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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日狱委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报道/国际记者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当日拘留的海外新闻网站博讯网站的记者孑木。中国当局早些时候表示，博讯网站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站，当局不承认博讯网站给孑木的记者证的合法性。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中国当局拘留孑木这样的记者令人关注。  在海外新闻网站博讯网站在南京的记者孑木星期三和妻子何方被便衣警察拘留之前，南京警方曾经在3月21号找到孑木，对他宣布，中国公安部认定博讯网站是一个“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组织，因此其一切活动都是违法的”。另外，南京警方还对孑木宣布，中国当局不承认博讯网站给孑木的记者证的合法性，因此早些时候他被当局扣押的记者证将不会发还。  记者无国界发言人：感到关注 被送上视频网站YouTube的录像显示，孑木当面质问警方人员，他所发表的有关市政管理部门打人以及暴力强迫拆迁等采访报导，哪一条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警方对此拒绝予以答复。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在本星期三在南京拘留了孑木和妻子何方。  国际记者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的发言人文森特.布罗塞尔说：“为什么要逮捕他呢？他只是在为博讯网站做他的记者工作，他做了很多采访，发出了很多报导，报导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情况。因此，中国当局拘留他是一件令人感到关注的事情。”  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的新闻媒介不准许擅自报导政府管理部门打人、暴力强迫拆迁等公众关注的敏感问题。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当局所谓敏感问题的单子非常长，而且不断变化、不断加长。在中国，政治、外交、军事、文学、历史、公共卫生几乎一切领域的话题都可能被当局随时认定为敏感问题禁止报导或者统一口径。  在这种情况下，博讯等海外媒体报导中国当局禁止报导的消息和话题成为许多中国人的非官方消息来源。

　

【2007年6月1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据海外新闻网站博讯的消息，他们驻南京记者孑木周四六时许，在他妻子经营的工程公司内的食堂吃饭的时候，突然有大批便衣员警闯入，将孑木和他妻子带走。幸好孑木正读小学的女儿早被亲属带走，其后于晚上十一时，警方进入孑木的家搜查，警员四处乱翻，而住所外全是便衣。孑木的妻子其后获释，但被多名公安软禁在家，不许与外界联系，所有电话都不能接听。据曾经到过孑木屋企的朋友表示，孑木家中并没有人应门，而孑木至今仍下落不明。 博讯发表声明，谴责南京警方随意传唤、拘押和搜查的行动属于违法，并呼吁执法部门依法办事时，更要尊重中国宪法。以往孑木所揭露的多宗维权事件，包括城管打人，至今该名城管人员仍未得到处罚，南京拆迁逼死拆迁户的负责人仍然在位。博讯认为南京当局保护坏人，打击良心人士的做法，是社会不稳的主因。 声明还说，拘押及搜查行动是南京地方当局一意孤行，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央当局下如此命令。博讯重申孑木的所有采访报导，对读者都是负责任及理性的，促请当局不要再一意孤行。 而总部在法国的无国界记者亦发出呼吁，要求当局尽快释放孑木。 本台多次致电孑木及他妻子的手机，电话一直指当事人未能接听。至于孑木的住所及工程公司的电话也都一直没有人接听。 本台致电南京外事办公室查问孑木被拘押的事宜，办公室的主任蒋建鸣承认孑木被捕，指执法人员都是按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去执法，具体原因他表示不清楚。但拘押孑木的南京宣武区派出所，值班室一名工作人员却否认拘押孑木。 孑木的妻子经营的工程公司廿名员工，周二被多名警察强行带走，部份人被拘留问话十多个小时后获释，期间警察不给水喝又不给饭食，更有员工被殴打，至今仍有十人未被释放。 孑木于两个多星期前所印的记者名片被扣，而在三月中他被南京外事办官员查问有关两则维权新闻的内容后，被指非法采访，禁止他以后继续进行采访工作，同时没收他的记者证。

　

 

中国历史5000年，美国历史200多年。在历史学者牛大勇看来，“我们(的历史遗迹)呢，我敢说，我们没有美国保存的多”

中国和美国，谁更有历史？

□牛大勇　北京大学　历史系教授　口述　□本报记者　

张健　采访整理　发自广州

 

教学方法：没有霸道的老师

1992年，我去了美国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作为职位博士进行访学。从一开始，我就对他们的教学方法感到吃惊。

我的一个老师，叫裴宜理(Elizabeth　Parry)，研究方向是中国群众运动史。她给我讲了民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到“文革”这一段历史。我到她那里起先是希望学习关于这段历史的系统知识，不料一堂课下来，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整堂课她都在讲最前沿的不同流派对同一个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东一家，西一家，莫衷一是。而裴宜理自己似乎从课堂上消失了。

后来我渐渐发现，这是中美历史教学的最大不同。1997年，我去了哈佛，得知哈佛校训中引用主教曼德尔·克雷顿(Mandell　Creighton)的话，方才彻悟：“教育的真正目的之一：使人常惑常问”。

哈佛大学对一年级本科生并未严格划分专业，学生必须选择6个领域的核心课程。历史学即属其一。哈佛大学的学生虽然必须学习历史，但他们可以在《1850年以来的现代非洲》、《1945年－1975年的美国与越南》等约31门历史课程中任选一门。

美国的历史教育，是想培养出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中国不是，中国老师会尽其所能，灌输给你最完整的知识。作为学生，你最好诵记于心。这些都是“上面”或导师整理好的体系，你就学这个，这个就会成为你以后工作和做人的基础。

哈佛老师批阅学生论文，最好的评价是：“这个学生给我的知识比我给他的多得多”；最差的是：“这个学生没有给我任何新的知识”。

基于此，我那里的历史课看来不繁重，一周一节一小时的课。但辛苦在课外。你要在这周完成的阅读量估计在200页以上。光读还不行，第二周，讨论开始了，人不多，20个左右，一个多小时内，每个人都要发言。如果你讲的东西尽人皆知，谁会听你的？所以，这一课，就是检测学生在这周有没有自己的发现。

美国老师会让学生上台讲，开始我很不习惯。讲什么呢？课本上都有的东西讲来有什么意思？那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开拓新知识的意识。

