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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温家宝先生特别讲到：“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显然，这不是号召大家都去读天文学著作，而是强调具有超越性的思考的重要性。凑巧的是，最近上市的新书，同济大学哲学学者的著作占到相当一个比例。说这话之前，我反省了一下，是否因为自己也供职于同济大学，所以爱屋及乌。但是，我想即使自己不在同济大学，依然不会漏过这些关注天空的书籍。

陈家琪先生以中国的问题意识为参照，写下具有个人特色的西方哲学史《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全书没有采取教材常用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而是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仿佛思想蒙太奇，不仅闪现着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名字，还涉及到君权和相权、“帝党”与“后党”、帝制和共和等中国问题。孙周兴先生翻译的《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属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既是重译也是新译，它以科利版《尼采全集》第12、13卷为原本，与此前译本有着显著不同。在阅读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一个朋友的英文名字叫gin，我一直不知所云，看到书中提到“gin是阿拉伯文，意为spiritus(精神)”，才知道这个朋友是如此有追求的思想女青年。张闳先生的《黑暗中的声音》，是对鲁迅《野草》的诗学解读。可以看出，张闳试图藉此建立自己的诗学研究范式，很难相信这是他十几年前的博士论文。

同济大学哲学系和同济大学出版社，刚刚举办了同济·德法哲学丛书暨程抱一教授、高宣扬教授新书发布会。在这套丛书之前，我只看过一本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书，那就是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这本诗歌红皮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史的重要文献。此次，程抱一先生出版了诗总集《万有之东》，高宣扬先生继《萨特的密码》之后又推出三卷本《德国哲学通史》，徐卫翔先生则翻译了《西蒙娜·薇依早期文选》。

除了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诸多专著和译著，上海的书店里还有其他许多新书。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开·闭·开》(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我这几天反复阅读的诗集，作者娴熟地在天空的世界和脚下的世界之间书写：“我的灵魂会变形：时而是我吹拂的头发，／时而是行走时刺痛的双脚，／时而是欢快而跳跃的双脚，时而是我的眼睛、眼睑，／甚至我的睫毛——这些都是我的灵魂。”(《我父母的住宿之处》)帕慕克的《雪》(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到一个人：“他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放生活，然而他对政治从来都没有丝毫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诗，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诗。”前不久去世的俄罗斯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一定对此深有同感，只要把诗换成音乐，就可以放在他身上。我曾“恶毒攻击”《白色城堡》(上海人民出版社)定价有注水之嫌，9.9万字、5.375印张、20元，这次《雪》的定价让我赞叹不已，31.6万字、14.25印张、28元，在此“严厉表扬”一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继推出“女性系列”之后又推出“海外学子系列”，张英进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首当其冲。作者在“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的框架里重新解读了那些熟悉得几乎让人丧失感觉的作品，发现《子夜》里偷窥快感的效用，发现陈白露身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任东来等先生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是我这种“法盲”自学法律的扫盲书目，这次他又与朋友推出《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还有一本《美国宪政的守护神：10位最有影响力大法官的司法人生》，这三本分别是美国宪政历程的“案例篇”、“法院篇”、“法官篇”，很有些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的意思。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法制出版社”能够更名为“中国法治出版社”呢？法制和法治，完全是两码事啊！

 

 

我曾经给报纸写过北京的书情，方法是把一个月来新出的一些好书摆在一起，然后想想这些书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可能关系，并且从中找出一个漂亮的主题。就我的阅读感受，其他人写其他城市的书情，道理似乎也差不多。一般来说，这样编派出来的文字报纸总是欢迎的，但它是不是真的可以算作某个城市的书情，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按照老办法，我基本上确定了五月北京书情的主题：怀旧和想像。下面是我对这个主题的简单叙述，我相信，如果我的文字漂亮一点，这一定会是一篇合格的“书情”。

第一本书是张北海的《侠隐》。在小说前面的推荐序里面，王德威把这本小说夸上了天，这我们且不去管，但说它是对老北平的一曲挽歌，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在张北海悠然的文字中，旧京梦华，历历在目，让人忍不住生出一种也要找关大娘去做一件大褂的冲动。不过请注意，张北海离开北平时还只是少年，他不大可能凭借不多的记忆就复制出一个如此完整的旧北平。在记忆和历史资料之外，《侠隐》的世界，说到底更像是作者与读者共同想象出来的结果。

