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80年代永垂不朽了

       最近,许多人都在说80年代,上次《滚石》杂志采访我,也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我这个人很没有时代感,不喜欢看报,也不喜欢了解国家和地球的大事。但的确,我也是从时代中穿越过来的,也是可以体味出所谓“代界”的微妙变化的。那个80年代,正是我上大学最活跃的时期,我们成立诗社、组织摇滚乐队、参加学生运动,人们在物质匮乏和政治压力下追求着“理想主义”。可以说,那是最后的“理想主义”末日。这个“理想主义”我为什么打上引号?因为那是典型的集体理想主义,典型的后群众运动。所有人都在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谁可以替危亡和绝境指出方向?
  其实呢,就是爸爸死了,想找个新爸爸;找不到新爸爸,找个后爸爸也行。人们很廉价地在文学、戏剧、摇滚乐和学生运动中矫情地模拟文化大革命和黑社会的组织形式,人们不能没有领袖、老大和“党”。借着先锋和民主的名义,完成的是家族和秘密社团的体验。我曾经陷入其中,深受其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样的人,在文革中还没有被专政的生理资格;而在80年代却尝尽了“理想主义”的苦头。今天,我的面目让很多人疑惑:“这个80年代跟我们一块儿混过的青年,怎么总是以反先锋的姿态出现?”或许,我只是比人早醒一点点,我看到了这样的“先锋”、“民主”和那样的“德先生”、“赛先生”很象,都是唱着极好听的小曲,让别人成为少数几个长者的陪葬。
  对于黑暗的间接经验来自书史,而直接经验却是80年代的具体生活给的。如果说我的内心是反抗和愤怒的,那么,首当其冲的目标就是万恶的80年代。不要跟我提60年代,那个年代我只是远远观望,只是零星听说,并没有切肤之痛。我可以从带我去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地的经历者的拳拳目光中感受死亡气氛,但那样的痛楚不是我的,我的痛楚恰是来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潮流、摇滚乐和民主游行——你们曾经是媳妇,但当了婆婆之后让我这样的小兄弟也吃尽了阶级斗争的苦头。
  人是无法背叛他的经历的,就象你们对上山下乡的迫害刻骨铭心一样,我也难以忘记被各类文学和民主的团体围剿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迫害。你们能想象我中断学业被投入监狱的坏事并不只是腐败官僚一家干的吗?我不想回忆个人苦难来讨取同情,但我必须做一个老实人,必须忠于自己心灵的感受。我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那些轰轰烈烈的80年代西洋景与我无关。我可以活下来,可以站着做人,靠的不是20多年来自上而下的xx春天。这个春天的对敌双方的队伍中都没有我。我只是我自己,在逆境中依靠自己的不离不弃,依靠被时代遗弃的普通民众的同情,挺过来的。
  我的经验告诉我,集体主义是可疑的,“奶是检验娘的唯一标准”也是可疑的;理想如果离开了个人的基础,就是迷信,不论它以文化大革命的面目、以ffllgg的形式还是以专家治国的泡斯出现,都是可疑的。
  因此,如果说80年代永垂不朽了,那么60年代也永垂不朽了,那么xx的春天也永垂不朽了!永垂不朽的话,是对死人说的,既然死了,那管你不朽还是朽呢?与我们生者都是没有关系的了。我们给你开个追悼会,意思意思,目的是快快把你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

关于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公告

 

【2006年6月18日狱委讯】21世纪中国基金会/2005年至2006年度,中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恐吓、骚扰和绑架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怀着对中国政治前景极端忧虑的心情注意到,这些黑暗事件进一步造成着异见人士家属诸多的苦难。

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中间,曾金燕在过去一年里代表着一种光明的力量,她为寻找被当局绑架的丈夫胡佳所做的一切努力,鼓舞着很多灰暗的心灵继续盼望中国的政治黎明。我们深信,将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颁发给曾金燕女士,不仅是我们的荣幸,也将多少表达我们对中国大陆政治犯家属的问候与祝福。

