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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渊评：中共变不变，也由不得它自己；胡锦涛则可以不变，近日又到俄国去朝拜列宁主义“靖国神社”了。香港的“第二中宣部”属下的媒体，前几天还有人说江泽民推荐俞正声、习近平是政治阴谋，这些天又有人改口歌颂习爸爸仲勋老先生了。吃共产党一口宣传饭，也真不容易，既要会造谣，还要善于磕头讨饶，这或许也是应了锦涛同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身段了。

【多维】松林：胡锦涛造访列宁母校安抚左派

胡锦涛今次访俄，表面是出席俄罗斯“中国年”，实际上是近距离观察普京接班人，并督促俄对华军售升级。胡总亦专程造访中共精神领袖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抚今追昔深有感触，发出耐人寻味的政治讯号。

据中共官方报道，胡总访问喀山大学校史馆时，在列宁的展柜前驻足良久，认真察看列宁读书时留下的手稿和其他物品。他进入列宁上过课的室，长时间坐在列宁坐过的课桌前，“彷佛在想像和体会当年的情形”。列宁是苏联的缔造者，亦是中共集体膜拜的精神领袖，列宁主义系中共的建党原则，至今仍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胡总参观列宁母校，无非是表明中共不会数典忘祖抛弃列宁主义，这令胡总在党内左派心目中加分。

十七大渐近，党内左右两派围绕改革的方向展开激烈辩论。中共高层对坚持改革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人民的快乐和幸福的时候，引用诗人艾青的话说“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暗喻中国已迈过政治严冬，即将迎来改革的春天。而中共智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表示“形势发生变化”，不改革是不行了。

左右讨好难在平衡

但中共高层也深知，目前国内、党内的利益多元化，已无法采取过去牺牲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另一部分人支持的改革方法，只能凌驾於各阶层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渠道调和各阶层的利益，实现和谐共治。对於过往改革的受益者，胡温采取法治化的方式，将他们的利益合法化，使其在政治上有安全感、心理上有归属感，《物权法》的出台便是典型一例。

在尽可能不触动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同时，胡温又想方设法抬升弱势群体利益。从经济上采取推广义务育、实行全民低保等政策进行赎买，在政治上高扬公平正义等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大旗进行安抚。胡总造访列宁母校，就是向左派弱势阶层暗示，最高层在政治上没有抛弃他们。但问题是这种左右讨好的方式，如何才能实现较好的平衡？这也许到十七大时才能见端倪。

【亚洲周刊章海陵】习仲勋忠于改革挺胡耀邦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他一生高风亮节，贴近民众，坚持人性，在党内高层围剿胡耀邦时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如果说，中共党史上曾出现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改革先锋，那么同样高风亮节的习仲勋也不该被遗忘。习仲勋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五十四岁的习近平与其父神形酷似，更引发人们对二○○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的习仲勋的纪念。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高层保守派兴风作浪，在中央民主生活会上围剿胡耀邦，逼他辞去总书记职务，而大部分改革派噤若寒蝉（是老奸臣薄一波主持的会议，习仲勋迟到，学渊注）。这时候，习仲勋拍案而起，伸张正义，斥责那帮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政治老人：“你们这是干什?？这不是重演‘逼宫’吗？”习仲勋痛斥他们“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习仲勋更在一九九○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民主学潮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

在大时代关键时刻，能做到伸张正义、为民请命，政治家也不虚此生了。但习仲勋令人追念的是，他在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多年岁月里，一直显示不凡的精神气度。一九五一年，他敏锐发现下级报告中所称当地“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是谎言，马上展开调查，坚决纠正。在他看来，“人民代表将来要进行直选”是不可蒙混的，也是不可动摇的。

习仲勋反对领袖崇拜，一九五三年苏共领袖斯大林去世，他就在党内会议上说：“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让青年人上台吧！”毛泽东大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的同时，习仲勋却在管辖的地区到处宣扬“当前工作必须是生产第一，一切要围绕着生产进行”。

中共大力开展阶级斗争，一批批唯恐对“敌”不够狠、说话做事不够左的党棍和积极分子应运而生，各阶层、各领域人人自危，但在这种抑郁氛围里，习仲勋告诫周围的人：“知道的就揭发，不知道的会有人揭发，何必抢着说呢？”高岗事件中，中央高层让习仲勋“劝降”高岗，他却提醒高岗不要乱咬别人；他甚至训斥要与丈夫“划清界线”的高岗夫人，当场撕毁她写的“揭发”材料。

这是因为习仲勋有一条高于政治原则的底线，即忠于真理和人性的信念。所以，耳熟能详的“放手发动群众”，到了习仲勋的口中，就成了“放正确之手，而不是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这些都是错误的”；他“胆大包天”指出，不能抄袭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斗争方式。即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习仲勋主政的西北地区杀人指标减少一半，为总人口的千分之○点五，比全国其它地区少杀百分之六十，保长一级旧政权官员基本没碰，而在邓小平主政的四川，保长以上“敌?人员”全部被杀。

曾提文革赔偿被否决

今年是中国反右斗争运动五十周年，当年一些右派要求当局赔偿，被一些人视为“天方夜谭”。可是，早在一九八二年，习仲勋、彭真和聂荣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设立中央、地方二级“文革赔偿基金”，对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进行赔偿。赔偿金分为三档：五万元、二万元、五千元。基金从两个方面调拨：国家灾难特拨款、地方政府税收款和中央、省级组织部的党费；“政治上平反后，必须从经济上作出赔偿，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终结”。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得到陈云、徐向前的表态支持。但该提议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被否决，理由是：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经济赔偿，这笔费用预估为一百二十亿至一百四十亿元，国家很难承受，文革后对三十八万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干部，平反后补发工资、福利已达四十二亿四千万元。不过，倘若“文革赔偿”落实，岂不就是一座“文革博物馆”？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虽然泡汤，但他们的胆识与魄力却成为美谈。看今朝，中国政坛要人几乎个个自称“为政清廉”又“锐意改革”，却忍看国家腐败横行、冤民上诉无门，制度改革之难如逆水行舟。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家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言，先辈们一幕幕英勇悲壮的大戏，使得那些良心已被酱油腌透了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这真是“种的退化”。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何以召唤那些徘徊在“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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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叫好”：习近平成中共第五代领军人物？】

新华网文章说，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但愿更能尊重民意，学渊评），是从中国最基层的单位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乘‘红船’而走在前列。”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舆论公开为习近平造势，使习近平在同代政治明星中的声势看涨，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已成为中共第五代（后胡锦涛时代）的领军人物。

中共高层近日连续更换上海、天津、浙江、陕西、山东、青海六省市党委书记后，官方媒体发表文章赞扬六名新上任的一把手“自觉以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为榜样，高举爱民、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能不让人感到欣慰”。（若以胡温为榜样，就令人失望了，学渊评）

新华社昨天发表署名文章，通过点评六名一把手的就职演说，强调这些地方大员“都把‘民’放在核心，都强调要‘关注民生’、‘一心为民’，拳拳为民之心毫不掩饰，全心为民之情溢于言表，这说明他们心里想着、念着的就是人民！他们虽然是官，但是他们要做的是为民的官，这样的官自然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唯独没有“民主”，新华社差矣，学渊评）

文章为六名新书记的表态“叫好”，并通过引述网民的话，赞扬他们“是久经考验的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文化程度较高，素质全面”、“工作扎实，能力强，有着出色的业绩”、“不仅政治素质高，而且懂经济，善于谋发展，可谓是德才兼备。”

在六名新书记中，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得到的赞美最多。新华社的文章说，从福建省长到浙江书记，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和工作业绩赢得不少赞誉，近来不少根据习近平上海履新感言编写的文章成为新华网等主流网站的最热门文章，《习近平成为上海市委书记的背后故事》、《习近平同志履新时说的三句实在话》等新华博客文章在短时间内访问量达到数万人次，并成为新华网发展论坛当日最热门的帖文。

习近平十六岁到陕北“插队”

新华网发布的另一篇文章并不避讳习近平的高干家庭背景，但强调习近平身上具有“平民情怀”。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在一九六○年代初就被打倒，那时习近平还不满十岁，因此他实际上要比一般平民子弟更早地经受生活的磨砺。

习近平十六岁就到贫穷的陕北农村“插队”锻炼。在数万名下放的北京知识青年中，他第一个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后来他获准进入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父亲仍没有得到平反。“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是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信任、爱护与支持，也因此很早形成了他的平民情怀。”

文章用数据来证明习近平的务实风格：二○○五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三十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

文章说，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是从中国最基层的单位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乘‘红船’而走在前列。”文章没有说明习近平是否走在了同代“天王级”政治明星的“前列”，但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引发了海内外对中共十七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种种推测，习近平的政治前景也被更多的人看好。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舆论公开为习近平造势，使习近平在同代政治明星中的声势看涨，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已成为中共第五代（后胡锦涛时代）的领军人物。但中国官场讲究韬光养晦，尤其是还没有接班的领导人，曝光率高于他人未必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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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备考】胡锦涛请三老对付一老

中纪委调查陈良宇案，发现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也涉嫌受贿几百万。查，还是不查？这是个问题，胡锦涛左右为难。

韩正无法撇清自身

十七大这全党全民的“大喜事”一天天逼近，中共最高领导层却一天天头疼。用一句中国俗话来说，按下葫芦浮起瓢，各种难题让他们接应不暇，而且每一个都是烫手山芋，拿也不是，丢也不是，每一个又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题中首先是揭开了一半盖子的上海问题。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发后，仓促之间，中央临时指定了韩正代理市委书记，主持上海全面工作，其用意，自然是要稳住上海干部和民众，不要让局面出现大动荡，使社会经济大滑坡；但是很快中纪委和司法部门的调查人员在深入调查之中就发现，上海市委、市府、人大等几套班子中，都有一本烂帐；许多腐败线索都程度不同地指向韩正本人，金额高达数百万，包括陈良宇交代和提供的证据，都让韩正无法撇清自身。

