学家之遗物所在。

由于Crichton之作品电影感强烈,故事紧凑,所以他有很多部作品均已被改编成电影,兹列出如下(按小说出版年份排序):
The Andromeda Strain(1969) (港译“天外细菌”,1971年,环球出品)
The Terminal Man(1972)(未知有否在港上映,1974年,华纳出品,Mike Hodges导演)
The Great Train Robbery(1975)(港译“火车大劫案”,1979年,United Artists出品,辛康纳利主演,Michael Crichton导演)
Eaters of the Dead (1976) (电影The 13th Warriors,港译“杀战风云”,1999年,Touch Stones Picture出品,安东尼奥班达拉斯(Antonio Banderas)主演
Congo(1980)(港译“刚果惊魂”,1995年,派拉蒙出品)
Sphere(1987)(港译“深海圆疑”,1998年,Baltimore Pictures and Michael Crichton出品,德斯江荷Jurassic Park(1990)(港译“侏儸纪公园”,1993年,环球出品,史提芬史匹堡导演)
Rising Sun(1992)(港译“旭日追凶”,1993年,廿世纪霍士出品,辛康纳利主演,Philip Kaufman导演)
Disclosure(1993)(港译“叛逆性骚扰”,1994年,华纳出品,米高德格拉斯、狄美摩亚主演,Barry Levinson导演)
Lost World(1995)(港译“迷失世界”,1997年,环球出品,史提芬史匹堡导演)
夫曼、沙朗史东、森美积逊主演,Barry Levinson导演)
Timeline(1999)(中译“时间线”,2003年,派拉蒙出品,Richard Donner导演)

用了这么长篇幅介绍Crichton著作后,要回到关于本书“恐惧之邦”的感想。Crichton这本小说与之前小说不同之处,乃在于他在这本小说中所呈现的浓厚政治批判立场。小说惯常地以一宗美艳杀手在巴黎海洋实验室杀死一名研究生,然后取走及删除了电脑内关于波浪运动的资料作为开端(一个典型美国电影的开场,不知Crichton脑内是否同时想像了该女杀手的主演人选)。然后在一连串阴谋、谋杀、冒险的过程后,作者在解开种种谜团的同时,亦带出了一个讯息:“温室效应”只是一个电脑模拟的预测,并非全然是科学推论的结果,个中存在了很多假设、过度的推断、讯息建构过程中的排斥和偏听。而故事中的歹角,便是希望利用炸药于一国际环保会议期间引发一场直卷美国的海啸,以能为“温室效应”讨论升温。

Crichton作品最令人欣赏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往往会为其小说背景进行大量资料搜集及文献回顾,其前作侏儸纪公园便是建基于混沌理论之上,同样地,在本书中,他亦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及数据,指出所谓“温室效应”,乃是近廿多年盛起的字眼,早在十多年前,科学界对于大自然气候变化分成两派,一派指出地球正进入了新的冰河时期,而另一派则指出地球气温会渐渐提高。Crichton在小说《恐惧之邦》中引用了很多的资料,指出现时地球上有些地方的冰川及冰块,仍然是逐年增加,而所谓温室效应所以能排众而出,形成独大的论调,实在是权力的结果,是政治──法律──媒体复合体下的产物。(Crichton更借用书中一名教授角色,将“危机”的出现及普及,与冷战的结束挂勾,指出危机是政府用以取代共产主义、核战争的名词,让人民继续服膺于政府控乮之下。

Crichton籍小说希望提出,不单是对“温室效应”的质疑及批判,他的野心更大──对现代社会各方面的质疑:
(一)科学的超真实—Crichton在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所谓电脑模拟气候变化,只是一个电脑模拟“游戏”,用数据来建立其真实性,用“估算”、“评估”取代猜测。归根究底数字所呈现的,只是或然率、统计数值,修过统计的人都知道所有统计都建基于大量假设,而且是有偏差。但现代科学却以数字建筑起一个新的真实,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当然参与其中的,还有媒体的推波助澜。

(二)权力的产生:“军队-工业复合体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的驱动力,在真实的世界,过去的十五年,我们已经完全被新的复合体所控制,它比以前那个更强、更有渗透力,我叫它政治──法律──媒体复合体。它玫力于倡导人民的恐惧,用提升安全这个假面具在进行恐惧统治。”
“政治家需要恐惧来控制人民,律师需要危险来兴讼、赚钱,媒体需要可怕的故事来吸引观众。”“这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方式,用不断制造恐惧的方式使人们就范。”(528页)(这是傅柯式的权力分式)

为令读者明白他的苦心,作者还破天荒地在故事完结后,附录了“作者的讯息”,兹节录部份如下:

 我们对环境每一方面的了解都出奇的少,从它过去的历史,到它现在的状态,到如何保存及保护它。在每一次的辩论中,所有人都过度引用现有知识及过度跨张它的可靠性。

 自一八五○年以来(笔者按:工业化及都市化开始),地球温度就在上升,因为我们从四百年的“小冰河时期”走了出来。

 我们不能评估未来,我们只能预测,这些只是粉太平的好听话,我们真的只能猜,有资讯做背景的猜还是猜。

 目前这种几乎歇斯底里的担忧安全──食物的安全
、居住的安全──所有的心思都被安全占据,这是资源的浪费、人类精神的压迫,更糟的是它会导致极权主义。教育民众的需要已迫在眉睫。

 我认为所有的环境“原则”(如永续发展、预防原则)都是为了保存西方的经济利益,所以对开发中国家有现代帝国主义的成分在内。它是“我已经有我的了,我不要你去拿你的,因为你会引起太多污染”这句话的冠冕堂皇的说法。

 我认为人都是善意的,但是我对偏见、系统化的扭曲思想、合理化的能力、自我利益的伪装柔非故意行为的不可避免后果等的腐蚀效力,心存敬畏,因为它们的破坏力很大。

 我确定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确定。

刘国凯:“十年动荡”社会状况之列表概述

有朋友对我说,你写了那么多的文革史论书籍,其实我们买了也未必有时间看。你不如再写一篇只有几千字的表格式的介绍文革过程的文章,以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了解它的基本全过程。

   现谨听取这些朋友的意见,勉作以下表格。

   起止时间、

   阶段域名

   运动的社会内容

   1966年5月

   文革开始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从文化专制主义的文艺思想批判升级进入毛的中共高层清洗

   1966年6-7月

   刘邓“资反线”

   刘少奇、邓小平乘毛外巡之机,把毛的高层肃整(文革清洗)转变成矛头向下的“反右”运动。指示各地、各单位党委在一般教职员、机关一般干部、工厂工人中和大中学生中的抓“右派分子”。其间,刘、邓也狠心把各省市的中共宣传部长和一些大学党委书记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交帐。

   1966年7月

   “破四旧运动”

   主要是一些狂热的中学生走上街头改所谓有“封资修” 意味的店名、街名等,再发展至破坏历史文物、宗教设施。“破四旧” 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可参加。“破四旧运动”是“红色恐怖运动”的先声。

   1966年8-9月初

   “红色恐怖运动”

   由北京的高干子女为骨干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发动“红色恐怖运动”,任意抄家、打人、抓人游街、关入牛栏,大规模打死人。受害者为“黑五类”和各种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及资本家和文艺界人士。此风迅速刮向全国。各地都出现肆虐的贵族红卫兵组织。一场空前的血腥暴力永留中国人的记忆中。

   1966年8-10月

   “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上千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十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检阅。这些青少年学生还被允许免费乘车到各地串连。毛以浪费大量国家资财的做法去贿赂青少年,以煽起青少年对他狂热的个人崇拜。

   1966年10月

   文革第一转折点

   许多贵族红卫兵由于其父母从显赫的共产党高官跌入岌岌可危的走资派边缘,遂暗中对毛的文革清洗采取反对态度。毛遂抛弃贵族红卫兵,另行启用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其中典型人物为蒯大富等)。具体做法是把前阶段刘邓的第二次反右斥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在前阶段被打成右派的群众、学生都应予平反,材料当众销毁。

   1966年11-12月

   批“资反线”

   中共执政十七来人民群众首获扬眉吐气,把各级当权派推上受责问、受批判的地位。不但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恶行,而且揭发批判了他们以往的许多欺压群众的行为。在此期间还有限度地批判了贵族红卫兵赖以飞扬跋扈的的血统论。批判“资反线”为“人民文革”的首轮全国范围的表现。在此阶段群众开始分化。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出现。基本形态是与当权派关系较差的人群组成造反派、与当权派关系较好的人群组成保皇派。批“资反线”、批“血统论”是造反派的活动内容。保皇派对此持冷淡态度。

   1966年12月下半月至1967年1月初

   反革命经济主义

   被毛共当局称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的大潮急剧席卷全国。这是群众乘各级共产党官僚被群众责问、批判之机提出的各种基本合理的经济要求。此大潮很快被毛共压制。“反革命经济主义”是“人民文革”的第二波全国范围的表现。

   1967年1月

   “一月夺权”

   毛的文革清洗蓝图正式展开。毛内心设计的做法是先让群众夺各地高官的权,让高官们都“靠边站”了。再由毛审定,筛取自己认可的高官复出执掌权力。

   1967年2-3月

   “早春镇反”