曾金燕女士是一位民间环保人士和艾滋病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为河南等地的艾滋病人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然而2006年2月16日,因参加“绝食接力”活动,她的丈夫胡佳被官方秘密绑架,关押长达41天。这一恐怖事件打乱了曾金燕的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了,而有关当局明确告诉她他们并没有抓捕她的丈夫。在这难以想象的40多天里,曾金燕开始全力寻找丈夫,并每天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寻人启示和相关遭遇。这些活动包括:每天到派出所讯问失踪人口查找结果,如果不能亲自去,就打电话;到检察院要求立案侦查;到各大网站、论坛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失踪人口胡佳;坚持写email报告人大代表、国际组织、亲戚朋友寻找胡佳的情况……一个多月以后,面对曾金燕及年迈的母亲的奔走呼号,中国相关部门却无一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 3月21日,曾金燕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胡佳失踪案公之于世界。

曾金燕为此经历了无数的折磨和来自当局的恐吓。但她坚持到了丈夫回家的那一天。这一天是良心胜利的一天,一个软弱无力的女孩战胜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的国家机器。这是爱与恨之间的对抗。专制的原则是仇恨,而曾金燕的原则是爱。这爱首先是对家人的爱,专制的国家机器最初必须毁灭这家人之爱。我们将受难家家人奖归给捍卫家人之爱的道德英雄们,乃是表明对这家人之爱的敬意。事实上,家人之爱在专制国家中永远是第一位受难者,也是铲除敌人意识及专制主义罪恶的最后力量。

我们向曾金燕女士表示祝贺,并祝福中国更多的家庭免于专制的国家的恐怖袭击与政治伤害。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2006年6月16日

 

附录:

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答谢辞

 

在生命的第22个年头,结婚的第一个夏天,获知自己被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授予本年度的“受难者家人奖”,我心不安,深觉有愧。我的先生胡佳因敢于说真话而遭受暴力、失踪、软禁、孤立和压制。最近的一次,2006年3月28日,失踪41天的胡佳从公安机关的绑架者手里回到我的身边,形销骨立、夜夜噩梦、肝硬化、情绪不稳定……他还活着回来,我感恩上天的厚爱,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我觉得幸福。但是,我知道磨难没有结束,我必须时刻准备迎接下一轮考验的到来。我也知道,在我们热爱的土地上,还生活着许多和我一样命运的女性。她们正直有良知的家人,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仍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仍然被软禁、压制,或者正蒙受不白之冤被推向深渊。 

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感谢每一位站在我们身后的亲友,感谢世界各地默默关注、支持的善良人们,怜悯每一个磨难我们的对手。是的,磨难而不是苦难。真正的苦难来自内心,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们受折磨,除非我们放弃守卫自己的心灵。佛陀说过,人生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不是这种难就是那种难。在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在高原寒冷的藏区,在孤寂清静的临终关怀医院,在纷繁复杂的北京城里,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们乐观地承受着自己的磨难,在磨难中努力幸福地生活。只有放弃守护幸福的人们,才需要忍受苦难的折磨。

我的丈夫胡佳选择做一个正直有良心的人,选择维护人类尊严的事业,也就选择了承受随之而来的磨难。我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婚礼上交换誓言时,我承诺了一辈子与爱人相伴相随。面对磨难,我要好好地学习,学习更加智慧、更加快乐地生活。面对强大对手的恐吓、黑暗、丑恶与仇恨,我没有武器,只有爱和宽容。将来的日子里,我也要用爱,一步步逼退对手,保护我的丈夫不再一次次受伤害。恨只会加深仇恨,只有爱,才能让行恶者直视自己羞耻的心,让他们停止仇恨与压迫,让他们开始爱自己的家人,也爱别人的家人!到那一天,没有人愿意行恶了,也就没有了行恶的机构和政府。我们的家人,才能平安幸福地生活在我们热爱的国土上。

如果没有各位亲友和不知名的朋友们持续地问候与鼓励,如果没有环保界、艾滋病领域、维权界、媒体、驻华大使馆和国际组织等机构,以及我国政府个别有良知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很可能胡佳仍然被关押在不知名的地方,家人仍然承受没有任何胡佳信息的压力,而我很可能早已恐惧慌乱而倒下。借着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颁奖给我的机会,胡佳与我深深地给诸位鞠躬致谢。

再次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对于我和其他遭受磨难者的家人,这份荣誉是对承受磨难者的事业与人格的肯定,是对我们这些家属极大的安慰与鼓励。我更加坚定了前行的信心,将来的磨难生活,与爱人相伴,有你们的鼓励,还有世界各地正直善良之士的支持,少了委屈、愁苦、恐惧、慌乱与黑暗,多了自信、快乐、坚强、智慧与阳光。

一再鞠躬,谢谢大家!