到底是往下追查，还是适可而止，这给中央出了大难题。据消息人士告诉多维社，决策者眼下为当时让韩正代理书记的决定而后悔不迭：如果韩正此时再垮台，动荡的烈度恐怕还要超过陈良宇案发之际。在二○○八年奥运、二○一○年世博会正在走近的形势下，实在容不得上海发生半点闪失。

据悉，上海这个摊子让谁来接手，如何解套，让中央陷于长考。江泽民提出，调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到上海，王岐山除了各种政经关系资源丰厚之外，还有“危机处理专家”的名声，二○○三年在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防治非典不力下台之际，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从海南省飞到北京履新，铁腕应对严峻挑战，挽回了局面。但是对江泽民这一提议，据说胡锦涛一直不置可否。

《财经》揭鲁能案不了了之

《财经》杂志在新闻女强人胡舒立主持策划下，将山东鲁能集团巨额化公为私弊案曝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引起轩然大波，此案传闻涉及到政治局成员的子女，虽然没有点名，但足以让他们陷于极大被动。

涉案者虽然对胡舒立恼羞成怒，但是又一时无可奈何，因为京城人士都知道，胡舒立不仅本身性格强悍，天不怕地不怕，而且在上面有很深的背景关系，得到包括“太子党”、权势集团成员在内的很多人支持，要对胡舒立下手整治，他们不得不投鼠忌器。

但是，鲁能案被揭开一角之后，没有了下文。与此同时，传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被调查。陈同海现年55岁，山东惠民人。毕业于东北石油学院，然后从大庆研究院开发一室地质员依次升迁至浙江省科委干部、科研二处副处长、浙江省镇海石化总厂委副书记、书记和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

从一九九四年，陈同海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四年后，一九九八年，他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二○○○年二月起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从二○○三年四月起，陈同海任中石化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石化是当时国资委旗下排名第十三位的超级大型国有企业。业内人士认为，陈同海能迅速升为中石化的第一把手，主要与他“低调、务实而稳健的风格”有关。但是一年多以后，他即被调离，随后又传出他被调查。传闻，有人介入了对陈同海的调查，力保他过关。目前陈同海已经被保了下来，暂时没有牢狱之虞。

江绵恒涉嫌陈良宇案

有哲人说过，“权力有如春药，吃过了就还想再吃。”凡是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过一段岁月的人，都不愿放弃继续对政治施加影响。据了解，尽管胡锦涛、温家宝和十六大决策层，去年给江泽民八十大寿献上《江泽民文选》的厚礼，同时也企图给他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江泽民仍然不甘寂寞。虽然他的儿子江绵恒涉嫌陈良宇案，亲信黄菊几经抢救，硬撑着在人大上会议上露面，但拖不了多长时间；但江泽民却深知“以攻为守”的兵法真谛，最近仍然试图插手十七大的路线和人事，提出俞正声、习近平等人进入决策层，即使他没有当年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来为胡锦涛指定一个“王储”，但他对胡锦涛确立接班人问题盯得很紧，实际上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拥有发言权。

消息人士告诉多维社，胡锦涛对江泽民的插手，采取了“以老对老”“三打一”的策略，就是去游说与江泽民同辈分、同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李鹏、朱?基和李瑞环，要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遏制、抗衡江泽民。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请神总要花香火钱。胡锦涛也要给这些革命元老厚重的回报。据多维社了解，胡锦涛一一对症下药：李鹏本来对江泽民就有心结，胡温又安排提拔了他的儿子李小鹏和女儿李小林；对朱熔基，胡锦涛提拔他当年的秘书李伟，接替李荣融担任国资委第一副主任，提拔他的又一个亲信楼继伟担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多维从另一消息来源得知，中国将效法新加坡，成立一间类似淡马锡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已于元月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敲定人选，调楼继伟出任董事长，职位属于正部级。

而对李瑞环，胡锦涛则许愿停止对天津的追查。中共政坛上都知道，李瑞环“不拘小节”，生活奢华，胡锦涛这一许诺，足以让他动心投桃报李。

当下是否确立胡锦涛之后中共的掌门人，多维社记者得知，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迄今举棋不定，未有确定答案。一种意见是应该马上确立，一种意见是不必操之过急。而在“马上确立”派中，到底谁是“好苗子”，也莫衷一是，目前比较而言，还是李克强呼声最高，被认为是较恰当人选。所以现在中共在宣传上也正在做“马上确立接班人”和“不要马上确立接班人”的两种准备。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本期《胡锦涛接班人谁定》一文。

《多维月刊》二○○七年三月号（总第二十四期）出版。

“右派”魏南昌“反动摄影作品”《大公鸡》

引言：那些人消失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究竟致使多少知名知识分子消失在了公共视野，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对于时下幸存“右派”联名请求国家道歉与赔偿的举措，我们应该深为庆幸。这一批几为历史活化石的人士倘存在于公共视野，以至于让我们不忘历史。

无论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都将成历史的见证。同时，我们还当感谢互联网的发达，使我们得见这些幸存者的资讯。而在另一端，一些人消失了。消失的人也许并非是全都由于政治迫害，猜测而言：他们或许以自然人的消亡形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从而使他们存在的历史可能永远地被边缘化。

如果我们在网上查询“反右”时代中国摄影界的著名“右派”人物魏南昌与戴戈之，网络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以致于这二人（还有其他几位著名人物）就像已经远遁空山一样。所以，我决心利用手头并不丰富的资料，作一个浮光掠影式的考察，以期为以后的中国政治史或文化史留下一些思路。

一、被高度政治化的“唯美主义”

应当说，新闻摄影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新闻分支行业。然而，在无一幸免的时代里，它同样无法幸免。灾难的诱因就是对唯美主义的争论。

唯美主义是一种艺术追求，反对强加予艺术作品以所谓的思想性，在摄影方面讲究纯技巧表现与艺术格调的独特性。但是，这种确实带有浓重西方艺术色彩的学（艺）术主张，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相冲突的。正如理论权威周扬所讲：“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7，陈蝉鸣：“警钟向谁而敲”一文转述周扬］

在当时的理论批评家陈蝉鸣看来，周扬的这一判断首先提供的是一个政治标准，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作为一篇示警文章的“警钟为谁敲响”，提供了或者干脆就是复述了当时党的艺术原则：“因此，我们确认艺术必需服从于政治，要提高艺术水平，首先就要提高思想水平。”

无论著名的周扬还是不太有名的陈蝉鸣，他们的艺术原则都是十分蛮横的。那根本不像讨论艺（学）术的话语，倒像合伙生意中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欺压态度。此前，这种蛮横的政治化原则遭到以中国摄影学会理事、资深摄影家魏南昌的坚决抵抗，魏说：“在摄影艺术创作方法上，不要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几年来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没人欢迎它了。应该放手让大家自由走，终究会探讨出正确的方法。”［齐观山：“撕下‘老摄影家’的假面具”，载于《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11－14（P13）］在行为上，魏南昌也采取了艺术家的抵抗方式，比如消极怠工特别是拍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标准毫不相关的作品，所以，魏南昌的《大公鸡》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证据”。

对魏南昌的大力批判并没因齐观山的一篇文章而至高峰，《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刊出了一个由葛力群、沈觐光、邓历耕、王恩泽4人合写的文章“批判摄影界右派分子魏南昌的反动艺术观点”。也正是由于这篇批判文章才使得魏南昌的《大公鸡》留存下来，即作为反动证据发表出来。批判小组显然充满了激情，文章表达远超乎了学（艺）术批判而成了政治判决，葛沈邓王4人说：“根据毛主席这个英明的指示（即延安文艺讲话），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南昌在这里只不过是以美为幌子，而实际上却再一次地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企图借此作为跳板，达到他那些早已被革命洪流冲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的反动思想死灰复燃罢了。”［《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P18］这样有语病的批判不仅以魏的《大公鸡》及其他5幅作品如《古塔和小毛驴》等为证据，而且也是以在现实事务中双方的情绪化表现为依据的。那种专家与非业务型革命干部的不相宽容，至少也是个人恩怨成了政治斗争动力的一个来源。

二、左叶事件与“梁山规则”

摄影界“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一件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冲突的政治事件，时称“左叶事件”：1957年4月，苏联的重要领导人伏希洛夫来华参观中国的全国农展会，当时又有中国等阶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刘少奇陪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新闻体裁；当时在场记者有50余人，摄影记者为抢占有利位置，影响了现场秩序甚至踏坏了展品；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当场怒骂记者；事后，有关媒体对左叶的行为予以揭露，如5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一文，公开点了左叶的名；随后北京有关媒体也响应上海的批评，对左叶公开点名。