回北大之后，我意图尝试美国式的教学方式，但异常艰难。首先，学生选修课程非常多，少则10门，多则二十几门，没有人会为一门课花这么大心思。美国本科生，四年估计就三十多个学分，平均一学期，四门课就够了。其次，大多数老师和学生还习惯于老的教学模式，谁会来选我的课？所以，我现在最多只是在细节方面作一些调整。

 

教材：没有统编教材

据我所知，美国历史教学没有所谓“统编教材”一说。政府对学术思想和大学教育基本是不管的，自主权完全下放。

学术界似乎也没有编写教材的意识。有的历史书，会标明“适合大学生阅读”之类的提示。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声称他的书要被全国统一采用。美国这方面是不讲统一的，而是追求不同。你的书必须有旁人没有的内容，才有出版价值。

另外，编写学生读物，即便非常出名，也不能为作者赢得学术名声。能否被学术界承认，不是看教材，而是看专著。这和中国稍异。

同一历史问题，诸多学者都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导师有权择其一隅，备为教案。举例子说，这门课是讲美国独立战争史的，那学生就会被告知，哪些书籍可以拿来学习。可能这节课老师讲某本书的第二章，下节课就变成了另一本书的第三章。

我留学时，曾寄居在一个美籍华人家庭，我免费带他们的孩子，他们让我免费住宿。我白天带着孩子，以为晚上可以好好读自己的书。没想到这孩子拉着我去泡图书馆。我才发觉，哪怕在小学，教科书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孩子要完成作业，还是要到图书馆。

回过头来想，美国政府对历史教学貌似不闻不问，实则做得很巧妙。1992年，苏联解体不久，独联体成立。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他们的历史都没有被美国人专门研究过。美国政府马上向一些大学拨款，鼓励它们设立相应的研究所，并在这方面设立很高的奖学金，吸引生源。因为有钱，之前只是对中亚有过泛泛研究的人，这下子就真跑到阿塞拜疆去了。归国后，很可能就成了美国政府智囊团的一员。

我在哈佛时，丝毫感受不到美国政府正在宣传它想要的东西。而是学校突然有了某个奖学金项目，鼓励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奖学金的名头绝不会是什么国家奖学金，而是什么福特奖学金之类。其外在面目是纯民间式的。

考试：没有标准答案

就我所知，在美国历史教育上，没有所谓惟一正确的思想。多高的思想，多有威望的思想，被用了多少年的思想，都是可以被质疑、被挑战、被改进的。

对历史问题，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要有新意见”、“切勿人云亦云”。这是他们评价一个优秀学人的标准之一，“统一的和标准的”是不受欢迎的。

如果说美国有政治正确的东西，最明显就是这个词：“民主”。但是，很少有人知晓，美国为数不少的学者对古代专制和当下的专制并非完全否定，他们不认为必须将美国式的民主铺向全世界。

1993年，在华盛顿访学期间，我的办公室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距白宫只有两百多米。某日，艾略特教授请我参加他的聚会。一开门我才知道，什么聚会，原来是纪念会———纪念十月革命。你想，1993年是什么时候？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正处最低潮。但是与会者却多是美国人，个个身着红T恤，正面印着列宁的头像。艾略特和另一教授都是在讲十月革命对人类的推动意义和列宁思想里有价值的地方。一个距离白宫这么近的地方，一个那样的年代，居然有一群人在做那么反体制反主流的活动，却完全合法。

有这个背景，也就晓得，为什么历史考试一般是出几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比如南北战争试题，在中国人看来：北方正义，废除奴隶制，维持国家统一。这肯定是标准答案。可是你去美国南部，听南部人讲那段历史，参观那里的内战纪念馆，你会发现他们站在南方一边。我那些从南方来的同学，理解那段历史，往往会同自己家族的遭遇联系起来，非常感情化。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的统一，关键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统一，要是这种学术争论还能使美国再次南北分裂，那太可笑了。

公共历史教育：美国肯花心思

美国很重视对公众的历史教育，比我们重视多了。美国有两个频道：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它们每年赔钱，也很少有广告，每天不停播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专题片。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喜欢看这个电视台，大概美国人也爱看吧。我们没有这样的电视台。我们的《百家讲坛》？其一，它不是政府努力做的；其二，它只是一个节目。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可是专门的历史教育频道，一天播到晚。

美国历史不长，两百多年。但史迹遍布全国：破门、残瓦、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开枪人的房子、战报传递路线；高楼大厦之下，一幢矮小的白房子，人们会告诉你，那是当时议会的遗址。波士顿有一个著名的游览线，游览一遍，佛如置身事发当场，游者从孩子到老人，这岂不是一种最好的历史教育！

我们呢，我敢说，我们没有美国保存的多。

表面看来，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教历史。似乎比美国人还重视历史。但那不是历史，那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我们整天呼叫要日本为二战赔礼道歉，我就愤怒，如果当时我们把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的遗址都保护好，南京大屠杀的万人坑，淞沪会战被炸损的民房，慰安妇女遭到虐待的集中营……铁证如山，日本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再看看日本人，他们把那些生了锈的大炮，哪怕一块破瓦、一扇破门都保存得好好的，让它们告诉孩子们，这就是他们遭侵略的证据。

 

 

沉寂多时的贾平凹近日因“嫖娼”事件被媒体炒得很热。在被网民“曝光”嫖娼被抓后，贾平凹急忙站出来表态，声称这是恶意诽谤，一定要追查到底。在没有确切证据得情况下，网民的一个帖子就能使贾平凹如临大敌。人们不禁要问：贾平凹究竟怎么了？

据新闻报道说，一名网友自称是西安市南院门派出所的警察，他在天涯论坛发帖说，“著名作家贾平凹在西安嫖娼，后被送往南院门派出所……为了避免自己的丑闻曝光，贾平凹写了一夜的字，充交罚金……”针对此事，贾平凹特意授权西安的一家网站发布了声明，说这是一个假消息。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贾平凹的反应如此强烈，着实让人有些意外。一般说来，网络上的此类信息往往只是给传媒提供“娱乐”素材。当人们是在网上得到此类名人不良信息时，很多时候是不信的，除非有更确切的“证据”。贾平凹如此急着站出来为自己分辨，难免不会事与愿违，越抹越黑。