   毛指示各地军方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在毛心目中积极夺省市委权的造反派是“左派”,尽管它的政治成分较差。但各地军方却根据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判定积极夺权的造反派是“反革命”、是“右派”。而政治成分较好、对夺权持审慎态度的是“左派”。于是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军方都对造反派实行了镇反行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扫射,打死打伤三百多名造反派群众。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1967年4-5月

   “暮春平反”

   由于毛感到自己文革清洗目标尚未完成,造反派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造反派就此沉寂下去,遂批评各地军方犯了错误。提出要给在“早春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于是造反派在全国死灰复燃,并把矛头指向军方,开展了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要求军方平反,释放在押者的运动。在广州有著名的“五三绝食要求释放项明”的事件。这次全国范围的反政治迫害、争取生存权利的运动是“人民文革”第三波全国性的表现。

   1967年6-8月

   “武装抗暴”

   军方绝不像刘邓那么容易就范。他们纵容、怂恿、挑动、或操纵、指使、武装保皇派进攻屠杀造反派,挑起大武斗。造反派奋起自卫。造反派在大武斗中的抗暴自卫是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是“人民文革”在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第四波表现。从“暮春平反”到“武装抗暴”,造反派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一些省市的保皇派瓦解,如湖北、四川;一些省市的保皇派式微,如两广。

   1967年9月

   运动第二个转折点

   毛觉察到造反派虽积极听从其号召夺省市委的权,但另有愈来愈多不听招呼的行为。保皇派虽行动保守迟缓,但实际上是共产党政权真正的社会基础。故急速改变前阶段划分造反派、保守派的做法。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开始压制造反派,扶助保守派。

   毛还强烈申述其干部政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都可重新站出来工作。这等于否决了造反派所积极投入的“一月夺权”。

   1967年10月至1968年6月

   混沌时期

   在此阶段毛致力于恢复共产党的统治秩序。用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式来重建共产党政权。“革命委员会”以各地军方首脑主导;重新站出来的地方干部参与;群众组织代表作陪衬。保皇派对此政治结构完全接受,造反派则极力予以阻扰。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原有统治秩序的恢复。而恢复之后他们一定会遭到清算。反对恢复原有统治秩序最激烈的人群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形成以湖南“省无联”为代表的“极左派”。其核心观点是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形成了新生红色资本家阶级,应予整体性的打倒,再采用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来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各地的“极左派”被毛、周共同重新定为“极右派”,并在1968年初予以严酷镇压。

   由于造反派的极力干扰,致使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延宕,或即使成立也权威不足。在这个长达大半年的混沌期间,民众乘机提出了许多争取自身权益的要求。如各地都有1963-1965年的支农青年要求回城生活就业的事件。广州还特别有持证工人事件、组劳人员事件、工读600事件、晓兵绝食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以大字报来诉说,和集会游行示威绝食来强烈表达。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是“人民文革”的第五波表现。而以湖南“省无联”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文革新思潮”则是“人民文革”的峰尖。

   在此期间,某些造反派得胜的省市,如四川、浙江,造反派发生分裂互斗。是为造反派不足称道的历史。

   1968年7-9月

   大镇压

   毛认为他的文革清洗已基本完成,造反派可予以鸟尽弓藏。但造反仍不听招呼,愈来愈有脱轨的行为,“人民文革”大有蔓延之势,毛感到必须予以遏制。而各地军方早就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于是在1968年7月,毛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允许军方镇压造反派。在两广表现尤为剧烈。广西还发生大量造反派被屠杀后再被挖心肝烹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接着在8月,毛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扫荡平民造反红卫兵。这些都标志着“人民文革”被镇压。1968年8月下半月毛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9月7日,北京召开“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全国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十万人庆祝大会。这两项说明毛的文革清洗已经大致完成。

   1968年10月至1969年全年

   “清理阶级队伍”

   从1968年10月到1971年10月,进入长达三年的对曾经造过共产党统治秩序反的民众的反复清算、迫害。1968年10月至1969全年是清算第一波。运动名称叫“清理阶级队伍”。说是原造反派组织中混有许多阶级敌人,要予以清理。许多前造反派成员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批斗、关押。主导“清理”者是由原保皇派骨干分子摇身一变而成的专案组、专政队

   1970年全年

   “一打三反”

   这是清算造反派、镇压民众的第二波。比“清理阶级队伍”更严酷千

   百倍。它不是由专案组、专政队来揪斗、殴打,而是直接由恢复起来的公安机关进行逮捕和处决,乃至大规模处决。广州一次曾就处决一百另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许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揪斗关押判刑的原造反派头头骨干,都在此次清算中重新判处死刑,予以处决。

