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锺羲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

杨锺羲(1965-1940),字子勤,号留垞、雪桥、圣遗居士;汉军正黄旗人。

1923年,清逊帝溥仪下诏征选海内硕学之士,充任“南书房行走”(五品);当时王国维以秀才身份入选,世已熟知,而杨锺羲则为同时入选的其余三人之一。

杨氏系旧式文人,编著有《弟子职音谊》、《骈体文略》、《白山词介》、《圣遗诗集》等,但罕见称引,唯以《雪桥诗话》传世。《诗话》共计初集十二卷、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为清代最浩博的诗话体著作;涉及人物多达万余,因人系事,由事见史,上至典章制度,下至士风民情,无不广涉包举,盖有清一代之诗史也。杨氏自述此书“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缪荃孙则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

胡适研究《红楼梦》,便是通过《诗话》,才得知曹雪芹的确实身份,并发现曹的友人敦诚、敦敏这一重要线索。其《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已作说明:“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锺羲先生。杨先生……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胡在日记里又有评论:“这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而没有什么统一的文学见解。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但须加一个‘索引’,方才有用。”另,陈寅恪曾劝吴宓读此书,“谓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陈氏四十年代讲授唐史课时,亦指导学生应以唐诗作史料,“例如清人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从诗题中察知若干掌故,可补正史之不足。”凡此皆可见《诗话》价值之一斑。

杨氏表兄盛昱,满族宗室出身,为晚清之际文坛领袖;杨氏曾协助盛昱编纂《八旗文经》,集满人文章之大成。盛昱去世后,杨氏复搜集其遗作,编刊为《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

杨氏先世原居辽阳,隶满洲正黄旗,后因高祖父满语已不娴熟,被乾隆贬斥,改隶汉军正黄旗。此亦前朝贵裔,旧时王谢,故拟为“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的柴大官人。

按:满人早在入关前已开始汉化,故清初即能出现纳兰性德、曹雪芹两大汉文学宗匠;降至清末,军政羸弱不振,而尚文轻武的风气更甚,故艺文学术皆人才济济。精于书画者如于非闇、溥雪斋、溥儒(心畬)、启功(元白),擅于文学者如宝廷、毓朗(馀痴生)、宝熙、老舍,邃于学问者如盛昱、震钧(唐晏)、金梁、罗常培、常书鸿、姜书阁、吴晓铃,杨氏亦其中佼佼者。则八旗子弟,固以武功始,而以文学终矣。

诗曰:同光逝水已滔滔,诗史连篇亦苦劳。不见艺林启元白,八旗末代尽风骚。

屎溺之道不可道

 

五十多年前,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在北京,住处相距不远。有一日黄送沈回家,经过羊宜宾胡同口时,胡同口公共厕所内传来一阵悦耳笛声,奏的是当时流行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高万丈”。“表叔听了,停步抚掌曰:‘弦歌之声,不绝于耳啊!’”

老顽童黄永玉为林行止先生的《说来话儿长》写了一个可爱的序言。厕所里不见得就没有好的演奏家,在厕所里下棋的也不都是“臭棋篓子”。我无此福分,只听见有人在如厕时调试手机铃声的。

有关下三路行为的新闻总能成为热点,因为下三路涉及个人之最私,其趣味非淫即恶。相比林行止说“那话儿”的淫,我更爱看他说“恶”的部分,看东西方没有厕所、手纸或抽水马桶的年代人怎么方便,看人对屎尿之事的反应的流变。林行止说:“庄子虽说‘道在屎溺’,惟对于传媒工作者来说,担心的不是‘道不道’而是‘雅不雅’,有关粪便的‘不雅’信息可能不受家庭观众欢迎,因此可免则免,将简就简;不难想象,如果在家庭进餐时电视播放有关公厕的新闻,转台或熄机是必然的。”这令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诗联:上联是“天上下雨不下水,下到地上变成水。下雨变水多费事,不如当初就下水。”下联是“老爷吃饭不吃屎,吃到肚里变成屎。吃饭变屎多费事,不如当初就吃屎。”上联是统治阶级的挑衅和刁难,下联是被统治阶级的反唇相讥。地主老财被长工这么一臊,自然干瞪眼说不出话。然而后来听上海独角戏第一经典《祝枝山大闹明仁堂》,民间故事中的“吃饭变屎”在祝枝山口里成了“喝水变汗”,同样是戏耍权贵,却蒸发掉了一半喜剧效果。这说明“屎”这个字有种杀伤力,杀伤的是人的五感,所以不但有碍观瞻,甚至都有碍耳闻。沪版祝枝山可以说“棺材”,可以说“殡仪馆”,却断断不能说出“大便”,权贵文人讽得,才子斯文则不能辱没。

但是人又怎么能离得开这劳什子,毕竟它是人自身的产品。看过畅销小说《香水》的人都会对巴黎这个集“香水之城”和“臭都”于一身的古怪城市印象深刻,林行止也提到了,尽管在1395年议会就立法禁止当街倾倒粪便,但由于卫生设施跟不上,又无法收集来作为田料:“直至十八世纪仍有人‘贪方便’这样做”。更多的住户则趁着月黑风高,从窗口往下泼屎泼尿,敢情向来以文明社会自居的西方人,他们的故事里也是“屎”不绝书。

书中的很多幽默的记述,其实都来自这话题的禁忌性。全体谋求进步的人类都需要面对“便便”的考验——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赋予“屎”以一百种能指,终究不能抹去其给人恶心感的所指。一个人未必会“谈虎色变”,却一定会“谈屎色变”,于是人们把它列入禁忌。所以,遇到偏偏不懂这一套的人,比如著名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里赵丽蓉饰演的“英雄母亲”,一说她清早起来第一件要干的事是“上厕所”,观众立时哄堂大笑。“耆言无忌”让人醒悟到人生活在何其可笑而无奈的禁忌之中。

裴启《语林》载:“刘实诣石崇,如厕,见两婢持锦囊,实遽退,笑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崇曰:‘厕耳。’……”关于厕所的轶事让人忍俊不禁。正因为屎是不可说、不可描述、所指不可直陈的禁忌,它和它有关的器物场所才会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引出许多笑话。昔日英国有“流动厕所业”——身着黑大衣手持便器“为民服务”的小贩;我国明末清初有人霸占“路厕”收费,干这些工作的人,发财都发得让人嗤之以鼻。更不能不提的是传统相声《学四省》里的情节:甲穷困潦倒,乙则是一个靠开“大粪场子”、管了十几个厕所而发迹的土财主。甲先是狠命恭维乙的阔绰,最后抖底“有了这十几个厕所啊,你这一家子都吃不了啊!”话音刚落,乙就“噗啊”的一声吐了个跟头。相声中最痛快也是最狠的挖苦莫过于这个情节了:狠就狠在绕开“屎”字骂你,让你自己想象,自己恶心自己。