在不能得知事件真伪的情况下，公众能做的和会做的，可能只是凭空想象甚至瞎猜。

有意思的是，郑渊洁风月传闻与贾平凹“嫖娼”同样都来自所谓的派出所消息，一个快速冷却，另一个却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散播开来。两名主要当事人在应对此类突发事件时，显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也由此带来了差距甚大的传媒效应。贾平凹“嫖娼”的前前后后因而更有戏剧性。

细想之下，贾平凹对于“嫖娼”的反应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嫖娼”触到了贾平凹的软肋，也触到中国文人的软肋。

中国文人向来有个传统，那就是风流绝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也无损其在文艺圈里的盛名；不但有人会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一段佳话呢。从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来，比如中国文人一直都渴望着有柳永般“青楼薄幸”的好名声，但是主动去“嫖”，就有得说了。

在类似的事件中，不能不分辨一下另一隐性主角——“娼”。虽然中国古代文人素有狎妓的爱好和传统（在宋代还相当流行），但现在的嫖娼已经仅限于赤裸裸的肉体交易，这里的娼顶多也就相当于旧时三等妓女（为文人不屑），这明显不符合文人圈里的游戏规则。按照文人的规矩，文人花钱嫖娼，这人就丢大了。但如果是女人投怀送抱，“娼”嫖文人，那倒可以说是一段佳话了。这算不算古往今来的文化潜规则呢？

以《废都》名噪一时的贾平凹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差别的，文人嫖娼还是“娼”嫖文人？本来《废都》也就是写这档子事，如今贾先生无端地惹火烧身，算不算因果轮回呢？只是如今挂着“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以及“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名头的他，惹来的却是“嫖”娼的传闻，若不回应一下，这人怎么丢得起？

如此说来，贾平凹的软肋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软肋，企图掩住中国文人软肋的贾平凹看来还是蛮纯洁的。不过，如果再加一层恶意的推测，未必就为过。我们不妨也“怀着恶意”再推测一下中国人和中国的文人。

当年《文化苦旅》风靡的时候，坊间传闻说就连从事色情行业的风尘女子也会备上一本。不知道余秋雨听到自己的《文化苦旅》被人贴了“娼”字门面，是不是很受用？但似乎可以推测，柳永当年是很受用的。而且就在前一阶段，王朔重出江湖之前，又是“吸毒”又是“嫖娼”，竖了一个大大的“娼”字门面，似乎后来也很受用。如果贾平凹的字如今也因着或者就着这种方式，有了“娼”的门面，对他而言，也未必就是坏事。

早年熟悉中国文化圈和中国文人的贾平凹如今似乎一下子变得不明白了，在一个“娼”字面前露了拙，如果不是放着明白装糊涂，这表现显然要比与时俱进的王朔差了一大截。文人的事，有时候还是需要把“娼”的门面写得大、写得亮堂、挂得显眼些。沿着这路子，还可以顺势把如此抢手的字推到火热的收藏市场上去。未必价值不会立刻翻上几倍。

 

唐达成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政治对文艺而言，并不是你想不想捆绑。你文艺倒是想筑起一座独立的城堡，可政治强大的辐射性，强行把它的光线投照进来了。”他还说唐因有个绝妙的比喻：“政治和文艺，就像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捆绑夫妻。在现行婚姻制度下，哪有那麽容易说离异就离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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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在谈到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他强调了“气候”和“土壤”。

邓小平在说到那一场风暴时，也用过这麽一句话：“那是由於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形成。”他避讳了用“土壤”这一容易引起歧义的敏感词。而毛泽东有这个气魄。他毕生都在致力於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而邓小平只能“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当然，也许是时代不同了。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把斯大林之后的时代认为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虽然制度仍依惯性在运转，但“青山毕竟遮不住，一江春水向东流。”勃列日涅夫难以成为斯大林。这大概是又一个“气候”“土壤”之说了。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使唐达成断翅铩羽、折戟沉沙的是怎样一个“气候”，怎样一个“土壤”。

朱正在其《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要从1956年讲起。谈到1956年，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

赫鲁晓夫闹风潮，是指1956年2月他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二十大路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苏联国内外矛盾发展到那时的公开表露。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个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线有著明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倾向。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2月14日是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也正是在这一天开始，毛泽东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34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於苏联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这两个会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在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

这篇文章还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了起来。认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有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於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把这“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意思向党外的高层人士说了一遍：

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随后不久，1957年初，周恩来在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陆定一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周扬在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议的讲话中，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精神。

唐达成作为还在预备期的新党员，尽管平时一向不太注重政治，但这次也极认真地在他那本满是文学名词的笔记本上，开始出现“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一类的政治名词。开始考虑“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

唐达成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政治对文艺而言，并不是你想不想捆绑。你文艺倒是想筑起一座独立的城堡，可政治强大的辐射性，强行把它的光线投照进来了。”他还说唐因有个绝妙的比喻：“政治和文艺，就像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捆绑夫妻。在现行婚姻制度下，哪有那麽容易说离异就离异的？”

再让我们看看国际政治背景下的苏联文艺动态：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领导人，苏联社会出现了“解冻”（以爱伦堡的同名小说为标志）的政治思潮和文学思潮。文艺界开始抛弃长期以来忽视艺术特徵的教条主义统治理论。1954年12月，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西蒙诺夫的报告，修改了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保留了前一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删去了最后一句“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议继续批判了粉饰现实的“无冲突”论，强调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高度评价了一贯勇敢地干预生活，提出问题的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同时否定了要求文学创造“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的主张。“写真实”成为当时苏联文学的一个主要创作口号。

1955年，苏联《共产党人》发表《关於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专论，批驳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关於“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后半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典型观的最权威的思想武器。恢复了“真实地”这个关键的修饰语。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及时介绍到了中国，上述专论也在《文艺报》上译载。