   1971年全年

   “清查五一六”

   这是清算造反派的第三波。主导清查的不是“一打三反”时的公安机关,而恢复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的各单位的专案组、专政队。其手法与“清理阶级队伍”同。“清查五一六 的残酷程度全国不一。在广东比较轻微,但在北方某些省市,其严酷程度超过“清理阶级队伍”。许多前造反派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严酷对待,以至产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文化革命可分解为毛的文革清洗、官方的文革镇压、民众的文革反抗(人民文革) 。文革清洗和人民文革都结束于1968年夏,而文革镇压则一直延续到1971年底。

   1972年至1976年

   高层内斗和社会

   相对宽松的时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尤其是“571工程记要”公开后,连续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消退1972年职工获普调工资一级。下放干部开始陆续从干校回机关。知青开始有回抽迹象。整个社会气氛趋向有限宽松。“批陈整风”之类的高层内斗发生在江张集团和老官僚集团之间。1974年毛江曾想把“批林批孔”导向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群众反应冷淡。这是因为毛非但在1968年夏把造反派民众推出当替罪羊,而且还让复旧官僚和军方在1969至1971年对前造反民众进行反复清算迫害,致使昔日的造反派民众不但不再忠于毛,而且对毛有着愈来愈多的怨恨。这怨恨不敢直接表露,就移植在江张集团身上。于是江张集团在中国愈来愈孤立。它不但面对老官僚集团的威胁,而且失去群众,无论是昔日的保皇派还是昔日的造反派都反感他们,而支持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1976年10月

   十月政变

   原属毛集团的汪东兴、华国锋基于老官僚势力的深厚;基于江张集团行为乖张难以合作;基于体察到江张集团已全失民心,基于控制最高层中枢的便利,勾结老官僚集团,在毛刚逝世未周月、尸骨未寒之际,就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是为十月政变

陆文:夜郎爱抓残疾人

   我2003年上网,发现夜郎国有个特别嗜好,就是爱抓人。赌博抓人,嫖娼抓人,收容抓人,上访抓人,绝食抓人,请愿抓人……
    轮子学员不消说了,反正这些人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哪怕抓几十万,大家麻木了,亦不关注。哪怕将他们的五脏六腑,比如肝啊、肾啊,像汽车零配件那样拆东补西到处使用,然后将躯壳塞进焚尸炉,我们也不晓得。这些个体基本被抹煞,谁都不知他们的姓名、他们的住址,也不知他们在世的喜怒哀乐。他们成了碗里的鱼肉、器官配件的库存、焚尸炉里的云烟,成了二战犹太人式的受害者,或者说“宗教角斗”的牺牲品。确切的说,他们其实是为信仰付出了生命。
    在我印象中,衙役很喜欢抓捕舞文弄墨的人,不论公务员杜导斌,还是记者师涛李元龙,还是律师郑恩宠,还是作家张林杨天水郑贻春,他们都不放过,当然更不放过爱国之士──刘荻郭飞雄许×年。
    虽然这么抓,他们对残疾人还是网开一面的,吃官司的残疾人惟罗永忠一人,听说还提前释放了。可最近他们好像昏了头,专向残疾人下手。衙役先抓陈光诚,后抓了郭起真。
    陈目不识物,眼无余光,是个瞎子,好像在婆娘的导航下,才能了解一点地理方位。此人唯一过错,就是不识时务的向朝廷反映当地关于计生的违法状况,而引起当地权贵的恼怒。先是警告骚扰,后是殴打封锁,再后来叫他无端失踪。失踪多日,现在浮出水面,不过浮出水面,目的是将其拘留。让人失踪,是黑道惯伎,送人入牢,是白道技法,当今这社会谁有本领黑白通吃左右逢源?
    这种行为,我觉得有点小题大作,好像在想方设法制造新闻,以夺网民眼球,以帮助夜郎电信赚巨额网络费。当然也有可能是,地方诸侯拆朝廷台脚,用事实告诉大家,这就是元首所谓的亲民和社会和谐。
    陈光诚是个苦命人,呆在农村,不见天日,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破瓦房,没一份稳定收入,我想不通,为啥还要对这样的人穷追猛打。我在网上看到这些出头椽子的名字,真为他们担心。政改成功,这些人会不会被追究、被清算?他们不晓得,若是清算,清算他们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些摇身一变的、曾给他们下达命令的人,至少不会是瞎子陈光诚。我的一个朋友说,这些可怜虫类似文革三种人,弄得不巧会成为政改时期的祭品。
    郭起真小学毕业,断了一条腿,也没有收入来源。当地的贪官污吏逼得他无路可走,除了十年如一日地伸冤,为冤民维权当义工,他基本处于失业状态。婆娘受他牵连,也给歇了生意。孩子16岁,要读书,要缴学费,要喂饱他的肚皮,可三顿六水在哪儿呢?水电费在哪儿呢?学费在哪儿呢?郭起真债台高筑,只好靠写稿子以混几个生活费,可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人家仍不放过。夜里非法撬门,硬将他塞进牢房,这让我想起了“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的诗句,也让我想起了西西里黑手党的手法。
    其实捉人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传唤,可请吃茶,可请吃酒,然后像孙大午那样捉进牢,也可以路上绑架,没必要半夜急吼吼,去惊吓人家的妻儿。拿我来说,宁愿趁我上厕所解裤带大便时袭击,也不愿被衙役瓮中捉鳖。据说,起先还动他孩子的脑筋,孩子说:我不会交出钥匙,不会出卖自己的父亲!捉人要借凭对方的儿子,逼着对方的儿子作叛徒,真是笑掉世人的大牙!
    有一种说法,说郭起真因为响应高律师的号召,在家中绝食维权而坐牢的。假如是这样,朝廷未免小家子气了。他想绝食,就让他绝食,哪怕绝食一万年。朝廷只当没看见。他一贫如洗,不吃不喝多少可以减轻他家的经济负担。
    郭起真前年曾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说冒昧,又客气的称我陆兄,称我先生,一看是个谦谦君子。现在他呆在牢里,我很伤感,亦爱莫能助。我晓得仓州是董超薛霸们的故乡,历来是他们的飞扬跋扈之地,要救郭起真,除非像梁山好汉那样劫法场。可我不是梁山好汉,只是个呆在家中孵豆芽的文人,只好写这篇文章来表示我的痛苦、我的抗议!
   
