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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润南先生推出《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以来，在网上可谓
招致骂声一遍，因为“气数未尽”之说严重挫伤了一部分对共产党苦
大仇深者的感情，以至于引起了网络上关于共产党“气数已尽”与
“气数未尽”的争论。

我在反复读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争论文章后，感觉好象双方并没有什
么原则性的分歧，更不是敌我似的对立，事实上大家是在同一个层面
上站在不同角度的评点，完全就是半斤与八两的计较，或者是年与月
的争吵。

首先，双方都觉得共产党该尽。无论是持共产党“气数已尽”还是持
“气数未尽”的各方，都是觉得共产党气数是该尽的，因为在法理与
道义上共产党都失去了，并且共产党事实上也已经背离了它的宗旨，
早已不是原来的党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万润南先生甚至说共产党早
就不存在了，应该说早已经就气数尽了。也即在从对共产党本质的认
识上，气数已尽与气数未尽者完全是一致的。

其次，持气数已尽者更则重在从历史与道义的角度来述说，而在时间
上讲的是明天的事，是不可违背的规律。他们断言共产党“尽”的时
间不会久远，是完全可以看得见，是只能用天来计算，最多容许用月
来计算的事。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断定共产党“气数已尽”，并且只
能接受已尽的说法。

持共产党气数未尽者则更多注重在事实与经验上，从已经过来的事实
看，17年都过去了，共产党气数明明就还没有尽嘛。17年显然不是个
简单的时间段，这怎么能用一句轻松的气数已尽来打发呢？既然这么
久都过来了，那么肯定共产党有些没有为人所认识的东西，那么未来
可能还要用年来计算它的存续时间。

所以未尽并不是说明它不尽，而已尽也事实上还没有尽。“尽”是必
然的谁都能看到的，这点我想共产党也没有否认，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罢了。这样未尽与已尽就行成了用年还是用月来计算的区分。

再次，已尽与未尽之争显然也带有情感与理性的侧重不同。持已尽者
显然更多在情感的驱使下，感受已尽更符合心灵的需要，更站在一个
道义的高点，将自己与共产党分离出来。持未尽者则更多理性地看到
这么多年都没完，那中间究竟发生着什么？万润南先生的结论是中共
“软的更软与硬的更硬了”，从而导致这存续的变化。看来感情上的
厌弃并不意味现实中的消亡，对共产党理性认识是有必要的。

应该说有关共产党气数已尽与未尽之说，从17年那场屠杀后就一直存
在着，甚至可以说在同一个人身上有时都会同时存在这两种复杂而矛
盾的认识。那些一直持共产党气数已尽者，谁能否定自身能忽视这17
年的漫长岁月？在这现实的17年中，怎么能简单一个已尽就说明得
了、解释得通呢？感情的“已尽”与现实的漫漫17年“未尽”，实在
给了人太多心灵的炙烤。我们难道在这期间就没有过类似万润南一样
的“为什么气数未尽”的思考？谁能否认这些持气数已尽者不也同样
面对过这未尽的困扰？

当然，关于共产党气数已尽还是未尽，这原本是不该的争吵。说实在
的，就算是尽了又怎么样？未尽又怎么样？这些争吵者能扪心自问一
下自己：准备好了吗？

我记得中国在申请加入ＷＴＯ时，一句在各大媒体上经常出现的话很
发人深思，那就是：“入世，你准备好了吗？”

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组织是早晚要尽的，这点共产党应该非常清楚，
中国普通大众也不会有几人会怀疑。那么，剩下的就不应该是去争论
已尽还是未尽的事，而是在未尽时能作什么，在已尽时能作什么的
事。这显然是问题的关键。在共产党尽的问题上，无论是用年来计
算，还是用月来计算，社会变革力量的凝聚与成长怎么样可能才是月
与年的真正变量。

当我看到一次次没有多少意义的争吵在一次次伤害着同道时，我真是
心如刀铰。我们为什么要指望在这些方面争出个高下，难道我们就不
能将这份精力去各自努力在自己的路上做得更好？我真希望以后能少
见争吵而多见成效，少见内耗而多见协调，少见批评而多见表扬，少
见贬损而多见褒奖。我清楚记得当年在南宁时，任不寐先生极为伤感
地说过：什么时候民运人士，异议分子能互相欣赏，互相表扬时，什
么时候中国就有了希望。

但愿今后这种年与月的争吵不要再发生了！

（2006-06-12于北京）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6月7日对中国当局最近史无前例的互联网封锁行为进行了谴责。记者无国界透露：“在过去一周里，大多数中国主要城市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无法访问未经审查的国际版本的古狗页面。从五月三十一日起，这个未经审查的搜索引擎在全中国范围内完全无法访问。封锁还逐渐延伸到古狗新闻和古狗邮件服务。”另据了解，如动态网、无界浏览、自由门、花园网等海外开发的有效破网软件最近在大陆已全部被封锁，网民很难登陆到海外的自由媒体了解新闻资讯。

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又催生了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又加快了资讯的传播速度。在经济领域，互联网的到来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面对来势汹涌的自由资讯，在新闻舆论方面一直闭关自守，喉舌媒体彻底垄断传媒系统的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既热衷于互联网的推广，又畏惧互联网对封闭的舆论围堰打开缺口，使得其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公之于众，从而动摇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网络资讯的自由传播曾一度令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国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为了达到对互联网的管制像管制传统媒体一样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8年开始开发金盾工程。官方有关此项工程的公开介绍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然而，更多观点指出该工程主要是用来封锁敏感网站，监督网民的网上活动。由于中国有关部门对网络的严格审查和对敏感网站的大量屏蔽，很多人都把“金盾工程”视为一个巨型的防火墙，视为中国共产党对外来资讯的过滤器。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曾经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先锋力量，它们当时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并不比现在的人差，正因为其施政理念在当时为众多的中国人所赞同和接受，所以，借着日本侵华的历史机遇，它便一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共自建政以来，虽然一直都把自己宣扬成“伟大、光明、正确”的组织，但事实上，它带给中国人的却是无休无止的劫难，这其中既包括腥风血雨的十年文革，又包括十七年前的那场六四大屠杀，以及近年来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持续迫害，其它政治运动更是数不胜数。据海外媒体估计，中共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不能不说是中共的悲哀和中华民族的不幸。