《侠隐》之后有《瑰宝》。韩素音的小说怀念的可就不是北京了，而是中国。这本50年前的英国畅销小说以中国为背景，把个缠绵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婉转动人。更要命的是，尽管作者在国内也算大名鼎鼎，但这本处女作愣是第一次引进出版，于是50年的等待更有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就像小说的最后一部的标题，“起点与终点”交织在一起，记忆中的往日中国，在小说和想象中同时复活。

怀旧北京，想像中国，下一本书应该放眼世界了。可以挑本稍稍早一点出版的，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这是在想像中对古老土耳其的复活，如果要选这个月的新书，伊莎贝尔·阿连德，这个“穿裙子的马尔克斯”，这个把魔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女人，她写给90岁叔叔的长信，带来的又是一种怎样的记忆啊……

差不多了。在“怀旧和想像”之间，我的五月北京书情已经基本可以完成。可是，就像我一直疑虑的那样，这样一个题目，真的是“北京书情”吗？毕竟，在这个股市快要涨疯了的月份，大概没有几个北京人是在“怀旧和想像”间过日子的，真的要想像，他们大概会想像自己的股票天天涨停吧？

总的来说，我其实不大知道书情二字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大卖场里的图书销量榜么？那不用说，《孟宪实讲唐史》、《王立群读史记》肯定是最红的书，这在北京和在全国其他的城市一样。或者，书情应该是指媒体使劲追捧着的那些书？比如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有雷蒙·阿隆的《论自由》，一个月来，这些书被北京、上海、广州的很多媒体谈论，而且还在很有品位的民营书店里登上排行榜，但是这些书真的和哪座特定的城市有关系吗？又或者，书店里的新潮流可以算作书情？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商，一位很优秀的出版商，他正在非常努力地、与时俱进地鼓捣一本关于“股指期货”的书。他从5月初开始组织稿件，那时市场上只有一本这样的书，可是等到5月底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稿子，而“市场上又出了4本这样的书了”。完了，时间就是金钱啊！看看书店里面一排排码放着的“股指期货”以及股票、基金等投资项目的指南，再看看读者趋之若鹜地学习激情，这何止是潮流，简直就是来势汹汹的集体癫狂！这，算不算书情呢？

虽然这个月我基本上只是在北京呆着，可是我有理由相信，国内的其他大城市，书店的情景、报纸上推荐的书，大体上总是差不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所谓“北京书情”的最后一个特点，或许只是这些书大部分是在北京出版的吧？最后，和这个惟一的特点相关，我愿意报告一条或许真正可以称作“书情”的消息，一家崛起不久，曾经出版了“电影馆”系列、汉娜·阿伦特著作等诸多好书的出版公司，正面临着可能消失的困境。当然，对于北京那么多做书的人来说，这个消息，也许并不那么惊人……

北京，有很多书，有很多做书的人，有更多读书的人，但是似乎，真的没有书情。

 

 

读书趋时，往往为术业有专攻者所不取，在他们看来，只有为着心中的问题去读书才是正途。不过，有些问题的产生也是因了时事的刺激，即身边正在发生、媒体正在报道的事情积聚成为人们的疑问，以至一定要去探求其真相和渊源，这样的“现场即兴问答”未必就全无意义。比如今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官方和民间届时都会有所表示，出版界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香港十年”乃至香港开埠以迄于今的历史就成为一种叙事和命名的对象。对此，专业研究者多半不会不予留意，便是一般有兴趣者去了解一下也不无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单纯的兴趣，我才去翻了近期上市的两本有关香港的书——曹景行的《香港十年》和韦尔什的《香港史》。曹景行1980年代末移居香港至今，由杂志而报纸而电视，既是资深新闻人又可算是“老香港”，自应见惯了香江风云和康城百态，恰好又是学历史出身，因此透过他的眼睛，我们这些信息闭塞的内地读者当能看到香港的一些面相。《香港十年》编辑的说法当然更吊人胃口：本书“真实记录了1997年六七月间香港社会的各色景象，以大量的生动细节丰富了关于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不过，看到“屈辱一百五十六年，应感谢殖民主义？”和“回归日看《鸦片战争》别有感受”这样的篇目，我就提醒自己要有平常心，径取可取之处足矣。