唐达成说：“我们这一代人，受西方文学影响不大。虽然也读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读过歌德、雨果、大小仲马、德莱赛、海明威，但毕竟社会、风俗、人物都相去甚远，颇有隔靴搔痒之感。而苏俄文学对我们则影响极大。相近的国情，相似的社会制度，读起来颇容易产生共鸣。那时候有一句极流行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用於社会实践，苏联今天的做法，给了我们启发和借鉴。“

图1：“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六四”18周年座谈会上

图2：丁子霖教授在“六四”18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中国人权新闻发布

2007年5月31日

中国人权受国内“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委托，发布《天安门母亲：“六四”18周年座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全文附后），表达他们的心声和诉求。

“天安门母亲”群体首次采用座谈会形式纪念“六四”。座谈会于5月24和26两日举行，由丁子霖教授主持，共有20多位难属参加。《纪要》全文长达1万3千字，详细记录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感受和立场，尤其是对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否认“六四屠杀”的愤慨之情。

除了前言与尾声，全文分五节。在第一节“否认‘六四’屠城，天理难容”中，丁子霖、张先玲、马雪芹、杜东旭等难属用一桩桩亲眼目睹的血的事实，严词驳斥了马力“不是刻意杀人”的谬论。他们分别讲述了自己上中学的儿子如何中弹倒地解放军军官还不准抢救、19岁的女儿如何被军人追到胡同里开枪射杀、老伴如何没倒在朝鲜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军队的枪口下的惨况。

在第二节“共产党把我们当敌人”中，难属们描述了公安警察多年来对他们的监控与骚扰，譬如周淑庄虽已半瘫痪，靠轮椅行动，但警察还是不放过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对她严密监控，不许出门。《纪要》 说：“中共当权者至今不肯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他们眼里，‘天安门母亲’群体正是一个与其政权敌对的群体。他们不敢公开取缔，就实行严密的监控，剥夺其行动自由。”

在第三节“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中，天安门母亲群体重申十余年来坚持的三项要求：公布真相、道歉赔偿和司法追究。关于赔偿，难属在发言时称可以接受政府给的一些生活补助，但不能接受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譬如闭嘴、不再追究等。

在第四节“激进与渐进”与第五节“痛苦的抉择”中，“天安门母亲”群体主张和平、理性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渐进解决“六四”问题。针对当局采取拖延和缄默的策略，难属们在表达了内心的痛苦与矛盾的同时，达成共识：坚持理性、和平的渐进方式。丁子霖说，“文革样板戏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仇恨入心‘，同样要’发芽‘，但是这个’芽‘长出来的不是偏狭的报复心，而是寻求公平、正义的平常心。“

中国人权坚决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理性、和平、渐进地解决“六四”问题的诉求，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高度关注他们的艰难处境。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真正的和谐社会无法建立在过去非正义的基础上”。随着2008奥运的来临，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认真对待作为其公民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公布真相、道歉赔偿和司法追究的要求，采取具有建设性的措施，以最终解决“六四”问题。

中国人权是由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监督和呼吁组织。中国人权的宗旨是促进在中国实现国际公认的人权，并使之受到制度性的保护。

附：天安门母亲：“六四”十八周年座谈纪要

“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在京的20多位天安门母亲和受难亲属聚集在一起，就大家关心的话题，交流看法，倾吐衷肠。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丁子霖、张先玲、徐珏、尹敏、张振霞、尤维洁、黄金平、吴立虹、张艳秋、付媛媛、宁树平、轧伟林、袁淑敏、马雪芹、高婕、蒋培坤、赵廷杰、杜东旭、钱普泰、周国林等。另有几位难友因病缺席。由于出席人数较多，座谈分两批、两次进行。

这次座谈由丁子霖、张先玲两位主持。座谈开始，丁子霖简单地说明了这次座谈的缘起。她说：十多年来，我们“六四”难属每到春节都有一次聚餐会。我们相约，在餐会上不谈令人伤心的事情，让大家与所有北京市民一样，高高兴兴过一个年。因此，参加餐会的难友也就没有机会把平时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今年年初大家商定，在适当的时候再把难友们聚在一起，说是聊天也好，座谈也好，总之是让大家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今天的座谈，就是根据年初的决定安排的。现在临近“六四”，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对我们死去的亲人、对亡灵们的一种追思和缅怀。

丁还表示，以往每到周年，我们都会以公开信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改变一下方式，让大家都说说，没有题目，畅所欲言。会后我们把大家的发言做一些整理，公诸于众，这同样是发出我们的声音。前些时候，有人指责天安门母亲不够勇敢，只知道每年给中共领导人写写公开信，并说这是跪求共产党。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必在意。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不必去听别人的指挥。

丁向出席座谈的难友通报了近来海内外发生的一些与我们难属群体有关的事情。

她重点谈到了前不久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向媒体发表言论，否认“六四”屠城这件事。她说，马力的那个发言激起了香港地区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批评和谴责。为此，经商议，我们已经以天安门母亲群体127位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名义发出严正抗议。由于此事很急，来不及在难属群体中广泛征求意见，今天把这个抗议书的文本发给大家。有关马力事件的详情，大家可参阅今天印发给大家的有关附件。

另外，丁子霖还表示，“六四”大屠杀已经快十八年了。在以往的岁月里，天安门母亲群体经历了各种艰辛和磨难，但也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国内国外、整个世界的许多事情，大家对一些事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十八年来的艰苦抗争，逐渐使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懂得了怎样去为死者寻求公义，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丁子霖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灵上的。在座的难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怎样看待当年的那场大屠杀，怎样争取“六四”问题得到公正、合理解决等问题上，我们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可以说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苦，这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勇气和坚毅，一种超越仇恨和冤怼的忍耐。在我们群体中，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与主张。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同意见、看法的碰撞和争论中，才使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今天，在这个座谈上，我们仍然希望大家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交流各自的看法和感受。

丁子霖说完后，张先玲作了补充。她说，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什么太深的理论，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说的都是大白话，那就随便说，一句、两句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是提倡“说真话”吗？那我们就直话直说，都来说真话。

下面就是这次座谈的纪要：

（一）否认“六四”屠城，天理难容

这次座谈一开始就把话题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谬论。发言者指出，马力为了向中共当局邀功请赏做奴才，竟敢明目张胆地否认“六四”大屠杀的事实。他不是“六四”后出生的小青年，看上去也有四、五十岁了，他不可能不了解当年大屠杀的真相，但他故意要掩盖这种真相，这是不折不扣的为虎作伥。