现在看来，这个并不严重的事件之所以激化为“反右”时的重大议题，实在是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矛盾激烈已经为时不短。所以，“反右”开始后，“党的领导”一方一转原来道德弱势之状，借左叶事件反攻知识分子。8月13日新华社发表新闻稿，称左叶事件报道失实；更有14日《人民日报》称：左叶事件对右派分子向（中共）党发动的攻势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新闻摄影》月刊于1957年8月号发表吴群的署名文章“从‘左叶事件’中多方面的吸取教训”，文中十分明显地为左叶辩护，指责新闻界知识分子在态度上有问题：“只为摄影记者被骂而气愤不已，而不冷静地去核对事实，弄清事情的真相和性质。”［同上，P15］坦率地说，对于左叶的失态新闻界予以批评固然可以，但其中也不乏惩罚过度的意味。重要的是，中共是一直想努力领导新闻界的，而不是让新闻人士真地成为“新时代的无冕之王”的。所以，吴群在文章的最后说：“不少人迷恋过去，想当无冕之王，而不愿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一个人民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所散布出来的各种右倾思想，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上，P18］吴群的这个说法虽然高度宣传化，但其中的逻辑是一种现在可称为“水浒规则”的东西。新闻记者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无冕之王”而必在党的操控之下。正如陈蝉鸣对周扬的政治原则诠释且周扬的政治原则来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一样，葛沈邓王4人对魏南昌的批判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警告：“知识分子你要知道自己的座次！”在这个新的梁山时代里，按毛的说法是：“第一为工人，第二为农民，第三为士兵，第四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是摆定了的。”根据毛的这个座次规则，那些留恋“无冕之王”旧日荣光的新闻界知识分子底定了是要作杜迁、宋万的——无论谁为山寨之主或中间夹进什么“新入伙者”，你都得坐在最末尾。因此，葛沈邓王4人在引用了毛的上述讲话后，紧接着说：“这些都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同上，P10］然而，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没能明白毛的“水浒规则”，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比如，与魏南昌一起被列为摄影界重要右派的黄修一，就被指斥为“要求党放松对（《民族画报》）文艺部分的领导，否则会影响积极性。”［《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1月号，田宝发：“彻底粉碎党内右派分子黄修一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P46－54（P46）］到1957年11月至12月之间，摄影界对包括（后来十分著名的）丁聪等共8人进行了“歼灭式”围剿。其中：丁聪被指责为在《人民画报》内搞反共小集团，“阴谋把《人民画报》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赶出去，达到完全篡夺、把持画报的卑鄙目的。”［《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2月号，本刊编辑室：“摄影界右派分子的脸谱种种”，P25－36（P26）］与丁聪同时受到批判的杨逖先也被指为：“到处谩骂这些领导同志是‘饭桶’，占了茅坑不拉屎，‘靠政治吃饭’，‘和这些人说理也说不通’。”［同上P36，续P45］无论丁聪的私下“组阁”事实是否完全如“本刊编辑室”的指控，也不论杨逖先的“到处谩骂”是否真地非常情绪化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业务技术方面，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与党的领导（政工行家）的互不认可即情绪对立，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阶层斗争”。而在这场阶层（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后者是掌握着合法暴力资源的，前者只有情绪化表达可作自己的权利，也只能如此才可表述出一点卑微的自由观念。

可是，这样的“只有”与“只能”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三、揭老底式批判与特务方式监视

就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间政治博弈来看，后者虽有合法暴力资源为依托，但从历史道德传统上却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因为“大鸣大放”的本身不就是古代明君希图忠谏的翻版吗？

这个“阳谋”策略也恰恰是利用了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意识的！那么，党的领导一方如以葛沈邓王4人为代表的力量靠什么制服那些“右派”巨头呢？方法有二：一是，揭历史陈帐，这一招对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凑效的；二是，搜集过激言论，这对无历史问题的专家是很致命的政治打击。前者，可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后者可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在丁聪等8人的被围剿式批判中，魏南昌作为摄影界的头号右派，历史问题就被全部“揭露”出来：“解放前曾经跟随杀人魔王、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左右，并身居国民党上校干事的高位，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魏南昌的“历史问题”在此前已经作为要挟手段被告知于另一位著名“右派”苍石，但是苍石拒不接受要挟，反而为魏南昌辩护：“魏的言论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而魏过去追随杀人魔王戴笠的反革命行为仅仅是属于作风问题。”［同上，P27］不幸的是，苍石正直的表达也成了他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因为“苍石对党仇恨已极，但对右派分子却‘亲如手足’…”［同上。P27］对杨逖先的制服则采取了特务监视方式，比如他曾指责领导是“饭桶”的言论被搜集起来。其实，作为性格坦荡的知识分子杨逖先是知道监视机制存在的，他大胆地说：“没有自由可言，咳嗽一声就有人出来录音。”，“现在的父子见面都不能说真话。”［同上，P36］不唯杨逖先本人早被纳入特定的监控系统，而且他的妻子和妻舅也在日后被指控为他向党和社会注意“疯狂进攻”的先锋。杨的妻子程懋芬供职于人民银行总行，也因业务技术与党的领导发生了冲突，被指为“污蔑党是外行”，以及称言：“党员干部是土包子，没文化。”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公开揭露党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个人品德，称他们“背后打冷枪，做小报告……六亲不认，毫无人性”。［同上，P36］

结语：应当建立“反右”学

由于本文主题及可接触历史资料的限制，我无法了解程懋芬个人的最后结局；同时对遭“歼灭战”式围剿的丁聪、苍石、魏南昌、杨逖先、黄修一之外的另3个人即戴戈之、何南、庄南坡的相关情况，限于篇幅，也无法过多引述。但是，就“反右”的学术状况而言，远不及“文革”研究那样有成果，尚没有形成浩荡之势，甚至国外有名的汉学家对此段历史也颇为生疏。

也许这是由于“文革”所留存的资料较多之故，而有关“反右”的资料呢，或可能由于“文革”之故而被毁圯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反右”，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特别是深入地研究它上与延安整风、下与“文革”的承启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斯此微言，愿不以人轻而为有学养者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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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2007年2月18日构思于绵逸书房，3月4日至5日初稿于母亲乡下居室，3月15日定稿于绵逸书房；鸣谢北京社会学者朱红提供（其收藏品）1957年7至12期《新闻摄影》月刊，源出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有“北京电影学院图书用章”字样于每期封面）。

首发民主中国

《南风窗》杂志社总编  朱学东

春节过后，2007年3月上的《南风窗》按时出街。

事实上杂志已经在2007年春节前的2月12日已经全部完成送至印厂。因为考虑到春节放假，考虑到春节物流的问题，也是零售销售的淡季，出于零售的考虑，杂志被安排在2007年春节后的2月26日上市。

3月5日，人大会开幕，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南风窗的品牌经理就向新浪推荐文稿征求我的意见，我指定了独家策划中的《电视剧政治》的“爱电视爱生活”以及其他几篇文章。其后，新浪自己修改了文章的题目并把它放在了新闻首页上，并很快有了诸多跟帖，有批评更有嘉许。随后该文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3月6日下午，一位记者告诉我，据有关人士告知，该文已经被要求从网易删除。我很惊讶，致电网易一位朋友，询问详情，朋友并未告知具体缘由。我表示了理解。3月7日下午，同事再次告诉我，文章也已被从新浪删除！

从得知网易删除该文到得知新浪也开删后，在我在新的一期杂志审稿的间歇，我再次拿起“电视剧政治”从头到尾又读了不下4遍！我很纳闷，《电视剧政治》这组文章怎么了？我那些做电视的朋友不也都认为很好么？

回想《电视剧政治》的出笼，其实是一个既正常也特殊的选题策划过程，全无网上网下一些自由心证者的片面之思。

其特殊在于这个选题的策划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就了它。

按中国人的惯常思维，元旦以后到春节，基本上是属于非正常状态，该过年盘点一年的成就得失了，南风窗也不例外。在开完各种各样密集的会议之外，南风窗还要完成它作为新闻杂志的使命，坦率地说，从年终盘点直到春节前的最后一期《高校“破产”？》，我个人觉得南风窗的收尾和开局都不错，而且市场给了这样的收尾和开局很好的佐证。

我一直认为，杂志是人的思想情感的产物，人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高涨，总是有高有低的，而在确定“电视剧政治”的选题前，我和同事们的思路大概都属于低潮阶段。在做完《高校“破产”？》的选题后，因为时间仓促，刚刚从高校的阴霾和各种拜会热闹中走出来，我们的思维还未能来得及很好地考虑过年这一期如何做——原来定的岁税平安调到了上一期完成，一些同行选择了休刊，而年后的两会问题的思考则更加紧迫。所以，当时大家也很迷茫，如何做一组既相对轻松有不脱南风窗风格的文章成了我们的艰难选择。

在那个时间段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编辑在喝酒时偶然跟我提起了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我们俩顺着这个话题聊开了，借着三分酒劲，我讲开了我的历史观——我曾经很喜欢历史。我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一直强调我是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者，我觉得什么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虽然都可能是历史的事实，但清明政治之后，一个强盛的帝国迅速走向衰落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盛极必衰是中国哲学的结论。而这些盛世皆是文治武功的结果，而文治武功，在我看来，虽然能成就冷兵器时代的强盛的帝国，但却无法诞生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文治武功，是建立在圣明君主清廉忠臣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累累白骨的基础上的（比如一将成名万骨枯），他永远不能让你看到现代国家的基石公民的存在。流行的历史剧中的现代元素，别无其他，只有一点糟粕，那就是对女性的侮辱：不论是微服私访的康熙乾隆，还是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乃至后来者，等等，皆充斥了当代暴富和权力者包二奶养情妇的影子，而且还是作为感情戏的一条辅线存在，总会有一个江湖之远的女性仰慕至高的君王，甚至心心相印愿意为他去死。可笑之至。

而对于大明王朝，虽然例行严刑苛法，把贪渎者剥了皮，把家眷籍没作了官妓，依然没有能阻止贪渎之风盛行！

谈的兴起，我说就做一篇电视剧的文章，就讲现代国家不是靠文治武功建立的，文治武功不能成就崛起的大国。

其实，这一思路也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和南风窗采编诸同仁思考的问题的延续——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它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支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策划出台虽嫌仓促，却也是正常的，因为它的基本思想和策划思路符合南风窗一贯的对国家、社会进步的理性思考，也就是南风窗的基本理念：理性、良知和责任感。