中国当局虽然在国内的媒体里面一直都将自己标榜为中华民族的救世主，但从它对新闻的封锁和对舆论的控制情况看，它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非没有自知之明。50多年来，中国人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心驰神往的共产主义社会竟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集中营，这令很多中国人追悔莫及。然而，已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暴的中国人并不想再次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好不容易告别了文革，等到邓小平时代来临，人们仍然对共产党的统治充满了希望。改革开放的春风抚平了文革时的惊涛骇浪，但腐败、官僚主义等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并日益严重。出于对当时党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关心，首都学生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为契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然而，中共嗜血的本性并未随着暴君毛泽东的谢世而告一段落，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终于在六四时显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对无辜的学生和市民进行了血腥镇压，心慈手软的赵紫阳也因为拒绝以暴力镇压民众而遭罢黜，并被软禁到死。

中共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除了否认天安门广场有人被杀之外，更是把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轻描淡写为一场“政治风波”，并以“平暴”的说辞来为那次人神共愤的镇压行动加披合法的外衣。六四之后，中共当局倾全国媒体和御用文人之力，对当年的民主运动和民主人士进行了口诛笔伐，企图误导民众和淡化自身的罪恶，再到后来，各种媒体对于六四事件几乎只字不提，一段震惊中外的历史就这样在中共的舆论封杀下俨然未曾发生。不管怎样，还是有不少幸存者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共的野蛮行径在民间一日千里地为人们所知晓。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有良知的人们除了扼腕叹息就是无可奈何，至多是敢怒而不敢言。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使得很多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颠沛流离，并忍受当局的政治高压，很多人虽然知道当年民主运动的悲惨结局，但在公开场合却不敢谈及，对自己的下一辈也是讳莫如深。有人说现在的很多大学生都不知道八九年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也不知道有个赵紫阳，事实确实如此。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别有用心的新闻封锁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虽说中共自己都承认文革的错误和危害，但出乎意料的是，对于文革的消息，它也要严厉封锁，除了在国内的媒体禁言文革之外，更是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封堵境外有关文革的资讯。有人曾翻出中共1949年以前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的主张新闻舆论自由的文章，对比今天中共的新闻政策，竟然判若两“党”，这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中共执政的欺骗性。中共曾一度对国民党的很多做法进行毫不留情且头头是道的批评，一旦它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便一反常态，不但比国民党更加的独裁和专制，而且对言论的钳制也更加的疯狂，据统计，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少的中国人因为发表批评言论而在狱，被以各种方式骚扰的异议人士更是不计其数。而这样的事情又极少能在国内的媒体了解到，这一点说明中共自己也知道它们的做法无法得到民众道义上的支持。

中国有句熟语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也是中共的教科书中向学生们讲述的道理，但可悲的是，中共一直都不能改变自己狭隘的新闻观，它们对媒体的垄断、对网络的封锁、对异议人士的抓捕和骚扰无非是想继续操控民众的思想，建立封闭的大一统意识形态环境。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了其做贼心虚的心理状态。

2006年6月8日

 

被骚扰的网络作家熊忠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调查报道》专题节目，我是白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针对广东的数名网络作家遭警方骚扰的情况展开调查。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网名“烟波渔者”（现叫刘逸明–编者注）的网络作家熊忠俊最近在海外发表文章，披露了他因为自由写作而遭到警方骚扰的情况。熊忠俊原来是《中国民营》杂志社的记者，原籍湖北鄂州，后来到深圳打工，因为发表多篇批评政府的文章，去年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了81天，后来警方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撤销了他的案件，但出狱后对他进行了骚扰，熊忠俊向记者介绍了他出狱后被骚扰的情况：

 

大概是今年2月份还没有开两会的时候，警察又找我谈话，总是问我一个问题，问我和谁有联系，赵达功失踪两天的消息是不是我报道出去的，我反问它们有什么问题，赵先生失踪是个事实，我在报道的时候并未说明他是被深圳警方扣留，但它们却异常恼怒，觉得我和他们很不配合，没有按照它们的意思行事，因为之前它们都是以“朋友”的名义找我谈话或者喝茶的。最后一次谈话使得我和深圳警方撕破了脸皮，到了今年4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有警察到我住的地方查暂住证，我能感觉到那次查暂住证不太正常，因为左邻右舍都没有查，唯独查我，我知道警方的这种举动是针对我的，并预料到警方会采取下一步行动。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4月5日，我被辖区的警察以没有暂住证为名带到了派出所之后两天，房东就跟我讲，警察要求他把我赶走。

 

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熊忠俊去年9月一度去了广东中山，在该地工作了短短一个月，后来由于警方的干预，他被迫离开。“熊忠俊说：我去中山后是在一家商场做管理，我的一个朋友负责那个商场。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那个朋友告诉我，当地的警察要他把我炒掉，说我是坏人，不能够聘用。我担心连累朋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辞职走人。”

 

对于熊忠俊来说，反复丢掉工作还不是厄运的结束，今年5月上旬，警方又出面使得他居无定所。

 

熊忠俊说：现在在哪里租房子，有关资料都会交到派出所，为了尽量不让警方知道我的新住所，我请赵老师（赵达功先生——编者注）帮我在深圳关内用他的名字租了一间房。没想到，刚住了一个多月，我所在花园的管理处就到我的居室查证件，后来发现我身份证和暂住证等什么证件都有，他们又问我有没有工作，我告诉他们暂时没有，正在找。他们说我是没有工作的“三无人员”，属于不合格的人不能在那里居住，我问他们深圳有那么多没有工作的人，是不是都应该赶走，他们无言以对。最后，只得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说我不是租房人而将我赶出去，并吩咐保安人员不要再让我入内。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得叫赵老师去和管理处的人协商，让他们给我几天时间物色住房。经过协商，他们勉强答应让我住到5月15日，在此之前必须搬走。几天后，我终于搬走，到了新住处，出乎意料的是，还没有住到两天，新房东又和以前的房东一样，要求我搬家，同样为了不连累房东，我只能答应他的要求。我考虑到这样频繁地搬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只要这种骚扰没有停止，我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我决定几天后离开深圳，返回原籍。