过于这件事情，丁子霖作了详细介绍。她说：这个马力等于起了号召作用，今年本来不是20 周年，也不是15 周年。但这样我们就更要站出来说话。今年纪念“六四”，我们的主题是“打破六四禁区，还原六四真相”，为此，我们在三月份，整理出了60多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死难者的照片，生前的，遗体的，也有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活动的照片，本来准备在香港十八周年纪念活动时办一个“六四真相”图片展，让香港同胞记住这些死难者。这倒好，这个图片展提前展出了。应该让马力去看看，让民建联的大佬们和曾特首去看看，不是屠城，怎么会死那么多人！不是“刻意杀人”，怎么会死得那么惨！马力还红口白牙地说如果相信坦克把人压成肉饼，可叫人“揾只猪去试”。这话说得实在太冷血，太没有人性了！

丁说：我们在抗议书中，指出马力的言论是对“六四”死难者的恶意诬蔑，是对我们死难亲属的肆意伤害；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只能表明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底线。我们要求同马力对质，要求他向我们道歉！

难友张先玲前不久曾就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言论接受过海外媒体的采访。这次她参加座谈会，仍然余怒未消。她在发言中说：马力说“六四”不是屠城，难道把北京市民都杀光才算屠城？他说军队不是“刻意杀人”。怎么不是刻意杀人，难道老百姓手里有枪有炮，打你了怎么着！你开了坦克冲进城里，滥杀无辜，还不算刻意杀人！那天我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记者告诉我马力的那些谬论，我简直惊呆了，十八年来还没有人说这样的话，气得直打哆嗦。那完全是信口雌黄！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连政府都不敢这样说啊！政府要让大家忘掉“六四”，不准大家谈论“六四”。这倒好，马力却叫大家不要忘掉“六四”。他挑起了一场争论。

张先玲谈到了自己孩子的死。他说孩子都中弹倒在地上了，一位军官还命令不准抢救。这难道还不是刻意杀人；不是刻意杀人，为什么人还没有咽气就不准别人去救？！马力这样说，完全没有人性，太冷血了。

难友张振霞气忿地说，不是屠城，你把军队开到城里干什么？难道老百姓有枪有子弹，惹你打你了？难道不是你把子弹打到我儿子的头部，贯穿了头颅？什么不是“刻意杀人”，难道一个一个拉出去枪毙才算刻意杀人！（众插话：“应该把马力拉到北京来对质，让他说说怎么才算屠城。他要不向我们道歉，我们就不能放过他！”）

难友马雪芹，为这次座谈，还写了一个发言提纲。她说她19岁的女儿看到开枪就拔腿往胡同里逃，但当兵的也不放过，追到胡同里开枪杀人。我女儿就是打死在胡同里的，旁边一个小商店的橱窗上溅满了血。这还不叫屠杀！不叫屠杀为什么要追杀到胡同里，我女儿手无寸铁，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她跑到胡同里是逃命的，为什么一定要打死她？！

难友杜东旭是一位离休的老军官。他和他的老伴当年都去过朝鲜战场，但他的老伴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军队的枪口下。他说：当年6月3日晚，他和老伴一起正坐在住家楼下台阶上同一帮邻居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突然间，一阵乱枪扫射过来，一颗子弹击中了我老伴的右下腹部，顿时栽倒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他说他们的干休所离大街还有200多米，与军队进城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滥杀无辜，还不能叫大屠杀？！

他说他把老伴送到304医院的时候，伤员已排了上百人。当时的医院根本谈不上抢救，没有什么输氧，没有什么输血，连吊针都没有，好多伤员还没有轮到抢救就早没气了。这能说不是故意的。（众：马力还说不要光听死难家属的，难道我们把一桩桩血案公诸于众，是骗人说假话！那叫他来啊！给我们面对面说清楚！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怕我们找他算账！）

难友袁淑敏发言说：马力这样说是对死去的人、我们受难的人不负责任，军队屠杀老百姓我们都是亲眼目睹。从天安门到复兴门，死的死，伤的伤，一堆一堆的，那多着呢，都不敢看！夜里三点钟，儿子没回来，我和儿媳就去找，在长安街一带，我们俩步行去找，没有路灯，黑乎乎的。天亮又去找，那时去找的人多了去了，不光我们找，还有很多人都去找。我们整整找了一星期才找到，所有的医院的太平间我们都找了，就说复兴医院的存车处，尸体堆得那么高，一层一层的，很多去找的人带着白手套，沾着消毒的石灰，踩着尸体到里边去扒。这都是亲眼目睹的事情，还不叫屠杀，死多少人才算屠杀？这些死的人不都是无辜的吗？还说坦克不能把人压成肉饼，那坦克从人身上压过去不就压死了，非得压得粉碎才叫肉饼！说这种话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众：马力把坦克压死的人比作猪，真是丧尽天良，哪还有一点人味！）

参加这次座谈的难友们用一桩桩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血的事实驳斥了马力的谬论，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尽述。难友们都把这次对马力的抗议和谴责，看作是坚持“还原六四真相”的一个实际行动。大家都表示，如果对马力的言论听之任之，保持沉默，那么今天出一个马力，明天就会出现更多的马力；不仅会出在香港，还会出在大陆，出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我们这十多年来为揭露真相所做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

（二）“共产党把我们当敌人”