在随后的选题会上，我提出了这一思路。南风窗的选题会一向是一个特别民主的场所，任何人的想法都可能被肯定和否定。这一选题的提出，当时并未得到太多的热烈响应，一来我们的同行已经做了些，二来同事们觉得做电视剧的独家策划与南风窗一向风格有点格格不入。但大家也并无其他更好地选题。我们一位副社长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她指出，南风窗一年到头话题过于严肃，过年了，找个轻松的题材，过完年大家上班时正好看一下，合适。而一位记者则提出了电视剧政治的概念，大家都觉得好。在随后的两天里，南风窗广州本部的编辑记者就这个选题又进行了多次交流，最后才确定了现在的电视剧政治的结构——虽然并未能达到轻松的目的，却也达到了我们最初设计的要求。

这里特别要感谢南风窗的几位编辑记者以及特约的作者，他们的智慧使这期杂志受到欢迎——在广州的一些报摊，这期杂志早早就已售罄。而我尤其要感谢赵灵敏小姐和田磊，他们俩的文章竟然使深夜酒醉状态看稿的我一下清醒过来——看看这样的话：“况且，《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土牢，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正可谓是醍醐灌顶。

在2月14日广州飞往南京的早班飞机上，我写了一篇《帝国回忆不能铸就现代国家》的日记，回顾了这一阶段包括这一期杂志我的思考和与同事们的探讨（该文将在适当时候刊载在本人博客上）。

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是要否定秦皇汉武们文治武功以及它们留给后人的诸多遗产。我们担心的是，对历史的现代功利主义解读只会让更多人误入歧途，所谓“电视剧资政”（有人公开提出了“电视剧资政”的观点）事实上是资不了政的，就像孔子学院办得再多，孔孟之道再流行，也成就不了现代国家。

二月河3月8日在新浪网的访谈中提到了一句话，新浪特别把这句话放在了新闻首页：“历史剧不会影响现代化”。是的，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里，历史剧断不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历史剧丰富着大众的生活。

然而，世有明鉴。在一个制度建设阙如的社会里，在一个迷信权力的人治社会中，这样的结论也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2007年3月9日凌晨1点于广州广建大厦）

 

这两年，广电总局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总是和“禁令”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不许说方言不见得能推进中国的普通话事业，不许拍婚外恋题材的电视未必能拯救那些质量不高的婚姻，不许在黄金时间播出境外影视剧也显然无助于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类似的禁令仍然层出不穷。

在1990年代以前，是没有明确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这一口号的，整个80年代，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但进入90年代，“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下，文化产业又被纳入意识形态的统辖之中，影视业首当其冲，全国上下大搞“五个一工程”，在电影业内还成立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小组的任务，就是专为主旋律影视剧的制造服务。

坦率说，电视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载体，自然不能规避其教化的现实功能。对当代中国而言，“主旋律”也从来就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与音乐无关。在那段“社会主义就是好”的日子里，主旋律不叫主旋律，直呼样板戏。然而，现在毕竟已经不是那个全体国民被训练用一个脑子思考问题和执行号令的年代了。毛姆说：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为艺术而艺术”地谈一场“行政爱情”，纵使满荧屏都是铿锵的主旋律，别忘了，遥控器可不在广电总局的手里，况且还有那么多不上星的地方频道呢。

然而，还是有不少的“主旋律”电视剧获得了颇高的收视率，这里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历史剧了。为了配合2000年前后整个社会开始弥漫的“和平崛起”和“盛世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集中发掘、再现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成为历史剧从业者非常自觉的文化策略。于是，勾践和夫差刚走，嘉靖与海瑞又到；才走了顺康雍乾，又来了太宗武帝；清宫剧才退烧，汉唐戏又升温。历史在这个传媒时代，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供需关系，赢得了可观的消费拥趸和经济收益。

当官方的意识形态需求和商人的金钱冲动各取所需、心照不宣地制造着文治武功、歌舞升平的气象时，观众已经不再是改良社会、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不过是可以计入“收视率”进行市场交易的消费群体。只是，当人们日复一日地以臣民心态死死地纠缠着帝王情结和强权暴力时，当诸多传统文化里最具封建腐臭、最泯灭人性光芒的弊端，依然被作为审美趣味青睐着、张扬着时，许多人念兹在兹的“崛起”和“复兴”，也许正在和我们擦肩而过。

 

生产环境与市场空间

20世纪初至今，中国在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形式的现代性危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彷徨、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文化困惑等。这些现代性危机的催迫，使得中国电视剧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文化形态一起被赋予了明确的现实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18年，中国大陆共播出电视剧约180多部。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中国仅有一座电视台，电视覆盖面小，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一开始仅仅数百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数万台，除极少数政府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一般中国观众看不到电视节目，所以这些电视剧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大多是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宣传性演绎，具有明确的政治教育主题。如《一口菜饼子》通过剧中人物的倒叙，回忆了“旧中国”人们缺衣少食的不幸生活。这个故事是剧中的姐姐用来教育弟弟珍惜粮食的政治教材。显而易见，这部电视剧是为了配合当时“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而制作的。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如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起步不到10年的中国电视发展也陷入低谷，电视剧生产基本停顿。电视剧在这10年数量更少，而且都是直接的政治宣传品。由于电视还没有成为大众媒介，中国电视剧也没有成为大众文化。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广播和电影等媒介的重要性相比。

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于是，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增加100%。从这时起，电视剧开始成为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而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一直被看作“党和人民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

从那时开始，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渠道。

与此同时，政府对电视剧产业的干预也在加强：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压力中途停播。

从1986年6月1日开始，国家开始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只有获得制作许可证才能合法制作电视剧。

电视剧的生产还要经过审批。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同时，所有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宣传部门的审查。而且，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和一些省级以上电视台都有电视监播机构，可以监看已经播出的电视剧，发现政治问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来终止电视剧的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

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历史由于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在这一领域，国家、市场、知识分子、观众的需求得到了完美结合，大家都可以通过对历史进行“当代史”的演绎来获得当下的利益。

 

历史剧的蒙昧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繁荣历史剧已经蔚为大观，这些年来拍出的历史剧可能有上千部之多，从三皇五帝，一直拍到满清的长辫子旗袍，从皇帝、国王、将军、大臣、商人、画家、诗人、作家一直拍到汉奸、叛徒、流氓、无赖、帮闲、赌棍、妓女等等，无所不包。在这些历史剧中，诸如国家至上、民族复兴、强国盛世、改革除弊、反腐倡廉、以民为本、重农兴农等关乎国运民生的主流政治观念都得到反复表现，构成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全方位隐喻。

历史剧最常受到诟病的就是史实方面的硬伤：《康熙王朝》里孝庄文太后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死后的谥号：“我孝庄”；《大明王朝》里严世藩事实上从来没有入过阁，裕王那时候谨小慎微，从来不敢干预国政，这里竟然成了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新编花木兰》中，房间里居然挂着李白的诗《赠汪伦》，导演提前100 多年把李白的诗挂到了隋朝人的房间里。妲己穿着带拉锁的连衣裙，卓文君的房间里挂着尼龙纱──给人的感觉，似乎拉锁和尼龙纱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大名著都是娱乐历史的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都是把历史演绎成了小说，不能算作信史；《红楼梦》仅仅是对时代背景的影射；而《西游记》虽然是神怪小说，但也嫁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背景，并且玄奘本人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即便如此，这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崇高地位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历史有意无意的娱乐化态度，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许难以忍受，但对普罗大众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让人担忧的是，现在的历史剧似乎正在走向另一条道路──为我所用，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可以随意改变、隐瞒历史，生拉硬拽一些故事来解说、篡改的态度，胡编乱造，黑白颠倒，美丑不分，随意演绎，几乎成了中国历史剧的一道风景。如此的历史观能造成什么样的民众心态，当然大家都是很明白的了。

《雍正王朝》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一个古代的暴君对读书人采取的灭绝性行动却得到当代编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他们看来是支持那种“读书人是天下祸害根源”的说法的。《汉武大帝》一开场，就是司马迁在刘彻面前诚惶诚恐，高呼：“万岁圣明！明见万里！臣就是只小蚊子，鼠目寸光……”历史上有没有这一场见面已不可考了。碰巧的是，上世纪80年代，也拍过一部《汉武帝》的正剧，里面也用了这场见面作开场戏。可里面是刘彻对司马迁说：“你，是天下唯一一个不曾从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是一个社会的权威向一个社会的良心表达敬意，到了新世纪，却让一个社会的良心匍匐在一个社会的权威面前叩头如捣蒜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剧表现了传统政治，而是对传统政治不加掩饰的好感；不是表现了帝王权力，而是强化了大众对帝王权力的信任；不是表现了专制者的人性，而是以人性为幌子将罪恶一笔勾消；不是歌颂了清官，而是用个人道德遮蔽了体制的痼疾；不是批判了贪官，而是将惩处贪官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和贤臣；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为“瞒和骗”：“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就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此一齐消失。

于是，在《汉武大帝》的末集，英雄一世的汉武帝已经年老昏聩，但还能喊出诸如“朕毕生所求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种主旋律式的口号。《武》剧片头插曲更是肉麻地吹捧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把封建皇帝说得像革命先烈一样先进。《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难怪有儿童看了歌颂好皇帝的某些清宫戏后就困惑不解地问爸爸：清朝皇帝那么好，干吗孙中山还要闹革命，把它推翻掉？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断言：所有“好皇帝电视剧”，都不该成为一个走向现代化之国的“主旋律”——《贞观长歌》算不算“主旋律”？一个好皇帝的“积极向上”与“价值取向”在哪里？