 

最后，熊忠俊由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不得不回到了湖北鄂州的老家。为了核实熊忠俊所介绍的情况，记者打电话给深圳市公安局负责熊忠俊案件的警察严明诚。

 

严明诚：“喂，您好！”

 

记者：“请问是严明诚先生吗？”

 

严明诚：“对！”

 

记者：“我叫白帆，是自由亚洲电台的，我想了解一下最近看报道有关熊忠俊的消息。”

 

记者：“喂！”（电话已经被被挂断–编者注）

 

对方挂断了电话，据了解，网络作家熊忠俊所遭到的骚扰并非孤立的个案，曾经到深圳打工的知名网络作家李剑虹也有类似的遭遇。

 

李剑虹说：我之前在上海也是遇到一些麻烦，工作不太稳定，我想换个地方，于是，我在深圳联系了一家中学。因为我是师范类大学毕业的，那所中学对我过去表示欢迎。该校8月底开学，我8月下旬就到他们那里去报道，第一天报完到，第二天，深圳宝安区的警察就过去了，他们既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说是什么部门的，只是说他们是宝安分局的人。它们找到校领导，叫该校不要聘用我，后来我就只得离开了。一个月之后，一个朋友介绍我到深圳的一家企业打工。因为我的手机号码已经换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警察还是找到了我所工作的这家企业，它们接连找该企业的经理和老板谈话，并要求不得聘用我。最后，我只得辞职回到上海。

 

李剑虹还对记者介绍说，办案人员不出示任何证件，让她不知道究竟是谁在骚扰她。李剑虹认为，官方对持不同政见的网络作家的控制实际上是对整个媒体和网络控制的一部分。

 

李剑虹说：它们的言论管制不止是针对报刊和杂志等传统媒体，而且还延伸到网络领域。在互联网上，只要是它们不喜欢的话题或者是不喜欢的言论，它们就要一概封杀。如今国内的网站必须按照规定到信息产业部下属的机构去登记备案，如果不按它们的要求来做的话，它们就可以随时封掉你的网站。各个网站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按照它们的要求去执行。很多网站都设置有敏感字库，像“六四”就是敏感词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些敏感事件和热点事件，敏感字库还会不断地扩大，诸如“冰点”等也成为了敏感词。如果想要发的文章中包含有敏感词的话，很可能文章就发不出去。很多网友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为了规避敏感词，就用一些错别字或者同音字来代替，有人称之为“对汉语的一种败坏”。因为当局对网络的控制，很多网络作家的东西在国内都无法发表，在中国国内，一般的网民通过正常途径根本无法看到很多境外的网站，于是，很多人学会使用代理登陆这些被封锁的网站。不过即使是使用代理，当局也会想方设法地搞破坏，最近，因为“六四”敏感期的到来，一些在以前能够有效突破封锁的软件，如自由门，花园网等都不太好用。所以，像我们这样想通过网络发出心里的声音的人，虽然在网上发表文章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它们仍然很介意。大家如果都能抛弃对当局的畏惧心理的话，对于它们来说，这就是一种威胁。

 

另外一名在广东广州市打工的网络作家野渡也曾经多次受到警方的骚扰，前一段时间被迫离开广州数个月，刚刚回到广州的野渡对记者介绍说，目前，网络作家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野渡：“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一直采取政治问题经济手段来解决，变相驱逐异议人士，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其实都是表面现象。”

 

李剑虹还对记者说，当局现在压制和监控网络作家的手法有所改变，但压制网络作家自由写作的政策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

 

李剑虹：它们去骚扰你的房东，让你没有地方可住，另外，日常生活中和你正常交往的一些朋友也都会受到影响，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就是“经济上击跨你，人际关系上分裂你”。基本上是采取这样一套手法，而这一套手法在我的眼里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中国官方对这些网络作家或者网络写手如临大敌呢？熊忠俊分析说：“共产党虽然口里面把自己标榜成‘伟大、光明、正确‘，其实它们的心里面非常脆弱，它们从建政以来对自己所干的一切人神共愤的坏事，包括文化大革命、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等，它们都心知肚明，它们害怕民众对它们不光彩历史的了解，害怕自己丧失权力，所以草木皆兵。象我这样写写文章绝对不可能对这个政权构成威胁，可它们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当成力量非常大的敌对分子。”野渡认为，官方惧怕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目前在上海的网络作家李剑虹对记者表示，实际上，官方没有必要对网络作家采取这样严厉的限制措施，因为他们写作的初衷是建设性的。李剑虹说：“我们这些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只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好，社会能够更进步、更文明，我们也一直在试图和当局进行对话与合作，但是，当局却喜欢对我们上纲上线，无限升级，视你为异类。言论自由是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因为发表一些正常的意见，在它们的眼里，我们就是‘捣乱分子‘、‘社会不安定因素‘，我认为它们现在还保留有阶级斗争这种陈旧过时的思维。”

 

据多名专家分析，官方极力压制这些网络作家主要是担心他们同民间的抗议活动结合在一起，以熊忠俊为例，他曾经在海外媒体发表多篇批评当局的政论，此外，熊忠俊还率先报道了深圳反日游行群众被抓的消息，而野渡和上海的网络作家李剑虹曾经声援过民间维权运动，也为记者师涛、律师郑恩宠、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的被抓表示了不满。因此，官方对他们大动干戈，李剑虹对记者表示，她希望官方给予网络作家一定的活动空间，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李剑虹说：“你都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还怕我说出去吗？如果我所说的有什么歪曲和夸大甚至造谣的地方，你可以保留追诉我诽谤的权利。如果我说的本身就是事实，你为什么还怕我对外披露呢？这证明你们自己心虚，自己如果觉得做得不对的话，以后就应该改正。”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有关广东省警方采取各种手段骚扰网络作家的有关情况调查。