    江苏陆文
    2006、6、18

何清涟:政府吞噬民财以自肥的“圈地运动”

6月上旬,国土资源部连发几道禁令,先是公布禁止批地建造独门独院的别墅,继而又宣布中国土地开发违法事件面广量大,在城市地区的土地开发案中,至少有60%属于非法取得土地或非法利用土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甚至达90%以上。为了表示整治违法用地的决心,国土资源部甚至向各省下达了查办案件的数量。

与此同时,则是各地农民反抗征地的维权活动不断发生。就在6月8日,在因征地争议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的广东省佛山市三山港,陈明彪等6名维权农民代表被当局以“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拘留。

这些事件突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与政府的尴尬角色。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业不一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角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与买主两方之外,还牵涉到土地的原有主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拆迁中失去住房的人)与掠夺原主人利益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上级中央政府却成了几方利益的最终仲裁者。

毫无疑问,上述几类角色当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土地的买者,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先由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征购”上来;另一方面,它又是卖者,房地产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得从政府手中购买。没有地方政府居中一买一卖,这土地还无法“市场化”。

而地方政府何以这么热衷于土地买卖?关键在于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巨大差价。于公来说,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近5年来,出卖土地及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几乎占了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45-6 0%。就在6月初国土资源部表示要整顿土地市场之时,江苏北部某市负责官员还将该市房价在4年内上涨3倍作为当地政府的重大政绩津津乐道。据报导,这个城市的平均房价已达3000元/平方米,而该市居民的月工资收入大多在800元-1,500元,很多市民担心将来买不起住房。

在地方政府眼中,既然房地产开发与房价上涨于公成了“政绩”,于私成了致富捷径,一个并无司法权限的国土资源部开一通会议又有何用?从 90年代开始,哪年不开如此会议,哪年不叫嚷整治土地?在整治声中,房地产业还不是越来越兴旺?更何况于私而言,批地又是官员们私囊日胀的主要来路,国家审计署早就说过,近年来的贪官90%以上涉足批地。

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差价到底有多大?这里聊举近日发生的一例:比如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价格即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政府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因此,国土资源部想藉助地方政府整治土地违法案件,有如与虎谋皮,因为土地违法案件的主角之一就是地方政府。

    而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以及贪官们私囊被迫做出“贡献”的至少有这么几方面人,第一是失去土地的六千多万农民。农民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又无 法另谋其他生路;而政府征地时,只象征性地付一点“征地费”给农民,失去土地后衣食无着的农民,又如何能够不闹事反抗?