韦尔什应该算是英国当代著名史家了，出版有英国史、南非史、澳大利亚史等多种著作，这本《香港史》据称是迄今为止西方出版的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一直颇受好评。当然这只是听说而已，到底好不好、怎么好需要每个读者自己去辨别和判断。匆匆一瞥之后，我稍微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此书对香港历史的叙述下限停在了1990年，离回归之日尚有八年之久，而在这八年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无从知晓了。当然如果把《香港史》和《香港十年》连在一起来看，也许勉强可以接续上，但毕竟两书的体例不同，取舍的标准也不同。虽然作为专业史书的《香港史》于“原料”也会有所取舍，但毕竟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而且既是通史必然要有广泛的涵盖性，方方面面都有照顾到；而《香港十年》作为散篇文章（或描述和评论）的结集，虽然触角也广及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但从总体来看毕竟呈现为一种平面化的铺陈，少有专业史书的纵深感，挂一漏万之憾就更是在所难免。

除了凑热闹翻翻有关香港的书外，我还想简单谈谈正在看着的一本叫做《封面中国》的书。作者是知名学者、作家李辉，曾为《收获》杂志撰写“封面中国”的系列文章，本书就是这批文章的结集。据说李辉先生有志于写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但我想他在撰写以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仅限于1923年至1946年）为描述对象的系列文章时，未必存有此念。本书更像是一本研读民国历史的手记，而其文体也是散文（历史散文），作者的感怀不时见诸对历史的追述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面中国》的体例倒是与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和《西班牙旅行笔记》有些相像，“（散）文以载史”，灵动之中显出凝重，诗情之中糅入史意，自是别有一番风致。

 

一九八九年六月，来自上海滩的江泽民在邓小平亲自指挥的北京戒严部队的严密保护下，以坦克开道，借机枪压阵，逼迫赵紫阳拱手让出总书记交椅，从此开始了中共政权“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时代，中南海的红墙便向汪道涵日夜敞开。

江泽民一九八五年在上海时，是从汪道涵手中接任的上海市长职务，海外报道文章曾经报道过此二人关系的非比寻常，但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他们之间曾经过的上下级和“新老交替”关系，对于二人如何成为忘年之交的细节，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鲜为人知。

无论是刘澜涛之于李鹏、还是李一民之于乔石，其间不过都是前辈提携后进的关系，用共产党的官式语言解释，即所谓的“上下级关系”。而汪道涵之于江泽民，在有所谓“上下级关系”之前，即已有多层的私人关系。没有汪道涵的大力举荐，就没有江泽民在外经部门一步步出人头地和到上海主政的关键经历，自然就没有被选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机会，而主政中南海后，如果没有汪道涵在幕后撑腰和及时点播，哪来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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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小时候家住四合院。记得70年代初，不时总有要饭的，到了吃饭时间挨家敲门要饭吃。每家每户都会给些隔日的剩馒头剩饭，我母亲却总是拿出刚做好的新鲜吃食，有时甚至把要饭的招进屋，让他们喝上一碗热粥。

说实话，我们几个孩子对母亲这样的行为挺反感的。长大了，讲起“60年冬天”的苦日子，小球藻、裙带菜之类的，我对那段饥荒岁月的印象仅止于此。

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读过丛维熙的《走向混沌》，里面描写的饥荒之苦令人骇然。那时，我20岁出头，读罢不免心有余悸。整个80年代是反思的年代，这样的大背景激发了我了解那段历史的兴趣。

对于那段历史断断续续的探寻持续了十几年。2004年，我读到了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从傍晚一直读到黎明时分，当时的感觉像是神经末梢的每一寸都被尖锐的针刺痛。之后几天，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你一定要读杨显惠！

再读杨显惠，就是新近出版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了。1958年到1960年间，定西是甘肃饥荒重灾区，一间专属儿童福利院收养了许多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孤儿。杨显惠是在90年代初与他们结识的，他先后对这些幸存者进行了寻访，写下了令人不忍卒读的22个苦难故事，于是，有了这本《定西孤儿院纪事》。