除了勤政爱民，那些“大帝”们的另一伟大之处就是文治武功：雍正让国库扭亏为盈，有了几千万的存银；康熙收复了台湾；汉武帝抗击了匈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有了GDP的增长，有了统一的实现，其他一切就都不重要了，暴君即便杀人如麻，那也是不得已：杀人，是为了不杀人啊！然而，史有明鉴，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远远高于英帝国；1895年甲午战争时，中国GDP也要比日本多得多；20世纪以色列打赢了4次中东战争，但其GDP与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差也很悬殊。丹麦在14世纪末是一个横跨今天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的大帝国，到今天萎缩成为仅拥有日德兰半岛周边一隅之地的小国；但另一方面，丹麦人从烧杀抢掠的海盗成为世界上文化素质最高和福利最好的人群之一，几百年来，丹麦所失去的，是统治者的野心、欲望与虚荣，而得到的则是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和民主。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丹麦的历史？从主旋律的角度，那毫无疑问是充满了屈辱和失败的历史，不堪回首。

与对皇帝的称颂相辅相成的，是对清官的呼唤：包公、海瑞、于成龙，不一而足。这样的忠臣贤士，为民做主，不计个人安危，对奸臣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因为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大获全胜。更奇怪的是，银幕上的这些清官从不曾有过绯闻，也好像没有什么儿女情长。几年不回家、大义灭亲成了清官的必备情操，不如此仿佛不能烘托出清官的伟大，所以包公亲手杀了自己的侄子，海瑞为了照顾母亲的起居结婚后居然一直睡在母亲房中，一妻一妾均死因可疑。这大概是清官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标准太高了，一般人可望而不及，成本太大，不但有自己的性命安危，家人往往必须放弃自己的幸福甚至一起陪葬，如此才能成就一个人的几世清名。

无可否认，这些人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这一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个人道德之长并不能弥补制度缺失之短。于是，罗宾汉会为爱人编织花环，华莱士会因为妻子的死奋起追求苏格兰的独立，但永远不要期待他们会和王权握手言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雄对亲人总是冷酷无情，要求他们无条件地牺牲，在皇帝面前却永远磕头如捣蒜，这大概是另一种中国特色吧。

 

问题不仅仅是电视剧

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文化体制如何能破冰？文化市场如何能翻身？中国的文化产品又如何能走向世界？这个道理每个人似乎都明白，电视剧的导演也每每以迫不得已为借口将制作水平差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然而，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那些歌颂皇权、赞美暴力的电视剧往往能创下奇高的收视率？到底是希望别人为自己做主的臣民意识在支撑着那些帝王将相电视剧，还是这种电视剧造就了一大堆现代臣民？

不唯电视剧如此，其他的文艺形式也概莫能外：不知道世界上还能有多少电影比《满城尽带黄金甲》低俗？哪部电影比《英雄》更反动？但照样挡不住电影院前的滚滚人潮。你又能说什么呢？一种狭隘的民族历史视野，缺少普遍深刻的人类文化视野的观照，对于皇权的淫恋，对至尊权力的渴望，已经渗透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最深处，这已经不是取消审查或骂骂导演就能解决的。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市场多年萎靡不振，先后被“港台文化”和“韩国文化”乘虚而入。200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提出中国存在“文化赤字”问题，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文化产品贸易则是严重的“入超”。中国自古以来是文明的传播者，现在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内容，中国文化正在失去它的影响力。

中国对世界有巨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贸易机会、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大多都是在更了解中国的基础上从中国赚更多的钱，并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所致。冷战时期西方阵营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欧北美的民众都十分喜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理，今天国外有许多人研究中国、学习中国、报道中国，不等于说中国文化已经对世界有巨大吸引力。

软实力不是免费午餐，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让人带着情感、带着景仰、带着忠诚和信赖来消费的真金白银。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总是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意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它国家的人也能承认的。

所谓软实力，不是你想有就有，也不是你想做就能随便硬做出来的，而要首先看你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传统。因此，要谈中国的软实力，我们就得首先问自己，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自家独有的东西？

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我们有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第二，我们有现代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但现在的问题是，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否定贬低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现在，我们自己保卫传统文化尚且十分吃力，又怎么可能用这种资源不足、建设不够的“软实力”去影响他国、造福世界呢? 况且，《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社会主义传统，一些国家对某种模式化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疑虑和惊惧。

那么，在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能被普遍接受的精神遗产呢？对于几代人孜孜以求着大国崛起梦的中国而言，答案至关重要。

 

编剧的苦恼与愿望，永远都是电视剧背后的故事，你我何妨由此而进入故事的背后？

                                                                   

作为一名编剧，与职业圈外的朋友聚会时经常要回答“做编剧是不是很浪漫”和“做编剧是不是很痛苦，因为写不同的剧本需要去体验不同的生活”之类的问题。答案是，一，编剧只不过是一份写字的职业而已，除非你非要把昼夜颠倒也当作一种浪漫；二，编剧基本不需要冥思苦索——它已经越来越流程化、工业化，也基本不需要体验生活，因为电视产业的急功近利决定了制片人不会给编剧留下多少时间去搞什么“体验”。

当然，做编剧的确很痛苦，但绝对不是出于上述原因。它恰如托尔斯泰名言的“颠倒版”：幸福的编剧各有各的幸福，而不幸的编剧则有着相似的不幸。

 

香山会议：为什么编剧想当制片人

2007年1月6日，北京的冬天。30个国内的一线编剧聚集在偏远的香山饭店，自发举行了中国编剧历史上第一次联合会议。这次会议的直接议题是声讨“《墨攻》导演张之亮侵犯编剧李树型署名权”以及“电视剧《沙家浜》侵犯原作者文牧版权”，前者把编剧李树型的名字排到了片尾第43位，后者不顾原作者家属的强烈反对，强行拍摄并开播，引起很大愤慨。30个编剧发表联合声明，声援李树型及文牧家人，并采取了一个在中国影视界从未出现过的行动：联名抵制张之亮和北京朱氏联合传媒有限公司，所有署名者宣布——不与侵权者合作！

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汪海林（《铁齿铜牙纪晓岚》、《神医喜来乐》的编剧）表示：“说到底，这两个案例都不直接与钱有关，更多的是涉及职业尊严，跟以往单纯的经济斗争相比，编剧们的抗争进入了新的层面。用编剧程青松的话来说，这是可以载入影视发展史的。国内的编剧们为了自身的权益，已经由以往的单打独斗进入了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阶段，一个编剧的权利整体正在渐渐出现。在这个阶段，我个人不希望只单纯地关注编剧的经济权益，编剧的核心权益是自身在影视行业中的地位问题。”

另一个发起人刘毅（《少年包青天》、《神雕侠侣》的编剧），性格是公认的温和，经常吃亏也无怨无悔，但他这次也忍不住了，将矛头直指制作人：“比起一般剧组里的场工、灯光之类，编剧的地位当然还不错，但在一些剧组，制片方往往忽视编剧的劳动，随便删改剧本，任意署名，编剧本身该有的作品完整权、署名权、修改权等都得不到保障。”

在香山会议的联合声明背后，是编剧们已经被压抑到谷底的职业尊严的一次总爆发，同时也暴露出编剧和制片方年深日久积累下来的矛盾，随着编剧力量的壮大和自身的成长，目前已经到了忍可无忍、一触即发的地步。编剧和制片人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制片方是编剧的衣食父母，同时又是编剧的天敌。在这对矛盾中，编剧一直处于绝对弱势。

侵权只是冰山一角，拖欠稿费、乱改剧本、出尔反尔、不遵守合同等等，都是编剧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家常便饭。说到拖欠稿费，笔者到目前为止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至今只被欠过一次稿费，是被一个突然兼做制片人的女明星拖欠了改稿的尾款，而她拒绝付钱的主要理由是：剧组的出纳对剧本不满。制片方虽然会先付订金，但最后编剧交完定稿之后往往有30%的稿费还扣在制片方手里，能拿到这笔钱的机率跟赌大小获胜的概率差不多。

至于合同，制片方是不会在意的——所谓合同，就是乙方需要遵守而甲方不需要遵守的一份文件。他们的随意性很强，你永远不知道这部戏拖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制作人什么时候突然就停掉不做了。笔者眼下正在做的一部戏，足足等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正式进行，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我几乎连什么戏都不敢接。有时，编剧为了保险起见，不得不同时接几部戏，因为其中总有戏会黄掉，就算这几部戏同时黄掉也不足为奇；但如果不幸几部戏同时开始运作，那编剧就会死得很难看。

在创作上，代表资本意志的制片方也彻底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减少风险，制片人经常跟风，“借鉴”美国最新电视剧或者克隆国内成功作品。编剧基本都是接受“订单”，再按流程“生产”，很少编剧是自己决定题材内容，或完全独立创作。如果制片人坚定不移要求克隆某部戏或某种风格还算好，怕的就是那种摇摆不定、永远拿不定主意的制片人。笔者的一个好友转型做编剧，就碰到一个这样的投资人，每次她刚写出一个大纲，对方就看中了一部新的热播剧集让她模仿，结果，折腾3年了，她的大纲还没有通过。

当然，编剧也可以选择不跟制片方合作，自己独立创作，但如果你不是王朔或者海岩，就一定要做足够的心理准备：这样做出来的戏很难卖掉。有朋友写了部40集的煽情大戏，卖了4年，尝试了很多种卖法，大家看了都说很好，有人提出让她压缩成27集，有人提出让她改成情景喜剧，有人提出改成百集系列剧，还有人看过之后邀请她另写一部戏……总之，最后还是没有卖掉。

制片方对市场的不规范操作、缺乏行业公会的统一保护和约束的现状引起了编剧市场的混乱。署名权得不到保护，从另一个侧面滋长了“枪手”衍生，而制片方对编剧的打击也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的激化，市面上甚至出现了500元一集的超低价码，甚至催生了专门就拿订金的一个族群。随着房地产商、洗脚城老板等越来越多的行外人士揣着大把票子准备进军影视圈，可以预见，混乱还将进一步加剧。平心而论，制片方要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在筹拍一部戏的过程中，要面临很多变数，但这不应该是把风险转嫁编剧的理由。