第二则是房产的购买者,许多贷款买下房子的中产者,被巨额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他们自称为“房奴”,即房子的奴隶。许多房奴在网上发出悲叹,为沉重的生活压力痛苦不已。

第三则是整个国家为地方政府一时之利透支资源。房地产业兴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耕地的日益减少,国土资源部刚公布的资料表明,中国10年间耕地共减少1.2亿亩。农业部则指出,目前耕地在不断减少,人口则不断增加,按目前趋势分析,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

中央政府并非不整治,几乎每年都要下达整治命令,但始终未能阻止地方政府违法批地。究其原因,是目前这种所有权归属集体的土地制度给了地方政府干预土地买卖的藉口与由头。因此釜底抽薪的办法,莫过于让中国的农地私有,杜绝地方政府在土地买卖当中上下其手的谋利可能。

简昭惠:走出钟表的时间

 

据说今年冬天比往年都要寒冷,天气不好、阳光更缺少,市区的咖啡店由于顾客稀少,商家们忍住向市公所抱怨,刚涨价的露天咖啡座场地租金简直令他们难以承受。

今晨天气阴冷,我缩着脖子由大街边快步走过。那些在阳光普照的时候人声鼎沛的露天咖啡座,桌椅无聊地空置在街角路边。

我怀里除了早报,还买了一本书,作者是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澳洲作家派屈克.怀特(Patrick White 1912-1990)。

他描述1948年从欧洲和北美返回澳大利亚后,他和朋友一起离群索居所过的生活。

二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他生活在与澳大利亚社会完全隔绝的状态中,那是一本藉由孤独的自我所描述的「自画像」。

一本异于寻常的自传。

他的书让我对已生活了廿年的澳大利亚再度充满新的想象空间。

想着怀特 (Patrick White)如何用「大空虚,大寂寥」这样的文字来形容澳洲。

据说派屈克.怀特在雪梨的故居。多年来人们只能在路边瞻望,而无法进入。

因为怀特去世十六年来,雪梨故居没有主人,大门深锁,不让外人探究,仿佛怀特一向坚持保有内心的深邃世界。

怀特得到澳洲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有段颂辞:「他在孤独、极度敌对的环境下完成创作,造就无可争议的伟大成就。」

为什么他如此孤独?是是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是是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片人烟过于稀少的广漠大地呢?

只要将车往墨尔本乡下开一个小时,就可感受到那种离群索居的孤独。

笔直的公路、冬季枯黄而雨水不足的草地、幸运的话会经过几处无人的葡萄园、几堆绵羊散落、几只失散的牛马。

袋鼠偶而袋里装着两眼骨碌碌的小袋鼠立在的车旁,仿佛想要人载它一程。

云淡淡地往遥远处散去….丘陵忽高忽低….

除此,杳无人烟;除此,开上半小时才有辆农夫的拖拉机被老货车拖在车尾摇来摆去,我是肯定没耐心地必须超车向前,管路上有没有标示可超车爬头的虚白线。

到了夜满天星星直泻在辽阔的平野。那种仿佛要将人吸入的无边界梦境,将人导入深处的黑暗大地…..

绕入山中的碎石子路后,就得将车灯调成远光灯,这可以提醒对面远处来车不在陌生的乡间小路里横冲直撞过来。

有时常常无法把握剩下一半的油箱能否支持到下一个加油站。

没有多少选择地只能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市镇,选择一间看起来像废置矿区临时搭建的铁皮屋前停下,夜太深。再深入地图都失去标示,能再管那是家农舍还是旅店?

一只狗远远地就朝着车灯吠叫起来….

旅行,孤独,当我走出括号之外时,时间就像故障的怀表。躺在文明失落了的澳大利亚。

在乡间离奇的旅店里,我发现怀特的记忆,而且你相信吗?

我真的遇见有人把猫放在摇篮里。

力虹: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绝地反击(上)

余杰: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看到《时代》周刊评选出影响世界的一百个人物的专题。在其中寥寥可数的几名中国人当中,身份卑微的陈光诚与贵为政府首脑的温家宝并列在一起,这样的编辑方式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陈光诚是何许人也?就在陈光诚登上《时代》周刊的时刻,他正处于被中共当局秘密绑架的境况之中。一个月之后,已经被秘密绑架长达九十天的陈光诚,被中共当局宣布“刑事拘留”。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在家中抚育刚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婴孩,门外仍然有多达十五名的便衣负责监视和跟踪的工作。那么,在中共当局眼里,陈光诚究竟犯了什么罪?在《时代》周刊眼里,陈光诚凭什么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陈光诚是一位盲人,是少数通过自己艰辛的奋斗完成大学教育的盲人。陈光诚是一位维权战士,他为受到各种歧视和侮辱的残疾人维权,为在官方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受到残害的农村妇女维权。用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说法,陈光诚堪称一位“生于深渊,行于光明”的勇士。最近三年来,我与陈光诚有过多次接触,也帮助他联系上了北京法律界的几位著名律师,让他能够获得更多的法律帮助。