搜粮队满村搜粮食，私藏粮食的，脑袋被打成了南瓜一般大；半夜生火做饭会引来搜粮队的地毯式搜索；大雪天背着收容所的口粮，路遇一家三口，手持剪子，豁出命抢走了粮食，这三口带着抢来的粮食上路，也被抢了，面粉洒了一地，一家人一口雪，一口面，全吃了，结果撑死了；无粮可吃，最后，连榆树皮都成了入口的吃食……

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比比皆是。与《夹边沟纪事》不同，在这本书中，杨显惠以寻访者的角度切入，记录了这些孤儿在饥荒岁月的遭遇种种，其中不乏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杨显惠写了这样一句话：“人就是这样，越远的事情越容易淡漠。”在我看来，淡漠，尤指曾经亲历那段岁月的人，他们亲身体验过饥荒之苦，而今，有关记忆却已逐渐远去，甚至被一点点遗忘，好像一切不曾发生过。

在这个意义上，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颇具深意，它让沉睡的往事复苏，进而，为人们提供了从鲜活的历史中获得反思的依据。

掐指一算，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已经过去快50年了，这样说来，杨显惠的纪事就有了抢救的意义。50年，那些亲历者已经或即将走出我们的视野，再过几年十几年，倾听亲历者的口述也将是不可能的事了。历史给我们的遗产不只是辉煌的篇章，惨痛的教训更应成为不能忘却的纪念，它可以让我们时刻警惕如是的惨剧再次发生。

评论家们围绕着《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杨显惠的文笔或功力大谈特谈，那些溢美之词在鲜活的历史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杨显惠的文本意义无需评论家给予任何文学价值的奖赏，他是个忠实的记录者，在被忘却的历史真相面前，忠实记录本身，已经足够托起写作者的伟大良知了。这份依稀尚存的良知也足够让那些在沙龙里空谈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无地自容了。

 

 

去年11月，三联书店推出了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选《历代大师》，这是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里较为生僻的一位。对于“发掘”式的作家，出版商都会给出能够立马拉近与普通读者距离的标识，比如“阿尔卑斯上的贝克特”、“海德格尔思想的实践者”等等。然而大半年过去了，这部包括两个短篇集、两部小说的作品集，这位令耶利内克自愧不如的作家、令他的祖国“蒙羞”的作家，除几则短评外，媒体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对于这样的作家，或许是资料太少，知道分子尚来不及普及，但我以为，更有可能是太多标识给人以艰深之感，造成阅读的缺失。我听到的唯一评价是，他的剧作在北京上演时，观者甚少——还不够大师、还不够艰深么？

有趣的是，在同一月，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巴赫曼，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她的作品集，包括小说、诗歌、广播剧和杂文。伯恩哈德在1989年去世，巴赫曼更早，1973年。两人在中国的境遇十分近似，况且巴赫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要在这个出版社的众多外国文学作品中挑选出畅销的纯文学作家和大师级作家已属不易，何况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大师？更有趣的是，在2007年1月，有一本伯恩哈德的传记问世，这本《伯恩哈德传》同样给出了不少的标识；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一个剧作者对大师的认识过程(作者许洁有云，“支离破碎的词语令人不知所云，反复缠绕的句子使人心浮气躁，我实在不明白这位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大人究竟要说什么……”)；系由中国人撰写而非常见的学者或传主的亲朋好友撰写。这本大师的传记和大师的作品选一样，被提到得非常少。我宁愿相信这是媒体从业者目光短浅的看法，事实上无数读者正在默默阅读着大师，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位。只是，假如马尔克斯的回忆录翻译出版了，读书界恐怕不会如此平静的。

伯恩哈德曾经借助自己书中的人物对巴赫曼的诚挚情感(《消除》)，来表达他对巴赫曼的赞叹——别忘了他们是同胞，更别忘了伯恩哈德的尖酸刻薄。与其说，要了解奥地利文学、德语文学必须得读他们，不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名单之外，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师名单存在。因为《伯恩哈德传》，我读了一遍《历代大师》。如果你难以消除大师所带来的艰深晦涩，我建议你读一下短篇集《声音模仿者》和《事件》，如果正好你又喜欢散文化的小说叙事(伯恩哈德的作品性质往往在小说和散文之间)，那么，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师或许有望挤上你私人的大师排行榜。