十八年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承受着巨大的伤痛，无处说话，无处伸冤，但他们坚持了不屈的抗争。从而，他们成了中共当权者的打压对象和眼中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被列入这个打压名单的，不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仅是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尹敏等群体的主要人员，其中还包括北京的赵廷杰、张树森、张振霞、金贞玉、杜东旭、尤维洁、黄金平、张艳秋、郭丽英……以及外地的吴定富、孙承康、周治刚、潘木治、刘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难友生前受尽警察的野蛮暴行，现已先后离世，其中有吴学汉、苏冰娴、邝涤清等等。粗略算起来，这十八年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难友不下七、八十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历次公开信的联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统经常采用上门恐吓、出门跟踪、电话监控以及软禁、传讯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无端地限制、剥夺“六四”难属的人身自由。有些边远省市，还沿用了毛泽东时代对待地、富、反、坏、右等“管制分子”的规定，即出门要批准，回家要报告，平时不许乱说乱动。这说明中共当局面对“六四”的恐惧和虚弱，他们惧怕难友们联合起来，惧怕他们向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也说明，“六四”难属这十八年的抗争，使中共的掌权者感到了威胁，成了中共权势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遗孀付媛媛回忆了这些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她说：我丈夫邝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镇压”，就是被枪杀，中间一代没完没了地挨整，总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但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89年邝敏遇难，我公公咽不下这口气，豁出去参加了难属群体的签名上书活动，从此不断遭到警察的监视和盘问。我公公前年含冤离开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问居委会：“邝涤清最近没有事吧！”（指有没有给政府找麻烦）居委会的干部回答说：“早死了。”这位民警的第一反应竟是：“这下我们可省事了！”付媛媛说：我不恨那些民警，他们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是奉命行事，但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伤人了，当我们什么了？！把人家打死了还不让人说话。

付的公公叫邝涤清，遇难的丈夫叫邝敏，邝敏遇难时，刚结婚不久，没有孩子。此后邝老先生就与儿媳一起艰难度日，儿媳悉心照顾这位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没有再嫁，近年来，她皈依了佛门。

在这次座谈中，难友袁淑敏也谈到了公安警察对她家的骚扰。她说：多少年来，每到“六四”，他们就找我，民警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一个，找我；换一个，还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会，一看派出所来了四五个人。他们审问我说：你们的组织谁是负责人？谁是“头”？我回答他们：我们没有“头”，你是问我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那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组织，我们都是自个儿走到一块的。警察又问我，那么你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去的？我说，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宝山，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不都要去八宝山扫墓吗？碰到别的家属，大家就不能叨唠叨唠心里的话，一叨唠，大家不就都认识了吗！警察还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你指什么呀，我告诉你，有男有女，你问这干什么，什么意思。警察还盘问我谁动员签名的？我回答他：谁叫我签我都签，你叫我签我也签，只要能解决“六四”问题。

难友们这么多年与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渐渐就学会了怎么应付。徐珏女士为我们难属群体作了很多事情，是群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她在发言中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节，有勇有谋，也很团结，很民主，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这么长久的抗争，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并不孤单，包括单位的同事也都对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时便衣警察跟到我单位，我的同事都不回避。但是，政府却对我们非常冷漠。我不知他们害怕什么，常常把我们限制在家里。那年赵紫阳先生去世，要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张票，后来公安的人发现了我是难属，就来了七八条大汉，不许我出门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还讲不讲一点人性！后来我出去买菜，他们也不让，说帮我去买，我说你们买的我不爱吃。我偏要出去，他们就上来拉我，我说你们敢动我一下！他们强迫我坐他们的警车，我拒绝，我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他们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场，但回来的时候，还是强行把我塞到了他们的警车里。你说，这叫什么？老百姓都骂他们。我的邻居劝慰我，给我送菜送饺子。他们怕我想不开，出意外，我说我死了儿子，丈夫又气死了，我不会去死了，死了他们高兴。

由于难友周淑庄已经半瘫痪，无法出席这次座谈会，丁子霖向在座的难友介绍了周淑庄近年来的情况。周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因频繁地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精神过度紧张，不幸突发脑溢血，从此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靠轮椅行动。但就是这样，警察还不放过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对她严密监控，不许出门。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里，经过来来回回反复交涉，才允许连人带轮椅把她抬到警车上，一路警戒开到目的地——西郊万安公墓。这里长眠着七、八位“六四”死难者。对于一个基本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用得着这样惧怕吗？据说，是为了阻止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其实，难属们无非是向死去的亲人献上一束鲜花，洒上一杯浊酒，表达一下追思与缅怀而已，并不想借此制造什么轰动的新闻效应。

中共当权者至今不肯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肯消除头脑里的敌对意识。在他们眼里，天安门母亲群体正是一个与其政权敌对的群体。他们不敢公开取缔，就实行严密的监控，剥夺其行动自由。

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她们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说到底也是一种维权斗争。这次在座的很多难友，都谈到了自己这些年来与警方有理有节地进行抗争与周旋的故事。她们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不容辱没自己死去的亲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交易。他们都主张，在上述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警方的冲突，尽可能争取警员的同情。因为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人，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呢。

（三）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在这次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难友都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一定要为死者讨回公道。公道在我们这里就是公平和正义，就是要为死者争得一个符合人类公平正义的评价，恢复他们被污损的名誉，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为此，天安门母亲将继续坚持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即：要求重新调查和公布“六四”真相；要求对惨案的受害者道歉和赔偿；要求对惨案主要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这三项要求已经提出十二个年头了，但政府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参加座谈的难友认为，这三项要求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共识，是我们这个群体得以存在的根据，必须年年讲，反复讲，让全世界都知道。难友们指出：十八年来，我们这个群体从几个人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八人，就是靠这三项诉求逐渐凝聚起来的。我们不会改变，更不会放弃。至于怎样来实现这三项诉求，如何消除实现这些诉求过程中的种种障碍，难友们可以见仁见智，发表不同看法。我们不强求一律，但需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难友赵廷杰的发言中，首先对有人把“六四”死难者称为“烈士”提出异议。他说，共产党喜欢把那些为他们“打江山、坐江山”而付出生命的人封为“烈士”，而我们的儿女则是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死的，是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死的，而不是替别人去卖命。我们要求为死者恢复名誉，也并不是要封他们为“烈士”。将来要树立纪念碑，也不是什么“烈士”纪念碑，而是“六四”死难者纪念碑。

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提出三项要求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听说共产党的“烈士”家属提出过这些诉求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诉求。赵接着说：三项诉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大家也都没有分歧了。那么我们就要坚持下去。