陈光诚也多次来到我们方舟教会,向教友们讲述他在重重打压下的维权之路。当触及到这个时代最黑暗、最邪恶的部分时,他在教会中失声痛哭,许多弟兄姊妹也与与他一起失声痛哭。在陈光诚面前,我感到无比的羞愧与自责,我没有能够遵循耶稣的教导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这个时代的黑暗,不是由像我这样的看得见的人指证出来的,却是由像陈光诚这样的沉浸在黑暗中的人指证出来的。在陈光诚面前,谁能够自夸呢?昔日,保罗吩咐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保罗又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否都当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行在真理和光明中?

陈光诚确实在影响着中国和世界。长远而言,他的影响力将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大千百倍。温家宝上了《时代》周刊,据说是出于某个权威汉学家的推荐,这位汉学家认为温总理关心农民,深受农民爱戴。我不知道他作出这种判断究竟是出于“雾里看花”式的“距离产生美感”,还是由于获得了来路不明的研究经费。老实说,这样的汉学家是令人失望的。其实,观察和了解中国,并不需要精通汉语和周游中国,普通的西方人仅仅是认真阅读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就能发现中国的诸多真相——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的人为什么要将另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的人关进监狱?他们是竞选中的竞争对手吗?他们是誓不两立的敌人吗?他们两人当众,究竟谁真正爱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温家宝真的是一个亲农、爱农的“温情”总理吗?温家宝在农民家中和矿井下的眼泪,是否比好莱坞大牌明星的眼泪更真实?看看陈光诚的遭遇,我相信最单纯的西方人都能够立刻明白中国的真相:如果说温家宝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那么他自然会视陈光诚为同道、同仁,会尊重和敬重这样的好公民,会为陈光诚的工作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和良好环境,比如亲自接见和鼓励陈光诚,比如帮助陈光诚成立一个捍卫残疾人和农村妇女权益的非政府非盈利机构等等。遗憾的是,温家宝总理的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倒将陈光诚送进了监狱。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山东临沂当局的地方官员和军警宪特,长期监控和骚扰陈光诚一家,多次殴打陈光诚及其妻子,有一次甚至将怀抱孩子的袁伟静打入到阴沟中。在世界面前一贯温文尔雅地微笑着的温家宝总理,却一直容忍和默许着这样的罪行一幕接一幕地上演,直至公开宣布将陈光诚“刑事拘留”。多次宣称关注网络民意的温家宝,不会不知道自己的手下虐待陈光诚的丑闻;而那些惯于察言观色的地方官员,也断然不会做出违背总理的意图、悍然加害陈光诚的愚昧举动。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他们的利益也是紧密相联的。

陈光诚失去自由的时刻,也就是温家宝的“亲民秀”破产的时刻;陈光诚和他的家人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的时刻,也就是中共当局完全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时刻。一个囚禁和伤害一位盲人的政权,是不值得十三亿公民服从的。我们老老实实地向这样的政权纳税,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迫害陈光诚吗?当胡锦涛宣称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他是否知道,使得这个社会不和谐的,并非陈光诚们,而是他本人和他的党;当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号召的时候,他是否知道,监狱中的陈光诚才是这个社会的光荣,中南海中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九大巨头才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陈光诚所从事的事业,是帮助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真正享有公民权利,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义、更加透明、更加自由。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今日中国日渐稀少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未来能够使得中国避免于覆亡命运的,不是权力和金钱,乃是这宝贵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换言之,影响中国未来的力量,在陈光诚这里,而不在胡锦涛和温家宝那里,陈光诚重于千百个胡锦涛和温家宝。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

──《观察》首发

余杰:这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

——从拉什迪被追杀到漫画事件的硝烟谈起

 

 

 漫画事件的尘埃尚未定,华人世界中便出现了不少风言风语,香港《开放》杂志和《悉尼时报》等报刊先后发表若干评论文章,其矛头直接对准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报刊,文章作者装扮出一副挺身而出为弱者说话的姿态,义正词严地谴责漫画作者和报刊编辑滥用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认为他们囿于西方帝国主义之“文化傲慢”,根本不懂得尊重他者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他们遭到反对甚至威胁是罪有应得。一些作者还引用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之“文明冲突论”,认为这场争端的实质乃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开始没落的标志。在我看来,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言论,离事实和真理却差着十万八千里远。这次争端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十多年前便有过因为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撒旦的诗篇》而引发的、同样声势浩大的争端。在我看来,这类争端的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我当然选择站在“文明”的一边,反对那些“不文明”的力量;我当然选择站在自由一边,反对那些企图剥夺他人的自由的力量。