 

罗素曾经开玩笑说，一群天天被农夫的谷糠喂得饱饱的鹅，再怎么归纳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它们会被拧断脖子。忽然记起这么一段话，是联想到手中正读的几本书。

李零是北大教授，近年来屡有佳作。他的《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考》，学界评价很高。学术之外，李零也乐意写点随笔之类的“边缘文字”。2005年他的随笔《花间一壶酒》貌不惊人，却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其中也有我。李零的随笔文字有着寻常文人少见的狠与猛，用他自己形容野史的两个字最贴切，那就是“胆大”。他有一篇《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将曹刿、专诸、要离、荆轲一股脑都写上恐怖主义的祖宗牌位，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如此大胆的文字能够成立，实是因为作者本人深厚的学养。在《兵以诈立》里，李零对《孙子》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其中对“奇正”的讨论、对汉字“零”的探究，别出心裁，又言之成理，让人心悦诚服。在山西农村插队的时候，李零将《孙子》十三篇全部抄下来，粘成一个纸卷，天天转着研读，就像玩拼字游戏一般。痴迷如此，加上长年从事考古、古文字以及古文献的研究，《孙子》在他的讲解下大放光彩。

《兵以诈立》是由课堂讲稿整理而来，用作者的话说，难免离开书本，东拉西扯，“神游物外”。不过我发现，像不少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一样，李零埋首故纸双目炯炯，一旦抬起头来眼前也有一抹黑的时候。将“镰刀斧头”误为苏维埃标志，继而推衍出一套镰刀斧头战术，似乎只是笔误。可将人类历史看成一部血泪史，将文明视同腐朽，说什么“文明招来了野蛮，就像腐肉招来了鹰鹫”，就与“愤青”言论没什么高下了。李零又说，人很虚伪，不如虎狼，不免觉得作者心绪难平，以至于情感混乱。到最后，一本史趣俱佳的书，竟然得出和《狼图腾》差不多的结论，发出“我们要做狼，不做羊”的呼告，其识见实难恭维。奥斯威辛之后，再推行“物竞天择”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泉下严复，恐怕也会为百多年后有如此不长进的学生而反侧吧？

在《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中，余英时谈到了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他说，依据柯氏的看法，凡是人的动物本性、冲动与物质欲望等所决定的人类行为都是“非历史的”(non－historical)，因为这些只是一些自然的过程。他认为，柯氏一语道破了人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真正分际。显然，余英时是赞同柯林伍德的人文主义历史观的。这些年来许倬云先生一直热情地为“催生世界新文化”鼓与呼，其人文精神不让前者。相比李零讥讽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不过是“服丧未尽的余哀”，其见识高下不用多说。

一个历史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为今日之世界提供一些借鉴，本是好事。可是贸然将历史与现在等同起来，或是以旧有观念指代当代精神，难道不是对历史学的讽刺吗？如果过去与现在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时间有什么意义？历史研究有什么意义？

五千年的光辉不能洞穿今日之黑暗，一万年的黑暗也不能湮没今日之光明。逻辑归纳，说穿了仍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之上。被谷糠喂饱的鹅，“归纳”不出末日。活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者，总该比鹅强些吧？

 

 

修道院和教堂是中古欧洲最安全的大房子，虽然不免有一些战火殃及，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录的那些事件，总体而言，它们很少被摧毁。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那些修道院不断加建增盖，在中世纪欧洲的一片荒野上，零星矗立着这些高墙深院，它们会给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那些在泥泞驿道上行走的旅人多少神秘的想像空间？就算他们跨进修道院的大门，那里总有一些房间不允许闲杂人等走进去，一些阴暗的走廊，走廊尽头有几间似乎从来也没人能够打开的密室。这些房子的年龄比他们的父祖更古老，每块砖石背后都好像传递着历史阴暗的回声，它们天生就是故事的背景。