他重点谈了这三项要求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他说，我们的第一项诉求就是要求调查和公布“六四”真相。这是我们难属群体做得最早、最多、付出最大心血的一件事。我们这些人最初互相认识，就是从讲述自己亲人遇难的真相开始的。我们此后多次公布死难者名单，发表寻访实录，都是为了寻求真相。要是没有这些真相作证据，共产党就会赖账。这次马力说没有屠城，如果没有我们的证词、照片等等，就没有力量反驳。现在人们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掩盖真相。我们还要让外国人知道“六四”真相，争取世界的关注。今年两代会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这是非常必要的。

再说道歉与赔偿。赵说：我们要提出赔偿，但我们不在于要几个钱，主要是要讨一个公道。去年四川成都的周国聪案，给七万块钱，就闭嘴，就不再追究，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这个问题不是小事情。我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外围的人，不是难属的人，来找我们中的一些人，参与我们的运作，这就会把事情搞乱。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将来有一些难属，不一定是在座的，他们可能各行其是，抛弃三项诉求，追求单项，与政府达成协议，说只要你政府给钱，我就不管别人，也不要什么道歉，不要什么法律追究。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但不会很多。这也不奇怪，社会本来就是复杂的。有人这样做，我们会尊重他们，这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作为群体，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去年发生周国聪案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政府给一些生活补助，可以接受，但不能附加政治条件。如果我们答应了政府提出的什么条件，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亲人呢？

在座谈中，难友们也谈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关方面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有了一些改变。比如难友袁淑敏谈到，最近以来他们那里的居委会，常常到她家里表示关心，送一些小孩的衣物之类。她说，我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我必须解决死去的儿子问题。在座的难友都认为，这并不表明政府在“六四”问题上政策的松动，不过基层居委会这样做，总比公安们虎视眈眈、动辄威胁、训斥好一些。中央不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吗？我们欢迎。我们更欢迎中央领导人到难属家里来走走。总理温家宝不是常常到边远地区去访贫问苦吗？他见了贫困农民就拥抱，就流眼泪，那就到我们难属群体中来吧。我们欢迎他。他要是真来，那我们才相信中央真的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在座谈中，有一些难友还提出，我们年年提出要同政府对话，已经提了十多年了，但政府始终不予理睬。死猪不怕烫，我们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很难回答。主持人丁子霖想起了一位外地难属的话。她说，几年前，安徽的难友郝老先生来无锡看我。我们谈到了写公开信的事，我问郝先生我们的公开信还写不写？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写？这个经我们得年年念！不念就等于默认了当年他们的屠杀。”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做什么事，怕就怕急功近利，没有常性。有人说我们年年给共产党写信，是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跪求共产党。要是说有些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那还差不多。我们给共产党递公开信，是将共产党的军，逼迫他坐下来谈。他不肯坐下来，那他就输了理，失去了人心。有多位难友说得好，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不必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事情没有落在那些人的身上，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四）激进与渐进

岁月不饶人，当年失去孩子的母亲，今天大都步入了晚年；当年失去丈夫的妻子，也已五十上下了。在最近的七、八年里，我们已有十四位一起抗争的难友离开了人世。“六四”问题再拖延下去，很多年迈的母亲就看不到讨回公道的那一天了。想起这些，大家都有一种无奈和悲凉的感觉。但是，如果因为看不到结局就放弃抗争，又怎能心甘呢？怎能对得起死去的亲人呢？凡事都有个积累的过程。没有前人的积累，后人就得从头起步。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坚持，绝不能放弃。

这次座谈，很多难友都谈到了近年来海内外民运界关于激进与渐进的争论，认为这样的争论对我们群体的抗争是有启示的。

难友赵廷杰在发言中说：“六四”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开整个世界的大气候。我是主张渐进解决的。因为事实上不可能马上解决。渐进解决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国内潮流。但有些人遇到事情很激动，恨不得把共产党都抓起来杀了，把共产党推倒，翻它个底朝天。这种看法不现实，也不可行。我们主张点滴积累，主张先易后难，把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先放一下，并不是不要解决。我觉得这样做是可行的，否则反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我看来，现在对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抗拒，有各种力量，不光是我们“六四”难属，有党内的，有党外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还有军内的。对于这些方面的力量，要互相忍让，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据我看，不要小看了今天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党内的反对派，他们的根基比党外人士、党外反对派深得多，他们比外面的人更了解共产党，他们抓住共产党原先说过的话，质问现在的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就无言可对，也没有办法整治他们。从一些材料看，现在党内的极左势力还很猖狂，他们历来存在巨大的能量，靠外面的力量无法制服他们，只有党内的“右派”（民主派、反对派、开明派）才能抗衡他们。因此我们要同党内人士联合起来，同他们交朋友。比如像李锐、谢韬，等等，丁子霖他们同这些人的关系很好，将来解决“六四”问题，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赵廷杰在他的长篇发言中还说：根据现在的世界潮流，我认为像过去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一个人说了算，恐怕是不可能存在了。现在讲制度的转型，我想这种转型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没有毛、邓这样的绝对权威了。讲转型，说的一定是和平转型，和平的转型又一定是渐进的（蒋培坤插话：反过来说，搞激进总是与革命、造反、武装暴动、军事政变等等连在一起的，搞这些付出的社会代价太高，付出的生命代价也太大）。

赵进一步谈到，“六四”问题只能放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去解决，不可能单独拿出来解决。这一点我们难属一定要明确，如果我们沉不住气，就很可能犯错误。我想今天的领导人，他们不是“六四”元凶，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目前我们还看不出他们能拿出勇气来解决“六四”问题，所以我们还不能乐观。

赵最后说，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平常谈得不多，但我们必须关心，因为我们的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要慢慢走入这个轨道。