曾金燕
2006年6月16日

中国记者成为代罪羔羊

 

【2006年6月18日狱委讯】纽约时报/记者赵岩被无理关押在北京监狱里已经22个月。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此个案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他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提醒了在中国的记者,在报道中国事件时,个人安全就受到考验。 

  对赵岩的审判安排在6月16日,同时也向全世界发出一个重大信息:若赵岩罪名成立,意味着虽然中国近年在各个领域取得很大进步,但中国政府的法制系统却在走回头路;意味着政府正在加紧控制信息;也意味着在需要以国家安全为名找一个替罪羊时,中国愿意滥用公民的人权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赵岩是《纽约时报》研究员、著名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因一篇文章而在2004年9月被监禁。文章准确地预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向胡锦涛交出军权。在文章发表十天后、胡锦涛控制军队的前几天,赵岩被捕,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和欺诈行为。监禁期间,他否认这些控罪,《纽约时报》也一再否认他是任何国家机密的来源。 

  赵岩的指控在3月搁置,同时胡锦涛出访美国,随后再恢复指控,这种操作在中国是非法的。尽管有两位中国律师专家帮助,但他的前景依然不够乐观,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审判等于定罪。 

  把这样一位资深的记者监禁在监狱里,将成为中国政府一个污点。当然,对赵岩及其家属和亲友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努力,而世界也会根据中国政府和中国法院如何对待像赵岩这样的个人来判断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2005年工作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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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水浒——水浒中的酒保形象

记得一个故事,说某艺人说评书,大概是三侠五义这样的故事。一段内容快结束的时候,艺人说到众英雄在酒楼上谈论江湖事物,正酒酣耳热之间,忽然楼梯上走来一人,众英雄抬眼望去,无不大惊失色——要知此人是谁,咱们下回再做分解。第二天再接着上回书讲,原来上来的只是个酒保。艺人卖这样一个关子,当然是吸引客人能明天接着来听。不过是个幽默的关子,酒保是不可能这样风光的。
  
  梁山好汉无酒不欢,酒店是经常光顾的去处。一般的情景是这样的,好汉风尘仆仆,来到酒店坐定,叫道:主人家,快拿酒来吃。酒保问吃多少,好汉道:休问多少,大碗只顾来筛,大块肉只管来上。酒家当然是殷勤招待,热情迎送。读这样的文字,总会感受到一股英雄豪气。书中酒店出现的频率很高,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许多英雄故事也是在酒店里发生的。不过奇怪的是,水浒中提到的酒店虽不少,酒保伙计出场的也人次众多,但似乎没有哪个能让人留下印象。酒保几乎是千人一面的形象(当然经营黑店的除外,他们不算是正经的酒店经营者),待客语言也基本是例行公事,按部就班的。基本上问问客人吃什么喝多少酒,然后端酒上菜,了事。接着的情节就完全交给好汉发挥,与酒保没什么关系了。即使酒保有多余的说话内容,也基本上是为情节服务的,酒保的面貌依然是模糊的。如果是因为配角的缘故,也不尽然。象泼皮牛二,也是小角色,但一出场就能碰个满堂彩,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其他郑屠、洪教头等,也只是露面一次,都是形象生动,让人印象深刻。
  
  酒保不仅是斟酒上菜,在很多段落里也是不可少的角色。用来引出人物,转折情节。比如林冲流配沧州,就是通过酒保的介绍,才决定去投奔柴进的。武松上景阳岗之前,和酒保言语有些冲突,明知道山中有虎,也不情愿回去,所以才有打虎一段故事。酒保大多数没有名字,毕竟是一带而过的形象,有没有名字无关紧要。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林冲在沧州时结识的酒家,是有名字的,叫李小二。他和浑家经营一个小店,自己既是老板又是酒保。书中关于李小二的笔墨不少,他对情节也很有推动作用,这在酒保中算是比较少见的。陆虞侯请差拨和管营商量解决林冲,恰恰是在李小二的店里进行的。李小二将情况向林冲做了汇报。此间一段文笔很能体现李小二夫妻的谨小慎微的心态。不过终归说来,李小二的出现,是为了突出林冲的,李小二的形象还是显得淡薄。
  