记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第一天的央视广告里,接在“肯德基”后面的是“荣昌肛泰”,次日这两段广告便销声匿迹,似乎表明在水厕技术精良,有关“文明”的共识越来越深的情况下,多数人还是不能抛弃固有的心理禁忌。到了这个地步,想来也不能怪罪屎尿本身不招人待见——好像是人自己在有意无意地焕发它们恶心人的潜力;是人们自己臧否人物、褒贬社会时持有了不好的趣味和动机。《易经》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庄子看得更通透,“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说“道”每下愈况,茅坑里的东西都位列其中了。既如此,是把“道”当作“器”使唤,还是把“器”当作“道”慎以待之?《说来话儿长》触不到更深的问题了;屎溺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也。

□延伸阅读
《清洁与高雅——浴室和水厕趣史》,(英)劳伦斯·赖特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2月版,22.00元。

民国往事并不如烟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按我的理解,即小说对既往的书写,意在钩沉扶奇,寻旧拾遗。此类小说,虽无正史的严肃面孔与臧否立场,却以其精致散淡的气韵、雅入骨髓的格调和似假亦真的故事情节,增强读者的好奇心,让我们怀揣无比惆怅和思缅之情,在历史细节的想像里感受一份闲逸与温馨,正如南翔的“民国遗事”系列小说《前尘》。

在大陆,民国历史早已“前尘往事成云烟”,消逝在时代的不息川流中。但那段历史毕竟于乱世中尚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人情物事。作为性情中人的小说家南翔,十多年前就已开始了民国系列中短篇的创作,执意为民国人物、民国物事和民国情调立传。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前尘》,决然不是一段民国历史的简单缩影,它更像一个个民间传奇,让我们于喧嚣的时代寻觅到一片“旧时月色”,以及一些美好的人物与情怀,尽管其中不乏悲情与遗恨,但却在悲情得令人喟叹唏嘘之余,陷入文学和历史的沉思。南翔在序言中提道:“为带着气韵、率见性情、不畏流言、从容淡定的人,从不同角度立存照,是《前尘》的主题。”诚然,这个主题贯穿了每一篇小说的始终。他以其广阔的视界、深邃的思想、绵密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入肌理的文字理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纯真世界。这个世界或在黔南,或在赣南,或在苏南,或在1937年的南京……尽管其中战乱、天灾与人祸频仍,但却同样有着山清水秀的美景,更有文人论战、商贾较量、人生起伏、情感变迁等颇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未必尽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却为读者提供了另一条通往民国的秘道。

与南翔以往的小说创作比较而言,这部《前尘》无疑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和阅读感受。一是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语言典雅瑰丽,清秀精致,散发着浓厚的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书卷气息。这与南翔小说惯常的诙谐幽默风格相比,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和超越。二是南翔的写作回归中国现代小说传统,对叙事有着唯美的追求。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在叙事上都异常考究,绵密而行云流水般的叙事节奏,使得其中的每一篇读起来都畅快淋漓,引人入胜。三是在日益喧嚣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代文坛,南翔这部小说的优雅与纯粹充分体现出它的文学性和精神性,昭示着鲜明的现代小说精神。当我阅读这部小说集的时候,我的思绪已经完全回到了上个世纪初的民国时代,我的情感亦随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起伏不定。

对于中国的文学,张爱玲早就说过:“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所以,以中国现代历史为背景、再现一段民间生活的《前尘》,凝聚着一种来自“江湖”的旨趣,世事、人心犹如那个时代一样飘忽不定,它们在南翔的笔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苍凉感与幻灭感,凄美而哀伤,包括《红颜》中贡子佩和吴彬彬、《亮丽两流星》中景浩与聂枫、《偶然遭遇》中“我”与罗小青之间的感情;包括《方家三侍女》中的舒云、《陷落》中的刘二刀、《1937年12月的南京》中的慧敏的命运。但是南翔显然无意于简单地复现民国的历史,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宏大叙事”,看不到广阔的社会革命,看不到乡土以及家族的命题,我们所看到的,仅仅只是那段历史中的几个渺小人物,过着卑微的生活。然而透过这几个渺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又分明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样一个时代,究竟经历着怎样一种隐秘的变革。或许,南翔更多地只是想通过一种想像的历史场景,来描绘世道人心,并表达出他对尘世和命运的悲悯与伤怀。

尽管历史可以正说,亦可以戏说,但作为小说表现出来的历史,却无疑带有作家本人的“个人经验”和想象。正是如此,《前尘》中的民国系列小说在历史的想象里展开叙述,抒写了一段民间的传奇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前尘》在个人想像的空间里,较为细致真实地描述了中国人在那一历史时期的爱恨情仇。它在人性上显现出来的张扬与温情,也成为文学是人学的一个生动注解,并让我们为此感慨:往事并不如烟。而它的清丽与典雅,它的哀伤和悲凉,堪称一幅民间风俗画,必在南翔的小说长廊里留下一份美好的文学记忆。

 

[书籍下载]何清涟:雾锁中国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秘》一书,是何清涟在为中国人权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基础上增修而成,全书25万字左右。由台湾黎明文化公司于2006年5月下旬出版,首印2000册已于7月初售完,第二次印刷的1000册亦已投放市场。

作者秉承其一贯的研究风格,以非常详实的资料,系统分析了中国政府如何从制度与法律上对媒体进行严密的控制,“国家安全”这一名义是如何被中国当局用来惩罚那些不听命的记者以及对中国现状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该书还以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新兴传播媒介网路上的各种“努力”。作者以其在海外的观察便利,分析了外国传媒为了进入中国传媒市场而放弃新闻自由的理念,自觉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各种姿态。有关中国政府迫害本国记者以及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书中亦有大量分析。

有关中国传媒市场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本书堪称第一。作者本人有长期在中国媒体工作的经验,这本书打破了世人对中国传媒市场化必然促进媒体自由化的迷思,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严苛状态。可以说,本书为了解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何困难重重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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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和野兰花

 

《萨义德访谈录》里有一篇访谈,题目叫《野兰花与托洛茨基》。可通篇读完,里面既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野兰花。没有托洛茨基也就罢了,可“野兰花”三个字都不见踪影。后来才知道,这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有出处的,他们都来自理查德·罗蒂的自传。

在我读到的传记中,理查德·罗蒂的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我的最爱。简短,翻译成中文不超过15000字。罗蒂当年是个神童级的人物,到老了活力不减,争议不断,搅得大家心神不宁,这样的哲学家甚得我心。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很自在,在我眼里,那基本上就是废柴。

当然,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不自在,自身也是危险的。苏格拉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于是有的哲学家开始玩玄活,有的哲学家则扮演先知的角色。按理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先知应该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事实上呢,敢于竞争上岗的哲学家少得可怜。这可能和大家对哲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有关。陈嘉映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一书中说,虽然哲学这个名号可能还会保留着,但它早已不承担“用巨细无遗的理论为世界提供统一解释”的任务,也不能为任何事物提供预测了。在他看来,这个任务已由科学来承担了,而哲学的任务呢?是“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按照他的说法,我的理解是,先知这个职业的最佳候选人,应该是托夫勒、奈斯比特,而非伯林、施特劳斯。

陈嘉映是哲学家,他对哲学境遇的体会肯定比我这样的读者深切。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缺少一些勇气,对他将哲学限定在“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的狭小地盘里心有不甘。何况,连他自己也承认,取哲学而代之的科学,虽然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统一解释,却独独把人的心灵遗留在了画面之外。而哲学虽然形销骨立,毕竟时刻惦记着人心。

人心难测,这不正是先知施展手段的前提吗?