在这次座谈中，遗孀尤维洁也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她说，89年的时候，学生上街反腐败，争民主，天安门广场聚集了那么多人，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年轻学生担负了历史的重任。我去天安门广场的那天，看到天上有飞机在盘旋，但学生并不怕，一位学生还笑着说，把炸弹扔下来吧！但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后来真的开枪了。当时北京市民都出来了，把汽车推到大街上，把学生挡在安全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因为学生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说实话，我当时看了也很感动，非常感动。一个国家只有经济的进步，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制监督，只会是一部分人受益，大部分人不可能受益。学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支持那场学生运动。但是我也不赞成当时一些偏激的行动，比如把某某领导人的画像用绳子吊起来，还有那些打倒某某某的大标语，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可以对国家的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要是去攻击某某领导人，（插话：当时学生还没有像现在有人提出推翻共产党），那就只会激化矛盾。那种偏激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共产党长期教育的结果，共产党就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我这样认为，不仅仅是因为我丈夫杨明湖被打死了，我看到了医院里血淋淋的场面。我确实是不赞成那些极左的东西。我们国家过去发生过很多灾难，特别是文革和“六四”，当然责任在共产党，这里罪与错是不能混淆的，但是老百姓容易走极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吃够了偏激的苦头，不能再让文革、“六四”那样的悲剧重演了。

在此次座谈中，大家也谈到了去年在民运界的另一个争论，即有些人主张革命，主张推翻共产党，主张改朝换代，由此对我们天安门群体走的路表示不满意。对于这样的看法，很多难属都表示不同意，认为我们的路是经过长期抗争做出的选择，是一条正确的路。如果像文革那样，乱哄哄的，就会给社会、给老百姓造成新的灾难。有难友指出，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主张和平、理性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符合今天世界的潮流，没有必要去改变。

最后尤维洁谈到我们这十多年的抗争。她说，我们做了那些事情，也许看不到结果（插话：你们还年轻，相信一定能看到），因为今天当权的人要拼命保住他们的小集团利益。但我相信，我们这个群体，无论年纪大小，十八年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贡献。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死去的亲人。

（五）痛苦的抉择

座谈会主持人丁子霖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灵上的。十八年来，面对国仇与家恨，面对苦难与责任，我们的内心，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爱与恨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无疑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因为，我们需要作出痛苦的抉择，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

在座的各位难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撩开昔日的伤痕，提起经受的苦难，我们仍然是那样的锥心刺骨。这种伤痛是任何时候都很难平复的。难友周国林这次是带病参加座谈的。他儿子遇难当年，年仅十五岁。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啊！但罪恶的子弹无情地夺去了他刚刚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后，一个大男人，说起这些，仍然泣不成声。遗孀吴立虹，一开始发言，就哽咽着说不出话，大家劝她慢慢说，却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但她忍住了一场痛哭。

遗孀黄金平说：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个家破人亡，2004年当局又把我和丁老师、张老师一起抓了起来，受尽了屈辱，哪能没有仇，哪能没有恨，这事搁到谁身上都一样。但是我们能去同共产党去拼命吗？不能。以牙还牙、冤冤相报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也不能。（众插话：共产党杀人杀得多了去了，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共产党的样板戏里说：仇恨入心要发芽。共产党鼓励老百姓向阶级敌人报仇，说血债要用血来偿还。土改、镇反时搞诉苦会，搞公审，把罪不该死的人都杀了，以后每次运动一来，就死人。我们还能去学共产党的样吗？）

遗孀付媛媛前面谈到过她丈夫邝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说她公公的父辈在土改中被“镇压”，89年他的儿子又遭枪杀。这是共产党造成的这样的血泪仇。按理说我们也应该把共产党“镇压”了。但这样做解气倒是解气，却终究不是个好办法。

难友徐珏发言说：我们只能理性的对待，我们的三项要求，就是理性的对待。现在不是提倡法制吗？那么我们就按法制来解决。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该审判，就审判。过去是拿起刀枪，现在应该拿起法律武器。

赵廷杰说，我还是那句话，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利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社会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解决“六四”问题，也只能从改变制度着手。（蒋培坤插话：因此我们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难友尹敏是个急性子，她说她等着盼着能早日解决“六四”问题，现在我们太理性了，再这样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决，到我孙女这一代可能会解决，但对咱们这些人已毫无意义了，我们也就死不瞑目。（众插话：共产党怕不怕我们，怕我们什么？他不怕我们上天安门，开辆大客车把我们装走完事；他怕我们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吗？也不怕，说不定还欢迎我们去拼呢，这样他们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共产党最怕的是我们的和平、理性，因为我们这样可以争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就会转过来对他施加压力，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外国人施加政治压力。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听大家这么一说，尹敏也觉得是这个理。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还是克制，还有个头吗？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渐进地推进民主，实现和平的发展。中国也要适应这个大趋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能例外。

难友高婕说话不多，她只是静静地听着。听大家争论，她开口了：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走得越稳当越好。我也不主张去同共产党去拚命，一是我们没有力量去拼，二是这样做老百姓也不会支持。

丁子霖接着上面的话茬又说：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仇恨入心”，同样要“发芽”，但是这个“芽”长出来的不应该是偏狭的报复心，而应该是寻求公平、正义的平常心。

她接着回忆了2001年难友们讨论《天安门母亲的话》这份声明时情景。她说，当时我们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定稿会上也曾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通过了那份声明。丁子霖念了这份声明中的几段话：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丁子霖说，这些话都发自我们的内心，是我们从血淋淋的现实中体悟到的历史真谛。当时我们说这些话，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次遭到无辜的杀戮，不能让其他母亲遭受到我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今天，这些话仍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今天在座的，很多参加过6年前的那次定稿会，那是很值得我们怀念的。

（六）尾声

丁子霖：两次座谈，参加者每人都发了言，有长有短，争先恐后，气氛热烈。这是十八年来的首次。以前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议论，还曾召开过无数次的定稿会，我们每次发公开信、发声明，都要在一定范围内反复协商，认真讨论，有时一个文本讨论还不止一次。正是通过这种畅所欲言的自由讨论，才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但今年这次座谈会不同于往年，我们年初就着手准备，不少难友还看了一些参考资料，写了发言提纲。今天出席的大部分是工人、普通职员，知识分子是少数，但大家都能说到一块去。

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但都是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事情。从大家发表的意见看，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还可以继续交流。

有朋友担心我们开这样的座谈会当局会不会干涉，会不会带来麻烦。我觉得不会。我们是履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言论、集会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如果大家愿意，这种座谈会今后还可以开，多开几次，也就觉得很平常了。

参加座谈的难友们也都表示，这次座谈会把平常闷在心里的话都倒了出来，心里就觉得痛快、舒畅。希望以后常开。

天安门母亲   2007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