　　2005年“十•一”长假，我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刘九生夫妇到西安城南的长安县玩了一遭。我们先是乘车在常宁宫下车，然后沿着滈河边信步闲逛。由于连日阴雨，我们去的那天，天刚刚放晴，太阳暖暖地照在刚收割过的麦田里，空气清新宜人。河两边的小树被冲刷得东倒西歪，枯枝野花落了一地。游到中午，我们在常宁宫外边的一家小餐馆用过午饭，刘九生依然兴致不减，提议再到常宁宫东边的村子里去玩。穿过废弃的垃圾、到处乱堆的玉米秸，沿着村公路一直往东，站在神禾塬的一个土崖上，我们突然看见塬下一个美丽的村庄，像熟睡的婴儿躺在土崖围成的几字湾里。村中房舍鳞次栉比，小巷深处一两个村民在阳光里款款移步。村前是常流不息的滈河水，像母亲的臂膀护卫着她的儿女。
　　就在我们立于塬上叹惋这一处绝佳的风景时，背面的山坡上又走来两人，一男一女，男的说，这就是皇甫村。我们虽然早就知道皇甫村就在长安县，但听了他的话，仍然吃惊不小。想不到我们品评鉴赏了半天的村子，竟然就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皇甫村。皇甫村找到了，那么，柳青墓应该就在附近，我的印象是柳死前曾要求将他葬埋于村边。正待寻觅，那人又说，不用找了，你们背后那个废弃的园子就是。我们听了不禁相视一笑，感觉今天的出行就像一幕高潮迭起的情景剧。急忙转身，来到一座砖墙围成的园子前，却发现大门紧锁，喊了半天，也不见人来，就知道这是一座常年无人问津的墓园，并无专人看守。从铁门的栅栏间望进去，只见墓园不大，但荒草足有人高，从大门通往墓碑的道上，隐约可见一条石阶铺成的小路被杂草漫灭，不辨东西。
　　我们几人由我带头，爬上铁栅栏，翻过大门，跃入墓地，然后披荆斩棘，踏出一条人可勉强通过的草径，来到墓碑前。碑上大书“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作家 柳青同志之墓”几个楷体大字，背面简单记录了柳青的生平事迹，但碑文潦草马虎到只有卒年，没有生年，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以文学立业的人，碑文中竟然只字未提他的小说创作，甚至连《创业史》也未著一字，不厌其详地罗列的倒是他何年加入共青团，何年入党，再就是一长串他曾担任过的政协委员、文联委员的清单。碑后不远是一圆圆的土堆，外边用砖砌起，但基本上已为杂草覆盖，不用心查验，墓冢轮廓难辨。我走到冢前，正欲参拜，一只兔子“倏”地窜出，朝天一跃，吓得我赶忙后退，回过神来，就不由得感慨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之诡谲难测。
　　算来柳青辞世不足30年，而他的墓园却已经成了榛莽和狐兔的天下，他的作品也因思想的苍白、落伍以及赤裸裸地演绎极权主义政策而为读者见弃。说实话，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柳青的作品，不用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即使是文学史上号称“里程碑式的”、“史诗般的”《创业史》本人也未能终卷。除了中学课本中节选的《梁生宝买稻种》，大学老师费时一周讲解的《创业史》，在同学们听来都不可思议。尽管据对20世纪文学尤其是鲁迅素有研究的刘九生讲，柳青对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是一流的。他的作品纲明目张、浑然一体，语言细密冷峻、充满生活气息，但这些都无法掩饰一个作家在极权主义面前的人格缺失。
　　作为一个精神贫困年月里为数不多的有才华作家，柳青曾经达到了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当局所能给予的荣誉巅峰。《创业史》问世后，他更成为那个时代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尽管“文革”开始后不久，柳就被揪出批斗，皇甫村的家被作为“修正主义的黑窝子”连窝端掉，妻子跳井，儿女流落街头，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本信心。而文学的残酷在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生前是辉煌还是贫贱，受过多大委屈，死后都得将文本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严正的法官。
　　想通了这，你就会觉得人世间的一切名利角逐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也许有人会说，想通了又能怎么样？想通了当然也不能怎么样，但想通了你就会对多如过江之鲫的体制内作家，沐皇恩，表忠心，争课题，抢镜头，甚至为了职称和房子不惜以女妻之的猴戏，多一份淡然，少一份怨忿；你就不会因一时的得失捶胸顿足，谁能知道他死之后的风朝哪个方向吹？站在柳青的墓前，眼见蓬蒿乱飞，野雀交尾，你相信在党道、官道、世道之上还有人道、天道。“文以载道”的“道”过去将它简单理解为“孔孟之道”，现在看来何尝不是指“天道”、“人道”。《红楼梦》在概括人的命运时有“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的谶语；《新约全书》中耶稣对门徒论道，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具体到文学方面，就是一个作家如果他确实是有才华的，他的作品确实是有价值的，生前哪怕潦倒得像吴敬梓，冬天靠绕着城墙跑步取暖，死后也会被人挖掘，纪念；反过来，一个作家本来就毫无才能，他的作品靠时势推动风行天下，奖杯鲜花洒满一地，热闹得像刘德华，得宠得像小燕子，死后也会悄无声息，生养过他的土地也会不记得他。对一个作家来说，所谓的历史公正性就是，生前给了你的，死后便不再给你；反过来，生前没有给你的，死后必加倍偿还。
　　当然你可以说，我只管生前逍遥，不管死后萧条，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的“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作家，哪怕他只有些模模糊糊的世俗信念，他也不会连死后的毁誉都不顾及。顺便说一句，“十月革命”以来半个地球的监禁、杀戮、阴谋、流放、政变、饥荒、战争、掳掠的苦难告诉我们，唯物主义是世界上最可怕，最无耻，最肆无忌惮，最不择手段的信仰，如果这也叫信仰的话，那么，哪怕是在最偏僻、最愚昧的乡村，信仰一些牛鬼蛇神、藤妖树怪的老太太都比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做起事来有操守，有底线。
　　柳青当然是有信仰的，柳对底层农民的感情也是用不着怀疑的，这从他曾利用创作间隙先后完成的《长安县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可以看出他对底层民瘼的深切关注，他甚至把《创业史》的稿费全部捐给长安县架电线，又把零星稿费捐给生产队装灯泡。但问题是，指导柳青创作的基本信念是错误的，因而，建立在这种基本信念之上的创作方法自然也是靠不住的，甚至因为他对这种信念愈坚定、愈真诚，做起事来便愈会觉得真理在握，不顾一切。简单地说，就是越真诚越坏。柳青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有一段发言：“只要你不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时刻记住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都不能利用你前进中的困难把你诱出轨道！”这种为大多数人着想，为人民的利益赤膊上阵的热忱值得钦佩，但作为一个作家，他恰好遗漏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个人的角度”。“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都没有把他“诱出轨道”，是因为他在党自己的“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中
陷得太深。换句话说，“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都没有能够利用我们“前进中的困难”，而恰好是党自己的“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为我们制造了众多的“前进中的困难”。众所周知，《创业史》发表的60年代初，正是“人祸”横行，有谷不能收，三千万农民被饿死在自己庄稼地的年份，而最直接的原因恰好导源于柳青在《创业史》中竭力讴歌的“合作化道路”。现在专家指出，甚至不用专家，智力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如果当初不要将农民的土地抢夺净尽，哪怕多留一点自留地，农民中就连一个“二流子”都不会饿死。
　　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作家一样，柳青真诚地相信，“私有制”乃万恶之源，人们，尤其是农民，只有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和盘托付给一个自称是为人民的党，然后再由这个党认定的计划当局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分配生产和生活资料，就能摆脱贫困和不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有权支配一切——包括亿万人的生命——的党都是一些有缺点，能跌倒，会撒谎，要死亡的人。和我们一样，这些人贪财好色、骄奢淫逸，没有一种局限能够小于我们。因而，当人们在竭力按照一种高耸入云的理想缔造未来时，未来却朝我们预计的相反方向奔去。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制造出的最大悲剧，当然在全能者看来，这无疑也是一出喜剧。
　　事实上，如果人们仅仅把这样一种认识限定在理论的范围内，那么，从东亚到欧洲，再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非命就可以避免。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理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满足于仅仅是一种理论。它公开宣扬暴力革命，而当暴力革命真的在一些国家试验成功时，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具体到作家柳青，他所从属的党要他按照一种“先进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然后用武装起来的头脑看待尤其是要指导世界万物。他们不承认人的灵魂是上帝给的，只说，人的灵魂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党的意志重新塑造，这样，作家就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上个世纪数以万计的作家、文人、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庾毙、流放、家破人亡的历史，恰好证明人的灵魂是不能改造的。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智慧和悟性是不一样的，就像上帝赋予每一种生命的智慧和悟性不一样一样。作家用一种自以为先进的世界观图解生活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是误人误己的。作家的灵魂只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生活中慢慢喂养。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必须遵循自然的生活逻辑，与天地万物交通，从而感悟造化的神奇和美，而不是从一种先验的世界观中，推演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然后再用这种理想的乌托邦强暴生活。
　　在走出墓园下到皇甫村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对提筐行走的母女。我们问她，柳青住过的房子是不是还保存完好？她说，好个啥呀！没有人来，早就被雨水冲跨了。我们又问，皇甫村人的生活现在怎样？她说，能怎样！靠山吃不上，靠城路太远，凑合过日子哩！如果坡上的柳青地下有知，听了这个妇女的话，并知道他所讴歌的“合作化道路”已被他所热爱的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梁三老汉不再是落后的代表，而是知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好公民，梁生宝用喝面汤省下来的钱，为当时的工业积累提供了“第一桶金”，而仅仅过了五十年，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板，揣着由无数个梁生宝省下来的钱到澳门豪赌，或者干脆转在国外银行，这个自奉甚俭的老人不知会不会在地下叹气？
　　在皇甫村转了一圈，傍晚时分，我和刘九生夫妇重新回到塬上，向这个古典共产党人、长眠于此的我的同乡告别。晚霞中的墓园凄凉如血。我不知道，我死之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柳青；但我知道，在可以想见的将来，除了专业的文学史研究者，他的作品不会有太多的人关注。《创业史》和他的其他小说用不了多久就只具有文献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他墓园里的荒草只会越长越高，兔子只会越来越多。就是这样。