笔者的另一个同业朋友吴海燕（《绿萝花》、《完美》的编剧）没有参加香山会议。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准备转型当制作人，她不能署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跟自己过不去。

 

最低尊严：

为什么编剧想当导演

“你是想当编剧还是想要尊严？”

这可不是开玩笑，必须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二选一，想通了再考虑当编剧——编剧是谈不上什么尊严的。尊严对于编剧而言，就如同一个盒饭对于群众演员周星驰同学那样遥不可及。

对编剧来说，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一是你呕心沥血、熬战无数夜晚终于把剧本写完，但对方突然决定不拍了，你的几十万字顿时成为一堆废纸；二是终于拍了，但是被拍得面目全非。编剧的尊严就是拿来蹂躏的，每个人都可以改你的戏，演员就不用说了（经常的情形：不是编剧给演员说戏，而是演员给编剧说戏），还包括发盒饭的场工和女主角的老妈——就因为她曾经当过小学语文老师。作为一个编剧，笔者尊重每个观众的意见，包括场工或者小学语文老师的意见，但我决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能当编剧。

编剧圈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内能给剧本加分的电视剧导演并不多，全部加起来大概也就十来个吧。换言之，除了这十个之外的导演都会以不同程度蹂躏剧本。这个数字也许有点夸张，但导演对剧本的曲解程度却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在此仅举一例。某次无意中跟另一对编剧夫妇一起看他们合写的一部戏，看到一个情节：男主角发现某个女人可能是女特务，拿着枪对准了她，女特务流泪说了一席最后遗言，刚说完“永别了”，枪就响了，女特务倒下死去。我感到特别纳闷：女特务怎么会掐得那么准，竟然刚好在枪响前说完所有的遗言？另外，男主角枪杀她之后难道不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吗？……再看下去，却没有任何后文。那对编剧夫妇同样感到莫名惊诧，终于回想起来，在他们的剧本里，这个女特务是自杀身亡的！

作为一个观众，你已经看到了结果，但你会猜到这个开头吗？！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编剧姜伟已经转型做起了导演。他很注重一些细节的张力，这些细节在写作的时候就已经生长出来，比如手指叩在一个杯子上的节奏，但这又很难被别的导演实现，所以他干脆自己执导。据说，每个编剧的梦想就是成为导演。而每个导演的梦想就是同时成为编剧。

香山会议发起人汪海林对此另有看法：“有人提出，编剧改善地位的最佳方式是自己去当导演，很多编剧就是这样干的，比如王家卫、贾樟柯。但这是不对的，这样做充其量改变的是他们个人的地位。”

 

审片制度：为什么编剧都想在老了以后去审片

制片方的压迫和尊严的丧失远远不是全部。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名词，叫“审片制度”。如果说，制片人和导演都是你所能见到的活生生的现实，那么，“审片制度”就像是一座不可接近的城堡，你永远也不可预知城堡里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指令，会荒谬到如何不可思议的程度。

审片制度对编剧可怜的生存空间进行了进一步的压缩。编剧们在一起，经常交流自己目前在做些什么戏，很多戏的名字只会听到一两次就再也听不到了，因为它已经被毙了。比如，张爱玲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前年黄磊想把它做成电视剧，但没有通过报批，因为有审片人士认为这部小说“格调低俗”。

大纲报批只是第一关，拍摄完之后还要再审，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法控制了，而且，如果不幸被毙损失就更大：所有投资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全部心血都将付诸东流。

《无限生机》拍完后，接到了N条审批意见，其中一条是针对某句带点调侃的台词，男主角嘲讽男二号把“外国娘们”都带到医院来了。该意见认为，这句台词会为中外邦交带来负面影响，要改成“外国友人”以示礼貌。

改台词还是小事，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每年都有不少戏会遭遇审片意见的大面积重创，灾情极为惨重。比如，一部家庭伦理剧，审片意见认为，男女主人公离婚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必须改戏。但整部戏的基础就是做在离婚这条线上，怎么改？据说，有的制片方在看过审片意见后，哭了：改戏跟重拍差不多，还是另拍一部戏算了。

以前笔者也曾纳闷，香港的行业戏很繁荣，为什么内地的行业戏一直没有做成规模？现在才明白过来，做行业戏太危险了，因为行业戏往往还需要由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审片，而每个行业都会发表一些令你意料不到的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发表的意见基本是把整部戏给毙掉。在一部公安戏里，如果把敌我矛盾写得很尖锐，公安部门可能会表示，这是在给我公安干警抹黑；在写教师的戏里，如果涉及负面新闻，可能会被教育部门提出抗议；写医生的戏，如果涉及“红包”和回扣，可能会被卫生部门强烈抵制。审片制度就是一片雷区，你永远闹不清哪一片会被踩响。

当然，还是有回旋余地的，首先端正态度、虚心接受，再修修改改、多加沟通，说不定就通过了。就像广电总局的负责人最近接受采访时说的，他们从来没有枪毙过任何一部戏，比如《吕布和貂蝉》：“《吕布和貂蝉》不叫枪毙，只是提出修改意见去修改，再重新播出。”只不过，有的戏永远也修改不到能够通过的那一步。而且，就算审查都通过了，在播出之后，如果有人提意见，还有可能中途停播。

编剧们在幻想写不动剧本以后最想干的职业时，最热门的选择就是去做审片——多年媳妇熬成婆了，以前吃过多少苦头，现在也该轮到我爽一把了！

 

政策因素：为什么编剧都不吭声了

再聪明或者再愚蠢的编剧都清楚：政策因素是最致命的，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可能，只能附首听命。

2004年由文化政策引起的风暴，就是广电总局出台“涉案剧”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这一禁令。当时正是涉案剧的黄金年代，这条禁令生生地把一批涉案剧给套了进去。曾跟笔者合作过的紫星瑞晨文化公司推出的《无限正义》就首当其冲，正好赶上这条禁令，尽管立即进行了修改，但仍然无缘黄金时段。据投资人和圈内人士评价，这部戏可以说是国产涉案剧的巅峰之作，但由于只能在“非黄”时段播出，收视大受影响。

“涉案剧”遭禁3年之后，大家所期待的解禁令不仅没有到来，反而越来越多。3年当中，广电总局共出台17个通知，涉及古装剧、涉案剧、反腐剧、红色经典和伦理剧等多个剧种。“涉案剧”受禁之后，一方面制片人把重点转向了古装剧（包括古装涉案剧），另一方面则转向了家庭伦理剧。但广电总局的一道道禁令把路子越限越窄。婚外恋题材受限，“第三者”形象受禁，这就砍掉了一大批家庭伦理剧；不能“恶搞”之后，《武林外传》这类戏也就只能昙花一现，很难繁荣起来；红色经典也加强了审批和监控，一把掐断“旧瓶装新酒”、打擦边球的苗头。

古装剧也受到限制，尽管广电总局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下过一份限制古装戏的文件，他们“限制的是古装剧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创作方向和倾向的东西，而不是古装剧。但事实上，尽管只是部分限制，古装剧却突然从香饽饽变成了鬼见愁，最近笔者参与的一部古装戏就突然取消了。正在写一部现代情感戏的朋友王雪静（《妈妈再爱我一次》、《神雕侠侣》的编剧）说，她打算转型写偶像剧，目前看来这是最安全的一种类型。

最近出来的一个通知，就是从2月到8月内，所有卫视的黄金时段要播主旋律。于是近来所有圈内友人都热烈祝贺笔者抢到了一部主旋律题材：《排球女将》。《排球女将》是部青春励志电视剧，不涉案、不古装、不恶搞、没有第三者，要多主旋律就有多主旋律。

有一个文学策划原来是做公安戏的高手，后来改做抗日戏，也播得很火。现在他最担心的是：中日关系、领导人互访是否会影响广电总局的决策，抗日戏会不会也挨上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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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参与《我的美丽乡愁》、《无限生机》、《青春之歌》、《肇事追踪》等影视剧的创作，译有《荒凉天使》《神话简史》，此文刊登于《南风窗》3月上）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四部分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两岸较力的性质

三　阿扁不怕中共的武力恫吓

最近，陈水扁总统给世台会的致辞，之所以提出“走台湾自己的路”、“一边一国”、“公投”等主张，外在动力来自于中共政权的僵硬和打压，内在动力来自阿扁的自信。众所周知，自台湾完成政党轮替的和平大选以来，阿扁频频对北京释放善意，却没有得到对等地回应，两岸关系一直陷入僵局。另一方面，中共既不放弃武力威慑，又加紧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最近以1.4亿美圆买来了小国瑙鲁的建交，很伤阿扁政府和台湾人的自尊。所以，作为台湾民选总统，对此做出比以前更强硬的回应，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味单方面释放善意，不仅无助于打破两岸僵局，而且很有些屈从于武力恫吓之嫌。中共表面上很要面子，但内在本质的虚弱和无赖，必须有强刺激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的话，台湾人永远不会知道北京的真正底线！

阿扁明确宣示“走台湾自己的路”，因为他知道“台湾的民主之路、自由之路、人权之路、和平之路”，也是全世界各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大陆人民向往之路。阿扁要分清“一边一国”，因为他只是尊重历史的既成事实：中共从执政的那一刻起，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人一直以管理主权国家的方式建设着台湾。这一既成事实也为世界主流国家所默认，实际上中共决策层的心中也非常清楚。

阿扁不怕最引起争议的公投呼吁，因为他相信：第一，自由制度之下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这一权利是神圣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强制剥夺；他相信2300万台湾人的辨别能力和责任能力，面对台湾的未来选择——独立、统一和维持现状——他们不仅能够明智地权衡利弊，做出有利于台湾根本利益的选择，而且能够对自己所选择的未来负责；而且，在事关全体人民未来福祗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未来归属问题上，公投肯定是最公正最和平的解决办法。台湾对大陆的最大优势是道义上制度上的优势，而公投在道义上和制度上的理由之充足，几乎无懈可击，符合台湾的自由制度、普世人权价值和国际的规则与惯例：不管将来两岸关系以何种方式解决，都必须征得全体台湾人民的同意。