我是国际笔会的成员之一,我非常认同国际笔会对此事件所发表的一份声明:国际笔会坚信,笔会会员“应该总是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充分理解和相互尊重,尽最大努力来消除种族、阶级和民族间的仇恨。”国际笔会“信守思想传播无阻的立场”,并呼吁全世界笔会会员“在全世界及其所属的国家和社群中反对以任何形式压制言论自由”。既然自由也意味着自律,笔会会员同时反对“败坏出版自由,例如以政治和个人目的发布谎言,有意造假、歪曲事实”。换言之,言论自由是有界线的,比如不能在剧院里恶作剧式地大声呼喊说“着火了”、也不能在飞机上开玩笑说“我身上携带着炸药”,这样做便超越了言论自由的界线,其言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他们必然要为此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受法律的惩罚。

显然,无论是昔日拉什迪的小说,还是今天画家的漫画,都不是“以政治和个人的目的发布谎言,有意造假、歪曲事实”。其性质既不类似于是在剧院中说起火了,也不属于是在飞机上说带有炸弹,他们的言论表达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至于说他们的作品伤害了某一部分人的宗教感情,被伤害者当然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比如撰写批评文章、申请游行抗议等,来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我记得,当年电影《耶稣的最后救赎》也曾在基督教世界里引发轩然大波,许多虔诚的信徒纷纷走上街头反对公映,甚至来到电影院门口抗议。但是,所有的抗议活动都没有涉及对作者和演员的人身攻击和身体伤害。我认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本人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于那些嘲笑乃至辱骂基督信仰的言论,我的心中当然会感到十分不快,但我绝对不会使用暴力手段去制止类似言论的表达,我的“护教”手段至多也就是撰写文章来申明个人的信仰的真相。

作家艺术家的言论表达不应被设置禁区,任何信仰者的宗教感情也不应通过政治和武力的手段来得以彰显。正如国际笔会主席、昔日捷克著名的异议作家叶尔利·格鲁沙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的宗教感情不应被他人利用为民族主义的工具,“对一切信仰表示疑问的权利,是一种要求彼此尊重的受珍惜的传统。讽刺经常会激起争议,而维护这样的言论自由权,并不意味着认同那些作者的观点。”因此,国际笔会强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争议的各方代表都应当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无须恐惧审查、监禁甚至生命威胁。在此背景下,谁破坏这一神圣的准则,也就意味着他自动出局了,也就是说,言论自由的原则不保护那些声称要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言论。

言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信仰自由需要言论自由来体现和保护。因此,我完全不能认同的一种做法便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不惜杀害不信者或异教徒的生命、不惜伤害不信者或异教徒的身体。这种极端化的信仰是野蛮的、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信仰。文明世界不应屈服于这样的压力。国际社会也不应当持“欺软怕硬”的立场——比如今天人们可以拿基督徒的信仰来开玩笑,却不敢轻易谈论伊斯兰信仰的缺陷;因为伤害了基督徒的信仰不会有安全之虞,而伤害了伊斯兰教徒的信仰则有可能立即横尸街头。于是,人们习惯了什么是“可以批评”的对象、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对象,人们通常只批评那些“可以批评”的对象,而绝不会触动那些“不可以批评”的对象,用中国的谚语来说就是“柿子拣软的捏”。这种出于恐惧和自我保护而形成的“潜规则”,逐渐戏剧化地定格为某种“政治正确”的选择,其潜在的辩护词是:伊斯兰世界属于“第三世界”,与西方相比是“弱者”,所以对伊斯兰世界的诸多内在的问题,如缺乏民主、暴力泛滥、恐怖主义、歧视妇女、一夫多妻等便可以视而不见,甚至为其涂脂抹粉。许多国家、政党、社团、机构及个人,为躲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不惜取消言论自由的原则,比如在此次漫画事件中就有编辑被解职。

回顾当年的拉什迪事件,自从小说《撒旦的诗篇》出版后,先后有六十多人为之丧命,伤者数以百计。其中有译者、出版者、普通读者,甚至还有被误杀和被误伤者。当时,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对拉什迪发出了“必杀令”。虽然后来伊朗政府为摆脱被西方制裁的状态,宣布取消此命令,但许多民间激进团体坚持宣称,追杀令依然有效,杀手的赏金已经提升到三百万美元。这些偏狭而狂热的恐怖分子,是人类自由的公敌,正如伊斯兰教及中东史大师伯纳德·路易斯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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