　　昨天早上看电视新闻，一个七岁小女孩让我泪流满面。 那天小女孩和她妈妈在回家路上，有歹徒要抢劫妈妈的钱包，妈妈顿时吓懵了，慌得不知所措，只知道死死拽住包也不敢呼救。所幸当时小女孩放声说道：“不许抢，不然打你”，并引来周围人群的关注，有见义勇为者最终把歹徒制服。（见都市快报）
　　“不许抢，不然打你”，说得多么坚定有力！就是这一句话有效地终止了一场抢劫。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在我脑子里回响，渐渐觉得它很有韵律，富有寓言的味道。是的，这不正是我们时代的《皇帝新衣》吗？又一次，是小孩为我们说出了真相！我展开丰富的联想：如果国企工人敢于对正在瓜分国有资产的领导们说“不许抢劫，不然告发你”，如果村民敢于对正在欺负弱小的恶霸说“不许打人，不然群殴你”，如果性产业从业者敢于对正在进行先进性生活灌输的教育工作者说“别跟我吱吱歪歪，不然老娘我抽你”，如果人民敢于对当权者说“不要胡搞乱来，不然干死你” 如果病人敢于对天价医院说”不许抢,不然……”如果学生家长敢于对产业型学校说“不许抢，不然……”……如果我们都能像这个七岁的小女孩一样勇于伸张自己的权益，那么和谐社会便指日可待，公正社会便触手可及。联想到这些我真是悲愤异常兴奋不已，在骑单车上班的路上我眼睛发热泪水奔流。
　　然而，冷静下来之后，我意识到这许多个如果仅仅是如果而已，这许多个联想也只是联想而已！我也曾经生猛过。我上学的第一天，母亲对我说：“如果有人打你，你要还手，不然他觉得你好欺负往后就会天天欺负你！”遵照着这句格言，在一年级二年级我果然没有吃亏过。但是到了三年级，有个家伙欺负我（他的样子快二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忆犹新），我于是跟他干了一仗。然而第二天，他找来他的哥哥和一帮伙伴，说要跟我再单挑一次，当时我心里想“×他 妈的，这么多人跟我一个还单挑个鸟，今天吃亏定了！而且他们那么多人是“有组织”的，今天不给占点便宜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他们整天与我纠缠下去，我就别想安心念书了。这怎么可以？我是要上大学的，我还要做科学家的！”于是我没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他们得意地羞辱了一顿。就是靠着这种隐忍，我顺利地上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可以想像，如果我始终践行母亲的格言，我今天极可能是一个牛马不如的农民工，而不是坐在不受日晒雨淋而且冬暖夏凉的办公室中。另外说明一下，不受日晒雨淋之苦是我老家所有人的永恒的梦想，如果你是我老乡你出身于农民你知道热带地区的太阳有多毒一年要下多少百场雨一年必须进行多少小时的户外活动，你也会拥有同样的梦想；因此，我的许多兄弟姐妹，宁愿去东莞受资本家压迫一天工作14个小时月收入小于等于800，也不愿留在老家种地。
　　我继续展开我的联想，我想到：也许根本就不是没有人说“不许抢劫，不许打人，不要胡搞乱来……”而是说这些的人都被修理掉了。比如马寅初，比如张中晓，比如顾准，比如林昭，比如李九莲，比如孙志刚……后来我又想到：也只有不知轻重不知死活的小孩才会说出“不许抢，不然打你”和“皇帝没有穿衣服”之类的话，他们哪里知道，如果你把歹徒惹急了，他捅你一刀子那样会很痛很痛会让你很受伤甚至让你挂掉，他们哪里知道，如果你把皇帝惹火了，他可以把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把你的舌头给割掉。如果实话实说不需要承担风险，皇帝胆敢不穿衣服走到街上，肯定会被人破口大骂“瞧，这个不知羞耻的老疯子，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不穿裤子！” 但是，但是我们知道，由于现实中巨额风险的存在，不少人仍然在快意地裸奔着。
　　无数个日夜，我游走在无边的互联网上，追寻勇士们沉痛的呐喊，翻阅天才们充满血性和良知的文字，想起谭嗣同想起林觉民想起卢梭想起左拉想起潘恩，想就死的冲动在胸中如火一样燃烧，无边的勇气在心中翻腾，真想做一个真诚的小孩啊！大声痛快地呼喊：它们是竖着贞洁牌坊的婊子，它们是扛着替天行道大旗的强盗，它们是戴着道学先生冒子的强奸犯，它们是穿着僧衣念着佛经的恶魔！但我也想起了那黑暗冰冷的牢狱，想起割断林昭喉咙的那把冰冷的手术刀，我头脑从狂暴的边缘回复冷静。毕竟，我不是真诚的小孩，我是聪明的小孩。
　　《黄金时代》里有一段话说得我心动神怡：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过一种生猛鲜活的人生是我心所向往的，但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听警官的话（虽然我讨厌所有的警官）。警官说了，“呼救也要讲究技巧，遇到歹徒抢劫，首先要保持镇静，……如果在僻静场所，不适合大声呼救，要与歹徒巧妙周旋，寻找机会求救，可以将随身携带的少量钱财、物品交给歹徒，因为他们一般只对你的钱感兴趣……（见都市快报）
　　自由先知王小波说：我的大半生是在抑郁中度过的。想到这句话，一切都变得容易理解了。