第二、阿扁心中有数，自从美国从五十年代初介入台海事务以来，台湾问题就超出了内战遗留下来的两岸对峙，也超出了中国内政，而进入日益全球化的大国战略的范围，牵涉到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大国之间的较力及其战略利益，是极为复杂的多变角逐。所以，两岸关系的最终定位及其解决，不是两岸自身所能决定的，双方的任何单独政策调整都必须符合大国的全球战略。中共的武力威慑也好，岛内的台独趋势也罢，皆无法决定两岸关系。如果两岸开战，其性质也不再是内战，可能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环反应。

在这种大国之争的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共对台湾，尽管在表面上处于优势（实力以及合法的国际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同盟之中，现在地西方同盟又在实力上和道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冷战结束后的中共政权，已经变成了共产集团崩溃后的遗孤，在实力上、在道义上、因而也在战略上，明显处于穷于防守的绝对弱势。何况，目前又是美台美俄日美印之关系全面提升的时期！

由于目前世界局势的演变还没有达到最后摊派的地步，也由于中共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一方面，形成对中国的柔性战略遏制（包括经济上的和平演变在内），另一方面要求两岸维持现状，静观中国的未来变化。中国如果满足了西方的正面期待，向着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演变，两岸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西方联盟也就赢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战略利益，自然乐观其成。如果中国向相反的方向倒退，进而挑起台海战火，西方同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柔性战略遏制将变成刚性战略围堵，用强硬的实力向中国说“不”，并可能借此终结中共的一党独裁。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激进行为——中共动武或台湾独立——都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为那将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提前摊牌，美国也就被提前逼入了成本高昂的背水一战。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台海危机提前引爆，所以不会支持极可能破坏其全球战略时间表的台独公投，更不会允许中共的武力犯台。

第三，对中共政权的内外处境，阿扁显然心中有底：北京不会有过于激烈的反应。因为，1，以大陆目前的真正实力和真实的军心民心，中共高层对武力攻台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便当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陆人对解决两岸关系方式的内心所想，肯定与中共一贯宣传相距甚远，加之现在的大陆人都很犬儒，心口不一的分裂人格普遍存在，越是高喊打烂台湾的匿名爱国者，可能就越是行动上的矮子。所以，即便提出对未来公投的呼吁，大陆的主流民意也未必就是真心赞成武力攻台。2，中共已经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维护政权稳定乃最大利益和核心目标。所谓“民族大义”，不过是实现一党利益的工具，有利则用之，有损则弃之，至多是动口而不动手的犬儒主义。现在，对阿扁挑战的过激反应，必然引起国内外的强烈震动，显然不利于稳定第一的执政方针。3，中共本身的权力交接正处于关键时刻，在未来的权力布局没有稳定之前，不可能对台做出过激反应；4，很想去小布什的德州农场做客的江泽民，已经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承诺，而且很可能是江泽民享受美国总统如此厚待的最后机会，江不可能在此之前做出有损中美关系的举动。5，在当今世界上，中共的野蛮残暴和毫无信誉，不可能结交真正的盟友。如果中共因此而真的武力犯台，必将为国际社会所唾弃，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当武力攻台的第一枪打响，中共就会发现自己的身边没有一个盟友，甚至连金正日和卡斯特罗也不会为江泽民站台。5，中共害怕台湾公投，实际上是害怕民心所向，尽管中共自我宣称：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但是中共心中非常明白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讨厌独裁的大陆，起码不想在独裁社会没有民主化之前谈统一。如果中共真如其口头所言，也有阿扁政权那样对民意的尊重和对人民的信心，何必害怕公投呢？

基于对台湾主流民意的信心，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对中共本性的了解，阿扁断定，这是正面表达台湾主流民意的最佳时机，因为心虚的中共面对来自民主台湾的正面挑战，最激烈的反应，也就是象李登辉时代的大规模军演而已。

2002年8月7日于北京家中

 

林达：题外的话：

面对一个政治转型前的专制体制，我们每个人取什么方式来思想和表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单一答案。在我看来，香港的金钟（开放杂志），是香港作为自由城市的标志性存在；同样，当年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一把野火，坚持要在主流大报上合法地发表，也具有其深刻的考量。金钟和龙应台，我认为，你不能说谁比谁在道德上站得更高一点。抢占道德制高点，是革命年代的游戏规则下的引论，革命成功后按照道德制高点的高度论功行赏。诉求民主制度的人们，理应是另一种游戏规则：合法的表达是每个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每个人为自己的表达负责任。

在我看来，专制体制下龙应台式的表达，并不比金钟式的表达更容易一点。

也许，有些可敬的朋友对我在国内的发表很是不屑。这不要紧，真的不要紧，我本来就不是写给这些朋友看的，即使这些朋友想读，我要知道了也会劝他（她）别浪费时间去读。我对我的读者，自然是“选择”了的，我的读者在国内，我是为我的读者写的。

可是，现在国内意识形态管理者也很聪明，他们发明了“文责编负”的招术，不惩罚作者，却惩罚编者，用不留下书面记录的电话通知，来强令约束报刊，逼得编者自律。于是，作为作者，并不是你说“文责自负”你就能负了，你想负责就让你发表了。我深有体会。几乎是每一天，我都感受到“话题很多，无话可说”的艰难表达处境。这种艰难，属于大陆中国全部读者和作者。这是一条非常狭窄非常压抑的道路，言论层面的窒息，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人群的精神层面和人格层面。

在这样的处境下，也许有朋友选择了不写，或者只在网上写，或者只在海外写。我尊重这种选择，就像我从来就高度尊重金钟先生的选择。不过，我们必须理解，这种选择其实是对读者的选择，你只不过是转向了另外一些读者而已。

而对我来说，无论怎么艰难，仍然有对我的读者作出表达的空间。即使是戴着镣铐，我照样是可以舞蹈的！

于是，我写过一些自己看了也很不满意的文章，下次我却还会写。于是，我看到经过编辑修饰以后我更加惭愧的文章，我却从不向编辑抱怨。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继续表达。

于是，我的电脑里出现了投给报社却最后被拒绝的废稿。有些废稿是投出去立即被拒绝了，有些是拖了几个月，在编辑部经过争论以后，仍然不敢发而作废了。我们舞姿丑陋，我们戴着镣铐。我们戴着镣铐，但是，我将告诉我的读者，告诉我的编者，告诉那见不到的专制执行者：我们依然会舞蹈的！

下面就是我曾经投给报社的一篇“时评”，编者的回音是：我们不能发。这不是这个坛子上大家感兴趣的道德文章，请把它当作国内报纸的读者读的豆腐干新闻评论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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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立法还要等到哪一年？

林达

2007年刚刚开始，在报上读到一条新闻。一位叫兰成长的35岁中年男士，受聘《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试用”期间，在采访浑源一家无证开采的煤矿途中，光天化日被身份不明人士打死。据报道说，矿主目前在逃。据兰的家人说，兰随身带着中国贸易报社的新闻工作证，以及一份记者站的采访介绍信，可是也有人对兰的记者身份提出质疑，大概“试用”期间不能算是报社的正式记者。巧的是，兰成长去浑源的同一天上午，大同市有关部门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有关部门”的一位官员说，这是巧合，两件事情没有联系。可是在我看来，两件事情都指出了一个我们回避几十年的事实：一个大国，没有新闻立法是不行的。

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于世界前列，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出版和娱乐业之“旺”，世人有目共睹。媒体广告，名人轶事，手机短信，互联网信息，铺天盖地，已经成为经济崛起的支柱产业。与此相关的犯罪，诉讼，丑闻，由于新闻而酿成的新闻，也时有所闻。如此涉及公权力和个人权利，有关社会公平和安定，牵涉千家万户利益的新闻媒体，其中有关的单位个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出了事情和争议，由什么部门来，按照什么法规法条，经什么程序处理，总得有个大家都服的规定。这就是新闻立法。可是，我国却是今日世界大国里，绝无仅有的没有新闻法的国家。

就说兰成长被杀一案，报载“山西省委书记已对此作出批示，要求当地公安部门严查此事，组织力量尽快破案”。这样一个案件，为什么得有省委书记来批示呢？如果没有省委书记批示，又会怎么样？省委领导是不是一定要批示？如果一件杀人案的处理要靠省委书记批示来驱动，那是典型的人治。可是，没有立法，哪来的法治？

再看大同市的“通告”。通告是由“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工作领导组”、大同市公安局和大同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下达的。这三个性质不同，隶属关系不同的机构，是根据什么法律来下达这样的一个通告？通告又是什么性质的文件，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权威？合法性来自哪里？

去年，温总理向文学艺术家们呼吁，讲真话。三十年前，在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最有体会，一定要鼓励讲真话，不讲真话误国害己，害死人。可是，如今我们还是知道，讲真话最难。当记者的，讲真话最危险。新闻媒体业，真话官司最难打。原因固然非常复杂，难以一句话说清，可是，没有统一的严格的明确的新闻法，无疑是第一明显的原因。没有新闻法，就没有讲真话的制度保障。没有制度保障，连你自己都不能保证敢讲真话。

当然，有了一纸法律条文，并不等于有了法治的制度。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新闻立法，铁定没有法治的制度和秩序。这就是如今新闻媒体业，要么不出事，出了事情，不论大小，总是众说纷纭，等着上面“有关部门”批示才能解决的原因。而这个“有关部门”应该是哪个部门，也没有一个定规。如果上了法庭，谁也不知道会怎么判，因为这一切，都没有法律规定。