理查德·罗蒂就是当代少见的有“先知”之誉的哲学家。他提出的“以希望代替知识”的哲学新主张,可能在实践意义上还有些脚步虚浮,但不失为一条新路。在自传中,罗蒂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光。那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托洛茨基,最独特的兴趣是研究野兰花。15岁考入芝加哥大学时,他一心想做的,就是用某一个思想体系或审美框架,将托洛茨基和野兰花调和在一起,以达到济慈诗中所写到的境界:“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持了实在和正义”。在那种境界里,真理的光辉普照,遍布着超凡脱俗的野兰花。可最终他意识到,他无法在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之间,在黑格尔与普鲁斯特之间,在公共正义与私人德行之间找到那惟一的真理:诚实的哲学家不可能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住实在和正义。于是他提出另一种哲学,以希望取代真理,或者说以想像力取代理性的哲学。在他看来,纵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理,只要人类的想像力还在,人的希望就会一直存在。从这个角度讲,罗蒂认为,哲学家都应该做人类的预言家,做未来的先知,而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德里达都是这样的先知。

让我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先知。有的看起来像,其实只是神学家而已。

谨以此文纪念6月8日去世的理查德·罗蒂。

只差一点点

 

“处女”这个词,在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里,出现的频率不算高,但地位显要。第一章名为“处女”,第二章的标题多了三个字:不再是处女。两章的交界处,哈代将苔丝的失贞置于月光下、树林中,让“枯叶堆上穿着白色细布衫的形体”发出“轻微、均匀的呼吸声”,顺手再添一笔,熟睡的美女睫毛上便“挂上了泪水”。在这一段重场戏里,作者既要交待关键情节,又不忍让“玷污”的过程沾染上一丝污浊之气。他的笔在犹疑中叹息,却也微妙地传达出某种隐秘的兴奋。在哈代的年代,入流的小说仍然以各种方式避开色情的嫌疑,古典式的性感,委实需要现代人大幅度降低阈值以后,才能些微体悟。没有一本现代色情小说,会像《苔丝》那样,将女人被诱奸的初夜,先描绘成一场美丽而哀婉的仪式,再接上三大段问天问地问命运的哲学思考。后者一层层加深了“仪式”的隆重感,暗暗将处女与非处女之间的鸿沟反复强化——欲言又止间,读者一面为苔丝的命运扼腕,一面却也充分领略了染指处子的荣耀与快感。

写到第五章,苔丝终于为“不再是处女”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新婚之夜,名叫“天使”(安琪儿)的新郎,坦白了自己曾在伦敦与陌生女子放荡四十八小时的劣迹,也瓦解了苔丝的警惕。于是她“把事情讲完了,没有申辩,也没有哭。”再以后,她周围的一切物体的外表都开始变化,“壁炉的围栏无所事事地咧嘴而笑,水瓶反射出来的光只关心颜色问题”;至于那位没长翅膀的天使,嘴上宣告:“我一直爱着的,是你这个模样的另外一个女人”,心里念叨的则是勃朗宁的诗句:“只差一点点,便有了天壤之别。”

这具有“天壤之别”的“一点点”,到了阿瑟·高顿那本已经足足畅销了十多年的《艺伎回忆录》里,有了颇为精确的度量。艺伎的“水扬”(初夜)都得先拿到拍卖场上竞价,而买主与此后包养艺伎的“旦那”(恩主)一般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水扬”是被单独抽离出来的项目,具有直接兑换成货币的价值。而艺伎最终的归宿是否圆满(即收藏她的“旦那”是否足以令其衣食无忧),又与“水扬”落槌时定下的价码休戚相关。在小说中,小百合的“水扬价”,创下了京都艺伎圈的新高。一掷千金的买主,是个收藏“水扬”成癖的医生。他以近乎科学实验的方法取下“水扬”的样本,装入玻璃瓶,然后心满意足地贴上“小百合”的标签,放进一只“独立式陈列箱”——在那只箱子里,这样的贴着标签的小瓶子,有四五十个。

在这场“实验”中,小百合目击着、配合着医生在炫耀藏品、收集样本时逐渐达到高潮,心里不断提醒自己,医生为这个优先权付了多少钱。她同样不会忘记,为了将自己的“水扬”价值最大化,她跟着师傅豆叶经受了怎样艰辛的色艺培训,怎样假借治伤为名激起医生的收藏癖,怎样利用另一个男人的爱慕造成拉锯式的抬价,又是怎样千钧一发地逃过了男爵对她的性幻想——惟有逃过,才能保全白璧无瑕,才能不因为“只差一点点”就前功尽弃。

就好比一件名瓷,须得找到足以佐证其官窑身份的标记,方才可以价值连城;千百年来,收藏女性的竞技场上,男人们也在努力寻找这样的标记,并且,以各种方式将这个标记本来趋近于零的使用价值无限夸大。惟其如此,藏品与藏品之间、收藏者与收藏者之间的高下之分,才能多出一个漂亮的参数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惟有如小百合这般生存能力强的女人,方才能将计就计地杀出一条血路。她用“水扬”换来的钱还清了艺馆的债务,并且攒下了大笔富余;向医生践约的当天,她躺在地板上,告诉自己,“无家可归的鳗鱼(指阳物)在他的领地上作了标志”。这些段落里寻不见苔丝式的绝望;我看到的,是一个看透了游戏规则的女人,嘴角上徐徐扬起的反讽。

 

再认识胡风的三种角度追忆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33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1935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向中共中央上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

自白 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

至今我仍难忘1985年亲历的向胡风先生遗体告别的场景。路翎、贾植芳、牛汉、绿原等众多友人,依次走来,向他们的导师和朋友默哀。然后,他们缓缓走至梅志先生面前,与她握手致意。她在儿女搀扶下伫立着,如一尊雕像,清瘦而坚毅,脸色凝重但不悲戚。自胡风去世近两个月来,大家从没有见到梅志流过一次眼泪,她的冷静让人吃惊。然而,在胡风遗体最终被推走的一刹那,她突然号啕大哭,泪如泉涌。大家都没有去劝她。悲情的迸发是她等待已久的。对于梅志,难道还有别的更好方式来与胡风作最后的告别吗?