在现实世界往往很难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去菜市场或商店，你会发现所有吃的、穿的、用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到股市炒股，你不知道有哪家上市公司的报表和信息披露是可以信任的。到剧院听音乐，说不准又是假唱。到球场去捧场，好比足球，那十有八九是观看假球、黑哨的表演。到大学去当学生，不期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老师文凭是作假的或论文是抄来的。有位“作家”声称自己写了多少著作，别人一算他一天能写150万字，写书的速度居然比我们阅读还来得快。

为了美容，花了30万元买了一种“干细胞”针剂打进自己的身体，结果全身都起了红斑，奇痒难忍，骨节疼痛。这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叫高玉的女人身上。她在2005年9月做完疗程后，随即发生这等症状，其后四处求医问药，直到今天都没有医生搞得清她究竟得了什么病。

原来，高玉女士是掉进了一个诱人的谎言陷阱。深圳一家公司伪造各类文件，声称从美国BIO-COS公司进口了一种曾获多项国际金奖的“干细胞”抗衰老针剂。注射之后，可以逆转衰老，永葆青春，让人年轻5-10岁。美容机构还与高玉签订合同，合同上特别注明，无效退款。可实际上，这种进口的“干细胞”抗衰老针剂，只不过是商家从婴儿胎盘中抽取的液体或生理盐水而已。然而，他们通过各类假证件和吊人胃口的广告宣传，成功让高玉们一个个上当。在今天的中国，往往最善于说谎的人最容易赚钱、升官或取得其他形式的“成功”。

比之于其他谎言，“干细胞”谎言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中国版的黄禹锡——陈进，有着这样的履历：

陈进，1968年7月出生。1991年7月获同济大学学士学位。1992年1月赴美国留学，1998年1月获美国德州大学博士学位。专门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和检测方面的研究。先后在美国IBM、Motorola、Analog Device公司任高级主任工程师、芯片设计经理，从事高速无线通讯芯片和DSP核心电路的开发，担任多项重大SOC系统芯片的设计开发和项目负责人。2001年1月底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组建上海交大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并选择以数字信号微处理器(DSP)的开发为突破口，承担上海“汉芯一号”高性能(16位)DSP芯片项目，2002年成功研发。“汉芯一号”及其设计、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陈进领衔主持的“32位高性能嵌入式DSP芯片开发”，获得“863”计划信息领域专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以及上海市集成电路设计创新项目-PDC计划的重点支持。

由于“汉芯”，陈进先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芯片研究所所长、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等职，并成为上海市科委聘其为信息技术领域集成电路设计主题专家，并授予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称号。

可是，陈进的“汉芯”却只不过是买来十块MOTO－freescale的56800芯片，雇用几个磨砂纸的工匠磨掉人家的标识“制造”出来的。凭着这十块假芯片，陈进居然成功让国内科技权威（王阳元、许居衍、邹世昌院士、863专家组组长严晓浪等）在鉴定会后认定，“汉芯一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凭着“汉芯”，陈进不仅获得了各种荣誉，在上海交大变成大红人，而且还成功从国家套取科技扶持资金上亿元。这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陈进的“汉芯”竟然是过亿元的世纪谎言！可比之于上世纪的“大跃进”，陈进的亿元谎言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58年，中国大地开展了粮食亩产吹牛皮的世纪大赛，这个县说亩产过万斤，那个县就成为2万、3万。了不起的“诗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听说安徽繁昌县亩产过万，写诗赞道：“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此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觉不妥，便通过《笔和现实》一文，要求将诗更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亩产三五万不过瘾，另一县又这样吹越来：四川郫县水稻亩产达到82525斤，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斤……