  酒保的作用基本是正面的。具有很好的服务意识,以顾客至上为原则。诸如指路,介绍情况,帮助客人买些饭食等,酒保都是有问必答,热情周到的。林冲接替老军照管草料场,旁近的酒家特意免费给林冲接风。“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有温情。卢俊义流配的时候,公人吆喝他去打火做饭,卢员外是财主出身,哪会这个,也是小二哥帮的忙。当然这个小二哥不是酒保,是客店的伙计,不过身份与酒保类似,所以不妨等同视之。
  
  酒家客气勤勉,好汉们却不大领情。酒保常常是受辱的对象。这时酒保则让人同情。宋江初遇李逵时,李逵只因酒保说没有牛肉,“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淋那酒保一身”。酒保忍气吞声,还得切好羊肉,再送上来。武松、鲁达、石秀等人也都对酒家相当不恭。
  
  这样写,可能一方面是为了突出梁山好汉的粗犷不羁的气质,另一方面可能也和酒家的社会地位卑微有关。酒保的行当,迎来送往,低眉顺眼,可能是为英雄者所不屑的。
  
  酒保的气质和梁山好汉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而水浒毕竟是英雄侠义小说,着意刻画的是好汉、恶霸。在这些人物上不惜笔墨,对酒保这样的小人物就不免忽视。可能是这个原因,酒保的性格面貌常流于模糊。一般的说法,水浒是反贪官恶霸的小说,不过从人物性格来讲,酒保这样的小人物,可能与这些好汉才构成真正的对立。酒保的恭谨老实,殷勤周到,正可反衬水浒好汉的豪放不羁,潇洒作风。有众多酒保的默默无闻,甘做绿叶,也才会演绎出诸多可歌可泣的侠义英雄故事。如果武松一拍桌子,酒保同样气盛,两人与店外放对,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那就英雄非英雄,酒保也非酒保,一部水浒也不知从何写起了。

卢雪松:约束开枪权有助于社会和谐

据《城市晚报》转载《现代金报》的报道,来自长春市的苏艳君,2005年7月因入室盗窃700元现金被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公安民警开枪打残一条腿。慈溪检查机关认定,此事够不上刑事犯罪,免予起诉。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的调查已经证明,称苏艳君暴力抗法的一名协警承认,自己的作证不是客观公正的。苏艳君是盗窃罪的犯罪嫌疑人,苏艳君的五级伤残是慈溪警察错误地开枪直接造成的。警察在何等情形下有权向犯罪嫌疑人开枪?由谁来对这一权力进行限制?围绕警察开枪权的这些追问,都与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实现有着直接关系。

根据公正原则,作为盗窃嫌疑人的苏艳君,充其量只应承担与其犯罪嫌疑相称的法律后果。维护包括苏艳君在内的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机关的责任。警察在何等情形下有权向犯罪嫌疑人开枪?这一问题并不只与少数人有关。在许多复杂的情形下,警察机关的刑事侦查程序并不能准确地判断和区分犯罪嫌疑人与无辜者,而且被指控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得到法庭的有罪判决之前应被推定为无罪。警察的开枪是在刑事侦查程序内部发生的,它所直接威胁的正是尚未被法庭判决有罪的公民。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警察开枪的权力作出严格限制,是因为在各种国家暴力的形式当中,开枪是警察能够采用的最严重的暴力手段之一。在一个和谐的现代文明社会当中,国家暴力必须是锋利但又狭窄的“刀刃”,它是不能指向未被法律定罪的合法公民的。这样才能使公民感到自身得益于这种和谐并愿意维护这种和谐。正因为如此,警察从1829年建立之初就明确了限制使用武力原则,“最小动用武力论”始终是警察学最基本的原理。美国洛杉矶警察局原副局长罗伯特•弗能在强国论坛接受网友提问时曾说:“在美国警察开枪之前,他要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当然这三个问题要在一刹那之间作决定。第一是是否合法,是不是你在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者保护某一些人的生命。第二个问题就是跟我们警察局政策是不是弥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一定要开枪,有没有其他可以解决的办法。”实际上这三个问题是逐层递进的:只有在直接威胁生命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开枪,在这一情形下还要受到政策的具体限制(如美国警察原则上不准向开动的车开枪),并进而排除其他办法被运用的可能性。作为有能力动用武力直接剥夺他人生命的强者,警察一刹那间的开枪决定事实上已经省略了司法机关从起诉到庭审再到判决的全过程,堪称“法的直接执行”。若不对适用开枪的具体情境严加约束,公民对“无罪意味着安全”的基本信任就很容易为莫名其妙的恐惧所取代,而恰恰是信任而非恐惧才有可能将社会导向整体和谐。