如今,二十余年已经过去,新近出版的《胡风家书》为这一感人的瞬间做了最好的注解。从三十年代初的恋爱,到六十年代囚居秦城,胡风写给梅志的一封封家书,把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的丰富情感,动人心魄地呈现出来。读这些信,我们可以读他们的感情世界,可以读知识分子性格的发展,更可以读在风雨中蹒跚而行的受难者的心灵史。

几年前,我曾请诗人牛汉为丁聪先生所画的梅志肖像漫画题词,其中一句印象最为深刻:“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生命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诗人说得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精粹的诗句仿佛就是为《胡风家书》而写。

在人们眼里,胡风性格的倔强和直爽十分突出。我常听他的朋友谈到,哪怕在家里,他如果发起脾气来,任谁也挡不住,甚至会在当着外人的面发火。家书中则呈现出另一个胡风:温柔细腻,浪漫热烈。梅志倾心相爱的是一位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作家,同时也是感情丰富、值得信赖的男子汉。1933年冬天,胡风与梅志在上海一见钟情。他在这段时间的情书中,不断倾诉期盼梅志到来的焦虑。其中一封这样写道:“每一声门响,每一次上楼的脚步声,都使我心跳。我想,不是会客室那样的地方了,进门时的你底脸色应该是多么温暖呀。但我空空地注意了六个多小钟头的开门声,尝够了按捺不住的焦躁。”(1933年11月17日)这些表述与胡风同期所写的理论文章的风格完全不同,它们出自一个坠入爱河的青年的炽热内心,是真正意义上的情书。

胡风与梅志很快走到了一起,并成了晚年鲁迅家里的常客。鲁迅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梅志曾告诉过我,当她第一次怀孕身体不适时,是鲁迅亲自告诉她该吃什么药,该注意些什么。对于他们,这是最珍贵的记忆。

从两人决定结伴而行的那一天起,胡风与梅志彼此就再也没有疏远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经受了风雨坎坷的磨砺,他们的情感与精神也因此而得以升华。就梅志而言,当胡风最艰难的时候,她依然痴心未改。她不仅共赴牢狱之灾,更以一个女性坚韧的肩膀,担负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任。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她的关切与支持,胡风才有可能在任何处境下总是充满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在我眼里,梅志有着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的美丽。人们总是习惯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站着一个杰出的女人。其实,也可以换过来说,一个伟大女性倾心相爱的男人一定有其非凡之处。阅读《胡风家书》,我听到的正是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交响曲。

从家书中看,成为夫妻后,胡风对梅志的爱情依然不减。几年过去,1937年8月,当抗战烽火在上海燃烧时,胡风仍如热恋时一样牵挂梅志:“这几天,得不到你底信,我底心好像吊在空中一样,没有一刻宁静。亲爱的人,我到这快一个月了,一共只收到你两封信,你看我怎么过?起初只担心你们,到最近几天,真正忍受不住了。我想你在我底身边,我想念你底一切,我底人,我底亲爱的人呀!昨天站在后面窗口上,忽然看见街上走着一个身段后影像你的女人,当时我全身震动了起来!然而我马上知道了那不是你,你不会在这上海的街上的……”(1937年8月18日)此时的胡风,如同一个抒情诗人在吟唱。

胡风很看重他和梅志的爱情。1949年胡风在信中这样说:“M: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的。辛苦,但也有幸福。无论是在一起或分别着,这一点辛苦或幸福总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凭着这一点活着,斗争,工作,我们要对得起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孩子。”(1949年10月7日)

写这段话时,历史正处在转折的关口,胡风充满热情拥抱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显然,对于他来说,未来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他们拥有交织着辛苦和幸福的爱情,就有生活的目的和勇气。梅志后来为胡风所承受的一切,恰恰印证了胡风对他们之间忠贞爱情的自信。这也从一个角度表明,知胡风者莫过于梅志,知梅志者也莫过于胡风。花朵与果实本来就是同一个生命过程的延续。谁是花朵,谁是果实,如何分得清,如何分得开?

六十年代胡风在秦城监狱写给梅志的信,是《胡风家书》的最后一部分。这批信的数量不多,胡风的精神状态早已不如从前,语言的表述也远不像过去那么浪漫抒情。有的信可以看出胡风与外界的隔膜,甚至他已很难理解梅志日常生活的压力,不免言辞焦虑。但是,尽管如此,读这些书信,仍能感受到胡风在特殊情境下,还是把梅志作为可以倾诉的唯一对象。他急切地要把所思所想告诉妻子,他本能地想从妻子那里获得理解和支持。一次,在梅志探监离开之后,胡风给她写去一封近万字的信。这一次,他谈得最多的是学习体会。其中,他耿耿于怀的是鲁迅:

“读鲁迅,是为了体验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神圣的悲愤;读鲁迅,是为了从他体验置身于茫茫旷野、四顾无人的大寂寞,压在万钧闸门下面的全身震裂的大痛苦,在烈火中让皮肤烧焦、心肺煮沸、决死对敌奋战的大沉醉;读鲁迅,是为了耻于做他所慨叹的‘后天的低能儿’,耻于做他所斥责的‘无真情亦无真相’的人,耻于做用‘欺骗的心’、‘欺骗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耻于做‘搽了许多雪花膏,吃了许多肉,但一点什么也不留给后人’的人;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的与其和‘空头文学家’同流合污,不如穿红背心去扫街的那一份劳动者的志气,是为了学习他的绝不拉大旗作虎皮或借刀杀人的那一点大勇者的谦逊……”(1965年9月9日)

此时,胡风所写的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家书,而是一个精神受难者的自白。在这一意义上说,由于胡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他的家书无疑超出了爱情与家庭的范畴,从而也就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种真实记录。

■李辉(学者,北京)

追忆 一位父亲的爱与担当

胡风这个名字,曾因与一支浩浩荡荡的“反革命”队伍相连而家喻户晓;在历时25载的冤案终得平反后,又作为一阕“文坛悲歌”的主角而为人们记取和缅怀。透过胡风事件,人们发现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若干隐喻,并因此产生了诸多有关胡风与胡风冤案的文章和专著。在这当中,有个身份特殊的叙述者和解读者,就是胡风的女儿晓风。

1980年7月,被安排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的胡风获准从四川回到北京治疗。晓风以胡风秘书的名义也从京郊一家农场调入该院,并协助整理父亲的著作、手稿和日记等。其实,由于胡风下狱和流放长达25年之久,晓风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当胡风1955年5月被从家中带走时,晓风年仅16岁,对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与人生的吊诡离奇难有多深的理解;而从1980年7月到1985年6月胡风逝世,父女两人在一起不过5年。正因为此,晓风的这部回忆录虽然不乏耳濡目染的亲身经历,但更多的来自于父亲的著作手稿与母亲的回忆文章,“很多情况总是隔着一层”。不过毕竟视角特殊,而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正需要多个面相的组合与拼接,因此还是颇值一读。

