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熟悉他的美国人马歇尔、司徒雷登称之为“中国的甘地”，他对东西文化的认识，他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为抗日救国奔走的热忱，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致力于推动国共和谈等言行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关于他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字了，包括大部头的传记、评传，然而重点都放在他1949年或者1953年之前的思想、活动上，也就是他的后半生，对其晚年的人生和命运语焉不详。刘克敌先生曾研究过陈寅恪，但他对梁漱溟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怀，他的故乡山东邹平就是当年梁漱溟搞过乡村建设的地方，早在20多年前他就读过梁自费出版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当时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性人物还健在呢。20多年后，他终于执笔完成了《梁漱溟的最后39年》。
1949年的梁漱溟其实只有56岁，对于未来还有着一肚子的雄心和大志，他在当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自负地说：“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类似的话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正在那里办《光明报》的梁漱溟脱险归来时也说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自始至终，他都认为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目光向下，身上有一种宗教徒一般虔诚的理想主义。所以直到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时，他面对“哲学家”的称号，在1987年的一次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诚恳地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他的这番自白让与会的文人雅士大跌眼镜，也让那些吃哲学饭的专家学者不无尴尬。
不过，严格地讲他的事功都只是前半生的事，说“一生的实践”并不准确。从1950年进京之后，他一生的事业实际上已结束，他不可能再去从事乡村运动，在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执政党面前班门弄斧。特别是1953年他在政协会上发言为农民仗义执言：“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并因此与十几年的旧交、同龄人毛泽东发生公开的“雅量”冲突，从此他由昔日的座上沦为批判对象，开始过起闭门不出的生活。
半个多世纪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对作者说，毛泽东1953年为什么会对梁漱溟大发雷霆有两个原因，一是毛一直希望其父亲参加政府工作，并以他在民主人士中的影响发挥作用，帮助推行各项政策，而他当时却有看看再说的念头，多次表现不积极，毛失望。二是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政策不是那么服气，毛认为有必要给予警示。他的发言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加上众所周知的毛、梁关系，毛认为拿梁漱溟开刀、进行批判可以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个解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比较有说服力。
不过也因为梁漱溟早在四年前就中箭落马，所以平安地避过了1957年，和他当年一同发起民盟的同伴几乎无一幸免。然而他照样没有躲过“文革”，他的家被红卫兵占领，罚跪、游街、批斗，古稀老人忍受了一切人身侮辱，但当他视同性命的手稿几乎不保时，他受不了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没有参考书，凭着记忆，他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写出了《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完成了《人心与人生》，多年后正是这本书感动了年轻的刘克敌。还有一件世人熟悉的事，1974年，当声势浩大、人人表态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八十高龄梁漱溟终于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以两个半天的时间侃侃而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公开直言“林彪没有路线，……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些话放在今天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是危言耸听，迅速招来了小会、大会连续不断的批判。但他始终不屈，而且留下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回答。
《梁漱溟的最后39年》提供了一个曾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漫长的后半生中许多重要的细节，从那些细节中窥见他的性格和时代的冲突、性格和命运的联系，其实更重要的还不是性格，而是时代的因素，当然，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与顾准、林昭等相比，他对时代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洞若观火，但不能否认他身上的凛然风骨，那种“浩然之气”，他对接续中国文化的自觉更让后人感叹，“文革”风雨中，他面对浩劫，写信向毛泽东求助时，关心的却不是人身的安危，钱财、衣物的得失，而是手稿。他说抄家时被收去的书稿如不发还，就无法续写，这无异于宣告他的死刑，在他看来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