在苏艳君案中,对警察的开枪权构成实际限制的是慈溪检查机关。慈溪检查机关的调查是认真的,我们应当感谢他们让我们有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慈溪警察希望苏艳君能够以抢劫罪被定罪,但由于检察机关承担着对警察权的监督和制衡的功能,慈溪检查机关并没有采信那位协警声称被卡住脖子的证词,而是继续以独立调查的方式推翻了对苏艳君的“抢劫罪”指控。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毕竟有效地减缓了警察滥用开枪权对公民造成的损失,这是令人欣慰的。但苏艳君毕竟已经在为警察权的滥用而承受着成为残疾人的悲剧后果。倘若检察官和法官不仅是在事后介入,而能提前对警察活动实施严格的司法监督和审查,介入警察的羁押、搜查、侦查、取证、逮捕的全过程,这种悲剧发生的可能性是否会减少许多?严格的司法监督和审查程序肯定会有利于警察权的行使符合法治原则。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市议会,还有专门由市长任命五个平民组成的监督委员会,都能够代表全社会随时调查和监督警察权的行使。我国未来可以考虑以有专业知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代表社会对警察活动行使监督权利。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介入,所保障和救济的不仅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也包括警察的权利。警察的开枪权若被滥用,毕竟要承担后果,他最需要的是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帮助、指导和规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酿下恶果的可能性。而建构这样一种同时保护公民和警察权益的机制,以制度的公正来遏制人性的盲目,正是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当务之急。

余世存:词语

十几年前,我曾把一本萨特的《词语》翻过几遍。印象中最深的,是他以存在对抗虚无时获得的某种自觉,他在那本自传中说,写作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职业,但他不假借任何偶像,他只是真诚地拯救他自己。因此,他的思想并没有使他超出于任何人之上,他只是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拯救他自己。如果他把他拥有的一点词语送进小道具商店,他还剩下什么呢?也是在这里,萨特有着存在主义哲人的自信,一个完整的人,是由一切人所构成的,他顶得上一切人,任何人都可以跟他相提并论。

我后来不断地想到萨特的内心反省,我看见汉语世界的众声喧哗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那些话是说话者自己的话吗。这第一个怀疑,就让人大为扫兴。虽然看网上无数的主贴和跟贴,好像中国有无数人有主见,无数人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主体。随处可见有人在发表他自己的思想见解。但真实情形如何,需要大打折扣。我还听说,有些庄园主就曾在自己管理的乡村刷满了标语,诸如“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一类的标语后面是破折号,破折号后面是庄主的名字。我自己亲眼看见,在一个年轻人管理的二三十人的办公室里,是用打印机打印的大幅标语:“没有任何借口,保证完成任务”,据说这是“敬业文化”流行时年轻人自己想出来的话语。而众所周知,不少手里有点钱的企业家都在整企业文化,无论公司有多少人,反正企业家的话被不断地放大,让公司内外恍然以为他们的企业家是个思想家,是个儒商。

按萨特式的反省,如果这些嘴力劳动者或文字工作者,把他们拥有的一点词语送进小玩意儿商店,他们还剩下什么呢?口水?空心人?反人?我曾经试着把一些朋友满口的神圣删减,我最终发现他很可怜,他不是完整的,他不由一切人构成。他好像是我们社会的隐身人,没有生活过,没有民胞物与之情;他的感觉如此特别,无法与民生日用相通。而如此推演开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社会确实是彼此分裂对立的,我们并没有做到担当、布施、同事,我们并没有慈悲的状态。所以经常有人说,中国人的分别之大,大于人与禽兽之别。呜呼,人之异于禽兽几希!