《我的父亲胡风》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胡风的鲠直。鲁迅曾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说,“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冀汸夫妇送给胡风的挽联则有“含垢廿五载,获咎由鲠直,抱怨由真诚”。为人鲠直正是胡风遭逢不幸的性格原因。当然,正如刘再复所言,“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也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很有光辉”,这种热切、真诚、执着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胡风与周扬等文艺领导人的误会与龃龉,表面上是因为双方理念的差异,道不同难相与谋,实际上掺杂着个人恩怨,而且当时的情境根本不容有平心静气的学术探讨。学术就是政治,学术服务于政治,领袖的讲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容挑战只能遵从。如果胡风能够“识时务”一些,不过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并向组织和领导靠拢,多半会避免后来的灭顶之灾。但胡风不愿意这样做,好几次示好臣服的机会都“浪费”了。因为他痛切地感到,如果按照周扬等人的搞法,文艺迟早会死掉,事实上文坛也已经是一片萧索了。他必须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而这乃是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前途。何况,学术不应与政治混为一谈,学术不能做政治的婢女,本该允许不同观点的平等争鸣。显然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想法,若不整肃岂非无法无天了!

李泽厚先生在分析胡风事件时指出,毛泽东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从领导革命指挥社会现实斗争的全局角度出发,来规范和要求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强调民间形式和传统形式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而胡风虽然强调现实主义,强调生活、斗争,强调从内容出发,但他多半是从文艺自身规律来谈论的,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注定了胡风文艺理论及其本人的命运。这固为非常精当的分析,但似乎难免“都有道理”之嫌。据文学史家蓝棣之在《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中央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却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胡风的鲠直可谓登峰造极)。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人性就是这样复杂,除了台面上的观念之争,往往还有台下的意气之争,究竟何者起到决定性作用实在很难断言。

晓风坦言自己并非胡风研究专家,她写这部《我的父亲胡风》也只是想说出她所了解的父亲,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有一种期待--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胡风又是怎样的?在女儿眼中,胡风是个顾家的负责的父亲,无论是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胡风都要在不但没有报酬有时甚至要贴钱的编刊之余,设法做些工作挣钱养家。尤为可贵的是,在为稻粱谋时,胡风依旧坚守自己的道德人格,绝不肯为了生计而做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

书中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胡风曾想让女儿到周扬夫人当校长的北师大附中插班,但被对方拒绝,后来晓风凭成绩考入这所学校,胡风为此非常高兴。可以想见,这是父亲为孩子的争气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天下为人父母者,欣慰可能莫甚于此了。晓风结婚时,正逢胡风身险囹圄,本来胡风想自己出狱后(他当时感到自己离这个日子不远了)再让女儿结婚,但晓风因为不愿意按照“反革命分子”的意思行事而没有满足父亲的这个心愿。尽管如此,作为父亲的胡风还是在给妻子梅志的信中表达了对女儿婚事的关心,不但对女儿的“忤逆”不以为意,还顾虑以自己当时的处境,倘若有所表示,“不知对他们的感情是否合适”,这份父亲对孩子的深情和体谅让人感动。胡风晚年患有心因性精神病,有次发病时嘶哑着嗓子诉说着:“我女儿张晓风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和我的罪行无关啊……”倘若不是心系儿女,老人怎会说出这样的话?父辈遭遇不幸并非他们的错,但他们却对自己的孩子因此受到的歧视和伤害而感到歉疚,这就是父亲的担当,这就是父亲的大爱。
■胡唐(媒体编辑,广州)

旁观 冤案中亦有真君子

胡风冤案距今已经半个世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回忆录出现,再加上部分相关档案的解密,知识界已经悄然开始从各个角度重述胡风案。就此而言,最近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帆采写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自然而然又给这种尚未完成的重述过程增加了一种新可能,——毕竟王文正是当年“胡风专案”办公室的专职审讯员,尽管没有直接审讯过胡风本人,但的确亲历了相关“胡风分子”的审讯,也算是胡风案的当事人之一了。不管这份口述回忆录是否客观、是否翔实,这都使得我们不能不将其认真对待。

就这本书的内容而言,王文正先生真正亲力亲为的内容不到五分之一;其他有关胡风案过程的回忆,则占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想如果要对这本书提出批评的话,这一点恐怕是最可能招致批评的因素。王文正先生之所以有回忆胡风案的资格,主要是因为其参与了对个别“胡风分子”的审讯。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但并不必然意味着王文正先生具有毋庸置疑的资格来回忆胡风案全过程。笔者的担心在于,在那么一个处处需要保密、信息极度不公开的年代,王文正先生等办案之前的学习材料不过是《人民日报》公布的相关材料,说王文正对胡风案的全部过程,尤其是胡风案在北京的发展变化等等一点都不了解未免有些失之客观,但要说他对胡风案的全部过程了如指掌,恐怕也不尽然。王文正当时以审讯员的身份处于胡风案的第一线,但却不是最高点;而对于了解全部过程而言,恐怕后者才是最为主要的。

因此对于王文正先生的口述回忆能否客观、翔实,进而成为一部可靠的信史,我多少心怀一点忧虑。我希望这种忧虑不是对王文正先生的苛责。相对于胡风案中“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当时专政机器开动之后至今鸦雀无声的那些人,王文正先生的口述回忆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也正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忧虑,我对王文正先生口述的自己亲力亲为部分的章节自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比如第8页讲述上海秘密组建“胡风专案组”的细节,当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开会,问大家是否看过《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资料,居然只有王文正等十多个人举手,陈丕显看了批评道,“看来大家的政治嗅觉还不太灵呦,没有政治斗争眼光,看不到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打下了江山,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同志们,你们的思想也太麻痹了呀!……”这些材料在官方公布的文献中肯定是不会出现的,而陈丕显后来的遭遇已然证明“阶级斗争尚未熄灭”,这位签发了部分上海地区“胡风分子”逮捕令的市委书记,恐怕没有想到十多年后自己被指责为“二月逆流”。读史者能不叹息?王文正在口述回忆中还记录了这次会议后,“公安机关内部在私下里也有许多议论”,甚至“开始时人们还私下里议论,但几天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敢再议论了”。这些细节传神地描写了山雨欲来之际专政机关内部的变化,改变了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专政机关上下铁板一块的印象,无疑是有价值的。