新闻媒体的立法，不应该再等了。有了新闻法，才能理清新闻媒体各行各业和国家民众的权力与权利关系，你有什么权力，我有什么权利，才说得清楚。政府，单位和个人，才能规定什么是合法可做的，什么是非法禁止的。有了明确的规定，上面的有关部门，下面的黎民百姓，言行才能有规则。破坏法律规定的言行规则，不论是“有关部门”，还是记者或平民，都同样是非法违法的。怎样的非法行为，将启动怎样的法定程序，由什么部门来按照什么法规处理，必须都有规定，人人一视同仁。这样，何必大小案件都要省委书记批示才行？反过来说，不论是上面有关部门，还是企业或个人，对自己的权力和权利都有确定的认知，知道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那么，在合法的范围内的合法行为，就有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侵犯了你应得的法定权利，国家就会站出来，警察一定会来保护你，法庭一定会启动程序，为你寻找公道。

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才会有说真话的保证。一个大国，那么多的记者作家，能不能说真话，其实主要仰赖着制度。这个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就是新闻立法。如今是2007年，新年第十天，一个记者被打死了。可我国的新闻立法，还要等到那一年呢？

 

太子党代表习近平空降上海，前总书记江泽民爱将张高丽进驻天津，与一系列牵涉山东、浙江与广东的人事变动都凸显了胡锦涛在十月将召开的党十七大的主调，就是无论政策与人事都务求四平八稳；中共将进入苏共后期勃列日涅夫式的「超稳定」时代，表面上是「和谐」与歌舞升平，实质上很可能是一潭死水，即不进取也缺乏突破的闷局。胡总说过，国家和谐建基于党内和谐。十七大重头戏的人事布局大致已笃定：胡派（包括共青团派与「西北帮」）与太子党以及技术官僚平分秋色。为了搞平衡，胡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取得默契，在胡派人马占「起码大多数」的前提下，让曾推选一部份曾系人马和「信得过」的高干子弟，甚至老江的旧部晋升高位。其中曾的死党，政治局委员兼公安部长周永康大概会进政治局常委，取代罗干政法书记的位置；同是曾嫡系的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已被委任浙江书记。除了习近平外，其他太子党如薄熙来、张高丽等亦分得一杯??。温家宝也会提升好几位受到温与前总理朱镕基提拔的财经专才，包括发改委头头马凯与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

代价是不能大刀阔斧

当然，领风骚的还是胡的亲信，包括辽宁与江苏省委书记李克强与李源潮，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等。表面上胡总「和稀泥」治党是照顾了各山头的利益，但代价是干不了大刀阔斧的事。例如调查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一案，中纪委要兼顾各派系的面子，迟迟没有结论，看来要拖到十七大前的七中全会才有定案。更重要的是，胡总没有用他的「一哥」地位支援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或改革的声音。前不久温总在新华社发表的文章与在人大中外记者会中，首次说明民主、自由是「普世性」价值，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温同时高调提倡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份集中等。温总的民主观比起他的旧老板赵紫阳异常温和，但遭到党内包括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长春的间接抵制。李素有打击舆论的恶绩，假如胡总为了「和谐」而让他留在常委，将进一步拉改革的后腿！

 

三月二十五日是欧盟创立五十周年。德国是欧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因而纪念欧盟成立五十周年的活动在柏林举行。纪念活动场地就在勃兰登堡门内外的大街上。菩提树下大街一路竖起许多角状的海报宣传柱，内容是有关欧盟五十年历程的照片和文字。菩提树下还有一些演艺活动。一个风笛演奏者，右臂上方有一条红杠，上面写吁「西约克郡」字样，大约是一个英国流浪艺人。勃兰登堡门内左侧，是美国设的一个摊位，一面巨大的星条旗招贴画上写吁「美国欢迎欧盟第一个五十年」字样。这是我看到的最突出的一个国家摊位。勃兰登堡门外是宽阔的六月十七大街，大街两边是两行白色的尖顶帐篷。它们或者是饮食摊位，或者是一些国家或组织的推介摊点。

欧盟活动办得像庙会

网上的消息说，欧盟各国的领导人来柏林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勃兰登堡门口的露天大萤幕上，默克尔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大门以东不远处，路南有一个宾馆戒备森严，可能是各国元首们下榻的地方，大约默克尔总理就是在那里接受采访。大门内外大街上，摩肩接踵，数万人是有的，那个热闹劲儿，跟北京的庙会有一拼，而且他们吃东西的劲头儿也像北京的庙会。欧盟五十周年纪念办成「庙会」，不禁令我联想起中国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年会，以及去年十一月初北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海是怎么办的，我不清楚，北京是每个居民小区都安排戴红袖箍的「小脚侦缉队」巡逻，老眼昏花，高度警觉，严防坏人在论坛期间搞破坏活动。许多访民被驱逐出北京，连我堂堂焦国标也被当成潜在的坏人劝出北京躲论坛。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想对胡锦涛主席发发驴脾气。您又吃过猪肉，又见过猪走，您也看看人家德国是怎样办国际政治纪念活动，咱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把上合组织年会或中非论坛之类办成庙会似的群众的节日？火车不是推的，文明不是吹的，就凭这一点，说中国是一个反人民、怕人民的反动政权，一点都不亏。

焦国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

首发苹果日报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普及，对财产权的探究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在市场经济时代之前，财产权不仅是一个极端贬义的概念，而且几乎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现在，财产权的概念，在公共舆论中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进入了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日常语言工具书。不仅如此，《词典》还能用中性的语言来定义这些概念，这样的变化说明社会在进步。

在一次查阅《现代汉语词典》中，偶然跃入我眼帘的“财产权”词条，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根据《词典》，财产权是：“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如所有权、继承权等。”《词典》把财产权归结为某种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民事权利。这使我联想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把对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的事实。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如果财产权仅仅是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民事权利，为什么非要把这样的普通民事权利写入宪法呢？由民法来加以规定不就可以了吗？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把对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是不是意味着：要么这些宪法多此一举，要么财产权的本质不在于它是一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从财产权概念的起源来看，这个概念，与许多其他民事权利（如债权、继承权）不一样，不是由法学家或民法学家们提出的。弘扬财产权概念最有力的，在西方早期和近代通常是一些与法学毫无关系的哲学家，如约翰·洛克。他不是从民法，而是从天赋人权、政治正义和有限政府的角度来论证财产权的本质的。在20世纪，一些经济学家也挑起了诠释财产权的重担，有趣的是，其中的佼佼者们既不是从法学也不是从经济学而同样是从政治正义和宪政的角度来阐发财产权的，如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这样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家。

财产权首先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包括政治权利与法律权利在内的众多权利的基础。各种各样的自由都与私有财产的安全紧密相联。在视财产权为基本权利的观点看来，把财产权理解为经济权利、尤其是福利权之类的民事权利，在财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乃至经济制度之间划等号，其后果是把财产权狭隘化了，这是对财产权作为文明社会的价值支柱的矮化和削弱。

财产权，作为天赋权利，来自人的天性、来自人格的权利。财产权中的人性依据从以下的事实中明确无误地折射出来：每个男男女女都有自由追求个人目标的本能，对财产都有内在的需求。对财产的取得与支配深深地植根在人性之中，而这些又来自于人的生存本能。人的天性中都有向上的驱动力，希望过更美好、更称心如意的生活。试图消灭财产权者所动用的巨大的强制手段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种天性的强大与顽固。一个健全的人包括三个位格：主格、宾格和所有格。其中，主格与所有格都离不开“占有”（财产）的资格。剔除了主格和所有格的人格不仅不是健全的人格，而且只剩下被占有、被支配、被奴役的位格：宾格。

前人说过：财产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卫士。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自由。杰斐逊曾指出：财产权是人性的必然产物，因为人生来就是业主。我理解，这个“业”是人的“自身”，也是满足人的生存所需的各种要求及相应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财产。所以，最基本的人权是人自我拥有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切权利都可以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理解。当人们失去财产权的时候就失去了对自己的支配权。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财产权。例如，迁徙权来自于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言论权来自于支配自己嘴巴的权利；信仰权来自于对自己良心的支配权。财产权作为一项普遍的权利，是人人无分贵贱享有的平等的权利，是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同等保护的权利。

不仅如此，每个人的正当财产是每个人的自然延伸，西谚里有“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的正面论证，中国人有“打狗还得看主人”的反面论证。离开了财产，每个人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所以，财产权首先是来自天性的根本权利，其次才是民事权利，而不是相反。财产权首先既不是私法概念，也不是公法的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政治正义的概念。在根本上，财产权是即使任何法律都不承认、我们也拥有的权利，因为财产权是来自人的天性的天赋的权利。要改的不是要天然拥有财产权的人放弃财产权，而是要把不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改成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在没有法律的地方，财产权没有保障；在法律不保护财产权的地方，财产更没有保障。

人类文明走过的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人类对财产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上，不喜欢财产的人不能说没有，但至少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大梦初醒之后，大梦初醒之后的好货逐利的冲动无视一切阻力而勇往直前。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占有一定量的财富。财产权本应是每一个想活下去的人都应堂堂正正享受的权利，奇怪的是，尽管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宪法和法律都程度不同地承认了财产权的正当性，但是在思想观念中，人们对财产权仍然怀着深深的傲慢与偏见，心仪之而口非之。这或许应了一句老话，爱之愈切，责之愈烈。即使有勇气承认财产权正当性的人往往只是把财产权当做一项应受到极大限制经济权利；否定财产权的人则把财产权当做人间“万恶之源”，必欲连根铲除而后快；却很少有人愿意从经济、法律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财产权，从政治和社会哲学的角度去考察财产权与人类文明的互动关系，具体地说，考察财产权是如何促进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