毛喻原先生曾对社会有独特的命名,他称我们的社会为反义的社会。岂止反义。“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难,吾人语言愈有福。”稍看看嘴力劳动者们的中国解决方案,更不用说去看专家学者的高论,我们就能看到词语装饰的社会是一个个花团锦簇式的他者,他者的花团锦簇在嘲笑你对他的怀疑。但我们如果像存在主义那样真诚一些,把花团锦簇扔进小商店,就像李慎之生前要求把遮羞遮丑的锦被掀开一样,这些人及其社会是如此不搭界,他们的存在实如丛林社会。

所谓的现代公民,实如圣贤一样,有着对全体的担当,有着独立政府意义上的权利,有着国家社会层面上的人格力量。这其实是萨特们所推崇的文明人格。也是鲁迅当年所谓的:“博大的人,应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经,应该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这也是信仰的人们念兹在兹要活出基督的感觉。《悲惨世界》里曾有父亲在做妓女的女儿面前唠叨:“你看看科学院里的那些学者……”他羡慕学者们有词语,他其实应该戳破那些词语。

中国作家面临断奶危机

继先锋作家翻云覆雨红火了一阵后,中国文坛又一片死寂,至于京味小说,美女作家的肉体小说,皆不过是文化长河中的小小浪花而已,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潮流。
中国经历了文化大命革,却没有经历文艺复兴,所以我们书架上的书除了外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的呢,只有一套鲁迅全集拿得上台面而已。也许有人说,你还没说沈从文呢,美国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在其所著《沈从文传》中写道:“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巫宁坤说沈从文的《边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和杰菲拉茨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比美,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含金量颇高,但是我看边城,不过是清汤寡水,一盘西湖醋鱼而已,远不能解渴,我渴望的是博尔赫斯的浓烈与阴沉。
想当年先锋作家们确实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才气,余华、苏童、格非、杨争光、北村、叶兆言等人都有佳作问世,且深度与广度都有所拓展。可是现在却后继无人,余华十年复出之作兄弟严重失了水准,经济发展中的故事他已无力描绘,浮光掠影式的叙述苍白无力。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只算合格之作,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所以我敢断言,中国作家们从祖国母亲身上难以再吸到更多的奶水了,他们面临断奶的困惑与危机。
今后,创作灵感从哪里来?激情从哪里来?素材从哪里来?都成问题。
上海作家王安忆作品长恨歌虽然人文气质浓郁,但是可读性不强。没有大众读者。
我担心文坛后继无人。
现在比较看好的是李洱,他的花枪表现力很强,文字很有特色。可是距大师级作家还有距离。
还有晓航,〈师兄的透镜〉有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不过可堪造就。陈应松文字走偏了,陈希我需再加把劲。钟晶晶只有在自己的三分地里酷烈,王松的理科思维太严重,人文意识不强。
盛可以的〈取暖运动〉不错,把单身女性的独立描写的入木三分。
严歌苓虽然长得漂亮,但是才气不足。
至于池莉迟子建铁凝等女作家皆俗气十足,没看头了。

