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康正果《我的反动生涯》英译本《纽约时报》书评

Surviving Under Mao： A Slacker‘s Guide By WILLIAM GRIM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07

如何落拓地活过毛泽东时代

威廉．格理穆 （William Grimes）

孙康宜  译

康正果爱写作，他写诗，也研究文学.中共的耳目们於是真的给了他很多练笔的机会。他爱写的东西其实是诗歌和日记，他们要他写出的则是那种交代问题的检讨。他这一生写过的检讨多不胜数，面对接二连三加给他的罪名，他只得检讨自己多么反动，如何不聼党和领导的话，把那年月常用的政治帽子一股脑都戴在自己头上。

尽管写了那么多检讨，康正果却从未接受教训。在最近出版的“自述”（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中，他出色地讲述了他活过毛泽东时代的经历，坦承了他那些最招致指责的所作所为。

“我不会说好听话，说反话简直成了我的使命。”康正果在自传中如是说.这就是说，党说他反动并没说错.也正如他自己解释说：“这就是我理解的‘反动’精神，也是我一贯执行的反动实践.”

康正果耽於梦想，闲散，浪漫，固执，冲动，从一开始就招惹了麻烦。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异议分子，而是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不只跟不上形势，甚至显得在自讨苦吃。正是诸如此类的细节，使这部回忆录读起来引人入胜。

康若生在美国，不过让人觉得他落拓或不切实际，是个垮掉派罢了。但在中国，他对中共政统那种漠然蔑视的态度，以及他不合时宜的言行，便使得他处处冲撞权威人士，造成了他回忆录中那一系列令人感慨的半生坎坷。

康正果如今六十出头，只因他饱经沧桑，遂使他的履历显得异常出奇。他生长在陕西的省会西安，在一所当地大学读中文系，甫入学即被校方视为另类。连读一本拿破仑传，都被政治嗅觉灵敏的教授看出问题.他写道：“好像我对拿破仑这类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发生了兴趣，就说明我这人有什么政治野心。”

就因这类鸡毛蒜皮的过失，康正果被开除出校。为避免拖累家庭，他自愿去一个砖瓦工厂当了“就业工人”，对前景仍抱乐观而浪漫的态度。

他甚至兴致沖沖地说：“那也算是个体验底层生活难得的机会”。

他得到了体验的机会，体验后才发觉完全无趣。没有间断的劳累，囚徒似的处境，劳改释放犯集中的场地，所有这一切使他深感压抑。他在书中写道：“这里既无惊呼英雄，也无监狱小说中那些惊险的情节，这里完全是蛇坑。”而他自己，随即也成为社会渣滓的一员.该书的诸多蠢行中有一件可在此一提：有一次康正果读到报纸上批判《齐瓦格医生》的文章，他立即就决定要读该书。他写了封俄文信索要此书，把信寄往莫斯科大学图书馆.他因此被判刑三年，释放后落户农村，给一个老光棍儿当了养子。从此他挣巴巴干起农活，成了生产队的社员.就那样务农多年，终无所成，最后只得承认他“不是合格的农民”。

康正果颇像流浪汉小说中的人物，他尽管在人生道路上不断跌跤，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再加上散漫成性，致使他连连惹祸。他的自述上自城市，下到监狱和农村。他交出的检讨书越积越多，他的档案袋也越塞越满.中国之大，竟至难容康正果一人。康正果的奢望并不高，他只望有地方可安身，有书可读，有几沓纸可写而已。但党却不许他那样癡心妄想。

康正果非同寻常地带领我们穿越了中国历史中那一段非同寻常的时期：从大跃进到文化革命，到毛死后的解冻年代，到八十年代兴起的民主运动，直到天安门学潮遭镇压的前前后后。

所有的大事件均以个人讲述娓娓道出，渗透了康正果那种不同凡俗的感性色彩。他历尽磨难，却常在书中自嘲自讽，把中共党国的压抑机制写得充满了荒诞.康正果的语调嘲讽而不失温文，他善於饶有兴味地勾绘他所置身的恐怖环境的详情，农村生活的细节，以及当时社会的荒唐谬误.即使讲到文化革命搞得最凶的那些日子，他都让我们看到，社会上还有些可让人缓口气的小小空间.这儿或表现出善意的举动，那儿或发生点偷偷摸摸的奸诈，更有些不称职的领导，难免表现出人性的弱点，而所有那一切，在康的笔下，都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压抑时期複杂的生活画面。

“自述”这部书即使只如实地记录了中国的日常生活，读来也是获益良多的，再加上康正果那天才的优美文笔和译者苏珊？威尔弗（Susan Wilf） 极佳的译文，他奋斗的生涯就被写得文采飞扬，出类拔萃了。

该书的结局也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七十年代末，康正果又返回高校，后来在一所大学谋得教职，并出版了论述中国古典诗词的专着，在美国的学院内赢得了一批读者。随后即应邀去耶鲁教中文。

无须说，康擕妻带子迁居到美国后依然故我，照旧免不了跌跤。虽说他人过中年，准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也遍及中国，但在他前此去中国探亲时，他发现，党依然和他过不去，旧习陈规也都难尽行革除。显然，写检讨的日子并没有过去。

（此篇英文原文载于2007 年6月13 日《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