王文正先生的口述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他本人对于张中晓的审讯。据说张中晓是胡风集团中最年轻但也被认为是最“反动”的一个“分子”,被定为胡风集团中的一个“重要骨干分子”。对于张中晓的反动,毛泽东亲自执笔点名,而且被节选公布的胡风和张中晓的通信亦多达25封。对于这样一个未审却已然是铁案的审讯对象,审讯员王文正将如何应对?在第164页王文正坦言,“审来审去都没有审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上面不断催问,“审不出问题不好交代,我也有些着急”。笔者阅读到此,心不由得提到嗓子眼,王文正究竟是作恶还是为善,张中晓个人命运究竟如何,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瞬间要决定了!王文正下面的口述打消了我的顾虑,“虽然上面不断要求要审出一些‘政治背景’,我也想尽快地完成这些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作为办案人员,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违背事实,我只好如实地向‘胡风专案’的领导作了汇报。”身受来自中央和上级的压力,居然能够依据客观实际,将重要骨干分子无罪开释,纵然是一个审讯人员应该做的,可是在那么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王文正委实不容易也。后文中王文正口述他如何不辞劳苦地排除所谓“胡风分子”的尚丁是否为特务一案的过程,亦再次证明了王文正的这种君子品质。胡风冤案中亦有真君子,张中晓、尚丁之幸也。

口述历史并不是简单指一个人口述回忆、一个人记录整理的结合。事实上,真正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对于整理者的史学功底要求可能远高出口述者本身千万倍。曾对顾维钧、李宗仁、胡适等民国历史人物做过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先生,曾说过口述史料与一般史料之间的比例:“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五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在《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中,写报告文学出身的采写者沈国帆,结合王文正提供的脉络和大量第一手材料,以及其他有关胡风案的材料,对于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桩文字狱做了相对清晰的阐述,这一点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可能因为沈国帆的习惯写法,在部分章节和细节的处理上相对比较文学化一点,文字的跌宕起伏虽然增强了可读性,但却无意中降低了可信性。有心的读者自能识别并谅解罢。

■陈夏红(大学教师,北京)

 

李公明:寻觅心中的红色传奇

 

我们还可以通过寻找喜欢阅读罗莎·卢森堡的人,寻找我们的朋友吗?几年前林贤治主编《沉钟译丛》,其中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正好弥补我当时只有1990年版、只印了800册的《卢森堡文选》下卷的遗憾;现在的《花城译丛》又有一册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我感到生活中仍有人需要了解那位革命的女性,“红色罗莎”。

时代中的罗莎·卢森堡

现在这本《狱中书简》只收有97封信,还少于《论俄国革命·书信集》,但是两者之间有不同,“书简”全部发自狱中,有些就是“书信”所无。书后的附录收入汉娜·阿伦特撰写的论卢森堡和评述J.P.奈特撰写的卢森堡传记的专文,更是一篇很有思想价值的文章(可惜译文有不少地方读来不甚流畅,可同时参考收入阿伦特的论文集《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另一译文)。读阿伦特此文会使我们头脑中那个单纯的、诗意的、美好的形象变得真实、复杂起来,会使我们把“红色罗莎”放置于那个充满了复杂、混乱、暧昧和矛盾的激进运动的漩涡中进行考量。

如果从世界近现代史著作中检索罗莎·卢森堡出现的频率,可能会使我们失望;甚至在德国史(我不知道在波兰史著述中情况如何)专著中,她都不如我们可能想像的那样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位属于波兰和德国的政治活动家的确为她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她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有值得我们珍视的理由。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被害事件,当然是与发生于1919年1月6日至15日的柏林斯巴达克联盟起义有直接联系。有历史学家指出,在6日的街头群众集会中,卢森堡曾发表演说劝告斯巴达克同盟的同志不要夺取政权,因为运动还没有获得足够群众的支持(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下,第593页,陕西师大,2001)。但是起义一旦成为现实,她又成为了坚定、勇敢的号手。卢森堡在发表于1月7日的文章中呼吁党的领导人要勇敢地负起领导起义的责任,要“行动起来!”;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不要谈判!要行动”;在这些文章中卢森堡关于革命党的领导人必须坚决地、勇敢地领导行动、全力推进街头战斗以夺取政权的呼吁,正是她在1918年撰写的著名的《论俄国革命》一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之一:她据此而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起义中的部分工人和士兵遭到军队的残暴杀害的时候,卢森堡于14日发表了饱含着悲愤激情的文章,怒斥“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均见于《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二天她本人也遭到残忍的杀害。她的勇敢无畏与充满道义激情的品质使她的形象超越出政治斗争的漩涡和泥淖,成为正义反抗者的红色象征。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对比卢森堡与列宁,认为前者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要比后者的自由得多,也更富自发性(休斯《欧洲现代史》,第135页,商务,1984)。的确,卢森堡与列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把缺乏公开监督与言论自由的少数人专制的危害性异常尖锐地揭示出来。早在1918年十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她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

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见《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3~504页,人民出版社,1990)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特地引述了这段话,并认为“她这些预言般的话语,今天读来(该书写于1963年——引者注)就像是对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的现实描述”。

卢森堡对于自由的珍重还可能与她对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启蒙、首创精神的憧憬与信任有内在关联:她尊崇工人阶级的自发力量与首创精神,容许试验与失败,因此容不得任何人以政党或真理的名义垄断言论、扼杀自由;她强调人民可以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学校(在1906年她的《群众性罢工、政党和工会》中有详尽阐述)。也可以说,她的自由观所表达的理性与情感都是从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生发起来的。

监狱里的罗莎·卢森堡

回到她的书简中来吧。读她的《狱中书简》,除了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她所面临的形势、所参与的政治活动,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她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充盈着她的情感、天性、品质,有许多关于艺术、历史、哲学甚至植物学、动物学的思考。随便翻开一封信吧,她在给汉斯·狄芬巴赫的信中提到了女人天性中应该具有的两项基本要素是善良和自尊;提到了德国文学中的一个欠缺:缺少文史体散文,并指出它不能是精神阳痿者的避难所;谈到了在情感的冲突中,“如果我遥遥感到哪个人不喜欢我,那么我的心,就会像一只受惊的小鸟那样,立刻离他而去。”仅此一函,那里面的情感与品质、才华与思想已然把这位革命女性的人性、温柔与智慧的另一面展示无遗。

阿伦特说,当她的两小册书信集出版时,便足以打破那个宣传中嗜杀的“红色罗莎”的形象。她还谈到卢森堡的传奇形象成为了“对于这场运动逝去的美好时代的怀念之象征”。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不也是曾经怀着对激进运动的怀念而寻觅心中的传奇形象么?