修道院和教堂是让人舍弃肉体的所在，每一个走进大门的人都立下向上帝献身的誓言，在这里，要获得属灵的狂喜，肉体是微不足道的，可以鞭挞伤残，既如此，把无益的身体随意奉献给上帝的代言人——那些教士，似乎也仅仅是在逻辑上向前轻推一步的结果。事实上，中世纪后期盛传大量这样的故事，1731年，法国艾克斯地方法院大法庭受理的吉拉尔神父诉讼案中，处女卡蒂尔指控神父一面向她布道，趁她充满灵魂喜悦以至晕厥时上下其手，对其施以暴力和淫乱，一时间在坊间众口相传，且被编成剧本。

《蒙塔尤》一书运用宗教裁判所笔录材料，分析十三世纪法国奥克西塔尼小山村的日常生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本堂神甫肉欲旺盛的形象，他追逐村里所有的女人，“他的志向就是猎取”，他凭着他的“大家伙”四处寻猎，或诱惑、或强暴，甚至当面向某个“无能”丈夫的家人要求初夜权，像是当地的土皇帝。而那些女人呢，有一位名叫贝阿翠丝的女人就很喜欢本堂神甫的“温柔和淫荡”，认为他比一般世俗男人——“比其他男人更想得到女人”。

作者分析说，本堂神甫在村子里享有的威望和权利有助于他在女人方面的成功，此外，教堂拥有的财富也带给他更多“魅力”。这个教士可以跟他的情妇一夜“结合”“两次甚至更多次”，他的情妇充满柔情地给他抓虱子，同时听他讲述神学和“避孕的秘诀”。可见神甫拥有的“知识”也是他的性权利的渊源。

有个村民嫉妒地说：他们属于另外一个“骑士阶级”，他们“骑骡子、骑马、骑女人，此外不干任何好事”。教士们的性权利令其他男性怀恨在心，少数被宗教法庭判为“异端”的淫乱行为，立即被改编成民间故事，开始时，那些故事仍然带有谑玩嘲弄的轻松态度，但那种怀恨的刻毒愈演愈烈，有关教会人士的淫荡故事变得越来越怪异邪气，增添各种暴力变态情节，气氛也变得阴森可怖，终于发展成哥特式色情故事的一个类型。

萨德的《朱斯汀娜》(Justine)中，绝望的少女希望在“林间圣母玛丽”修道院里获得安宁，那个修道院深藏在密林山凹里，“再没有比那里更荒凉的地方”。她满以为会在这里找到上帝的安慰，却看到更多的淫棍，在修道院的深处，“收藏”着很多赤身裸体的女人，她们全都“肩膀上带着妓女的烙印”，“意识中带着处女的纯真”。她们是一群由这几名淫荡教士豢养着的性虐玩具，为满足他们色情的奇思怪想而存在。

哥特式小说和现代恐怖电影在本质上都承接着这个中古故事类型的色情遗产。表面上看，这类封闭空间中的色情故事带有令人惊恐的道德训诫，它们似乎对读者(包括女性读者)提出某种告诫——像哥特式小说一样，现代恐怖电影也有大量女性观众。但虚构的故事本身提供给读者一种“恐惧”体验，这种体验模拟着被收藏的性对象的惊恐和屈辱。它们一方面在某种过分夸大的程度上揭示男性“封闭空间”的淫邪本质，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一个色情想象的新空间。

 

 

宦术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

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

《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

……势危急。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确要高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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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乐籍说》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瑕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

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除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

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寓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反三，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

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

 

“五一”这个官方钦定的“黄金周”，全国人民集体大休假，搞得旅游景点处处人满为患，吃喝拉撒，污染加剧，臭味飘浮，环境受损不少。

不该凑这个热闹，但又无奈。这个假期我去了一个国家贫困县——千岛湖所在的浙江淳安县，与一个山村的中共最基层组织的党支部书记聊开了，他提到这个地方江泽民来过，朱熔基这个响大炮也来过，还有张德江、曾庆红也来过。我提到说现在的总理温家宝自称，全国2300多个县，他跑了1800个县，村支部书记却说“也是他吹牛吧”，他温家宝到过千岛湖吗？他发现农村农民遇到的真正问题吗？能解决吗？