牛皮越吹越大，全国汇总的粮食产量变成天文数字。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惊呼，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呢？于是，放开肚皮吃大锅饭。在农村，家家户户的灶台一律拆除，以生产队为单位吃“集体饭”。可是，数亿农民没吃上几天，粮食就很快吃完了。随后，大饥荒来了，饿死人了。大饥荒从1959－1962年，全国饿死人不计其数，估计超过3000万人。

一场大跃进变成饿死人的超级谎言，但直到1978年，却没人敢戳破。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此说了句真话，结果变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立即被打成打入人间地狱。其后，为了掩饰这个罪恶，我们的宣传把三年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可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表明，这几年根本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旱涝灾害。

说谎，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中国，为了任何目的都可以说话。为了爱情，为了取得信任，为了政治，为了牟利，为了名声，都可以说谎。有人总结了中国人的经典谎言，抄录如下：

网站：我们是免费的。

电信：我们是亏损的。

上市公司：我们不做假报表的。

老板：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女孩：这是我第一次……

客车司机：准时出发。

公司职员：明天我就不干了。

商贩：大亏本、大出血、大甩卖。

影视明星：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公安人员：决不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脱。

政客；我一分钱都没收。

领导：下面，我简单地讲两句。

因此，我们在现实世界往往很难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去菜市场或商店，你会发现所有吃的、穿的、用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到股市炒股，你不知道有哪家上市公司的报表和信息披露是可以信任的。到剧院听音乐，说不准又是假唱。到球场去捧场，好比足球，那十有八九是观看假球、黑哨的表演。到大学去当学生，不期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老师文凭是作假的或论文是抄来的。有位“作家”声称自己写了多少著作，别人一算他一天能写150万字，写书的速度居然比我们阅读还来得快。有位好心人热心公益捐助，结果十个受助人居然有九个是假穷人。煤矿出了事故，死了上百人，可一开始，矿主与当地官员统一口径，声称只有三四人死亡。中国经济落后的地方，GDP数字总是与实际高出一大截。有的农村年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却出来人均收入几千元的数据。而经济发达地区，为了少向上面交税，又用尽心机隐瞒数字。

假的，全是假的。

一些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说，在机关，实在说不得一句真话。那些耿直的汉子不幸进了机关，不是处处受压，就是时时倒霉。你说了真话，就等于给领导丢脸，给单位抹黑。你去政府机关翻阅总结，领导讲话，那必然是大家团结一致，紧跟形势，形势大好，工作成绩一年比一年突出。有些大贪官，在台上讲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而私下里，却不义之财广进，不义之事全做。有一个单位响应禁赌运动，成立反赌博工作领导小组。反赌会议刚开过，晚上就五人领导小组中就有三人进了赌场。最难堪的是他们当即被公安人员逮了个正着。

有的地方，政府或有背景的黑恶势力抢夺贫苦农民的土地，引起上访、抗议甚至暴力抗争的事件。然而，地方官员却可以反过来编造谎言，说是农民中有人组织造反，危害安定团结。如若境外媒体一关注，这些农民立即又有了“与境外反动势力”勾结，受利用的罪名。

大家都说谎，作为个体就不得不随大流。若不然，你就成为异类。有人不信这个邪，以为邪不胜正，结果却被碰得头破血流。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肖启伟实名举报医疗回扣被迫远走他乡，逃到山东当医生；上海医生陈晓兰９年医疗打假生计陷于绝境，还遭到人生威胁；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李文娟举报该局存在人为地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结果她被两次辞退工作，又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劳动教养一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件，就在审计期间，揭露此事的鲍宇等人却遭到别人的追杀……

而说谎者，却常能逃过应有的惩罚。吹牛皮不用上税，谁有机会吹牛皮谁不吹？

为什么我们的矿难死亡人数一再要隐藏？就因为以前那些说谎的人所受到的处理极其轻微或根本不受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假球、黑哨被揭露了十多年都没办法杜绝？就因为那些骗子所受到的处理极其轻微或根本不受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官场没有真话？就因为说谎者不但不受到处罚，而且反而能升官。不管有多少这样的为什么，答案基本如此。

但在国外发达国家如若说谎，后果却可能很严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差点被弹骇下台，原来并非因为他的婚外恋，而是因为他企图掩盖此事。《纽约时报》因为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不到一年时间里制造了36篇掺了假的“独家报道”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里克·布拉格请人代写文章等事件，导致编雷恩斯和常务主编博伊德两人双双宣布辞职。日本堀江贵文因涉嫌编造假账、欺骗投资者，违反《证券交易法》，他的公司及其住所不仅遭到检察机关搜查，而且还导致东京证交所不得不停止所有交易。挪威综合癌症中心研究员约恩·苏伯的一篇关于口腔癌的论文因为制造假数据，论文发表在英国《柳叶刀》上。此事一经揭露，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即介入此事，对作者的研究方法和他此前发表的其他论文展开调查。

在我们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度，巴金只说了一句说真话，竟然被当成世纪经典。可巴金提倡说真话，他自己的最后十年却不得不生活在可怕的谎言。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也基本不能与外界沟通了，却仍然是中国作协主席、《收获》杂志主编，直到他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

我们在谎言里，还要生活多久？

我怎么能让它

越过你

去渴求别的利益

在你脸上

有我的一生

 

所有的寒冷中有你的声音

虽然到处是强盗、锁链

和摆放刀锋的世界

偷走爱情和最后一点东西

亲爱的   不要惊慌

今夜至少我们可以一同受伤

 

终生屈辱是我们的粮食

在贪婪者的集市中

我们即便如遗弃的农具

在锈蚀中仍可举起赞美的光辉

 