监狱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特殊的写作室,就像流亡可以成为一所学校。

在我们的思想资源中,对我们影响更大的、写于监狱中的左翼著述应首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是一部对当代生活仍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著作。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则较少涉及理论问题,不是她缺乏那种兴趣和思辩能力——她的《资本积累论》被称为自马克思死后的无可匹敌的成就,而是因为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存有比理论、斗争、政治运动更使她感到亲切和着迷的事物,比如知更鸟、青山雀、鲜花、土蜂。她说在她的心灵深处,山雀要比“同志们”更亲近些。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狱中书信提供了另一种维度。“借着写信的机会”,“发展出我看待自身的新眼光,也可以借此审视自己是如何看待人生的基本事情的。”于是他在须经过审查才能送出去的给妻子奥尔嘉的信中讨论了信仰、人生的意义、行为的准则、必须坚持的立场等问题。他的狱中书简是后极权时代中人类良知的自我质询的哲学文献。

在我们的文学阅读中,也还有一位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令人感动,她的书信是“一束寄给亲朋好友的勿忘我花,是充满苦难和悲伤的心灵哀歌”。卢森堡与她比起来却是一只翱翔在天空的鹰,时而会发出“革命和革命带来的一切事物万岁!”的叫唤。总之,“红色罗莎”的狱中书简是她个人独具强大的精神魅力的明证。
 
快读

全译本
伏尔泰《论宽容》

《花城译丛》还收入了第一次全文译出的伏尔泰的著作《论宽容》,这本著作是启蒙运动中关于宽容问题的重要经典之一。宽容(Toleration)原来是天主教国家里对于非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的具有法律意味的承认,以后逐步延伸到社会和政治观念、生活习惯和个人行为。从较为严格的定义看,宽容指的是有权力者或有知识者对于自己所不赞同的行为和思想的一种不干涉的审慎选择。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对于人作为自由人和理性人的尊重必然引伸到对其自我选择行为的尊重。宽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文明程度的一项指标,但对于许多仍生活于后极权状态中的人们来说,仍必须为之奋斗。

前有洛克的《论宗教宽容》(1689),后有J·S·穆勒的《论自由》(1859),从思想史上看,伏尔泰不一定是为实现宽容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但肯定是属于最积极的争取宽容者之列。在本书中,伏尔泰以发生于1762年的卡拉斯冤案为起点,由此引发出“向公众阐述关于宽容、宽和、同情的几点感想”(第一章)。面对宗教迫害所造成的流血灾难,伏尔泰的愤怒质疑是:“有些人断言,人道、宽容和信仰自由都是可怕的东西;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造成过上面说的那些灾难吗?”(第三章)然后,他反复地讨论了宽容是否有害、哪些民族容许宽容、为什么要反对不宽容、什么是普遍的宽容等问题。他甚至还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广州的故事。伏尔泰以他对中华文明的敬仰而杜撰出一位广州官员关于宽容的高见:“如果现在你们要别人容忍你们的看法,首先你们自己就不要是不能容忍异己的人,也不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人。”(第十九章)在全书的结尾,伏尔泰说:“如果没有宽容,狂热就会蹂躏大地,或者至少使世界陷于痛苦之中!”(增补编)这里所讲的狂热与蹂躏,不正是我们曾痛苦地经历过的岁月吗?

有人或许会问,提倡宽容的伏尔泰自己是否真的很宽容呢?据说他曾养过几只猴子,却是以与他论战者的名字来命名。即使是真的,我们只能说他的内心没有气量,这不也正是应该宽容对待的一种个人性格么?伏尔泰此书中有一名言:“我们指责罗马人进行迫害,难道我们自己也要成为迫害者吗?”不幸的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许多曾受过迫害的人却会变得更不宽容。

■ 李公明

□ 延伸阅读
《狱中书简》,(意)葛兰西著,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43.00元。
本书收集葛兰西写给亲友的456封书信,是葛兰西思想及活动的“档案”,是《狱中札记》的“导言”及“指南”。这个译本从意大利文译出。

章诒和:我所悲兮在远道——自序

1957年春夏,有关方面根据毛泽东自称“阳谋”的策略,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十几次座谈会,诱使内定的民主人士堕入陷阱;一方面派出眼线到名流学者家中探访,以便从他们的内心掏出不满。5月19日,一个《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林某,叩开了谢冰心的家门。人家来自党报,冰心自然热心接待了。

记者先问:对最近的中共整风有什么看法?

针对毛泽东提出中共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冰心说:“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

接着,冰心主动谈出对“肃反”的看法,以下是她的谈话记录——“‘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这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伤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护士没有了。‘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如果这是个一百人的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分子,那就要找上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在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愈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整风过去了,自己再要遭不幸。我知道共产党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为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的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有的同学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纪念)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是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

记者告辞。回去就把谢冰心的谈话,以书面方式汇报上去。不久,整风转为反右,“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 谢冰心过了关,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成了右派。

我一直把这份材料[注]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五十年前的记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谈话,任何时候读来都动魄惊心!况且,五十年前所说的社会现实,也尚未消失和改变。

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俩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

反右以后,父亲的书桌上总摆放着吴伟业的《梅村集》,每天翻阅。文革抄家后,父亲偷偷保存了两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刊印社的《吴梅村诗集箋注》,每日诵读。复社名士吴梅村生于明清交际,顺治入仕,因处境尴尬,很快挂官归隐。三年清官,一生责难自咎。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物都风流云散,也不能再成其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可谓“阅历兴亡,暮年萧瑟”。父亲与之相隔数百年,但晚年激楚苍凉的心境却很相似。 “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巖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易代之际,世道多艰,追念留连,悒恨无已。

2007年5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

注:1957年5月24日“内部参考”

黎 鸣:为什么中国文人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

 

中国人如一盘散沙,这几乎已成定论。前面我还讨论了“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为什么长期以来等于零”。我今天要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即:中国文人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中国文人的永远互相拆台,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这几乎就是造成中国人如一盘散沙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更是造成中国人文明合力等于零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注意,中国的统治者也多半都是文人。

关于中国文人,过去已有很多说法。如:文人相轻,文人无行,文人无用,文人卑鄙,文人窝里斗,文人窝里反,文人窝里残,文人忌妒杀人,文人挑拨离间,文人当面说得好听,后面毁谤伤人,等等等等。但这些骂中国文人的说法,对具体的文人来说或许并不公平。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受害者。

事实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言论罪、文字狱的发生,几乎都是文人害文人。包括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大量的文人被冤、被斗、被杀,冤人者、打人者、杀人者,实际上也都是文人,或至少因文人而引起。

中国文人的品质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品质。中国文明尽管号称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能够与其他文明较一短长的时期,基本上只在两千多年以前,尤其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约五百年之间。而在近两千多年里,中国文明却基本上已经无法与西方文明相比,而且越是接近现代越是无法比。人家始终在蒸蒸日上,而我们却始终在堕落下垂。尤其到了近二百年,中国文明实际上已经堕落到了全人类文明的谷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定,根本的原因即从汉代开始的独尊儒术。正是因为独尊儒术,造就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永远互相拆台的恶劣的文化品质,进一步更造成了中国人如一盘散沙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长远的败局。

中国的伟人全都只出现在先秦,秦汉之后的中国,基本上是一大人类思想文化的荒漠。除了一代一代的皇帝,就是一代一代互相拆台的中国儒家文人,以及为他们供给吃、穿、住、行以及奢侈品等等而充当奴隶的中国老百姓,其中的大部分都只能是属于文盲的农民。

今天文章的任务,即是要分析中国儒家文人之所以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的根本原因。