律师的守护神——托马斯·莫尔爵士

1935年,托马斯·莫尔爵士被教皇皮尔斯十一世册封为圣徒。他通常被认为是律师的保护神。
人们对莫尔的记忆最深刻的是:“他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其实,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多个领域著述甚丰。
莫尔踏入社会是从一个律师起步的。此前他一度进入卡特豪斯修道院,但当他意识到出家人不能有婚姻生活时,便”宁肯做一个纯洁的丈夫,不愿做一个不纯洁的神父”,毅然回到尘世。
在担任律师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因而在伦敦很有名望。
1504年,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议员。但很快便因维护市民的利益,而得罪了英王亨利七世,并受到了迫害。
1504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任王位。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并赢得了伦敦市民的信任。在英国商人的敦促下,英王两次委派莫尔到荷兰及加来,调停与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
亨利八世表面上非常欢迎人文主义的做法,令莫尔也很受鼓舞,他曾创作过一首长诗《献给英国最光荣和最理想的国王亨利八世加冕纪念日》,而且,莫尔反对新教的主张与亨利八世最初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相吻合,再加上莫尔本人的声誉,亨利八世很希望接近他。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1521年,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取代沃尔西成为英国大法官,这是英国仅次于英王的第一号要人。但莫尔对自己的处境是非常清醒的,他曾对他的女婿说过,”若用付出莫尔的头颅的代价可以换得正和英国交战的法国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堡,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颅割下的。”
如一切杰出律师的命运一样,这位优秀的律师走向了政治。但这个时期的政治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处在王权与教会权力斗争非常尖锐的时代。莫尔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
表面上是一桩婚姻的纠葛。英王亨利八世不顾一切地想要再婚,娶一位能给他生育龙钟继承王位的人。因为,现在的王后“像一块砖头一样”无法生育。他看上了安妮,由此必须与王后凯瑟琳离婚。可是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的罗马教皇不允许他离婚。矛盾由此产生。
莫尔此时是全英国最伟大的律师和法官,首席大法官。但他拒绝站在国王一边。因为他坚定地信奉教皇拥有无上的权威。为此,他与亨利八世发生了冲突,尽管他竭力避免那样,被迫辞职。
亨利八世恼羞成怒,否决了教皇的权威,宣布他才是英国教会最高的领袖。不但立即废除了与王后凯瑟琳的婚约,还立安妮为皇后。并且制定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英国臣民必须宣誓对亨利八世的任何行动全部无条件地效忠。莫尔爵士拒绝宣誓。
由于莫尔在国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他的拒绝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亨利八世恨之入骨。他把莫尔关进了伦敦塔,但没有动摇莫尔的信念。最终,莫尔被控犯有叛国罪,接受皇家法庭的审判。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虚假的审判。
一开始莫尔被控有四项罪名,但其中三项后来被排除,仅剩下了叛国罪。对这一罪名,莫尔很意外。但愈加之罪,何患无词?里奇是指控莫尔的关键证人,但其他证人并没有支持里奇的证词,实际上已经证明里奇的证据是虚伪的。但法庭不允许莫尔传召自己有利的证人或证据。这样审判的结果就可想而知。法庭判决莫尔叛国罪成立,并且判处他死刑。按照成例,被告人要做最后陈述。莫尔终于获得了发表讲话的机会,他慷慨陈词,愤怒地谴责了国王的暴行,并再次声言教皇权力的至高无上。
在原则的问题上,莫尔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不屈从于国王的淫威,在所有人都不得不臣服的情况下唯有他一人挺身作战,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精神,不愧为一个捍卫原则的英勇斗士。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莫斯称他为第一个“公正的人”,而后人也一直如此看待他。
人们把他看做律师的守护神,也反映了希望有更多律师能够像莫尔一样不惜为坚持正义而牺牲的社会心态。
莫尔说:
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道海岸线内,由人们创造的法律构成了最坚实的基础——这是人类的法律,而不是上帝的法律。但如果你试图将人类的法律如除草一样清理干净,你真能相信自己在狂风呼啸中站得笔直?是的,即使是我我们个人的安全福祉考虑,我也一定要赋予魔鬼法律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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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仅民主姓金钱

西方不仅民主姓金钱

一、

今年终于看到一则伟大的高考试题,考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钱是西方民主的母乳。

我们经常看见报纸上理论书上写着:西方的民主的本质是:金钱!

我们总是佩服一些可爱的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看本质,这些人有没有研究出结果,中国的民主本质是什么,不是金钱,是人情?是民意?还是专权?

二、

我们可以引申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金钱这一伟大发现。

我们还发现,西方的自由恋爱的本质也是金钱,在西方,你身无分文,会有人嫁给你吗?名人嫁娶名人、富翁娶美女,本质不就是金钱吗?

那么中国人恋爱本质又是什么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们还可以引申一下:

西方足球的本质是金钱,你看那些身价上千万欧元美金的队员,那些背后由财团运作的球会,没有金钱,就没有他们的足球!

我们小心异异地问一句:中国的足球背后没有金钱的体质,中国足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三、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金钱!

把这句话说了,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中国传统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金钱,而是专制!不靠金钱不靠选票靠屠杀人头来实现更新换代。

四、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金钱。

金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是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得到金钱。但有一种力量也能得到金钱,天下,江山,就是暴力专权。

五、

让我们继续丑化金钱吧。

有一种东西比金钱丑恶一万倍,就是专制,让我们歌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