我提到现在中央、省、市（地区）、县（市、区）和乡镇五级政府，那么多吃财政的人员需要人民养活，太劳民伤财，我就问书记：现在制度上设置的乡、镇政府的存在，还有没有必要？他回答说是没有多大用，但一旦撤消后“编制怎么办”，吃财政的人祇增多，不见减少，除了退休的，谁也不愿意下来。有的乡镇撤了，但这些吃皇粮的却又被并入其他乡镇继续工作，机构可以撤消，吃皇粮的一个也不能少。所谓机构裁减，总是做表面文章，治标不治本。

对于中国典型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状况，这名村里的方书记说，中国法律是一个特定的摆设，祇对下不对上，比如要求村里的计划生育、土地管理、村务公开、村干部收入公示、村财务帐目透明、零招待等等，似乎都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参照执行，但什么时候见过省里、市里的领导干部收入公示过？省里、市里什么时候实行过零招待？据专家测算，中国一年的行政机关吃喝招待费高达3000亿，公费出国、旅游达3000亿，公车消费达3000亿。以前人们经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换成了“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农村基层自治机构必须依照政策实行村务公开、零招待，而上面的乡镇、县市区、省政府和国务院，却是坚持将公款腐败进行到底，与专制皇帝时代的“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还提到土地私有化问题，记得我曾经与“向总理说实话”的三农专家李昌平聚过，他似乎反对土地私有化，现在村里的支部书记也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引发严重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农民，受教育水平差，文盲多，不懂法律，祇要家里有卖的，他们会因为孩子上大学、家人生病需要医疗等情况而不顾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可以卖掉，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卖掉，农民一旦失地，就什么也不顾了，就会真正影响社会稳定，怎么办，这都是头疼问题——既让农民保持土地私有权，又不能让他随便卖掉这个“命根子”，不知道总理温家宝对此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从现实看，中国的土地有两种，一种是城市土地，都是国有；另一种是农村土地，为集体土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没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城市居民使用土地最长是70年，农村居民承包土地是30年，都不是温家宝所公开宣称的土地使用权“永远不变”。如果农民不能对土地有真正的私有产权，政府的权力随时可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祇有给予或高或低的提地征用补偿款而已。举一个网上采集的个案材料，指杭州“圈地”36000亩，政府卖地成了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所以很多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被成为“土地财政”。材料显示，杭州市从1999年1月开始实施“土地公开拍卖制度”，从1999年到2001年，杭州老市区共推出商品房用地7859亩，而从1999年到2002年底，余杭区竟签订出让合同转用、征用商品房用地达31405亩，加上已经草签的合同，“圈地”总计达到36000多亩。这个数字超过了杭州老市区最近10年的商品房供地量。而这36000亩土地，基本上包括了余杭区所有紧邻杭州老市区的土地。这批土地绝大部分是非公开协议出让，价格大都在每亩7万—12万元之间，这个价格甚至低于杭州市旅游、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与些同时杭州市对外公开拍卖的土地成交价格约为300-800万元/亩，最贵的达到1800万元/亩。与此相比较，这36000亩非公开协议出让土地的价格几乎相当于白送。如果按最低评估价50-100万元/亩计算，一些城区的圈地者们至少侵吞了150-300亿元国有资产，其屯积的土地量大约是目前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储备量”的5倍。实质是官商勾结疯狂窃取公众财富，并透支了杭州的未来，吃祖宗饭，官商不倒，民无宁日（以上数据来源于官方网站：浙江在线-热土频道，这是首家揭露此事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也有报道）。早些时候，温家宝曾批示：“一些地方土地市场秩序混乱，非法占地、非法入市的问题相当严重，利用土地牟取暴利已经成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寻租’的手段。不少国土部门管理松弛，有的甚至执法犯法，给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可温家宝祇是看到问题的症结，却不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又是谁造成的，岂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遇到问题绕着走，回避问题吗？

政府遇到违法现象多了，尤其是制度原因造成的一些自身问题，从这点看，一个村党支部书记都看得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高层没有人公开提出呢？看来那些高层要员一个个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即使亡党亡国，他们也是祇顾自己发财，不管百姓疾苦。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对未来毫无希望可言。

首发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