让我们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

夜路尽头会有人提灯迎侯

那日于我主的殿中

活石能轻易在认出对方

——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2005年9月6日，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被山东临沂警方从北京绑架回山东老家之后，便一直被非法软禁在家中, 与外界的联系被掐断不仅他本人及其亲戚多次遭到暴力殴打，而且前去探望的朋友和律师被暴力拦劫。 2006年3月11日，当地警方以阻塞交通为名扣留陈光诚，从此下落不明。无论他的妻子怎样呼吁，也无论境内外舆论如何关切，但当地官权就是装聋作哑。同时，在陈先生失踪期间，当地警方还对当地的维权者和同情者进行了多人多次的传讯和拘留，至今还有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三位村民被羁押。 2006年6月10日，在陈光诚先生失踪92天之后，沂南县公安第一次公开了他的下落，将一纸刑事拘留通知送达陈光诚家中，承认陈先生被关押在沂南县看守所。在陈先生的妻子袁伟静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中，陈光诚被刑事拘留是因为他犯有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通知书上没有注明拘留的具体时间。而就在一个月前的5月8日，接受委托的律师向当地警方要求会见陈光城时，当地警方却否认他们羁押了陈。 在陈光诚失踪92天的过程中，当地警方的执法违法一目了然。 首先，在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就强行将人带走、剥夺其人身自由。无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都只能定义为非法绑架。 其次，非法绑架还不算，警方还进行长时间的秘密拘押，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知家人，造成了青天白日之下“人间蒸发”92天，给被绑架者的家人到来极度的恐惧和焦虑。 第三，指控陈光诚犯有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显然是当地官权故意制造事端和罗织罪名。而且，自2005年9月以来，明明是当地官权非法软禁陈光诚，多次派出官员、公检法警察和黑社会流氓肆意闯入村民家里，抓人、打人、破坏财物、敲诈勒索，暴力拦劫前去看望陈光诚的朋友和律师，极大地扰乱东师古村的公共秩序。而陈光诚的所言所行不过合法的非暴力维权，他抗议官权的非法软禁和制止警方的暴行，何罪之有！ 近年来，面对此起彼伏的底层草根维权，天天高喊“亲民”的胡温政权却没有表现出丝毫“亲民”，地方官权不惜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的手段来“平事儿”，甚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汕尾东洲血案，没有制度性的支撑和中央官权的纵容是不可能的。独裁制度让权力的滥用畅通无阻，把民间维权消灭于萌芽状态是中共高层的坚定态度，所以，地方官权才敢于践踏法律、不顾面子、甚至完全不计政治成本。 陈光诚先生出身农民，不到一岁就双目失明，18岁之前没有上过学；直到1989-1994年，他才就读了临沂盲校小学；1994-1998，就读于青岛盲校；1998-2001年，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1996年至今，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陈先生一直自愿从事民间维权，长期免费为农村的残疾人和农民提供法律信息服务。2000-2001年，他在中国法学会发起并负责残疾人维权项目，得到了英国联邦基金的资助；2003年，他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2005年1月，他在山东负责执行由NED支持的维权项目。 2005年以来，陈光诚先生率先揭露山东临沂市的暴力计生对民权的侵害，致力于维护众多暴力计生的受害者权益。正是在这位盲人和其他受害者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下，临沂暴力计生的侵权恶行才得以曝光，也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海内外的舆论声援，致使中共计生委不得不前往临沂市进行调查，最终让当地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并给予一些被侵害者以赔偿。 陈光诚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是位目盲心亮的行动者。儿时的不幸，使他的肉眼无法为他漫长的人生领路，但内心的明亮却引他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的正义之路。他关心底层疾苦，崇尚人格独立，追求自由民主，明知面前的道路充满黑暗，却要用维权行动去寻找光明，并坚信民间维权之路终将迎来阳光普照。 在生理健康的意义上，也在财富多寡的意义上，更在权力有无的意义上，毫无疑问，盲人陈光诚先生是弱者，而临沂当局及其官员是强者，他们拥有垄断强权、大把金钱和健全身体。然而，在道义上陈先生拥有“无权者的权力”，在人格上陈先生拥有难以征服的尊严，那是一种内在明亮，是阳光下的文明生存和洁净生命，而官权的暴力镇压，显得那么野蛮、阴暗、低俗和猥琐！ 2006年4月30日，陈光诚先生与中共总理温家宝一起，当选为《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让全世界知道这位中国悲剧中的盲人英雄。 然而，最爱在公众面前表演亲民秀的温总理，是断断不会去关注这位草根维权者。非但不关注，反而纵容地方政权对陈光诚的无法无天的迫害！而纵容这样的迫害，就等于宣告了胡温亲民秀的破产。 在这位徒手的盲人维权者的勇敢和执着的面前，亲民秀破产的中共现政权，无论多么富有和庞大，但除了警察，还有什么？ 2006年6月12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前几年，因爲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爲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爲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爲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爲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爲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爲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爲什麽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爲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雅尔达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份子要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补识”。他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感而发。因爲王芸生当时在重庆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毛泽东的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了很强的帝王思想。这一点当时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个。当时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曾抄给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芸生说了这麽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麽思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此点倒是当年的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爲‘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著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爲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当年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历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王芸生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爲秦皇汉高，爲唐宗宋祖；失败了的，爲项羽、爲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爲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爲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爲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郭沫若对王芸生这段话的批评是：“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的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

   王芸生不是一般的报人，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看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王芸生的社评和当时大公报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和立场，不能说一点失误没有（比如王芸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不准确），但大体说来，都是对的，这实在难得。这样的历史卓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可以有卓见。当年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王芸生曾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他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竈”，毛泽东当时就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竈，而是国民党的炉竈里不许我们造饭。”一看就是要坐天下的气味。

   王芸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王芸生眼光非常宏阔，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大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说：“美国大的进步了，她要想退回战前的旧样已不可能。在英国，由于工党获得人民的选择，英国已在胜利中起了社会大革命。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无疑问的，英国是大的进步了。”

   近年读书，常常想起读《吴宓日记》时的一个感想，吴宓对中国近世历史的评价很能给我们一些啓发。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七——八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爲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爲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爲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爲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第三十三页）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王芸生和当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历史的认识，差不多都是吴宓这样的立场，现在看来，有远见的，还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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