按照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教导,中国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即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如果遇上天机,则称帝,登上最高“独夫”的宝座,更可获得江山独有的子孙永继。中国文人还有更高的追求吗?没有了,已经到顶了。即使《大学》中说得最好听,也不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平天下”了,又如何呢?天下人都有吃有喝,有操有生,于是天下便“大同”了。“大同”于谁呢?“大同”于他一人,最多“大同”于他一家,他一群。这就是中国文人,乃至全部中国人作为“人”的价值的最高儒家“意识形态”的“出息”。正是这种最高儒家“意识形态”的“出息”,不仅害了中国文人,害了全部中国人,更害了中国的文明。

说白了,之所以中国文人永远都在互相拆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即因为他们全都是从儒家的“独食”中豢养出来的文人,他们全都是一心一意只想当官的儒家文人。儒家文人全都只把“当官”看作是人生最高的追求,而这,正就是他们彼此不能不永远互相拆台的根本原因。

文人们永远互相拆台,究竟对谁有利呢?惟一只对既任极权专制的“独夫”有利,他永远可以分而治之,分而制之,他永远可以高枕无忧,而不必担心有任何人可能阴谋篡权。但显然,这种情形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国文明的无穷无尽的灾难。然而这种灾难究竟谁是祸首呢?究竟是谁为历代的“独夫”们设想了如此绝妙的恶毒计谋呢?正是孔夫子及其儒家的长期以来已获得了“独尊”的“意识形态”。他们教导人们如何把话说得尽量最好听(就像孔夫子在《论语》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教导人们如何尽最大的努力自我表白“忠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却不必操心能否真正履行;他们教导人们一心只追求“入仕”,却不必要有任何真实的本领,更不必要有任何“形上”(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有任何“形上”真理的存在)精神的追求。儒家讲“爱人”,纯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是说给别人听的虚言,根本就不入心。他们真正的“心”,只一心想当官。一但当了官,他们就将应有尽有,只惟一没有了对他人的“爱”。儒家文人们懂得什么是真爱吗?他们根本不懂。关于这一点,漫长的中国历史已经作出了最好最权威也最令人痛苦和愤恨的证明。请问:历来的“圣人”、大儒,谁是真正的爱人者?有吗?中国人为什么永远都在盲目轻信,为什么永远都在自欺欺人?

互相拆台的中国文人,加上彼此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共同摧毁、抵消了中国文化和文明前进的动力。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只为了吃饭而活着,中国文人只为了做官而活着,然后是打打杀杀,王朝凌替,农民起义,翻来覆去。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人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高尚的文明呢?说来可悲,除了产生了几个大名鼎鼎动了真情哀号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也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所谓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的哀号)之外,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创造了多少值得现在的中国人骄傲的思想领域的丰功伟绩呢?没有,根本就没有。说得非常不好听一点,两千多年来,在孔夫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严密垄断和控制之下,中国人几乎就像是做了一场长达两千多年之久黑暗之中的“白楼梦”,相比于西方文明,中国人思想的“文明”,真正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今天,我们之中居然还又有那么多人,仍然在继续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垄断控制,还继续又想回到过去黑暗之中的“白楼梦”中去,这真是中华民族何等的悲哀???!!!

比较一下中西方文人。西方文人不仅有对无限先验上帝(自然、宇宙)的信仰,更有对无限超验真理的追求;而中国儒家文人在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唆之下惟一只有当官的追求,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手段,包括“孝悌忠恕”,乃至“爱”,也均是虚话,或仅仅限于家庭血缘内部的冠冕堂皇的假话,而并不具备宗教或形上真理的真正神圣普世的高尚。

当官的路是极有限的,更是一条窄到不能再窄的“独木桥”,千万人竞争渡过“独木桥”,无怪一心一意只想当官的中国儒家文人们只能你推我搡,互相拆台,甚而更等而下之,玩弄人世间最卑鄙龌龊的手段,以挤垮乃至置他人于死地而后快。可以说,整部中国的历史,所记录的内容,全都是中国文人彼此挤渡“独木桥”的丑态表演,而毫无一丝一毫作为真正“人”的追求真理、追求智慧、追求人类真爱的影子。

西方文人(在过去多数是教士,在近代,多数是自由职业者,如思想家、科学家、教师、律师、医生、记者、作家等等)在信仰上有共同“上帝”(自然、宇宙)的无限,在追求上有共同真理的无限。共同的上帝(自然、宇宙)信仰,共同的真理追求,构成了西方文人在不同的领域,甚至相反的领域,为实现共同文明的目标而可能进行合作的基础。他们之间即使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甚至你死我活激烈的对抗,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总可能在最后“真理”的意义上达到共建文明之塔的奇效。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认为存在着一只“无形的手”,黑格尔则认为存在着“理性的狡计”。然而在中国的文人中,在中国人之中,却不可能存在这只“无形的手”和“理性的狡计”,因为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人)既无共同上帝(自然、宇宙)信仰的无限,也无共同真理追求的无限。中国人活着只为了吃饭,中国文人活着只为了当官。中国文人除了互相拆台,不可能形成整体文明的正合力,或只能使文明合力等于零,甚至等于负值。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文明“捣蛋”史。而这一切,全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谆谆教导”。而今天的中国人还在对孔夫子及其儒家感恩戴德,崇拜倍至。可以断言,中国人继续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其实就是继续准备从事对自身历史文明的“捣蛋”。我请同胞们认真听一听我的忠告。醒一醒吧!

为了继续证明我的观点,我请网友们随便拿来两本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史》,尽管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一本像样的《中国思想史》。网友们一定可以发现,自古到今,虽然西方人之间思想斗争不断,甚至严重对立,例如唯实论与唯名论,唯心论与唯物论,经验论与唯理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等等,但它们在总体上,却为整个西方文明之塔,我又另外称之逻辑之塔,或思维之塔(或树),作出了自己各自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因此,西方文人们所做的总的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正向进步的文明合力(合作之力,互相补台之力),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进化。

再来看中国的《思想史》,整个都是支离破碎,互不搭界,你敲你的鼓,我打我的锣,很多人其实说的是梦话,根本谈不上有“思想”,从而中国文人们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而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整体文明进化的实质性的合作。不说别人,就说孔夫子。孔夫子表面上对老子尊崇,说老子是人中之龙,却完全篡改了老子的“道德”观念。对于老子的“道德”,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完全丢掉,自己另搞一套,既要用“道德”二字,意义却完全被篡改了。这不是中国文人的互相拆台是什么?你不同意老子,你可以批判啦,批判之后,再进行补充啊。有了批判,反倒可以有合作。孔夫子就是后来历代中国文人阳奉阴违、拆别人台的最早最坏的榜样。

我同样欢迎网友们的批判,但我真为那些开口只会咒骂,而且是极其下流龌龊的咒骂的人们感到可鄙,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拥护者之中竟然还有如此把自己当作畜牲的人渣。连起码的人话都不会说。你有理你批判啦!即使骂,也请骂出道理来,我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